她说依照阿书的回想,Andre未来的老婆会像这样

“早上好。”问好的是个清醒的男人。清醒的美国男人。
我感到我很快会认出这嗓音的;这沉着、从容,有一点儿寻开心的嗓音。我随口还了声问候。他却乐起来。
“怎么?这么快就忘了?……”他笑着说。
我脑子猛然一阵蠕动,有些晕眩。是理查·福茨。便衣福茨。讲英文的理查不那么规规矩矩,有些痞,像那种时常揩女人油的男人。
他说:“我想你一定是早飞的鸟。我没猜错吧?”他得不到我的答复,马上接着说:“这个时间给人打电话不算惊扰。我没惊扰你吧?”他似乎明白自己挺招人烦,但他不得已。
“早上好。”我说。我还能说什么? “是我把你吵醒的?你不高兴了?”他问道。
“我工作到半夜两点。不,早晨两点。”
“你现在不想跟我谈话,是吗?你要我迟些再打来吗?”他的体谅完全像真的。
“你谈吧,我听着。”你的身份、职业让你很习惯自讨没趣。
“我可以晚些再给你打电话。” “好吧。
便衣福茨大概就是想测试一下窃听器的功效。正要挂电话他又叫住了我:“噢,对了,昨天你说到认识戴维斯是在华盛顿市郊的高速公路上,是几号高速公路?”
“我说了我是在地铁站认识戴维斯的。”你别想趁我缺觉钻我空子。
“难道我记错了?”
“有可能的。”我可不愿冒犯你。我的口气还算文明,应付着一个明显的无耻讹诈。
“可是,安德烈·戴维斯的口述,和你的完全不同。”
“不会的。”你晚了一步,我们昨晚已立了攻守同盟。
“怎么不会?昨晚十一点,我打了电话给他。他告诉我,你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高速公路上。”
我的瞌睡顿时消散。十一点,那是在我和安德烈通话之后。安德烈从来不在晚上十点之后给我打电话,他帮我做个守纪律有教养的房客。他此刻一定十万火急地在给我拨电话,可线路给便衣福茨抢先一步占了去。
我说:“你昨天问的是认识。相遇不等于认识。我和你昨天相遇,可我敢说我昨天已认识你了吗?”我的声音平和,逻辑也不差。
便衣福茨嘿嘿嘿地笑起来。原来这个体重不到一百磅的中国女人并不好诈,斗智也够他斗一斗。
“好,很好。”理查·福茨说:“的确是这样,认识一个人没那么简单。咱们再回到高速公路吧。你记不记得是第几号高速公路?”
“不记得。” “大概在哪个位置?” “我对华盛顿的地理又不熟悉。”
他沉吟一刻,又找出我一个碴子:“可是你想,高速公路上怎么可能呢?你想想看,车流量那么大,车速那么快。你们怎么可能碰面,除非他的车撞上你的车。”
“差点儿。” “什么差点儿?”
“他的车眼看就撞上来了。不过他车闸很灵,一踩就刹住了。”我的英文够坏的。坏英文也有便利。
他又是一个停顿。然后说:“你的车当时咽气了。” “是的。”
“车要在主要高速公路上咽气,就要命了。可车偏偏常在最不是地方的地方咽气,对不对。所以你只能认了:完蛋了。”
“我们就是这么说的。” “怎么说的?” “我们说:完蛋了。” “你们是谁?”
我怎么把阿书扯进来了。 “我的一个熟人,不相关的。” “那个熟人是女的吗?”
“她和这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他以随便的口气打听阿书和我是怎样的交情。同时在迅速地推断,我竭力掩护的女熟人可不可能是扯皮条的:存心让车在那段路面上咽气,存心让安德烈·戴维斯的车撞上来。我一一回答着无关痛痒的问题,同时也在迅速分析:我这样玩命遮掩阿书,是不是恰巧在坑她。阿书并不怕麻烦,麻烦给了她一次又一次机会,让她证实自己处理麻烦的才能。在处理麻烦的忙乱中,她自豪她生活的充实。到美国的第三天,我交纳了三笔考试费用之后不留分文,不得已提出向她借五百块钱。她转眼向别人借了五百块给我。后来的日子里,阿书在向我索债和去她熟人那里争取拖欠这两桩事情中,甚至在拆东墙补西墙的业务中,一而再、再而三让别人和她自己认识到,全仗了她的金融才干,大家的经济和友情往来才变得如此熟络。每一件对于麻烦的处置,都会给阿书留下漂亮的记录。经过以上分析,我以平淡的口气告诉理查·福茨,他尽管去麻烦我的朋友阿书。
“她可以为我作证,不单单在这一件事上。”
“太棒了!”理查欢乐起来。他们这个民族很会夸大自己的一点好心情,一点儿小小的得意。这个民族的情绪高昂得令人怀疑。
果然,半小时后,理查·福茨又打电话给我。我正在浴室里刷牙,牧师太太眯着睡眼把她床头的无线电话递给我。我啐出牙膏沫,听见理查·福茨说阿书的说法和我出了分歧。我来不及用水涮掉牙膏沫就问他哪里出了分歧。他说根据阿书的记忆,我们当时是在马里兰州的一条小路上,并不在高速公路,我们的车的咽气地点以及我和外交官员戴维斯的邂逅地点是在马里兰州的一条小路上。那是条美丽、透迤、枫树密集的小路。我听着他突然变得诗意起来,不知他想干吗。我抓紧时间漱了漱口。刚才不当心咽下去的一口牙膏,正在我喉管里划一根清凉微辣的线。
“那好吧。就算是在马里兰州的小路上。”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油水给你捞。“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讲过的一句话,人的记忆花招很多。”
他是要我认账,我利用记忆的花招耍了花招,而我的花招已被他识破。一条是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一条是树荫隐蔽的幽静小路,对一场可疑的邂逅,难道能让他相信,只是记忆的误差?只是记忆在玩他,甚至也在玩阿书、安德烈和我?
我说:“行,那你去相信我的女友吧。”
这时我已在一答一对中完成了洗漱,回到了卧室。我找出衣服来,打算换下身上的绒布睡衣。
“你认为她的记忆没有花招?”他问,听也听得出他笑眯眯的。 “你认为呢?”
我脱下睡衣,一条胳膊绊在餐馆的制服袖子里,大半个身体晾在空气中,马上冷却了。这点也体现了牧师夫妇的勤俭美德。他们在进被窝之前必定关掉暖气。
“我认为?”理查·福茨说,“要你是我,你会怎么认为——你、戴维斯、你的女友,说的是三个不同的地点。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不明白。” “就是说,你们当中,必定有两个人在说谎。” “噢。”
我的声音听上去比较无力。受挫的感觉从电话线传过去,理查·福茨在那边觉得很来劲儿。他冷冷的兴趣也顺着电话线传过来。我说:“对不起,我正在换衣服。我马上给你打过去行吗?”
他知道我想溜,要不就是想喘口气再来好好同他周旋。他说:“你换吧,我可以等着。”
他的意思是绝不给我缓冲、调整的间隙,他宁愿在我跟前守候。我把话筒放在写字台上,脱下另一只睡衣的袖子。我看见自己肌肤白里透青,一粒粒鸡皮疙瘩又大又饱满。在冷空气中,餐馆制服的假绸缎质料显得僵硬而冰凉。那是国旗的大红色和暗金色交织的图案,假得实实在在,一点儿冒充真货的企图也没有。这样的廉价东西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特色。一切低品格、廉价的东西都被当成中国特色而允许存在。你可以低俗廉价,只要你自己对低俗廉价认账,就随你去。我打工的餐馆就让我们大胆地俗艳,让它自己坦荡荡地廉价,以俗艳廉价收买浩浩荡荡的异族食客。我真不愿意去触碰它——那经纬里渍透了低档菜肴的气味。各民族的低档菜肴都是这股油腻得让人反胃的气味。
这时搁在写字台上的话筒轻轻响了一下。像是那端的人打翻了什么,打翻了半杯咖啡,或碎了一个盛麦片粥的碗。他真的在等我换衣服。理查·福特真的一声不吱,眼睁睁等着这个中国女人更换衣服;他瞪着她片片断断的裸露,闪闪现现的私处。气氛中的侮辱使我动作更加缺乏准确。我脱下绒布睡裤,却找不到合适的内裤,赤裸的两条腿扭绞在一起,在特务福茨轻慢的冷冷神色下,它们你掩护我我掩护你,陷入了绝望的慌乱。
我忽然想起洗净烘干的衣服仍留在地下室的洗衣筐里,所有的内裤都在那里。我只得找出一条原打算丢弃的短裤。它是浅黄色,最初很可能是乳白色。假如任何人对我的穷困尚未彻底信服,这件短裤足以除去他最后的怀疑。我尽量缩小动作,怕难听的之声从话筒传过去。这场面已相当狼狈,特务理查实在够损的,居然就这样稳稳地守着,等着我又脱又穿,手忙脚乱。他面带寻开心的微笑看黑色假缎子宽腿裤怎样一次次从我腿上滑落:餐馆制服是按最胖和最瘦两个极端之间的尺寸做的,因此谁穿都费事,谁穿上它看去都长了副十分马虎的身材。黑色话筒不动声色地看我在裤腰上别一根巨大的别针,总算阻止了裤子的下滑。理查·福茨居然一点儿也不难为情,就这么干巴巴等我从内到外地脱衣穿衣。
“换好了吗?”黑色电话沙沙沙地说。声音好狎呢。
我停止了一切动作,看着它。不能想象执行保卫国家的正义使命的理查·福茨会有这样的见鬼声音。那声音从送话器细密的小孔里“咝咝”地冒出来。将浮在桌面上那层极薄的灰尘轻微吹动。
“哈罗?你换好了吗?”
黑色电话里的理查·福茨“咝咝”地同我耳语,同我挤眉弄眼。我觉得他一定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了;我的赤裸,我的羞耻,我的最不该示人的女性动作,我的丑陋的浅黄短裤。
我抓起话筒:“哈罗。” “你们三人间,到底谁说的是真话?”
“对不起,我要去上班了。我得挣钱。”
“其实我只想跟你随便聊聊。这绝不是正式讯问。”
我不语,对着墙上的椭圆镜子飞快地梳着头发,梳了一半,再把电话换到右手,梳子用左手握着,梳另一半头发。
“是不是你也跟不少美国人一样把FBI看成反派?”
我企图用一只手把头发绑成马尾,却一再失败:“噢,美国有不少人把你们看成反派?为什么?”
“他们选择好莱坞的操蛋编剧、导演的立场。这些编剧和导演实在没丑角了,就弄出两个FBI到他们的故事里去。”
“对不起,我必须赶八点的地铁去上班。”我说着,一只手挖了点儿底色抹在脸上。餐馆老板对化妆化得好的女雇员没那么凶恶。
“……如果我让你害怕,我很抱歉。”理查声音诚恳起来。“我个人对你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可我个人在这个案子里不算数。”他既诚恳又婆婆妈妈:“我的意思是,我完全赞同你和我们的优秀外交官戴维斯恋爱。”
我拿出袜子,用一只手往脚上套。这个唠叨得没完的电话非常碍手碍脚:“谢谢。谢谢你的赞同。”
“哪里的话。”
我出了地铁站就狂奔。不过还是迟到了四十分钟。四十分钟的迟到在餐馆严格的考勤制度下就算半旷工。只有一半工资。理查·福茨该对我的经济损失负责。老板暂时没注意到我的迟到,他和我的一位女工友正在吵架。女工友四十多岁,从来不肯把长波浪束到脑后。老板在一盘菜里扯出一根一尺多长的弯弯曲曲的头发,要她赔那盘菜的钱,她自然不肯赔,俩人便由此吵闹起来。由于他俩的吵闹,其他工友都心情很好,面孔都因享受了难得的清静而变得眉舒目朗。
中午十二点,每张餐桌都坐得满满的。我一眼看见一个不很高大的身影混在人群里。理查·福茨装得极好,似乎他和我的不期而遇让他过度惊喜,以至他明目皓齿的笑容里出现了一丝放肆。
我捧着的托盘上放了六盘菜和六杯饮料,对他撇一下嘴。他穿着米色风衣,紧紧束着腰带,因而从肩到腰的形状极见棱角。得承认,脱离了杰克逊街×××号的大背景,单单来看理查·福茨,他相当英俊潇洒。他的笑容该属于一个法学院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他像是刚结束繁重的学习,尚未来得及长起美国式的膘,浑身是年轻的敏捷。他以那敏捷脱下风衣,搭在椅背上。他的座位不在我负责的四张桌。他微笑地从领位小姐手里接过菜单,从他嘴蠕动我读出“谢谢你。这是个迷人的餐馆。”领位小姐欠身,他对她说了一句颇长的话,一只手不太经意地挡在嘴旁。领位小姐突然转脸来看我。她脸上的神情带淡淡的醋意:你要打听她吗?

安德烈用中国话对我悄语:快夸夸她的孩子。 我马上说:你的孩子真可爱。
她说:谢谢。
她再次捡起奶嘴,说:没想到会这么近的和一个中国人坐在一块儿吃早餐。她脸上是经历奇遇的表情。
我笑笑。你的孩子真可爱,简直是个天使。 安德烈说:你不会别的词儿?
她说:谢谢,谢谢。她把胶皮奶嘴在衣服上蹭一蹭,塞进孩子嘴里。欢迎你来华盛顿。她说。
谢谢你。我说。
她从侍应生手里接过菜单,眼睛却仍看着我。她说:你喜欢美国早餐吗?
很喜欢。我说。
安德烈对她说:对不起。他脸转回来对着我,说:他要问你取消谈话的原因,你就告诉他:这毫不关他的事。你来这儿看我,纯属私人的事;你是来和我约会的,约会是该反犯罪最高机构过问的吗?
就说这和他无关? 本来也和他无关。
可是这样回答是不是故弄玄虚?我和安德烈讨论着。黑姑娘明澈的大圆眼一时看我,一时又看安德烈,我们笑,她稍稍迟疑,马上就跟上来,笑得远比我们好。
什么叫故弄玄虚?安德烈碰到中文中的成语偶尔会有点儿问题。
我解释说:故弄玄虚就是吊人胃口。
他说:噢。他在把这个成语仔细储藏到记忆中。吊胃口有什么不好?我不反对人家吊我胃口。
我觉得他对某些中文词汇的理解还是有微妙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们,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视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轻十岁,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长辈式的,就像年轻的牧师太太,时常对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两点——喔,小可怜儿。
早晨我醒来,发现外面下了场大雪。一场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绿一样好。
安德烈还睡得很沉。我看见自己的手指轻轻触碰他曲蜷的黑发;那些弯曲都相当犟,刚弄直它,我手一松,它马上拳回去,还原它本来的模样。我看见我的手指心事仲忡,欲说还休。气氛如此太平温馨,谁忍心来损坏它。我想告诉他的话会血淋淋地撕坏这好气氛。从昨天早上到这时,整整二十六个钟头,我一直想告诉安德烈:别为我断送前程,这可不值。这年头的爱情该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踌蹰满志,要把它弄得极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对,我正是这意思,我看见福茨来劲儿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为我将付出的代价。何苦?美国是样样方便的国家,我们干嘛要找顶不方便的这桩事来做;这桩被称做“正式罗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这意思:我们拉倒吧;就此分手。这样一来、大家都松一口气:你、我,还有福茨。
我发现自己在心里口若悬河,对着睡得踏踏实实的安德烈,满心的道理。他现在只要一睁眼,我立刻把这些话讲给他听,他一定承认我有道理,他会在我的劝导下想开。可是他就是不肯醒来。
我翻个身,面朝窗子。外面雪停了好一阵了,沉淀的雪使四野白亮。阳光照在这个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扩张了亮度。亮度饱胀得厉害,从卧室拉得严丝合缝的窗帘上溢出来;不是从缝隙,而是渗透密度极高的经纬,使这乳白窗帘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卧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软的白亮轮廓,像是刚刚从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刚刚刷去最后一层细沙的物件,西班牙式的五斗橱上一层硬币——安德烈一进卧室先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出,扔到橱上。一把圆形沙发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读书的。另外一个英国式的秘书写字台,上面的花瓶和写字台一样保守。花瓶里的花是我十月底来的时候安德烈买给我的,这时全干了,是普希金讲到的那种样子:在多年后令人想到一个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种样子。
但愿一切都在眨眼间过去,一步跨入未来。从未来回头,来看这个初雪的早晨,这束干花,是不是像此刻这样事关重大?这个无从说起,辗转反侧的时刻还会显得折磨人吗?可能不会,可能像是任何时刻一样,无足轻重,可以被错过去,过度到普希金所隐喻的那种晚年:意外地在一本书里发现一些干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个浪漫事件留下来的,那事件究竟是怎么个前前后后,全不清楚了,隐约记得它在当时显得致命。然而普希金对晚年有什么发言权呢?他又没等得及晚年,让致命的致了命。
我看见乳汁一样的光线中,安德烈的沉睡面容。他这些天一定没睡好。其实他相当紧张。对于FBI搅进我的生活,他表现出的嘻哈态度,是为了宽我的心,实质上他非常不安;我和他出门散步,吃馆子,游荡各个博物馆,他一刻不停地在注意身前身后。他对我究竟是谁没有完全的把握。对于我的父亲到底干过什么,他也觉得心里无底。他没有彻底信赖我。因为假如我像我自述得那样简单,FBI真的会吃饱了撑的,如此兴师动众?
我轻手轻脚起床,走到楼下。打开客厅的百叶窗,外面果然白亮得让我睁不开眼。四周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一切都还在星期日的大懒觉里。我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坐下来,无所事事原来很舒服。安德烈·戴维斯的妻子会在这样的早晨坐在长沙发上看报或看账单,或者全心全意地无所事事,就坐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是个感到幸运、惜福、感恩的女子,为此刻能在窗内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那个安详的、穿着厚实柔软的洁白毛巾浴袍的主妇会是谁?
会是我吗?……
芝加哥的劳累、贫困和粗野的风一块儿横扫向我和我的艺术瘪三同学与朋友。我在那里感到的力量,那种类似英雄气概的自我感觉和这个暖洋洋的客厅完全不搭调。在那里吃的苦头在这里看是自找,是荒谬。我发现自己悠闲地叠着洗衣筐里洗净烘干的衣服,柔软剂家常的香气和着一股猛烈的庆幸涌进我身心——幸亏我没把分手之类的话告诉安德烈。我需要这份悠闲舒适暖洋洋的日子。
我来到浴室,开了水龙头。水流充足、温煦。我想到每次牧师夫妇家洗澡的顾虑,总是竖起耳朵听许久,确定没人使用淋浴,没人洗手,没人坐在马桶上读杂志。我才影子一样闪进去。我总以最快速度洗澡,尽管人体在淋浴中多么想犯犯懒,我都在冲去肥皂泡沫后决然地关掉水龙头。稍稍磨蹭,我就听到自己斥责自己:真好意思啊,连房租水电费都还没交呢……这时我让水流完全包裹住我,舒服得直发呆。完美的温度和源源不尽的水流让我意识到能这样浴洗是幸运的;浴洗该是种铺张得起的铺张。
浴盆旁边有个电子体重磅秤,靠墙的木架上,是一摞蓬松的毛巾。大部分毛巾是乳白色,有两三块是浅沙黄,一切都自然方便,似乎生活本身就该这样方便,并不需要人去恶狠狠奋斗,什么都称心如意,安德烈·戴维斯的爱妻将抹去巨大镜子上的水蒸气,顺便看看自己的裸体:还不错吧?还算年轻吧?……满意了,她梳起水淋淋的头发来,两个嘴角自得地往上翘起。未来的主妇看着看着,抹乱的热雾变成一柱柱细小水流,从镜面上淌下,她的身体于是变成被风吹皱的水面上的倒影。
我一步跨上电子体重磅秤,看着红色显示灯在几个数码间吞吞吐吐。我想,安德烈未来的爱妻会像这样,在每天浴后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个女人会是我吗?
我再次觉得惊险,一念之差险些就断送了我正享受的这一切。
我拿起马桶旁边的电话,拨了个号码,响了六遍铃,阿书沙哑地说:知道是你。我以为你昨天一到就给我打电话呢。
我说:我坐“红眼睛”航班来的,昨天补觉补了半天。
她说:我以为你特急着知道我的“招供”呢! 我问:你都供什么了?
她说:你放心,凡是我知道的,我全招了。那家伙长得不错,挺精神的。
我怕她接着瞎扯,马上要她挂断电话,我十分钟之后再给她打。
她骂骂咧咧,说:有监听器怕什么?无非把大实话再讲一遍。打死我也就这些话;打死谁我都是这几句话!他妈的让你监听!……
我赶紧叫她闭嘴,把电话挂了,匆匆换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门去。在街口快餐店里,我找到一个投币电话,一拨通就听阿书仍在骂骂咧咧,我这边又穿衣又戴帽又鬼头鬼脑找打电话的安全地点,她那边一口气骂到现在。她说她就得骂给他听;我问“他”指的谁;她说谁在她电话线上装“小耳朵”她就请谁听她的脏字眼儿。她说FBI已在礼拜给她过了“大刑”。我问怎么个过法。她说跟那么乏味的人来来回回讲那么几句乏味的话,还不叫过刑。她告说我:理查·福茨尽量变着花样问那几句话,于是那几句话就是变着花样的乏味。
哪几句话?我问。
还不就是我什么时候认识你的,你在军队的活动我了解多少。我们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后又说:他们俩人据说是在北京认识的,我说:不对,是在美国认识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认识的!他说:那可能是他俩装的,我说:那他俩装得可够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来:你怎么帮腔啊?!我们怎么装了?! 我没说你装啊!……
你不是说我装得够棒的?!
我说你要能装成那样那可是没得说了:天生一个大瓣蒜!
谁装蒜啦?你存心害我?!
唉,你这可不够意思,我这可是舍命陪君子,我图什么?!让电话线上的“小耳朵”一听,乐了:我们这边内江了!资本主义就这点儿好,个人主义,谁也不跟谁团结得像我们社会主义这样……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团结。
我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来是来麻烦阿书。
阿书接着告诉我,若不看在她和我穿开裆裤的情分上,她早让便衣福茨去见鬼了。她又做出一副淫荡嗓音说,理查·福茨要不那么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会少很多耐性;她的态度良好跟他长得英俊有关系。
我说:要不你帮我干掉他算了。
她说:有那么一闪念。后来想,我这忙也帮得太大了,怕你心里过意不去。
我笑起来。
阿书说:他也觉着我看着他的眼神不对了,可能有点儿不正经。他马上把话一转,问我和外交官戴维斯什么关系。我想这小子实在太帅了,讲这么低级趣味的话都让我舍不得干掉他。我说:啊,我跟外交官戴维斯先生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你真这么说的?我知道她不会这样跟FBI的便衣说话。
她拍着床铺大笑。我们俩在电话上比较大无畏。
她笑完又说:便衣福茨真是挺帅的,你知道他们挣多少钱一个月?
我说:肯定比邮局的挣得多。
那天他来我公寓找我。我一看,嗬,你艳福不浅,弄了这么个帅哥便衣来审你的案子!
我说:别堕落好不好?他不就是一个狗特务吗?
她说:我还迷上过一个UPS的卡车司机呢。我跟便衣福茨说:请等等,我煮杯咖啡去,其实我跑去换了条超短裙。他装着没看见我摇身一变,不过我看出他眼睛一散光。然后他开始问你在军队的时候,写的信都说些什么。我说:我这人吊儿郎当,她教育我不要吊儿郎当。他说:你不认为她这是在给你洗脑;我说:我哪有您这么高的觉悟。我又说:我还收到她寄给我的军装,毛主席著作;他说:这在我看很像洗脑。我问他:你知道那时候一件正牌军装什么价吗?——能换十斤挂面!十斤挂面什么价你懂吗?——二十八个鸡蛋!二十八个鸡蛋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我们全家每月才十个鸡蛋,还有四个散了黄的,一个臭的。不散黄不臭的只轮到我爸爸吃。我爸爸有慢性肝硬化,二十八个鸡蛋在我们家可是大事,你懂不懂?!
阿书拿我做假设的便衣福茨。她在这里停顿下来,为强调她下面更重要的话——
她说:因为二十八个鸡蛋让我爸爸的肝腹水拖延了四个月;没这些鸡蛋我爸爸会早死四个月,所以这些鸡蛋等于是我们三姐弟四个月的爸爸!
我问她便衣福茨听完怎么个反应。
没反应,傻了。过一会儿才说:你们能长大成人,真不容易,内心从小就受过致命创伤。我说:也还行吧,我爸爸在世我们吃萝卜干炒辣椒,我爸爸去世我们还是吃萝卜干炒辣椒。对了,他还问:你的朋友在童年、少年时期有没有不良习气?比如撒谎。我说:嗨!我当你说什么不良习气呢!撒谎谁不撒?你不撒谎?他特严肃。说:对我的朋友,我就不撒谎。我说:我也是。他说:你可别对我撒谎,我说:那你争取做我的朋友吧。
后来呢?
后来我想,这小子不错,又帅,又不笨,值得追一追。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大马路上。你知道,我对我喜欢的小子,一般送到电梯门口;有可能闹恋爱的年轻光棍,我就送到楼下;特别有潜力的,我才送到大马路上。一男一女乘电梯,大眼对小眼,哇,那股荷尔蒙压力!心肯定会乱。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阿书,FBI和个中国女人恋爱?你想什么呢?!
想想都不行?再说不是我想,是荷尔蒙想。
他们这种人一般都不理睬荷尔蒙,都是冷血。
她在电话那头继续嬉皮笑脸,说:唉,你想想,生个小FBI,也不错,据说进FBI要考智商的。
我发现身后站着两个人,等着打电话,都受不了我的胡扯。我们的对话是中文,用不着听懂它也明白它是胡扯。在美国,用公用电话超过十分钟的一般不是正派人,不是走私贩毒倒军火,就是匿名告密或恐吓,不然就是通奸腐化。最次也是缺乏社会公德,跟随地吐痰同等罪过。
我跟阿书说:行了,有人等着用电话……
她说:让他们好好等着。我跟便衣理查在大马路上握手的时候,他说:什么时候来芝加哥,我请你喝咖啡。我心想,天寒地冻穿超短裙也值了!……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是怎样认识的?” “在地铁站认识的。”
理查蓝汪汪的眼睛满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我告诉他我当时在地铁站等一个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那是你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那是第三次见面。
理查往本子上刷刷刷写着,要把我的不实之言落实下来。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东西就接着咬。你又不缺这方面的见识。我六岁就见识过类似的局势。我那时多沉着。审讯者比这位态度坏多了,手里一根真正的军用皮带,铜带钩碰击出危险的金属声响。它每响一次,父亲和母亲就一块儿眨眼。铜头皮带一声“丁零”,父母就出来了谎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话。我的谎言却贯穿一致,毫无矛盾,并圆润流畅。那句谎言是什么,已不必去记忆,只记得它给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说,“你能确定那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 “我确定。”
我看着清澈的蓝色眼睛。很早很早,我就学会,先去找对方的眼睛,深人无论怎样聪明、狡黠、阴险的眼睛,深人,深人,找死那样,猎物看着黑洞洞的枪口那样。我直视他的眼睛告诉他,如果他认为我的话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气,尽管推翻。
“你不愿再好好想想吗?”理查问我,眼睛窄起来,如同画家虚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视地去看眼前的画面。他等于告诉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确切的情报。谁出卖了我?安德烈?还是阿书?或许他们在我今早出门后已找了安德烈,套出了口供,而安德烈已联络不上我,无法与我同谋。我心一横: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人的记忆花招很多。”我对理查说。改口讲英文,讲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拿别人的语言更少些品德上的负担。
微笑完全没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动作打开档案夹。他目光在一页上迅猛地划过几行字,抬起头看着我。
他改用英文说:“就是说,根据你的记忆,你煌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认识始于地铁站?”
你看,他在讲他自己的语言时多么锋利!理查·福茨的多礼、温和、单纯是别人的语言给他的风貌。回到他自己的语言,他是个才干卓著,体现美国式效率的优秀特务。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钟会彻底拉下脸,对我说:“你被指控为中国军方间谍嫌疑,你现在的每句话,或实话或谎言,都将有后果。”
我在书店里手脚不干净,看来没有什么不良后果。不然为那点渺小的贪图受FBI的处理是比较难为情的。
我说是的,是在地铁站。在美国半年,我起码知道,杀人放火,只要拼死抵赖,出路总会有的。我说完局面就僵了。理查把纸页翻出烦躁的声响,我呢,我去看空白的四壁。昨天下午我在教室里看见理查·福茨的便条时,并没想到会有这间密不透风的审讯室。便条上写“请务必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杰克逊街×××号××层来一趟。希望我们会有一次愉快的面谈。”当时我的反应是:寄出的无数份求职信终于有了回复。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写的便条,他向系里的值班秘书临时要了张打字白纸,就地写的。写完便交给了秘书。秘书是五十多岁的女人,离罪恶最遥远的良民。她对我说她对不住我,因为她完全无意地瞄了便条一眼,“杰克逊街×××号”这几个英文字是它们自己进人了她的眼睛。她突然左右前后看看,问我是否知道杰克逊街×××号是什么地方。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她从椅子上尽量够我的耳朵,声音很轻但每个音节都吐得很卖力。她说杰克逊街×××号可是个有名的地方,不信问问大马路上的人,他们都会知道杰克逊街×××号。
“假如今天我不来,你会怎样?”我的语调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不来不要紧,”他说,“我们会持续邀请你。”他现在仰靠着椅背,差不多是半躺。他的姿态是海滩上的,日光浴里的。他用这个姿态告诉我,他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续很久。
“要是我持续不接受你的邀请呢?”
“没关系,你会接受的。因为你不合作会对戴维斯先生不利,也会对你不利。”
他脸上有了种无耻同时也有种骄傲。几乎是认定自己正干的是项神圣使命才会产生的骄傲。我也有过这样的自我正义感,我们都有过。它使许多荒谬的事情正义化了。理查一小时至少挣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绝对不值,但自我正义感使他觉得很值。因而他年轻英俊的脸虽然带些无耻,却毫不耽误他执行正义,他认定的正义。这让他和电影里的FBI天壤地别了。电影里的FBI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你想好了吗?”理查·福茨恢复了中文,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滑调了。 “什么?”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 “我告诉过你了。”
“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
“我说了,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是在地铁站。能不能问一句: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说,“不过对你非常重要。”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一线白牙齿闪着寒光。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这女人二十九岁,学龄混乱,主修文学写作,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手套、皮靴,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才说:“我要是你,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尽量多说实话。”他的中文虽然没得可挑,但说法是纯粹美国的。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只告诉你,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会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谎,因为你现在讲的句句话都至关重要。我要是你,我绝不会把重要的话讲错,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当它好玩,他已经一再示警。事情已经很不好玩了。
“没错,我认识安德烈·戴维斯是在地铁站。”
我双手交握在胸前,声音单调。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最好大大方方地扬起手腕。眼睛的动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钟已经过去,审讯大致没有进展,我们可以客气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钟。果然,你看,理查·福茨叹了口气。
“好吧,”他说,“你在地铁站认识了安德烈·戴维斯?”
“是的。”我在郊外公路上见到安德烈时,黄昏正在逼近,黄昏十分妩媚,因而阿书的笑容比实际上要妩媚得多。在阿书看,我的姿态、笑容简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网。安德烈的车及时刹在阿书的车后。我看见它是辆七成新的福特,浅蓝色。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北欧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是件深蓝和白色织成的图案,领子一直拉到耳朵。一个年轻的猎人形象,皮肤让雪原辐射成了深色。他问我们的车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帮助。阿书请他帮着看看。年轻的猎人弓下腰,在打开的车前盖里拨弄几下。我注意他浓黑的眉毛不是在纠结而是在痉挛,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觉都抓成一团。然后他抬起头告诉我们:这车太老了。
阿书大失所望,像美国人那样把眼珠翻上去迅速看一眼上天,然后说:这还用你来下诊断书?
他又说,这么老的车还能动,非常了不起。
不久,车在他手下慢吞吞发动起来。他说,你看,它没毛病,就是个老东西,该死了。
阿书说:这样好不好?我们跟你换车,你来开这辆老东西。
他不置可否,听觉和视觉都留在烂糟糟的车内脏上,以食指和拇指伸进裤兜,小心地抽出一块手绢。是一块折成正方、在飞快加深色彩的傍晚空间中显得极其洁白的手绢。
我对安德烈的最初好感,就发生在那个刹那。
他拿洁白的手绢擦了擦手上的黑色油污,又把它折好,放回去。
怎么样?阿书说,你来开这老东西?阿书和美国男人,交往起来,总带点儿欺负的态度。
那你们呢?安德烈问。
阿书说,我可以开你的车啊。她让人上当的意思十分明确无误,十分公然,毫无圈套感,因此人们恰恰忽略了:这是一个圈套。她看我一眼,用中文对我说:学着点,看我怎么让人伺候。阿书来美国五年了,对待我自然像对待晚辈。她鼻子冻得又红又亮,用大拇指一戳,说:这小子,他要不看见我们俩是女的,才不会停车。
他掏出车钥匙递给阿书。我突然看见他特别浓密,向上卷曲的睫毛。我头一次如此近地去看另一种族的睫毛。他向阿书交待浅蓝福特的种种怪癖,比如每次启动它都会向后滑动两英尺。他的睫毛有力地张着,使他有了一副极其聚精会神的面容。
就在这个时刻,我向他发出了一个笑容。我一点儿准备也没有,这笑容是走火出来的。一个刚刚踏上异国国土的二十九岁女人,她束缚不了这个暧昧的、微妙的笑容。二十九岁的女人什么也没有;她赤贫,无助,只有这个笑容为她四面八方地抵挡。只要有一线希望,这笑容就会走火地发射出去。
我马上看见我笑容的成效:他先是一怔,之后便跟上了我。他投给我幽深的一瞥,那是他接受我笑容的收据。我感到我心里出现一股感动;他在对阿书说话,知觉却在我这里。
他说:这样吧,你们俩全坐到我车上,我把你们载到前面的加油站去。
阿书说:去加油站干什么?
那里暖和啊,他说,你们等在那里,让他们来拖这老东西。
不行!阿书大嚷起来:拖一次要七十五块钱!
他清白无辜地耸了耸肩——这样黑心赚中国穷学生的钱,他也认为非常糟糕,但这不是他的错。我发现他的眼睛转向我,意思是把我拉成他的一伙,给强硬地索取援助的阿书碰些钉子。我对他又来一个微笑。我被事情的进展吓一跳:我和他暗中已成了一伙。
他说:那你想怎么办?要你是我,肯把自己的车给陌生人开吗?
阿书说:反正要我花七十五块是绝对没门的!
你听着,他说,你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坐到我车里去,二是不坐到我车里去。他眼睛和我眼睛的往来,已相当密切。
阿书头一次碰到如此不肯上她当的人。她摔摔打打地打开她那老车的门,取出她的皮包和我的帆布包,又让我把后备厢里一双旧高跟鞋,一把破伞,一把刮雪的刮子,一件带旧货店霉味的短大衣,两听可乐搬进浅蓝福特。她怕人偷她的这些家当。搬迁结束,她突然又想不开了,怨愤地大声说:凭什么让我花七十五块钱?她戴皮手套的手在她的老车顶篷上拍一把,拍出一声钢精锅的声响。
因为你不付七十五块的话,就得付三百块让人把它当垃圾拖走。他说,他又朝我看一眼,又给了个第三者看不见的笑容。现在轮到他忙了:他在浅蓝福特里钻进钻出,把一大堆相片,二十来本书和四五十本杂志,一张毛毯和一架七十年代末式样的录音机—一清理出来,放进后备厢。他解释说他对两个女客人毫无准备,车内的清洁整齐程度是单身汉标准。
阿书安排三人的座次:她和他坐前排,我坐后排。车刚开动,她就伸手去调收音机频道,同时大声对我说:唉,听见没有,这家伙是个单身!
我笑笑。突然发现他在后视镜里看我,也在笑。
不过他肯定没什么钱!阿书又说,这车还没有道格拉斯的好!道格拉斯是她的前任男友,据说又穷又帅,又浪漫又不负责任。我觉得你不必跟他暗递秋波,他说不定是个邮差,最多是个中学代数老师。你看他的车嘛!
我见他又笑起来,这次笑得更妙,仅是眼睫毛的一张一弛。他有一副生动的五官。他们都有着生动的五官,因为每一笔画都那么浓重。因而那笑容一点儿也漏不掉,全被我接住了。
阿书问他,你是不是教书的?
他说他讨厌教书。他说他在少年时代就常听伙伴们说:实在什么都干不了,大不了就去教书。他反问:你们俩是留学生?
对,职业学生。阿书说,业余保姆,看护,业余厨子,业余情妇。阿书说得自己也大笑起来。她随便起来比美国人还随便。瘦小的阿书在贫嘴时就变得粗大狂放,笑出敲锣般的洪亮笑声。唉,你不是教书的,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他说,我在外交部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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