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说,安德烈也说

父亲对他最小的女儿彻底坦白,把一切都交给女儿去处置。正是这一点使他失败;做一个父亲,在我这儿,他是完全的失败。他不知道一个父亲是靠许多假象来建树好形象的;父亲就该是假象,而他的儿女们都要为这个假象而付出她们对男性最初的敬爱。不然我们拿我们生就的这份敬爱怎么办呢?
我第八次看手表时,已经六点过十五分。餐馆的规定是十五分钟的迟到就罚一小时工钱。一小时是五元钱。离还清房租的目标,我又增添了五元钱的渺茫。
星期三半夜我从餐馆回到牧师家里,看见我卧室门口放着一个信封,上面是安德烈的笔迹。我抬起信封,感觉它的分量,一张机票的分量。
星期五我上完五点的课就直接去了机场。飞机还有五个小时起飞,我早早地到这里是因为怕餐馆打烊后我必须乘计程车到地铁站,以免独自赶十五分钟夜路。那不是一般的夜路,据说那段路平均十米就站着或卧着一个醉鬼或乞丐。偶尔一次我独自走那段路去机场,一辆警车在我身后停下,邀请我坐进去,里面两个警察见了我就发脾气,说正是我这样的冒失者让他们操心过度,又说上月他们刚逮住个小子,朝女士亮两腿间的家伙,像我这样的亚洲女人也敢走如此夜路,简直是存心给他们添乱。所以我跟一个女工友调换了工时,一出学校就直奔地铁站。我有足够的时间在机场消磨。我走过一家家饭店,眼睛瞟过每个门口的菜单和价钱,心想,六块九角九一份的特价晚餐,你们去敲其他人的竹杠吧。我没有发现任何一家餐馆有我看得上的价位,便走进了书店。
书店的女售货员正在打电话。我走到一个书架前,按字母顺序找到了我下堂课要用的两本书。书店一共有七个顾客,其中三个挤在新书摊子前,翻的都是同一本书:《来自火星的男人与来自金星的女人》。第八个顾客晃进来,售货员小姐把电话从下巴与肩膀间取下,请那人把手里的饮料搁在门外,再来碰她的书。我朝反光镜里看一眼,发现我不在它的画面里。我翻了一页书。嫌光线不对,又朝右侧挪两步。这样书架把我完全挡严实了。我扭扭肩膀,活动一番脖颈,任何人看都会以为我读书读累了筋骨。在扭动脖颈的过程中,我看见四个角落空空荡荡,并没有摄像机监视我。书店里一般不设监视装置,大概因为美国人的阅读水平逐年下降,书店对书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果真有人热爱阅读而不惜冒险做三只手,他们有点儿损失也认了。这将是不小的代价:警方会拘留,会记录下一个坏名声,移民局会根据这个坏名声取消移民资格。
我把一本书塞进羽绒服口袋。心里相当矛盾:要不要再来一本?那一本比这一本还厚,还是见好就收吧。售货员小姐已放了电话,帮一位顾客到我身后的书架上找书来了。我不再多想,把第二本书塞进另一个口袋。白色尼龙绸的滑溜程度相当帮忙,书滑进去一点儿障碍都没有。我抬起头,突然发现售货员小姐一双大黑眼珠正瞪着我。她说:需要帮忙吗?我想她可真够损的,什么节骨眼儿上还逗我玩——要捉要拿直接来嘛。她笑了说:不懂英文?我也笑笑。不笑怎么办?她说:你是日本人?中国人?……越南人?我心里说:随便吧。她再次莞尔一笑:我们这儿只有英文书,抱歉。她接下去又说了两句什么,这个笑容谦恭的印度姑娘。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然后我走进厕所,进人马桶隔间,别上门。我穿着裤子坐在马桶圈上,等待心跳平息。饥饿这时猛烈向我袭来。我得好好坐一会儿,定定神。我坐在马桶上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本书,第二本却怎么也掏不出来。我奇怪当时是怎么把它搁进去的,搁得那么顺手。
我乘的是一点钟的“红眼睛”班机,是机票最廉的一个航班。到达华盛顿是早晨四点半。机舱市道口孤零零站着安德烈,手上拿一枝孤零零的红玫瑰。是从投币售花机买的玫瑰,十元一枝。他还是刚被闹钟击醒的脸,看见甬道走出的我猛地又清醒几分。我眼睛发红,一看就缺吃缺睡。安德烈判断着,笑嘻嘻问我:不好玩吧?我知道他指什么。
他搂着我的双肩,眼睛机敏,向四周扫一圈。机场空旷得像个荒诞的梦境。
我做了一路准备,本来想好一个下飞机就对安德烈讲那句话。不知怎么就错过了那股莽撞的勇敢。我知道越拖下去会越难张口,安德烈的优点会再次—一排列到我面前,我会被他的礼貌、教养、率真再次弄得溃不成军。从九月到十一月,我们见了五次面,我一次比一次清楚,安德烈的优长处正在对我形成的全面包围。除了和他在“正式罗曼史”中一条道走到黑,我休想另选出路。
早餐店刚开门,我和安德烈是第一对客人。他为我点了一盘鲜果沙拉,一份烤华夫饼加鲜奶油和枫树糖浆。他对侍应生认真交待:鲜果里不要有不够熟的橙片,她不爱吃酸东西;咖啡稍微淡一些,她一夜没睡觉,他稍一迟疑,改正道:干脆,给她一杯无咖啡因的咖啡。牛奶有加乳酶的吗?……太好了,她不适应一般牛奶。
侍应生迅速地瞟我一眼,心想,这男人把这女人惯使得够呛,惯得她讲究得了不得。安德烈为自己点了煎蛋火腿,鲜榨果汁。
就这些,够了吗?侍应生问。
没办法呀,安德烈对传应生微笑,耸耸肩说:美国的早餐里面,绝大部分的花样她都不喜欢。他笑着转向我:我没说错吧?他再转向侍应生:就算她吃,也只有个小鸟胃口!他出声地笑起来,侍应生也笑笑。他为我小心翼翼斟了杯咖啡。我突然想起餐巾,忙以优雅的手势展开它,铺在我的腿上。我心里懊恼自己的不争气:餐桌上的教养老被我忘得如此干净。
餐布是粉红的,那种不必浆熨就一丝不苟的面料。我双手将它拎起,轻轻按了按嘴唇——这样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张餐桌的女子,才配这枝红玫瑰和一堆饮食上的怪癖。我在飞机上想好的与安德烈分手的话,一句一句退缩。安德烈记着我所有的饮食习惯;我的一切无道理的好恶,都被他当教条来执行。他的两只眼睛是看着他心爱的孩子的。他向外人表示他就这样娇纵这孩子的偏食、任性、无理取闹。他为他自己对这孩子无条件的娇纵而骄傲。
安德烈合上菜单,眼睛看着我把它递还给侍应生。侍应生咕哝着:马上就好,请稍等,人已转身走了好几步。
我忽然说:等一等!
侍应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为我不会开口却冒出一句他们的语言,他完全没料到。他说:还要添什么别的吗?
我说:把鲜果沙拉去掉。对不起。 安德烈问:为什么。
我想点得太多了,吃不下。 你真觉得吃不下?
我笑着点点头。真实的原因我当然不能说,对于豪华,也容我有个适应过程。在这个季节吃南美运来的鲜果,我得调整一番肠胃。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块钱。我一小时的劳动价值。
我见安德烈有些怀疑,又有些扫兴,便说:这个季节我很少吃水果。
对一些水果过敏?安德烈严肃地看着我。
啊,有点儿过敏,我说,我目光从他担忧的眼睛下溜过。和食物闹别扭是一种娇贵。我过得起敏吗?只有什么都吃得起的人才过敏。在未来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个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诉朋友:请别给她吃这个,她过敏;请别给她碰那个,她过敏……实在很平常的一个女人,“过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么?安德烈停下优雅的刀叉姿势问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我说: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也有对食物过敏的?
当然,他说,我有一个女同事,我们背后叫她波拉克公主(即美国人对波兰人的俚称,有不敬之意)对绝大部分食品都过敏,一块儿出去吃饭,她就点个蔬菜沙拉。她父母阔得要死,为她从小各种过敏付很高的医疗保险。有几次她过敏过得叫救护车!所以你要对什么过敏,千万别强迫自己吃。
我心想:我大概只对价钱昂贵的东西过敏。
我心里有些愧:安德烈多么把我的一切当回事。我伸过手去,握住他搁在桌面上的手。他的夹克搭在我俩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口袋里插着今天的报纸。他一份报通常读三部分:时事头版,运动版和幽默漫画。他读到精彩的幽默故事,会打长途电话讲给我听。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扑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们的手指编织在一起,越编越密。所有的麻烦——便衣福茨给我的麻烦,都很值当。在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么?他问。 没在想什么。我笑一下。
那你没在想什么?他笑起来真明亮:把你没想的告诉我吧。 我笑着避开他。
你肯定想告诉我什么事。他说。 没事。
我就喜欢听你的“没事”。快把你的“没事”讲给我听。
我看着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们的见面一开头就弄得沉重。我缩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层雕塑般精美的奶油,涂在华夫饼上。它的表层有一个个方形的四处,我尽量让每个小小凹处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层焦黄的饼一接触奶油立刻发出折磨人的香气。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却仍不慌着下刀。熬得滚热的枫树糖浆从容器里浇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线,线的一端坠入华夫饼的方形凹处。棕红和奶白渐渐溶为一体;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没有比这奶油和糖浆的颜色更赏心悦目的东西了。我尽量矜持,尽量不露痕迹地咽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是第一次进食,似乎咀嚼和吞咽这套动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咽在我食道划下伤口般清晰的轨迹。过分的饥饿使丰富的早餐不那么美味,有些残酷。丰富而残酷的早餐划开一条界线,一边是我清贫的留学生日子,另一边是未来外交官妻子的丰足。
安德烈说:我订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劳拉和我们一块儿去。她主动提出陪你去买衣服。
买衣服? 我想你肯定没带着看芭蕾的衣服。 劳拉是谁?
就是我刚才说的“波拉克公主”。她人不错,志愿陪任何女朋友买衣服,志愿为你设计。
我想,两种日子的悬殊就是我食道里这条微痛,创伤如此新鲜。
他说:你好像不饿? 还好。 我记得你最爱吃华夫饼!他说。
优秀的未婚夫总是必须替他们心爱的女人记住她们的最爱和过敏。安德烈是个没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看芭蕾。 你不是星期一没课吗?
理查·福茨跟我约了星期一上午十点谈话。
取消它。在他办公室的留言机上留言,让他改个时间跟你谈话。
是审讯,安德烈。 取消它,管它是什么。难道正常生活要给非正常事务让位?
正常生活什么时候敢不给非正常事务让位?我说。
他考虑了一瞬,说,嗯,你是对的。这些人很烦,怪不得好莱坞的电影都把他们当反派。我发现他们很乐意当反派。
侍应生过来为我添水,兑热咖啡。我们的话马上停住。侍应生意识到插在了我们一句私房话中间,手脚立刻加快,嘴里低声说着“对不起”。
我看着侍应生的背影说:别那么大声地讲FBI的坏话。
他不懂中文。不过你刚才说的FBI,他肯定懂。 你又把FBI重复了一遍。
安德烈和我一块儿笑出声来,那传应生猛地回过头,一见他回头,我俩更笑得响亮。我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传应别人,好不容易同这墨西哥愣小子调个位置。
跟安德烈在一块儿多好!好得让我想到那句咒语“好景不长”。
安德烈用叉子的齿刺破了他盘子里的煎蛋。让蛋黄流出来。他绝不用蛋黄这类益处不大的东西塞满他的胃。他甚至把火腿上的脂肪一刀一刀割下来。假如换一个人像他这么干,我一定请他把蛋黄留给我。假如把安德烈换成里昂的话。可里昂大概不舍得丢弃一只煎蛋的一半;
假如理查·福茨问我什么原因取消约会呢? 很简单:你和我去看芭蕾。
那不就暴露了?我们俩见了面……
是见了面,不见面怎么进行正式罗曼史?安德烈一乐。
这时餐厅里已有了几位顾客。一个黑姑娘夹着她的孩子走到我们旁边的一桌,她抱孩子的抱法很轻松也很随便,让孩子面孔朝外地坐在她稍稍斜伸出去的胯上,她只需一条胳膊提在他腋下。她对我们笑笑,问了早安,然后坐下来。
我说:他们会以为我们攻守同盟。
我们不见面就不能攻守同盟了?他一手持刀一手持叉向两边一摊。
黑姑娘这时说:嘿,对不起,我想问问,你们讲的是哪国话。她眼睛又大又清亮,白眼球是浅蓝色。
中国话。安德烈回答她。 谢谢。她说。 别客气。我说。
她有些吃惊地向我看过来。她心里奇怪,既然我会讲她的语言,何苦要把餐馆其余的人封锁在我们的对话之外?但她马上理解地一笑:我们是热恋中的男女,无时无刻地絮叨着甜蜜的废话。
她问我:你从中国来? 我说:是啊。
她脸上有怜惜的神情;她心目中,中国意味着永久性的缺吃缺喝,于是我的苗条不是苗条,是骨瘦如柴,一个地道的灾民形象。她说:欢迎你来美国。
我说:谢谢。 她又说:多多享受你的早餐。 我笑一笑:我会的。
我懂她的意思。她是为我好,劝我抓紧时机,吃一顿是一顿。
在我和她这段对话的进行过程中,她一次又一次躬下身,去捡她孩子落在地上的胶皮奶嘴,然后将它在自己前襟上用力擦一擦,再还到孩子手里。孩子再把它扔到地上,她再去捡。

里昂把他领上楼来。在楼梯上就听见他们在交换姓名,相互自我介绍。然后安德烈说: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开个室内网球场啦!……
安德烈上来拥抱我。我瞥见里昂避开眼睛。他说他正在通电话,就不陪我们了。
安德烈问:这就是你跟我提到过的音乐家里昂吗?
我并不记得我跟他讲到过里昂。
我听见里昂在海青的画室里继续通电话。随口应着安德烈:是,就是他。
我看出安德烈还想问什么,但克制住了。因为我在搬家前告诉他,我的室友叫王阿花,是个女画家。我见安德烈开始解围脖,便说:在这房子里,你不该减衣服,是该添衣服,一个冬天的寒冷都库存在这儿。
我到灶前去点火。这里煮咖啡的方式很落后,我让安德烈耐心些。他前后左右地跟着我,似乎这么空荡荡的大屋,他不紧跟我就会失去我。他解释他突然到来的原因:他昨天晚上发现一张航空公司赠送的机票马上要过期,便当即乘了去机场的地铁。他说那时已是半夜一点,他无法和我通电话。他打算早晨到了芝加哥再通知我,而他在机场一连打了两小时电话都打不通:我这边始终是忙音。他便去租了汽车,直接开来了。我想,他这样解释可真吃力啊。
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盒鸡蛋,里面还剩四个。安德烈一眼看见蛋盒上的减价签:几角几分。他拿起蛋盒,看一眼上面的日期:早就过期三个礼拜了。我这儿所有的食品:糖、面包、麦片、饼干、玉米油,全是那种白纸黑字的廉价物品。这些简陋包装的东西是对贫困者半救济的出售。这所房子里到处能见到如此的黑白商标:洗衣粉、洗碗液、洗头水和肥皂。它们对安德烈来说,显得刺目地陌生。
他终于忍不住了,说:别忙了,我们出去吃早饭吧。 我说:咖啡都煮好了。
他说:走吧走吧。
他一分钟也不想在此处多待,将我的绒线帽、围脖一古脑扣上来。他感到这个空荡荡的大屋不容他。四壁挂着的王阿花与海青的作品都冒着一股年轻的怒气。这股怒气原是无处可施,而安德烈却感觉到它是针对他的。
我们向门口走去。安德烈忽然停住脚,打量了我一下,然后他取下我的围脖和手套,往门边的破扶手椅上一扔。他用自己黑色的纯开士米大围脖将我的头脸仔细包裹好。里昂从海青的画室出来,正看见这个动作。安德烈的手势把我弄成了一个布娃娃。
里昂愣了一下,像是刚刚认识我是谁。
我假装随口客气一句:里昂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我知道里昂从不吃早饭,他一般在下午四点开早饭,清晨五点开晚饭,我更知道,即使里昂破例把早饭开在上午八点,他也绝不会跟着我和安德烈去一个布尔乔亚的餐厅。那儿坐着挣月薪、读股票消息的中产阶级。里昂认为中产阶级是美国个性消亡的一个铁的证据。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中产阶级是消灭真正艺术的大军,是精神、文化的垃圾处理器;有多少无灵魂的音乐、绘画,都可以朝这部巨大的机器倾倒,都会被吃进、消化、排出。这个巨大的机器可以改变艺术的原则,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内的艺术家。诱引他们去画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灯罩。
安德烈也说:对呀,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吧。
我在安德烈声调里听见的全是诚意。
而里昂却听出了施舍。他脸上有了层冷酷的笑意。
我说:里昂可能刚刚回来。他从夜里工作到早晨。
里昂从我话中听出的却是急切的表白:这个艺术瘪三跟我没什么关系:他活在夜里,我活在白天。
里昂说:知道哪一家的早午自助餐最棒吗?
安德烈说他知道林肯大街上有几家不错的。
里昂说:那些没什么意思,雅皮的地方。
安德烈在里昂的话里听出了进攻。他心里一阵好笑:你这样自以为是的人活得连基本体面都不要,可以靠失业金、救济金去糊口,对辛勤纳税,将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变成税务交给政府,再由政府变成你的失业金或救济金——对这样一批对社会负着重责的人,你的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你认为你那些晦涩不堪的东西就是真正的艺术?你的生活方式、情趣雅不可耐就正确?
而我在安德烈的大段潜台词中,只听到他的诚意:他的确想款待一下里昂。他说:好吧,你带我们去一家不“雅皮”的餐馆。
里昂当然不会去的。他觉得安德烈把零钱扔给街头乞丐也是以同样诚恳的态度。安德烈每星期日下午到一家残废人的福利工厂去义务劳动,给残废人生产的罐头写西班牙文、法文、荷兰文的产品介绍,这事里昂一听准会仰天大笑。
好的。里昂说。
他对安德烈的邀请接受得很痛快,我不知他是怎么了。我看他一眼,他一点儿挑衅的意思也没有。他很快套上了那件永远的皮夹克,一条马尾梳得整整齐齐。
我坐进安德烈的车后,一阵怀疑涌上来:这车分明是安德烈在华盛顿开的那辆。对于安德烈这样百分之二百讲实话的人,编那么大个故事,太不寻常了。我要里昂坐到前排座上,理由是要他领路。真实的理由,是我想独自坐在后面,好好看清一个诚实人撒谎的道理。
然而我却怎样也看不清。
车窗上有泥点。安德烈的车从来没这样脏过。他开车稳重,看见水洼便缓下车速。把泥水溅到两侧车窗玻璃上,安德烈需要喝五杯伏特加才干得出来。而安德烈从来不可能狂放到去喝伏特加。他有他俄国祖先狂放的神情举止,内心却是美国式的:理性、负责、好自为之。
我们走进餐馆时,店堂里还冷清。门厅里居然插着几枝中国梅花,那暗红色显得十分珍奇。店堂并不大,几乎像一个大房宅的宴会厅,中间摆一个玻璃长几,上面陈列着六十来种食物精品,从陆地到海洋,一切允许出现在午前餐桌上的东西,一应俱有。一共有三对银发夫妇在用餐,他们一声不吱,侍应生却读得懂他们的每道指令,一声不响地去替他们取来冰块,或满上果汁、或更换盘子。整个餐馆里穿梭过往着静默的殷勤。那种不苟言笑的高雅让我气也喘不上来。
我们三个人只有安德烈的着装勉强跟这里的氛围搭得上调。这里的确没有“雅皮”气,却像皇族来的地方。
侍位员将我们安置下来后,一个侍应生推一辆玻璃小车跟随着我们。我回头朝他看一眼,想问问他这样鞍前马后算是干什么的。里昂却正好把选好的一盘水果搁在车上,我便止住了已到舌尖的发问。原来里昂可以活得如此豪华。他已漫不经心地开始进餐,而安德烈和我还没完全看清桌上珠光宝气、玲珑剔透的食物都是些什么。
我听安德烈向我推荐墨西哥的一种仙人掌类水果。他说他还是十五岁那年吃过它,却在冰天雪地的芝加哥再次见到这种稀有热带果实。他对我耳语:里昂是极端分子——要么极端贫穷,要么极端贵族。
你呢?我抬起眼睛,盯着安德烈的脸。他至少有两个早晨没好好刮胡子。
我怎么?他笑眯眯地反问。 你突然来这里,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他还是笑眯眯的:就是想看到你。他又转了话题去介绍一种起司。安德烈在介绍任何艺术品、诗歌、建筑、酒类、食物都用相等优美的语气,都是毫无偏见毫无歧视地把它一切优点、缺点娓娓道给你,选择完全是你自己的。
到底是为什么,安德烈?!
到底是为了我爱你。他把这话讲得非常家常,像已经这样讲了五六十年,如同那三对银发老夫老妻。
他的声音很轻,手上的银叉敲在水晶盘子上,发出晶莹的声响。而里昂却听见了。他的两个胳膊肘正典雅地悬在空中,切开一片透明的熏三文鱼。我看见他的动作就那样悬着。
安德烈为我铲起一片冰清玉洁的鲍鱼。我说:谢谢。 他说:别谢我,爱我。
我说:好的。 他说:什么“好的”? 我说:我爱你。
我这句话让里昂复活了一般狼吞虎咽起来。我和安德烈落座之后,里昂说:谢谢老天爷。
我和安德烈一齐看着他。他抿着嘴唇,优雅地嚼着,然后从容地吞咽。他用餐巾沾了沾嘴唇,才说:他们很开恩,今天没放音乐。好音乐是不应该就着饭吃的,坏音乐又太败胃口。所以这家餐馆长进不小,终于懂得:不该拿音乐糟蹋食品,也不应该拿食品糟蹋音乐。
安德烈哈哈笑起来,是那种该发生在Denny’s或Sizzler的笑声,是卡车司机歇脚的车马大店里生发的笑声。它和银器、水晶相击而出的秀丽声响很不相宜,因而引得所有银发恋人们回过头来。他们表情清淡的脸定了格,朝向我们三个人,意思是:幸亏我们不必与你们共享一个人间太久了。
当安德烈第二次起身去取食物时,里昂抬起眼睛看着我。他眼睛从来没这样黑过,我觉出一点儿不妙。
你说了谎,里昂说。 什么?!
他的眼睛紧咬住我的注意力。当里昂这样咬住谁,谁都别想逃。我怕安德烈这一刻会朝我们看过来。任何人此刻看见里昂的目光都会明白他对我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硬是挣扎着摆脱了里昂的眼睛。
里昂哼哼地笑了一下。惨淡、轻蔑、狰狞,都在这笑里。他说:你不要装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说了谎?! 你说你爱他。 我是爱他。 撒谎。
你凭什么说我撒谎?
里昂不做声了。我瞥了一眼安德烈。他正背对着我们,在等待厨子现场给他煎蛋。我怀疑他是觉察到里昂与我的争执,存心多给我们一些时间争出分晓来。
里昂说:你会爱这样一个人?!他声音压得只剩了一股股急促而猛烈的气息。因此不用去看他的脸,我也知道他怎样在咬牙切齿。王阿花对这副咬牙切齿的尊容,是熟得不能再熟。
请问,“这样一个人”你是指什么? 你知道我指什么。 我不知道。 你知道。
我忽然感到王阿花的肉体和精神进入了我,她掴他大耳光的激情在我手心上导火索似的“咝咝”冒火花。我一时间想到王阿花对他的所有判决:自恋、狂妄、以自我为准绳,裁决一切是非。
里昂这时说:女人真可怕。天下的女人全一个样,为了一点儿实惠,可以哄骗自己,哄骗其他人。
我怎么哄骗了? 你说你爱他。 我说的是实话!
噢,拉倒吧!……我可以马上告诉他,你是个说谎精!
里昂,我没想到你这么卑鄙。
我也没想到你这样卑鄙。并且这样通俗。你知道吗?你俗不可耐,别以为你跟其他女人不一样。你也一样是想找一份平庸的温暖,找个男人,只要他能让你混饱肚子。你们女人全一个德行,没有灵魂,所以你们不介意谁来占有你们的肉体!
你可算说对了——我们女人全一个德行…………在出卖自己肉体的同时,让自己找到平衡,就闭着眼说:我爱你。……我们爱能够为我们牺牲的人。
我和里昂的争执已开始重叠。“咝啦啦”的煎蛋声也与我们的话语重叠起来。
里昂的下巴指一下安德烈的脊梁,说:他会为你牺牲什么?如果他为你牺牲,你早就可以请FBI去见鬼了。正因为他不想牺牲他的所谓前途,你才必须忍受FBI的骚扰。请问他到底为你牺牲了什么?!……
即便这样,我也不需要谁为我牺牲一个肾。我说。我明白我恶毒起来风度也不错,不亚于里昂。我柔声细语地揭了他的底。他的不堪入目不堪回首的痛处。我的恶毒含蓄小巧,如同闺秀气十足的漂亮匕首。
他果真被我一刀刺中。眼睛的黑色褪败了。他的视野一片惨白。他想:这是个多歹毒的女人,我如果手里有枪,立刻把这张白净的面孔打个稀烂。它哪里配男性们的吻?她歹意十足的微笑只配男人们的唾弃。
我看见里昂在内心对我的唾弃,对一切女人的唾弃。
你们在谈什么?安德烈捧着两只完美的煎蛋回来。七成熟的半透明蛋白罩住两枚一触即碎的嫩蛋黄:看起来你们谈得很投入。
我想,索性鱼死网破吧。安德烈可以立刻止住国务院安全部以及FBI对他的要挟。老少便衣们也可以不必在疲乏不堪中拿我这么个庸碌之辈当大人物——安德烈和我的关系一终止,他们便可以歇口气,去哪儿度个假,爱老婆疼孩子。我呢,也可以好好做我的穷留学生,清清静静拿到我的学位,然后我要么去做与里昂相同的艺术瘪三,要么去做和他不同的艺术瘪三。无论我做什么,总落得一份清静,谁来烦我,我就对他说:去你妈的。
这样想着,我便觉得神清气爽。
里昂起身去取食物,我跟在他后面。我对他说:你用不着威胁我。你也威胁不着我。
他看也不看我地说:你敢确定?
完全确定。我说。懂中国一句俗话吗?里昂?叫做“赤脚的不怕穿鞋的”。
中国人里昂说他不懂这句中国话。 我说:那你一会儿慢慢去懂吧。
你要干什么?!里昂警觉地看我一眼。
我不干什么,就回答安德烈的提问。他刚才问我和你在谈什么。

安德烈用中国话对我悄语:快夸夸她的孩子。 我马上说:你的孩子真可爱。
她说:谢谢。
她再次捡起奶嘴,说:没想到会这么近的和一个中国人坐在一块儿吃早餐。她脸上是经历奇遇的表情。
我笑笑。你的孩子真可爱,简直是个天使。 安德烈说:你不会别的词儿?
她说:谢谢,谢谢。她把胶皮奶嘴在衣服上蹭一蹭,塞进孩子嘴里。欢迎你来华盛顿。她说。
谢谢你。我说。
她从侍应生手里接过菜单,眼睛却仍看着我。她说:你喜欢美国早餐吗?
很喜欢。我说。
安德烈对她说:对不起。他脸转回来对着我,说:他要问你取消谈话的原因,你就告诉他:这毫不关他的事。你来这儿看我,纯属私人的事;你是来和我约会的,约会是该反犯罪最高机构过问的吗?
就说这和他无关? 本来也和他无关。
可是这样回答是不是故弄玄虚?我和安德烈讨论着。黑姑娘明澈的大圆眼一时看我,一时又看安德烈,我们笑,她稍稍迟疑,马上就跟上来,笑得远比我们好。
什么叫故弄玄虚?安德烈碰到中文中的成语偶尔会有点儿问题。
我解释说:故弄玄虚就是吊人胃口。
他说:噢。他在把这个成语仔细储藏到记忆中。吊胃口有什么不好?我不反对人家吊我胃口。
我觉得他对某些中文词汇的理解还是有微妙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们,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视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轻十岁,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长辈式的,就像年轻的牧师太太,时常对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两点——喔,小可怜儿。
早晨我醒来,发现外面下了场大雪。一场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绿一样好。
安德烈还睡得很沉。我看见自己的手指轻轻触碰他曲蜷的黑发;那些弯曲都相当犟,刚弄直它,我手一松,它马上拳回去,还原它本来的模样。我看见我的手指心事仲忡,欲说还休。气氛如此太平温馨,谁忍心来损坏它。我想告诉他的话会血淋淋地撕坏这好气氛。从昨天早上到这时,整整二十六个钟头,我一直想告诉安德烈:别为我断送前程,这可不值。这年头的爱情该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踌蹰满志,要把它弄得极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对,我正是这意思,我看见福茨来劲儿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为我将付出的代价。何苦?美国是样样方便的国家,我们干嘛要找顶不方便的这桩事来做;这桩被称做“正式罗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这意思:我们拉倒吧;就此分手。这样一来、大家都松一口气:你、我,还有福茨。
我发现自己在心里口若悬河,对着睡得踏踏实实的安德烈,满心的道理。他现在只要一睁眼,我立刻把这些话讲给他听,他一定承认我有道理,他会在我的劝导下想开。可是他就是不肯醒来。
我翻个身,面朝窗子。外面雪停了好一阵了,沉淀的雪使四野白亮。阳光照在这个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扩张了亮度。亮度饱胀得厉害,从卧室拉得严丝合缝的窗帘上溢出来;不是从缝隙,而是渗透密度极高的经纬,使这乳白窗帘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卧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软的白亮轮廓,像是刚刚从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刚刚刷去最后一层细沙的物件,西班牙式的五斗橱上一层硬币——安德烈一进卧室先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出,扔到橱上。一把圆形沙发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读书的。另外一个英国式的秘书写字台,上面的花瓶和写字台一样保守。花瓶里的花是我十月底来的时候安德烈买给我的,这时全干了,是普希金讲到的那种样子:在多年后令人想到一个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种样子。
但愿一切都在眨眼间过去,一步跨入未来。从未来回头,来看这个初雪的早晨,这束干花,是不是像此刻这样事关重大?这个无从说起,辗转反侧的时刻还会显得折磨人吗?可能不会,可能像是任何时刻一样,无足轻重,可以被错过去,过度到普希金所隐喻的那种晚年:意外地在一本书里发现一些干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个浪漫事件留下来的,那事件究竟是怎么个前前后后,全不清楚了,隐约记得它在当时显得致命。然而普希金对晚年有什么发言权呢?他又没等得及晚年,让致命的致了命。
我看见乳汁一样的光线中,安德烈的沉睡面容。他这些天一定没睡好。其实他相当紧张。对于FBI搅进我的生活,他表现出的嘻哈态度,是为了宽我的心,实质上他非常不安;我和他出门散步,吃馆子,游荡各个博物馆,他一刻不停地在注意身前身后。他对我究竟是谁没有完全的把握。对于我的父亲到底干过什么,他也觉得心里无底。他没有彻底信赖我。因为假如我像我自述得那样简单,FBI真的会吃饱了撑的,如此兴师动众?
我轻手轻脚起床,走到楼下。打开客厅的百叶窗,外面果然白亮得让我睁不开眼。四周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一切都还在星期日的大懒觉里。我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坐下来,无所事事原来很舒服。安德烈·戴维斯的妻子会在这样的早晨坐在长沙发上看报或看账单,或者全心全意地无所事事,就坐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是个感到幸运、惜福、感恩的女子,为此刻能在窗内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那个安详的、穿着厚实柔软的洁白毛巾浴袍的主妇会是谁?
会是我吗?……
芝加哥的劳累、贫困和粗野的风一块儿横扫向我和我的艺术瘪三同学与朋友。我在那里感到的力量,那种类似英雄气概的自我感觉和这个暖洋洋的客厅完全不搭调。在那里吃的苦头在这里看是自找,是荒谬。我发现自己悠闲地叠着洗衣筐里洗净烘干的衣服,柔软剂家常的香气和着一股猛烈的庆幸涌进我身心——幸亏我没把分手之类的话告诉安德烈。我需要这份悠闲舒适暖洋洋的日子。
我来到浴室,开了水龙头。水流充足、温煦。我想到每次牧师夫妇家洗澡的顾虑,总是竖起耳朵听许久,确定没人使用淋浴,没人洗手,没人坐在马桶上读杂志。我才影子一样闪进去。我总以最快速度洗澡,尽管人体在淋浴中多么想犯犯懒,我都在冲去肥皂泡沫后决然地关掉水龙头。稍稍磨蹭,我就听到自己斥责自己:真好意思啊,连房租水电费都还没交呢……这时我让水流完全包裹住我,舒服得直发呆。完美的温度和源源不尽的水流让我意识到能这样浴洗是幸运的;浴洗该是种铺张得起的铺张。
浴盆旁边有个电子体重磅秤,靠墙的木架上,是一摞蓬松的毛巾。大部分毛巾是乳白色,有两三块是浅沙黄,一切都自然方便,似乎生活本身就该这样方便,并不需要人去恶狠狠奋斗,什么都称心如意,安德烈·戴维斯的爱妻将抹去巨大镜子上的水蒸气,顺便看看自己的裸体:还不错吧?还算年轻吧?……满意了,她梳起水淋淋的头发来,两个嘴角自得地往上翘起。未来的主妇看着看着,抹乱的热雾变成一柱柱细小水流,从镜面上淌下,她的身体于是变成被风吹皱的水面上的倒影。
我一步跨上电子体重磅秤,看着红色显示灯在几个数码间吞吞吐吐。我想,安德烈未来的爱妻会像这样,在每天浴后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个女人会是我吗?
我再次觉得惊险,一念之差险些就断送了我正享受的这一切。
我拿起马桶旁边的电话,拨了个号码,响了六遍铃,阿书沙哑地说:知道是你。我以为你昨天一到就给我打电话呢。
我说:我坐“红眼睛”航班来的,昨天补觉补了半天。
她说:我以为你特急着知道我的“招供”呢! 我问:你都供什么了?
她说:你放心,凡是我知道的,我全招了。那家伙长得不错,挺精神的。
我怕她接着瞎扯,马上要她挂断电话,我十分钟之后再给她打。
她骂骂咧咧,说:有监听器怕什么?无非把大实话再讲一遍。打死我也就这些话;打死谁我都是这几句话!他妈的让你监听!……
我赶紧叫她闭嘴,把电话挂了,匆匆换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门去。在街口快餐店里,我找到一个投币电话,一拨通就听阿书仍在骂骂咧咧,我这边又穿衣又戴帽又鬼头鬼脑找打电话的安全地点,她那边一口气骂到现在。她说她就得骂给他听;我问“他”指的谁;她说谁在她电话线上装“小耳朵”她就请谁听她的脏字眼儿。她说FBI已在礼拜给她过了“大刑”。我问怎么个过法。她说跟那么乏味的人来来回回讲那么几句乏味的话,还不叫过刑。她告说我:理查·福茨尽量变着花样问那几句话,于是那几句话就是变着花样的乏味。
哪几句话?我问。
还不就是我什么时候认识你的,你在军队的活动我了解多少。我们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后又说:他们俩人据说是在北京认识的,我说:不对,是在美国认识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认识的!他说:那可能是他俩装的,我说:那他俩装得可够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来:你怎么帮腔啊?!我们怎么装了?! 我没说你装啊!……
你不是说我装得够棒的?!
我说你要能装成那样那可是没得说了:天生一个大瓣蒜!
谁装蒜啦?你存心害我?!
唉,你这可不够意思,我这可是舍命陪君子,我图什么?!让电话线上的“小耳朵”一听,乐了:我们这边内江了!资本主义就这点儿好,个人主义,谁也不跟谁团结得像我们社会主义这样……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团结。
我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来是来麻烦阿书。
阿书接着告诉我,若不看在她和我穿开裆裤的情分上,她早让便衣福茨去见鬼了。她又做出一副淫荡嗓音说,理查·福茨要不那么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会少很多耐性;她的态度良好跟他长得英俊有关系。
我说:要不你帮我干掉他算了。
她说:有那么一闪念。后来想,我这忙也帮得太大了,怕你心里过意不去。
我笑起来。
阿书说:他也觉着我看着他的眼神不对了,可能有点儿不正经。他马上把话一转,问我和外交官戴维斯什么关系。我想这小子实在太帅了,讲这么低级趣味的话都让我舍不得干掉他。我说:啊,我跟外交官戴维斯先生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你真这么说的?我知道她不会这样跟FBI的便衣说话。
她拍着床铺大笑。我们俩在电话上比较大无畏。
她笑完又说:便衣福茨真是挺帅的,你知道他们挣多少钱一个月?
我说:肯定比邮局的挣得多。
那天他来我公寓找我。我一看,嗬,你艳福不浅,弄了这么个帅哥便衣来审你的案子!
我说:别堕落好不好?他不就是一个狗特务吗?
她说:我还迷上过一个UPS的卡车司机呢。我跟便衣福茨说:请等等,我煮杯咖啡去,其实我跑去换了条超短裙。他装着没看见我摇身一变,不过我看出他眼睛一散光。然后他开始问你在军队的时候,写的信都说些什么。我说:我这人吊儿郎当,她教育我不要吊儿郎当。他说:你不认为她这是在给你洗脑;我说:我哪有您这么高的觉悟。我又说:我还收到她寄给我的军装,毛主席著作;他说:这在我看很像洗脑。我问他:你知道那时候一件正牌军装什么价吗?——能换十斤挂面!十斤挂面什么价你懂吗?——二十八个鸡蛋!二十八个鸡蛋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我们全家每月才十个鸡蛋,还有四个散了黄的,一个臭的。不散黄不臭的只轮到我爸爸吃。我爸爸有慢性肝硬化,二十八个鸡蛋在我们家可是大事,你懂不懂?!
阿书拿我做假设的便衣福茨。她在这里停顿下来,为强调她下面更重要的话——
她说:因为二十八个鸡蛋让我爸爸的肝腹水拖延了四个月;没这些鸡蛋我爸爸会早死四个月,所以这些鸡蛋等于是我们三姐弟四个月的爸爸!
我问她便衣福茨听完怎么个反应。
没反应,傻了。过一会儿才说:你们能长大成人,真不容易,内心从小就受过致命创伤。我说:也还行吧,我爸爸在世我们吃萝卜干炒辣椒,我爸爸去世我们还是吃萝卜干炒辣椒。对了,他还问:你的朋友在童年、少年时期有没有不良习气?比如撒谎。我说:嗨!我当你说什么不良习气呢!撒谎谁不撒?你不撒谎?他特严肃。说:对我的朋友,我就不撒谎。我说:我也是。他说:你可别对我撒谎,我说:那你争取做我的朋友吧。
后来呢?
后来我想,这小子不错,又帅,又不笨,值得追一追。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大马路上。你知道,我对我喜欢的小子,一般送到电梯门口;有可能闹恋爱的年轻光棍,我就送到楼下;特别有潜力的,我才送到大马路上。一男一女乘电梯,大眼对小眼,哇,那股荷尔蒙压力!心肯定会乱。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阿书,FBI和个中国女人恋爱?你想什么呢?!
想想都不行?再说不是我想,是荷尔蒙想。
他们这种人一般都不理睬荷尔蒙,都是冷血。
她在电话那头继续嬉皮笑脸,说:唉,你想想,生个小FBI,也不错,据说进FBI要考智商的。
我发现身后站着两个人,等着打电话,都受不了我的胡扯。我们的对话是中文,用不着听懂它也明白它是胡扯。在美国,用公用电话超过十分钟的一般不是正派人,不是走私贩毒倒军火,就是匿名告密或恐吓,不然就是通奸腐化。最次也是缺乏社会公德,跟随地吐痰同等罪过。
我跟阿书说:行了,有人等着用电话……
她说:让他们好好等着。我跟便衣理查在大马路上握手的时候,他说:什么时候来芝加哥,我请你喝咖啡。我心想,天寒地冻穿超短裙也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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