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周志明,谁说季虹是反革命啊

清早起来,他和小陆谁也不理谁,各自叠了被子,洗了脸。在饭厅里买了饭,小陆端着饭找了个桌子独自去吃了。他心里直发沉,“两个人这副德行,呆会儿怎么上北京市局办事情呀?”闷闷地吃完饭,他拼命地把堵在喉咙眼儿里的气吞下去,走到小陆的饭桌前,坐在埋头喝粥的小陆旁边,说:“昨天的事,你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了……”“别说了,我不乐意听!”小陆看也不看他。火儿,实在压不住了,他口气也粗硬起来,“你别以为我找你来解释什么,我没那工夫,现在咱们可不是无事一身轻,想吵就吵,想闹就闹!跟你说,回头儿当着北京市局的人,咱们可别没鼻子没眼的,拿责任不当回事,叫人家看着不成样子。我把话说了,你爱听不听!”他说完,抬起身子往食堂外面走出去了。他回到房间,等了一会儿,门,轻轻被拉开了,小陆站在门口,没进来,眼睛也不看他,只低低地说了句:“走吧。”他身上松下来,小陆毕竟是不会把工作耽误在意气上的,因为他一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这个事业的侦查员!早上八点钟刚过,他们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一进办公室,老王迎面便说:“算你们运气好,那个冯汉章,我们已经找到了,就住在前门饭店。”他和小陆都惊喜不已,甚至还不知不觉地互相对着笑了一下。老王请他们坐下后,递过一张电话记录稿,说:“昨天晚上我们有几个同志加了个班,总算查到了,这家伙到北京来是为了替另一家外商推销一项产品,和里克公司的业务无关。现在他已经和我们两三个单位挂上了钩,生意正得手,看来最近几天不会动窝的。”电话记录稿上记载着这次和冯汉章做生意的一个单位提供的情况,包括冯汉章这次来京的日期,和他发生联系的单位及他在前门饭店的房间号码,还有这些天大致的活动情况和举止表现等等,虽然不尽具体,却面面俱到了,志明仔细看了一遍,感激地对老王说:“太谢谢你们了,太谢谢你们了。”老王摆摆手,“咱们之间还客套什么,都是在同一个大门里吃粮的,我们有事去南州求你们,你们还不是得当自己的任务办吗,一个样。”话锋一转,他问道:“怎么着,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要我们配合做些什么吗?”周志明说:“我们两个人的任务是打前站,先跟你们联系上,把人找到,情况掌握起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志今天乘火车来,准备等他们到了再动手,你看——”他换成商量的口气说,“我们能不能先到前门饭店去摸摸情况。”“那没问题,”老王干脆地说,“我陪你们。”然后,老王给他们借来了两辆自行车,一行三人奔前门饭店而来。他们找到了前门饭店的保卫干部,知道冯汉章十分钟前刚刚乘出租汽车出去。他们便大致了解了一下他这几日在饭店的起居规律和所住房间的位置,老王又向保卫干部交待了几句什么,三个人便离开饭店往回走。北京冬季里的响晴天,风特别暖,软软地抚在脸上,使人醺醺然。在水洗过一般湛蓝的天幕下,天安门城楼重红夺目,给人一种视觉上的享受。走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大道上,周志明的心情异常晴朗起来,昨夜横来的不快早已忘到脑后,他慢慢地盘算着,如果段科长和大陈的那班火车能够如期到达,那么早则今晚,迟则明晨,11·17案就可以一举破获了。他全身的神经一跳一跳地发胀,破案的前夜,是侦查员最兴奋的时候。但是在他们回到办公室里的时候,他却敏锐地感觉到屋子里的气氛有些异常。早上和他们见过一面的一位姓古的副处长正在向两个干部低声说着什么,见他们进来,便赶忙招呼说:“你们回来得正好,刚才已经派人去前门饭店找你们去了,你们来。”老王也很敏感:“又发生什么情况了吗?”古副处长没有急于回答,反问了一句:“冯汉章不在饭店里吧?”“不在,可能到哪个单位洽淡生意去了。”老王说。古副处长唔了一声,转脸对周志明他们说:“我们的人刚才在首都机场发现了他。”不用解释,这一句话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这家伙难道已被惊动了,要跑?”老王也马上反应出来。“他手里有一张十一点二十分北京至香港航班的机票。”古副处长抬腕看了看手表,“现在距离起飞时间还有四十五分钟,我们的人已经把他监视起来了,你们看该怎么办?”古副处长把征询的目光停在他们两人身上,少顷,又开口了,语气却是果断不容置疑的,“现在和民航联系请这架航班延时起飞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我看现在应该当机立断,提前破案!”周志明刚一听说冯汉章要跑,心里就闪出了提前动手的念头,他之所以没说出来,是因为一时拿不准。冯汉章是外籍人,没有准备好就仓促逮捕,万一临场发生什么变故怎么办呢?现在既然古副处长提出了这个主张,他心里就像有了主心骨,不再犹豫了。“好吧,逮捕证、搜查证我们都已经带来了,请处长指挥行动吧。”还有四十五分钟,事不宜迟,他们分乘两辆轿车,直放东郊。北京街上的红绿灯栉比林立,汽车走走停停,艰难地穿过拥挤纷攘的街道。古副处长神色焦灼地不时看表,老王嘟嘟囔囔地骂着那些与汽车争道抢行的自行车们,时间眼睁睁地过了二十分钟,可他们只蜗行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在表面上,周志明竭力忍着不动声色,可心里比谁都急,都没有把握,一丝不祥的预感隐然爬上脑际,冯汉章,难道会像徐邦呈那样从他们手指缝里逃之夭夭吗?他的头上渗出汗来……什么都是可能的!然而,事情似乎并不是没有了转机,当汽车驶出东直门,跃上直通首都机场的宽阔大道时,便开足了马力,强烈的气流撞在风挡玻璃上,发出轰轰轰的振动,这声音越响,他的信心和希望就越强!他们在十一点十分赶到机场,几乎是冲着跑进了候机楼的大门,有人迎上来,同古副处长耳语几句,然后引导着他们穿过乱哄哄的候机厅,径直奔检票口而来。去香港的航班刚刚检票,在那一排参差不齐的等候检票的乘客行列中,他们几乎同时发现了冯汉章。和他在相片上那一副风度翩翩、脉脉微笑的神情相比,冯汉章此时脸色阴沉,步态呆板,样子苍老而疲惫。他手里除了一只轻便的小提箱外,没有其他东西,正随着准备登机的人流缓步向检票口移动。古副处长侧过身子,从容地对身边的周志明轻轻说道:“现在是十一点十三分,你们可以破案了。”周志明、小陆和老王穿过人群,向冯汉章大步走去!周志明、陆振羽在北京市公安局有力协助下,于首都机场胜利破案之后,同段兴玉、陈全有一道,在公历的大年三十将11·17案主犯冯汉章押回南州。一九七九年元旦这一天,便开始了这个案件的最后一役——预审。冯汉章不同于施季虹,在审讯中很难速战速决,一鼓克之,这一点,段兴玉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审讯的进展似乎比他预料的还要棘手,冯汉章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基础站住了脚跟。他先是痛快地供认了利用施季虹进行情报活动和参与陷害卢援朝的行为,表示服罪。但对其他问题的供述却让段兴玉摸不着虚实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既然捕前缺乏侦查过程,审讯中出现艰难局面就必定是难免的。所以在第二天便不得不把审讯停了下来。整整一上午,段兴玉坐在办公桌前面没有动窝,那几张审讯的记录稿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桌上摊了一片写满字的纸。审讯记录中重要的段落他都分门别类地摘抄出来,颠来倒去地琢磨、比对着,各种假设一个一个地产生出来,又一个一个地被推翻了去,他期冀着能从这些供词中发现出一丝纰漏和矛盾来。冯汉章的派遣机关是哪里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的供述究竟可信不可信呢?“我是里克公司的代表,我的派遣单位在护照上写明了的。”这是审讯记录里的一段话。“你非法搜集我国军工生产情报,陷害我国公民,难道这也是代表里克公司干的吗?”“当然,我承认,干这些事并不是出于里克公司代表的职责。我是为了金钱才干的,有人愿意付给我很高的酬金,就这么回事,至于说那是个什么机关,我无可奉告,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究竟是……是什么机关。”冯汉章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副故作轻松的神态,这使段兴玉当场就把脸沉了下来,得给这家伙的心理上造一点儿压力了,天底下就有那么一些吃硬不吃软的人!“冯汉章,我提醒你注意,被审讯者在回答问话时,是不得使用外交辞令和戏谑的语气的,你虽然是外籍人,但是你背着你的国籍国政府在中国领域里进行侵害中国利益的犯罪活动,同样要受到中国法律惩处。我奉劝你认真思考一下,争取一条从轻处理的道路才是上策。”冯汉章默不作声,脸色变得阴涩起来。“你不知道向你提供金钱的机关,但直接给你钱的那个人,你总该知道吧?”“那个人叫威利,我叫不出他的全名,也许连威利也是个假名字,我们以前是在渥太华偶然地认识的,他好像是个推销商,我们后来见过几次面,都是泛泛的接触,次数也不多。在里克公司决定派我来中国常驻以后,他来找我,同我谈起一家大财团愿意和我做一笔生意,只要我去中国后向他们提供某些他们感兴趣的经济情报,就可以得到数目可观的酬金,我同意了。当然,威利不肯说出那家财团的名称,这是做掮客的规矩。”“你们怎么联系,情报怎么传递?”“我把我在香港所住的饭店告诉了威利,在我每次去香港度周末的时候,有人会打电话来,通知我什么时间到什么地点去,把情报放在指定的地点,这种放置情报的地点都是他们事先选好的,比如:公园的凳子下面,垃圾站附近的石头堆里,空酒桶里等等,这也是他们向我付钱的渠道。”“你向他们提供了什么情报?”“很杂,很零碎,从市场价格到出口贸易的情况都有,也包括施季虹给我的那些情况,要我一样一样地谈吗?”“你一样一样地谈。”冯汉章在谈那些情报的项目和内容时,态度很认真,回忆很仔细,但段兴玉却觉得他是在耍滑头,在装腔作势地演戏,他故意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一大堆极不重要的情报项目,连计划生育和居民换房子这方面的情况都列了上去,避重就轻的用心是很明显的。段兴玉耐着性子听完了,突如其来地问了他一句:“你指使施季虹在江一明家盗窃绝密情报,事前是怎样接受指令的?”冯汉章当时怔了一下,但很快便镇定地说:“对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接到过什么指令。”“施季虹已经在盗窃现场留下了痕迹,案发后,你们唯恐罪行败露,串演了一出移花接木、嫁祸于人的丑剧,难道连这个你也否认吗?”“不,我不否认帮助施季虹诬陷了那位卢先生。施季虹不爱他,一心想甩开他,她来找我帮忙,我不知道为什么竟鬼使神差答应了她,也许在那一分钟里我爱上她了,我也只爱过她这么一分钟,可是这对于我,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不过我们和江一明家里的那桩盗窃案没有关系,千真万确没有关系。”他们真和盗窃案没有关系吗?这是不可能的。但要立即向冯汉章证明这一点不可能,却仍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段兴玉只好把这个问题先搁下了,他换了个方向往下问:“我们是在你登上去香港的飞机前一分钟逮捕你的,据我们知道,里克公司并没有来电报召你回去,我们还知道,你在北京的生意正在得手,尚未完成。你回答,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不告而别呢?”“说实话,我很后悔帮了施季虹那个忙,我到后来才意识到我给她那些东西——密写药、照相机,是多么的荒唐和……担风险。这件事压在我的心上,使我昼夜不安,有时我很绝望,觉得我完了,几天前,我突然动了逃走的念头,因为我预感到……”“段科长,”周志明的呼唤声打断他的思索,把他的视线从审讯记录上拉了起来,“该吃饭啦,今天食堂吃饺子。”周志明把手里的铁饭盒摇得哗哗响。他没动,若有所思地凝望着周志明,自言自语地问:“他真是凭着预感才决定逃走的吗?真是虚无飘渺……”“你说冯汉章吗?”周志明放下饭盒,“也不是不可能,他估计到自己罪行早晚会败露,三十六计走为上……”“不不!”他断然地摇摇头,敲着桌上的审讯记录说,“据我的印象,他绝不是他自己在供述中所描绘的那种一时冲动犯了错误,以后又风声鹤唳,吓得要死的人,绝不是的。你没发现吗?他在被捕之后是多么冷静,在审讯中的对答是多么有条不紊、恰如其分,这种超乎常人的冷静自然使人感觉到他似乎受到过专门的训练。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职位,置商业信用于不顾而放弃成交在望的买卖,甚至连自己的东西都扔在前门饭店不要,也不同饭店结账便不告而别,这简直可以说是在仓皇逃命了,难道仅仅是凭了莫名其妙的预感,凭了虚幻的第六神经吗?不不,这是说不通的,他一定是接到了表示危险的确实信息,不得已,才猝然出走的。”“确实信息?”周志明疑惑地眨眨眼睛,“施季虹贴在歧山路的报警信号,按说不会发生报警作用呀,她是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四点多钟贴的,冯汉章到二十九日上午在北京已经买了飞机票要溜了,一共不到两天的时间,那个胶布条也太神了。”“你看……冯汉章会不会另有一条闻警途径呢?”段兴玉非常迟疑地说。“啊?”周志明有点儿呆,没说出话来。段兴玉的指尖在审讯记录上轻轻弹着,缓缓地又说:“不管怎么说,这家伙肯定没有向我们缴械,我可以肯定这一点!他的供述和施季虹的供述之间,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比如陷害卢援朝这件事,施季虹说是受他的指使逼迫,而他却说是受施的请求帮她的忙,从这两个人的个人情况和我们掌握的材料分析,当然是施季虹的供述更可靠些。还有照相机、密写药这些东西,冯汉章说是在国外买的,既然是商品,为什么没有商标?技术部门初步研究了一下,他们的意见认为不像是西方国家的民用产品,今天上午把一个书面意见送来了,虽然不是最后的鉴定结论,但我看那几条意见还是挺有价值的。密写药、显影药还没有化验出来,不过目前也已经排除了民用品的可能,因为它们配方成分的化学水平很高,也很复杂,你看看这些材料。”“可是……”周志明接过化验说明材料翻览着,说:“可是冯汉章的供词也自成一套逻辑,而我们这些证据又都不是那么肯定,总不能单凭着分析和推理来打倒他吧?”段兴玉点头说:“这是当然。他的供词显然是深思熟虑的,他料定我们手中的证据主要来自施季虹的口供,才敢这样有恃无恐地做文章,这倒也足见此人非同一般,我想,他的后台老板大概决不是什么威利之流。”“对了,我也这么看,一个财团,怎么会对941这种军工企业发生那么直接的兴趣,甚至这么不惜工本地进行非法情报活动呢?我想……会不会是这个!”周志明用食指在桌面上写了一个“D”字,“从过去我们破获的一些案件上看,他们对941的兴趣倒是很强烈。”“唔——”段兴玉望着桌面,点点头,说:“你是说,D3情报总局?”冯汉章到底是什么背景?不查清楚,整个案子就是一笔糊涂账,所以在元月二号,段兴玉决定南北分兵,陈全有和严君南下广东,设法请有关部门协助查证一下冯汉章口供中涉及香港的那些情况,他自己和陆振羽则北上赴京,准备请权威单位再重新对那架微型照相机和密写药进行鉴定和化验。陈、严的广东之行,他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因为冯汉章在香港的活动不会没有掩护,想从那儿查出他的马脚来的确是件难以办到的事,倘不是出于无奈,他决不会花两个人日夜兼程去搞这种事倍功半的查证,这也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撞撞大运吧。至于他和小陆的北京之行,他却寄以十足的希望,他反复想过,对这些物证的检验,也许是认定冯汉章的派遣组织的唯一途径了。不知为什么,在他心里发出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这个案子不是已经进入了尾声,而是处在乱无头绪的开端。一大早,大陈和严君拿着两张全国铁路通用票登上了一列南去的火车,段兴玉和小陆现买了两张站台票也挤上了火车往北去了,办公室里只剩下周志明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埋头整理11·17案的卷宗。现在在他面前摊放着的,是从前门饭店冯汉章房间里搜查和扣押的物品,差不多已经分门别类整理完了,只剩下一个纸包还没有动过。他打开纸包,从里面倒出一堆碎纸片来。这是从一个垃圾篓里拣出来的碎纸。当时他们已经把冯的房间全部搜查完毕了,他一个人留在屋子里正和饭店楼层的负责人核对扣押物品的清单,几个服务员进来开始收拾这间客房。他看见一个服务员从洗脸间里拿出个纸篓来,好像是搜查中没有注意到的,便要了过来,伸手进去翻了翻,发现里面除了废烟盒、废包装纸外,还有些写着字的碎纸,他向服务员要了一张旧报纸,把这些碎纸拣出包起,带了回来。可这包东西,竟使大陈抱怨了好几次。“你成拣破烂的啦,把这些烂纸头拿回来干什么?这有什么价值?这倒好,按规定,拿回来的东西一律不能随便销毁,还得一张张裱起来入卷,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当时小陆站在旁边,冷冷地敲着边鼓:“人家是又要发现点儿什么,好一鸣惊人了。”他不以为然地冲大陈笑笑,“我抓空儿裱出来不就完了吗,即便没有证据价值,也许还有研究价值呢。”他没理小陆,小陆那阴阳怪气的腔调儿使他不舒服。他知道小陆对他的嫉恨未消,便尽量避免和他冲突起来,惹不起,总躲得起吧?写着字的这些废纸都被撕得很碎,他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勉强地拼接起来,裱糊在衬纸上,一共裱出三张。一张是一个账单,上边草草地记了些日常行住的花销,另一张记的是北京几个单位的名称和地址、电话。他看过这两张,都放在一边,又拿第三张来看,这一张撕得最碎,十八开大小的纸,竟撕成了三十多片。他把它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原来是一封信,一封很简短的信。冯汉章先生台鉴:你寄来的钱,已经收悉。病危入院的家父,于前天脱离危险后,即命我代为执笔,速寄一信与先生,以转达他的谢忱。他下周便可移榻回家了。看来他的病,迄今无大渐,你付予的帮助,使他在自己残烛之年又得到了一位热心的朋友。刘亦宽信上没落日子,他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看不出什么疑点,而且又没有信封,只好也放在一边,准备等将来审讯冯汉章的时候再做核查。忙忙碌碌地过了一天。晚上吃过饭,他一个人走进办公室,准备继续整理卷宗,刚打开保险柜,他却犹豫了。“得回去看看肖萌了吧?”自从年前在法院审判厅的过道分手以后,他们还没见过面呢。趁现在没有急茬的事,应该回去看看了,他把保险柜关上,锁好,然后骑车离开机关,往太平街而来。路过南州饭店,被一串从饭店大院里鱼贯而出的小汽车拦在路边,他蓦然记起那次下班后在这儿碰上季虹和冯汉章的情形,也不知道那次他们谈了些什么……小车队过去了,他却呆愣在路边没有动弹,一个令人为难的问题钻进了他的脑袋。“回去了,宋阿姨问起季虹的事怎么办?”他心里飘过一阵胆怯,上次他对卢援朝问题的守口,已经叫宋阿姨不高兴了,这次又轮上她的女儿,如果问了,怎么说呢?他又蹬起自行车,慢慢的,边蹬边想辙,辙没想出来,心里却愈加烦躁缭乱,这时候冷不防一个小伙子骑车从身后超过来,压住他半个车轮子,一拧把,把他别了个措手不及,歪在了马路沿上。那小伙子在他前面停下来。回头冲他咧嘴直笑,他定一定神,不由也跟着笑起来。“好哇你杜卫东,你敢别公安局的,不怕罚钱呀?”杜卫东带着一串笑,把车子滑到他跟前,说:“我跟公安局的缘分深,这不,我是二进宫啦。”“这次不算的。你现在怎么样,在淑萍他们家还好吗?”“还行吧,人家对我不错,我怎么也不能往人家身上抹黑呀。可是你们这些个警察呢,一出点儿什么事就总往我身上怀疑。你知道这次是谁抓的我吗?还是你认识的那个黑大个儿,这家伙,咱们这种有前科的人在他眼里,屎壳郎,一辈子都是臭的。”“这你可错怪人家了,实际上正是他在证据上发现了问题,才改正了错案,要不然你又该回自新河啃窝头去了。你现在还在941厂吗?”杜卫东像是很得意地一挺胸脯,“当然啦!”周志明突然想到什么,眉尖一挑,“哎,我还没吃你的喜糖呢,你们什么时候给我补上?”杜卫东非常郑重其事地答道:“对对对,不光喜糖,还得请你喝顿喜酒,淑萍以前也没告诉我,到现在我才知道我的新房原来就是你的家,占了你的房子,淑萍他们家老过意不去,整天念叨,结果现在我倒反过来老宽慰他们,我说,周志明跟你们是老邻居,跟我是患难之交,铁哥们儿,没说的,再说你现在也跟我一样,反正到别人家‘倒插门儿’去了,那家是高干,还在乎这两间房子吗?”周志明笑笑没说话,杜卫东话头一转,又说:“哎,对了,那天我可看见你那位了。”“我那位?”“就是施肖萌啊,现在我们厂没有不知道她的,外号都有了,叫‘施洋大律师’。我是在那天审判会上见到她的,厂里保卫处专门给了我一张票。嘿,说真的,你那位没治了。”“怎么没治呢?”“要口才有口才,要长相有长相,够派!比她姐姐漂亮多了。其实你说施季虹那模样配人家卢援朝也就可以了,可她还那么不知足,非扒上一个华侨不可,这事儿你听说了吗?那华侨叫张什么还是什么章的,据说比施季虹大三十多岁呢,都老没牙了,真的,不信你问去,我们厂的人都知道了,这叫什么?叫‘桃色新闻’吧?反正这种新闻传得最快,人家说,这次整卢援朝就是那老帮子出的点子。”周志明不置可否地笑笑,转移话题说:“你刚下班吗?”“不,今天我倒休,上卢援朝家帮他做家具去了,他们请了我一顿,这不才吃完。”“对了,卢援朝的家具我见过,那大立柜就是你的手艺吧?”“怎么样,手艺不赖吧,什么时候你办事,我也给你打,这还是在机修厂木工组打的底子哪。唉,卢援朝这下也结不成婚了,打出来这些家具都准备先给他弟弟结婚用了。”他们在路边就这么闲扯了半小时,直到脸上冻得发僵才握手言别。周志明回到施肖萌家时,已经七点半钟了。他看到大门前的空地上斜停着一辆漆黑发亮的“奔驰280”,心里不由一动,“是施伯伯回来了?”进了门,先进厨房擦了擦脸,从吴阿姨那儿,他知道施伯伯并没有从北京回来,在客厅里同宋阿姨说话的,是个刚刚到的客人。“小萌也不在家?”“不在。小萌这些日子好像不痛快,话也不说一句。唉,她爸爸也不回来。”吴阿姨重重地叹着气。他穿过走廊走向自己的房间,从客厅紧闭的门里,能听到有人在说话。一个洪亮的声音突然抬高了传出来,口气果断而自信。“这件事,市委政法部当然是可以过问的,……”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扭亮桌上的台灯,总觉得桌面上仿佛缺少点什么,想来想去,才想起玻璃板下面压着的施肖萌那张扎小辫的照片被她拿去了,心里淡淡的有点儿别扭。他拉开抽屉,在里面扒拉着想再找出一张好的来,找来找去不满意。在这一两年的照片里,她几乎都是那么一副冷漠,矜持,过于自信,过于固执的样子。他比了半天,挑出一张“傻笑的”塞在玻璃下面,好在并无娇嗲作态,总算傻相可掬吧。客厅的门响动了两下,宋阿姨和客人的说话声移到走廊里来了。宋阿姨好像是哭过一样,用伤风发哑的嗓子哝哝地说:“老乔,孩子出了这种事,真叫你操心了,老施偏偏这个时候又不在……”那个响亮的声音略略柔和了一些,“老施在北京的会也快结束了。我今天和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同志说了一下,季虹的事先不告诉他,让他安心把会开完,再说他的身体也不好,还是等他回来以后再说吧。老宋啊,你也不要太难过了,萌萌那样做还是对的,不要太责怪她,为难她了。她的那件事我也听说了,孩子现在心里也是不好受的,不管怎么样,他们毕竟是相好了一段时间嘛。以后我叫乔真多过来安慰安慰她。最近他们学校要分出一部分学生到外地去办分校,你知道这个事吗?乔真在学校里到处帮萌萌活动着留在总校,分校的学习条件太差,毕了业还要往外地分,要是现在能留就尽量争取留下来。乔真已被系里留下了。对了,你的腰痛病怎么样了?乔真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搞按摩的,据说在南州小有名气,约个时间叫乔真领你去一趟。”“这孩子,真难为他想着了,叫他以后常来玩啊。”宋阿姨有气无力地说。“现在一般的按摩大夫……”说话声又移动了,消失在大门口。门外,汽车响动了一阵,开走了。周志明听见宋阿姨的脚步声从大门那儿转回来,在走廊里拖动着,一声一声好像越来越近,他有点儿发怵,生怕她突然进来向他问起他没法回答的事,可那脚步声终于走进客厅里去了。他轻轻松了口气,也许宋阿姨根本就不知道他回来了,不知道也好。“可是萌萌呢,这么晚了上哪儿去了?”他闷闷地想。早上上班的铃声响过,严君走进办公室,心事重重地坐在桌子前。“怎么了,小严?”大陈投过一注怀疑的目光,“在广州两天没睡觉眼睛都没肿,怎么回来反倒……”她轻轻按摩了一下发肿的眼睛,想松弛一下哭酸的角膜,她一向自认为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可昨天,仿佛把一生所有的眼泪都流干了。唉,女人的眼泪。昨天下班的时候,小陆交给她一张字条,约她晚饭后去建国公园谈一谈,并且写明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为了自己请求她了。她一边吃着晚饭,一边琢磨着这封情辞恳切而又颇有点儿最后通牒味道的“约书”,心绪被难以名状的烦恼攫住。她如约来到公园门口,小陆已经等在那儿了,大概因为都觉得彼此的心情和公园里的环境气氛不大相称,所以他们没有进去,而是顺着马路向西走去。在路灯如豆的寒气中,她看见了街头拐角处那片在风中摇曳的光影,不觉依稀记起三年前在施肖萌去自新河探望周志明的前一天晚上,她同她也是沿着这条大街走向那个幽暗的拐角的。过了拐角,他们没有停下来,继续默默地往前走,走了一会儿,小陆开口了:“小严,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你答应我吧,我,我爱你。”他的声音中夹带着胆怯的颤抖,听起来怪可怜的,她聚集在胸中的烦躁倏地溶解了,心平气和地说:“你看,现在案子这么忙,不是考虑这种事的时候吧。”“哼,干咱们这行的什么时候不忙呢?你们从广州空手而回,我们在北京四处碰壁,物证虽然留在了北京,可是究竟能不能检验出来,什么时候才能检验出来,都是没准儿的事。这个案子要是一拖拖上十年二十年,难道让我们也跟它一起长期挂着吗?”“小陆,我们做一个好朋友吧,我们原来就是好朋友,这样不是很好吗?”“这么说,你还是不同意啦?”话中似乎挟着些隐隐的威胁。“我很愿意和你做个普通的朋友,我们保持一种亲密的友谊关系何尝不好呢?”她几乎是用了恳求的语气,心里却有点儿冒火儿了。“我就那么使你讨厌吗?”小陆咬着牙问。“我并没有说讨厌你,从来没有,但你要求的那件事,无论如何不行。”“为什么不行?”“别问为什么。”“你总有个原因,我一定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说不清了,别问了,我还有事,我们分手吧。”她觉得无法再谈下去了,转身离开他,大步往来的路上走去,刚走出几步远,猛然听见他在身后说道:“我知道,我长得不如周志明漂亮!”这句话使她全身像顿点儿一样顿住了,她转回身,冒火的眼睛直盯着那张在夜幕中变得模糊的脸,陆振羽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子弹一样打在她的心上,“可你,也并不比施肖萌漂亮!”“你!”她舌根发僵,“别忘了你还是一个公安干部,说这种无聊的话,太无聊了!”“对,我是无聊,可你和周志明,你们有聊吗?”“小陆!”她从来没有这样厉声喊叫过,以致把他弄得一愣。“好吧,”他说,“你用不着发火,我明白就行了,我不会妨碍你们的,可是请你们也别再拿一件破毛背心之类的玩意儿把别人涮着玩儿!”他过街走了,怒气冲冲地走了。她强撑着回到家里,扑在床上嘤嘤地哭起来,委屈的泪水湿了一片枕头。几年了,她的感情所受到的冷遇,她的苦苦的,毫无希望的等待,从未得到过一丝一毫的同情和安慰,她得不到自己的所爱,又不能下决心当着小陆公开否认这爱的存在,大概,人生最苦,莫过于有苦说不出了。她感觉到大陈关切的目光还停留在自己脸上,连忙强作轻松地拢了拢头发,说了句:“没什么,昨天睡晚了。”“今天我们俩到941厂去一下,找卢援朝再谈一次,需要他亲笔写的证据材料得请他赶快写出来,介绍信我已经开好了。”大陈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公文包里装笔记本。她从抽屉里取出自己的公文包,正要和大陈走,段兴玉走进来了。“今天上午都不要出去了,纪处长要召集咱们开个会。”“召集全科吗?”大陈问。“不,就你们这个组。走吧,现在就到会议室去吧。”“什么事啊?”“我也不知道,刚才纪处长在走廊里对我只说了要开会。”他们坐在会议室里,等纪真来,空气中蔓延着百无聊赖的沉默。她的目光在长桌对面大陈的脸上茫然地停了一会儿,滑向左边的小陆,小陆沉着脸,狠劲儿地抽烟,再左面的位子上,周志明两手托在后脑勺上,眼睛望着天花板,一眨一眨的不知在想什么。公务员小范走进来,在长桌的一端摆下一只公用的茶杯,在里边放了些茶叶,沏上水,盖好盖子走了,他的动作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可是谁也没说什么,“会不会是市局的头头要来听汇报?”她胡乱猜想着。果然,两分钟后,纪处长陪着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走进会议室。那人六十来岁年纪,胖胖的,用严君的标准看,风度很不错。他热情不拘地同每个人都握了手,然后才在座位上坐下。“这是市委政法部的乔仰山部长。”纪真介绍着说:“乔部长今天专门来同我们一起研究一下11·17案的情况,特别是对有关人的处理问题。乔部长,要不要先把全案的情况向你汇报一下?”“基本情况我都知道喽。”乔部长摆了一下手对大家说:“你们这一段工作还是很不错的嘛,有成绩,很辛苦,我们都是了解的。”他用茶杯温暖着双手,又说:“我来,主要是想和你们研究一下对施季虹的处理问题。你们都知道,她是我们南州市市委政法书记施万云同志的女儿,她犯了这个错误,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市委是很重视的,要求尽快地,严肃地加以处理。不能因为她是干部子女就另眼看待,法律面前是要人人平等的嘛。老纪呀,她的问题是不是都查清了?”“她的问题基本是清楚了,可是主犯冯汉章的眉目还比较模糊,我们可以抓紧一下,争取尽快结案吧。”纪真说。“施季虹的问题既然已经搞清,我看可以先行处理,倒不必等着结案。她的羁押时间快半个月了,从时间上看也不宜再拖太久,我们可不能搞‘四人帮’‘久押不决’、‘以捕代判’那一套啊。”纪真先是迟疑了一下,随即笑着说:“对,我同意这个意见。老段,今天趁乔部长在这儿,我看索性把对施季虹的处理意见定下来,这样也省了以后上上下下的许多公文往来了,今天研究定了,咱们就可以直接成文往上报批了,啊。”“行。”段兴玉有点儿勉强地点了一下头。乔部长先开口说:“政法部的意见,劳动教养三年。”他用征询的目光环视了一圈,笑笑,又说:“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太重了?我刚才说过,正因为她是干部子女,才更要严肃处理,法不阿贵嘛!”大家闷着声,谁也不说话。过了片刻,纪真首先打破沉默,迟疑地说:“我看,可以吧。”严君把打开的记录本合上,她知道这个会议该结束了,因为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无须经过检察院的起诉和法院的判决,而是由公安局直接呈报市政府,再由市政府发“劳教通知书”就行了。既然政法部长和公安局的主管处长意见一致,事情便算是大概定局了,他们这些普通干部还能有什么争议呢?但是,出乎她的意料,她刚刚合上本子,斜对面的周志明却偏偏开口了。“我有个不同意见,能说吗?”“说吧,畅所欲言嘛。”乔部长嘴上虽然这么说,但脸上分明露出些意外的神情。周志明把身子往前靠了靠,说:“我有点儿糊涂了,施季虹诬告卢援朝,情节应该说是很严重的了,在这之前,她还多次向冯汉章提供我们军工生产的机密情报,还有盗窃江一明住宅这件事,目前虽然不能完全查实,但她的嫌疑最大,就是不算这件事,不也足以构成反革命间谍罪了吗?为什么不追究刑事责任,而要给个行政处分呢?我看不是重了,而是轻了,轻得……有点儿没道理。”这一席话,把屋里的空气弄得有些紧张,严君偷偷看了一眼乔部长,见他还把手捂在茶杯上,脸上似笑非笑的。“怎么,你认为施季虹是反革命,是吗?”“她的犯罪性质当然是反革命的。”“啊——嘿嘿,”乔部长淡淡地笑了两声,“不能那么说吧,过去在‘四人帮’时期,只要犯了罪,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扣上一顶反革命的黑帽子,什么反革命小偷犯、反革命强xx犯,多得很哟。现在我们要给人戴这顶帽子,可不能那样简单喽。现在的政策界限是很分明的,鉴于前几年的教训,对于反革命的认定不但要加倍谨慎,而且还非得规定下一些严格的框框不可。我查了一下最近的有关文件,反革命确切的含义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这句话将来是要正式写进《刑法典》里去的。别看只是这么短短的一句,却是很科学很严谨地叙述了反革命犯罪的构成。啊——,比如说,一个人干了危害国家的事,但他事先并不是抱了反革命的目的,这类情况就不能以反革命论处,否则不是又成了‘四人帮’那一套客观归罪的搞法了吗?我们可不能再这么搞了,也不管人家主观上有没有反对革命的想法,统统按反革命打翻在地,这样还有不搞冤假错案的?那么,什么叫以反革命为目的呢?我也查了一下,具体地说,就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施季虹的供词我看了,她无非是想通过冯汉章的关系到外国去留学嘛,留学也不是坏事,坏就坏在她使用的手段是错误的,最后被敌人利用了,但作为她本人,充其量不过是个个人主义泛滥,道德品质败坏嘛,还不能够以此就断定是居心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至少我个人看是不能这样推演的。”乔部长停下来,又是一阵沉默。严君本来是下决心站出来支持周志明的,可现在却踌躇了,乔部长讲得似乎也很有道理,她心里有点儿拿不准了。只听乔部长又说:“你刚才说到的所谓提供军工生产机密,不过是她向冯汉章讲了一些零配器件的进货数量,当然喽,这的确是不应该对外透露的,但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无限夸大,对不对呀?至于诬告卢援朝的问题,因为毕竟没有造成恶果,所以也应该按照‘未遂’从轻处理,你的意见呢,老纪?”纪真点头说:“我同意乔部长的意见,按乔部长刚才的分析,劳教三年也不算轻了。哎,老段,你发表发表看法?”段兴玉用迟缓的动作在烟灰缸的沿上搓着烟头儿,踌躇地问道:“乔部长,对施季虹劳教三年的处理,市委政法部是不是已经做了正式决定?”乔仰山说:“政法部只是个建议,你们是具体办案单位,我们总该把意见统一起来嘛。”段兴玉哦了一声,没有再说话,似乎还在考虑着什么。这时候,会议室的门开了一道缝,有人探进个头来,轻声说道:“大门口有人找周志明。”“哪儿来的?”周志明抬头问。“自新河农场的,姓丁。”周志明把征询的目光投向纪真,纪真问:“你还有其他意见吗?”“没有,我仍然认为劳教三年的处理略轻,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国家情报,诬告别人,这都不算犯罪?我想不通。其他的没有。”“好,”纪真板着脸,“你会客去吧。”周志明出去了,屋里气氛很僵,没人吭声,半晌,乔仰山转脸对纪真问道:“这年轻人叫什么?”“周志明。”“啊,果然是他。”“乔部长知道他?”“噢,前几天我们找施季虹的母亲谈话的时候,她反映她的小女儿施肖萌最近与周志明关系很坏,主要原因好像是周志明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呃——”他停顿了一下,大概觉得这种场合是不便具体加以说明的,话头便绕开了,“至于周志明和施季虹的关系,那就更紧张了,因为施季虹曾反对过她妹妹和周志明的恋爱关系。老纪,这种情况……周志明继续参加这个案件的工作是否合适,你们没有考虑过吗?”“这个,原来我们也考虑过让他回避的问题,可是……”“回避,在法律上也是个制度嘛,不是相信不相信哪一个同志的问题,恰恰相反,是爱护同志。再说,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人在办案中自觉不自觉地掺杂进个人的好恶恩怨嘛。”“也好,”纪真敲了一下指头,“老段,乔部长的意见是对的,我考虑小周还是回避一下的好,你看呢?”“我不同意。”段兴玉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熄掉的烟从嘴上拿下来,很干脆地说:“周志明不是侦查对象的直系亲属,按规定不在必须回避之列。他做侦查工作这些年,各方面表现大家都是清楚的,还没有发现他因为个人感情或者私人利益而影响公正侦查的问题,在这方面,对这个同志应该是信任的。”纪真表情复杂,语气缓慢,似乎是一边斟酌一边说道:“如果……说到侦查员的职业品质,我倒又想起他曝毁胶卷那件事了。当然,客观上是反了‘四人帮’,政治上是对的,这是应该承认的。但就这件事本身来说……怎么说呢?反正我是做不出来的,老段,换上你怎么样?你搞了三十年侦查工作了,你说说。”段兴玉还没有答话,乔仰山对着陈全有问起话来:“你是周志明的组长吧?你谈谈看法嘛。”大陈嘴角嗫嚅了半天,才挑选着词句说:“要说周志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这个同志的最大特点是责任心强,呃——,的确还没有发现过在办案中感情用事现象。至于,至于,纪处长讲的那件事,呃——,我个人的看法,作为周志明本人来说,这个这个,当时的动机还是反‘四人帮’的嘛,人家贴了反‘四人帮’的诗词,他才保护了人家,又不是跟他沾亲带故,其实他也并不认识人家……”“不对!”一直沉默不语的陆振羽突然阴沉沉地打断了陈全有的话,“不是那么回事,这件事的底细我都清楚。”严君抬起头,茫然地向小陆望去,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上。“我也是才明白的,他在广场事件中保护的那个人不但和他认识,而且还有特殊的关系,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施季虹。我是在前几天审讯的时候认出她来的。”场面猛地静了下来,谁都想不起该说些什么。严君觉得脸上涌满了滚烫的热血,陆振羽的面孔刹那间变得那么丑恶,丑恶淹没了正义和美好!她真有点儿受不了了,“你拿出些公正和良心来吧!”她竭力用牙咬住嘴唇,压制住冲向喉间的怒喊!纪真摊开两手,对段兴玉说:“我早就想到了,这里总有一点儿原因嘛。”乔仰山打开茶杯盖,并不去喝,只是无动于衷地嘘着水面上的茶叶,静了一会儿,才用总结性的口吻说:“这件事嘛,反‘四人帮’这个大的、基本的方面还是应该充分肯定他的,至于其他,我看,不去提了吧。”没人再说话,大家又缄封了嘴巴,沉默到各自的思绪中去了。乔仰山吹了一会儿茶叶,把茶杯盖又盖上,然后专门把脸冲向段兴玉,说道:“怎么样,你们再研究研究,看看叫他回避究竟合适不合适呀。”段兴玉想了一下,说:“我的意见是不回避,既然在侦查、收集证据阶段都没有回避,为什么到了结案阶段反倒要回避了呢?不过,这只是个人意见,按法律规定,决定侦查人员是否回避的权力在侦查单位的负责人,这件事儿,处长定吧。”“还是让他回避吧。”纪真不加犹豫便说。“那我通知他。”段兴玉冷漠地点了一下头。纪真想了想,又嘱咐说:“不要采取简单通知的办法,要专门找他谈一谈,做做解释工作,不要让他有什么思想负担,这不是不信任他的问题,而是……”段兴玉摆了一下手:“放心吧,他不会想那么多的。”话音还没落,周志明出现在屋子里,严君没有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他显然已经听到了刚才的决定,默默地走到长桌跟前,收拾自己放在那儿的笔记本,用平静的声调对纪真说了句:“我执行回避。”便向外走了出去。气氛变得更加沉重,冷冷的,像灌满了冰冻的铅。片刻,乔仰山把目光从面前的茶杯上抬起来,环视了一圈,用洪亮的、若无其事的声音说道:“继续开会吧。”散了会,大家都下楼吃午饭去了。严君看见周志明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不动窝,迟疑了一下,留住了脚步,等楼梯上杂沓的脚步声渐渐平静以后,才轻轻对他说:“别想了,吃饭去吧。”周志明仍然没有动,胳膊支在桌沿上,一只手插进厚厚的头发里,两条长长的眉毛打成一个团。严君又说:“其实,回避倒也松快,反正这个案子的精彩部分你都参加上了,现在进入了结案阶段,剩下些扫尾工作、清理工作,不干也没什么,你……”她觉得枯肠索尽,实在找不出什么宽解的话了。周志明仰起脸,若有所思地望着她,半天才说:“我是觉得这样做对他反而不好,反而不好……”“谁?”她莫名其妙地眨眨眼睛。“对季虹的家里,对她爸爸,对市委,对党的威信,都不好。决定教养而不判刑,就意味着她的行为不算犯罪,出卖国家情报都不算犯罪,这是明明白白的姑息养奸,群众会怎么想?”“咳,”她拦住他的话,“你把心都操到哪儿去了。”耽了少顷,又放重语气,说:“志明,有句话我一直不想跟你说,可现在我觉得应该跟你说,你……应该在事业上有个稳定的环境了,生活上,也该有个幸福的家庭了,这些,其实都已经摆在了你的面前,你,你不要破坏它。这个案子,你不再插手,对你只有好处,况且,况且一个政法书记的女儿,判教养三年也就算可以了,总比一点儿不判好吧?”“政法书记的女儿就可以重罪轻罚吗?”周志明没有被说服,反而情绪激动地站起来,好像要冲她发一顿火儿似的,但却没有马上接着说下去,隔了一会儿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平静地说:“你知道,我也是个干部子弟,从感情上,我特别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真正有威信,真正受尊敬,受爱戴,因为在人们的眼睛里,他们是代表了党的。所以我一看到有些领导干部办些不自觉的事情,心里就沉甸甸的放不下。你说我操心太多了,对了,我是太爱操心了,没办法呀。现在常常能听到对党发牢骚和抱怨咱们国家的话,说实在的,不管这些话有没有道理,我在感情上都是不痛快的,就好像别人骂了我自己的爹妈一样,总忍不住想跳出来说几句解释的话、维护的话。可是有时候,我自己也忍不住要发牢骚,因为看到的那些事,更叫人不痛快。”严君沉默了。“小严,你不觉得乔部长今天专程到这儿来讲的这番话,在冠冕堂皇里面掺杂着私情吗?我是觉出来了。我并不是为了我的回避而生气,就说是正常工作中量刑偏轻,那也没什么。可乔部长以政法部的名义跑到办案单位来直接定调子,而且又轻得失去了原则,纪处长不认真考虑就随声附和,这难道是正常的吗?我知道我提意见没有我的好处,可我偏要提,把话说出口,我心里就无愧了。”“唉!”严君不能再劝什么了。中午,她从食堂回到办公室。屋里只有小陆一人独坐桌前闷闷地抽烟,她连看也没有看他,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拉开抽屉,取出一本书看起来,就像屋里没有他,就像上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她现在对小陆反而很平静了。“你恨我吧?”小陆阴沉沉地把一口呛人的烟气吐过来。隔壁,有人在打扑克,一阵喧哗笑骂声穿墙送过,把这间屋子里半凝固的酸苦的空气稍稍冲淡了一点儿。窗外,大概很远的地方,噼啪地响起了零星几声鞭炮,像是急性的孩子在催促着春节的到来。鞭炮声很脆爽,听来仿佛是从自己压抑的心里迸出的几粒小气泡。“我可怜你。”她竭力平静地说,连头也没抬,但却能感觉到他射来的疑惑的目光。“我上午只不过是披露了一下事实,难道也有什么不对吗?”小陆朝天长长地喷了口烟气。“行了,”她抬起头来,“又没有人谴责你,既然你问心无愧,何必要急着表白解释呢?”“我看得出你生气了,你恨死我了。可我声明,我揭发他绝不是为了你,绝不是!”“你揭发他?你有这个资格吗?对他你只欠着情分,只有感激的义务,报答的义务,而没有落井下石的权利!要是我,绝不为了你那点儿本来就活该的委屈去坐牢!”她压不住一腔的愤慨。“他为我坐牢?难道当初是我请他曝毁我的胶卷的吗?哼,现在一说起来好像都觉得我欠了他多少恩典似的,我就不服这个气!”“你的胶卷?那是你的耻辱,耻辱!”“得了,别跟我来这一套了,你没镇压过群众?周志明没镇压过群众?没镇压,你们七六年上广场干什么去了?说穿了,他当时要不是为了未婚妻的身家前途,也未必要毁那个胶卷,不然,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为什么一直守口如瓶呢?不就是想让人说他是出于公心吗?这点把戏我还不明白吗?哼,我看咱们全一样,谁脑袋顶上也没有一层圣洁的光圈。”严君气得直打哆嗦,“你,你当然不会懂得他的,他为什么要毁掉胶卷;为什么挺身出来承担牺牲;为什么不把救命之恩告诉给当了政法书记的施万云同志和他的一家。不!你根本不懂,他的为人,你是绝不会懂的!”陆振羽的嘴巴鼓了鼓,她完全想象得出他内心里已经把她和周志明想到什么阴暗的地方去了。她镇定地等待着难以入耳的讽骂,可他却一句话也没有再说,只是把烟狠狠地拧灭。她也不再理他,把头埋进书里。然而又怎么能看得下去呢?她的心里乱纷纷的。的确,以那样一个理由决定周志明对11·17案的回避,是不公正的,但这不公正却并不全然是陆振羽泄私愤所能造成的,他不过是用这个胶卷的事情印证了乔部长和纪处长的偏见,可他们,这么有水平的领导,干吗要死抱着那个没道理的偏见呢?天下总还有这么多叫人憋气,叫人想不通的事儿!自从和小陆发生这场争执以后,她心里一直堵着口闷气。一到夜里躺在床上,思绪便像脱线的风筝,漫无方向地飘来飘去,她一连失眠了好几个晚上。这天早上醒来,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她脑袋昏沉沉的,睡不着也不想再睡,心烦意乱地拧开灯,穿起了衣服。隔壁房间里的灯也亮了,隔了一会儿,传来姑妈睡意蒙碦的声音:“小君,怎么起得这么早?还不到六点啊。”“我到菜市场转转。”她一边系着扣子,一边敷衍地答着。“哦,你看鸡好就买一只来。”姑妈咕噜了一句,关上了灯,一阵吱吱嘎嘎床板响动,又没声儿了。她好久没有光顾菜市场了,没想到菜市场还真是这么早就开了张。波浪形的瓦顶上吊着的日光灯熠熠亮着,水泥地面上薄薄地喷了层水,踏上去很舒服。架子上,蔬菜的品种虽不多,却按照对称颜色摆得井井有条。在宽大的肉案上,新搭上来的几大片猪肉红白鲜明,很是诱人。她买了只肥鸡,又四处转了转,水产部已经排上了一列不算短的队伍,只有油盐酱醋的柜台前冷冷清清,但从那儿飘溢出来的混合着酱油、熏醋和五香粉味道的空气,却弥散在整个菜市场里。她小时候是最爱闻这种富于刺激性的气味的。淡淡的,儿时的回忆倏地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憧憬,对未来生活的渴望突如其来地撞上了她的心头。这是她从未领略过的一种渴望。真是活见鬼!像她这么个事业心极强,一向视家庭生活为琐屑的人,此刻竟突然向往起贤妻良母的人生来了。啊——,真该有个自己的、暖暖的家呀!这温馨的向往反而使她打了个寒战,心里酥酥地有股凉气窜上来。她不由加快了脚步,跑起来,逃命般地跑出了充满着馋人气味的菜市场。想这些干什么呢?也许注定她就该是个悲剧人物吧!她回家放下鸡,骑车来到处里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没上班呢,楼里挺静的。来到办公室的门口,发现门是虚掩的,里边有人在窃窃地讲话,她推门的手不由自主缩回来。“这事,你还和别人说过吗?”是段科长的声音。“没有。”这是周志明。他们来得这么早,在谈什么呢?听两个人的口气,好像是谈一件关系重大而又不愿意示人的事情。“我不想叫别人为难。”周志明又补了一句。“可你毕竟……你想过后果吗?”“想过,不会有多严重的。三中全会都开过了,我怕什么。我是觉得,既然干了侦查员这一行,索性就彻底干好它。科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么做有不妥当的地方?”“不,你要先和我讲了,我还说不定跟你合个伙儿呢。既然你已经做了,那就先等着看看结果再说吧。另外,昨天我和大陈在局里碰上马局长了,大陈把决定你回避这件事向马局长提了意见。你看大陈这个人,一向不爱多惹事的,这回居然主动提了意见,连我都很意外。”楼下响起杂沓的脚步声,间或夹杂着大声的问候,上班的人陆续来了,她只好推门打断他们的谈话了。“嗬,来得真早啊。”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笑着同他们打招呼。“你早啊。”段科长随口答了一句,出去了。她扫了周志明一眼,看见他的桌子上摆了科里的录音机,旁边摊开着记录稿纸,便笑着问道:“这么早就干上了?”“没有,我也是刚来,”他答道,“311案有好几段审讯录音当时没有整理成文字,我现在居闲了,干脆整理出来算了。”“噢。”她站在他的桌前,很想问问他们刚才谈的事情,话没出口又憋住了。她并不是那种以窥探别人的秘密为乐事的女人,但是刚才听到的只言片语,却深深地使她不安。她多么想知道个清楚,多么想替他分担一点儿忧虑和风险啊!小陆进来了,把他的灰色马桶包往桌上一扔,用冷冷的、看破一切的眼光斜了他们一眼,那神情,活像是又发现了别人的什么丑事。周志明打开录音机,手上的笔随着转动的磁带刷刷地写起来。她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从抽屉里拉出一张报告纸——这是大陈昨天推给她的任务——在眉头写下一行洒脱清秀的钢笔字:关于对施季虹实行劳动教养处分的请示房门打开,她抬起头,看见段兴玉从外面走进屋子,身后跟着愁眉苦脸的大陈。大陈的眉端和嘴角都朝下挂着,一路嘟囔着走进来。“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周志明不能干了,你又抽出去干别的,案子还没完就这么釜底抽薪,你叫我怎么干呀?”“你们三个人还搞不了一个扫尾的案子?再说,我又不是抽走不管了,只不过是临时去一两天嘛。”“科长要去哪儿?”她问大陈。“市里要开个法治座谈会,非叫他去不可。”大陈发牢骚似的回答。段兴玉一边准备着要带的材料,一边说:“市委政法部请公检法系统的一些干部开个座谈会,分三期,每期座谈一个专题,局里要咱们处去个人,纪处长非要我参加一下不行。今天是第一期,讨论人治与法治问题。下一期是权力与法律问题,第三期……”“这有什么讨论的,”大陈插嘴说,“谁还不知道现在应该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呀。”“光简单提倡不行,总得从理论上搞清楚嘛。”“算了吧。”小陆突然开口了,还是那个阴沉沉的腔调,“什么法治不法治,我早看透了,到时候还是领导说了算。就说咱们公安局吧,局长下令拘留什么人,处理什么人,谁敢抗命不从?”“你看,”段兴玉对大陈笑道:“这屋里不就有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吗,小陆说的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国这么穷,文化这么不发达,老百姓受了委屈要告状,说实在的,大概连状子怎么写,法院的门朝哪儿开都不清楚呢。再加上吃法律饭的又少得可怜,所以要想解决问题,还得去找官儿,能不能得到公正,关键还得看那位地方长官的好坏。不要说那些个天高皇帝远的山沟沟了,就是咱们这样的大城市、大机关里,长官意志实际上还是不能少的,这算不算人治呢?所以究竟该怎么看待人治,人治的提法是否科学,人治法治的相互关系怎么样,这些问题我看很需要研究一番呢。”段兴玉看了一下表,“行了,我得走了。你们先抓紧时间把全部案卷材料都整理出来,审讯记录按时间顺序先装订上。小严,录音磁带都要编好号,可不要一忙就搞乱了。”“不会的,”她敲敲身后的大木柜说:“我都编好放到柜子里了。”“不对吧?”小陆又阴阳怪气地插嘴,“11·17案的磁带,外面还有呢,瞒不了我。”这家伙实在讨厌,她扭过脸,故意不去理他。“外面没有了,我知道。”大陈对小陆说,“昨天下午是我和严君一块儿清点编号的,都锁在柜子里了。”小陆站起来,把手指向埋头在录音机前的周志明,说道:“他在听什么?听的就是11·17案的带子!”“他听了怎么啦?”严君恨不得要大吵大闹了。“怎么啦?处里已经决定小周回避了,为什么还要接触案子的材料?又是你叫他帮忙整理录音,对不对?”段兴玉望了望小陆有些激动的脸,转脸面对周志明,淡淡地问:“是11·17的带吗?”“不是,”周志明摊开两手,“我是在整理过去311案的带子,这有两盘当时没整出来的。”“是吗?”陆振羽冷笑,“你们不是老说我的耳朵灵吗?311的带子里,我怎么听出冯汉章的声音来了,啊?”周志明气得挑挑眉毛,“啪”的一声按下了放音键,“你听吧!”他调大了音量。大家都屏息听了几句,大陈说:“是311,这是徐邦呈嘛。”“等一等,”段兴玉突然一摆手,又专注地听了一会儿,眼睛闪出一种奇异的光,“小严,拿冯汉章的录音来听,还有他的照片,也拿出来,小周,你把徐邦呈的照片拿出来!”屋子里的空气骤然绷紧了,小陆还没回过神来:“怎么——”“嘿!”大陈一拍脑门,“明白了!又要出奇迹啦!”照片、录音带、案卷都摆在了桌子上。周志明嗫嚅地问了句:“我该离开一下吧?”“不用吧?”大陈面向段兴玉,不知是答还是问:“这不算是11·17案,算是311案,你可以不回避嘛。”段兴玉瞥了大陈一眼,对周志明做了个难以察觉的微笑。“对,算311案。”冯汉章一走进审讯室,便感觉到气氛有点儿异样,他在被捕后接触到的几个反间谍人员差不多都到齐了,在审讯室长大的桌子后面间隔错落地坐成一排。但是气氛与往日之有所不同,似乎还不在于今天审讯阵容的庞大,也不在于他们每个人眼神中流露出来的那种踌躇满志的沉着,究竟在什么?他并没有时间去分析,也许仅仅是在于他敏感的下意识吧。他的目光在屋里游移了一下,便和那位显然职务最高的人的锐利注视碰在一起了。他并没有回避开,竭力使自己坦然自若。他们已经打过好几次交道了,过去和现在。而他至今只知道他单姓一个段字,至于他在这几个人当中的最高身份,不过是一种判断而已。如果能知道他的确切职衔就好了,那就可以从对手的具体级别上,分析出自己在公安机关眼里的价值。“你的手术做得不坏。”姓段的突然用这样一句话敲响了开场锣鼓。“什么手术?”他的一颗心差点儿没从嘴里跳出来,声音也控制不住地慌乱起来。“整容手术啊。”对方轻描淡写的语气活像是在拉家常,“不仔细看的话,你简直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单眼皮成了双眼皮,鼻梁骨也挺起来了,嘴巴上的黑痦子也不见了,再加上一个绅士的发型,一副学者的金丝眼镜,比起三年前,可体面多了。”他呆呆的,恍然觉得自己置身在另一个地方。房间也是这样明亮,靠墙是一圈大玻璃门的书柜。从书柜顶上垂挂下来的一簇暗紫色的吊竹兰是那么耀目,这种越南彩竹兰在这里是很稀罕的摆设。……好像那间屋子的空气不太好,浓烈的烟草气息中又混杂了一种像是变了质的香水味儿。“不仔细看,你真的变成另一个人了。”马尔逊当时也是这么一句话。“我得恭喜你,你比以前漂亮多了,至少是年轻多了。”这是马尔逊第一次用“你”来称呼他,当然是一种亲昵的表示。“风度也改了。”霍夫曼在一边随声附和,“我们向沃尔夫医生提出的要求,是商人气质中带一点儿学者味道,看来,手术和化妆都是成功的。”这是三年前一个晴朗的上午所发生的情景,他那时还膨胀在对未来的无尽幻想中,没想到使他在三年后重温起这段记忆的,却是从审讯台后面传出来的这句何其相似的话……“你不懂我的意思?”那锐利的目光还在灼灼地烧着他。他眨巴两下眼睛,没有回答。只要拖上半分钟,脸上的火,身上的汗就都能冷下来,“镇静点儿,自然点儿,”他心里直喊!见鬼,你的训练、经验、素养,都到哪儿去了!好,来了!他的脸上慢慢堆起似懂非懂、莫名其妙的表情,用手摩蹭着腮帮子,随和地笑了一笑。“啊,啊,这些天我是瘦多了,虽说你们这儿监狱生活还不错,可毕竟……”对方打断了他的话,语气虽然还是那么淡淡的,却有着一针见血的直率。“我想,你也算老手了,你是应该明白现在的局面的。我们不是初交,三年前,你的名字叫徐邦呈,那次让你骗得了手,还想故伎重演吗?”这几句话把他最后一线幻想彻底打碎了。毫无疑问,姓段的是一位审讯的行家,像这样绕开常规的由浅及深的盘问而突然直接地提出结论,使对手在急转直下的情势前猝然无措,就显示了审讯者的经验与气魄。他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勉强挤出些笑,想保持住脸上的轻松感,冲审讯者点了点头,似乎是想感谢他这么干脆地截断了自己那本来已经毫无意义的侥幸心理。冷静了片刻,他沉沉地问:“你们想知道点儿什么吗?或者,就这么枪决我?”他注意到姓段的没动声色,而坐在桌边的那两个三年前陪他上仙童山的人却相顾对视了一眼,也许是对他这么快就放弃招架感到意外吧,他这样想。“你是危害了祖国安全的叛国分子,罪行是重大的,”姓段的这几句话中,带着明朗而不夸大的威胁口吻。“你说得不错,现在你确实是处在了生与死的路口上,要看你自己如何抉择了。”他把头低低地垂在胸前,但内心里却并没有像某些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产生什么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完全明白一个落网间谍除了屈服别无它路。他现在之所以垂下头不作声,是要故意用一段时间来做出痛苦思索的样子,以便使审讯者感觉到他有一个从犹豫到决断的过程,否则,他们可能会怀疑他的投降又是一囊仙童山之类的计谋,会把他的真话也当成假话。他知道,一个间谍,只要不被枪毙,就不能算是山穷水尽、生机断绝。例如:克格勃的著名间谍伊丹诺夫,还有化名为朗斯达尔的帕霍莫夫,甚至连那个“千面人”阿贝尔,还不都是被克格勃从外国的监狱里营救出去的吗?怎么能肯定这些尽人皆知的先例不会在他身上重演呢?这些年,他的忠勇可嘉的干劲儿已经博得了马尔逊的器重和爱惜,这一点他还是自信的。也许用不了多久,D3情报总局就会随便在哪一个国家里抓个中国人来换他回去。在间谍世界里,只要人活着,什么奇迹都是可能的。俗话说得非常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留得青山在”!向审讯者请求宽恕是简单的,只要态度显得真诚就行,做到这一点对他不是个难事,难就难在后面要交待的实际问题上,的确是要费一番斟酌的。审讯台上放了一架日产的录音机,静静地转动着。他先泛泛地谈了一遍在国外如何被特务机关招募,如何接受训练等情况,谈得极为笼统。看起来姓段的暂时也不打算在这些问题上花太多的时间。接着他开始谈到霍夫曼,也许中国公安机关多少掌握霍夫曼的一点材料,不管掌握不掌握,作为他的顶头上司,他的训练者和派遣者,他总得说出他来。马尔逊他也谈了,像这样高级的情报头子,对任何国家的反情报机关都不会是个秘密。姓段的手里不停地翻着一沓材料,有点儿像他在三年以前在这儿写下的笔供材料,果然,预料中的那个问题提出来了——“你三年以前那次潜入的任务是什么?”这也是必须照实答的问题,关键是“留得青山在”!于是他不假思索地说:“那次潜入是对我的实习性派遣,任务是‘专勤交通’,是要在南州市的一个秘密无人交接点里放几样东西,就是在我被捕时你们缴获的那几样东西,还有经费。噢,那个信号机和那张地图不算在内,这两样东西是为了防备我被捕而专门为假口供预备的物证。”“那个无人交接点在什么地方?”“市北区,红卫路,前些天我路过那儿,好像现在又改回到它的老名字去了,叫……健康路,大概叫健康路。在路口拐角那儿有一堵凹进去的墙,上面有个不大惹眼的墙洞,这不知道是他们什么时候选好的交接点,选得并不高明,我去了几次都因为附近人太多没有放成,后来我准备冒险夜里去放,结果下午就让你们抓住了。另外,马尔逊还给了我一项任务,就是要我在南州另外物色一处无人交接点,当然,也没物色成。”姓段的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停留,接着问下去:“你现在的代号还是1127吗?”“不,我的代号是2711。因为我的生日是十一月二十七日,能记得清,所以马尔逊就用这个数字做我的代号。按照外文的书写习惯,日期要放在月份的前面,所以就是2711。如果反过来用,就成了我的危险信号。在那次被捕以后,我写给使馆的那封关于‘三月行动’的联络信中,就是用的1127这个号码,所以实际上这封信就成了一封报警信了。”他边说边仔细地向上观察着,审讯者的脸上似乎很漠然,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惊讶来,“真是碰上硬手了!”他心里直叫苦。“你从仙童山跑回去以后又怎么样了?”“我?我当然是不想干了,可他们强迫我干,他们是不肯放过我的,因为要找到像我这样的文化程度而且符合他们条件的中国人,毕竟是不容易的。这些年D3情报局对941厂兴趣很大。我呢,第一是个南州通,第二懂英文,我是南大西语系出来的嘛,第三在新城地区干过几年外贸工作,懂得一点生意经,所以马尔逊就设计了一套迂回派遣的计划,想让我再返南州。叫他的整容专家沃尔夫给我做了手术,然后给我搞了一套假身份和假履历,派进了香港,不久又从香港移民欧洲,并且帮助我在和南州市有贸易关系的里克公司谋到一个不错的职业,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全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使我公开合法地进入中国,是战略派遣的战术掩护。因为连转两个地方,你们就不容易查到我的老底了。马尔逊很大胆,他认为你们决不会想到我会重回南州的。结果没用两年,里克公司要在南州设员常驻,我是中国人,又有间谍机关暗中替我活动,当然很容易就谋到了这个职务。”“你这次来南州的具体任务是什么?”“这次因为是战略性派遣,并不是为了哪个具体任务才来的,所以首先是站稳脚跟,暂时利用我的公开身份以合法手段搜集情报,同时要我注意物色并且发展一个能够接近941厂的人做情报员。”“你选中了施季虹,对吗?”“对的。这件事D3情报总局很重视,在我通过香港的联络员把同施季虹的接触情况向他们做了汇报以后,不到一个星期,马尔逊和霍夫曼就专程潜入到了香港。”“噢?你接着说。”“呃,能给我一支烟吗?”“可以。”烟雾在眼前散开,飘远了,又一团喷出来,凝浮着。这种质量很低劣的烟卷是姓段的向当年陪自己上仙童山的那个“大块头”要来的。他有一天没抽烟了,虽然烟次得直窜嗓子,可还是能感到一种叫人满足的刺激。烟障浮在眼前,把他和审讯台隔开,从烟雾中他仿佛又看到了香港九龙那家小小的饭店,看见了马尔逊那张沉思的面孔,也看见了霍夫曼那双在地毯上踱来踱去的白色皮鞋。他那时候就坐在靠近阳台的沙发上,也是这样发狠地抽烟。透过雪茄亚麻色的烟雾,他的心绪随着那双不停走动的白皮鞋飘忽不安。“不会是反间谍机关插进来的眼线吧?”霍夫曼一开口,就是这种毫无根据的乱猜,这使他十分反感。“怎么,您是否认为我有什么失检之处,被反间谍机关注意上了吗?”“不,我只是提醒你,中国的反谍报水平是很高的。”他轻轻吹了一下雪茄的烟灰,不理霍夫曼,转脸向马尔逊说:“我考验过她一次。我故意求她帮我搞一份南州市外贸年度计划表,当然我是以商人的需要和朋友的信任恳求她的。我看出她很为难,但最后还是答应试试看,结果……”“结果她没有搞到,对吗?”马尔逊说。“是的,如果她背后有一个希望她博得我信任的后台的话,这种并不算特别机密的文件是不难满足我的,至于她是怎样搞到这份文件的,他们随便就能教她编出一千个解释来。”霍夫曼打断他,“这么说,你很信任她了?”“至少看不出什么疑点。”他简直有点儿顶牛了。霍夫曼诡谲地一笑,“你和她……”他从来还没有在那张道貌岸然的脸上看到过这样轻贱的、失身份的笑态。他也冷笑一下,说:“在我的观念上,女人的美,一半是取决于年龄的,可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可惜你没有见过她,用句中国人的老话,叫作‘徐娘半老’,完全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是为了工作,完全为了工作,才以普通朋友的身份和她相处的。”“不,”马尔逊却出乎意料地摆了一下手,“依我看,在你们的关系中,倒是应该有一点造爱的成分,不要太露骨,但一定要让她觉出一点儿意思来,这样反而自然。让她内心里对你给她的那些好处有个顺乎情理的解释不是更好吗?不然,日子长了她总会起疑的。作为一个优秀的情报员,应该具备和他最讨厌的女人相爱的本领。”他默然无语,嘴里直反胃水。马尔逊接着说:“我看可以,你们的关系可以保持下去,注意巩固,不要急于发展。你暂时不要显露出对她的职业抱任何兴趣,重要的是要弄清她的偏爱和弱点。现在也不要给她钱,给她其他好处也要做得自然,不要使她感到屈辱甚至怀疑。我看像你刚才讲的那些方式就很好,比如:去南州饭店吃吃西餐;去国际俱乐部跳跳舞,逛逛游艺厅;用你租的汽车为她办点儿事,等等。这些好处尽管不大,却经常可以享受到,要让她慢慢习惯于这种享受,以至一旦中断就会感到某种欠缺。至于她想出国自费留学的想法,你的话不妨活一点儿……”在他叙述这次香港接头的情况时,审讯台后面的人始终没有打断他,只有在需要更换录音带的时候才挥手叫他停一停。

www.js06.com,“从那儿以后,我开始有计划地巩固和加深同施季虹的关系。我先是求她替我做一些非常小的事,这些事小到让她不好意思拒绝。有一次我随便找了个借口求她把家里的市委内部电话号码本借我看一看,其实我并不需要这东西,只是想借此来逐步扩展她的‘良心范围’,因为从自己家里拿出一个电话本虽然极为方便,但毕竟是件小小不然的违法行为。在她的‘良心范围’扩大到做任何事可以问心无愧的时候,我就开始让她定期向我提供941厂仓库里几种零配件的进货数目。马尔逊很需要这个数目,它可以使间谍机关的情报分析专家推算出中国空军一些机型的生产能力和装备数量。可是她向我提供这些数目的时间不长,就调到歌剧院去了。”他停下来,把抽得很短的烟头扔在脚下踩灭,没有继续说下去,等待着审讯者的提问。“窃取941厂总工程师江一明的笔记本,也是马尔逊的部署吗?”“不,”他咂了一下嘴里烟草的苦味,“这件盗窃案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并不是我们干的。马尔逊没有给我这个指令,我也没有让施季虹去干……”他还没说完,就看出审讯席上是一片不信任的冷笑。“徐邦呈,”姓段的把身体向前倾了一下,“你想在这件事情上隐瞒什么是毫无意义的,这并不能减轻你的罪责。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明,在案发当天进入盗窃现场的人中,只有施季虹可能作案。”他望着审讯席上那张紧绷的脸,半天说不出话来,在姓段的那十分肯定的目光中,看不出一丝诱诈的痕迹。猛然间,他眼前浮现出两个多月以前,在马尔逊的第二次香港招见之后,他和施季虹会面的情形。当时她说的那些话,那种神情,的确有些古怪,可自己怎么就没有多想一下呢?对,看来问题就出在这儿!那次见面是他打电话把她约出来的。为了保密起见,他没有领她到南州饭店他的房间里去,也没有照往常那样在某家饭店订个雅座,而是开上汽车把她拉到郊外宽阔人稀的环城马路上。那时天色已经擦黑,路灯的间隔又远,公路上一片黑暗。他们的谈话一直是在汽车里进行的。已经很久了,他们的关系就失去了初识时那点儿温情脉脉的色彩,而完全系于互相利用的心理状态上了。开始彼此还都极力掩饰这一点,而现在,这种心理状态已经渐渐表面化,有点儿开诚布公了。他承认,他的确是缺乏和自己所讨厌的女人相爱的本领。不出他所料,施季虹在听完他的话以后,沉默了一会儿,拒绝了。“我不干,”她的口气淡淡的,“好歹他是我未婚夫,你们也总应该照顾我一下!”他并不着急,没有恳求也没有威胁,只是矜持地转动着方向盘。他是故意做出这副漠然的样子,以防备她漫天要价。他清楚,施季虹显然是不会硬推到底的,因为她刚才并没有一下就断然拒绝,而是先沉默了一会儿,这一会儿,等于一个没有经验的商人在交易场上把自己的老底露给了对手。他们都沉默着,他把车开到路边一个远离灯光、四周荒凉的土堆边上停下来。他想这个环境也许能在她矛盾和动摇的心里发生一点儿孤立无援的恐怖感,他沉着脸,缓缓地问:“怎么样?我们可别闹僵了,亲爱的。”她的视线从车窗外的荒土堆移到他脸上,摊牌似的反问:“我再问一遍,我出国留学的事你到底打算怎么办,你过去许的愿全是空头支票吗?”“我们最好别这么说话,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和你谈这件事的。我虽然是个商人,可我不愿意在朋友之间的友谊里也掺进讨价还价的商人作风。”“哼,男女之间没有什么友谊。要么是爱情,要么什么也不是。你当初向我求爱时说的话你倒忘得快。现在,我身子也给了你,你倒不认账了。叫我怎么信任你?”“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儿。”他换了副笑脸,伸手进怀里,取出几张叠了一折、白雪似的道林纸来,“你看,我都准备好了,巴黎音乐学院,听说过么?你上次给我的录音带,已经给这个学院的委员会听了,还满意,同意你自费进修。不过你得先去那儿的一个法文补习学校学一年,看,这是那补习学校的入学证书。还有这个,银行出的财产保证书,还有移民局的入境签证,你看看,这么多手续,难道是一天两天办得过来的吗?”施季虹再也不能端着她那个目空一切、玩世不恭的架子了,他看见她的手在抖,身子在抖,接过那几张格格作响的证书,对着昏暗的夜色,看了又看,带着一丝颤颤的哭腔,她压抑不住咯咯地笑起来了。“你……你怎么不早说,行,够朋友。”他这才把手伸过去,搂住她的肩膀,“亲爱的,你什么事都太性急了,其实,我怎么能不希望你有成就呢?不过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出境签证怎么办?这我可帮不上忙了。”“这个不用你操心了。”施季虹胸有成竹,语气变得异常兴奋,“哎,怎么谢谢你呢?我虽然不是商人,可我和别人相处,总希望能礼尚往来,公平交易,我觉得这样才能使彼此的关系更稳固更长久,就是再好的朋友也不例外。”他把手从她的肩部滑向她的脖子,当触到那松弛的皮肤时,他感到一阵麻扎扎的恶心,可还是把嘴巴凑了过去,闭眼憋气地吻了她一下,“亲爱的,如果你非要还我情的话,那就把那件事帮我办了。”施季虹也把嘴凑上来了,动作从来没有这么温柔过,“我帮你,我帮你,可我不明白,你非要整人家卢援朝干什么?”他竭力同她亲热,一边又闪烁其辞地喃喃着,“虹,我爱你,你这么聪明,总该不用问就知道的。”她捧起他的脸,“是你爱我,还是你有什么把柄叫他抓住了?”他直起身,顾左右而言他地说:“这儿太黑了,我们走吧。”“等等,”施季虹突然又拉住他,“我帮你办了这件事以后,你要是不认账了怎么办?”他愣住了,好半天才摇头苦笑,“怎么,你真要当个商人?”“哼,”她也笑了,“好吧,为了你,我可以舍了卢援朝,不过我出国学习的事,只要你还有一点……就算是朋友之情吧,就帮我办到底,办成!到时我还会再谢你的,我这儿还有货,待价而沽!”对!就是最后这句话,当时他没有在意,只是敷衍地笑了笑,便把车子发动起来开上大路,他已经急着要向她交待具体的行动方案了。这句话现在看来,显然不是随口无心的空谈。“好厉害的女人,过去倒小觑了她。”他一边想着,神情一边安定下来,对着审讯席说道:“我明白了,是她自己干的,是施季虹,她想出国留学都快要发疯了。我想她一定是发现了江一明有这么个本子,又料定我一定需要它,就偷拍了下来,想用来作为我资助她出国的交换资本。她这种女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都愿意干!”审讯者脸上的气候还是冷冷的,“那么诬告卢援朝呢,也是她自做主张干的?或者还是你在帮她甩包袱?”“不,这件事是我叫她干的。这是马尔逊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连我都不过是个执行者。这个阴谋的所有细节都是事先在D3情报局的办公室里设计好了的。马尔逊在D3被称作‘现代谍报战争的计谋大师’,搞这一套阴谋勾当很有点名气。这件事起因于我在香港的一次例行汇报,其中偶然谈到江一明家被盗的事,马尔逊很感兴趣,认为可以用来做点儿文章,于是就设计了这样一个行动,称其为0号计划。选定卢援朝做‘替罪羊’,用伪造证据的方法,企图造成你们的错觉,把这个普通刑事案件当作间谍案件来侦查。这个行动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是想将南州市公安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注意力吸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消耗在一个永远查不清的无头案上;其次是通过这件事来观察中国侦查部门的水平、素质以及侦查手法;最后,还可以使施季虹更加受到官方信任,可是……哼!”他的嘴角牵出一丝苦笑。“什么?”他把苦笑收敛回来,突然觉得一股无法压抑的恼怒和恶毒在胸中涌撞起来,真是混蛋!马尔逊为什么不放下架子考虑考虑自己也会失败?为什么!他现在才明白,他正是被马尔逊的神化,被他那轻敌的自信和大意的乐观冲昏了头脑,才糊里糊涂地葬送了自己。“这不过是跟中国开个小玩笑,别让他们太松闲了。”马尔逊的幽默倒成了这位“大师”自身的悲剧。而霍夫曼呢,更是个没用的家伙,除了拍马尔逊的马屁不会别的,“马尔逊先生的计谋一向是天衣无缝的,足以经住任何反间谍机关的严格调查。”真是见鬼!他们全都陶醉在过去的成功上,而根本不去考虑今后可能会出现的意外,不考虑中国完全不同于西方,更不会想到那个盗窃犯其实就是施季虹。结果怎么样?不但牺牲了他,同时也葬送了马尔逊自己的名誉!“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审讯席上传来了最后的问话。他摇摇头,朝着那一排庄严而冰冷的面孔望了一眼,用很微弱的力量说道:“你们很高明,是胜利者,我承认。”笑声,充满着喜悦和激动的笑声快把上海轿车小小的顶篷都要掀开了。“科长,咱们南州市公安局破获这样重大的特务案,怕还是新媳妇坐轿头一回吧?”陈全有乐滋滋的,颇有点儿明知故问。“那还用说!”兴奋使小陆一扫几天来的阴沉,亮着嗓门儿说:“徐邦呈这小子受过长期的特务训练,两次来中国,特别是这次,是经过了辗转的迂回派遣才进来的,又有极好的职业掩护,像这号大鲨鱼,在咱们局捕获的特务分子当中,当然要挂头牌了。”严君嘲弄地冲小陆说:“那还不是亏了你,要不是你硬赖小周听了11·17的录音,这案子还不得八年持久战呀?今天能一口气突破两案,这功劳簿上,我看你应该挂头牌!”“,。”小陆窘得脸涨红,有气也发不出。此时,获胜的狂喜也涌满了周志明的胸间。他在刚才的审讯中,一直担任记录,全副精力都贯注在急速划动的笔尖上,无暇细细地顾及徐邦呈的供述对这两个曾使他魂牵梦系的案件,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徐邦呈把朱红色的指纹压在那一沓审讯记录的结尾时,他的心里才朦胧地升起一阵激动。直到现在坐在回机关的汽车里,耳朵中灌满同伴们的说笑,他才明确地意识到,他们付出了心血和艰辛的11·17案和311案,已经在刚才那个“历史时刻”大白于天下了。他的心不由得咚咚地跳起来,高兴得直想叫几声。一个侦查员、一个保卫国家安全的战士,当看到敌人的阴谋被自己顽强的战斗所粉碎的时候,那种无可代替的幸福感、那种对自己职业的自豪感,是怎样随着沸腾的热血跳跃着涌遍全身的,局外人也许绝难体会得到!他挤在大陈和小陆中间,身子靠着身子,随着车身的颠簸一同摇晃着。他觉得自己很幸福,很快乐,觉得大家都是那么可亲可敬,连小陆,仿佛也突然变得可爱起来。共同的胜利会使人们抛开积怨前嫌,共同的欢乐可以使人相谅相亲。这时,他想不起来应该说点什么,憋哧了半天,才说:“小陆的耳朵当真是有点儿实在的功夫,不服不行。一看外国电影,谁是毕克、谁是乔榛、谁是刘广宁、苏秀,一耳朵就能听出来。看来干侦查的,还是得多预备些随身本事,不定什么当口就派上用场了呢。”大家随声附和了两句,话题就转移开去。大陈像个预言家似的说:“这下,纪处长准又来精气神儿了,战况空前啊!你们等着吧,工厂里现在不是有奖金吗?我看咱们公安系统早晚也得实行论功行赏。”小陆哈欠连天地说:“奖不奖无所谓,要奖最好能奖咱们几天假。这阵子咱们就没打过一个安稳盹,吃过一口囫囵饭;澡堂子的门朝哪开都忘了;身上脏得一打哆嗦就掉渣儿;衣服脏得都洗不出颜色来了,放咱们几天假是真的。”想是这么想吧,放假当然是不可能的。纪真在听完了陈全有他们几个争先恐后的汇报以后,脸上那冻住的笑纹非常难得地绽开了,一连声地笑着说:“嗬,这可是出人意料的大丰收哇!”笑过,他坐下来又说:“不过也不奇怪,你们多搞几个案子就知道了,这种现象也是咱们这行的一个特点。某些小小的,看上去仿佛是很偶然的发现,有时候竟可以导致整个案件的全面胜利;反过来,一个不起眼的疏忽,也能使到手的胜利飞了。大陈,你们这一仗打得不错。老段,我看311和11·17两案可以合并,抓紧结案。结案报告和徐邦呈的起诉意见书都要尽快斟酌动笔;施季虹的劳教请示报告写出来没有?太拖拉了,要马上搞。要是让政法部领导再来催问就不好了,。”段兴玉踌躇了一下,“处长,这两个案子,呃——,我倒觉得是不是可以不急于结案。冯汉章的来龙去脉虽然是清楚了,但他和施季虹的口供之间差距还比较大,从施季虹这个人的素质和堕落的程度来看,要说她半夜跳窗子去偷拍江一明的笔记本,这个……似乎不太像,她自己也是不承认的。可徐邦呈却认为是她,这就复杂了。还有,从三月计划的徐邦呈到0号行动的冯汉章,看得出这个人是个城府极深的老油子,他目前对我们仍然有部分隐瞒是很可能的。所以我的意见是不要轻易给这两个案子打句号,还是让我们接着往下搞搞再说,你看行不行?”纪真低下头,很认真地思考了半天,抬眼对大陈问:“你什么意见?”大陈愣了半晌,“哎呀,这个,我还没有仔细想过。不过,段科长讲的道理是对的,我看……”“你们几个怎么看?”纪真转脸对其余的人问。严君、小陆没吭声,周志明先说:“我心里也有很多疑点,我同意段科长的意见,这案子不能结,得搞下去。”纪真盯着周志明,想了一会儿,说:“好吧,我到局里、到政法部去替你们说,案子,先不结,你们接着搞。但是,施季虹的劳教还是照常往上报,不然,我在政法部领导面前不好交待。徐邦呈的起诉意见也不能无限期地拖着,久押不判是违法的。”纪真说完,看看表,走了出去。段兴玉看看窗外早已黑下来的天色,表情似乎有点儿沉重,环视了大家一眼,闷闷地说:“今晚不干了,大家回家去吧。”大家都默默地离开了办公室。自从审判卢援朝以后,周志明就一直忙得没有回过太平街了。明天以后不知又要忙成什么样子,所以他决定今晚上一定得回去看看。他刚把自行车推出机关大门,听见段兴玉在后面叫了他一声。“回施肖萌家去吗?走,我们可以顺一段路。”他们并肩骑上车子,周志明以为段兴玉是想和他谈什么事情,可是走了半天也不见他开口。从今天审完徐邦呈以后,他就明显地察觉出段兴玉的兴奋中是带着很大保留的,并不像他们几个人那么“绝对”热烈。他犹豫着先开口问道:“科长,案子上现在的这个局面,你怎么想?是不是觉得胜利来得太容易了?”“啊,那倒不。”段兴玉摇摇头,停了一下,又说:“在现代反间谍战中,突来的胜利是常见的事,隐蔽斗争嘛,双方的胜负常常是难以预卜的。就像纪处长刚才讲的,看上去是个胜局的案子,疏忽一步,就会满盘皆输;相反,一盘死棋,要能一下走到对方的漏洞上,也能转手为赢,这都不奇怪。我只是觉得……”他又停了一下,似乎在寻找一个恰当的字眼儿,“我觉得这案子还有些地方不大顺,还得费点儿琢磨。比方说,徐邦呈对他自己为什么仓皇出逃这一点,就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说实话,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倒也凑合能结案,反正一个教养一个判刑,都算有了结果。我要求接着搞,其实也是自找麻烦,要是搞不出什么新问题来,你看好了,保险有人要说难听的了,纪处长那儿就满意不了。咳,我也想开了,就像你说的那样吧,侦查员嘛,本来就是个麻烦的差事,要干就干脆干好它,别的,不管那么多啦。”周志明默然地笑了笑,像有了个主心骨。车子骑到幸福路,段兴玉用手拍了一下他的背,“我该拐弯了,你直走吧。对了,你上次不是说施肖萌并不懂天文学知识吗?我后来琢磨了一下,这的确是个有意思的现象,她怎么一下子就抓住了整个证据当中的这个重要环节了呢?真是够有运气的。你见了她,可以绕着跟她聊聊这事。啊!第一,注意别泄密;第二,别让她反感。好了,明天见吧。”和段科长分手以后,周志明骑车一直往北。南州的冬天,风总是这么硬,无数细小尖利的砂粒被风卷起,直撞在人的脸上,麻扎扎地十分难受。不知为什么,离太平街越近,他的心情就越加悬悠起来。这些天,他之所以没回来住,一来确实是工作忙,二来是有点儿……多少有点儿吧,害怕见宋凡的面。萌萌呢,大概因为近来常常和他有点小小的口角,加上他们在为卢援朝出庭辩护这个问题上的不痛快,显然在越来越多地接受着她妈妈的偏见和猜疑。不然,何以一见到他和严君在一起便那么警惕呢?和严君之间的关系,他以前并没有想得那么多,直到在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的那个晚上,陆振羽“冲冠一怒为红颜”之后,他对她才加倍地谨慎和检点起来,绝不做半点过于亲昵的言笑。但愿严君最后能爱上小陆,而自己也和肖萌终成眷属,皆大团圆,相安无事吧。尽管小陆有着令人难以容忍的偏狭,但毕竟也有许多长处,有许多能吸引住别人的优点,他也是应该在生活中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幸福的。他进了施家的门,看见客厅里幽幽地亮着灯光,略一踌躇,还是推门进去了。在落地灯凝止不动的光影里,宋凡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用一种极为陌生的目光注视着他。良久才冷冷地问道:“你还来干什么?”这种冷峻的、充满敌意的态度使他怔在门口,有点吃惊地眨眨眼睛,慌慌张张地问:“宋阿姨,您好像生我气了?”“那我怎么敢呢?你是公安人员,手里拿着刀把子,我敢生你的气吗?”宋凡冷笑的脸被激怒扭歪了。他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个难看的样子。口吃地问:“我做错什么事了?”宋凡的眼圈忽地红了,泪水打着转儿,“不是你做错了事,是我们做错了事,我是劝你同我们划清界限,既然我们都成了反革命家属了,你还来干什么?”他心中忽地一下明白了。是那封信,那封他写给马局长转市委的信叫宋凡知道了。这下好啦!他心里很清楚,与宋凡的这场冲突是绝躲不掉了。这一直使他惴惴不安的冲突终于来了,既来了,他反倒坦然起来。“宋阿姨,我知道您生我的气,说两句气话我也情愿听着,可是这件事只能怪季虹自己,这几年她把施伯伯和您的话全当耳旁风,自己走上这条路,也是无可挽回的事情,我心里也是同样不好受的。”“好吧,你既然这样说,我再问你一句,你说心里话,说良心话,你在我家里也不是一两天了,对小虹不是没有了解的。你说,你是不是真心认为她是反革命?”“从法律上讲……”“你不要跟我讲法律,实事求是,你讲真心话,她能不能是反革命?”“是,她犯了反革命间谍罪。”“好,好。”宋凡脸上的皮肉直打颤,声音不大,却发着狠说,“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我们革命队伍里有那么一批喜欢整人的人,我见得多了,就是没见过你这样敢把整盆的墨往别人头上泼的。”周志明简直被噎得说不出话了。他竭力压制着委屈和恼火,结结巴巴地说:“您,您这么说就不对了……”“我有什么不对的?小虹是犯了大错误,很大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很坏的影响,我革命这么多年,还能袒护她吗?你在这儿住着,难道没看见我老批评她吗?可是组织上明明已经对她错误的性质做了认定,你为什么还非要插一杠子,非要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呢?你昨天还在叫她小虹姐姐,还和她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今天就能翻脸说她是反革命!我还一直以为你不会是这样一个人,要不是市委政法部的领导亲口讲的,我还不相信呢!”周志明让自己冷静下来,一直等她把话说完停下嘴,才开口说话:“宋阿姨,我完全懂得您现在的心情,可我觉得您这两年并不那么了解季虹了,她背着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您并不完全清楚。她的问题构成什么性质,怎么处理,法律上都有明白的规定。难道因为她是政法书记的女儿,就可以减轻处罚吗?那还怎么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他头一次这样正色地同宋凡说话。“好了好了,我不同你争辩。我不懂法律,那市委政法部懂不懂法律呢?也不懂吗?幸亏你才是个二十四级的干部,要不然,你还敢把小虹枪毙了呢。告诉你,现在不是‘四人帮’时期了,党是有政策的,你这么点儿水平的人,还是回单位里好好学习学习去吧。”宋凡突然转换了一种非常客气的语气,又说:“好了,你也不要再说什么了,既然你这么反感我们,这么容不得我们,那么应该有点儿骨气,你可以搬出去嘛。”志明浑身像烧了火,觉得自己受了侮辱,气闷得眼泪直想往下掉,“好,我这就搬出去,你们对我这几个月的照顾,我是不会忘记的。”说完,一扭身,跨出客厅,跑进卧房,他忍着泪把自己的东西一股脑地塞进帆布手提包里。他想给小萌留个条子,旋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最后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推开房门,提着手提包走了出去。只走了几步,他便像根木桩似的在走廊里定住了。施肖萌,也像根木桩一样一动不动地在他面前僵立着,在日光灯惨白的光线映射下,呆板的脸上仿佛结了一层冰冷的霜。他不知该怎么说,张皇地垂着手,费力地从喉间挤出一句话来:“肖萌,我要搬回机关去住。”一股泪泉在施肖萌眼眶中闪了一下,涌出来。她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厉声喊道:“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他吃惊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萌萌,你这是怎么啦,是为了你姐姐的事?”“你不是一直烦她吗?这下她是反革命,你高兴了吧?”“萌萌,这种糊涂的话是不应该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不,我从前以为我了解你,以为你老实、善良、正直,可现在我不了解你!你把我蒙在鼓里,当傻子一样蒙在鼓里。我姐姐千错万错,可有一件事她没有错,她说对了!你长得漂亮,你就凭着这个资本和那位女公安人员去奔你们的幸福吧!我决不妨碍你们,我自己的悲剧,我认了!”“你,你听到别人胡说什么了?听到什么了!”他控制不住地大叫起来。“你不用解释,我听到了,我也看到了,你们真会选地方,岐山路,那地方安静,人少,正好谈情说爱,我要不是偶然路过那儿,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哪!”“啊——”他恍然大悟,语气平静下来,“萌萌,你误会了,我们那天是有工作的,具体情况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说。”“你别再欺骗了,我不相信,不相信!我就是再迟钝,也不至于不明白你们那种亲热劲是怎么回事,你的工作保密,谈情说爱也保密吗?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要听了,你要走就快走,快走!”她的泪水不断地涌出来,泣不成声地把脸别向一边,“我过去,爱过你,真心地爱过你,现在……我恨你!恨你!”他的手一松,咣地扔掉提包,痉挛地一把抓住她的胳膊,“肖萌,你应该叫我说完!”“别碰我!”她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猛地把他推开,“让我忘了你!”宋凡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客厅里出来了,用平静的、甚至还有点儿婉转的声调说道:“你现在后悔了吗?晚了。我们一家有什么错待你的地方?‘四人帮’那会儿,萌萌跑到自新河去看你,同情你。你知道,为这个我们一家替你担了多大风险?可你,你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怎么对待萌萌的?太忘恩负义了吧!”对这种客气而又居高临下的声调,周志明实在受不了了,木然松开掩面啜泣的萌萌,提起地上的手提包,他只说了一句话:“友谊和爱情是共同创造的,不是一方给另一方的恩赐。”他推开大门,向咆哮的大风里走去。他又搬回了机关西院的小工具房。用了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收拾了这间荒置的“旧居”,把墙角、顶子都用旧报纸严严地糊住,糊完以后又找了个小推车去寻觅废砖头,准备盘上那个原来想盘而没有盘的炉子。组里的几个人对周志明从施家搬回来的事各有各的判断,大陈以为他是因为回避的问题才赌气从施家搬出来的,免不了对他说了些“何苦来”之类的话;小陆则断定他一定是主动和施肖萌吹了,所以一开始对这事的反应是冷冷的,直到后来看见他踽踽独行地满世界捡砖头,才真地动了恻隐之心,竟挨过来扭捏地说了一句:“你到锅炉房后面去过吗?那儿有不少砖呢。”“锅炉房后面?”他有点儿诧异地看看小陆,随口应道:“能过去吗?”“能,我陪你去。”小陆居然自告奋勇当了向导,这显然是在表达一种和好的愿望了。对这件事始终不动声色的,只有段兴玉一个人,在周围没人的时候,他悄悄对周志明问道:“是那封信吗?”周志明垂下眼睛,点了点头,随即又说:“也不全是……没什么,我不后悔,本来就一直想搬出来呢。”段兴玉很带感情地拍拍他的肩膀,仿佛想用手臂把力量和鼓舞传导给他似的:“上我家去住,愿意吗?……好,不愿意我也不硬拉,我知道你不想打扰别人,也不习惯和别人家伙着过日子。那,等春天吧,局里的宿舍楼到四月初就可以竣工住人了,咱们科就是分一间屋也是你的。”头两宿,屋里没有火,实在是够冷的,周志明穿着厚的毛衣毛裤,扣着棉帽子,还是在被子里时醒时睡地筛了两宿糠。第三天上午他开始盘灶,刚和好泥,严君来了。“砌炉子?”她一进屋就脱下大衣要伸手帮忙。“我干什么?”“别别,”他说什么也不让她拿家伙,态度异常坚决,“你昨天就帮着糊了一晚上墙了,这活儿你也不会干,别沾手,要不我就不盘了。”严君无可奈何地放下手里的一块砖,呆呆地耽搁了半天,才说:“这几年,你吃够苦了,刚舒服几天,又要过这种苦行僧的生活,我真不愿意你这样生活,你,你们干吗要吵架呢?我知道你是需要她的,不能再和好吗?”他看了她一眼,在嗓子眼儿里咕噜了一句:“我也不知道。”他默默地干活,见她呆站在旁边看着,反复想了想,终于说;“你,你走吧,现在人手这么忙,我已经请了一天假,你再出来……怕不好。”严君摆摆手,“没事,小陆出去调查去了,大陈修改那份劳教报告呢,我这会儿没事……对了,我借你那本《普希金诗选》看完了,什么时候还你?”严君扯开话题。他还想劝她走,没来得及琢磨出一句合适的话,门外已经由远及近传过一片乱纷纷的脚步声,夹带着处长纪真大声的说话。“这儿的卫生归哪个科管呀?这间屋子是干什么的?”话音随着拉门的声音走进屋来,“哟,还住着人哪?”屋里屋外站满了十几个人,周志明直起腰来看看,哪个科的都有,他明白这是全处查卫生呢。“你现在住这儿?”纪真在屋里四下打量着,问他。“啊。”“这是干什么,砌炉子?”“啊。”“你会砌吗?”“凑合吧,在自新河学的。”“啊啊。”纪真上下又看了看,转身对那些卫生委员们问:“还有哪儿没检查?”“差不多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应着,然后簇拥着纪真呼隆呼隆地走了。下午四点来钟,周志明接到了杜卫东打来的一个电话,约他下了班以后到西夹道去一趟。“今天晚上?什么事?”他笑着问,“是给我补你们的喜酒吗?”“喜酒?噢,不不,喜酒等过两天我和淑萍请你到外面吃,九仙居修缮内部不开了,咱们上‘砂锅温’,不过今天晚上八点我还得去厂里值夜班哪,所以今天不成。”“既然你八点钟值夜班,还让我上你家干什么?”他有点儿诧异。“你七点以前来,我有事。”杜卫东语气坚决,没有一点儿开玩笑的意思。“什么事?”他满腹狐疑地又问了一句。“喂喂,我这儿是公用电话,说话不方便。反正你下了班就来吧,到这儿来吃晚饭。这不算该你的那顿喜酒,行吧?”他还想问个究竟,但转眼看见段兴玉手里拿着一份材料在等他,只好匆匆结束了同杜卫东的对话:“好的,晚上见了再说吧。”段兴玉看着他放下电话听筒,把手中的一张纸递过来,问道:“小严说这是你裱的,这封信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没做注明就放到副卷里来了?”他接过来看了一下:“啊,这是从前门饭店徐邦呈房间的纸篓里拣出来的,一共拣出三张,除了这封信,还有一个通讯录,一个账目单,后两样我都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前几天我到看守所提审徐邦呈的时候,把这封信的情况问了问他,据他说,这个写信的刘亦宽是北京的一个中学教员,曾经在今年暑假期间给他做过几天义务导游,他送过刘一支带电子表的圆珠笔,香港货,不值钱。后来听说刘的父亲住医院了,就又给了刘二百块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来往。”“刘亦宽住在什么地方问了吗?”段兴玉问。“住北京甘雨胡同,在中学教书,这都是刘对他说的。”“这些情况你核查了吗?”“已经打电话请北京市公安局帮着查了,不过,北京八九百万人,叫这个名字的恐怕不止一个,再说,接受外国人的馈赠,大概不会用真名实姓和确切住址,所以,从户籍卡片上查可能不会有多大意思。北京还没有回电,所以对这封信的注明就还没有填。”段兴玉没有表示什么态度,转脸对严君说:“把刚才志明说的一段审讯录音拿来听。”一盒TDK磁带从木柜里取出来,装进了录音机的卡盒里。因为是周志明自己刚刚审过的情况,记忆犹新,所以他很快就在这盘磁带中找到了段兴玉要听的那一段对话。喇叭里先跳出来的是他自己的声音:“……还有一个问题,你在国内还和什么人有过来往?”隔了片刻,徐邦呈的声音才出来,“除了生意上有来往的,再有就是……就是住饭店认识的服务员。还认识什么人呢?……不记得了,我想我都讲过了。”又是周志明自己的声音,“你听到过刘亦宽这个名字吗?”徐邦呈的声音,“刘亦宽,这名字有些熟,啊,……他,给我来过一封信……”“是这封信吗?”“是的。”“你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他的?”“你问什么地方?啊,在北京。”“他在北京是干什么的,你们怎么认识的?”“啊,我们是萍水相逢……”“咔!”段兴玉伸手关掉了录音机,倒回来,又把这段重听了一遍,然后往椅背上一仰,眼睛看着志明,说:“听到了吗?你的问话有个很大的空子,给这家伙钻了。”周志明浑身一激灵:“什么空子?”段兴玉说:“现在很难说刘亦宽是不是北京人,而要判断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最直接的根据是信封上的邮戳。既然信纸没有彻底毁掉,那信封一般也不会单独毁掉,说不定让他信手塞在什么地方了,但是徐邦呈并不一定知道我们没有搜到信封,如果你在审讯中始终不让他摸到这个底细,他是断然不敢胡说八道的,那样,主动权就在你手里了。”周志明恍然大悟,“哎呀,对了,我不该问他是在什么地方认识刘亦宽的,也不该问刘是在北京什么地方工作,哎呀……”“是的,因为你第一个问法,让他察觉出我们根本不知道刘的所在地区;第二个问法,等于告诉他你已经对刘在北京工作这样的供述不怀疑。”“对对对,真该死,我当时只想把这封信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好装卷,没想太多。怎么,难道这封信会有问题?”一直在旁边听他们说话的严君插了一句嘴,“信文上好像还看不出什么破绽来。”段兴玉用食指敲敲那封信,“你们好好看看。”两个脑袋凑到一起,看了半天,严君先把头抬起来,“我看不出什么。”周志明迟疑了一下,说:“文笔不错,可为什么字写得这样差?歪七扭八像个小学生,我看像个低年级小学生。”段兴玉看着那封信,不动声色地说:“笔迹是经过伪装的。”“有伪装?”严君惊叫起来。志明连忙把信又抓过来看,果然,笔迹确实带有明显的伪装痕迹。他虽然把这封撕得烂碎的信从纸篓里拣回来,实际上却并没有对它抱多大希望,除了粗粗研究了几遍信文内容就是准备打入副卷了,竟至对笔迹上的显著问题视而未见。他带着点儿惭愧,连连说道:“是有伪装,是有伪装。”段兴玉从抽屉里取出一只放大镜,贴近信纸,说:“看嘛,笔画顺序混乱,不规律;比例搭配失调;运笔僵硬,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凡是收笔的地方都有个小倒勾,典型的左手书写。不过看起来这个人并不具备文字伪装的专门知识,虽然把自己的真实笔迹掩盖了许多,但是做得太露骨了,不高明。”周志明脸上发热,“哎呀,我险些把它放过去了。”段兴玉话里带着明显的责备口气,“这样的信应该早跟我说一声,怎么能当一般材料自己随便处理呢?你们想想,徐邦呈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十点钟离开前门饭店去机场的,我们当天下午搜查他的房间,发现这封信还在纸篓里,饭店的纸篓一般一天倒一次,那么这封信很可能就是徐邦呈十二月二十九号当天或者是二十八号收到的,换一句话说,徐邦呈是在收到这封信不久才仓皇出逃的,那这封信是否和他的逃跑有关,就不能不格外怀疑了。”周志明思索一下,说:“科长,这封信会不会就是你估计的那个向徐邦呈预示危险的确实信息呢?”段兴玉沉吟着没有回答,严君说:“会不会是信封上有密写或者显微点,他看完以后把信封毁了?可如果要是特务信件的话,为什么不把信纸也销毁了呢?”段兴玉点点头,“当然,按道理是应该销毁的,间谍斗争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很高的艺术,许多间谍行动都被精心设计得天衣无缝,但任何人都难免会有纰漏,反间谍部门的水平常常就体现在能不能不失时机地一把抓住敌人的疏忽和纰漏,然后顺藤摸瓜,揭开全案。哎,对了,徐邦呈的危险信号是什么来着,1127,对吧?”周志明他们两个人异口同声地答道:“对。”“你们看看信上有没有这个数字。”他们在信上仔细寻找了一遍,“没有。”段兴玉拿起信来看了看,又放下,在屋里来回踱了两趟,突然站住,说:“信文里会不会有漏格密码?”周志明和严君的脑袋又凑到一起,按“漏格密码”的拼译方法,先试着把每句话的第一个字拼连起来。信的全文是:“你寄来的钱,已经收悉。病危入院的家父,于前天脱离危险后,即命我代为执笔,速寄一信与先生,以转达他的谢忱。他下周便可以移榻回家了。看来他的病,讫今无大渐,你付予的帮助,使他在自己残烛之年又得到了一位热心的朋友。”他们拼成:“你已病于即速以他看讫你使”十二个字,怎么看也是无机联系,不成话。“可能是‘乱码’。”严君直起身,不无扫兴地嘀咕着。周志明又把每句第二个字拼起来了,拼成:“寄经危前命寄转下来今付他。”他泄气地在纸上捶了一下。段兴玉摆了下手:“算了吧,实在不行送到技术部门让专家们破译去吧。”周志明无精打采地把这封信又放回到卷里去。段兴玉又拿起另一份材料,对严君说:“严君,这是你写的吧?这种材料不光要写上徐邦呈这个原名,他那个冯汉章的化名也要注上,还有代号2711,危险号1127,还有……”段兴玉指点着的手突然在半空停住了,呆怔了片刻,突然像发现了什么大钻石那样,叫了一声:“他的危险信号是1127!”“是呀。”周志明和严君莫名其妙地同声答道。段兴玉指着周志明手上的副卷,“拿出来,那封信,按他的危险信号拼,按1127拼,试试看!”周志明如梦方醒,飞快把那封信又取了出来。他们按1127的顺序,先把第一、第二句的头一个字;第三句的第二个字;第四句的第七个字拼连在一起,眼前不由豁然一亮,这句话拼成:“你已危险。”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段兴玉也几乎不能保持固有的矜持,叫起来:“往下拼!”按1127的顺序,他们拼完全信,拼出的十二个字端端正正写在一张白纸上。“你已危险,即速转移,看讫付烛。”他们激动得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一种既庆幸又后怕的心情在周志明心里交错起来,这是在他不算短的侦查员生涯中从未有过的一种复杂感触。他庆幸能把这包碎纸片带回来而没有被饭店的服务员当垃圾倒掉,又为自己把它当成普通信处理的疏忽而后怕,差点儿就是无头案了呀!大陈和小陆去市检察院联系工作回来了。当他们听完严君兴高采烈的叙述之后,自然也是惊讶不已。谁能想到这个近于扫尾的案件又突然节外生枝,重开了一片神秘莫测的天地呢?段兴玉脸色凝重,环视众人,说道:“都谈谈看法吧。”陈全有的目光在那封充满了扑朔迷离的未知数的信上停了一会儿,顺口说:“会不会是施季虹发的?”这个怀疑马上被段兴玉摇头否定了,“不会,施季虹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三点多钟还给南州饭店打电话找徐邦呈,说明她在此之前不知道徐已经去了北京,在此之后一直到在火车上被捕,她始终是在我们的监视控制之下的,没有发现她发过信。我想这封信一定是另外一个人发的,而且一定是在南州发的;发信时间只能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午十二点半到下午六点半这几个小时里。”周志明的脑子里也做了同样一番推断,他点头附和着说:“对,徐邦呈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午已经买好飞机票要逃走,那最迟得在二十八日下午接到这封报警信,二十七日中午十二点半是法庭散庭时间,下午六点半是咱们市里邮局对当天发往外埠信件的最后销邮时间,所以这封信只能是在这其间的六个小时之内发出的。”大陈挠挠头,“有道理,呃——我倒想,南州会不会有一个秘密电台,由这里的潜特先向北京使馆里的特务组织报警,再由使馆的特务在京给徐邦呈发这封信呢?”“也不会。”段兴玉指指这封信,“如果是使馆在京发信,就用不着煞费苦心地做文字伪装了。你看,费那么大劲儿,写得歪歪扭扭,还不就是为了逃避我们的调查吗?有句俗话叫‘灯下黑’,我看这个人肯定就在南州市,就在我们灯下的黑影里。”大陈拿起这封信,仔细审视了一阵,说:“这是用普通横格纸写的,看来得从查这张纸入手了。”他把信纸哗啦哗啦晃了两下,笑着对周志明说:“你小子啊,有运气,拾破烂还真拾回个金娃娃来,说不定,全案大白就在这张薄薄的纸上了。”天色已经晚了,严君早已把屋里的电灯拉开。下班的铃声不知什么时候打过了,机关里业已人去楼空。段兴玉不慌不忙地踱了几步,在屋子当中站定,说道:“我们手头的所有调查工作、材料工作全部停下来,从明天开始集中力量查这种纸,还要提审徐邦呈。今天晚上,周志明跟我去找纪处长汇报,噢,对了,小周还得回去给屋里生火,那就大陈……算了,大陈也回家吧,省得你爱人又欺负你这个大丈夫,小陆晚上跟我去吧。明天,明天是星期天,我看……”段兴玉略略停顿思考了少顷,“上午也算了,休息一下,个人的事抓紧办了,明天下午,大家都来。”报警信的破译,使整个案子变得复杂和急迫起来,但大家还是打心眼儿里希望能有一个喘口气的机会,哪怕只有半个星期天,也好松弛和调节一下长期紧张的神经。周志明穿上大衣,心里盘算着是先去西夹道找杜卫东还是先回去把炉子生上,他行色匆匆地正要走,电话铃响了起来,小陆接了,问了一句便把听筒冲他一杵,“找你的。”见鬼!这么一会儿接了两个电话了,他有点儿烦躁地接过听筒,毛愣愣地问道:“谁呀?”听筒里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使他全身悚然抖了一下,“是,我就是。”他的语气似乎也胆怯下来。他没有再问那人的名字,他已经听出是谁了。低垂的夜幕下,风在肆虐。街上,下班人流的高xdx潮已过,一些临街住家的窗户里,透出点点落落温暖的光。这会儿,正是一家人围在火炉边上吃周末团圆饭的时辰了。周志明骑车到了幸福路,没有拐弯去西夹道,而是顶着带哨的寒风一直往北,经南州饭店,奔太平街来了。从施伯伯在电话里的声音中,他几乎想象不出那该是怎样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施伯伯是第一次用这样低沉和郑重的语气同他说话的,“还没下班吗?哦,我是上午从北京回来的。下了班,你到家里来一趟好吗?我……想同你谈谈。”他没有再问什么,要谈的问题当然是可以猜到的,除了季虹的问题还能有什么呢?尽管他在给市委写那封信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和施家闹翻的精神准备,但施伯伯在回到南州的当天就打来电话约他去谈,却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他在内心里意识到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胆怯和紧张。是觉得有负于施家吗?不!他做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自惭过,他自信是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的,但是在感情上,当然,多少还有面子上,他是不愿意,非常非常不愿意和施伯伯直接冲突起来的。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放弃了去西夹道同杜卫东的约会,到太平街来了。施家的门口停着两辆小轿车,示意着家里正有客人。果然,当他在走廊里脱大衣的时候,就听见客厅微掩的门里传来一阵亲热的说话声。“老乔哇,老马已经在这儿谈了半下午了,你这一来,我看万云也别想休息了,我这儿快成了你们的第二办公室啦。”“老宋,这你可就冤枉我啦,我是下班顺路来看看,保证不谈工作,不谈工作,啊。”周志明推门走进客厅。客厅里,除了宋凡和乔仰山之外,施万云和马树峰也在座。他们中断谈话,一齐把目光投到他身上来。他拘束地欠欠身,问候说:“施伯伯回来啦。”宋凡把意外的目光盯在他脸上,皱起眉,冷冷地问:“你来了,有什么事吗?”她还没等回答就下了逐客令:“啊,今天我们这儿有客人,他们要在这儿谈工作,你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好不好?”施万云闷闷地开了口:“是我叫他来的,志明,你坐下吧。”他在墙边一只折叠椅上坐下来,屋子里的空气刹那间有些尴尬,只有马树峰偏过头来跟他简短地打了个招呼:“才下班?”他点点头,转目注视了一下施万云,他仿佛今天才刚刚发现施伯伯的面容是那样苍老,带着似乎永远去不掉的疲惫和憔悴,鼻子不由酸了一下,原来那种胆怯和畏缩的心情一下子竟被一种无限的怜悯所代替。他深深地感触和体会到了施季虹的事,给这位钟爱她的父亲带来了多么大的刺激和创痛。马树峰从沙发上站起来:“老施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告辞了。你今天一回来就没顾上休息一会儿,难怪老宋要骂我们了。”乔仰山也站起来,“好,有话下星期再谈。”施万云摆手让他们坐下,“先不忙走。既然都来了,我有几句话想对你们说。”宋凡细声细语地劝道:“你累了,今天早点儿休息吧。再说,大星期六的,人家老马老乔还没回家呢。”施万云没有说话,眉宇间凝结着沉思。屋里难堪地静了一会儿,马树峰和乔仰山只好又坐了下来。“今天回来,”施万云眼睛勾在自己的脚尖上,哑声说道:“李直一同志找我谈了季虹的事,把有关材料给我看了。我知道,对季虹的处理问题有人是向市委写了申告信的,直一同志虽然没有告诉我,但我心里明白,有些群众是不满意的。我想,我想……”“咳,老施呀,”乔仰山截住话头,说,“我看这件事你就不要亲自过问了。老马刚从广州回来,季虹的处理问题一直是我抓的,办案单位的意见是劳教三年,政法部也是同意的,等过几天他们就会把请示报告报到市公安局法制科去。唉,有什么办法呢,孩子糊涂嘛,出了这样的事,我们考虑不处理一下的话,下面群众也要有意见,我看这样吧,老马,”他转脸对马树峰说,“季虹的身体比较弱,还有……”他把目光飘向宋凡。“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宋凡叹口气,“这都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坐下的根子。我和老施那时候都在‘住读’班里,家里就是虹虹带着她妹妹过。唉,弄得一身病。”乔仰山连连点头,接着说:“是啊,那些年咱们都一样,我,老马,还不都关起来了。大人挨批挨整住牛棚,孩子们也跟着受罪,熬过来不容易。老马呀,我看根据季虹的身体状况,将来可以叫劳教所安排她保外就医嘛。”马树峰手里机械地转动着一只茶杯盖,沉吟了片刻才答话道:“季虹的案子,我原来一直没有怎么过问,最近因为有人对她的处理问题向市委写信提意见,所以前几天我也调卷来看了看。劳教三年嘛,我看还值得研究一下,过一两天可以叫他们具体办案的同志一块来开个会。……啊,我们今天不是不谈工作吗。老施也累了。”施万云的话题却依然执着在这个案子上,说:“对施季虹的处理,我是要回避的。我现在同你们谈这件事,不是作为工作而谈的,而是作为一个了解季虹的人,也作为一个老法律工作者,同你们二位主管这项案子的同志谈谈个人的看法。我想这总是可以的吧。”屋里静下来,马树峰和乔仰山都没有再打断他的话,他疲乏的声音继续说着:“季虹小时候,是个很好的孩子,我和宋凡都是很喜欢她的。我们爱她胜于爱萌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你们都知道,家里全靠她了,她一个人带着萌萌过,还偷着到隔离班来给我送过炒辣椒……”宋凡插嘴说:“还给我送过味精呢。”“从我打隔离班一出来,我就感觉出她思想上有些毛病已经很深了。偏激、绝对、目光短浅。十一广场事件上她是很勇敢的,但实际上并不算一个十分清醒的革命者。她当然也是为了国家的命运而恨‘四人帮’的,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不满于自己当时的生活现状。这些弱点,公允地说,是很难怪她的,连我当时心里也都是有不少矛盾和痛苦的。她是一个孩子嘛,在那个乱世荒年没有随波逐流地堕落成坏人,已经是不容易了。我是个共产党员,革命快一辈子了,我多么希望我的后代能继承父业也做一个革命者,所以季虹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给孩子起的名是继承的继,红色的红。后来,她自己嫌这名字太俗太左,给改了。改就改吧,名字嘛,不过是个符号,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做革命的人,不在乎是不是一定要起个革命的名字。可是,可是,今天,当有人对我说,施季虹,你的女儿,是个反革命的时候,我是不愿意相信的,怎么也不愿意相信的!我的女儿,她本来应该是一个革命者的呀!”乔仰山的目光在施万云情绪激动的脸上动了动,似乎觉得此时应该出来说几句宽解的话了。“老施呀,你不要太激动,谁说季虹是反革命啊?这些年让‘四人帮’搞得,有些人还是那些习惯,对犯错误的人,不看全面,不看历史,动不动就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反革命那不又成了汪洋大海了吗?季虹的问题,不管有什么这样那样的说法,不管有谁上书言事,组织上总要实事求是嘛,是不会轻易把反革命的帽子扣在一个受过党的培养教育,又有很好的家庭熏陶的失足青年身上的。”他说完,用严峻的目光扫了周志明一眼,然后把眼皮悻悻地耷拉下来。“直一同志找我谈的时候,我是很意外的。但是当我现在冷静下来,当我让自己只用法律工作者的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的时候,我只能承认,他是对的,那个写告状信的人,他是讲了真话的。我的女儿,是反革命,她的的确确是犯了反革命罪!”“万云!”宋凡满脸疑惑地站起来,直勾勾地望着施万云,像是在望一个陌生人。她惊慌地把手贴在他的额头上,“你今天怎么了,不舒服?老马、老乔,你们先回去吧,他今天太累了。”她用恳求的口吻说。“也好,今天不谈了吧。”乔仰山附和着说。“老宋,”马树峰反倒在沙发上坐稳了,“你不用担心,我知道老施现在是最清醒的。”施万云把目光移到宋凡脸上,良久,才说:“宋凡,你还记得我去北京之前和小虹发的那次脾气吗?你仔细想一想她这两年思想发生的变化吧,我们的女儿,已经不是过去的虹虹了。我这次在北京想了很多,本来想这次回来认真和她谈一谈,可是,已经晚了,宋凡,我们给党找了麻烦了。”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唉——”乔仰山用厚厚的手掌慢吞吞地向后梳抹着像年轻人一样浓密的头发,斟酌着词句说:“你是政法书记,老施,对自己的孩子犯错误的事承揽责任,这个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他说着望了一眼马树峰,似乎表示他的这句话自然也是代表了马树峰而说的。但见马树峰没有做出任何响应的辞色,只好继续说下去,“但是,但是,在组织处理上,还要根据全面情况进行分析考虑嘛。季虹这孩子,我还是熟悉的。这几年可能是沾染了些坏思想,犯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可是错误该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现在对认定反革命的限制是很严格的。老施、老马,你们不要看我过去不是搞政法工作,对这件事我可是专门查了有关规定的,只有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犯罪才构成反革命犯罪。施季虹无非是羡慕西方那一套生活方式嘛,想出国留学嘛,出于这个目的泄露了一些国家机密,诬告了别人,情节当然是严重的,但还算不上什么反革命。我们同被害人卢援朝也谈了,他也表示了对季虹的宽恕。按照法律规定,对尚未成事实的诬告,是可以从宽或者从免的,啊。”他又向马树峰投去了寻求支持的目光。马树峰这回开口说话了,“老乔,你知道我一直是搞公安的,对法律嘛,粗知一点儿实用条文,理论上也不大精熟。可是搞公安的和搞法律的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性格,就是认死理,绝不违心地苟同别人的观点。你刚才讲的条文是不错的,可是对这些条文怎么理解,恐怕就各有不同了。比方说,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出卖国家机密的,究竟该怎样确定这种犯罪的目的性?属于反革命的,还是属于刑事的?这种问题恐怕还需要斟酌。如果按你刚才的观点,那恐怕谁也不能算反革命了。所以我说嘛,还是要请几方面的人坐下来,开个会,统一一下认识再处理。你说呢,老乔?”乔仰山没法接这个话茬,故意把带着苦笑的目光转向施万云。施万云的声音仍旧很低沉,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果断口吻:“季虹这件事,我看不必再开会了。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她明显是犯有间谍罪的,犯间谍罪所使用的手段又犯了诬告罪,这类罪犯在法律上叫牵连犯,处理的原则是‘从一重处断’,你们公安局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向人民检察院起诉,政法部对这类具体案件不必干涉。你们不要考虑我和她的关系,否则就是我在你们眼里的觉悟太低了,那才真正叫我难受呢!”他停顿了一下,转过脸来对乔仰山说:“老乔,讲法律,我是个老资格的检察长,吃了十几年的法律饭,在这间屋子里总算得上是个内行了。过去‘四人帮’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天下没好人,物极必反,现在千万不要走到另一极端去,好像反革命都成了出土文物了。不不,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你看,我的家里不就是出了个反革命吗?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他的喉咙发哽,不得不停了下来。“万云,”宋凡声音颤栗着,“难道你,你也认为虹虹内心里就是为了反革命才干那种事吗?”施万云冷静下来,口气坚定,就像当年的检察长在进行着临庭演说:“一个罪犯,当他进行危害国家的反革命犯罪活动的时候,如果他的文化程度、知识水平和智力状况足以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发生什么样的客观后果的话,那就说明他在实施犯罪时对这个客观后果是抱着故意的心理状态的。既是故意犯罪,他所追求的目的就应当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为图财;是为贪利;还是像季虹那样是为了出国,都不过是促使他犯罪的内心起因,法律学上叫犯罪动机,老乔,你在季虹这个问题上是把犯罪的动机和目的混为一谈了。”乔仰山张口结舌,尴尬地啊啊两声。“万云!”宋凡爆发了,“你这是干什么?组织上已经定下来的事,你为什么还要推翻。你太过分了!你愿意当反革命的父亲,我可不愿当反革命的母亲!”“宋凡!”施万云用力击了一下沙发的扶手,厉声喝断了宋凡的责怒。宋凡被这突然一喝吓住了。望着他那张震怒的面容,愣了片刻,嘤嘤啜泣起来,屋里出现异常难堪的气氛。施万云把情绪缓和下来,慢慢地说道:“宋凡,你是她的母亲,我知道你不愿看到她这个下场。可你仅仅是一个母亲吗?对于她的堕落,能仅仅凭着母亲的感情来说话吗?不,不能够这样。你是党员,干部,你首先应当站在党的利益上、党的原则上说话。宋凡,季虹这几年确实是变了,我有时候都觉得自己不认识她了。我们是爱她的,可是她连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主义都不爱了,她和我们在政治上有了这么大一个距离,难道还会爱你吗?她的那些话,那些牢骚,你不是也听见了?她甚至已经羞于做一个中国人了。为了到外国去求取一点儿物质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开放,她竟可以抛开一切,连祖国、父母、妹妹、爱人都可以割舍掉、出卖掉、牺牲掉!这就是我们的女儿吗?这样一个只爱她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拜金者,难道还值得我们去宽恕吗?我们过去宽恕她太多了,这样下去,人民就不能宽恕我们了。”宋凡用手掩着脸,压抑着哭泣跑进卧房里去,卧房的门砰地响了一声,给客厅里的空气中加上了一点儿沉闷的重压感,大家各自沉默到自己的思绪中去。好一会儿,乔仰山淡淡地说:“有些事情,也怨不得孩子,在他们长思想长知识的黄金时代,正是‘四人帮’横行时期,季虹也是这段历史的受害者和牺牲品。所以,对这些青年,我总不主张严厉过甚,总希望能拉他们一把,他们是很可怜的,这一代青年,是很可怜的。”马树峰正色地说:“老乔,我又要唱反调了。现在青年的主流不是可怜,而是可喜。叹息的、埋怨的、彷徨的、空谈的,有;像季虹这样背叛自己国家民族的,也有。但是这些落荒者、败坏者绝不是青年的主流,而那些勤奋的、实干的、进取的青年才真正代表了这一代人,他们不是同样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的,同样经历了这一段历史吗?像他——”马树峰指指坐在墙边的周志明,“是坐过监狱的呀,也没有就变坏了嘛,我看关键还是在于自己。周志明,你是年轻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周志明被问得猝不及防,咳嗽了一下,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我没想那么多。”他憋了一下,还是说了下去,“反正,我们年轻人……大家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想,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那段历史如何乱,大概只有对我们国家的今天和今后都绝望了的人,才会彻底变成一个完全自私的、完全不爱祖国的人……我,没想那么多……”“哎,有道理。”马树峰很兴奋地说。“啊,道理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乔仰山应了两句,转脸对施万云说:“今天实在是晚了,你还是休息吧,我们告辞了。”马树峰站起来,“好,走吧。”乔仰山挠挠头皮,感慨地说:“啊呀,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以前老施当检察长的时候,铁面无私,执法铮铮的名气就很大,现在看来,果然不虚。这样吧,季虹这件事我和老马再根据你刚才的意见研究一下,然后再向你汇报啊。”施万云没有站起来,只是很疲倦地摇摇手,“我已经回避了,你们依法办事,不要向我汇报。另外,老乔,等下星期上了班,我们找个时间好好谈一谈,就谈谈这件事。作为施季虹的父亲,我有失教育之责,给国家造成损失,我是准备向市委请求处分的。我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也有不公道、不妥当的地方。我们可以交换一下意见。你想想,你是政法部长,我是政法书记,如果把我们之间的人情关系带到我们的执法工作上来,那不真叫‘官官相护’了吗,老百姓会怎么样?是要骂我们腐败的呀!”“啊,好,好,可以谈谈,谈谈。”乔仰山难堪地和施万云握了一下手。咯咯咯的皮鞋声在门厅里消失了。门外,响起汽车门沉闷的碰撞声,发动机嗡嗡了一阵,又静了下来。周志明等了一会儿,见施万云默默地坐在沙发里发呆,似乎并没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了,便站起来,轻声说道:“施伯伯,你休息吧,我也走了。”施万云没有挽留他,从沙发上站起来,一直把他送出了客厅,又送到了大门那儿。对这位老人的敬意使他怎么也不能憋住那句几次冲到嘴边的话了。“施伯伯,那封信,给市委的信,是我写的。你……别生我的气呀。”施万云似乎毫不感到意外,微微点点头,“我知道,今天我叫你来,就是想对你表明我的态度。”他心里直抖,来以前对施伯伯的畏惧和来以后对他的怜悯全都荡然无存,现在他只觉得他是那么可敬,那么好,那么……伟大!走廊里的那盏日光灯斜照在施万云的脸上,显出一种衰弱的苍白。他有些颤颤巍巍地站在周志明面前,魁伟的身躯变得佝偻起来,似乎有什么话欲言又止,嗫嚅了一会儿,终于说:“你,同萌萌……究竟怎么样了,算完了么?”周志明勾下头,“我也不知道……”一只温暖的手掌在他头上轻轻抚了一下,又放下了,“你们,唉,好自为之吧。”自从他认识了施伯伯,在一所房子里住过,在一张饭桌上吃过,但像今天这样深的感情交流却从未有过。他甚至恍若觉得父亲站在了面前,他真想叫一声“父亲!”然而他没有叫,只是向施伯伯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不知道这样行大礼意味着什么,是尊敬,是感激,是安慰,还是歉意?他转身打开大门向外走去。他一直走上了太平街的马路,才回首顾望,那被白杨树阴影掩映着的窗口,露出萤火一般的灯光,暖暖的,暖暖地熨在他的心上。从太平街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他又在工具房里冻了一夜。清晨,早早地爬起来,带着牙膏手巾跑到办公楼厕所里的水池这儿来洗脸。楼里有暖气,毕竟舒服多了。他正刷着牙,行政科老万披着个大衣进来解手,他见老万下面光着腿,便打着招呼问:“昨天没回家?”“我值班。喂,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找你半天也没找着。”“昨天晚上?出去了一趟,干吗?”“941厂一个姓杜的给你打电话。”“说什么?”他满嘴牙膏沫子,直起腰来问。“没说什么,我说你不在,他就把电话挂了。”老万解完手走了,他用水杯里的水慢慢地涮着牙刷,心里悬悠悠地有点儿放不下了。杜卫东昨天两次来电话,看样子颇有些急切,他这人难道还会有什么重要事情吗?他倒掉水杯里的水,决定趁上午的空闲,到941厂找他一趟。因为是星期天,处里食堂要到九点钟才开饭,他便在街上随便吃了点儿,然后骑着车一路顺风朝941厂而来。在厂门口,他意外地碰上了卢援朝。卢援朝也正推着车往大门里走,笑着对他打招呼,“怎么,到我们厂吗,有何贵干哪?”这是他在那个审判会以后第一次见到卢援朝。卢援朝的口气中虽然多少有点儿戏谑的味道,但似乎并无嘲讽的意思,于是他笑着应道:“找杜卫东,私事,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吗?”“我加班,有个外文资料,厂里急等要的。”两个人说着话,走进大门,门卫室的老头儿一听周志明是公安局的,也没让他费事登记,飞快地在他手里塞了一个进门牌,并且主动地指点着说:“顺这儿一直往东,走到头一拐就是。”周志明不觉有些诧异,他并没有对老头儿说过要找杜卫东,可老头儿所指的方向恰恰就是杜卫东的管子工值班房。他无暇仔细多想,只顾得要和卢援朝分手道别。卢援朝却说:“我陪你走一段吧,到我们那个办公楼走这条路也行。”两个人沿着厂内的大马路骑着车,默默无话。走了一会儿,卢援朝突然问了他一句:“听小萌说,你们闹意见了,你已经搬出去了?”他猝然未及思考,随口答了一声:“啊。”卢援朝笑笑,“你别看小萌平常挺温存的,真要耍起小性儿来,硬是谁的也不听。不过她有一点倒是难能可贵,她看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你忘了她还去自新河看过你吗?那时候你可是个实打实的‘阶级敌人’呢,还有我的这件事。”他未置可否地唔了两声,没有多解释,因为他从施家搬出来这件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而且要说清楚就非得涉及到季虹,现在跟卢援朝说季虹的事,那不是哪把壶不开提哪把壶吗?不过他也知道,卢援朝似乎倒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痛恨季虹,从他这会儿轻松的情绪上看,甚至对这个使他翻天覆地的事件也早就不放在心上了,连一点痕迹都不留,这也真是难得的宽宏大量啊。他们顺着马路拐了个弯儿,管子工的值班房就在前面了。但是不知出了什么事,不远的地方,一堆密密匝匝的人群把道路严严堵住,有人冲他们喊:“绕道吧,绕道吧,这儿不通啦!”他们走到近前,只见堵在后面的人都拼命踮起脚尖,徒劳地伸着脑袋往里瞧。周志明顺着人们张望的方向看去,发现在攒动的人头前面,露着一辆现场勘查车的蓝色顶篷,心里不由一沉。他把自行车锁在路边,拨开人群,拼命要往前面挤。卢援朝向身边一个熟识的工人问道:“这儿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周志明听见一个又老又哑的声音在回答:“谁知道,可能是煤气中毒了。”另一个年轻的声音带着几分夸张插上来,“什么呀,准是这儿被偷了,你看公安局的都来了,那车就是公安局的化验车,里面什么家伙都有。”“屁!”另一个声音咂了一下嘴巴,“要偷偷财务处去,偷管子工宿舍干什么?”他顾不得理会那些争执,一鼓劲儿挤到前面。几个干部装束的人一面把围观的人拦住,一边大声嚷着:“别看了,别看了,都上自己的班去,有什么好看的呀。”他认出其中一个半熟脸是厂保卫处的干部,连忙向他招呼说:“我是公安局的,出什么事啦?”“哪儿的也不行。”那人显然没认出他来,仍旧不客气地把他和挤在前面的人往后推,“散开,散开,别围着啦!”他正在着急,突然看见安成和刑警队的王玉山一边说着话一边从杜卫东的屋里走出来,便急忙冲他们喊了一声,把两个人的视线都吸引过来。王玉山惊讶地说:“你怎么来啦?进来进来。”安成叫维持秩序的保卫干部放他进来,然后说道:“你的消息倒是真快呀。”他愣愣地问:“到底怎么了?我什么也不知道。”王玉山扯了扯他的胳膊,“来,进来看。”他们走进屋子,屋里光线很暗,摆设也十分凌乱。几个刑警队的现场勘查人员正在忙着清理刚刚用过的器具,他一看就知道,勘查工作已经收尾了。屋子正中站着马三耀,指手画脚地正在指挥着什么,看见他进来,先是意外地一愣,随即说:“你来得正好,你看。”他顺着马三耀手指的方向,朝摆在墙根的床上望去,一刹那间,他的呼吸几乎都停顿了,后背上有股森森的凉气直往上蹿。他看见杜卫东硬挺挺地伏尸床上,像触电一样打了一个剧烈的战栗!“啊?这是怎么啦!怎么回事?”他痉挛地叫起来。马三耀用冷静的声音只说了一句,“我们来的时候,他早就无法抢救了。”他全身哆嗦,一股生理上无法压制的心慌意乱牢牢地占据了他。杜卫东那双由于瞳孔扩散而变得灰暗混浊的眼球,一动不动地凝止在半开的眼皮中间,脸面微微有些青紫肿胀,口唇发绀,舌尖于齿列之间略略挺出,眼睑结合膜上的出血点清晰可见,任何侦查员都能从这副尸相上毫不费力地判断出,他已经窒息而死多时了。周志明从十五岁起吃公安这碗饭,也算是经过不少战阵了,在刑警队工作时,出人命现场也不止一次。他也曾扒过死人水肿的眼皮;也曾用手指按压过尸斑;甚至还曾捏着腐尸的双颊从臭气熏天的口腔里往外掏过脏东西。他做这些事,从来没有觉到过一点儿恐惧和恶心,而完全是作为自己职业的一部分,以坦然冷静的心情去进行的。但是,眼前的这具僵尸,是自己的朋友,是一个不久前还活生生地在电话里交谈的朋友!他的头皮酥酥地发麻,怎么也平静不了了。“他是怎么死的?”他神经质地抓住马三耀的胳膊。“勒死的。”马三耀冷静得像尊会说话的泥佛,手里下意识地摆弄着刚刚脱下来的白纱手套,说道:“从尸体的僵冷程度和尸斑上看,约莫已经断气十个小时左右了。”他环顾着杂乱无章的屋子,又说:“可惜,原始现场没有保护,进来的人太多,嗅源也破坏了,除了尸体没动,其它都叫厂里的工人们搞乱了。”周志明胸口发堵,良久,低声又问:“是他杀?”“不。”马三耀对着杜卫东那张丑陋变形的脸孔瞟了一眼,说:“根据我的经验,是自杀。”“自杀?”周志明抬起脸,眉宇间凝聚着毫不掩饰的怀疑。马三耀把两只拳头半握起来,向上举到胸部,两手之间好像有条绳索似的往两边拽了几下,说:“死者身体仰卧,绳结在前,死后双手还松松地攥着绳子,典型的自勒姿势。”“你仅从姿势上判断吗?”他露出极不信服的神情。“当然,不能那么简单,你看这儿——”马三耀戴上白手套,轻轻托起死者的下巴,说:“颈部索沟的深度较浅,皮下的软组织看上去损伤不重,至少,从表面上看没有严重的外皮剥脱现象。”他直起身来接着说:“你过去不是学过的吗?如果是自勒,有十公斤的重力压迫颈部就可以致死。但是他勒的情形就不同了,索沟深、皮下组织损伤严重,往往有皮下出血,甚至甲状软骨骨折。因为自勒和他勒的心理状态不同,所以勒力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再说,杜卫东这样一个七尺汉子,当要被人杀害的时候,岂能束手待毙?可是你看,他的衣服这么整齐干净,不要说身上找不到任何抵抗伤,搏斗伤,就是连一点儿挣扎的痕迹也没有,如果不是死于自勒,又该做何解释呢?”周志明无言以对,只得默然点头。马三耀又说:“不过现在只是初步断定为自杀,还不是最后结论,最后结论还要等法医鉴定和一些化验的结果出来才能做。”杜卫东的尸体被一条白色布单从头到脚地蒙住了。周志明最后向那触目惊心地半开着的眼睛投去一瞥,觉得连呼吸都不能通顺了。那双没有瞑闭的眼睛,朝天仰望,像是在等待什么,又像是要吐诉什么……他脚步发僵地跟着马三耀走出这间光线昏暗的屋子,户外明晃晃的阳光刺激得眼睛发酸。不远,仍然有不少人围着没有散去,一只无线电喇叭还在不厌其烦地高叫着疏导人们离开。在他们身后,几个刑警正用一只细窄的担架把全身素裹的杜卫东从屋里抬出来,塞进勘查车尾部的装尸盒里。马三耀碰碰他,说:“我该回去啦,你今天休息吗,怎么想起到这儿来了?”他若有所思地啊了一声,握住马三耀伸过来告别的手,犹豫一下,说:“最后的结论,能告诉我吗?”马三耀笑笑:“你又要找事了。”他晃晃周志明的手,“好吧。”带着金色“公安”字样的现场勘查车在围观的人群中缓缓挤出一条缝,昂昂地鸣了一声喇叭,走远了。周志明推着自行车,夹在议论纷纷的人群中寻来路往回走,身边几个工人大声的说话,把他的心情搞得难过万分。“喂,究竟是谁啊?”“行政处的一个管子工,新来没一两年,可能是上吊了。”“死没死?”“死了,你没看见用白单子包着抬出来的吗?”“是不是偷江总家的那个呀?职工处那帮人干什么吃的,怎么净招这号人进来?”

“好,马上冲洗!”甘向前脸上顿时露出笑容来。纪真把相机顺手交给身边的周志明,“送暗室,叫老丁他们冲出来。”周志明接过相机出去了。甘向前对纪真说:“你看,你们处里的年轻人本来是很有潜力的嘛。”纪真的头很不情愿地似点非点地动一下,说:“等会儿我们处里几个领导再研究研究,争取明天搞得好一点儿。”“明天,明天广场上就不会是今天和昨天这个局面喽。市委已经通知,清明节一过,全部花圈一律收缴,市里准备集中三万工人民兵,今天夜里收花圈,明天对广场闹事的人实行公开反击!你们处的任务,局里没有最后定,不过这一回,仗是有得打的。市里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棍棒对棍棒,徒手对徒手,这对我们每个干部都将是一次考验。”甘向前和纪真说的话,陆振羽有时在听,有时思绪又飘忽开,他在想着那个被泡在显影液里去的胶卷,最好能在甘局长走前冲好送到这儿来……周志明很快就回来了,手里还拿着那只小小的相机。全屋的人都把目光注视在他身上。甘向前最先问:“怎么样?”周志明把相机端至齐眉,平静地说出一句谁也没有料到的话来:“相机里,没装胶卷。”大家全愣得出不来声。陆振羽的脑袋轰地炸了一下,他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搞的嘛!”甘向前发作了,“你们就是这样抓阶级斗争吗?儿戏一样!”他的话不知是在对陆振羽说还是在对纪真说,他真火了。“你使用相机之前上胶卷了吗?”纪真很疲倦地冲陆振羽问。陆振羽完全蒙了,浑身都刺刺地冒出汗来,结结巴巴地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我以为,我记得,原来好像有卷儿,我,我也记不清了。”甘向前拿起桌上的军帽,脸色僵硬地向门口走去,拉开门,又回过头来说:“老纪,你们考虑考虑吧,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哼,这样上不得阵呀!”甘向前怒气冲天地走了。纪真站起来,声音中带着无尽的烦恼和疲乏:“全处开会,现在就开。”陆振羽哭丧着脸,跟着大家走向会议室。技术室搞暗房技术的老丁见到他,用一半嘲讽一半体贴的口吻骂道:“你小子,整天想什么呐?三岁孩子都知道装胶卷儿。”他耷拉着头,眼泪几乎都要掉出来了。纪处长在大会上讲了什么,他全不记得。只听到陆振羽三个字不断地从那张有气无力的嘴里蹦出来。自己这一锤没砸着钎子,反倒砸在了脚面上,那还有什么说的呢?只能认倒霉。他木呆呆地坐着。散了会,又木呆呆地随了人们走出会议室。虽然低着头,却知道大家都在看他、议论他。周志明丢了徐邦呈,怎么说也还是个失败的英雄。可自己算什么?密拍不装胶卷,给几个反革命分子一通精神感光,谁听了谁笑话。这笑话没准得让他背一辈子。回到办公室,纪处长也来了,要参加他们的小组会。大家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段兴玉对大陈问:“周志明呢?”“不知道。”大陈摇摇头。“上厕所了吧。”严君说,“刚才开会的时候,我看他出去了。哎,他桌上有个条子,是不是他留的?”段兴玉朝周志明的办公桌扫了一眼,走过去,拿起桌上被墨水瓶压住的一张字条。“大概是到医院看他爸爸去了吧,今天要给他爸爸会诊呢。”段兴玉说着,飞快地把条子看了一遍,脸色骤然不对劲儿了。纪真最先注意到他脸上的变化,“怎么了,是不是他留的条子?”段兴玉有口难言地犹豫了一下,大陈满腹狐疑地探过头去看那字条。看了,也不说话。“出什么事了吗?”纪真过来拿过字条,看了好半天,才表情复杂地皱着眉,把字条给陆振羽,“你看吧。”陆振羽茫然地接过这张从台历上撕下来的小纸,上面的确是周志明的字,严君也凑过来看:段科长:别再责备小陆,胶卷是我曝毁了,我认为群众悼念总理没有什么不好,这样对待他们我想不通。我是共产党员,凭党给我的良心和感情,我这样做了。我去医院看我爸爸,明天再找您和纪处长谈。周志明陆振羽的手微微颤抖,不知道对周志明应该感激还是应该恨。他没有来得及细想,嘴上却已经先叫起来:“这家伙,什么党员,干这种事。我记得里面明明是装了胶卷的嘛,怎么想怎么不对!”他嘴里这么狠狠地说,可心头,对周志明却并不怎么特别恨。他觉得光凭这张字条,周志明到底也还有点儿侠骨,叫人敬他三分。段兴玉似乎很快就冷静下来,“处长,我们明天上班后先找周志明谈一下……”“明天?”纪真瞪了一下眼,“这么大的事!”他开始拨电话,屋里没有人再说什么,都僵立着盯着电话号码盘哗哗作响地转动。“甘局长吗?我是纪真,刚才那件事我们已经查清了,是周志明擅自把胶卷曝毁的,对对,就是那个周志明。这件事是他主动谈出来的。什么?啊,对。什么?我们的意见?”纪真犹豫着把征询的目光递给段兴玉。还没等段兴玉说出什么,便又开口对着电话筒说:“我们想先同他谈谈,把详细情况搞搞清楚,暂时嘛,先让他停止工作,给什么处分,以后看态度再说。什么?您的意见……什么?立即逮捕?这这……我的意思是不是以教育挽救为主,先不要……”陆振羽听见,电话里的声音突然抬高了许多,哇哇地很刺耳,却一句也听不清。纪真脸色很难看,最后说了句:“好吧。”便缓缓地放下了电话。“甘局长马上来。”他转过身,对着大家,半天才闷闷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楼道里响起了砰砰的关门声和咚咚的脚步声,下班的时间到了。他们都坐下来,谁也不说话,纪真和大陈狠狠地抽起烟来,层层烟气在难堪的沉默中蔓延。天色慢慢地黑了,谁也没有站起来去开灯,也没想到要去吃饭。陆振羽望着窗外,在初沉的夜幕下,远远近近的一些灯火,次第放射着黄豆般的光芒。他心里慢慢猜度着周志明此时的行在。是在医院还是已经回了家呢?论个人感情,他并不认为周志明作了什么恶,然而那个电话却如此干脆地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看得出来,甘局长的激烈反应,连纪处长也是没有想到的。周志明在处里人缘儿不错,大概不会有人希望他倒霉。他心里突然有点不安起来,仿佛周志明的倒霉有他什么责任似的,可这怎么能怪他呢,且不说周志明办的这件混事险些叫他背了黑锅,单说湮灭罪证这个行为本身,也是明明的犯罪呀!甘局长来了,随身还带了几个年轻力壮的民警。他的面孔是严峻的,甚至——陆振羽觉得——是凶狠的。他把一张空白的逮捕证很重地拍在桌子上,声音中带着控制不住的恼怒。“侦查部门内部出了这种事,性质的严重还不明显吗?如果你们还需要转弯子的话,也可以,逮捕任务就由刑警队来执行。”纪真看了一眼甘向前身后那几个高大勇武的年轻民警,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把那张逮捕证推给严君。“填上。”甘向前这才在椅子上坐下来,对大陈问:“周志明身上带没带武器呀,他不是枪法很准吗?”大陈很迟钝地答道:“不会吧,不知道。”陆振羽本来不想说什么,可是一句话突然自己溜出了嘴边,“他的枪平常是放在最下面那个抽屉里的。”“撬开看看。”抽屉撬开了。枪,好好地躺在里面。“他的格斗技术也不错,有点儿干巴劲。”又一句话从他嘴边溜出来。“他没枪就不要紧。”一个撬抽屉的年轻民警捋起袖子,露出半截粗铁棍一样的胳膊,“徒手打,不怕他。”一直没有开口的段兴玉这时候冷冷地说话了,“放心吧,打不起来的。他,不是那种人!”天亮了,周志明从铺上掀起半个身子,习惯地去看床头柜上的闹钟,而猛然撞进视觉的,却是一面陌生的水泥墙和墙上一具沉重的黑铁门。淡青色的晨曦从头顶上一扇尺方的小窗喷进来,把水泥墙上粗糙的砂粒照得清清楚楚。被子头上有股潮霉味直钻鼻子,他打了个哆嗦,这才完全的清醒过来。啊——,这不是家,是一间牢房。这是他有生以来在牢房中度过的第一夜!他坐起身子,靠在有点儿发凉的墙上,似乎从五脏到四肢都在颤抖,一种空茫茫的、不知所措的颤抖。昨天晚上,他去医院看过父亲,在回家的路上,把一切都仔细想过了,他完全想象得出那张字条在处里会引起怎样石破天惊的哗然。他想到他会在第二天就被弄去办学习班;想到会背上一个严厉的处分,他甚至做了这样的准备:永远离开他所热爱的工作,被开除出公安队伍,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真正的结果比这还要可怕十倍,而且来得这么快,他刚回家不一会儿,就在自己的小屋里被逮捕了。他在五处的几年经历中,纪真作为一处之长亲自出马掏窝捕人,还是破天荒。纪真随身带了四个人,大陈、小陆,还有两个不认识的年轻民警,郑大妈作为搜查的见证人也被领了进来,只有十几平米的外间屋挤得满满的,使紧张的气氛中夹带了一层混乱感。他记不得处长一进屋子先说了句什么,他一看到这个阵势就明白了。纪处长把逮捕证取出来给他亮了一下,又放在桌子上叫他签字,他签了,并且熟练地沾上印泥在名字上压了一个红指印,这一套他是用不着别人教的。压完手印,他才看清楚逮捕证上的字是严君的笔体,虽然运笔不似往日的洒脱与流畅,却仍旧能一眼认出它来。他猜不出严君在填这张逮捕证时会怎样看他,心里有点别扭。他又在搜查证上签了字,签完,小陆上来,用一只亮闪闪的电镀手铐麻利地磕在他的手腕子上,磕得他生疼。他想对他笑一笑,以便也松弛一下自己的神经,但碰到的却是小陆那副俨然的面孔。而实际上他也笑不出来,如果不忍着,他说不定还会哭出来。为什么?他说不清,脑子里已经乱得什么也说不清了,也许只因为那时“白白”忽然跑到了他的脚下,温柔地蹭着他的裤角,他有点忍不住了,这个不懂人事而又那么通人性的“白白”呀……“东西呢,放哪儿了?”纪真问他,态度温和。“什么?”“胶卷。”“从厕所的马桶里冲下去了,就是三楼楼道里那个厕所。”说这话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身上腾地一下又热起来,他懂得自己干的决不是一件辱没本职的卑鄙勾当,他没有什么可以自我谴责的,于良心于公理都说得出口,他甚至还感到一点儿安慰,在浑大的世界里,他,一个微渺的人,软弱的人,毕竟是向着不公正的势力,也向他本身,证实了自己的一点儿力量。就像一个被重物压得长久地佝着身子的人突然直了一下腰似的那么舒畅、惬意。“走吧。”纪处长没再?唆。“我得拿件衣服。”他站着没动。纪真看看他身上单薄的衬衣,马上点点头:“拿吧。”他走到里屋拿了件外衣,想了想,又打开柜子想要拿双袜子,紧紧跟着他进来的小陆拦住了他。“干什么?”“找双换的袜子。”“先甭找了,穿上衣服走吧。”他看了小陆一眼,没说话,刚要穿上衣服,小陆又拦住了他。“等等,”陆振羽把衣服拿过去,从上到下捏摸一遍,又还给他,“穿上吧。”小陆跟他进里屋,大概是怕他从窗户那儿逃跑,尽管那窗子已经有一冬天没有打开,窗台上还满堆着东西,但小陆还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他的身边,卡住他通向窗户的路线。他知道小陆这个人,论感情,他不至于多么恨自己,论情理,他也未必真的相信自己会逃跑,大概更不会相信这件衣服里藏着什么行凶的武器,作为一个公安人员,他觉得小陆和自己的最大区别,是无论执行什么任务,脑子里一律没有感情活动。的确,小陆也热爱这个职业,但完全是另外一种爱法,他只是把侦查工作当成一种很投合趣味的职业,甚至是当成一种“技术性”的职业来热爱。小陆说过,他从小就爱当侦探。现在他之所以这样一丝不苟地防备着自己逃跑、行凶、自杀和毁证,不过是兴致勃勃地想表现出某种业务上的严格和老练,并不一定真有什么担心。小陆信奉的格言是:公安人员就是会说话的工具,侦查员不承认感情,只承认理智。他是一个够格的机器人。穿好衣服,又回到了外屋。感情有什么用呢?他尊重了自己的感情,可是尊重理智的小陆到底用手铐把他铐了起来,就连找双袜子也要看他的脸色了。投在水泥墙上的光渐渐发黄,又渐渐泛白,天大亮起来,门外的甬道里,响起咚咚的脚步声,回音很大,脚步声走走停停,一会儿,在他的门前停住了,停了几秒钟,又走开了。他知道是值班的干部在通过铁门上的小镜子对各牢室进行查看。这块只有巴掌大小的镜子从里边看可以照人,从外面看,却是一块透明的玻璃,监管干部可以从这儿把整个牢室洞悉无余。他是第一次坐牢,而牢房里的陈设却是以前就熟悉的,无论在刑警队还是在五处,预审处的这个看守所他来过不知多少次了。一个月以前,徐邦呈也就是住在这样的单人牢间里的。使他感到陌生的,只是这里枯燥阴沉的调子。他一边穿着衣服,一边环视四周,漆黑的门,铁色的墙,几块砖头矮矮地垫起一张床板,豆腐块般的小窗子上方,悬着一个尘土封盖的有线广播电匣子,这倒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一阵汽车的引擎声从小窗外面传来,打破沉闷的宁静。他记得外面正是看守所院内的一条马路。大概是一辆卡车从窗外驶过,车窗玻璃上的反光在牢房的天花板上划出一道道水纹般的光弧,恰似昨天晚上路灯在吉普车顶篷上滑过的一条条亮斑一样,那滑动的光斑使车子里一明一灭,晃得人心里发慌。他当时坐在后座上,夹在两个年轻的民警中间,开始上车的时候,两个民警把他往座位下面按,他想起过去在刑警队抓刑事犯的时候,照例是要让犯人在座位下面蹲成一团的,后来听见纪真在车外说了一句:“让他坐着吧。”他才算没受那份窝囊罪。透过黄蒙蒙的有机玻璃窗,他能看到晚间马路上一片模糊的景象,听见孩子们在路边嬉闹的声音……那时候,他觉得腕子上的手铐越发冰冷沉重,似乎全身都被它镇凉了。他的胸口突然堵上了一阵沉甸甸的懊悔,这叫人受不了的懊悔心情几秒钟之内就发展得异常强烈。从有机玻璃窗上透来的一片朦胧而又斑斓的色彩中,他心里油然生出一股对自由生活的疯狂留恋,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在车子里歇斯底里大发作。这一切都是自己找来的,他干吗要那么迂呢,干吗非得留下那张字条呢,就让小陆去受一阵小小不言的委屈又有什么呢?只要他不说,凭他在同志们当中的印象,大概不会有人怀疑他在胶卷上做了名堂。他当时是发昏了,叫一股子突如其来的激越,一股子宋襄公式的英雄感搞得头脑发昏了,好像只有挺身出来承担一切,才算是真正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强者。一向,他痛恨自己的软弱和低能,可也不能那么傻呀!他懊恼地追索着写那张字条时的心情,他离开会议室本来是为了要给肖萌打一个传呼电话的,他担心他们晚上还会再去广场,接通电话以后,施肖萌告诉他,他们——她、施季虹和卢援朝,约好了晚上一起去安成家,他才放了心。他知道安成住在941厂附近,离广场隔了半个城区,只要他们这一天晚上去不了广场,就不会再出什么危险,因为半夜就要收缴花圈,今天一早三万工人民兵就要开进广场,局势一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恐怕谁也不敢再去公开地“闹”了。他放下电话,想想自己居然这么轻易地就救了江伯伯,救了安成,救了那个不认识的工人,还救了施季虹。虽然施季虹的刀子嘴常常搞得别人下不来台,但她总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人。他们,还有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感情是相通的,觉悟是一致的,那么多人原来都是一条心。季虹老爱说,咱们中国算完了,这回她该看到,中国完不了!那时候,他越想越觉得心里痛快,觉得自己也应该异常的勇敢,才能无愧于与他们为伍。于是,那个傻劲就在一瞬间冒出来了。他希望自己办的这件事,不仅正大,而且光明。如果说,刚才钻在厕所里拆胶卷的那一刻还有一点心虚害怕,那么现在他觉得就是当着处长科长,当着小陆的面儿,他也照样敢把胶卷给曝了,他甚至憎恶起钻厕所这种偷偷摸摸的搞法来,把一件本来无愧的事搞得猥琐了,怎么想怎么是个不甘心,他不应该拿小陆做替罪羊。越想,脑袋越胀,一冲一冲地发起昏来,狂热的英雄主义和浪漫的牺牲精神在胸中冲撞在一起,迸出的火花把全身都烧热了,他于是提笔写了那张字条,用桌上的墨水瓶把字条压好以后,还轻松如常地在屋子里逗留了一会儿才走,他感到内心里冲动着一股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畏!这股子无所畏惧的激情烧得快,熄得也快。现在,他蜷缩在这个冰凉、寂寞的牢室中,是那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简直要用头去撞墙,完了,一辈子交待了,干吗要那么傻、那么迂呢!从吉普车开进看守所的第一分钟起,生活就向他展示了未来的狰狞和恐怖。在收押室,值班员粗暴地对他做了例行的搜身,手表、苹果刀、工作证和一些零钱被收去,然后喝令他头朝墙蹲下,他嘴上想抗拒,还没说出口,腿却不由自主弯下来,他以前在分局、派出所,也在这间收押室里,常常看到一些捕进来的小偷、流氓这么冲墙蹲着,那时候看了也并不觉得什么,而现在自己也是这个姿势蹲在这儿,才觉出一种忍受不了的狼狈和屈辱来。看看那个值班员,正在那儿不紧不慢地填写着收押表和收押物品登记单,他突然想到了父亲,父亲过去也是蹲过监狱的,可那是国民党的监狱,自己现在却坐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他们会怎么同父亲说,怎么让他相信儿子是个坏东西?今后就是刑满放出来,父亲会怎么看他?同志们会怎么看他?那时候,这一段历史已经事过境迁,还有谁会理解他呢?他在人们眼里就成了一个犯了罪的人,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了。他感到背上热辣辣地出了汗,全身刺痒起来,这一辈子算怎么回事啊!收押手续办完了,纪处长他们要走,他顾不得那个凶神恶煞的值班员,直起身子叫了一声:“纪处长!”“干什么?”纪处长面孔冷冷的。“我父亲怎么办,他还在医院里……”“他有他的组织,组织上会照顾他的。”纪处长的声音明显地缓和了一些。“那,你们能不能先别告诉他,他有病……”“你——别考虑那么多吧,集中精力想想自己的问题。”纪处长说完,出门走了。再以后,他就给带到这个七八平米大小的监号里来了。夜里,他躺在硬邦邦的铺上一动不动,脑子里一会儿千头万绪,一会儿又是一片空白。直到天快亮了才蒙碦睡了过去,一直到现在。黑漆铁门砰地响了一声,他的神经紧张起来,望着那扇咧开了一道缝的牢门不知所措。“四号,出来打饭!”甬道里,一个声音高叫。他连忙在屋子里寻找了一下,在屋角找到两只塑料饭碗和一个塑料洗脸盆,便端着饭碗从牢门口探出头来。甬道一端,摆着两只桶,旁边站着一个身穿油腻黑布服的犯人和一个穿警察制服的看守,那看守对他又喊了一声,“过来打饭。”他走过去,看守问他:“昨天才来的?”又说:“以后,记着啊,每天早上八点半,下午三点开饭,你看见自己的门开了就出来打饭,不要等别人喊,听见了吗?”他说:“听见了。”伙房的犯人给他盛了一碗菜,他又在另一只桶里拿了个大个儿的窝头。“拿两个吧,可以拿两个。”那位看守说。“一个够了。”他端着饭碗要往回走。看守又说:“回去拿脸盆来打开水,动作快一点儿。”等打完开水回来,电动牢门又锁上了。他很艰难地就着那碗寡淡的菜汤把窝头吞下去,他记得过去只是在学生时代去农村学农的时候,才吃过几顿窝头。吃完了饭,坐了片刻,牢门砰地又一响。“四号,出来。”刚才出去打饭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四号,是自己牢门上的号码。他出去了,走到甬道的出口,一位预审员?穴他过去见过这个人?雪正哈着腰在桌子上填写提票,填完,上下打量了一下他。“哦,你就是周志明,走吧。”出了监楼,穿过他窗外的那条路,来到预审楼。走进一间预审室,他第一眼就看到桌子后面,站着处长纪真。纪真对他注视了少顷,把手指向方凳,沉沉地说了一声:“坐下吧。”离打下班铃还差半个多小时呢,追谣办公室的人就已经撤得差不多了。段兴玉刚刚锁好办公桌的抽屉,有人推开他的门,探进一张脸来。“段科长,纪处长电话找你。”“从局里打来的?”他知道纪真从下午一上班就被甘局长召去谈话,便一边走向外屋的电话机,一边随口问了一句。电话听筒里,传来纪真死气沉沉的声音:“兴玉吗?”“你还在局里?”“不,回来一会儿了,你到我这儿来一趟。”放下电话,他原地呆站了一会儿,犹豫着是否要借这个机会,把那封写给公安部的信拿给纪真看。那封信写好已经在抽屉里压了快一个星期了,虽然大前天拿给大陈看了一遍,但在实际上,他还并没有完全拿定主意,是不是真的让它去见天日。311案的是非账到底该怎么算,仙童山诱捕行动的失败到底咎由谁取,难道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了了之了吗?虽然他并没有直接参加仙童山的行动,但对这个案子的根由始末,来龙去脉,却是一清二楚的。很明显,对311案的失败,稍稍有点侦查工作知识的人,都不难找出其中的症结。从那天和严君、周志明在他家里谈过话之后,他就动了写这封信的念头,他那天对这案子做的那一大段分析,实际上也是借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事情越想越清楚,越想,就越能看出危机感来。311案的失败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能不令人忧虑,要是老这么搞案子,侦查不讲侦查的方针,审讯不顾审讯的原则,愚昧无知、毫无规格、阻塞言路、个人独断,怎么能像整天叫唤的那样,“无往而不胜”呢!那么这封信该怎么写,倒是很费了一番踌躇,未及提笔,已经几易腹稿。他最初拉了一个大提纲,想尽量把情况反映详细一点,观点摆得透彻一点。试着写了几页,结果全都揉烂撕碎了。因为他越写越觉得,没搞过这个案子的人,没亲身接触过徐邦呈和甘向前的人,是很难通过这么一封信来分清曲直,评断是非的。于是他改了主意,现在定稿的这封信,字不满千,除概括地讲了几句案件的梗概和眼下的结局之外,中心一个意思,就是希望部里派人下来,认真总结一下这个案子的教训,为今后戒,为他人戒!信是私下写的,到目前为止,只给大陈看过,大陈的反应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惊讶,惊讶中带点害怕,害怕中又带点为难。“哎呀,当初去局里开会,只有你和纪处长参加了,你们是怎么研究的,其实我也不清楚,对徐邦呈的审讯我又没直接参加……”“啊,你放心,这信只署我个人的名字,不代表你。以后部里要是真有人查下来,我当然会说事前没有给你看过,这你放心。”“咳咳,那倒没什么,那倒没什么。”大陈尴尬地解释着,“我的意思是,写这种信,大概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吧。”他收回信,脸色有些不快,用一种泛指的口气说:“我怕的是,连咱们这个最讲究认真的部门里,也找不出一个认真的人了。工作上有什么毛病,出了什么事,只要牵扯了头头儿,就没人愿意出来说说话,较个真儿,大家都在糊弄,糊弄谁呢?还不是在糊弄国家!要说起这个,我倒要讲句公道话了,周志明再有多大错误,这一点还是难能可贵的,他就讲认真,是真心实意地尽责任,我不是给他鸣冤叫屈,你说是不是吧!”“那是,那是。”说到周志明,大陈脸上的表情也变得真诚了,周志明被抓起来已经满一个月,处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私下里说他的好话了。可大陈的声音依然放得小小的,仿佛深怕隔墙有耳似的,“我是说,你信里讲的什么侦查的方针,审讯的原则这些话,有人会钻空子,说你给十七年旧公安局的反动侦查路线翻案,不是我草木皆兵,事儿就是这样,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树林子大了,你犯不上去沾惹那些恶鸟。”大陈的口气是很郑重的,段兴玉也不得不沉吟了一下,“当然,措词上还可以再斟酌。不过,十七年侦查工作上的那一套,是不是一概不能用了,还是让历史来定论吧。”停了一下,他又一次声明似的说:“这信,只署我个人的名字,绝不借用你们311专案组的名义,也不指名道姓引用你们的观点。知无不言,我作为一个基层公安干部,向上级反映一点情况,总不为过吧。我之所以把信拿给你看,也无非是私下里交换一下意见罢了。”大陈迟疑片刻,索性挑明了态度,说:“我看,你也用不着署名,信迟早要转下来,犯不着让头儿们记恨你。”段兴玉摇摇头,说:“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一躲躲闪闪地干,反倒让人疑心有鬼了。再说,知道311案情况的人一共没几个,他们要是查,还怕查不出来是谁写的吗?”大陈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主意实在不高明,不由得苦笑了一下。应该说,大陈还是忠厚的,偶尔使一点小诡计,也让人觉得很拙。可他的忠厚又常常表现为安于现状,能忍则忍,对这一点,段兴玉是不大喜欢的。那么纪真呢?如果他把这封信拿给纪真看,又会得到怎样一种反应?支持,还是反对?他早在启笔动墨的那一天,就想着信写成后要请纪真把把关,行文的角度、口气,都要向纪真讨个分寸才好。那时他居然没想到,纪真,毕竟也是这个案件的负责人之一,责任系之,利害系之,还能不能像自己这么旁观者清,实在是没有把握的事情。而且,纪真在涉及到“十七年”的问题上,有着更甚于大陈的敏感,这一点也不能不考虑进去。这样转念,他决定不把信带到纪真那儿去,于是空手出了门,往二楼的处长办公室走去。纪真独自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弥漫的烟气几乎把他的身子罩起来,段兴玉走进屋子,他没有说话,甚至连低垂的头也没有抬起一下来,仍旧闷闷地抽烟,屋内的空气,已经十分浊呛。段兴玉在沙发上坐下来。在这一瞬间,突然觉得眼前的纪真,他的老上级,事业上的挚友,近三十年来共忧患同欢欣的知己,竟像一个全不认识的陌路人。“甘局长和你谈了?”段兴玉打破沉默。纪真把烟蒂慢慢地在烟灰缸里碾碎,脸色晦暗,“谈了。”“下午局办公室来了一个电话,”段兴玉随便把话头扯起来,“让我们明天去一个人到局里,说是谈周志明父亲的事,电话是打到值班室的,值班员也没问清楚。会不会是他已经知道了他儿子的事?不过,对他封锁消息是医生的建议,局里当时也是同意的。”纪真从皮包里取出一张纸,默然递给他,他一看纸眉上的几个字,禁不住发呆了。“死亡通知书?”“我今天和甘局长谈完,碰上局办公室的人了,他们和我简单谈了谈。”纪真苍哑的声音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他父亲的食道癌自从上个月确诊以后,变化发展得很快,昨天早上咽气的。”长时间的沉默占据了这间屋子。“那,这份通知书,怎么办?”“明天我到看守所去,交给他。”段兴玉觉得脑门上的血都凝固了,脸部直发僵,但他还是用了一种平静的语气说道:“他会受不了,我想他准会受不了的。”“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总得让他知道。”“你知道吗?这父子俩相依为命二十年……他受不了的。”“唉,这也要怪他自己,如果不犯这个错误,也不至于连父亲死了都不能见一面。”“老纪!”段兴玉声音很低,但那格外深重的语气使纪真不由地抬起眼来。“老纪,广场这件事,还有我们对这事的处理方式,不光是他一个人想不通啊,我不相信你就真的那么无动于衷。”纪真半晌没吭声,但脸上的表情却清晰无误地默认了段兴玉的话。屋里一时又没了声响,只有楼外临窗的一棵古槐传来如泣如诉的絮语,落日余晖映在墙上,被摇曳的树叶搅成闪动的碎片,风,带了些热气从纱窗里扑进来,使人依稀嗅到一点儿夏天的气息。“对当前的运动,对广场上的事件,想不通不要紧,转弯子也允许有个过程嘛。”纪真低低地说:“但是行为上发生抵触,性质就不同了。即便这么说吧,他要是单单在广场上应付差事,我也不会说什么,连我,连咱们全处,甘局长都认为是在应付差事。本来嘛,搞那么多人上广场上去抓人,哪儿有那么多坏人呀?可是周志明,怎么那么大胆子把密拍胶卷给曝了?我气的不是没能抓到人,悼念总理嘛,即便有点儿过火行为,也不见得非得抓起来。但是作为一个公安干部,自己想不通就这么干,得了啊?特别是一个侦查人员,使用这种手段,我不是指这件事的内容,而是指它的作法,这种作法对于侦查员来说是最可卑、最要不得的。兴玉,咱们干侦查快三十年了,这样的事真还是闻所未闻,你也许能接受,我可接受不了。”段兴玉把憋在肚子里的气长长地吁出来,他放弃了同纪真争辩的打算,换了个平缓的口吻,问:“这些天,审讯的情况怎么样?”纪真摇摇头,隔了半晌,问道:“你们科里的同志有没有发现他最近都和社会上什么人接触?”“他可不是个交际广的人。”“唔——对。他们向阳院的主任和他是对门邻居,也反映周志明平常在家挺老实,家里也没什么人走动,可甘局长总想从他这儿抓点儿线索出来,唉,真是天晓得。另外,甘局长今天又提到了311案。他怀疑徐邦呈的逃脱和周志明有关,当然他也是以一事推一事……”段兴玉脸上微微冷笑,内心里有一股子火气一拱一拱地往上顶,恨不得摔点儿什么东西才能发出来,但他的声调仍旧平静着。“老纪,咱们都是干了二十几年侦查了,可甘局长呢,毕竟是半路出家。对311案究竟该怎么看,失败在什么地方,咱们心里头还不明白吗。捕前没有侦查过程,审讯中指供引供,把自己的怀疑和成见全暴露给徐邦呈;对全部证据和全部情况又不做细致的综合分析,不让大家发表意见。什么‘三月计划’、什么‘特遣分队’、什么‘破坏批邓’,全是鬼话。你没有直接参加审讯,要是参加了,你也会看出问题来。我明白你当时把我调到追谣办的意思,是怕我得罪甘局长,甘局长我倒是没得罪,可你看这案子搞得,你们去边境的时候我跟你说的那些话,不是应验了吗,结果比我们想的还要坏。从边界的情况看,敌人完全是有准备的,是准备好了接应他脱险的。要讲责任,甘局长首先应当负责,往下面一个小侦查员身上推诿,还讲道理吗?”纪真微微点头,说:“是嘛,我也向甘局长表示,不同意他的怀疑。你要说周志明在广场事件上销毁证据,那是板上钉钉,他自己也承认的。可徐邦呈的逃跑是不是也和他有关,话就不好这么说了,没证据嘛。这个问题甘局长倒也没再坚持,不过总有点耿耿于怀的样子。”“甘局长今天找你,就为这个吗?”“不。他对我在预审处谈的那几条意见有看法,他认为周志明应该以反革命定性。其实,我说的那几条,也不单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预审处的同志也是这样看的,而且这个案子的审讯工作主要由他们负责。可甘局长偏偏把我叫去,说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话,好像周志明出了问题,连我,连我这个处,也有问题了。”“那对周志明究竟怎么处理呢?”“我还是跟甘局长争了一下,周志明对广场事件的看法,主要是个认识问题嘛,发展到犯罪的,还是他的做法,一个侦查人员做这种事的确是很恶劣的。我原来向预审处提的意见是劳动教养三年,预审处后来定的是有期徒刑三年,今天甘局长又改成十五年,不过,不按反革命定性,只作为一般刑事犯罪处理这一条,他倒是同意了。”“十五年?”段兴玉觉得自己张开的嘴都没法收回去了。纪真没理会他的惊愕,继续说:“甘局长又要把周志明也列入巡回批斗,我没同意。周志明毕竟当过公安人员嘛,一巡回批斗就得讲他的罪状,一讲罪状就会影响公安机关的威信,引起群众不信任,有副作用。我这个理由甘局长也扣不上什么帽子,最后改为到全市公判大会上陪斗,不单独宣布他的罪状。”段兴玉没有答话,他望望窗外,天是灰暗的,屋子里也是灰暗的,有几粒灯光在越来越深沉的暮色中刺目地闪动,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人在感到矛盾的时候,会同时感到空虚。他现在空虚得竟至弄不清自己到底应该何以为怀,他一向是喜欢周志明的,这不仅因为他的能干好学和俊美的外貌,而主要是喜欢他那忠厚为人和文静的性格,谁又能料想这样一个老实孩子居然做出了这么一件叫人吃惊的事儿呢。就这件事的内容来说,他是能理解他的,甚至也能把自己的同情放在他一边,就这个事的做法来说,他也不像纪真那么深恶痛绝,因为作法总归是为内容服务的。他现在仍然觉得周志明是一个可爱的人。他不敢想象,明天周志明在看到那张“死亡通知书”的时候,该会怎样。这小伙子并不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也太重感情,他唯一的亲人,二十年终日厮守的父亲,死得那么孤独,而他却不能伏在尸体上哭上一声。人间可怜事,莫过于此吧。段兴玉的眼睛有些湿了。他重重地吐了口气,无心再谈下去,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对纪真闷闷说道:“时候不早了。”纪真神形委顿地站起来,穿上他那件旧了的风雨衣,说:“走吧。”两个人的脚步声在静无一人的楼道里响起来,下楼梯的时候,纪真突然凭空叹了口气。“唉——马局长给弄到自新河农场当副场长去了,像我这类干部,怕是更不行啦,到了急流勇退的时候啦。”以前他也发过类似的感叹,但不过感叹而已,而今天的声调中却能让人感触到一种切切实实的悲哀和无可奈何的自弃。段兴玉没有说什么劝慰的话,对一个丧失了冲刺力的人,劝慰也是一种自欺欺人。大门口的风又稍猛了一些,卷起些细沙,面皮上麻酥酥的有点难受,纪真把脖子缩在支起来的风雨衣的领子里,脸上映着路灯惨愁的光,更加像个颤巍巍的老人了。“兴玉,……今天,今天我们的话就算没说吧,我知道,你嘴紧。”他点点头,目送着纪真佝偻的背影消失在夜雾依稀的路口,然后返回身,又走进大门里来。他要去办公室拿出那封信来,他决定今天晚上就把它发出去。在段兴玉到纪真屋里进行那场沉闷的谈话的时候,严君随着下班的人流走出了机关大门。这么些天了,总好像有什么事不顺,心里头总是无着无落地悬着,不通不畅地堵着,不舒服,烦!街上,正是人来车往的高峰时间,公共汽车拖起长长的阵列,一辆一辆紧挨着挤在十字路口,喇叭的鸣叫声、沸腾的人声、自行车的铃铛声一片交响,高踞在交通岗楼里的民警时而通过高音话筒用生硬的讽刺和申斥压过一切声音,参加进路口的喧哗中来。她艰难地穿过被汽车的洪流和自行车的海洋封锁的马路,几乎是拼命地挤上了去幸福南路的无轨电车。今天中午,在从看守所回来的路上,她的自行车放了炮,扔在街口的一个小修车铺子里了,真是什么都不顺!自从311案被搁置以后,她这是第一次去看守所,值班的杜队长是个熟人,一见了她就用大大咧咧的公鸭嗓儿喊起来,声音几乎要传到甬道里去了。“嗬!今儿个是穆桂英单骑出阵啊,怎么就你一个人来啦,带提票了吗?”杜队长爱开玩笑,敢于当着女同志的面说粗话,她一向避免和他过分厮熟,所以只简简单单地答了一句:“送东西。”“什么东西?衣服,给谁送的?”“就是原来在我们处的那个。”她把带去的衣服放到办公桌上,“我们从他家拿来的。”“嗬,你倒成了他的家属了。”她知道这是一句玩笑话。看守所的成规,未决犯是不发囚衣的,一应必需的穿戴及用物照例要由家属送来。她无暇细心考究这个玩笑是否过分,在听到“家属”二字的瞬间,一颗心忽地提了上来,在嗓子眼儿里咚咚直跳。“我可没那个福气。”她低声地说了一句,杜队长当然是会当作反话来听的。杜队长清点着衣服,她装作随口无心地问道:“他关在哪一个甬道啊?”“左边第六个,现在都放风去了。”一个念头突然跳出来,踌躇了片刻,她把语气放得亲热多了:“老杜,带我去看看放风的地方行不行?我还没见过放风什么样呢。”“这有什么难的,呆会儿我领你去。”在监区的西角,四面高高的红墙围起一个小城堡似的建筑。看守所和监狱不同,所押的都是没有审决的人犯。某些未决犯是不能互相接触的,所以这个放风的地方就很特别。红墙中间有一扇挂满黄锈的铁门,铁门进去是一条细长笔直的通道,通道两边能看到一个挨一个的“放风室”的门。他们当然不走这条路,而是从旁边一扇小门进去,凭一条狭窄的楼梯上到了“小城堡”的顶部。几个带班的队长正在城郭的一圈走道上监视着下面放风的犯人,其中有认识她的,便过来打招呼。从这儿俯瞰下去,放风室是露天的一片方格,恰似一个象棋的棋盘,中间那条通道便是“界河”。她沿城郭由东往西走,每个约有十来平米的放风室都有一个犯人待在里边,或像疯子似的来回走动,或像傻子似的蜷缩一隅,但是多数人都站在斜射在方格内的一块阳光下,仰脸眯眼地像是很舒服。她从东头走到西头,脸上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而实际上却是在紧张地寻找他,可是没找到。她正打算再到对面城郭上去看另一面的放风室,走了几步却蓦地收住了脚,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几个白制服警察的陪伴下这么走来走去,实在有点儿像个巡视古堡的“女总督”,不,她不能叫周志明看到她这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况且,即便是见了他,她也不能向他表示些什么,一点儿也不能,她和他都会难堪,那样还不如不见的好。“怎么样,还看吗?”“不,不看了,我想回去了。”“不看就不看,反正那一面和这一面一个样。”她向那一面望了一眼,喉咙里咸咸的。电车停住了,不知道得在这个站上耽搁多久,严君算了一下时间,施肖萌大概已经早到了幸福南路了吧?“别扒了,下一辆车马上就来了,坐下一辆吧!”售票员无效地喊叫着。严君挤在人群中,四面都是墙一般的胸背。慢慢熬着,直熬到车门砰地发出声响,电车才又开动起来。“下一站,幸福南路,没票的在车上买啊!”售票员威胁性的声音从头顶上新安装不久的有线喇叭里传出来,很像电话里那种失真的音调。幸福南路是严君回家路上换车的地方,所以她才在电话里把施肖萌约到那儿去,那儿离神农街也是挺近的。施肖萌在电话里的声音比售票员的喇叭还要失真,在她没有通名之前,严君似乎是凭了一种灵感听出她来,但仍然故意问了一句:“你是谁呀?”“我是他朋友,如果他不在,劳驾你给我找一下那个姓严的女同志行吗?好像叫严君。”“我就是严君,你是施肖萌?”不知为什么那一刻她心情很败坏,是女人的嫉妒吗?“你就是?喂喂,你是严君吗?”电话里的声音急促起来,“我给他打了三次电话了,都找不到,他是不是又出差了?”“你,什么都没听说吗?”“没有,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现在……”她看了一下四周,小陆很警惕地在旁边瞅着她。“现在没法说,晚上七点钟吧,你在幸福南路的十三路无轨电车站等我。”“幸福南路,七点。”施肖萌很不安地重复着。严君把电话挂上,胸口壅塞着一股无法排遣的气闷和委屈,那张逮捕证,由她亲笔填写的逮捕证,还有施肖萌那理直气壮的声音,“我是他朋友,他朋友!”在眼前晃着,在耳畔响着,她闭上眼睛,一动不动……“约的是谁呀,保密吗?”耳边响起一个故意轻描淡写的声音,她睁开眼,瞥一瞥踱过来的小陆,冷冷地说了一句:“我朋友。”“什么,你什么时候有朋友了,我怎么不知道?”她算是找到了一个出气筒!“怎么,我找朋友还得在你这儿备案吗?”小陆愣了一下,“随便问问,干吗那么大肝火呢。”他讪讪地走开了。电车的速度慢下来,头顶上的喇叭又开始叫:“幸福南路到了,先下后上啊。”“下车吗?”“换一换。”“都下,这儿下的人多。”车门开了,她没怎么用力挤就双脚悬空地被一大坨下车的人裹了出去。这儿是个交通枢纽,人多、车多。她站在路边喘了口气,略略整理了一下头发,举目四望,发现施肖萌已经站在了面前。“小严。”“你早来了?”施肖萌忐忑不安的脸上生硬地挤出一丝礼节性的笑容,“车很挤吧?”“还可以,我们往那边走吧,我要到那儿换车。”施肖萌跟着她往前面的车站走去。“他没出差呀?”“没有,他……被抓起来已经一个多月了,你一点没听说吗?”她站下来。“什么?”施肖萌睁圆了眼睛,瞳孔好像一下子放大了几倍,“为什么?”她的声音发抖,不知道是难过还是恐惧。“因为,他包庇了广场上闹事的反革命。”施肖萌像没听见一样,声音猛然放大,泪水随着涌出来,“为什么,为什么!”她望着那张挂着眼泪的脸,的确是一张很美、很单纯、很善良的脸,一张令人不忍嫉恨的脸。是的,她不应该,从道理上不应该嫉恨她。你既然爱一个人,就应当尊重他的愿望,服从他的选择。女人,女人有这样的胸怀是不容易的,可对于一个爱别人而肯于牺牲自身的女人来说,应该是容易的,从道理上讲应该是容易的!“别哭,这儿人太多。”“不不,他不是坏人,不是反革命。”施肖萌的情绪略略克制下来,“你们总该了解他,一起工作这么久,总该替他说说话。”她胸口堵了一大堆话要说,却忍住了没说,近两年的公安干部的生活,使她懂得该怎样克制和谨慎了。“我该走了。”她本来还想说:“你别对人说我告诉你什么了。”但没有说出来。她决不在施肖萌面前显得这么胆小怕事!施肖萌紧随了几步,“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怎么才能见见他呢?”“在押犯在预审期间是不能会见亲属的,连通信也不行,何况你也不是他的亲属。”她现在的口气几乎是冷酷的。“你是公安局的,你帮帮忙,让我见见他。”“……”“我不会连累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连我都见不到他,”她的心一下子被施肖萌流出来的和自己吞下去的泪水泡酥了,“……过几天,可能有个公判大会,如果有他的话,我看能不能给你找张票吧。”走到公共汽车站跟前,施肖萌仍旧随在身边,但是再没有说什么。车来了。“那我怎么找你呢,还打那个电话?”“你最好别再往我们那儿打电话,我找你吧。”她挤上汽车。“谢谢你啦,小严。”她听到这句充满真挚感激的致谢,车子开走了。下了车,她拼命地往家跑,她不愿意也不能再憋下去,再忍下去,只想快些回到自己的小屋——那块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小空间里去,哭!她要痛快地哭!雨,斜斜地飘洒,似剪不断的银丝,拖拉机的铁皮拖斗里已经被洗得精湿。他觉得冷,缩成一团的身体微微地打抖,腕上的手铐冰凉沉重,尽管同车的犯人把自己的一块不大的绿色塑料布慷慨地匀了一半在他的肩上,他还是觉得贴身的衬衣已被雨水透入,凉丝丝地贴在腰间,不知棉被怎么样,坐在屁股下的被袱卷想必也早已湿了。这部带拖斗的拖拉机下午三点从自新河农场的场部出发,已经在泥泞中蠕动了一个多小时了,一路的稀泥、坑洼几次使它险些抛锚,两个坐在驾驶台阳篷下的人却满不在乎地一路说笑,笑声在沙沙的细雨里显得格外响亮。驾驶员是个年轻人,周志明始终没有从正面看清他的脸,坐在他并肩的那位三十多岁戴眼镜的人,倒是时时回过头来看一眼身后拖斗里的两个犯人,驾驶员有时叫他老常,有时叫他常文树,这大概就是他的名字吧。周志明的身体凭了车身的剧烈颠动来回摇摆着。延目远方,茫然眺去,在铲平的田野尽头,间错拔出几株形状古曲的树木,他叫不出那树的名字。地平线上,一抹黛色山脊浮沉于雨雾空蒙之中,他也辨不出那山的远近。耳边嘎嘎啦啦的柴油机的响声和几乎被它淹没的簌簌的雨交汇成一种单调而又有点儿苍凉的音响,从这音响中,他似乎能够想象出前方的目的地是怎样一种色调的世界,他将在那里度过十五个漫长的冬春,这本来应该是人的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他真不知道能不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寄托和快乐。雨线虽然是款款细细地飘来,他却感到像一片麻乱的鞭抽,他不想哭泣,生气枯竭的眼睛是干涸的,但是,从脸颊上流下来的雨丝却浑若一片泪水,仿佛一直滴到了心里。“嘿,快到了。”与他合披一张塑料布的犯人向前方张望着。他大约四十来岁,干巴巴的脸盘上极不协调地鼓出一对肉肿的眼泡,剪光的脑袋上刚刚长出些毛茸茸的刺儿,还遮不住青虚虚的头皮,他是跟随那个常文树到场部一起去领一批铁锹和他这个新来的犯人的。他用粗筋暴露的手指着远处,“喂,看见那个砖窑了吗?是个报废的旧窑,现在的新窑还得往西。”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前看,在荒芜的旷野上,一座行将倒塌的土窑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地映入眼底,土窑的周围,取坯土留下的大坑已是一片泽国。周志明把视线收回来,向自己的同伴瞥了一眼,问道:“你在这儿很久了吗?”那犯人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说:“六八年进来的,本来到今年七月份就满期了,可是不小心又犯了个错误,刚刚加了三年刑。你呢,犯的什么错误?敌矛内矛?”“我?也没犯什么错误……”他出语踌躇地说。“没犯错误?没犯错误到这儿干吗来了,跟你说,往后可别这么说话。”老犯人善意地告诫着。“预审的时候我就是这么说的……”“得了。”老犯人戒备地往驾驶台瞟了一眼,“甭找那份不自在,你多少年呀?”“十五年。”“嗬,够重的,怪不得进了场还不摘铐呢。你还不到二十岁吧?”“二十多了。”“二十多啦,嗬,长得倒是副学生样,你看我才四十,可人家一看都以为五十多了呢。我叫卞平甲,六班的,你叫什么?”“周志明。”他犹豫着,很想问问砖厂的情况,又不知该从何问起,好容易憋出了一句:“到砖厂,几个人住一屋?”“几个?”卞平甲笑了笑,“二十几个!大通炕一排。”又说:“看你这样儿,准是从小娇生惯养的,大概从来没受过委屈吧?”“我,我爸爸打过我。”他眨眨眼,很认真地辩白,声音不觉响了一点,冷不防坐在驾驶楼上的常文树扭过头来喝斥道:“你们嘀咕什么?老实呆着行不行!”卞平甲背对着驾驶楼,冲他挤了下眼,两个人不作声了。小时候,父亲是打过他的,因为只打过这一次,所以印象特别深,那次他在邻居家玩儿,亲眼看见那家的保姆失手打碎了一件青花古瓷瓶,那保姆怕了,一口咬定是他打的。主人心疼不已,父亲只好当众揍了他一顿屁股,又在家里关了一个星期天不让出门。此时想起这件尿布时代的倒霉事,周志明心里倒油然生出一种非常温暖的感情。雨停了,拖拉机离开大道,拐了两个弯,在一块不大的空地上停下来。这是个破损的篮球场,场地已经被横七竖八的车辙和凌乱的脚印弄得烂糟糟的,一个自制的篮球架歪歪吊吊地废置在一边。不远,有一排低陋的平房,污浊的红砖墙显然经历了年深日久的风剥雨泡,留下坑坑点点的残蚀痕迹,不堪入目,门窗也是七拼八凑,破破烂烂,周志明没猜错,这该是砖厂的厂部了。常文树打开他的手铐,指挥他和卞平甲把领回来的几大捆铁锹从车上卸下来,放在平房的房檐下,然后领他们走进了一间不大的屋子,指指一个满是尘土的条凳,说了一句:“在这儿等着。”便又出去了。他看了看抱在怀里的被袱卷,还好,湿得不大。脚上沉甸甸的,他正想搓着两脚把鞋上的厚泥板搓下来,被卞平甲拉住了。“别,你把泥巴弄队长屋里,不是找不自在吗。”他笑笑又说:“这儿有句顺口溜,‘自新河,三件宝,苍蝇、蚊子、泥粘脚。’再没有哪儿比这儿的土更粘了,一下雨,门都出不去。”正说着,屋子背后不远的地方,猝然几声哨鸣,接着便听到一个人在高腔大嗓地讲话。卞平甲说:“今天下雨不出工,晚点名就提前了。”不一会儿,一阵乱哄哄的歌声传过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说是唱歌,不过是一种失谐的嘶叫,周志明的心尖直抖,不住地想:“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哪……”门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胖胖的干部跟着常文树进了屋。那人看了一眼周志明,用细绵绵的声音问常文树:“就是他呀?”“就是他。准备分到六班去。”“噢,”那人指指卞平甲,“你先把他带回去吧。”常文树领着卞平甲走了,屋里只留下周志明和那胖子。从刚才他和常文树说话的口气上,周志明已经听出他显然是一位负责干部,便不由抬起眼打量了一下。这个人矮矮的个头,相貌不老,肚子却已显眼地腆了出来,后颈上肥嘟嘟叠起的肉褶,使他在转动脑袋时十分不灵便。他泰然在屋里唯一的那把靠背椅上坐下,眼皮懒懒地抬起来,问道:“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砖厂。”“还是什么?”“……”“这儿仅仅是个砖厂吗?”“是监狱。”“唔,知道就好。你的罪行是严重的,性质是恶劣的,你也当过公安干部,我想你应该明白你的改造任务比别人更艰巨,!”周志明没有同他争辩,争辩只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不答话,却把眼睛垂了下去。“你还很年轻嘛,在这里只要服从政府管教,认真改过自新,在自新河里把丑恶的思想、丑恶的灵魂洗洗干净,是可以争取减刑的嘛,!”又说了几句简单的、威德并重的训导,这位胖胖的领导便叫来一个人领他去监区。监区就在厂部的背后,隔着一条斜坡路,用白围墙围起的一个长方形大院。院里东西相对长长的两排监舍,朝南一面,在黑色院门的两侧,是几间队长办公室和值班室;朝北一面,是伙房,房顶上铁锈斑驳的烟筒里正喷吐着浑浊的灰烟。进院门的时候,周志明并没有发现荷枪而立的岗哨,只有一个精精神神的老头子从门边亭子般的小房里探出头来,同领他的那个干部点头打了个招呼,便放他们进去了。那干部拉开西边的一个监房的门,让志明进去,跟着冲里面喊了一声:“田保善,给你们六班加个人,你给他安排一下铺位。”说完,门一关,走了。他拎着行李卷,呆呆地站在屋门跟前的空地上,首先感到的是一股热烘烘的酸臭气味,因为光线很暗,他不得不用力睁大眼睛来打量这个今后长久的生存空间。这是个二十多米的房间,沿着南北两面墙,用砖头搭起了两排齐膝高的木板铺,只给整个屋子留下一条窄得转不开腰的走道,木板铺上,大约有十几个犯人懒散地歪靠在各自的被子垛上,一个左颊上带着块可怕创疤的中年犯人用不正经的笑眼直盯着他,使他立时生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哟嗬,来了个英俊小生。”那人一边从鼻孔里掏出些东西来在指尖上揉着小团,一边狎浪地笑着。其他人都不作声,只拿眼睛浑身上下地打量他。“我睡在哪儿?”他尽量低声下气地问。墙角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郑三炮,你往墙里挪挪,回头叫杜卫东再挪这边一点儿,让他睡你们中间。”那个被称做郑三炮的,是个五短身材的犯人,很不情愿地把自己的被子往墙里推了两下,横起脸上的肉棱子骂:“妈了个蛋,好不容易松快两天,又往咱们班塞人。嘿嘿!你这是什么呀,是水还是尿?”他指着志明褥子上的一大块水渍,厌恶地问。“是雨淋的。”志明赶快说,“现在雨停了,我到外边晾晾去。”“你凑合着睡吧。”墙角的哑嗓子说,“不到星期四,外面不准晾东西。”周志明躬身上床,把被子卷打开来,塞在指定给自己的位置上,又默默地换着湿衣服,他能感觉到犯人们全用冷漠的目光望着他,不由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一个犯人打破沉默,用厚厚的鼻音最先说起话来:“妈的,雨又停了,今年就没下过长雨。”犯人们的注意力于是从他身上转移开去,一个粗粗的声音接着说:“还是去年那场黄梅雨过瘾,足一个星期没出工。”一个老一些的犯人说:“没出工是没出工,可也盖了一个星期绿毛被子,也不是好滋味,再说一出去就是一脚烂泥,洗都没法洗。”郑三炮叼起一根压扁的烟卷:“你们城里人,不是说的,全是假干净,我在南州市最高级的澡塘子里洗过澡,那里面有个大池子,好嘛,那水,甭提多脏了,上面浮了一层白沫子,嗬!你们没看见,要看见,非吐了不可。你们城里人可不在乎,恨不能连脑瓜子都泡里头。”“泡澡、泡澡嘛,不泡怎么行。”脸上带疤的犯人很在行地说。“你嫌脏,不会别下去,冲淋浴不就完了。再不然,靠墙边还有好多洗脸池,你就在那儿洗嘛。”年长的犯人是一副很耐心的神情。“可不是吗,我就找了个洗脸池,在墙角那儿,就是太浅太矮,洗着不得劲儿,大洗脸池别人又都占着,就这个空着。嘿!我拧开龙头刚洗没一会儿,过来一个人,不让我洗,说他要撒尿,我他妈洗澡碍你撒尿什么事了,这不是神经病吗?”“啊呀!”年长的犯人突然悟出点儿味儿来,“你是不是把小便池当洗脸池了?墙角的,这么矮,这么浅是不?那是小便用的!”“哈——”犯人们粗野地齐声大笑起来。“能洗就成呗,臭讲究。”郑三炮讪讪嘟囔着。这时候,卞平甲同另一个年轻犯人端着两个饭盆从外面走进来,犯人们轰一下爬起来围上去,照盆里看了一下以后又慢慢地退下来,怏怏地骂:“又是妈的臭萝卜。”那个打饭的小伙子把盛窝头的盆子往地上一,骂骂咧咧地在门槛上蹭着鞋上的泥巴,“鬼地方,伙房门口都快拔不动脚了,我操……”他突然发现了通铺上多出了一套被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又给我这儿挤一个?”一个犯人咬着窝头说:“田头儿叫他睡那儿的。”小伙子不吱声了,目光敌意地斜了周志明一眼,眼珠子忽然凝止不动了。“咦,你不是南州市公安局的吗?”周志明一边系着扣子,一边在那张似曾相识的脸上注视了一下,竭力在记忆里搜索着。“你不认识我了吗?”年轻犯人用筷子杵起一个窝头,在他脸前阴阳怪气地晃着,“在十一广场观礼台底下,咱们见过面儿,还多亏了你呀,要不,我还吃不上这份窝头呢。”全屋的人都不约而同停止了嘴里的咀嚼,惊讶的、冷漠的、仇视的和嘲弄的目光一齐投向他。“公安局的?”郑三炮捧着菜碗,蹓跶着凑过来,“真新鲜,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便衣,”年轻犯人恶狠狠地努努嘴,“咱哥们儿就是这小子抓进来的。”周志明一下子想起来,这年轻犯人就是他和马三耀在广场事件时抓住的那个小偷,叫杜卫东。他直视着那张冷笑的面孔,皱眉说:“你到这儿改造这么多天了,怎么还那么流里流气的?”“哟嗬,像个公安局的啊,哈——”犯人们怪笑起来,郑三炮嘴张得老大,几乎能看见那血红的嗓子眼儿。墙角那个沙哑的声音威严地咳了一声:“快吃饭吧,今儿咱们班倒泔水。”这句话使杜卫东没能发作,尴尬地哼笑两声走开了。卞平甲递给他一碗煮萝卜,两个窝头。他经过一天的路途颠簸,肚子早就瘪瘪的了,黄澄澄的窝头还是温的,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他刚进看守所那几天,每口窝头都得在嗓子眼儿里打几个滚儿才能咽下去,而现在他不但能大口吞咽,甚至已经能从中嚼出一种甜味来了。他接过窝头,就着菜汤,坐在床沿上大口吃起来。犯人们吃起饭来是很专注的,屋子里除了咕唧咕唧的嚼咽声和稀溜稀溜的喝汤声之外,再没有什么人说话了。杜卫东最先吃完,把两只碗重重地摞在一起,巴唧两下嘴,说:“操!没吃饱。哎,林士杰,今儿又没干活,你吃得了俩吗?”林士杰嘴里正嚼着,脸上的疤痕一上一下地运动着,见杜卫东要打他的主意,忙用手护住碗里剩下的一个窝头,一连气地声明着:“怎么吃不了,怎么吃不了,我还不够呢!你和公安局那孩子不是老相识吗,还不让他匀一个?”杜卫东的眼睛果然盯上了周志明碗里摆着的一个窝头,冷丁一筷子戳过去,窝头就插在了他的筷子头上,狠着劲咬一口,才冲志明笑着说:“怎么样,咱们俩实行共产主义吧。”志明完全给弄愣了,好半天才悟过劲来,虽然被拿去的不过是一个窝头,但这种当众受辱的羞耻感甚至比拉他上万人大会上示众还要难以忍受。他狠狠咬住腮帮子没发作,在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发作,闹起来又会有什么后果,何况将来既要同这帮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关系就得设法搞好才行,否则何以自处呢?想到这一层,他索性顺水推舟地把人情送了过去。“你吃吧,我吃一个就够了。”对他的忍让,杜卫东显然没有估计到,仓猝中竟也稀里糊涂地点头“啊”了两声,算是领情了。周志明看出周围的犯人都露出发呆的目光,他们原来大概是准备好了要大打出手的吧?他想起去年看到的一份公安局内部发的通报,那是马局长在市南分局搞整顿试点中调查的一桩老犯人压迫虐待新犯人的事件。在市南分局的看守所里,新犯孝敬和服从老犯是条不成文的法规,这条习惯法是依靠老犯人集体的武力来维持的,很有点儿像李伯元在《活地狱》那部小说中所描写的清代监狱的弊恶。所不同的,是以老压新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现在当然不会有勒索“孝敬钱”和叫新犯睡在马桶边上的事了,但是抢饭扣饭,睡觉挨挤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他记得当时看完了这份通报后,还就“新犯人为什么不去找看守人员告状”这个问题和大陈辩论过,“干吗受这份气?告他们嘛!”他当时那种愤然不解的议论言犹在耳,现在竟也作为一个新犯人在体会屈服的滋味了。“你是用一个公安干部的心理状态来看问题的,犯人可不一样,就是那么个受制于人的地位,自我感觉和一般人就不同嘛,他们才不愿多惹什么事,都是抱了能忍且忍的宗旨。”现在看来,还是大陈说得实际。屋角沙哑的嗓门又响起来:“有水吗?怎么不打水去?”他这才注意地循声望去,在靠北墙墙角的被子垛上,歪斜地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和他苍老喑哑的声音正相反,他有一副骨骼宽大的脸盘和魁梧的身躯,又圆又小的眼睛深陷在隆起的眼眶骨里,眉毛既浓且乱,如两撇干草堆在额上,乍看上去像个精力极壮的大猩猩,只有眼角洒出来的鱼尾纹儿和开了顶的天堂才显示了他的实足年龄。杜卫东懒懒地站起来,走到门边的水桶跟前,刚要拎起来,郑三炮用匙子当当敲着碗边,说:“傻小子,今天你有接班人啦。”杜卫东先愣了一下神,然后会意地看了周志明一眼,脸上登时挂出老犯人的倨傲,用脚踢踢水桶,空荡荡的水桶发出当当的响声。“嘿,打水去。”他冲志明发号施令。志明没说什么就从铺板上站起来,走到门边,提起水桶。“在哪儿打?”他脸上像烧了火,他恨自己的卑屈和下贱!“出门,往北走。伙房前面。”卞平甲走过来:“我陪你去,我告诉你在哪儿。”一出门,卞平甲便热心地把院内的一些诸如厕所、水池一类的公用设施指点给他,又把日常监区里的一些规矩关照给他。自从和卞平甲相处以后,他潜然觉得他和其他犯人不同,所以在无形中对他产生了一点儿信赖感。他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对卞平甲的每一句话都报以感激的表情。“这几间房子是放工具的。”卞平甲嘴不停地说着,“这间也是。怎么着,闹了半天你也是公安局的呀?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是因为什么折进来的呢,”他突然压低声音,“是不是和十一广场事件那批人一回事?”他若明若暗地点点头,岔开话题,问道:“那边那间小房是干什么的?带锁的那间。”他把手指向大院墙角下的一扇隐蔽的小门。“那间呀,你想进去住两天吗?我还在里头住过一天哪。”“什么?”“反省号。”“你进去反省过,为什么?”“咳!那次才叫不值,我刚来头一天,晚上点名,于教导员把我的姓念错了,卞字念成了卡字,我没答到,他问我为什么不答到,我说我姓卞不姓卡,可于教导员愣说那字也能念卞也能念卡,说我是有意犯各,就这么着,让我蹲了一天反省号,倒正好,省得我干活了。”“咱们这儿都干什么活?”“做砖呀,咱们班是管往机器里运土的,你推过那种独轮车吗?可不好推呢。”周志明想了一下,“你说的于教导员,是不是刚才胖胖的那个,说话细嗓门。”“对对,就是他,他叫于中才,砖厂的第一把手,”卞平甲又把声音放低,“其实原来是六分场园林队的一个工人,前几年乱的那阵子,他一个人组成了一个战斗队,叫‘一棵松’战斗队,算出了点儿标新立异之名,后来就参加到全场大联筹里去了,出来就当了砖厂教导员。”“那个常,常文树,他是干什么的?”“就刚才领咱们回来那个?他叫常松铭,咱们砖厂的文书。”“文书?我还以为他叫常文树呢。”俩人沉默片刻,卞平甲看着他,叹口气,说:“小伙子,十五年,够熬的。咳,其实想开点儿,也没什么了,熬出去你还不到四十岁嘛。”“四十岁……”周志明不由打了个寒战。一进了六月份,天气便明显地热起来,被太阳晒了一整天的路面像个大火炕似的直冒虚烟儿,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暑气还没有退尽。严君骑车子出了机关大门,此时此刻,她的心情坏极了,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恨不得马上扑进母亲的怀里哭一场。公安部派来的311案调查组上个星期五到达了南州市,一到,就被局里接进惹人注目的南州饭店住下,并且配上了一个颇为庞大的接待班子。宴会、游览、和局长们的互拜,然后又是市委领导接见,日程安排得紧凑而又周到,耽搁到第四天,才下到五处来。调查组到五处的当天,就召开了有关人员的会议,当众宣布了四条,这四条毫不留情地撕破了严君很久以来一直保留在自尊心上的那块神圣天地,她终于明白了,在她理想中纯而又纯的公安机关里,也有人人自危的时候。第一条没什么,无非是说调查组下来的任务和宗旨:专案专查,不把潜入特务徐邦呈脱逃的原因查个水落石出,誓不收兵云云;第二条,严君就有些不明白了,调查组是受部领导的委托而来,但调查工作却讲明是在南州市公安局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党委是谁?是311案的负责人甘向前呀,这岂不等于说,甘向前领导着调查组来审查他自己吗?这样一来谁还敢说话?第三条也叫人不舒服,是希望大家认真回忆、大胆揭发、主动坦白、不准串联。名曰“希望”,实则命令,口气是相当严厉的;最叫她接受不了的是第四条:所有和311案有关的卷册、文件,甚至连个人的工作笔记本,一律交出封存,不许片纸遗漏,就跟防贼一样,仿佛他们这些侦查员当真都有涂改和销毁这些证据的危险似的,这算什么事呀!接下来,就是开会,发动大家揭问题,摆看法。参加会的,除了他们承办311案这个小组的成员外,连几个当时帮过忙或者知道点情况的干部,也被提拎来了。纪处长垂着头,一言不发,调查组的人更是面孔僵硬,一脑门子官司,严君坐在墙角,心里真是委屈透了。那个会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信是段科长写的,他当然要先说。“我的观点,信上已经写明了,导致这个案件失败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我们自己判断指挥上的失当,这个失当,又是由一系列侦查工作的漏洞和审讯工作的错误造成的。现在,人已经跑了,损失是没法儿挽回了,我写信的目的,不过是想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和警觉,侦查工作像这样子干下去,不打败仗才见鬼呢!”“那么你说该怎么干呢?”甘向前横着插过来一句话,把严君吓了一跳,心忽地提到了嗓子眼儿,会才刚刚开始就像吵架似的,她不知道还怎么能开得下去。“侦查是一门科学。”段科长从容地环顾四座,声气并不见软,“既是科学,就得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科学的态度是不排斥一切有益的经验的。说到这个案子,对徐邦呈,究竟该不该那么急着就抓起来,还有对‘三月计划’的认定,究竟有多少根据?大家可以摆出来,一块儿分析……”“你当初不也是一口赞成逮捕徐邦呈吗,记性何以会这么坏呀?”甘局长声色俱厉,又打断了段科长的话。“对,我当初是赞成逮捕徐邦呈的,但那是出于侦查工作正常需要以外的其他原因。这个问题以后是要讲的,我现在只讲明面上的毛病,比如像审讯上的毛病就很明显。我不赞成把所有案卷材料匆忙封存起来,既然要彻底查原因,不如索性把审讯录音拿出来,叫在座的都听一听,看有没有我信上说的那些问题,指供啊,引供啊,这都是过去明文禁用的手段嘛。我并不是为十七年翻案,可过去有些规章制度、工作经验,是在长期对敌斗争中总结积累起来的,如果一概看成是九分反动一分无用的东西,是不是太简单了?我们对封建社会的文化遗产,还主张批判继承嘛……”“段兴玉同志!”甘向前当当地敲起桌子来了,“我提醒你注意,对旧公检法的那一套办案方针,我们的态度绝不是什么批判继承,而是彻底砸烂、彻底决裂!你不要越说越出格了!公安部的同志下来,是为了帮助我们查清罪犯逃脱的原因,局党委也是有信心查清的。你今天借题发挥,执意要扯出这些早有历史结论的大是大非问题,想干什么?是不是想逼着局党委发动一场政治辩论!”段科长大概完全没有料到甘向前会如此盛怒,怔了片刻,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了。一屋子人大气不敢出,都把眼睛直勾勾地盯在自己面前的茶杯上,连公安部的几个人也默默无言,脸上表情颇不自然。甘向前的声音略略放低了一挡,接着说:“我前些天就已经向有些同志吹过风了,311案的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局的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抓住要害。当时我们是几十个人夹着徐邦呈上山的嘛,为什么还给他逃了?根子在哪里?我看就在于我们公安队伍的严重不纯,内部出了坏人,让周志明这样的异己分子混进侦查机关,还有不出错的!”甘局长住了嘴,哗地打开扇子,呼哒呼哒地摇着,一副余恨未消的样子。屋里长时间地沉默,好一会儿,公安部调查组那位领头儿的人才开口问道:“纪处长说说吧,有什么意见,畅所欲言嘛。”纪真打开笔记本,看了看,合上,喝了口水,又下意识地打开来看看,语气格外迟疑:“呃——,我说说,我说说。我拥护公安部和局党委关于调查311案的决定,呃——,311案的失败,我首先应当负责任,这个……对周志明的事嘛,我也要负责任,也要负责任,这个,侦查队伍中出了这样的败类,是我们全处的耻辱,全处的耻辱,特别是我,更应当认真吸取教训。但是……”他停顿了一下,声音略略放开了一点,语气似乎也渐渐顺畅些了,“但是周志明在311案上是否有通敌纵敌的问题,我看,我看……当然,也不排除,但要下结论,恐怕也不宜太草率,还要搞点扎实可靠的证据出来才好服众,最好别单单地以一事推一事。呃,从形式逻辑上讲,在三大推理形式中,类比推理是最不可靠的一种,这个这个,我也是个人看法,不成熟……”话虽说得婉转,但与甘局长的意见相抵触,却是十分昭著的。不过严君倒是觉得,纪处长的话,使会议的气氛不再那么剑拔弩张了,大家似乎也都透了口气,因为他的话不仅转移了一下甘局长的雷霆之怒,而且在甘局长和段科长激烈的两端之间,起了一种缓冲的作用。那个叫人心惊肉跳的会,当然没法儿议出什么结果来,自然也不会再开第二次了。从星期二到今天又是整整的四天。段科长天天被调查组叫到秘书科临时腾出来的一间屋子里去谈话,无话可谈时也得在那儿呆着,在严君看来,简直是被变相地办了“走读”学习班了。前天,甘局长在全处干部大会上宣布:因为纪处长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调查上,所以处里的日常工作暂时移交;昨天,纪处长就送来了一张请假条,告病不朝;今天早上,局里任命的新处长便走马上任了。如果不算刚被降职“发配”到自新河劳改场去的马局长的话,纪处长便是全局唯一留在处长职位上的“前朝遗老”了,前后才三天,终于被换下了台,而且简单得连一句交代都没有。按说,她这样的普通侦查员,毕业不满两年的大学生,在处里,人事关系既不深,业务上也算不上骨干,本来是用不着为这些处科级头头儿们的起落荣枯操心费神的,可她偏偏老是觉得,这些变动都是和自己的命运、事业、生活息息相关的,纪处长被撤职还倒罢了,她怕的是段科长也呆不长,怕再冒出一个甘局长一类的人来当她的科长,如果整天在一个屋子里办公,横竖都不对劲儿的话,那该多么别扭啊!不过看上去,段科长反倒比她还要沉着似的,每天照样上班来,下班走;走道里迎面碰见了,照样和人点头打招呼;在食堂打饭时,该说该笑,没事儿人一样。昨天,她、大陈、小陆,分别被调查组“请”去谈话了。和她谈话的,除了两个调查组的人以外,还有一个市局来的人和他们五处政治处的一个干部,那间小屋子被坐得满满的。她进去的时候,一看到摆在这些人面前的那张预备给她坐的空凳子,心里先就不舒服,她想起审讯徐邦呈的那间预审室来了。“来,坐吧,坐吧。”公安部的一位同志最先招呼她,口气倒还亲热,“你叫什么名字呀?”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她有点反感,冷冷地答了一声:“严君。”“严君,严肃的严?”“严肃的严,君臣的君。”“嗬,严肃的皇帝,哈哈哈。”驴唇不对马嘴,真是拿肉麻当有趣。她心里发笑,在凳子上坐下来,眼神漠然,一副很不合作的表情,“有什么问题,问吧。”“咳,没事,咱们随便扯扯,随便扯扯。”那人有些尴尬,先是漫无边际地胡绕了几句,然后很生硬地扯到正题上来了。“311这个案子,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不用顾虑,大胆说,啊。”“这我可说不出来。”“你个人总有个看法嘛,说错了不要紧。”这人的神态简直像是哄小孩似的,她心生厌恶,出言也就有点噎人。“我算老几?侦查方案都是领导定的,我能有什么看法?”场面挺僵,冷了几分钟,一位公安部的人忍不住突然问:“311专案组离开南州去边境的时候,周志明是不是让你给他寄过一封信?”“什么?”她皱起疑惑的眉头,“和这有什么关系?”那人没回答,却接着问:“信是寄到什么地方的,寄给谁的,你能回忆一下吗?”周志明托她给施肖萌寄信的事,她当然记得清清楚楚,可她却拧着脾气,非要反问:“这和311案有什么关系?”市局的那个人终于忍不住了,沉下脸,用一种教训的口气说:“严君同志,你今天的态度很不冷静,部里同志问你情况,是怎么回事就怎么说嘛,怎么这么费劲?”她也瞪起眼来:“那当然,你们不解释清楚,我私人的事凭什么告诉你们?”“什么,你私人的事?”对方一下子抓住了她的话柄,“周志明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他和别人通信,怎么成了你私人的事了,啊?据我们了解,周志明平常从来没有什么通信关系,偏偏在仙童山诱捕计划确定之后,临去边境之前,匆匆忙忙往外发信,难道不值得我们打一个问号,啊?”稍停,对方又稍稍缓和了语气说:“严君同志,我们相信你是有觉悟的,会积极配合我们调查的,周志明和什么人通信,究竟有没有问题,不查怎么能知道,你说对不对?”她的心情已经十分败坏,口气也越来越烦躁,“我忘了,早忘了那信是寄给谁的了!”“时间并不久嘛,怎么能忘了呢?”“三个月了,怎么就不能忘?”“你再仔细回忆一下。”这简直是在顶牛抬杠了,严君咬了咬牙站起来,“对不起,我要出去一下。”“干什么?”“上厕所。”她并不需要上厕所,只是不能忍受这种无休止的纠缠,一出了那间小屋的门,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慢慢地进厕所,又慢慢地洗手,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洗,然后再慢慢地走出来,听到旁边一个办公室里有打扑克的声音便走了进去。四个男的,围着一张办公桌甩得正欢。她看了一把,没走,又看了一把……“嗬,怎么着,严君也不怕浪费青春啦?”“哼,”她冷笑一下,“我没什么青春,无所谓浪费不浪费!”一连看了四把,直到政治处的干部领着市局的那个人气急败坏地挨门找到这儿,才算结束。“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市局的人脸红脖子粗,“我们好几个人都在等你,你什么意思?”严君恨得真想一扭身走开,可她却用了一种平静得近于戏谑的口气,说:“哟,又不是办我学习班,还不让人歇口气呀,我还以为你们早散了呢。”倒是市局的那位,先给气走了,一边走一边气势汹汹地叫:“你们处长呢,你们处长呢?”要找处长?找去吧,我一没辫子,二没把柄,怕谁!大陈和小陆也被谈了话。虽然事前早做了“不准串联”的规定,但在办公室里没外人的时候,小陆还是忍不住要说。“哎,怎么跟你们谈的,问你们周志明的事没有?”大陈没说话。她没好气地说:“周志明怎么啦,噢,就因为有了胶卷的事,什么都想赖人家呀!”“听口气,他们好像还是有点什么根据似的。”小陆脸上略带着几分神秘,说:“让我回忆周志明到边境以后都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别看咱们是干侦查的,当时还真没注意他,谁想到他是那么个人呀。调查组怀疑他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收买,想查查他的社会关系。咱也不了解他都有什么社会关系,好像有个女朋友,是不是?我反正没见过。”大陈声音小小的,“唉,咱们尽力给部里的同志回忆吧,回忆不出来也没办法。况且调查组现在也并没有肯定周志明准有纵敌问题,咱们千万别把有影没踪的事和那种定不了否不掉的东西往外端,反而给部里的同志添乱。刚才他们也问我当时山上的情况来着,他们怀疑周志明为什么早不开枪,偏等着徐邦呈跑了才开枪。我也只能照实说呀,周志明当时还和徐邦呈打了两下呢,从开打到徐滚下去,总共几秒钟的事,根本就来不及出枪嘛,而且靠敌人的那面坡很陡,往前一蹿就能滚下去。我还给他们画了一下。他们好像挺失望的,可事儿就是这样子,我有什么办法。部里要是说这样就属于纵敌了,那部里定吧,咱们服从。”“那当然,那当然。”小陆连连点头。看来,无论是大陈的巧妙敷衍还是小陆的稀里糊涂,都没有和调查组搞僵,这就使严君的顶撞更显得突出和孤立起来了。她暗暗做好了挨整的准备,这也许是她有生以来心情最灰暗的时候。报复果然来得快。今天上午,政治处通知她两天之内到城东区公安分局报到,虽然她早就听说过处里要抽一个人长期支援分局加强一些信托商店的堵赃工作,但无论从哪方面说,她都想不到会轮上她去,这时候到分局去,显然会给人一种犯错误下放的印象。她愣了半天,索性也横了心,去就去!就是叫她改行搞一辈子社会治安,反刑事犯罪,她也心甘情愿了!比起五处这块是非之地,分局,也许还算一块净土呢!严君想着想着,思绪不由地又移到了周志明身上。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那些卑鄙的家伙要把311案件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这不是落井下石,找替罪羊吗?唉,假如那个徐邦呈被打死了该有多好,周志明说他一共打了四枪,全局射击训练第八名的好成绩,总有一枪能中吧!硕大的无影灯低低地悬在头顶上,四周一片金黄,徐邦呈仿佛是沐浴在一片柔和的阳光下,心情也不由得平静安详起来。这是哪儿?马尔逊的为人却完全不同,任何间谍都愿意跟着这样的头儿干。马尔逊的原则是:情报员第一,情报第二。他最重视的不是情报,而是情报员本身的安全;在间谍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技巧运用上,马尔逊的见地也处处显示着霍夫曼所无法比拟的科学和老辣:霍夫曼要求情报员的活动一律遵守教程规范,而马尔逊却主张不必拘泥,甚至根本就不造成对情报员的过分训练,主张一任自然。“过去我们曾经在五角大楼内部很难得地安插了一个情报员,可是就因为这位英雄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都使用反跟踪技术,结果引起联邦调查局人员的注意。假如他每天下班都老老实实地走路,大概永远不会被‘山姆大叔’抓住的。”马尔逊总喜欢把这个雄辩的例子挂在嘴上。在他这次潜入之前,马尔逊对他做了一次反审讯的考核,他的反应机敏,对答如流,使这位上司恼火异常,“这怎么行,这怎么行,任何一个有经验的保安人员马上就能看出训练的痕迹,你不是普通人,而是训练有素的间谍!”他冲他发火儿,实际上的矛头却是指向霍夫曼。霍夫曼当然不甘示弱,“如果每个普通人都自然具备当间谍的条件,完全用不着训练的话,那还要我们干什么?”马尔逊也不客气,当着他的面就和霍夫曼争吵起来,“那么请问,什么是当间谍的条件?什么?”连徐邦呈当时也不明白马尔逊何以拿这种常识性的问题来诘问霍夫曼。当然,霍夫曼的脸马上涨得通红,“间谍的条件,难道还用现在讨论吗?做一个间谍,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健康强壮的体魄,忘我的献身精神,敏捷机智的反应力和应变力,通晓多种语言和职业,还有……外表要平淡无奇。”霍夫曼想尽量说得全面些,而马尔逊却鄙夷地打断他,“够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比你还要书生气,像这种纸上谈兵的条件我可以一口气举出三十条来!可现在是七十年代了,你这一套只有小说家才欣赏。在现实世界中,詹姆斯·邦德007是不存在的,任何类似的、无所不能的超人式间谍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职业谍报人员的眼睛里,间谍的最高技巧就是自然,间谍的最好条件就是能够接近情报目标,如果一个间谍不能接近情报目标的话,那就是把所有优秀素质集于一身,也毫无用处!”他不能不叹服马尔逊的坦率和实际,可他又不明白了,难道自己不是最好的间谍吗?他这次潜入南州市,尽管未能完成预定的任务,尽管他今后也并不会具备接近情报目标的条件,但他却成功地应用了马尔逊亲自为他设计的自我营救计划,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这难道不是马尔逊的一份荣耀吗?不,马尔逊是器重他的,爱护他的,不然,何以会这么不惜工本地为他动这次手术呢?他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在为他压惊洗尘的酒宴上,马尔逊是那么热烈地拥抱他,亲吻他,“你是D3的光荣!”马尔逊说这话的表情是真心实意的,“中国的先哲孟子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益增其所不能。’”马尔逊的汉学水平的确很深,背诵这段文绉绉的古训竟可以不打一点折扣,而他这个中国人都还不能尽解其意,实在惭愧,但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句话,显然是表露马尔逊对他的褒奖与赏识的,这不能不使他感激涕零了。如果没有马尔逊这个精神上的靠山,他简直不知道自己的荣誉心和胆气还能不能重新凝聚和振作起来。“徐先生,不要紧张。”陌生人的声音又凑了下来。紧接着,冰凉的酒精棉花触到了他的脸,柔和地移动着,他打了个哆嗦,不,不要怕,这是洁白的手术室,那惊心动魄的一页的的确确已经翻过去了,下一页……下一页又该是什么?“这是你的护照,这是你的履历,亲爱的徐,在手术之前的这些天,你得把自己的历史先熟悉一下,要背熟……”颧骨一阵刺痛,给他打针了,是麻药。整个脸慢慢地膨胀起来,而意识倒一点点迟钝下去。啊,这是洁白的手术室,马尔逊,你在哪儿?不要抛开我,千万不要抛开我!“你放心去吧,亲爱的徐,我的原则是:情报员第一,情报第二!”……头一天活儿干下来,周志明就有点儿顶不住了。精神上的过度紧张和体力上的超量支出使他在回到监舍以后头重脚轻,几乎连铺都爬不上去了。这里从早上七点半钟开始干活。第一天是一个姓丁的队长带队出工,队伍前后都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押送,灰亮的三角枪刺上系着耀眼的小红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犯人们一到窑上,队长往办公室里一坐,解放军战士远远地拉开警戒线,工地上就是那个外表阴沉的老犯人田保善说了算。他给周志明派推小车给制砖机送土的活儿。周志明从来没推过这种独轮车,他望望搭在取坯土挖成的大坑上那狭长的木板车道,心里直发怵,嗫嚅了一下,对田保善说:“我,不会推这车,是不是先……”田保善没等他说完,一扭脸走了,像全没听见一样。郑三炮拿棒槌腿踹踹那辆小车,在他耳边揶揄道:“你当这是义务劳动呐?这是强迫改造!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不会学着点儿。”他没说话,硬着头皮去推那小车,和他搭组装土的是杜卫东,这小子一声不响地一通猛装,把小车的斗里装得满满的,拍得实实的,临了还冒尖加了两锹土,然后把下巴颏往锹把子上一拄,一声不响地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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