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明随着段兴玉坐在后面一辆车里,而像萌萌说的那样

周志明随着段兴玉坐在后面一辆车里,而像萌萌说的那样。周志明随着段兴玉坐在后面一辆车里,而像萌萌说的那样。周志明随着段兴玉坐在后面一辆车里,而像萌萌说的那样。周志明随着段兴玉坐在后面一辆车里,而像萌萌说的那样。周志明随着段兴玉坐在后面一辆车里,而像萌萌说的那样。周志明随着段兴玉坐在后面一辆车里,而像萌萌说的那样。周志明随着段兴玉坐在后面一辆车里,而像萌萌说的那样。周志明随着段兴玉坐在后面一辆车里,而像萌萌说的那样。周志明随着段兴玉坐在后面一辆车里,而像萌萌说的那样。“我听说这人表现还可以,行政处还要评他当先进工作者哪。”“那他干吗还寻死?肯定有问题。偷东西这玩意儿,有瘾,染上了就难改。”“要死不在家死,跑厂里脏一块地方,以后那屋子谁还敢住啊。”“我就敢,我正没宿舍哪,没人住我搬进去。”“呸!你搂着吊死鬼睡去。”“咯咯咯——”一阵轻谑的笑声。他加快走了几步,想躲避开这些随口无心的议论和超然事外的嬉笑,他心里像灌了铅似的那么沉重。到了厂门口,看门的老头儿接过他还回的进门牌子,压着嗓门神秘地问道:“同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都说修管子小杜上吊啦。”他回过头,呆呆地向杜卫东离开人间的方向望了一眼,嘴里应道:“啊。”“因为什么事儿啊?”老头儿瞪起惊恐的小眼睛。“啊,不清楚。”他烦乱地敷衍了一句,喉咙已被沉甸甸的悲哀和迷茫扼住。他走出了大门,身后,还传来老头儿自言自语的喃喃声。“前儿个还给我修暖气哪,今儿怎么就会寻了无常呢?”他骑上车子,两腿无力地蹬起来,心里充满了问号——“怎么会寻了无常呢?”办公桌上那只俗里俗气的闹表起劲地走着,在寂静中,答答的声音显得格外沉重。窗外,茫茫的夜色把一切都笼罩在一种神秘莫测的暗幕之中,要是没有这只不甘寂寞的闹表,真让人觉得时间都停顿了似的。从晚上七点钟他就坐在了马三耀这间办公室里,近乎痴呆地望着那根迟钝的分针慢慢地转了两圈,而那扇虚掩的房门却依然纹丝不动,门外的走道里也听不到一下脚步声。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又转过身子,走向门口,然后烦躁地在椅子上重新坐下。桌角放着一本《人民公安》杂志,杂志下面压了一本书,他拿过来看看,是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信手翻了几页,却一行字也看不完整。屋里又燥又闷,燥闷的空气使他难以集中起自己的思绪,也许真是脑子过于疲倦了,太阳穴一阵阵发胀。他放下书,合上眼,希冀着能稍稍打个盹,然而胸中的浮躁却怎么也无法安定下来。他看得出,在今天下午的会上,当他说了杜卫东昨夜暴卒于941厂的事情时,连段兴玉也没有能对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保持冷静,脸上的那种极不常见的茫然竟久久没有退去。因为议论和猜测这件事,占去了半个多小时,所以使这个研究如何追查那封报警信的会延时到晚上六点钟才算结束。会一散,他连晚饭也没心思吃就匆匆跑到刑警队来了。窗外,骤然刮起了风,怪腔怪调地砰砰撞击着封闭的玻璃窗,在燥闷的氛围中又添进了几分恐怖,一阵空茫茫的心绪突然在他的意识里飘过,他不明白杜卫东好好的为什么想不开;为什么连句话也不留就这样急不可待地抛开人间。他刚刚参加侦查工作的时候,在错综复杂的案情面前常常出现的那种空虚无措,没有信心的心理状态,似乎此时又开始在内心里重新体验了。杜卫东死得那么猝然,那么出乎意外,以致他连自己那点儿一向灵验的直觉都捕捉不到了。脑子里正在乱无头绪地瞎想,房门突然被人推开了,马三耀一脸倦意,疲惫不堪地走进来。他急不可待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怎么样,化验结果出来了?”“出来了。”马三耀一屁股坐在他的对面,把手里一沓化验、鉴定表放在桌上,如释重负地喘了口粗气。“最后结论:自勒死亡。”“还是自杀?”一股气从他喉咙眼儿那儿泄了下来。马三耀抓起桌上的暖瓶,晃晃,空的,又放下,说:“化验分析和法医鉴定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第一,杜卫东死于机械性窒息无疑;第二,解剖后没有发现胃内任何异常物质,因此排除了被人麻醉后勒死的可能,他死前的神志应该是清醒的;第三,哦,你自己看吧,结论都在这儿。”周志明翻看着各种化验的鉴定书,“可是,他为什么要自杀呢?他原来好像并没有厌世的情绪啊。”马三耀站起来,用力地伸了一下懒腰,全身的骨头节咯咯作响,“是啊,也许在这个案件的档案里是还缺少一份遗书。今天下午我们也分别派人向他的单位和家属做了调查,的确没有发现他死前有什么反常举动和厌世情绪。不过话说回来,没有表现出厌世情绪而且没有遗书的自杀事件是屡见不鲜的,况且,这些化验和鉴定总该是科学了吧?说实在的,没有它们我这回是不会贸然肯定什么或者否定什么的,上次错案的覆辙不远,我还不至于那么健忘吧,何况为了那个案子,我连百分之二的晋级都给扔了呢。”马三耀笑笑,又问,“你这家伙是不是又有什么直觉啦?”马三耀得而复掷的晋级,使周志明每每想起来便会觉得是叫自己给断送的,时时有点儿不安。当然他知道马三耀从内心到言表都绝不会有半点忌怪他的意思,因为大黑马到底是一个真正的侦查员!也许正是基于这个信任,他现在才仍然敢于和乐于毫不顾忌地再一次向他提出自己的看法来。“不,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个结论,”他说,“我只是考虑他自杀的原因,这是个谜呀。”“自杀原因?那说不定永远是个谜了。”马三耀想了想又说:“会不会……他上次放出来是因为我们抓住了卢援朝,这次卢援朝又无罪开释了,于是他就产生了某种压力,怕再被怀疑上?不过也不至于呀……”马三耀的语气像是在问,又像是在答。“要不然就是他在什么问题上真有鬼。我可不是拿老眼光看他,我的意思是,作为侦查员,在没有获得确实证据之前,是应当允许自己在内心里留有怀疑和假设的充分余地的。”周志明突然想起什么,截断马三耀的话,说:“对了,有个重要情况我上午忘记告诉你了,昨天他给我打过两次电话。”马三耀一怔,立即圆瞪了眼睛,“什么!你是说杜卫东吗?”“是他,昨天下午四点多钟他从什么地方的公用电话打来一次,晚上又打来一次,后面这次我没接到。”马三耀连忙从抽屉里取出笔记本,“你慢点儿说,昨天,下午四点多钟,第二次是……这么说,他在自杀之前和你通过电话,这太重要了,他在电话里说了什么?”他飞快在本子上记着。周志明凭记忆尽量把那个电话中的对话原原本本叙述出来,他说完后,马三耀望着记在本子上的几行简短的字,颇有些不满足地问:“就这么多?他一直不肯说出因为什么事要约你去的吗?”“那是个公用电话,他说讲话不方便,非要同我面谈不可,当时我没当回事,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口气像是很急切。”“真是讨厌,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去呢!你小子干什么去啦?”马三耀十分惋惜地敲着桌子。周志明懊悔地狠狠在自己乱蓬蓬的头发上扯了一把,“说不定,全部秘密都在这个电话上了,我要早知道……”马三耀思索了一会儿,用笔敲打着本子,说:“话又得说回来,如果那个电话只是这些内容,还是不能说明什么。”“它说明,它说明,杜卫东的自杀可能是不寻常的……”“废话,谁自杀是寻常的。”“我是说他死得奇怪。”“咳,你要是一直在刑警队工作,这种事经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也许他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死前再见你一面,说几句表示告别的话呢,你们的交情深嘛。”“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办?”周志明干脆直问。“怎么办?案子的事,可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得队里几个领导共同研究了以后再定。不过根据办案子的章法,我估计,既然已经判明死者自杀,那就只能销案,就这么回事。”“销案?连自杀的原因都没查清楚,怎么能就这么销案大吉了呢?”“哎呀,”马三耀苦笑一下,“我说你呀,亏你还当过几天刑警呢,怎么净说外行话?咱们公安部门只负责处理和犯罪有关的事,自杀事件是向来不管的,那么多自杀的你都一个个给他们找原因去,那就甭干别的了,杀、偷、抢案件还积压着查不过来呢,哪有工夫往这些寻短见的身上耗呀。跟你说吧,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天下就有那么一种人,心眼跟针鼻儿一样窄。你甭以为他寻短见就一定因为什么过不去的大事情,也许屁事也没有,就是不想活啦。上次我就搞过这样一个案件,那个人就属于那么一种抑郁的神经类型,感情脆弱得不得了,在别人那里不算什么的事,到了他那儿就缠绕不开了,表面你还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对劲儿,实际他思想上已经背了一串莫名其妙的大包袱,一旦发作起来,就往死上琢磨。这号人,整个精神都是混乱的,性格也是病态的,你要真是死心眼儿去查他的死因,那才算是白搭工夫,别说杜卫东这种小人物,就是那些个有名有姓的大人物又怎么样?”马三耀从桌上拿起那本《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对周志明晃晃,“法捷耶夫,还有海明威、杰克·伦敦,一代文豪,功成名就,活得挺滋润的,结果怎么着?自杀了,他们为什么自杀,多少年人们猜测纷纭,莫衷一是……”周志明说:“海明威是不堪病痛而自杀,杰克·伦敦对现实失望才……”“那法捷耶夫呢?”马三耀不容他争辩,“还有马雅可夫斯基,都是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干吗也要走自戕之路?咳,其实除了他们自己,谁又能说得清呢。”周志明呆呆地听着马三耀的这一番滔滔的宏议,干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他总觉得自己也有一肚子道理,但却不及马三耀的雄辩,心里混乱得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想不出来了。马三耀连连打着哈欠,周志明看看表,时间已经很晚,便告辞了出来。一出楼门口,砭骨的迅风劈面撞在脸上,他猛丁打了个寒战,心里那股子躁妄的火气顿时冷却了很多。他突然后悔刚才跟马三耀说了那么多话,捣了那么多麻烦,不管怎么样,马三耀现在毕竟是处在刑警队长的位子上,对他主管的案件总是这么不管不顾地提问题、发议论,不是过于僭越了吗?就算是好朋友吧,长此下去也难免会使朋友讨厌的。他迎着风苦笑了一下,心里说:“真得改改了,这死认真的毛病。”第二天,他们全组就开始投入了查找那封报警信投寄人的工作,按照星期天下午定好的分工,大陈和小陆到预审处去提审徐邦呈,周志明从那封信的原件上剪下一条空白的纸,送到造纸研究所里去鉴定纸的产地,严君呢,到了市百货公司批发部去了解这类纸张在南州是否有过进货。几路分兵,齐头并进,大家都满怀着信心地杀了出去。可是一上午的战绩却有点儿令人失望,冯汉章在证据面前,虽然不得不承认了这封信的报警作用,但究竟是谁寄给他的,他也一无所知;周志明在造纸研究所碰的钉子更大,几个技术人员凑了半天,只能从纸的厚度、光洁度、色泽和纹路判断出是五十二克凸版纸,成分是麦草浆,但要确切认定产地,非得有一张十六开以上,完整无折痕的样纸来做纸质检查和拉力试验不可,这到哪儿去找呢?比起他们,严君得算是战绩辉煌了,她不但在市百货公司查到了这种横格纸的产地和印刷厂家,而且还抄回了南州市的进货日期、数量以及批发和零售的单位,连百货公司现在的底存情况都搞来了。可是要从六十多个进了这种纸的单位和商店里找出寄信人所在的大致方向来,又是何其遥远的彼岸啊,大伙儿望着这几张抄得密密麻麻的记录纸,全都闷了声。傍晚,天黑得似乎比往日早,刮了一天一夜的风虽然停歇了,外面却又洒洒扬扬地飘开了沙粒般的雪花,不一会儿,地上便薄薄地铺敷了一层晶莹的乳膜。因为下雪,又因为调查工作处在了急也急不得的阶段,所以到五点半一下班,段兴玉便决定让大家早点儿回去。晚饭以后,周志明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办公室没有开灯,很暗,也很静,显得空洞洞的。他突然生出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正置身在一片非常荒凉,没有人烟的沙漠中,哦,这是个多么怪诞不经的感觉啊。这四周,这楼房的四周,有繁华的闹市,有华丽的剧场,有绿色的公园,宽阔的马路上,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大陈、小陆、小严他们,他们在哪儿?在闹市,在剧场,在公园,在温暖的家里?在长时间紧张工作的空隙中,能有这么一个安静的晚上来调剂一下,是多么普通而又多么令人渴望的享受啊。他发呆地站在窗前,觉得自己怪凄凉。他跟他们不一样,他现在只渴望加班,盼着工作别闲下来,他最怕办公室里没有人,没有人说话,没有开关保险柜发出的砰砰的声响。大家走了,他心里就是一片沙漠,空白而苦寂。哦,繁华的广济路,华丽的红旗剧场,绿色的建国公园,去走走,走走……和谁?萌萌?一想到萌萌,他心里就不能安静。他原来是有个小小的计划的。自打从自新河出来,他还从来没能陪萌萌痛快地玩过呢,他计划着等萌萌放了寒假,如果这个案子能有个了结的话,科里必定会给他们组放几天假的,那时候他就陪萌萌出去,好好优游一番,北京、济南、泰山,哪儿都行,随萌萌的主意。平心而论,萌萌对他是有恩的,他忘不了,自新河,砖厂,哦,他忘不了那个酷日炎炎的夏天……他要用全部的爱去报答她。他心里老是这么想着,老是这么想着,可是,光想,却没能做什么,他只顾得这个要命的案子了,没有好好地同萌萌温存,偶然在一起还吵架,他真浑,干吗要吵架呢?干吗不稍稍珍惜一下已经得到的幸福呢?总妄想着能一下子改变萌萌那些错误的成见,为什么偏偏不考虑改变一个人常常不能光凭辩论、说理,而更需要大量的事实和漫长的时间呢?这一切,在和她分开之前,都没有意识到,而现在都已经无可挽回了。萌萌恨了他,他也不能再找上门去认错赔不是,他不能那么碖脸。萌萌那么不顾情面地刺伤了他,把他从家里骂出去,那个情形,他也同样是无法忘掉的,想起来眼泪就想往下掉,不,不去找她,不去,不去!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赌气的孩子。就着窗前一片淡淡朦朦的月光,他看了看表,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走到电话机旁拨动了那部公安局的内线电话。他先拨了马三耀办公室的号码,耳机嘟嘟地响了半天,没人接,他转而又拨了刑警队值班室的电话,这回接通了。“劳驾给我找一下马三耀。”他说。“不在。”对方不假思索地回答。“下班回家了?”他又问。“你是哪儿啊?”对方却反问。“我是五处。”“啊,刚才市南区发生了一起抢劫案,马队长到现场去了。”“啊。”他挂上电话,若有所失地愣了一会儿。的确,马三耀是个忙人,想叫他撇下那些恶性的刑事案件不管,而把人力物力花在查一个自杀者的死因上,是自己多么不合道理、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啊。他心绪茫然地离开办公室,默默下了楼,在楼门口呆立了片刻,然后朝外走去。他没有回西院小工具房,而是骑上自行车往西夹道来了。西夹道里燃着一盏孤零零的路灯,细细的飘雪在它那橙黄色的光芒下,像一片扑光的飞蠓上下翻舞。他推门走进院子,院里安静得像座空宅。他不知道自己的雪夜造访会给这个小院带来安慰还是带来难堪,他不能预测在过去的一两天内,这个家庭的成员之间彼此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只是在一个下意识的念头驱使下才来到这儿的。在这个时候,他觉得应该来看望看望这家老邻居。王焕德一家人大都坐在东屋里,一个个脸上布满了阴云。王焕德见他进来,嘴唇上勉强牵出一丝笑意,招呼他在椅子上落座;郑大妈只说了一句“你来了”,眼圈一红,声音便哽住了。他有些日子没有见他们了,只觉得他们的脸上骤添了许多老相,一举一动都显得颤巍巍的。大福子手里抱着孩子,老气横秋地坐在对面的床沿上,轻声问他:“我们家的事儿,你知道了吗?”他若有若无地点了一下头,扯开话题问道:“我嫂子呢?不在家?”“在,西屋里陪着我妹妹呢。咳,这两天,我们家在街道里都成了众矢之的了,志明,你知道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现在左邻右舍说什么的全有,可我们也不知道卫东到底有什么问题,真没法说。”王焕德声音嘶哑地打断了大福子的话,气呼呼地说:“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去,你甭理那些。”他转脸又对郑大妈说:“你那个治保主任,当不当还不照样干四化吗?志明你是知道的,我们淑萍和卫东好,我原来是不同意的,可是他俩铁了心,咱当爹妈的也不能给包办呀。卫东以前干过坏事,那是以前,年轻人嘛,谁还没跌过跤子呀,改了不就完了吗?自打他进了我这门,眼皮底下的好赖我还不清楚?在家,对我和你大妈没说的,不比大福子差;在厂,人家还要评他当先进工作者哪。这不,今儿早上他们支部书记,还有厂子里一个姓安的领导来啦,人家说的可都是好话,还把卫东没领的工资给送来啦,不信我拿给你看。卫东要真的有什么问题,人家厂的领导能对我们这样儿吗?我告诉你大福子,以后再听见谁在背后没根没底地败坏我们,你就叫他拿出凭据来,噢!合着人死了就一定有问题?我看没准儿还是叫坏人害死的呢!”一直在床角上坐着的郑大妈抬起泛红的眼睛,目光里游动着一线希望。她知道上次为了她这位刚过门女婿的冤枉官司,志明是出了力的,所以今天一看见志明进来,她简直觉得就像是救星降临了似的。她耐着心等老伴唠叨完了,才摆出了那个她认为是最根本的问题。“志明,卫东就这么死了算完了吗?你们公安局总应该有个正儿八经的说道吧,要不,算怎么回子事呢?你能不能跟你们公安局的领导说说去?”周志明把自己的目光躲避开,没有答话,他实在不知该答些什么。沉默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说:“我到西屋看看淑萍去。”他独自出了东屋,走到西屋的门口,心里突然感触万端,不久前,他不是恰恰也怀着和今天类似的心情从东屋走到西屋去的吗?所不同的是,那时杜卫东还活着,而现在……他用冰凉的手掌抚在额头上,仿佛想拂去那簇新而灼烫的记忆。稍稍平定了一下心情,他推门走进西屋。梅英正挨着淑萍坐在显得空荡荡的双人床上,见他进来,忙站起来打招呼。周志明在她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仔细端详了一下淑萍,她好像几天没吃饭没洗脸似的,菜黄的面色与萎靡的精神使她如同一个沉疴已久的病人。“小萍,你别太难过……”他只说了这一句,便被淑萍神经质的哀求打断了。“志明哥哥,你别以为他是坏人,你千万别以为他是坏人,不,他不是坏人……”他完全没有想到淑萍会说出这样维护杜卫东的话来。呆呆地,他问:“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死,要自杀吗?他露过一点儿迹象没有?”淑萍愣着神儿没吱声,梅英催促她说:“你好好想想,跟志明说说,上次卫东的事还不是亏了他。”“我说不出来,我一点儿也没想到,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他为什么?为什么……”淑萍又要哭。他赶快用话把她的情绪打断,“他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没干什么,每天按点上班,下了班就是帮他们厂里一个人打家具,这些我都跟昨天来的那两个警察说了。”“上个星期六他给我打过电话,你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吗?”“星期六?不知道呀。”“那他没说过有什么事想找我吗?”“他前两天说过要找你的。”“什么事?”他站起来,急切地问。“我们俩想请你吃喜酒,我叫他找你定个地方。再有,我们商量好了,春节以前把这间房子给你腾出来,他大概想告诉你。”“噢,”他不觉泄了口气,想了想,又问:“星期六那天他都到什么地方去过?”“早上就出去了,大概是上班吧,晚上回来的,在家吃的晚饭。”“晚上几点回来的?”“五点多钟吧,也许六点。”“这么说,他五点多钟从厂里回来,在家吃了晚饭,然后七点多钟又到厂里值班去了,对吗?”见淑萍点点头,他心里忽地动了一下,“这就怪了,既然晚上要在厂里值班,为什么还要这么远跑回家来吃晚饭?何苦这么疲于奔命呢?是为了回来等我?还是他下午根本就没在厂子里?那,他能去哪儿呢?”他慢慢踱着步子,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那贴在墙上的大红喜字剪纸上似乎还弥留着新婚之家的温热气息;沙发的旁边,新置了一个自制的小书架,上面的书册不多,插放却很整齐,他哈着腰从上到下地浏览着书目,问道:“这是你看的书,还是他看的书?”“差不多都是他的,他挺爱看书的。”他拿起一本《新体育》,翻了翻,“他喜欢看这些?”“挺喜欢的,上上个星期他开始每天早上练长跑了,你看那是他的球鞋。”“这也是他看的吗?”他拿起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是他从厂子里借来的。”周志明心里好像有一面重鼓在擂,“不!不!不!他不应该是自杀!”但是他抿紧了嘴巴没有出声,脸色平静地离开书架,又踱到五斗橱前面。橱面上零乱不堪地散放着些水杯、电筒、眼镜和本子之类的东西。梅英走过来一边动手归置这些东西,一边说:“这几天,淑萍也没心思收拾屋子了,平时呀,这间屋子拾弄得可干净呢。”“这是谁的本子?”他从橱面上拿起一个塑料皮本子,翻开看了一眼,他当然认识杜卫东的字,于是对淑萍说:“他写的,我拿走看看行吗?”“行。”“这是什么,淑萍?”梅英手里拿着一只小玻璃瓶子,“里面是什么水呀?”“什么?”淑萍用红肿的眼睛审视了一会儿,摇摇头,“不知道,可能也是他的。”周志明接过那个瓶子,打开盖子,里面是一种暗红色的水,闻闻,挺呛,他也说不清这是什么东西。又问了些其他的问题,说了些老生常谈的安慰话,他离开了西屋,临走的时候把杜卫东那个本子,还有那个来历不明的小玻璃瓶都带在了身上。在回机关的路上,他觉得一股子很有力量的火,从心里一直烧到脸上,他坚信杜卫东不是马三耀讲的那种多愁善感、神经虚弱的人,也不是那种不知道珍惜新生活而继续作歹的人,他应该把他的死因查清楚,应该担起这个责任来,好让杜卫东走得明白,让王大伯一家人安下心来,他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情,因为他,现在也只有他,才能这么强烈地、确切地体会和感觉到杜卫东死的奇怪!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周志明就来到技术室。刚拿出那只小瓶子,搞化验的老钱就伸出一只手来。“送检单。”他笑笑,“没有。”老钱半真半假地绷起脸,“刚一上班就跑这儿起哄,是不是?”他把瓶子递过去,“凭交情,你给我看看是什么东西。”老钱朝瓶子上斜了一眼,“到底是公事私事?要是公事,回去填个送检单,写明送检的目的要求,叫你们科长签上字,别嫌麻烦;要是私事,劳驾别往这儿拿。”他知道老钱平常特别喜欢他,所以带点赖相地说:“得啦,我又不让你们化验,凭经验,帮我闻闻是什么东西,还不行吗?”“嘿,你这上下嘴唇一碰,说得倒容易。你以为跟酱油醋似的,一闻就闻出来啦?哼……得了,谁让我是你大叔呢,拿来吧,我闻闻,省得你哭……这是什么怪味儿啊,好像有酒精,小齐,你闻闻来。”小齐把鼻子凑上来:“好像还有碘酒味儿……”“不行啊,闻是闻不出来的,像这种连名堂也叫不出来的东西,就是做化验也得送技术处才行,咱们这儿……”“算了,你们真笨蛋!”技术室的门在弹簧的拉力下重重地关在身后,生硬的响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反荡出持久的回音,他机械地向前移动着脚步,心里突然腾起一股恶狠狠的火气,仿佛自己是一个长久地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不得不体验着那种由于信心的城垣不断溃坍而产生的烦躁和恼恨。这个职业,这些个案子,真是太难了!这一瞬间,他胸中集变起一种异常狂暴的心情,恨不得把手上这只小玻璃瓶用力摔在墙上,看着那暗红色的浆水随着玻璃的碎片飞迸出来才痛快。然而这个歇斯底里的念头在脑子里刚一闪,就立即被一阵猛烈的心跳窒住了,“我这是怎么了?这么没有耐心,这么缺乏克制,我不能这样,我还算一个侦查员呀,一个听起来多么光荣的称号……”他镇静下来,看着手里的瓶子,把它揣进兜内,忽听到身后段兴玉的声音在问他:“在这儿干吗呢?”“没干吗。”他转过身。“你不舒服?好像脸色不大好。”“没事儿,我就这样。”他们两个说着话,走回到办公室来。大陈、小严和小陆成鼎足形坐在屋里,见他们进来,大陈说:“我们等你们半天了。”段兴玉在自己的桌前坐定,说:“咱们抓紧时间开始吧,今天上午得把投信人的画像勾勒个初稿出来,可惜我们手上的颜料就是这么一封信,太单一了点儿。”“噢,”大陈说,“刚才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议了议,粗粗略略地给作案人画了一张相,我们在大方面意见一致,在个别问题上还有不统一的地方。”“是吗?”段兴玉说,“那就先说说你们一致的意见。”“综合起来有这么几条,”大陈说,“第一,作案人必须具备仇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动思想基础,这是当然的条件;第二,作案人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第三,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第四,具有能迅速知晓十二月二十七日审判结果的条件,这四条,我们三个意见是比较统一的。”“嗯——”段兴玉思索着点点头,没有表示什么看法,大陈继续说:“还有几个拿不准的问题,比如说:作案人的职业,我们估计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从这封信上几乎一点儿也看不出带有职业性的语言。另外,也找不出比较特殊的方言土语和谐音字,所以,投信人的籍贯也难以确定下来,还有性别,从行文语气上看像个男的,但也很难说。”段兴玉沉吟着,问:“把这个人的年龄定在四十岁以上,有什么根据呢?”“当然有,”陈全有未假思索便说,“这封信的语言,显然不是出自年轻人的手笔,全信只有一百一十几个字,却大量地使用文言,你就拿抬头来说吧,冯汉章就冯汉章呗,还非得‘台鉴’,现在的年轻人哪儿懂这些个繁文缛节呀。”小陆插嘴,“不光抬头,信文里也尽是古色古香的词儿,你看——”他拿着那封信指点着说,“什么家父啦,移榻啦,无大渐啦……”他自己也笑了,“真绕嘴,这家伙,反正是读过两天‘子曰’的人。”严君说:“说不定是私塾出身。”段兴玉听着,仍然没有做出然否的表示。他把目光移向周志明,问道:“你的意见呢?”“呃——”志明想了想,说,“这个,我倒觉得,……像个年轻人。”大陈不解地眯起眼睛,“年轻人,为什么?”“说不出为什么,反正是一个总的印象,感觉。”“哈,又是你那个感觉,”小陆笑起来,他现在跟志明已经不那么僵了,所以才揶揄地说,“能不能少来点儿那种虚无飘渺的感觉之类,说出点实打实的道理来嘛。”严君却插上来说:“道理归道理,感觉归感觉,互相又不能代替,上次杜卫东的问题,这次卢援朝的问题,实践证明小周的感觉都是挺灵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严君露骨的袒护,小陆有点儿来火儿,“照你这么说,办案子可以不要客观证据,不要逻辑分析,凭感觉就行了,是不是?你这套歪论,纯粹是经验主义,自由心证的大杂烩!”“帽子工厂。”严君半笑不笑的。周志明打断他们的争执,说:“信里,是用了些文言,但基本上是个文白相杂,或者说是个白话的东西。那几个古词儿我倒觉得和信中其他文字并不是交融得十分和谐的,总有生拉硬扯之感,读起来不那么顺。所以我想这个人大半是没有受过地道的古文训练,倒像是一个年轻人的模仿和卖弄。我上中学那会儿,我们有的同学看了几本《三国》、《水浒》之类的书,说起话来也就是这副咬文嚼字的德行,其实无非是看了几本章回小说,耳濡目染,之乎者也的顺口就来了。”大陈点起一支烟,喷了一口气,点着头说道:“嗯,也有道理,刚才我还琢磨呢,这个人倒是用了不少简化字,虽然说老年人也有用的,但还是年轻人用得多。”段兴玉从小陆手里要过那封信,把差不多可以倒背下来的信文又看了看,说:“我还有这样一些想法,咱们可以研究研究。你们提的第一条,作案人的政治思想基础问题,这当然是毋庸多言的,可是我想以后如果在确定的侦查方向上排列嫌疑人的话,这一条可以不列上去。”“为什么?”小陆问。“因为作案人并不一定把自己的反动思想暴露得那么明显。人是复杂的,多面的,也许他在单位还表现不错呢,你定上这一条,有的侦查员和保卫干部就容易单凭自己主观上对某人的好感而把他漏掉。过去一搞‘人物画像’就把这条放在首位,因为不这样就会有人说你不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看问题,旗帜不鲜明。现在是三中全会以后了,用不着怕这套形而上学的闲话,‘画像’的目的是为了给侦查员提供一个可以捉摸到的标准,又不是给犯罪分子列罪状。”“对,搞案子嘛,来实际的。”几个人都赞同。段兴玉接着说:“第二条,你们认为作案人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我同意,但是在文字表述上还是改动一下,因为文化程度包括太广,这封短信不能概括。而且文化程度还容易被人狭义地误解为学历,免不了会漏掉一些嫌疑人,你别看有的人只有小学学历,却自攻了一笔好文采。所以这一条应该改为:作案人具有相当于高中以上的文字能力。”段兴玉顿了一下,“年龄问题,我倾向志明的意见,如果上过私塾或精通古汉语的人写出来的东西,绝不会是这种七拼八凑、半文不白的模样,而且文言文的书信语言是很?唆的,前后都有许多谦谓的套话,一般不会这么开门见山。当然,敌人要在信文中潜伏暗语,在语汇的选择上不得不受些限制,写得通顺也很难,但是年龄定在四十岁以上,无论如何太偏高了,我看年龄范围宁可大些,二十五岁以上怎么样?”“行,这更保险些。”大陈说。“第四条我没什么意见。至于这个人的职业、性别和籍贯问题,既然目前还缺乏可供分析的材料,那就不要硬分析,先空着吧。”对作案人粗略的“画像”就算是议定了。大陈把从百货公司抄来的那六十多个单位和商店的名单从抽屉里取出来,摆在段兴玉面前,面有难色地说:“这么多单位,都进了这种纸,要查清这封信所用的纸是从哪个单位拿的,或者是在哪个商店买的,哼,海里捞针哪。”“墨水化验了吗?”段兴玉偏过头来问。“化验了,这封信是用普通的鞣亚铁墨水写的。全国统一配方,哪儿都有卖的。对缩小侦查范围一点儿价值也没有。”段兴玉面色严峻地站起来,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下决心查这个纸吧,这是目前唯一的突破口。春节前一定要把侦查方向确定下来,不然,各单位一放假,咱们可就干着急了。”会开了一上午才完。中午,周志明吃过饭从食堂走出来,伸手到裤兜里去掏手绢,掏出来的却是那个倒霉的小瓶子,他望着瓶子上滑动着的刺眼的太阳,呆呆地想了一会儿,紧锁的眉头猛地舒展开来,他想起了一个人——卞平甲。他顾不得上楼去穿大衣戴帽子,跑到存车棚推出自行车,光着个脑袋就骑出了大灰门。二十多分钟后,他匆匆来到市第二医院研究室化验科,找到了卞平甲。“哟,今天是什么风啊?”卞平甲惊讶不已地说,“你是难得有空儿的啊。”他顾不上寒暄,掏出那个瓶子。“帮个忙,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卞平甲看了看,又打开了瓶盖闻了闻,摇头说:“光看怎么能看得出来呀,你是从哪儿拿来的,要干什么?”“是杜卫东那儿,从他家里拿来的。”“噢,杜卫东啊,我好久没见他了,听说这小子在941厂混得挺不错呢,是他叫你来的?他自己怎么不来?”周志明避开卞平甲询问的目光,把视线移向窗外,“他死了。”“啊——”卞平甲睁大了眼睛。“大前天,他自杀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望着窗外湛蓝湛蓝的天空,闷闷地说。卞平甲疑惑地皱起眉头,“是不是……他又犯什么老毛病了?”“不知道,”周志明收回目光,在卞平甲消瘦的脸颊上注视了一下,勉强地摇摇头,“别人也有这么猜的。……可我觉得不像,你出狱以后,他一直改造得不错,在他离开自新河的那天,他在我面前,像个孩子似的痛哭流涕,发誓要重新做一个人,做一个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人……”“可现在又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人是会变的,何况他再好也是麻袋片上绣花,底子就不行。”“可是,可是,他出来以后,有了美满的小家庭,有了理想的工作,在单位表现也不错,干吗一定要走绝路呢,他死前一点儿迹象也没有,一点儿也没有。”卞平甲默然地点点头,“唉,这家伙,什么事儿不能想开呀。那这个瓶子……”“是放在他家柜橱上的,他家里人说以前没注意过,所以我想可能是他最近几天内拿回家的东西,说不定……咳,说不定吧。”卞平甲显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你们公安部门不是有专门的化验室吗?”“只有正式立案的物证才能被化验,所以我来找你,你懂这方面的知识,也许能看出点儿名堂来。”卞平甲凝眉看着手上的瓶子,说了句,“那你跟我来。”他们穿过几个相通的门,来到另一个大房间里。房间四周的墙壁差不多全被一个个染成奶白色的大玻璃柜遮挡着,玻璃柜里井然有序地摆满了形形色色的药品和器皿,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围着一张桌子打扑克,卞平甲对其中的一个人说:“老秦,劳驾你给鉴定鉴定这是什么东西。”“下午上了班再说,调主!”姓秦的把胳膊一甩。“你快给我看一下,这是我的私事。”老秦接过瓶子,对着光看看,打开来闻闻,问:“是咱们医院的吗?”“不是。”“那我哪知道是什么东西?”“什么呀,我闻闻。”和他打对家的一个女同志要过瓶子,闻了又闻,半天,才迟疑地说:“我怎么闻着跟三号炎痛剂差不多。”她把手上的牌交给卞平甲,说了句:“你替我打一会儿。”就跑出屋去了。这把牌刚刚打完,她又跑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大瓶子,里面也是这种暗红色的药水。“我说没错吧,我一闻就闻出来啦。”她得意地把大瓶子放在牌桌上。周志明连看带闻,不错,这一大一小的瓶子里,全是一样颜色一样气味的药水。他问:“这是你们医院里的药?”“不是,是药物研究所的试验品,在我们这儿临床试用的,叫‘三号炎痛剂’。”女同志说。“治什么病的?”“主要用于肌肉消炎,镇痛,这是种烈性药物,临床效果挺不错的。怎么啦,你用这种药哪?”“啊啊。”周志明闪烁其词地含混着。他谢了那女同志,和卞平甲出了大房间,来到走廊里。“怎么样,能看出什么问题吗?”卞平甲探究的目光停在他的脸上。“原来是药。”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又抬起眼对卞平甲问道,“会不会是他最近到你们这儿看过病?”“这好办,到病历处去一查就知道。”“可我没带介绍信,人家给查吗?”“走吧,我这张脸呀,能顶三张介绍信。”到病历处,因为还没有开始挂下午的号,两个女同志便抽闲替他们查起来。“是叫杜卫东吗?”一个女护士找出一袋病历,对卞平甲问道。“是呀,有吗?”卞平甲很兴奋地看了周志明一眼。“有一个。”女护士把病历递给他们。“杜卫东,”他们打开病历,卞平甲轻声念道,“男,一九六六年生,咦,怎么搞的,才十三岁。南大附中学生,不对!”“还有一个叫黄卫东的,是个女的,要吗?”另一个护士又找出一份病历来。“算了。”卞平甲摇摇手。两个人走出病历处,周志明看了看表,失声叫道:“坏了,我要迟到了。”“还有别的事吗?”卞平甲问,“杜卫东这个事,还需要我帮什么忙的话,就来找我好了。”“唔——”他思索了一下,“这个三号炎痛剂,全市只有你们一家医院有吗?”“可能吧,临床试验的药要是发得太广泛,不是等于推广使用了吗?不过我可以问问清楚。”“那你回头给我打个电话。”他扯过卞平甲的手,用钢笔把一个电话号码写在他的手心里。下午一上班,纪真就来到陈全有这个组的办公室里,要听311案的汇报。段兴玉在他表情阴沉的脸上瞥了一眼,试探地问道:“上午,你上局里,马局长谈到这个案子了?”“啊。”纪真闷闷地应了一声,仿佛是不愿多说的意思。纪真这时候是堵了一肚子不痛快的。上午他在马局长办公室谈其他问题的时候,马局长猝然问起这个案子的情况来了,问得又那么细,他当然不能一一尽答,不料马局长竟然当着那个比自己资历浅得多的技术处处长的面发起火来,根本不管他如何难堪。这老头子的脾气和他瘦弱不堪的外貌正相反,动了肝火的时候,一切面子都可以不顾的。“一个侦查处长,这么大的案子一问三不知,当官做老爷呀!你给我亲自动手抓,我要的是你过去的那个好作风!我要的是五十年代的纪真!”好,抓吧,其实这个案子他不是一直在抓吗?一个一个的方案,所有的重要决策,不都是经过了他的拍板吗?好,不当官做老爷,就下到组里去当侦查员,先听汇报!他坐在组里的办公室,心情却仍然败坏,看到周志明不知干什么去了,到现在还不回来,便气鼓鼓地对陈全有说道:“等他!一共这么几个人还锣齐鼓不齐的,搞什么案子!”足足等了十五分钟,谁也不说话,严君第一个耐不住这吓人的沉默,站起来说:“我去找找他,可能在西院睡死了没起来。”大陈小心翼翼地看了纪真一眼,轻声说:“这几天连轴转,够累的,我也是,倒下去就醒不来……”严君还没出门,门刷地一下开了,周志明连帽子也没戴,满头汗气走进来。“对不起,”他气喘吁吁地点了一下头,“有点事耽误了,开会吗?”大陈赶快接过话说:“快坐下吧,纪处长要听听案子的汇报。纪处长,开始吧?”纪真转脸面向段兴玉,口气比刚才缓和了些,说道:“我知道,这些天大家都很辛苦,没办法,我们是作战单位嘛,怕辛苦是干不了的。老段,你忘了六○年的那起国民党特务案吗,咱们有两个星期脑袋没沾过枕头,不照样精神足足的吗?现在你们年轻干部,也要学着过这一关,越辛苦,越累,越要讲纪律,越不能松懈!”段兴玉点点头,作为周志明的科长,他觉得这时不能不出来说两句,于是对周志明问道:“你是不是有什么急着要办的私事?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请科里其他同志帮帮忙,你们组这几个人得集中精力呀。”“不完全是私事,”周志明犹豫了一瞬,“我是在……我觉得杜卫东死得有些怪,他又是咱们这个案子涉及过的人,所以这一两天我想把一些疑点调查一下……”“什么?”纪真突然抬高了声音,把全屋的人都吓了一跳,“你怎么能擅自调查这件事呢?你请示谁了,科里知道吗?”周志明鼻尖上一下子吓出汗来,结结巴巴地解释着:“我,我不是正式调查,不牵涉行使侦查权的问题,只不过是,是在他的家属那儿了解点儿情况,就这个范围……”“你这叫乱来,”纪真不容分辩地打断了他,“这件事情,人家刑警队已经做了结论,正式销案了,你怎么还插手呢?刑警队是一级侦查机构,给一个案件做结论也不是哪一个人的信口戏言,人命关天的事,没有科学根据人家能随便销案吗?而你,你靠什么?是不是又靠直觉?你搞侦查也不是一两天了,这点儿起码的道理还要我教你?直觉,是属于主观的范畴,仅仅靠它来断案,迟早要跌跤子的!”周志明让这通劈头盖脸的申斥弄得脑门儿有点儿发热了,梗着长长的脖子说:“我也没说要靠直觉来断案,我只是觉得有疑问,了解些情况又怎么了?”纪真气急地用手指头在桌面上敲着,“你是国家的侦查员,不是私人的侦探,你应当服从的不是你的自信和狂妄,而是组织,是你的机关,先把你自己应该管的案件管好吧,人家办的案子,即便有错误,人家的组织会负责的!”周志明的嗓门也忍不住抬高了:“照你的意思,我们公安人员仅仅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就算完了,为什么不能有一点儿对人民、对国家的直接责任心呢?”大陈把眉毛压了压,冲他摆着手,“周志明,你冷静一点儿,不要再说了。”纪真脸色铁青,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年轻侦查员这么高腔大嗓地同他直辩,他的口气愈加强硬起来。“好吧,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解决,今天先汇报。不过我先跟你明确,对于其它单位主管的案件,我们一律规避,不得中间横插杠子。如果你掌握了什么确实证据,证明杜卫东的自杀和我们主管的311案有关,可以正式向科里提出来,再由科里向处里提出报告,如果你仅仅出于自己的直觉,就请你养成客观和冷静的习惯,踏实一点儿,不要捕风捉影,更不能由此搞僵我们和兄弟单位的关系。”周志明没有再顶撞下去,闷着气不吭声了。汇报会开了一上午,他没再说一句话,纪真呢,当然有问题也不问他。等散了会,纪真对段兴玉说了一句:“过一会儿你到我那儿去一下。”便离开了这间屋子。纪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在椅子上抽了一会儿闷烟,拉开抽屉想找烟嘴,却怎么也找不着,抽屉里的东西和他此时的心境一样凌乱,今天真是什么事情都不顺心。行政科长手里捧着一摞材料和报表走进来,很有条理地把一大堆非常琐碎的事务灌进他的耳朵,他也没心思细问,很粗略地翻了翻那摞子待批的文件,草草地在上面签了名字,等行政科长要走的时候,他才想起了一件要问的事情来。“上次查卫生的时候我说的那件事办了没有?”“什么事?”行政科长一时想不起来了。他有点儿火儿,“一科周志明住的那间房子!”“噢,这件事呀,我问了问管房的老万,现在全处一间空房都没有,看来还得让他先在那儿凑合一段再说。”“我看了那房子了,冬天,住人不行!”他的口气是不容商量的,“处里要是调配不开,在市局招待所给他包个床吧。”“哎呀,”行政科长面有难色,“这怕不行,行政开支没这个项目,财务那儿不给上账啊,就是你批也不成,会计是只认他们自己手里的文件条条的。”“你是行政科长,你给我想办法!”他突然发了脾气,“你们这些个搞后勤的,知道不知道?我们侦查员一干就是几夜几夜地不合眼,一科现在已经把周志明当骨干侦查员使用,闹得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夜里工作完了回去,还得现生炉子,成什么话?这是你的失职!”行政科长一声不吭,半天才委屈地说:“这,这叫我怎么办呢,房子紧张,财务制度,我有什么办法?”纪真沉着脸,“行政费报不了,从业务费上支,我是处长,主管全处业务工作,业务费我说了算,你从业务费里拿钱吧!”“好。”行政科长转身刚想走,忽又转回身来,试探地问了一句:“去哪个招待所合适呢?环西路那个离处里太远,养蜂胡同这个净是单间、双人间,标准太高了。”“高就高点儿吧。”纪真翻弄着抽屉,头也不抬地答了一句。行政科长刚走,段兴玉就来了,人还没坐稳,纪真便开口说:“周志明这么不安分不行啊,你要勤敲打着他一点儿,工作能力强是好事,可像现在这样不把别的单位放在眼里怎么行呢。”“年轻干部,我看有他这点儿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认真精神还不错呢,不能求全责备。”段兴玉坐在沙发上说。纪真的手臂在空中挥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我宁可要工作能力弱一点儿的侦查员,也不愿要这种惹是生非的,你知道,搞不好人家刑警队要给我们提意见的,搞我们一身是非。”段兴玉好半天没有说话,纪真又说:“对侦查员怎么教育,你们科里好好考虑一下,出了麻烦我可找你是问。”段兴玉用一种异乎寻常的郑重口气开口说道:“老纪,有很久了,我想找你认真谈谈我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我们之间太缺乏过去的那种一致了,有许多分歧把我们膈膜开了。现在案子忙,也没工夫坐下来好好谈,可是有一点我现在不说出来就不痛快。我认为,我们的侦查事业能不能发展,水平能不能提高,关键是看我们这支队伍的好坏。现在国际间谍斗争这么激烈复杂,我们呢,技术设备无论怎么更新改进,也难以在短期内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也不能像外国间谍机关那样,毫无顾忌地使用各种卑鄙无耻、违反人性的手段来达到目的。那我们靠什么呢?除了我们在方针、路线和政策上的优势之外,很重要的一面就是要靠我们侦查员的智慧、勇敢和责任心,你是处长,我是科长,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和要求我们的侦查员?是要他们机械地服从上级,交办什么完成什么,成为上级的附庸,成为一个没有头脑和情感的机器人,还是鼓励和扶持他们的热情和主观能动性,帮助他们建立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从这一点上看,我觉得周志明的死认真倒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作风了。我不是袒护他,他在处理一些关系的问题上,有时候确实失之莽撞。可是列宁说过,任何缺点里都包含着优点,我们应该把他的优点引导出来,引导的目的应当是更好地使他提高保卫祖国、打击敌人的素养,而不是教他如何世故,如何善于关系学,如何机械地服从我们。老纪,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有分歧的,而解决这个分歧已经是一件很急迫的事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得告老引退了,你想过没有,究竟是什么样的年轻人接我们的班才让人放心呢?”纪真不答话,慢慢地点起一根烟,抽了两口,才说:“当然,当然……唔——今天大概是我的什么忌日,上午挨了上级的一顿批评,下午又挨了下级的一顿批评,真看不出你们,越老越成了激动派了。”段兴玉缓和地说:“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才愿意偶尔这么激动一次的,其实,我才真的快成了老于世故的油条呢。要觉得不对,你就干脆驳我,别绕着说。”“你说的呀,当然,理论上大半是对的。”“这么说,还有一小半不对的?”“理论上对的东西,实际执行上就难保那么有分寸了。啊——,我看你一点儿也不油,也是个死认真的脾气!”纪真好不容易地笑了一下,随即又说:“咱们之间的这些话,不要拿到科里给那帮小伙子们说,免得他们没有分寸。”段兴玉笑了笑,心里说:“要命,这个老头儿!”快下班了,段兴玉从外面回来,还没进屋,就听见屋里的几个人在高声争辩着什么,陆振羽的声音尤其不让人。“……你别傻了,上次帮刑警队正了误,你以为他们就从心眼里怎么感谢你了吗?我看不一定。而且说实在的,那次你也是三分主观努力,七分客观机遇,你承认不承认?”大陈的声音:“话不能这么说。不过我觉得这类事最好还是偶尔为之,因为是人家的案子,你插进去一只手总要慎重,搞好了,没什么,搞不好,一身膻。”严君的声音也加进来,“纪处长本来就对你有点儿成见,你何苦还要跟他顶呢?”始终不见周志明的回答。段兴玉推门进了屋子,大家都不说话了。周志明脸上挂着几分孤独,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略一思索,用婉转的口气说道:“好啦,过去的是非问题暂停辩论吧,大伙儿都把精力收拢到查纸上。小周,处长对你的批评,有些原则是对的,一个侦查员,对于自己的直觉不要自我轻信,这些话都值得你考虑。”周志明突然神情激动地站起来,从抽屉里抓出一个塑料皮的本子,往桌上一放,“你们看,你们看,这不仅仅是直觉,不是的!”大陈把本子拿起来,翻开来看了两行,“这是杜卫东的嘛。”他念出声来:“热爱书吧,它会使你愉快,使你尊重别人和自己。——高尔基。”又翻了几页,“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坚信人们爱你。——法国,雨果。这是什么玩意儿呀?”“这是他从报纸杂志上摘抄下来的东西,有诗,有格言警句,后面还有歌曲,不要觉得这是幼稚可笑,你们不知道他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他真是希望自己上进的。他死前几个小时,给我打了两次电话,说有事要找我面谈,可是我没来得及见到他,他就自杀了,这里一定有很重要的原因。我了解他,所以才知道他死得蹊跷,我不能不想办法搞清楚,这是一条人命,一条人命啊!”周志明克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大陈放下本子,沉默不语。段兴玉却语气严厉地说:“你对某件事情有怀疑,是可以的,不用说我们公安人员了,就是普通群众,碰到这类可疑问题,也是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些调查研究的。可是我们现在手里头有这样急迫的案子,特务分子还逍遥法外,每分钟都可能有我们国家大量的机密情报出现在外国间谍机关的办公桌上,我们的时间每分每秒都是宝贵的,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大陈把爱人孩子放在一边,小严一个女同志也这么长期地奔波熬夜,案子不破就还得熬下去。可今天下午,大家光等你就等了十五分钟,如果人人都这么没有时间观念,还怎么作战?”“这是我的错,我准改。”周志明大声说。“这件事,”段兴玉又指指那个本子,“你要查的话,事先要跟组里讲。”“……好吧。”周志明点了一下头。因为晚上要加班研究那张原件纸,大家都到楼下的饭厅吃晚饭去了。周志明跟在后面慢慢走着,心里头淡淡地泛着股苦味儿,他感到气闷,又感到委屈,论起在这个案件中他个人的损失,可以说没有人比他更大了,上下疏远,爱人反目,自己又极不体面地被指定了回避,这一切还不就是为了自己那个要命的死认真吗?假使依着中国的那句老话:“不为祸始”,也“不为福先”,为人处事都恬淡一些,岂不更好吗?其实,以他性格中原有的中庸成份,他本来是可以凭自己的谦恭和刻苦独善其身的,完全用不着这么直抒胸臆,惹是生非。他越想越觉得憋屈,真恨不得大声说一句,“妈的,再也不操这些心了!”吃过晚饭,刚一回到办公室,严君把电话听筒向他伸过来。“正好,找你的。”他接过电话,从对方大声的喂喂两声呼唤中,他一下子就听出是谁来了。“喂,你是志明吗?”对方不放心地问着,“怎么没精打采的,告诉你呀,我已经问清楚了,那种药,全市有八家医院都在用哪。按说试用药物是不应该发这么广的,反正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喂,怎么样?喂喂,你怎么啦,有主意没有?”“啊,没怎么,八家医院是吗?”他几乎是一种敷衍的口气。“对,这些医院里我倒都有认识的人,有的不熟,不熟也没关系,我可以陪你一块儿去,办事可能方便些。”“啊——”他迟疑着没答话。“怎么样?我只有中午有空,我们一中午跑一个地方,加上星期天,一个星期,完了。”卞平甲的自告奋勇使他心里一热,攥着电话的手心儿也冒出汗来,不知是什么鬼使神差,他一咬牙,说:“好吧!”放下电话,他先把这事向陈全有说了,陈全有略略考虑了一下,说:“中午要是有空,你去吧,不过可注意,别再迟到啦。”停了一下他又说:“刚才吃完饭,我跟段科长谈了一下,我是建议把杜卫东的自杀正式列为311案的一个疑点开展调查的,这并不是否定刑警队的决定,因为刑侦部门嘛,鉴定证明是自杀也就算完了,而我们反间谍部门却完全有理由搞清自杀的原因,只要和我们的案子有点儿关系就行。”周志明喜形于色地说:“是吗,科长怎么说?”“他没表示什么,现在这个当口上,要让他分出兵力去另开战场,那查纸就不能全力以赴了,这当然是要慎重权衡的啊。”陈全有的话没说错,晚上工作一完,段科长便找他把杜卫东那个本子要走了。第二天中午一下班,他啃着早上就买好的两个馒头,匆匆忙忙赶到约定地点和卞平甲会合,然后一块儿去他们选定的头一个目标——市职工医院去查病历,结果:查无此人。他又火急火燎地往回赶,生怕再迟到了。第二天中午,当他揣上馒头又要走的时候,陈全有叫住了他。“这么干,身体顶得住吗?”“行,没事。”“还有几个医院没查?”“七个。”大陈从抽屉里取出介绍信的本子,“好,我帮你跑几个。”他低头给自己写着介绍信,“今天我去哪儿,医大附属医院?行。”严君明白过来,响应道:“我也去,还有哪个医院,近一点儿的,我骑车子不如你们快。”“好。”大陈给严君又开了一张。小陆迟疑了一下,踱过来,“那,给我也开一张吧。”周志明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也许,也许什么也查不出来的,也许得白跑……”“行了,”小陆在他肩上拍了两下,“你甭解释了,都是老侦查员,还不懂这个?”小组成员一致的支持,使他感到特别的受鼓舞,有力量!哪怕他们并不帮助他跑腿,他心里也是高兴的。他今天给自己选了一个最远的医院——南州市骨科医院,他把自行车蹬得像飞起来一样,卞平甲可受不了了。“哎哎,我可是过了不惑之年的人了,照顾一下行不行?”他气喘吁吁地拼命跟在后面。骨科医院的一位药剂师是卞平甲在一个训练班上的同学,由他领着,他们先到挂号处去查病历,没用五分钟,挂号室的一个女护士便从一排排病历架后面转出身来,问道:“这儿有个杜卫东,941厂的,对吗?”“对!”周志明喜出望外,“他的病历能看看吗?”“不行。”女护士摇头说,“医院都有规定,病历是不许随便给人看的。”央求了半天,女护士还是执意不肯破坏医院的成规。最后,看在那个药剂师的面子上,她又钻进病历架里看了一下病历,把给杜卫东门诊的大夫的名字告诉了他们。“这是个老大夫,骨科权威。”走出挂号室以后,药剂师对他们说,“老头儿人不错,我可以领你们去找找他。”周志明向挂号室窗口那排已经甩起来的队列瞥了一眼,抬腕看看手表,发怵地说:“来不及了吧?下午快上班了。”“不要紧。”卞平甲还以为周志明是怕耽误他上班,忙说:“既然今天查到了,索性搞清楚再说,我晚回去一会儿没关系。”“那……好吧。”他只好决定豁出去了,“那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可别在那儿?唆。”“行,看你的。”他们向楼上走去,周志明又说:“找大夫了解病情,总不能直入公堂地进去就问哪,总得有个名义,回头就说我是杜卫东的弟弟,想了解哥哥的病况,怎么样?”卞平甲笑了,“不像,杜卫东那副傻大黑粗的样子,哪儿会有你这么个俊弟弟,我看不如说咱们是他单位的。”“别了,随便用组织的名义不合适,就说我是他弟弟吧,管他像不像的,那大夫说不定连杜卫东的长相都记不准了呢。”他们在楼梯上商量好了,才向门诊部走去。在一间小诊室里,药剂师把他们介绍给了一位须发疏朗的老医生。老医生没等他们开问,便露出一脸不满的神气说起来:“病人怎么不来?这么多天了。”他翻着桌上的台历本,说:“他是上星期六上午来看的病,我跟他讲了叫他星期天,最迟不能超过星期一就得来看拍片子的结果,可今天都星期四了,怎么还没来,不怕把自己耽误了吗?”“拍片子的结果出来了吗?是什么病?”周志明问。“有了病,大夫的话是一定要听的,否则,大夫再高明也没有用。”老医生答非所问,絮絮叨叨地咕噜着。“是啊,他老以为没事,不肯来,我们都挺着急的,所以来问问大夫。”卞平甲顺嘴编来。“还以为没事?别看表面上肿得不明显,再不来,半条胳膊怕是保不住了。”“大夫,他究竟什么病?”周志明着急地问。老大夫腰板笔直,端端地坐着,说道:“他的右腕以前骨折过,肱骨和桡骨都曾经受过严重的损伤,从这次拍的片子上看,当时治疗得不理想,原来损伤的部位现在又开始发炎、积脓、溃烂。这是一种突发的急性炎症,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恐怕是要截肢的。”周志明有点儿沉不住气了,语无伦次地问道:“大夫,那他照的那个片子,他的手,您说,他的手伤到什么程度了?肱骨,还有桡骨?”他在自己的小臂上比画着。老医生加重语气重复地说:“我不是危言耸听,他的手如果不及时手术,就得截肢,不过现在来的话,也许还有可为。”“我是说,您能不能判断,在上星期六,他从您这儿离开的时候,他的右手还能不能用力,比如说,负十公斤左右的东西?”“十公斤?不要说十公斤,半公斤也不行,他的右臂从肘关节以下几乎不能动了。”老医生大惑不解地望着他,“怎么,他回家后没说他的胳膊很痛吗?从片子上看,肱骨和桡骨的四周已经积脓了呀。”周志明顾不得再往下问了,向那位药剂师使个眼色,匆匆忙忙向老医生道扰告辞。出了诊室他又向药剂师道了谢,便快步如风地往楼下走,卞平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溜小跑跟上他,穿过走廊,直奔医院的大门。“哎哎,到底怎么样?你是不是发现点儿什么了?”周志明脸色凝重,摇了一下头,“不,没什么。”走出大门口,他握住卞平甲的手,迟疑少顷又说:“以后吧,以后再告诉你。”他使劲儿握了握卞平甲的手,突然觉得眼睛有点湿了,“老卞,你真是个好人,杜卫东有灵,准要给你作揖了。”下午上班的时间已经过了二十来分钟,他和卞平甲分手后,在离医院不远的一家修自行车的铺子里,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他拨通了办公室,刚说了一句话,大陈便先埋怨起来。“你怎么搞的,都几点啦?纪处长刚才又发火儿了,喂,你现在在哪儿啊?”“喂,跟你说,我现在回不去,请个假。”“请假?我看你算了吧,现在案子正是要劲的时候,小陆他们已经出去了,我也正要走呢,你快回来吧。”大陈几乎是命令的口吻了。“我回去挨批评,做检查,背处分,都可以,可这个事非马上办不可,劳驾了,你在领导那儿替我挡一挡。”“到底什么事啊?喂喂。”“见面再说吧,这儿讲话不方便。”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挂掉了电话。半个小时以后,他来到刑警队马三耀的办公室里,进门第一句话就说:“杜卫东不是自杀,是他杀!”“什么?”马三耀被这一惊人的宣告弄愣了,好半天脸上才现出疑惑的表情,推开堆在面前的一堆材料,用略带嘲弄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慢吞吞地说:“你小子昨天晚上做什么怪梦了吧?”“我找到证据了,不开玩笑!”马三耀凝眸和他相视少顷,在目光短瞬的交流中,他眉宇间那微讽的笑意消失了,神态严肃起来,但口气中仍然蕴着怀疑。“什么证据?”周志明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急急地说:“上个星期六上午,也就是杜卫东死的当天,他去市骨科医院看过病,他的右臂在监狱里被其他犯人捆残过,现在旧伤复发,医院里给他拍了片子,一个权威骨科医生证明他的右臂已经完全丧失活动能力,根本不能用劲儿。自勒身死,绝对不可能,医院的诊断可以百分之百地推翻这个结论!”马三耀被这个横生出来的证据惊得目瞪口呆,“什么?你再说一遍!”“骨科医院,他死前去看过病,右臂内部溃肿,根本不能用力!”马三耀眉头打成一个疙瘩,呆呆地沉思片刻,如梦方醒地跳起来,抓起了桌上的电话。“找老武,老武吗?你马上派人去市骨科医院,杜卫东自杀以前,不,他死以前去那儿看过病,你们去一下……不不,不仅是一般的了解病情,而是取证,对,取证,你别管销没销案……是,要马上去。”放下电话,他坐下来,很疲倦地仰靠在椅背上,颓然地用手指捏着紧锁的眉尖,周志明靠近他,轻声说:“你看,是否还应该派人再到他家里去一下,也许能了解点儿新情况……”马三耀一句话没说,站起来,收拾好桌上散乱的材料,抓起棉帽子向门外走去,他拉开门,才转回身对周志明说道:“陪我一起去,行吗?”他们来到西夹道,是下午四点多钟。对于他们的不速而至,王焕德一家人无不下意识地觉得事情有了一线希望。郑大妈形容枯槁,但说起话来,锐意还在,她用微陷的眼睛看定马三耀,叨叨说道:“你是公安局的领导吗?我们家卫东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个说法,你们总该给个准谱子吧?他要是有问题,我们划清界限,要是没问题,我们也好挺着腰板做人呀,现在都在搞四化……”马三耀不去理会老太太的唠叨,老练地在淑萍的房间里四下打量,问道:“星期六下午他回家以后,没说起他哪儿不舒服吗?”一家人面面相觑,王焕德说:“没听他说呀。”“那你们有没有发现,或者说感觉到他的右手有什么毛病?”沉闷了好一会儿,梅英第一个想起什么来,说道:“那天他吃晚饭,好像……他好像是用匙子吃的,淑萍,你不是还说他越活越小来着吗?”“用哪只手拿匙,右手,还是左手?”“哎哟,这可记不清了。”淑萍一直静静地思索,突然,眼睛闪了一下,“对对,他的胳膊是有毛病,他那两天说过他手痛,对我说过的!我问他怎么了,是不是以前得过什么病,他又老不爱说,我还说他来着,这又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干吗不好意思呢。对了,那天我还劝他别去值班了,和别人换一换,他不听,说是大星期六的,跟别人换班不合适,他这人就这么认真。”大福子的目光一直在马三耀脸上探询着,这时才插空进来问了一句:“卫东……没什么问题吧?”马三耀没有回答他,自顾在屋里踱了两步,站定,问道:“他的东西,我们可以看看吗?”“可以,当然可以。”王焕德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当即说。马三耀先看了那个小书架,信手翻了翻,又看了杜卫东的柜子和桌子的抽屉。一边看,一边问一些杜卫东日常的起居习惯和死前的言行之类,最后他从床腿的里侧顺手拾起一只白色的帆布包,问道:“这也是他的?还挺沉。”“是他做木匠活儿的工具兜。”淑萍说。马三耀扒着兜子往里看了看,伸手进去,哗啦哗啦一阵铁器撞击的声响,他从里面拿出一个小本子来,粗略地翻看着。“写的什么?”周志明问。“没什么,净是些家具图样,哎,这儿还夹着张纸……好像是封信。”马三耀从小本子里抖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来,展开来看了一遍,向淑萍问道:“谁的信?”淑萍看了一眼,摇摇头,马三耀又递给志明,“不知道谁的信啊,我看是个草稿,勾得乱七八糟的,肯定不是他写的,他写不出这种水平的字来,我知道。”周志明接过那张纸,一行熟悉的字把他的视觉猛地击了一下,他全身的血液都在这一击之下怦然窜到脑门上来了,这就是那封信!那封他们全力以赴在搜寻的信!冯汉章先生台鉴:你寄来的钱……他的手抖起来,全身抖起来,不知是兴奋、是狂喜,还是恐惧、是惊骇!他认识这笔迹,这潦草却未加伪装的笔迹!施肖萌掮着沉甸甸的书包,走进宁静的阅览室。行将西落的太阳,在这间轩敞的大房间里洒下一片灿烂的金晖,明亮堂皇的视觉效果和暖融融的书卷的香气,使她晦暗的胸襟稍稍宽展了一些。她为自己找了一把略高一些的靠背椅,尽量舒适地坐下来。这几天,来这儿看书的学生寥寥落落,似乎大家都在忙着为逃避去外地分校的命运而奔走活动。她要不是中午刚从王副校长那里得到了可靠的内部消息,又何尝能够如此安逸地来这里看书呢?还有几天就要放寒假了,放假前就要公布去分校的学生名单,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在教室、宿舍还是在操场、食堂,这件事都作为中心话题被人们用各种猜测、判断和展望翻来覆去地咀嚼着。要去六百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几乎每个人都面临着被——用某些同学的话说——发配“远恶军州”的可能。前天,中文系十八个党团员联名向校党委递了公开信,主动要求去分校草创,随后,西语系立即有人起而响应,而在他们法律系,却还没有涌现出这类拔萃人物。当她在食堂门口看到那封赫然贴在墙上的公开信时,胸口也曾荡过一股热流,对于这些自告奋勇的同学,她从心里是敬佩的,因为这毕竟不是假好汉的一时狂热,而是对自己终身前途的一个小小的选择,她真恨不得也登高振臂,“算我一个!”把自己的名字填在上面,与那十八勇士为伍做伴去。然而却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她要是真那么干了,也许才真是属于一时狂热呢。她想好了,听天由命吧,让她去,她就去,让她留,她也不那么左,好像只有到分校才算响应党的号召似的。于是在昨天全班的大会上,她只是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谨慎而简短地表了一个愿意服从组织分配的态。等散了会,立即有人对她说:“你还怕什么?你有你老头儿……”虽然是熟人玩笑,但说得这么直白,颇有些让人下不来台,她当即就恼羞成怒地抢白了一句:“你可以监督呀,我要是托家里走了后门,你告到纪委去,叫我退学都行。”王副校长在今天中午透给她的消息中,特别提到了《南大学报》已经内定由她担任法律组的学生编辑一事,显然,她的留校有一大半是出于这一缘故。她的心情也由此而安定下来,这样见了谁都可以说得出口了,她留是留得无愧的。阳光在眼前的桌面上镀了一层柔和的金色,使人赏心悦目。《学报》怎么看中她了呢?大概,一是因为卢援朝案件的胜诉,使她小小地轰动了一下;二是她的那篇“摒弃人治,实行法治”的文章,《学报》取其鲜明,是准备刊用的。这两件事似乎和眼前这片金色的阳光一样,预示着自己在事业上的未来。比起大多数同学来,她应该算一个早发的幸运儿了。一想到自己的文章将第一次被铅字刊出,她心里便荡漾起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和满足。多想想这些好事吧,她尽量把这些天来那一个个不快的思绪从脑子里赶开,慢悠悠地从书包里取出那本正看了一半的参考书——《宪法选编》,从中间打开来,又摊开笔记本。对!所有这一切,学问是最要紧的。十九信条?穴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公布?雪第一条,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第二条,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黑色的铅字在书页上模糊起来,她的思绪又飘移开去。最近一段时间,她总是不能长时间地凝聚起注意力来,思绪总是这样游移无定,像痼习一样难以克制,想什么呢?她常常……常常会不期然地想起周志明来。

他装作没听懂,“她对谁都挺热心的,我们处里一个姓陆的小伙子很喜欢她,大伙都想帮着促成这个事呢。”“啊,是吗?”萌萌笑了。他们回到家,厨房的餐桌上摆着快要凉的饭菜,萌萌一边洗着手,一边问吴阿姨:“他们都吃过了?”“吃过了,都在客厅。”吴阿姨忙着帮他们点火热菜,又带着几分大惊小怪的神气悄悄补了一句:“你爸爸正跟小虹说话呢。”果然,他们刚刚吃上头一口饭,就听见施万云在客厅里提高了声音,语气似乎有点异样。“怎么能这样比呢,难道这不是‘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吗?”“老是‘四人帮’破坏,‘四人帮’打倒多久了,还赖‘四人帮’?”季虹的声音,“我就不服这个说法。”“那你说,你说!因为什么?”施万云明显忍耐着。“因为什么?因为咱们自己!哼,你瞧人家日本,盖一座楼,十几层,一个星期就交工,咱们呢?神农街那座楼盖了多久啦?别说盖大楼了,就连咱们门口修的那条地下管道,从十一月初,修了半个月,到现在,土还摊在那儿没人管,这还是在太平街,要是在老百姓的小巷里,堆三年也是它。噢!这也是‘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哼,我看纯粹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越穷越懒,没治!”宋凡的声音:“对了,这真是个事,万云,你明天想着和市政工程局说一下,这门口老是这样堆得乱七八糟怎么行,叫他们派人来清理一下。这些人,你不提出来,他就永远不管你。”施万云又开口了,声音还是冲着季虹的,“我看你们这些干部子弟,就是生活上和精神上都太优越了,那些真正住小巷子的群众,倒不像你们这样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的。”“牢骚满腹?我满腹牢骚还没发呢,你就说我调工作这件事,要是在国外,有什么本事做什么差事,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可咱们国家,哼,事儿多了,什么工转干啦,什么跨行业啦,什么调户口啦,什么名额分配啦,想要干成点儿事真是难透了。”“行了!我不想听你再发你那点儿牢骚了,你自己碰过一点儿不顺利,就对什么都看不惯,都有气,你现在的思想成了什么样子,自己都不清楚!你周围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吹嘘西方资本主义的话你都信,可我跟你讲了那么多正确的道理一点儿也听不进,你还要说什么!”施万云动气了。志明和萌萌不由都停下碗筷,不无担心地把注意力投向客厅的方向。“算了算了,你爸爸好不容易能休息一个晚上,你让他安静一点儿吧。”宋凡是一副息事宁人的语气,“万云,医生不是说过了吗,不要动不动就发火。”“我周围是什么人,”季虹的声音明显弱了下来,“无非是一些朋友来跳跳舞。”“你们要跳着迪斯科走到共产主义去吗?”施万云的火却按捺不住了,“那几个男人,留那么长的头发,像什么?你要跳出去跳,我的家里不允许这种假洋鬼子进来!”“人家舞蹈演员,都留那么长头发,妈,你瞧爸爸,简直不让我说话了。”“哎呀,你们都吵个什么?虹虹,爸爸也是对你负责嘛,那些男的留那么长的头发是不好,还留着小胡子,完全是追求资产阶级那一套,我看着也不顺眼,总带到家里来跳舞对爸爸在外面该是什么影响呢?你们从来不考虑的。”“哼,”季虹还是有点嘟嘟囔囔,“美国人日本人也留长头发,不也搞得挺富吗……”“虹虹,算了,少说两句行不行?那是资本主义嘛……”“咱们倒是社会主义,可搞了几十年还那么穷。”“咣!”是茶杯重重地扣在桌子上的声音,连周志明和萌萌都吓了一跳。“出去!你简直不像我的女儿,不像一个共产党员的后代!”施万云终于爆发了,“你们是从蜜罐子里长出来的,以为自己天生就该享福,你们见过中国过去是什么样吗?见过帝国主义杀中国人吗?我们死了多少人才打出社会主义,死了多少人!光攻四平,就死了多少人!……打出了社会主义,是为了给你们随便骂的吗?你们这些娃娃,竟然对毛主席也指手画脚,有什么资格!滚出去!”客厅的门砰的一声,一阵咚咚的脚步在走廊穿过,接着,季虹的房门撒气般地狠狠摔了一下。客厅里,宋凡唧唧咕咕地埋怨着,一会儿,全都静了下来。“哼哼,”施肖萌的鼻子里很勉强地笑了两声,然后端起饭碗,“没事儿,我爸爸就这样儿,老头们对现在的年轻人总是理解不了,动不动就拿旧社会比。”周志明闷头吃饭,心里面沉甸甸的。在感情上,当然,也在道理上,他是不接受季虹的观点的,季虹放这种“厥词”已经不是一两次了,他并不像头一次听见时那么难受,似乎“久闻不知其臭”了。此刻心里的沉重,大半倒是为施伯伯刚才的激动而来的。他能理解他的激动,但对他批评季虹的角度却多少觉得有点简单和陈旧。他觉得季虹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已经有了相当固定的和具体的看法,远非一两句道理所能改变,如果一味拿她已经幻灭的那些理想信念来说教,只能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适得其反而已。周志明自己也说不出,如果一个人对所有的大道理,革命的信念和原则都已经感到苍白乏味了,那么该用什么来使她警醒和服气呢?他说不出,也许,也许,只有历史吧……他很想把这些话同萌萌交流交流,话至嘴边又止住了口。萌萌最近埋头功课,政治思想方面的事儿不去多想多看,跟着她那些同学人云亦云,他和她一谈起来,每每不投机。特别是他自己还没有搞懂或者找到答案的问题,他现在就避免和萌萌谈,萌萌很任性,免得不快。所以他只是低声地对她咕噜了一句:“你姐姐是不对。”“社会上本来就有很多阴暗面嘛,咱们国家有的方面就是没搞好,还不让人发发牢骚?发牢骚也是忧国忧民,我们大学里的同学也净发牢骚。”“发牢骚看怎么个发法儿,我也发,可你姐姐……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吧,她有点,怎么说呢,我说是有点自私,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不能触犯,也不能委屈,真的,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我就是有这个感觉。你姐姐有好多优点,我承认,但一个老是觉得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的人,看事物的眼光大概会变得越来越阴暗的。”“我不懂什么叫阴暗,你就说那条破管子吧,从十一月初就开始修,到你来的那天才修完,足有半个月天天回家都得跳沟,晚上沟边还支个二百瓦的大灯泡,照得你一宿睡不着觉,连江伯伯那些天都跑市委招待所过夜去了。到现在,废土还不给清,就冲市政工程队这帮官商老爷,谁没个意见呐,发发牢骚就是个人主义,自私,眼光阴暗?”萌萌笑了一下,“我看你才阴暗呢,你这职业习惯就老是把别人看得那么坏。”“你说的和我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算了算了。”他觉得还是不该在背后多说季虹的坏话,所以没再恋战,闷着声往嘴里扒着饭。突然,他的筷子一停,霍然抬眼,“你说什么?咱们门口的地下管道是夜里施工的?”“可不是吗,等你白天上班了,他们也回去睡觉了,你下班休息了,他们又来了,把我们给气坏了!”“原来是这样!”他扔下饭碗,猛地站起来,从饭厅跑出去了。“怎么啦?一惊一乍的,什么毛病!”施肖萌端起碗,莫名其妙地跟出了饭厅。“有电话号码本吗?”他按着电话,愣愣地问了一句。“有,就在电话下面的抽屉里,你要干什么?”他不答话,找出电话本,把纸页翻得哗哗作响。“你到底要干什么,给谁打电话?”施肖萌满腹疑惑地走过去,她一眼看到周志明那只在电话本上划动着的手指停在了一行字上——城东区,市政工程队。城东区市政工程队的院子里,凌乱地堆满了钢管、缆绳、小推车、十字镐一类的器材和工具,办公室的门都上了挂锁,只有一间供夜班工人休息的小屋子,还亮着混浊的灯光。小屋里生起了一只火炉,炉子上坐着一壶开水,几个工人拥挤着围坐在炉子边上抽烟烤馒头,炉盖儿被掀得劈里啪啦不停地响着。带着股酸味儿的煤烟气,水壶口上噗噗作响的水蒸气和人们嘴里喷出的烟草气融汇成一片灰暗的浊雾,弥漫了整个屋子。靠门边,摆着一张破旧的“两头沉”,挨着桌子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位胖胖的工人,年纪约有五十开外,另一个便是周志明。“那么,太平街这条管道是什么时候修完的呢?”周志明用钢笔帽在自己的记录本上轻轻敲打着。胖师傅手里捧着一只硕大的洋瓷缸子,一面吹着缸子里的热气,一面竭力回忆着,“干了有半拉月吧……哎,小傅,太平街那活你们什么时候干完的?”从炉边的烟雾中,抬起一张煤黑熏染的脸,“不是有工作记录吗,查记录不就得了。”“对对对,”胖师傅被提醒了,拉开桌子的抽屉翻了半天,翻出一个卷了边的本子,打开来,一页一页地寻找着,“我记得他们是十七号干完的,因为从十八号开始我们就……你看,我说没错吧,是十七号完的工。”他把查到的记录指给周志明看,随后眨巴着眼睛问道:“出什么事了吧?”炉子边上的几个年轻人也瞪起眼睛,投来好奇的目光。周志明简单解释着:“没什么大事,有人丢了东西。”“是不是和我们这儿谁有牵连?”胖师傅神秘地压低了声音。“不不,偷东西的人可能经过你们的工地,所以我是想了解一下你们每天干活儿的时间。”他把询问的目光移到炉子边那张熏着煤黑的脸上,显然,这个工人是在太平街修过管子的。姓傅的工人顶多不超过三十岁,慢吞吞地吮着烟卷,一双窄窄的眼睛望着水壶里喷出来的白花花的热气,简短地说:“开头几天上白天,后来改夜班了。”“最后几天上什么班?”周志明钉着问。“夜班,后来一直是夜班。因为那段管子修到太平街路面上去了,白天施工影响交通。”他在本子上飞快记着,嘴却没停下来,“夜班是从几点到几点?”“夜班呀,晚上十二点开始,”胖师傅抢着回答,“到早上六点收工,然后白天就休息,我们这儿夜班都是这个钟点。”“那就是说,在太平街的最后一班是十六号夜里十二点到十七号早上六点,对吗?”“没错儿。”年轻工人说。他合上本子,思索片刻,又问:“你能不能回忆一下,十七号早晨是整六点收的工吗?因为那是最后一天了,活儿是不是完得早点儿?”“最后一天?噢,那天活儿倒是不多了,可干完活儿还得收拾工具,拆电线,归置归置什么的,怎么也得到天亮,我记得我们是五点四十五分到五点五十分这时候撤的。”青年工人说完,站起身来,端开水壶给炉子加煤,圆鼓鼓的脸被炉火映得通红。“啊——”周志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怎么样?”胖师傅见他站起来,很负责地问道。“啊,谢谢你们啦,打扰啦。”他握了握那胖而粗糙的手。出了市政工程队的大门,他的心跳有点儿急促,大概,科学家在突然遇到新的发现之后,神经也是处在这样强烈的兴奋状态之中吧。显然,刑警队完全没有料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作案人进入现场的必经之路上,竟有一大帮工人在明烛高挂地修管子。他刚才的这一收获,至少把有条件作案的时间缩小了五个小时以上,这可以肯定是个重要的发现。街上有风,风把地上枯干的败叶扫得哗哗响,他奋力蹬起自行车,没有回太平街,而是向机关骑来。那么这个发现究竟重要在哪里呢,价值在哪里呢?他的耳鼓吼着呼呼的风响,脑子里却异常清晰起来。杜卫东在十六号晚上九点钟到十点半钟这段时间,被叫到警卫连去修暖气,江一明和援朝、季虹他们离开家是七点半,距九点钟正好一个半小时,这段时间太平街上人很多,杜卫东在这段时间里匆匆跑来跳窗子作案是不可想象的事。从十点半他修完暖气到十二点市政工程队的工人上班,也是一个半小时的间隔,从941厂骑自行车到太平街,玩命骑恐怕一个小时也拿不下来,坐公共汽车倒来倒去就更慢,如果他真是用十点半到十二点这段时间作案的话,就不能不考虑是不是用了其它交通工具,可他能有什么交通工具呢?时间又掐得这么合适,就像是事前反复观察算好了似的,为四十块钱的蝇头小利,值得这么处心积虑吗?或者……果然是政治性盗窃?或者根本就不是他干的!他骑车赶到处里,已经入夜十点了,跑进办公室,抓起市公安局的内线电话,拨通了刑警队的值班室。听筒里传来马三耀困意蒙碦的声音,“啊——,是你呀,晚上怎么没来?什么?你慢点儿说,又发现哪块新大陆啦?”“你知道吗,我刚从市政工程队来,市政工程队——,对,从十一月十六号晚上十二点,不,是十七号凌晨的零点,到早上六点,他们在太平街施工,对对,就是堆着渣土的那儿,那儿不过离江一明家二十米远,对,这说明……”“行了,我明白了!”对方没等他说下去就咣的一声挂断了电话。“他不高兴了?”他慢慢放下嘟嘟作响的电话听筒,热烈的心情骤然冷落下来,自己是不是太认真了?这毕竟是人家搞的案子,事外之人这样热心会被人家看做挑刺找茬的,可是干公安这一行,不认真点儿怎么得了呢?手里头捏着人命哪!他离开办公室,骑车子回太平街,他想好了,明天说什么也要再去找一下马三耀,不管他发脾气也好,连损带挖苦也好,反正这个案件是不该这么急就打上句号的,他得尽一番“苦谏”的责任去。施家的走廊里黑洞洞的,静无声响,他蹑足走向自己的房间,从虚掩的门缝里,他发现自己的屋子亮着灯光,推门一看,是施肖萌趴在床边的桌子上睡着了,桌上台灯的幽幽绿光,在她酣甜的脸上泛出一种大理石般的细腻。她的胳膊下面,压着张照片,他轻轻抽出来,这是萌萌几年前照的,那时候头上还扎着两条稚气的“小刷子”,脸上露着俏皮的微笑,非常非常的自然,在萌萌所有的照片中,他最宠这张,也许是他心目中最喜欢这样的萌萌吧,可萌萌自己却不喜欢,为此,前几天还对他下过“艾的美敦书”呢。“告诉你,以后别把这张照片压在玻璃底下,讨厌死了,换一张现在的。”“我就喜欢这张,不带一点儿脂粉气,”他把照片对着她,“小姑娘,多可爱!”“我现在照的相片带脂粉气?”萌萌盯问他。“脂粉气倒没有,可就是有点儿……任性的样子,还有,你总想摆出一副成熟的架子来,让人看了不敢亲近。”“那是你老那么别扭,对你就得任性一点儿。”他借着灯光,对着照片看,照片上的人也对着他看,“再过几年,你又变成什么样儿呢?”他苦笑了一下。“你回来了?”萌萌醒来了,看了看手表,“你到底出去干什么?你现在干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她不无恼火地说。“我到市政工程队是为了工作上的事,非今晚上去一趟不可。”“你怎么又把这个照片压在玻璃板下面了?”萌萌转移了话题,扯过他手上的照片来。“好好好,那就换一张吧。”他觉得很累,没心思和她争辩了,“把这张给我。”“不给你。”萌萌把照片揣到兜里去了。他坐在床上,看了她一眼,讨饶似的说:“困死了。”“也不知道你整天瞎忙什么,哎,跟你说,我妈妈明天上医院看病;我明天有大课;我姐姐他们剧院的《货郎与小姐》马上就要彩排了,忙得要死;爸爸明天要上北京开会。我跟妈说了,让你陪她去医院,你明天请半天假吧。”他心里明白,只要家里有什么“家务”,萌萌都尽量揽来给他做,为的是联络他和宋阿姨与季虹之间的感情,他点点头:“行。”“那你早点儿睡吧。”萌萌哈欠连天地走了。他把闹钟的铃拨到了五点钟上。闹钟在早上五点响了,他浑身酸懒地爬起来,轻手轻脚跑到厨房里擦了把脸,然后,搬着自行车出了大门。这时候的天色还带着浓夜的深沉,几颗星星孤零零地挂在墨黑的天幕上,路灯睡眼迷离地亮着,萧瑟的寒气中,浮动着片片冰冻的雾,偶或有几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从影影绰绰的街对面传来,令人为之一醒!他骑着车去刑警队,因为上午要陪宋阿姨上医院,下午不知道又会有什么事,而杜卫东案的起诉意见书今天上午就要被报到检察院去,所以他想利用早上这点儿时间和马三耀见一面,昨天晚上马三耀在队里值班,早上肯定不会走得这么早的。刑警队的院门洞开,院子里没有一个人,楼里也静得出奇,使他不由不下意识地把脚步放轻,循着木制的楼梯上了二楼,推开了队长办公室的房门,他一下呆住了。屋子里坐了五六个人,桌面上凌乱地摊着各种材料,地上的烟头和废烟盒狼藉不堪,空气十分污浊。“你们在开会?”他僵在门口。马三耀从桌子后面站起身来,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进来进来。”他招呼着,又对另外两个有些面生的人介绍说:“周志明,认识吗?以前是咱们队的。”挨近志明的一个刑警握了握他的手,“是‘四人帮’时期给抓起来的那个吧,听说过,那时候我在分局呢,西城的。”周志明被让到马三耀身边坐下,马三耀从桌上拿起一沓照片递过来,“你看看这个。”他俯身去看了一会儿,抬起头说:“这些鞋印照片我都看过了呀。”马三耀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凝视着他,嘴角的肌肉突然舒展开,笑了。“你胜了,杜卫东不是作案人。”志明的眉尖高高地扬起来。“你看,这几张是杜卫东的。”马三耀从照片堆里挑出了几张,成一字形摆开,说:“足迹表面有雨淋斑点,看这张,边沿倒塌,轮廓不清,这都是他雨前在江家修管子的时候踏的。你再看这几张——”马三耀又挑出几张来,“也是他的,这是留在洗漱间窗户外面的那几个鞋印,足迹表面光洁,花纹清晰,是雨后留的。”周志明点头说:“这些我昨天都看了,我知道杜卫东的嫌疑就出在这几个没有雨点儿的鞋印上。”马三耀笑笑,“我们原来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根据你昨天晚上的调查结果,罪犯的鞋印只能是在十七号零点以前,也就是说,在修地下管道的工人上工以前留在现场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他拿起一只放大镜递给周志明,接着说:“在江一明家周围那种比较松散的泥土上留下的足迹,如果是午夜以前的,足迹表面的泥土应呈细末状,如果是午夜以后留下的,表面泥土呈块状;午夜前的足迹上常有昆虫爬过的痕迹,而午夜后的则通常没有,你看杜卫东这几张雨后的足迹和其它三个人雨后的足迹相对比,区别不正在这里吗?这说明……”周志明恍然大悟地站起来,“这说明杜卫东在夜里十二点以前没有去过现场,而十二点以后也不可能去现场,他在洗漱间窗子外面的脚印的确是早上天亮以后踏下的,是去找弹簧尺的时候留下的,对吗?”“对。”马三耀坐下身来,说,“我们得谢谢你……”“得了,”他也坐下,“那我可受不了。”一屋子的人都愉快地笑起来。“好,”马三耀面向刑警们说:“咱们的会也该结束了。大家也都够困的了,不过,把困劲儿攒足了一块儿睡倒也更过瘾。你们先休息一下,吃点儿早饭,呆会儿上了班,我跟王玉山上局里汇报,老武,你和小李子根据咱们这个会研究的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老程、小柳抓紧把对杜卫东的审查结论写出来,争取上午能拿到看守所给杜卫东看了,然后释放他,你们先把释放通知书和释放证明书填好,我上局里汇报之前好批一下。还有什么要做的?……就这些,大家赶快办吧。”大家纷纷站起来,走了出去,王玉山收拾着桌面上的材料,马三耀忽然叫住了他:“王玉山,调资办给我写的鉴定还在你那儿吗?”“在,等上班我就还给他们,最迟今天就得报到局里去了。”“你拿来。”“怎么,你不是说不看了吗?”马三耀没有回答他,转脸对周志明说:“谢你还是要谢的。怎么样,这个案子得重新查起了,你现在在五处忙不忙?来跟我们一块儿干吧,我去找你们老段借你来行不行,说不定还真能搞出个窃密来。”王玉山把取出的调级鉴定材料递给了马三耀,马三耀没看,哧——一声,把材料撕个两半,摔进废纸篓里去了。“这是干什么?”周志明被弄得一愣,“用不着嘛。”“人贵有自知之明。”马三耀挥了一下手,“这一级不要了!”他扔下周志明,顾自走出了屋子。周志明是怀着一种得失相间的矛盾心情离开刑警队的。作为一个侦查员,他觉得自己没有白干,不是个废物,成功的喜悦一跳一跳地直冲心口。可是对马三耀呢,他那个二十几年无错案的显赫纪录,却被这半路上的一闷棍打断了,将要到手的升级也打飞了!马三耀的脾气他知道,这一级是绝不会再要了。作为朋友,他又有点儿难受,甚至觉得欠了马三耀什么情分似的,其实欠了什么呢?对了,该去西夹道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大爷、淑萍他们,他心里闪过这个念头,旋即又打消了。算了,这种人情好事,该让给马三耀去做的。看看表,还早,路边的副食店刚开门,他进去转了转,看见有活鸭子,买了一只,高高兴兴地回太平街来了。然而,高兴之后,心里又茫然。上午陪着宋阿姨看病就忘东忘西、神不守舍,在透视室甚至还拿错了另一位病人的透视单子,结果弄得宋阿姨一看到单子上写着“肺癌待查”四个字的时候,差点儿没背过气去。他心里的结子又沉重起来,“真正的罪犯是谁呢?”他没有想到,两天之后,案情突然发生了意料不到的进展——一个检举人出现了!绿色的上海牌轿车从灰色大门里疾驶而出,车轮微微跳动着,在干卷的枯叶上轧过,发出一串劈劈剥剥的响声。透过弧形的风挡玻璃,周志明的视线漠然地投向路边一闪即逝的建筑物,脑子里慢慢清理着自己的思绪。11·17案结论的推翻,杜卫东的冤情的洗白,使他在两三天之内蜚声全处。关于他和刑侦专家马三耀争论的始末,也演绎成各种版本的故事,在各科室不胫而走,成为人们闲扯的话题。正式的和玩笑的赞扬纷纷灌进他的耳朵,有得体的,听了还坦然;有言过其实或者没正形的,却叫他如坐针毡似的不安定,直到陆振羽拍着他的肩膀,说了那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以后,他才明白自己是被人彻底地误会了。“人哪,要打算一辈子不默默无闻,打算有点儿什么成就的话,光靠勤勤恳恳不行,总得爆出些引人注目的声响,给别人留点儿不寻常的印象来。”陆振羽做出一副深得此道的神态说:“不管到什么时候,人们一提起你,首先能想起来的,还是那些不同凡响的印象。就像咱们纪处长、段科长,他们在侦查系统的名气,还不就是叫五十年代那几起大案带出来的?这就叫老本儿,老本儿!知道吗?反正你小子这下算抄上了。”他摇摇头,未加解释地苦笑了一下。许多人把出人头地视为乐事,他却不,从心眼儿里不想嚼这个蜡。也许只有那些蹲过监狱,或者在其他什么阴山背后趴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一个倒霉蛋在转运之后的那种不求闻达,但求默默的心理状态和战战兢兢地做人的处世哲学,而这种心理状态和处世哲学在他身上,几乎成为一个固定的性格侧面了。坐监狱那会儿,在田保善这帮家伙的压迫下,他并没有一时苟全,而是拼命地争斗过。现在出了狱,他倒常常反而希望能与世无争地过日子了,什么事儿都别锋芒太露,宁可示人以无为,即便是在盛极的时候,也不要失去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不能有一丝忘形,如今的世界大概真像萌萌所说的那样,得意洋洋的人总是让人讨厌的。可是,看到那些不管就容易毁误的事情,他总憋不住还要去管,这也许是一种双重人格吧。这回,就算是“抄上了”吧,给马三耀挑的这个“刺儿”是挑对了。可现在冷静地自省一下,他仍然觉得自己那个死认真的脾气是个坏毛病,这毛病是他性格上的另一个侧面,肯定会有人看不惯,以为他是想爆出点儿不寻常的声响来呢。可这毛病也是难改呀。汽车在红灯路口停下来,随着一阵呛人的烟气,坐在后排座上的大陈把脑袋探了过来。“科长,是怎么样个检举人,纪处长在电话里没提吗?”段兴玉手里把握着舵轮,眼睛注视着前方,一动不动地答道:“没提,他在局里开别的会,大概刚才刑警队打电话向局里汇报这件事,马局长就说叫我们五处出面同检举人谈一谈,纪处长在电话里只交待了这么多。”陈全有把身子往后一仰,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卷儿,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一个盗窃案件,为什么让我们插手?难道真有可能是政治性的……?”“怎么没可能?”坐在他身边的严君说道,“江总工程师的笔记本里掉出来的那个小条子就很可疑嘛。咳咳!”她连连咳嗽了几声,把车窗玻璃摇下来,“你少抽几口行不行?”“也说不定那字条是老头儿自己无意中弄掉的呢。”大陈把烟扔进烟灰斗里。“和检举人谈完了再看吧,”段兴玉轻轻松开离合器,汽车穿过路口,“谁知道检举的是什么问题呢。”他又说。汽车开进刑警队的院子。他们先到办公室里,段兴玉看了检举人和马三耀谈话的记录,然后他们四个由马三耀陪着来到了刑警队的群众来访接待室。没进门的时候,马三耀在周志明的脖子上轻轻拍了一巴掌,小声说:“这人你认识。”认识?谁呢?他肚子里打了个问号。果然,一走进那间陈设简单的接待室,他还没看清检举人的脸就认出了那身很刺目的黑色小西服。施季虹也看见了他,抢先和他打招呼:“噢,你也在这儿呀,原来你是干这行的。”他笑着点点头,没说什么。经过马三耀极简短的互相介绍,他们和施季虹面对面坐下来。施季虹坐在一把款式陈旧的高背木椅上,显然对这类场面很不习惯,有点儿局促地对马三耀问道:“怎么着,是不是要把刚才同你谈过的跟这几位再谈一遍?”段兴玉翻弄了一下刚才的谈话记录,很客气地对施季虹问道:“被检举人是你的未婚夫,对吧?”“是我的男朋友。我们认识很久了,啊,他知道。”施季虹用手指了一下周志明,随即更正说:“我不是检举他,我只是向你们反映一下那天晚上我所见到的情况,究竟是不是他,那要靠你们调查甄别了。”“你为什么没有在案发后立即报告,而要等到今天呢?”段兴玉的问话是很尖锐的,语气却依旧礼貌温和。施季虹已经开始从局促中松弛下来,恢复了平时那种雍容自持的态度,像外国人那样耸了耸肩膀,两手一摊,说道:“我知道你们会这么问。怎么说呢?……其实那天夜里我完全是偶然的失眠,也完全是偶然地走到窗前,又无意地站在那儿往窗外看。当时,我还以为见了鬼呢,或者是看花了眼。要知道,这些年我和他常常在一起,会不会是由于一种生物电流的作用使我把一个在夜深人静翻进江伯伯家窗子的贼看成是卢援朝了呢,我想大概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当时可真把我吓坏了,钻进被子一宿都没睡好。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跑到窗边去看看,江伯伯家的窗子都好好的,所以我想那天晚上看到的卢援朝,也许就是我自己的幻觉,一种神经质的臆想吧,或者是我梦游了?哼,反正我没再把它当回事。那几天我也特别忙,我们歌剧院在排歌剧《货郎与小姐》,我是演B组的阿霞的,我这是头一次参加专业演出,歌剧又是艺术上的重工业,难度特别大,像我们这些年轻演员就得刻苦点儿,呃——噢,我把话扯远了吧?我想那几天我们是搞什么来着,对了,那几天正赶上合乐、舞台合成,所以我每天都是很早就到剧场去,很晚才回家,回家就在自己屋里睡觉,结果一直没有听说江伯伯家被人偷了,我是直到你们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了解情况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而且我还知道因为那天下午我去过江伯伯家,所以也成了涉嫌人的。那两位民警同志找我谈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又想起了那天晚上看见的那个像卢援朝的人,可是,我没跟那两位同志说出来。因为我就是在月光下面看了那么一眼,谁知道准不准呢?我没把握就乱说,那不成了诬陷吗?当然,我没说出来还有另外一条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我根本不相信他会是个贼。后来,大概没几天,又听说这个案子破了,小偷就是那天在江伯伯家修管子的那个工人,所以我也就没再把这档事放在心上。昨天下午,突然又听说那个人抓错了,真正的小偷还没抓到……”施季虹沉默下来,段兴玉没有催问,静静地等着。片刻,她又接着说下去,声音略略低沉了一些:“我……犹豫了很久,我和卢援朝认识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的相处,虽然够不上一部罗曼史,但可以说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当然,挑剔地看,他并不是我的理想中人。他的兴趣很狭隘,性格也嫌呆板了些,可他有他的长处。他不是个没主意的人,脾气也不错,而且我们都是过了‘而立之年’的人了,彼此还挑什么劲儿呢。我们本来是计划春节结婚,家具都打得差不多了,噢,对不起我又扯远了。唉——!”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实话,我来你们这儿,是经过痛苦的犹豫的,从感情上讲,我真不愿意失去他。”施季虹在说话的时候,眼睛几乎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脚尖。这时,她又把话头停住,像是说得疲倦了似的,做了个重重的深呼吸。马三耀借着这个暂短的停顿,直截了当地插问了一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又促使你站出来检举他呢?”“我害怕,我放不下心去,我不能同一个盗窃犯同床共枕地过日子,假如那天我看见的人果真是他的话。”施季虹微微仰起头,声音抬高了一些,但有点儿发抖,“我不能糊里糊涂地跟他结婚,让怀疑和恐惧折磨一辈子,所以我下决心来找你们,我相信公安局一定能把这事搞清楚的。如果真是我看花了眼,那我也就可以放心的和他组织家庭了。我想他是会谅解我的。如果他真的犯了罪,那我对这样一个人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她停住了嘴,足足有一分钟的光景,沉默占据了这间屋子。段兴玉轻轻地按压着手指的关节,打破沉默问道:“你到我们这儿来,和你父母谈过吗?”“我父亲去北京开会,前天上午就走了,那时候我还没想到会到这儿来呢。至于我母亲,我怕她精神上一时受不了,所以也没告诉她。不过,如果卢援朝真是那个小偷的话,她迟早会知道的。”段兴玉又拿起那份谈话记录翻看着,大家都静静地听着他手上的纸哗哗响。作为刑警出身而又半路改行搞反间谍的周志明最清楚,五处的案子和刑警队的不同,案情常常复杂而微妙,前途也多变难测,非一般刑事案件可比,所以,搞反间谍工作的人多长于谨慎。比如像现在这样的谈话,要在刑警队,常常是七嘴八舌地问话,而五处的习惯,除了在场身份最高的人主谈外,其余的人是不乱插嘴的。哪些先谈,哪些后谈;哪些深谈,哪些浅谈或不谈;以及用什么方式和口气谈,这些个谈话的路数和技巧,主谈人自有腹稿。别人插嘴插多了,不但容易搅乱他的逻辑思路,而且插话的过与不及,都非所宜。所以这时候,他们几个都缄封了口没有说话。段兴玉的眼睛从材料上抬起来,问道:“你所看到的那个人穿的是一件尼龙绸登山服,对吗?他穿了什么裤子呢?”“这我记不得了,就是一般的裤子吧。”“能想想吗?”“好像……咳,的确记不清了,好像是……”“记不准就算了,以后再说吧。”段兴玉没有再问这条裤子,因为硬要别人回忆印象模糊的事情是取证的大忌,有的证人为了不使询问者失望,常常硬想硬说,结果免不了掺进个人的猜测和编造。段兴玉改口问道:“卢援朝有没有尼龙绸登山服呢?”施季虹不假思索地答道:“有的,可他不常往外穿,而且颜色也不同。他的那件是橙黄色的,而跳窗子那个人穿的是银灰色的。”段兴玉合上材料,沉吟一下,又问:“根据你这些年对卢援朝的了解,他是个十分看重金钱的人吗?”“不,他不是那种满身铜臭的人。我们一向都是把钱看作身外之物的,从来没在经济上闹过矛盾。当然,我也不是缺钱花的人。”段兴玉顺着她的逻辑推下去,“他既然对钱是这么一种超然的态度,那为什么还要为了几十块钱冒险呢,从道理上看是不是有点儿矛盾?”施季虹点点头,“是的,我也觉得不好解释,按说他不是这种人,但愿是我看错了人吧。”段兴玉没有再提什么问题了,他看了马三耀一眼,表示可以结束了。马三耀又对施季虹嘱咐了几句关于注意保密之类的话,然后站起身来。“好,谢谢你提供的情况,我们今后可能还会去打扰你的。”他说了这句例行的告别辞令。施季虹由刑警队的一位女民警送出接待室以后,马三耀笑着对段兴玉问道:“怎么样老段,感觉如何?”“咳,还不就是你刚才问的那些情况,看起来还可信就是了。”马三耀两手抱着肩,说:“这案子倒不大,可是越搞越古怪,我们两家一块儿搞怎么样?你这位‘大手笔’要是能参加,我们就全仰仗了,你要是不能参加,就叫周志明来跟我们一块儿凑凑主意也成。这样一来,今后要是判明真是敌特案件的话,你们接过去也就方便了。”“好哇,”段兴玉站起来,说:“你这个刑侦专家自愿帮我们处的年轻干部搞实战练兵,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不过,前些天周志明去你们那儿,只是了解情况而已,要是以五处人员的名义正式参加到你们专案组里去,恐怕还得局里批一下,否则就名不正言不顺了。下午马局长不是要亲自听汇报吗?这案子究竟怎么搞,看他的决策吧。”三楼会议室里,11·17案的汇报会正开到一半儿。这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一扇扇宽大的落地窗朝南而辟,豁然开朗,因为采光面大,所以冬暖夏凉。这种大窗户在近些年新建起的建筑中已不多见了。屋子的北墙上,并排挂着大幅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东西两面墙,对称挂着我国边界图和南州市街道详图,这种“装点”虽说独出心裁,倒也实用大方。屋子中央,宽大的条桌上铺着军绿毛毯,毛毯上成一字摆着几个雪白的瓷烟缸,桌边绕了一圈铁制的折叠椅,给整个会议室落了个朴洁严肃的格调。纪真坐在桌子的一端,凝目望着保暖杯口上冒出的缕缕热气在眼前散开。他右手夹着根香烟,没点,左手的手指用重复的动作摆弄着一只外表精巧的石英打火机,在周志明向他汇报案情的过程中,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几乎就没有停止过。这类会议,照例该由组长陈全有进行汇报的。但因为周志明对全案的情况更熟些,所以今天便改由他来讲。他讲得快而简单,可讲可不讲的细节一律省去不讲,可读卷可口述的一律口述,他看了表,整个汇报统共用了二十四分钟的时间。侦查员汇报案情也好,写报告也好,除了力求准确、全面地反映情况外,还得学会一手不可或缺的本事,那就是得掌握住每个领导各自的习惯和性格。有的领导听汇报、看材料,喜欢详尽、具体,一条小线索,一项无关紧要的证据,每天外线的侦查情况,甚至连侦查员误餐补贴的数目、支用特费的单子都要毫不遗漏地一一过目,而纪真却恰恰相反,他讲究简明扼要,反对面面俱到,年轻的侦查员给他汇报案子,多少都有点儿提心吊胆,稍有?唆,他就会表现出不耐烦,任何重复都会被他当场打断。所以周志明的汇报就专注在一个“简”字上,刑警队对此案从立案到侦查的全过程,他只是一带而过,至于他自己发现问题、调查取证这一段则干脆一字未提,全部略去了。讲完,他合上卷宗,目光仍然留在卷宗皮上,并没有到纪真的脸上去看他的反应,他实在有点儿怵这位处长。纪真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慢慢地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半天,才纡缓地吐出来,面向陈全有问道:“你们汇报完了?最后连个意见也没有吗?下面的工作打算怎么进行啊?”陈全有一时语塞,不知所措地把目光朝段兴玉投去。段兴玉知道,“四人帮”横行时,纪真就养成了这么个毛病,各科向他的请示汇报,事无巨细都得行文,然后领导轮流传阅画圈,自己是不敢说了算的。那个时候嘛,纪真处境不好,凡事不愿负责也是难怪的。可这会儿,粉碎“四人帮”这么久了,他的文牍作风反倒变本加厉,各科给他汇报工作,不管轻重缓急,一律公文往来,并且还非要明确写上科里的意见,然后他再在这个意见上划批。弄得侦查员搞案子,得有一半儿的脑筋花在笔墨功夫上。写报告,重要事项当然非写不可,可一般小事也要动笔做“文章”,不光段兴玉不满意,各科室都有点儿怨声载道。段兴玉把身体转向纪真,略一思索,说:“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嘛,他们组里倒是有个初步想法。不过,这个案子是马局长亲自批转给我们的,对下一步工作的部署免不了还得往局里报,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想先向处长汇报一下再成文,定下来的方案就可以作为处里的意见直接报局,也省得一份报告再处里科里组里的改来改去了。”纪真没有吭声,一来段兴玉是政保系统的“老底子”,又是年轻时的患难之交,面子一向大;二来案子牵涉到了市委政法委书记的女儿,马局长又怀疑有特务背景,也的确不可等闲视之,所以他没有表示什么反对的意见,默然地听段兴玉接着说下去。“这案子刑警队已经搞了一段,现场勘查和一些调查材料都是现成的。从昨天下午马局长批示刑警队把案子转交我们侦查到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小时了。从小周刚才汇报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发案前后,现场只留下四个人的脚印,这四个人中,江一明可以排除作案嫌疑;941厂工人杜卫东经刑警队鉴定脚印,也已经排除。剩下的两个人,刑警队原来是排除的,理由是不具备盗窃财物的主观条件,那么如果马局长对这个案件性质的估计不幸言中的话,这个主观条件就得重新考虑了。虽然施季虹站出来检举了卢援朝,但从客观条件上来看,他们两个人谁也不能排除。当然啦,卢援朝的嫌疑更大些。”“你们初步的意见该怎么办?”纪真问道。段兴玉没有直接回答,迂回地说:“马局长的怀疑并不是捕风捉影,这些年敌特机关对941厂觊觎已久,所以这件盗窃案是不是敌人的情报行动也未可知。不过案子既然由刑侦部门转交给我们,那下一步侦查所追求的目的,就不能仅仅像刑事案件那样,是为了查出作案人,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而还要考虑到其他方面,比如,罪犯用什么方式向敌人传递情报;用什么方式接受敌人指令,是靠‘盲发’电台,还是靠无人交接点?或者是有秘密交通员?诸如此类的情况都得搞清。”段兴玉停顿了一下,似乎是要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然后他接着说:“所以我看,最佳方案是对嫌疑人进行秘密监视和调查,把情况掌握起来再看,现在不宜采取什么公开的举措。”“不妥。”纪真毫不犹豫地打断了段兴玉的话,“这事牵涉到万云同志的子女,应该迅速查破,搞久了市里不会同意。再说,施季虹整天和万云同志住在一起,你怎么监视啊?监视了她,就等于监视了市委负责干部,弄不好要扣你一顶对党内搞侦查的帽子哩!我们不干这种事。还有,施季虹不是计划春节结婚吗?已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你对卢援朝查不清她就不会结婚,如果卢援朝真有问题,显然会有警觉的。”段兴玉其实何尝不知道他提出的这个方案会在实际工作中碰到麻烦呢,他之所以提出来,无非是想撞撞运气,如果纪真肯出面撑腰,那倒不妨试一试。不出所料,纪真果然心怀顾忌,断然否决,他当然也就不再坚持。喝了口水,说:“还有一个搞法,既然卢援朝有重大作案嫌疑,按条件可以先行拘留,通过审查搞清问题。不过这一抓人,案子也就没有什么搞头了。”“我看可以。”纪真斩钉截铁,一言定局,“卢援朝有重大嫌疑,又被目击者指认犯罪,完全可以拘留审查,就这么定了吧。”纪真的口气是不容商量的,会议就算到此结束了。大家站起来离开会议室的时候,纪真把段兴玉单独留下来了。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纪真踌躇了少顷,说道:“兴玉,你看这个案子周志明要不要回避一下?”段兴玉似乎完全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么个问题,先是一愣,随即摇摇头,说:“我看不必,完全不必要。”纪真掸掸烟灰,说:“施季虹是他女朋友的姐姐,这种关系按说可以不实行回避,要是放在别人身上,我都无可无不可,可是对他,就算我是成见作怪吧,反正不太放心。”段兴玉的眉头拧起来,“怎么,对曝毁胶卷那件事,你至今还耿耿于怀吗?老纪,我可实在不敢苟同你的成见,办事情总要讲个道理吧,周志明这件事做得有什么不对?他当时在广场事件问题上的觉悟,是我们所不及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处里不仅没有宣扬过他的事迹,反而对他的彻底平反问题持一种漠然的态度,许多群众对此是有议论的,这些你是听不到的。你是一处之长,小周回来以后,我就没听你对他说过一句勉励的话、安慰的话,连我这个一向感情麻木的人都要替他抱不平了。现在这个案子,如果是因为和施季虹的关系决定他回避倒也成理,如果因为胶卷那件事,那就太不公道了。”对段兴玉这番颇为激烈的指责,纪真并没有感到不快。虽然在下级干部中,只有段兴玉一个人敢于这样直言无忌地当面指责他,但段兴玉在群众中总是维护他的。于是他露出一副豁达大度的微笑,说道:“当然,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周志明是对了,我在政治上对他并无成见,只不过对他的那个做法有点儿不接受罢了。好啦,好啦,我们不争这个啦,我知道这小伙子你使着顺手。”纪真用指头点点段兴玉,话锋由此一转,“那么对卢援朝,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我看抓紧一点儿吧。”“今天晚上,等他下班回家以后。”段兴玉说。晚上七点半钟,大灰门里开出两辆“北京212”型吉普车,一前一后向南城驶去。周志明随着段兴玉坐在后面一辆车里,头仰靠在座椅的靠垫上,车身时缓时烈的颠动,使他的心绪越发麻乱不堪。11·17案发展到现在的局面,是他始料未及的,尽管卢援朝在案情中的嫌疑所系,十分明显,但在自己的全部内心感觉中,却搜寻不到半点儿可以解释他犯罪的印象来。直到现在,他坐了车去抓他,可心里头仍然不相信他就是作案人。在这种情况下,侦查员执行任务的复杂心情,外行人大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无论是昨天夜里他们分析案情的时候,还是今天上午向处长汇报的会议上,他都没有把这个心情流露出来,因为他毕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自己的这个直觉,毕竟不像对杜卫东被抓那样,怀疑得那么强烈,那么明确。即使是对杜卫东,倘若不是和马三耀厚交,他大概也断断不会到刑警队去讨个没趣。整个下午他一直忙忙碌碌,先跟大陈去941厂保卫处“通气”,顺便了解了一下卢援朝日常上下班的时间规律。他和安成有好久没见了,见了面还是挺亲热厮熟的样子。据安成介绍,卢援朝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下了班就回家,一般不在厂里逗留。他看得出,安成对今天晚上的举措虽然没有发表任何看法,但显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惊讶。从941厂出来,他们又直奔南城区杏花西里的941宿舍区,实地观察了一下卢家的位置和周围地形,等回到处里,就匆匆吃晚饭,换民警服、检查枪支、手铐等物具,忙得不闲,他也没有再分心去解心里的疙瘩了。但是在刚才他们离开办公室下楼去坐车的时候,段兴玉突然莫名其妙地问了他一句话。“卢援朝这个人,你很熟吗?”“还可以吧。”他低着头往楼下走。在楼梯上,段兴玉又问:“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没什么。”“是不是对拘留他有什么想法?”在楼梯电灯无力的侧射下,段兴玉的脸庞挂上了一圈淡黄色的镶边,在他闪亮着白色反光的视网膜周围,黑红色的血丝隐隐可见,周志明看了他一眼,心情犹豫地站住了。“别停着,边走边说,我看出你是有些想法的。”段兴玉继续朝楼下走去。志明跟在他后面下了几节楼梯,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杜卫东身上产生过的直觉,现在又来了。你说,我的第六感官是不是挺准的?”这回是段兴玉站住了,他仰起布满倦意的脸,眉毛低低地压在眼睛上,对周志明凝视片刻,才说:“对,我承认直觉对一个侦查干部来说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实际证明你上次的直觉是对的。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还有另外两条是同样不能忽视的:第一,断案需要直觉,但不能只有直觉或依赖直觉,不能走到‘自由心证’的方法上去;第二,我们不是诗人,不是文学家,不能仅仅注重一己的感受,老是这样或一味这样,非出差错不行。告诉你,我现在也有很多想法和怀疑,有些也许是你不会想得到的。但是作为一个侦查员,首先应当注重和依凭的是事实,这是你一进公安大门就明白的道理嘛!”周志明默然了。当然,段兴玉的道理是无可置疑的,他强调的是事实,什么叫事实?在法律意义上说,事实=证据!汽车大拐了几个弯之后,猛然停在一幢简易的红砖楼前,小楼的门边上,挂着一块长形的牌子,在幽暗的路灯下牌上的字依稀可辨:“南州市公安局南城分局杏花西里派出所”。坐在司机位置上的小陆下车走进门去,不大一会儿工夫,领着一个中年民警走了出来,一同上了车。段兴玉和周志明隔着汽车前座的靠垫和他握了握手,陆振羽向段兴玉介绍说:“这是林所长。”“林谦和。”那位民警十分礼貌地笑着说。“段兴玉,”科长也通报了姓名,然后对着车窗外透来的一丝亮光,看看手表,用商量的口吻对林谦和说道:“林所长,如果情况没有变化,现在就动手怎么样?”汽车向941厂宿舍楼开去。路上,段兴玉又问:“搜查工作的见证人请好了?”“请好了。”林谦和苦笑一下,“咳,现在请个见证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了,邻居们大都不愿意出头露面得罪人,怕往后见了面不舒服。我们请到的这个人就住在他楼上,是街道上的老积极分子。”在离卢援朝住家几十米处,他们停了车,步行来到楼下,因为卢家住二楼,他如果拒捕的话,从楼后阳台往下跳是可能逃脱的。所以,小陆同原来守候在这儿的一个派出所民警到楼背后去堵那条唯一的逃路,林所长到楼上去请见证人,其余的人便来到二楼。楼道里静静的,周志明同段兴玉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敲响了卢家的门。屋子里,传来咯咯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在门前停住。被一种很俗气的淡黄色漆成的房门拉开了,正房里日光灯刺目的光线把门边走道的墙壁映得瓦白一片,在门口的逆光处,站着一个女人,眨着吃惊的眼睛,想辨认这一群穿蓝色警察服的不速之客。周志明没容对方有所反应就一步跨进门去,宽宽的肩膀把猝不及防的开门者撞在一边,那人尖声叫了一下,周志明不由得愣住了!“萌萌!你怎么在这儿?”施肖萌先是惊讶得发呆,旋而又用恐惧疑惑的眼神瞪着拥进过道冲向内室的几个警察,声音发抖地对他问道:“你……你们要干什么?”卢援朝和他弟弟卢跃进正在房间里看电视,望着闯进来的警察,手足无措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你叫卢援朝吗?”陈全有跨步向前,声音在突然静下来的屋子里显得分外响亮。“是。”卢援朝似乎很快便镇定下来,点了一下头。“现在拘留你。”陈全有亮出拘留证。“我犯了什么罪?”卢援朝紧张地质问道。“签字!”没做任何解释,陈全有果断地把拘留证摆在桌子上。“他犯了什么罪?”施肖萌从走廊里冲进屋子,突然横在陈全有和卢援朝中间,“同志,请问他犯了什么罪?你们有逮捕证吗?”陈全有冷冷地瞥了她一眼,“你是他家的客人吗?我们在执行职务,请你马上离开。”周志明从走廊里跟进来,拧着眉毛正要对肖萌说什么,隔壁房里传来卢援朝母亲颤巍巍的声音:“谁呀,是谁来了呀?”施肖萌朝隔壁跑过去,段兴玉跟着一起过去了。卢援朝没有再争辩,伏在桌子上很认真地在拘留证上签了字,陈全有又向他出示了搜查证,他也一块儿签了字。然后,抬起头对陈全有问道:“我们单位知道不知道?我手头上正在翻译一份外文资料,厂里急等着要用的。”陈全有收起拘留证,答道:“厂里的工作你不用管了,跟我们走吧。”周志明过去给卢援朝戴上手铐,目光在卢援朝脸上很快地扫了一下,似乎能感觉到卢援朝的眼睛冲他流出一种宽容的微笑来。隔壁屋里,传来老太太呜呜咽咽的哭泣,夹带着段兴玉温和的劝解声。卢援朝被两个民警一前一后押着往外走,到了门口,突然转过身来对他弟弟说了一句:“别怕,我什么事也没有。”卢跃进是个待业青年,年纪比周志明还小一点儿,和他哥哥的书生外貌相反,他长了一副宽脸盘,短脖子,背阔腰圆,样子很茁实。在陈全有他们刚进屋的时候,他被这种严厉的场面弄得有些惶然不知所措,在他哥哥被押出屋子以后,心头的紧张才渐渐平息下来,代之而起的却是年轻人的自尊心和好胜心,他的两手怒气冲冲地插在腰上,斜棱起眼睛,冲着跟在林谦和身后走进屋子的一位女邻居喊起来了:“出去出去!没你的事,看什么热闹!”陈全有把搜查证又在他眼前抖了一下,“我们现在要对这间屋子进行搜查,她是请来的见证人,你无权让她离开。你也别走,作为卢援朝的亲属,你也是见证人。”卢跃进一梗脖子,“怎么着,要抄家吗?”陈全有根本不去理他了,和周志明、林谦和几个人开始在屋里搜翻起来。卢跃进的浑劲儿也上来了,用短粗的胳膊把正要搜查书架的林谦和一挡,吼着说:“少动!这是我的东西,你们要搜搜他的,那是他的床,其他都是我的东西,我又没犯罪,你们搜不着!”陈全有沉下脸,走过来厉声说:“我警告你,不要继续阻碍我们依法执行公务,否则你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周志明和卢跃进不熟,但有一面之交,他拉开他的胳膊,连推带劝地把他弄到沙发上,“跃进,搜查证上写明是搜查你哥哥的住处,不是光搜他个人的物品,你不懂,别再惹事了。”卢跃进望望陈全有胖大的身躯,比他足足猛出半个头,只好顺势下了台阶,不吭声了。这间屋子摆设不多,除了两兄弟各自睡觉的床,一个小衣橱,一张桌子,一个书架等几样旧家具外,墙角立着一个没完全打好的大立柜,一对小沙发也显然是新打的,样子不坏,这大概就是杜卫东的手艺吧。塞在床下的箱子也拉出来了,施季虹提到的那件橙黄色的尼龙登山服正放在里面,周志明取了出来,在扣押物品的清单上登了记。床上床下,桌子的抽屉,连那个尚未挂门的大立柜都细细地搜了,什么可疑也没有。大家差不多都停了手,只有林谦和还蹲在书架下一本一本地抖着书页。周志明知道,卢援朝这个书架,所载不多,种类却繁,有单位里发的政治书籍,新新的,大概从来没有翻动过;有外文书,是清一色的技术资料和工具书,还有几本新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大约是卢跃进的财产,奇怪的是几本关于天文学知识方面的书不知怎么也上了这个书架。他站在屋子当中朝书架看了一会儿,轻轻对陈全有说:“怎么样,差不多了吧?”陈全有点点头,刚要说什么,林谦和突然喊叫起来:“这是什么?你们来看!”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投向他,他手里拿着一个青色的小金属盒子,陈全有接了过来,对着灯光看了看,冲卢跃进冷笑了一下,说:“这架微型照相机也是你的东西吗?”卢跃进脸色顿时煞白,吃吃地说道:“我不知道,不是我的,我不知道……”“这儿好像还有东西。”林谦和把书架最低一格的旧杂志统统搬出来,从杂志后面又拿出两只小瓶子,周志明接过打开,闻了闻,他觉得背脊上有股凉丝丝的汗往下流,事实!这就是事实!事实无情,他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糨子。“什么东西?”“密写药,还有显影药……”他发呆地说。卢援朝被抓的消息几天之内不胫而走,一时间,在941厂内成了头条新闻,卢援朝也成了名噪一时的新闻人物。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与人无争的书呆子,竟然是个间谍特务,人们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间谍,除了电影上能见到几个外,在人们的感觉中,就如同“天外来客”一般遥远。而现在,一个活生生的间谍,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自己的身边……人们无不感到惊讶和新鲜。在熟人的眼睛里,卢援朝是个历来不大关心政治,上班来,下班走,和和气气,无亲无仇的人,业务上挺不错,生活上又攀了市委政法委书记女儿的高枝,运气正在得意。也许正因为现实与印象如此相悖,才更使这个原来看上去很平凡的人物带上了一圈神秘甚至怪诞的光晕。关于他的种种猜测于是添枝加叶地在厂里和社会上哄传起来。有人说他有一部高级电台,在发报的时候被公安局的讯号检测车查出来了;有人说在他家里挖出了手枪和炸弹;还有人说他准备把941厂破坏掉以后逃到国外去……,据从厂保卫处传出的“权威”消息说,他七五年去法国时就和外国人有过不正常接触,在里昂住旅店又违反出国人员住宿规定,一个人住了个单间,半夜有个年轻漂亮的女特务钻进了他的屋子,等等,不一而足。由于对卢援朝的公开拘留,11·17案已无密可保,继续经营和扩大战果都丧失了可能性。剩下的便只是如何公开处理的问题了。因为卢援朝与市委政法委书记施万云家的关系众所周知,一些在下面叽叽喳喳的群众便常免不了要把议论的锋芒指向施家,甚至还流传了一部特务策反市委政法委书记女儿的现代“阴谋与爱情”的故事。这些“民间传说”和“群众创作”虽然漏洞百出,不能自圆,但毕竟影响很广,因此市委领导指示公安局在短期内迅速结束预审,提请起诉,交付公开审判,一来教育群众,二来肃清流言。为了尽快结束预审、提请起诉,陈全有小组一连十来天都住在单位里加班,因为从卢家当场搜出了微型照相机和密写器材等特务用具,所以第二天便将卢援朝由拘留转为逮捕,并押往预审处看守所,由五处和预审处共同进行审讯。周志明这些天的工作主要是对几个细枝末节的证据做补充调查,有时也帮严君一起整理审讯录音。对卢的审讯他没有直接参加,但每次大陈和严君从预审处回来,都能把当天的审讯情况大致描述一番,从他们嘴里,他知道卢援朝断然否认了对自己的全部指控。“这家伙,给你来个死不承认!”大陈摇着头笑道,“其实他这一手不但救不了自己,反而落个认罪态度不好。现在咱们国家的法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像这样的案子,有目击者的揭发;有现场勘查的痕迹,又当场搜出特务器材,人证物证俱全,可以说是铁案如山,他自己不承认,白搭!预审处的同志说,按间谍罪,判他个无期徒刑,富富有余!”在卢援朝被逮捕两个星期以后,结束了预审工作,全部案卷连同证据材料,随起诉意见书移送了人民检察院。他们在处理了两天扫尾工作以后,大陈因为孩子割阑尾请了事假;小陆准备学习驾驶摩托车,也忙着办他的“学习执照”去了;案子上既没什么事可做,严君便也抽身出去收拾这些天积累下来的内勤事务,办公室里顿时清静下来。晚上,快下班的时候,段兴玉走进办公室,看了一眼独自趴在桌上抄写案卷目录的周志明,突然问:“你多少天没回家了?”“有两个星期了吧,干吗?”“得回去看看了,那也是你的家嘛,总该回去帮着干点儿什么家务事,尽些义务。今天下班回去,明天别来了,给你两天假。”是该回去看看了。下了班,他骑上车回施肖萌家来了。施伯伯还没有从北京回来,家里,因为卢援朝被抓而带来的阴影显然还没有消退,晚饭的气氛是沉闷的。宋凡脸上有点儿浮肿,饭厅里的暖气虽然烧得烫手,她还是在棉衣外面又披了件粗呢短大衣,她很没有胃口地吃了小半碗饭,便放下了筷子。周志明看了看她的脸色,轻声劝了句:“阿姨你吃得太少了,我再给您盛一点儿?”宋凡摆摆手,问道:“你这么多天没回来,净忙卢援朝的事了吧?他究竟属于什么问题,查清了吗?”周志明没想到她会知道自己参加了这个案子的工作,先是一怔,马上明白小萌一定是把在卢家看到他的情况告诉她了。于是支吾了一下,未及回答,宋凡又说:“我到市委问过了,还是前些天问的,他们说正在查。外面的人们都议论他是里通外国,他又跟小虹有这么个关系,我当然应该去问问清楚,如果他真有严重问题,小虹也好早有个态度呀,这牵涉到你施伯伯的名誉问题。”志明瞥了季虹一眼,她埋着头只顾吃饭,从宋凡的话中可以听出,季虹显然没有把她出面检举的事向母亲透露。他迟疑了一下,对宋凡说:“拘留卢援朝的时候,我去了,后来审查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听说是有严重问题的。”“听说?哼,过几天都要公开审判了。”宋凡淡淡地一笑,接过吴阿姨刚刚沏好热茶的保温杯,打开盖子嘘了一下浮在水面上的茶叶,又盖上,说:“我知道你们公安局有纪律,工作上的事,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儿,更不要说我们了。既然不愿意跟我们说,好吧,等老施回来我叫他去问吧。”她说罢站起身来,端着保温杯离开了饭厅。季虹匆匆扒了两口饭,放下碗也走了。从刚才宋阿姨的辞色上,周志明明白她对他的吞吞吐吐是很不满的。此刻他想对肖萌说点儿什么,但见她也始终沉着脸,慢吞吞地数着米粒往下咽,便没开口,默默吃完了自己碗里的饭,到厨房里帮吴阿姨刷了一会儿碗,等又回到饭厅的时候,施肖萌已经吃完了,正坐在饭桌前发呆。他在她身边坐下,斟酌了一下词句,说:“那天,在卢援朝家里,我看你不该说那些打抱不平的话,你那么一嚷嚷,卢跃进也来劲儿了,你走以后他差点儿要动武,像他这样的小伙子,一冲动起来什么荒唐事都敢干的。”他停了一下,观察着她的反应,又说:“我原来也不相信卢援朝会有问题,结果事实证明真有问题。看来咱们平时只了解他的表面,并不了解他的实质。”施肖萌冷冷地抬起眼皮,望着他,说:“我还是那句话,在你们搞公安的眼里,天下没好人,谁都可以怀疑,谁都可能是特务,是反革命。现在社会上小偷、流氓狂得不得了,你们倒不抓,凭个照相机就能认定是个特务!”“照相机,你怎么知道?”“卢跃进早告诉我了。”肖萌很不屑地说:“你们这些搞公安的也太土了,还真以为跟电影里那样,特务都跟傻瓜似的,拿个照相机专偷秘密图纸?人家比你先进多了,要你的图纸干什么?你们懂不懂科学?人家的卫星把你有几根汗毛都数出来了,还有什么密可保啊!”“那照相机怎么解释呢,自己长出来的?”“就不能是其他人放的吗?现在这种照相机在国外街上随便买。”“现在并不是光凭这架照相机定案的,我们还有其他证据。我的意思是,你那个不分青红皂白的同情心实在让人受不了,将来到法院、检察院工作怎么能适应呢?”“我的志愿是做律师。在某种意义上说,罪犯是弱者,我是同情弱者的,我愿意在法律上给他们帮助。我说的是政治犯,小偷、流氓不管!”“律师的责任是站在国家和法律的立场上帮助法庭公正审判,尽管是为被告人争取无罪和从轻,也绝不等于同情政治犯呀!这话说得没一点儿原则,难道坏人也值得你同情吗?”“坏人,有几个?自从‘文化大革命’以后,坏人我见得多了,我过去比你还恨这些人,真心的恨!可究竟谁是坏人,有多少?连我爸爸妈妈都当过坏人。行了行了,我们这一代人受够愚弄了,现在我谁也不相信,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我不知道什么好人坏人,我只知道——人!”“人又不是抽象的,你,简直荒谬!”“你现在说我荒谬了?你在自新河烧砖那会儿,我如果不是凭着对你这个‘坏人’的信任,凭着同情心,能不顾一切地去看你吗?那会儿你怎么不说荒谬呢?”周志明张口结舌,“好人坏人,总有客观标准嘛……”“你就是客观标准?”肖萌越说越抬杠了。“算了,我讲不过你,讲对了你也不服,反正你不要固执己见,对卢援朝这件事,你不了解全部情况,最好别在外面乱发表意见。”施肖萌从座位上站起来,真生气了,“以后别老这么嘱咐我行不行,我不是小孩子,不想总让别人指手画脚!”志明皱起眉头,“你今天碰上什么不顺气的事了,说话这么刺儿。我劝你别管卢援朝这件事也不是坏话,怎么叫指手画脚呢?”“卢援朝的事我管定了,明天上午我还要去看守所看他去呢。”周志明在鼻子里哼了一声,“算了吧,这你还骗得了我?卢援朝是未决犯,未决犯是不准探视的。”施肖萌冷冷地说:“我可没那么大心思跟你骗着玩。今天上午法院已经正式通知我,卢援朝请我做他的辩护人,我决定接受了。明天我要同我的委托人会面,请问公安人员,这符合规定吧?”他愣住了,“什么,你做辩护人?你又不是律师,你还没有毕业嘛!你当什么辩护人,你,你别去。”“你不是很懂得规定吗?法律规定:除律师外,被告人的亲属、朋友、同事以及人民法院允许的任何公民,都可以担任辩护人,这是我的权利,请你别干涉。”“卢援朝的案子铁证如山,你能辩出什么来?让法院为他指定一个律师当辩护人不也很好吗?不是职业律师的人当辩护人,只能了解简单的案情梗概,连案卷都不能看的。”“怪事,你为什么不愿意我出庭辩护?为什么?如果不是冤假错案,不是轻罪重罚,你们怕什么?我非去不可,这是我的权利,就是我爸爸妈妈反对也没用。”志明重重地出了一口气,脸色阴沉着向门口走去,“这是你的权利,你要去就去,是不是冤假错案,是不是轻罪重罚,到法庭见吧。”他拉开饭厅的门,愣住了……宋凡脸色难看地站在门口。“你们,在说什么?”他没回答,低下了头,让开了路。“小萌,你们在说什么?”宋凡走进饭厅,声色俱厉,她显然已经听到了他们刚才的争吵。“我要给卢援朝出庭做辩护人。”施肖萌毫不畏惧地说。“谁让你去的?”“我自己。”“这是你自己的事吗?你要不是我女儿,我根本不管!刚才我已经和你姐姐谈了,连她都同意和卢援朝划清界限,不再保持关系了,你还要往里掺。现在外面对家里的谣言有多少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一来,不更要弄得满城风雨了吗?”“阿姨,”周志明说话了,“这是卢援朝自己提出来要萌萌做辩护人的,法院也许可了。”“她不会不答应吗?法院总不会强迫嘛。卢援朝自己提出来的,他怎么不提别人,不找个律师,专找你呢?”“我也是学法律的。”“他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人家是冲着你爸爸来的,还不明白吗?你爸爸是市委政法书记,他拉上你,好让法院判轻点儿,这是司马昭之心,明白得很的!”“你,你怎么把人想得那么坏!”宋凡气急败坏地说:“萌萌,你怎么学得这么倔呢?你不要把家里的话当耳旁风,这几年,你干的那些一意孤行的事,没有一件是和我商量过的,我是不是你母亲?这种母亲我真当够了!”周志明在旁边一声不吭,他心里明白宋凡还在翻萌萌去自新河看他的老账,或者还包括擅自把他领到家里来住……“志明,你说说,你怎么看这件事,你劝了她没有?”“宋阿姨,”他咬了一下嘴唇,“我不同意她去,是因为她这样做的指导思想不恰当。可这是她自己的事,应该她自己做主。”宋凡脸上发青,饭厅里出现了一阵紧张的沉默。“那好,我的话算没说,你们大了,自己做自己的主去吧!”她说完走出去了。门,砰然发出一声巨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席的正上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在碧蓝的衬幕前赫然醒目。上午八点半,可以容纳五百人的旁听席上座无虚席,一片嗡嗡的声浪从黑压压的人头中传来。周志明和严君是在开庭前半分钟来到法庭的。周志明来旁听,与其说是为了欣赏肖萌的辩护,倒不如说是因为案件的本身,这个看起来普通实则奇特的案件,已经把他牢牢地吸引了。至于施肖萌的辩护,他并没有抱多大兴趣,甚至觉得对肖萌自己来说,这场辩护也是一件十分无味和十分难堪的事情。严君却是实打实地冲着施肖萌的辩护而来的,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古怪的心理,大概是觉得周志明今天的主要兴趣一定在肖萌身上,所以也想来看个究竟吧。他们两个往四下里找了半天,才发现了两个不挨着的空位子,在一连串“劳驾”、“对不起”的抱歉声中挤了进去。施肖萌已经坐在了审判台右侧辩护人席位上,为了使自己显得庄重,她今天穿了身很老式的蓝上装,雪白的皮肤在深色衣服的衬托下,更给人一种娇嫩的感觉。她低头翻着摆在面前的辩护词,一丝紧张隐然牵在嘴角上,——也许,只有周志明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吧。在她的对面,是公诉人的席位,坐着一位四方脸盘的中年人,正侧着头,目光自若地在旁听席上扫来扫去。侧门开了,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和书记员鱼贯走进大厅,人声顿时静下来。审判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同志,身材瘦小,双颊苍白,眯着的眼睛里带着一种凛然的气质,坐在她两侧的人民陪审员都是四十岁开外的中年人。铃声。静场。“卢援朝充当外国间谍,窃取我国绝密情报一案,现在开庭。”审判长略显苍老的声音在肃然的大厅里清晰有力。“提被告人卢援朝到庭。”旁听席上一片细细骚动,人们伸长脖子,几百双眼睛一齐注向左侧的耳门。卢援朝在两个法警一前一后的押解下,走了出来。他穿一身深灰色的棉衣,没有罩外衣,显得有些邋遢,剃光的头上刚刚长出些茸茸的短发,刺猬似的立着,脸虚胖,眼皮微觉浮肿,一双眼珠却仿佛比以前还有精神似的,在眼镜后面一闪一闪地往听众席上张望。审判长用平静的声音有条不紊地宣布案由;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和辩护人的名单。然后,她面向卢援朝:“被告人卢援朝,对法庭组成人员和公诉人,你有权申请回避,你申请吗?”卢援朝似乎对要他享受这一法律上的权利没有什么精神准备,迟疑了一下才摇头说:“不。”“现在,由国家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审判长向左侧的检察员点了一下头。公诉人站了起来,周志明这才发觉他是个体格异常魁梧的大汉,他首先向审判席行了一个礼仪性的注目礼,然后从容地环视了一下会场,操着淡淡的山东口音,朗声宣读起来:

萌萌不会生炉子,没人会嘲笑她。她是女孩子,本来就该不会。可是,他也不会。他是男的,一米七八的个儿,居然也不会摆弄这只小小的、看上去是那么简陋的铁炉子。虽说这炉子和他家里使着的完全一样,可是从吃过晚饭到现在,小厨房里已经青虚虚地浮了一顶子的烟,他也没能把蜂窝煤的火眼儿给弄红。尽管萌萌已经说:“算了,明天再生吧。”但他还是半跪半趴在炉子跟前,不甘心爬起来。这下,在萌萌面前又露了一个怯!萌萌最近好像一下子知道了他的许多短处,说话的口气里,时不时地要带一点嘲弄的味道了。他说不清是气恼还是难堪,背脊上竟刺刺地冒出些躁汗来。“倒风。”他悻悻地爬起来,拍拍手,掸掸衣服,看了萌萌一眼,“真是倒风。”他很认真地补了一句,随即又觉得愚蠢,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萌萌果然笑了,“我又没说你不会生。”他盯着萌萌略带戏谑的笑容,等着她说出自己最忌讳、最提防的那类话来,活像阿Q缩着脖子在等假洋鬼子的棍子。“——你呀,刚认识你的时候,还真以为你特别能干呢,其实你好多还不如我呢,太笨了。”他干瞪着眼,一时又找不出什么证明自己不笨的论据来,脸上红得很难看。“这能怪我吗?”他糊里糊涂地冒出这么一句。“你笨,还能怪别人?”萌萌奇怪他居然说出这种傻话来。怪别人,怪谁呢?要怪,就得怪他的家,怪父亲。说这话就算有点没良心吧,可事实就是这样,他的低能,他的懦弱,他的孩子气,全是父亲给惯出来的,没错!“哎,志明,今天到医院看你爸爸去了吗?”萌萌一边收拾着炉铲、火筷子之类的家什,一边问他。“去了。”他说,“过几天,要给他会诊,医生说他鼻子大出血,可能不完全是高血压引起的。今天还给换了个小病房,两人一间的。”“是吗?那可真不容易。”可不是吗,像父亲这样一个当初的“走资派”,现在的“逍遥派”,有职无权的人,能住上两人一间的小病房,确是不容易的。给父亲看病的女大夫人挺好,周志明前几天从湘西回来才知道,她爱人原来也是南州大学的学生,就是当初父亲挨斗游校的时候,硬叫他敲那面破锣的那一位。也许小病房就是这女大夫给想的办法,算是替她爱人道道歉吧。谁能在前些年那种“你死我活”的日子里过一辈子?谁没有一点善良和同情?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是他陪父亲到那个小病房去的,房子挺不错。父亲的情绪也格外好起来,新鲜地环视着粉白的屋子,像个土气的乡下人那样用手试着按了按软软的病床,好像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似的。父亲能有这样一个安顿,的确是件大喜过望的事,可事情也并不都那么尽如人意。负责这个病房的那位上了年纪的护士长和那位年纪很轻的护士,就叫周志明大大地不痛快。护士长大概快六十岁了,眼力却很拙,竟然用又细又软的声音对父亲问道:“是您儿子吗,在哪个中学念书啊?”“哈——”父亲大笑起来,响亮的声音简直就不像个病人,“你看,我说你一身孩子气吧,谁见了你都把你当成中学生哩。”父亲对护士长说:“他都工作七八年了,在公安局工作七八年了。这孩子从小没出过门,没独立生活过,都快二十二岁了,还像个孩子。”“爸!”他气恼地皱起眉头,“高血压是不能这么大声说笑的。”“嗬,还懂得挺多呢。”年轻的护士也打趣地笑起来,那神情,活像是在逗个小孩玩。他心里恼羞不平,索性扭过脸,不说话。真的,是不是他的外表太富孩子气了?为什么别人总会对他有这种误会呢?直到现在,望着眼前冒青烟的倒霉炉子,他还在为那个年轻护士藐然的讪笑感到别扭。其实,在单位里,在工作中,在一本正经地板起脸的时候,他已经很像个二十七八岁的大汉子了,这两年在科里同事中间甚至还博有一点老成持重的印象。可一在父亲身边,为什么总还给人一种中学生的感觉呢?父亲总说他是个孩子,总说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成个大人,可父亲又总不拿他当大人对待,总是习惯当着外人用手去摸他的头,拍他的脸蛋,前几年,连在澡堂子里洗澡都怕他洗不干净,非要亲手给他搓一搓背才放心。一个大小伙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叫一个老头子搓背,该是多么难为情的场面啊。他开始常常违拗不过,只得红着脸由他去搓,把头勾得低低的,生怕熟人看见耻笑。这几年,由于他一再固执地拒绝父亲这一传统的宠爱,才算从那种尴尬中解放出来。人们常喜欢这样概而论之:对孩子,爸爸总不如妈妈……哦,妈妈,对他来说是多么遥远、陌生而又绕口的字眼儿啊!母亲是在他三岁时病死的,她留给他的全部印象都来自那几张半黄照片上清秀文静的面容。父亲为什么一直没有再娶,他是不尽了然的,只听说母亲在弥留之际曾要求父亲等儿子长大一点再结婚。母亲死后,父亲是很爱他的,超过了一般父亲对儿子的爱,把父性的宽怀慈厚和母性的温柔细致混合在一起倾注在他的身上。他尽管没有母亲,但在心灵上却并没有丧母的痛苦和压抑,他仍然得天独厚地度过了黄金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如果不算“文化大革命”头几年作为走资派子女的那段经历的话。也许正因为这些,正因为他是从小在一个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不感到欠缺的环境中生活过来的,在上了中学以后才显出那么低能和软弱,饭也做不好,炉子也安不好,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学校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干起活来他总比别的同学差一截。“过来,我给你扫扫。”萌萌手里拿起一把小笤帚,在他的胸前和两肩轻轻刷起来。“你知道吗,我头一次见你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你会是个警察。”“那我是什么?”“什么,”萌萌笑起来,脸上的酒窝儿真好看。“你是个小少爷。转过身来。”他绷着脸,一声不响转过身去,笤帚又在背上响起来。“你怎么会是警察呢?我又怎么偏偏认识了你呢?”萌萌像是问他,又像是自问。“我姐姐是最恨警察的,我原来也不喜欢。警察都是粗人,从汗毛孔里冒粗气的人,是吗?”“唔。”他含混地应了一声,懒得去解释了。女孩子不喜欢当警察的,就如同她们不会生炉子一样,也算是自然而然,无可非议之事。她们哪儿能体会得到,那鲜红的领章,灿烂的国徽,威武的大盖帽对于男孩子来说,该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啊。在他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先是北京军区在他们这一届学生中招兵,那会儿,几乎所有的男生都痴狂地卷入了应征入伍的竞争之中。“当兵去”,成了当时最值得向往的道路,这不仅因为学生们整天挂在口头的那句名言,“解放军是个大学校”,可以在其中锻炼成才,更主要的,是大家暗地里浮于心头的那句实话,“不用下乡插队了”。并且等将来复员回来,还能由国家分配工作,似乎那簇新的绿军装一经穿在身上,一辈子的前途便有了可靠的保障。那时候,他虽然也参加了体检,却并没有真的去做关于绿军装的梦,这种事对他来说犹如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即。在送别入伍同学的火车站上,看着那几个雄赳赳的幸运儿,他也并没有像其他送行的同学那样为自己洒下几颗遗憾的眼泪,还没等别人的泪迹干掉,他已经默默地准备起下乡的行装了。没想到,接兵的解放军刚刚走,穿着蓝色制服的人民警察接踵开进学校。解放军既然招了这帮十五六岁的娃娃做小兵,公安人员当然更需要从小培养。对于看过《秘密图纸》、《铁道卫士》这些影片的少年来说,做一个全能的公安战士,这是同样大的诱惑。于是,更大的竞争在全校席卷而来。奇迹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在他们学校招人的那个公安局干部是个年纪不过三十多岁的黑脸大汉,他的形象和一般学生们理想中的侦查英雄十分接近。当时他仅仅知道这个人姓马,不像其他男生那样闪电般地就同他混熟了。然而出人意料,这位姓马的黑脸大汉对那班外表孔武有力而又在他身边跃跃欲试的学生不屑一顾,偏偏看上了他,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瘦弱的男孩子。黑大汉的全名叫马三耀,是市公安局刑警队的一个组长,他有一个与其神形颇为贴切的外号——“大黑马”。大概缘于周志明清秀的容貌和腼腆的性格,黑大汉给周志明起了个亲热的称呼“村丫头”。但这个外号并没能在人们嘴里留多久,因为仅仅两三年的工夫,周志明已经大大地变了一个样子。这两三年是他的青春期中一段陡升的发育曲线,身高从一米六○一下子蹿到一米七八,肩膀加宽了将近一半儿,胸脯扇面似的微微凸起,一位原来在他们班里身量最高的“力士”后来和他邂逅相遇时,竟要仰着脸同他寒暄了……他靠在碗柜上,呆呆地看着萌萌收拾着地上的东西。这间小厨房太窄了一点,萌萌每转一次身,都要碰到他的腿。她身上那件深灰色的毛衣也很小,紧紧裹着还没有完全发育开的苗条的身子。他很想去抱抱她,亲她一下。他们认识好几个月了,他没真正碰过她,他不敢。萌萌收拾着厨房里的东西,显得那么自如,那么有条不紊。他原先没想到像萌萌这么一个俏丽温柔的姑娘,竟会是这么本分、勤快,正像萌萌过去也没想到他是这么没能耐一样。“你姐姐,她不喜欢警察,那她对我是什么看法?”他想起了这么一句问话。萌萌直起身来,笑而不答。“我知道,你姐姐对我没好话。”他故意试探着说。“她对你说好说坏有什么要紧呢?你怎么从来不问问我对你怎么看。”他也笑了,“你呀,不用问,我头一次见你就知道你对我是什么看法了,要不然你干吗老要我一次次领你去医院复查呢。”“那是你骑车把我撞了,当时援朝哥哥也在,你溜不了赖不掉,当然得领我上医院啦。”萌萌撒娇般地争辩,反倒证明他说得不错,他差点没把下面的潜台词儿也给说出来:“明明是你头一眼就看上我了。”可这话就是说了,萌萌也不会承认,她准要说:“谁让你那时候总拎个水果篮子上我家来呢,是你看上我了。”他轻轻吹了声口哨,咳,管他谁看上谁了呢。萌萌家的房门响了一下,他听见有人向这边走过来了。宋阿姨、季虹和卢援朝全都挤进了这间小厨房。“萌萌,小周,”宋阿姨笑眼迷离地不住打量着他们,“一个炉子,这么半天还没生好呀,都快十点钟了。”季虹刚刚洗过头,湿湿的头发披在肩上,她总是那副大模大样的口气,“他们?哪是在生炉子呀,是图这个小厨房的清静。”听着宋阿姨会意地咯咯笑,周志明脸上喷了一层红,挺尴尬。他不喜欢萌萌这个厉害的姐姐。无论什么事,到了她嘴里,总要把人家蛮有情趣的那点遮掩拆穿,仿佛大家都赤条条的才好看。还是卢援朝嘟囔了一句,才把话隔开了。“别在这儿烟熏火燎的了,到屋里坐着去吧。”“行了,”季虹挥了一下手,“都快半夜了,小周也该回去了。”季虹是这个家里的天之骄子,对谁都习惯用这种近于命令的口气。周志明看了萌萌一眼,不过意地说:“我早该走了,可炉子一直没生着。”“不要紧,”宋阿姨还是笑容可掬,“明天援朝还来呢,他会生。”顿了一下,又说:“你看,现在我们家这个条件,真没办法,要是多有一间屋子,你就在这儿住一夜,省得这么晚再跑回去了,你家里又没人。”季虹拢了拢肩上的头发,接过话说:“以前我们家自己一个独院,平房还有暖气……”她当着周志明发这类怀旧之慨已经不止一次了,每次都被神经敏感的宋阿姨打断,怕她带出什么今不如昔的牢骚来。“小周明天来吧。”宋阿姨果然打断了季虹的话,说:“明天,给你施伯伯讲讲湘西的情况,他有二十多年没回他那个老家了。”“好吧,我明天来。”他说。关掉小厨房的灯,大家一齐走出来。他靠近萌萌,轻轻问了句:“送我吗?”记不清他们从这里走过多少次了。谁能想到,短短几个月的光阴,这条弯弯曲曲、路面残破的小胡同,这条拥挤着这个城市里最下层的人群和那些尚未改悔的走资派的小巷子,竟会留下他这么多真实的快乐,可触,可感,使人依依。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不知是谁先停下来的,萌萌问:“还要我再往前送吗?”他的心咚咚跳,脸发烧,他甚至不敢正视她的眼睛,嗫嚅了一下,才终于鼓鼓气说:“我……咱们亲亲,行不行?”他呼吸急促,声音发着颤,是他的心在颤。半天没有回答,他几乎是屏住气在等待。“你看,那边过来人了。”他只等来这么一句,屏住的气全泄了下来。他有点自恨,就连在萌萌面前,他也是这么胆怯吗?他们在一起有好几个月了,彼此相处又是那么融洽、贴切,没有一丝一毫的拘束和费力,这已经使他破天荒地相信了命运的安排。在她面前,也许早就用不着这样畏缩了,也许早就应该更直率、更豪放,或者干脆,来点儿鲁的……可有时静息想想,又发觉这些念头有多么可笑,简直有点没正形。才几个月,不算长,何况他们的缘分又是那么偶然、无意,以至于叫人到现在都要疑为梦中的故事,惴惴然不敢相信呢。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讲?必然的长河大概都是由这些无穷无尽的偶然的水滴所组成。——他的自行车撞了她的腿,于是他送她上医院,送她回家,都不过是一个“交通肇事者”必须承担的“民事责任”而已,要不是那天晚上无意对同院的大福子说起了这件事而引起大福子那番危言耸听的话来,他大概绝不会在第二天就拎着个水果篮子又跑到萌萌家来看她的伤。大福子也是无意,一切都是天缘凑巧。大福子是他同院对门王焕德大爷的儿子,比他大五岁,在南州市冶金机械厂当司机。不知道是不是汽车司机都有这么个共同脾性,一提到马路上的官司,总要摆着深明此道的神态说上一通不可。“你呀,”大福子拍着他的肩膀,“就是老实,要是我,医药费就得一人一半!怎么着,那女的就没责任啦,她凭什么在慢车道上逆行?我就腻歪这号人,有便道不走,偏要在车道上大摇大摆,知道你不敢轧他。”当时王焕德大爷正坐在他家的床沿上洗脚,沙哑着嗓子插嘴说:“医药费是小事,再说又是交通警察判的,只要人没伤着筋骨就不碍事。”“嘁,”大福子一撇嘴,“您哪知道现在的事儿啊,要我看,那女的说不定还得讹志明一下呢。”“讹我,怎么讹?”“这种事儿,你没经验,你看我给你算算。”大福子来了兴致,把筷子往桌上一撂,掰着手指头说:“今天看病的医药费就不算了,下星期得复查,她不是扭了腿吗,她要一个劲儿喊疼,医生摸不出来就还得拍片子,四五块钱这就出去了;过一星期她要是还不说好,你还得带她复查,她要说走不动,你每次还得给她叫出租,她家住在哪儿?神农街,好嘛,从神农街到那个医院一个来回就得小十块,她养伤这些天要是给扣了工资也得你给补,你算算,这得多少钱?花钱不说,还得搭精神,你要想躲着她,她就找交通队,交通队一个电话拨到你们单位,你还是得去。”王大爷的老伴郑大妈正在稀溜稀溜地喝着面儿粥,这时也放下碗插嘴道:“志明,甭听他瞎白乎,什么事儿让他一说,邪了!”“妈,您甭不信,去年我们厂一个小伙子让卡车给剐了一下,足歇了小仨月。本来就是腿上有点儿伤,你猜怎么着?他看了外科看骨科,看了骨科看内科,连神经科都看了;你没辙呀,他硬说他头痛,内科大夫查不出毛病来,只好转到神经科,看看是不是脑子受了刺激,这小子,捞着不花自个儿钱的机会,把身体全面检查一溜够!”“得得得,”郑大妈翻着眼睛说,“都像你们厂的人那么缺德,咱们国家早变修了。”大福子不理他妈,冲着目瞪口呆的志明说:“要想消了这一灾,也有辙,你呀,趁早提上个点心盒、水果篓,三天两头勤去着点,你看得勤点儿,她就好得快点儿,就这么回事。”第二天,他真的买了些高价苹果,去了。可他心里也说不清,他跑到萌萌家来,除了大福子那个歪主意的作用外,是不是还有点别的因素。他那回是第一次见到施伯伯、宋阿姨、季虹,还有季虹的男朋友卢援朝;也是第一次留心潜意地看了看萌萌的家。凭着一个侦查员特有的观察力,他几乎是一眼就猜出了这个家庭的身份。施家是住在神农街头条深处的一个大杂院里的,院子很脏。大概因为家家都习惯把脏水泼在门前,所以院内的地上,似乎永远是湿漉漉的。萌萌家是一个里外套间。屋里东西挺多,几乎没有给人留出一点可以转腰的地方,除了那一对实际上已经崩了簧的小沙发还像点样之外,差不多全是破烂家具。墙壁尽管刚刚刷了灰,可仍然遮不住土旧寒酸的色质。墙上空空的,只挂了一张毛主席的彩色画像和一张周总理的黑白照片,照片的镜框上垂着刚刚披起来的一尺黑纱。施伯伯的年龄大概和父亲差不离,脸上表情不多,却很有气度。他原以为施伯伯是大学教授一类的老知识分子,但很快又发觉不像,在施伯伯的声貌中所显露出来的那种严肃气派,是纯粹知识分子所不具有的。他从小就住在爸爸工作的南州大学里,早见熟了那些个学究气的教授们。宋阿姨看不出多大岁数来,样子不老,却有了丝丝银发,身体瘦瘦的,像是很弱;季虹呢,穿一身劳动布工作服,长得没肖萌好看,可也是个大家闺秀的气质。他猜得不错,这是个走资派的家,而且是一个还没有安排工作的走资派。去萌萌家的一个星期之后,他又接她去医院复查了一次。那天萌萌带了一本书页已经发黄的《普希金诗选》,说是要在候诊的时间看,结果,那天他们之间的主要话题就是普希金了。他一向是偏爱中国的古典小说的,《三国》啦,《水浒》啦,都喜欢看,而对普希金之类却所知不多。可他挺乐意听萌萌给他讲,他的兴趣鼓励着萌萌几乎把她知道的所有关于普希金的知识一股脑倾倒出来了,什么《叶甫盖尼·奥涅金》啦,《甲必丹之女》啦,《鲍利斯·戈都诺夫》啦,还有别林斯基、莱蒙托夫他们对普希金如何如何评价啦,她一边讲,一边还要加上许多自己的评价:“普希金是最富于同情心的,同情弱者。他那部有名的诗《致西伯利亚书》,知道吗?就是交给一个罪人的妻子带给那些囚徒们的。”最后,萌萌自己也笑了,“你看,我简直是在讲演了,我今天讲话太多啦,你早烦了吧?”“没有,你挺有口才的。”他说,“真的。”萌萌略带难为情地说:“你不知道,我中学毕业四年了,老是一个人在家呆着,同学们都有了工作,彼此都不太来往了。我妈妈管我可严呢,不许我出去跑,我没有伙伴,闷死了,你不知道我多想和咱们这样的年轻人说说话呀。”他带点诙谐地笑笑,“你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啊,今天我可见识了,你讲得真不错,能吸引人。”萌萌笑了,他看出来,那是一种感激的笑。临分手,萌萌干脆把那本诗选借给他了,让他看完后到她家去还。但刚刚过了两天,她就性急地打来电话,问他是否已经看完。这本书,简直就成了他们联系的媒介,或者说,成了他们联系的借口了。他虽然至今也没有把书还给她,却早已成了这个“衰微”之家的常客,并且很快就同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以及这家里屈指可数的那几个朋友混熟了。常来这里串门的,除了季虹的男朋友卢援朝以外,还有施伯伯的老友,941厂“靠边站”的总工程师江一明;941厂的团委书记安成,都是些很好相处的人。他对这个家里的气氛和规矩几乎是无师自通的,这大概是他和他们的某些相似经历所使然吧。尽管在表面上看,他的条件比萌萌好得多,萌萌一家四口,真正在职工作的,只有在941厂当仓库保管员的季虹一个人。而他,是公安干部,父亲又是南州大学的革委会副主任,虽然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但让人看起来,毕竟是个“结合干部”,算是改悔了的走资派吧。他和萌萌继续往前走去,好像是为了消除刚才的那场窘迫,萌萌主动扯起一个话头来。“你们单位那个女的,我看对你挺不错的。”“你说谁?严君?”“你出差去湘西前,不是托她打电话来告诉我一声吗,她没打电话,倒专门来了一趟。”他的心又咚咚跳起来,几乎揣摩不出萌萌这话是随口无意还是另有用心。他低头说了一句:“严君呀,我们科里的内勤,大家出差在外,私人的事一般都托她代办。”停了一下,他又补上一句:“我们组的小陆看上她了,还托我做媒呢。”他不知道后面这句话,是不是又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严君跟与周志明同组的小陆,都是一年前从南州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她高高的身量,人很漂亮,一到处里,立即引起了一帮年轻干部的注目,背地里称之为“五处之花”。其实在周志明看来,就算是花,也是一棵刺梅。严君生就了一副假小子脾气,为人硬朗爽利。他和严君虽在一个屋子办公,私交原也不深,可是最近几个月,他暗暗发觉情况有点不对,严君总是在想法接近他,顾盼之间,一颦一笑,似乎都有些异样,她该不会生了那方面的念想吧?不会不会,处里想追她的人多了,可是情形又确实有点不对,不然,那天他给小陆提媒,她怎么会有那样的反应呢?她居然哭了,在这以前,他一直以为严君是一个不知哭为何物的女孩子。还有,她跑到萌萌家来这件事,也是有些古怪的,本来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了的事情,何苦疲于奔命地跑一趟呢?他从湘西回来的那天晚上,严君故意磨磨蹭蹭不回家,他心里也是有些感觉的,难道她就为了等大家都走光了,她向他说那番话吗?她当时的态度是那么郑重,使得他也莫名其妙地郑重起来了。“你托我办的事,我办了。”“是吗?”他以为出了什么问题,“那个胡同的传呼电话不好打?”“我没打电话,我去了一趟。”“噢?”他迎住严君的目光。严君却躲开他的注视,低声说道:“你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吗?”“谁?”“旧市委的政法部长,施万云。”“我知道,南州市第一任检察长嘛,老头儿现在没什么问题了。”不知为什么,他竟然向她解释起来了。而她却迎头泼了一瓢冷水:“还没做结论,挂着呢。”严君特地去萌萌家,又特地把施伯伯的身份告诉他,这里面的意思,他能感觉出一点来,但又不能太肯定。现在萌萌提起严君来,会不会也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里边呢?谁知道。幸好,萌萌自己把话引开了。“哎,志明,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去不去十一广场?”“十一广场,干吗?”他明知故问。“安成他们厂团委要往十一广场给总理送花圈,咱们一起去助助威。”他犹豫了一下,没搭腔。萌萌又站住了,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哼了一声:“难怪我姐姐不喜欢当警察的,你们都是些冷血动物。”“我也是?”他低头问了一句。“你,你是一杯温吞水。”停了一下,萌萌又问:“你不敢去,是不是怕你们领导知道?”他张了半天嘴,不知该如何一言以蔽之。十一广场,他并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怕领导的什么脸色。他的隐衷,怎么和萌萌说清楚呢?这几天,南州市空气中弥漫着的那股火药味儿,已经越来越刺鼻子了。几乎满城都在议论十一广场出现的那几个不大寻常的花圈,议论上海港工人悼念总理的“汽笛事件”和《文汇报》文章的风波。今天下午,从市局办事回来的组长陈全有又悄悄向他透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南京有人把反动标语用柏油和水氯松刷在火车上带到了北京;北京,据说也是人心浮动,有人往天安门广场送了花圈……“市局大楼里,气氛紧张得很。”身高体胖的陈全有和志明的办公桌对面紧挨着,虽然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但陈全有还是把大半个身子探过来,压低了声音说:“我在里面刚呆了五分钟就觉出来了,大家谁也没心思正经办公,都在底下议论纷纷。”周志明没动声色,他当然明白大陈的所指,但却故意问了一句:“议论什么?”“你不知道?十一广场上也有人送花圈了,还有人轮流守在那儿呐,你不知道?”“那不是悼念周总理吗,有什么不好?”他仍然故作糊涂地说,“市局机关那帮人,就是爱大惊小怪。”“咳咳。”陈全有也笑笑,附和地点点头,不再解释了。周志明心里知道,大陈这个人,工作上满有魄力,但在政治和人事方面,却是明哲保身的。无论什么事,都是心里有数,嘴上一向难得说出来。既然自己一味装糊涂,大陈当然更不愿明言了。对十一广场上的事,萌萌不会像大陈那样闪烁其辞,但她似乎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尖锐过,“你们有些干公安的,就是让人看不惯,他们不怕老百姓,也不怕客观事实和自己的良心,就是怕他的顶头上司,你承认不承认,就有这种人?”怎么没有呢,他心里当然是承认的。可在感情上却不舒服。他不希望萌萌是个尖刻的人,尽管她在你们“干公安的”面前,很有分寸地冠了个“有些”的限制词,但物伤其类,毕竟使人不快。就他自己来说,他没有爽快答应清明节陪萌萌一起去广场,就绝不是缘于对顶头上司的惧怕,他要是想去,完全可以搞得单位里人神不知。说实在的,别看他是干公安的,他倒是真心希望现在人们都出来闹闹事才好,这些年,大家在感情上是太不痛快了。有时当着一些同学朋友的面,他甚至还忍不住要说几句怂恿的话呢。但是在理智上,他又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当口上去广场送花圈,绝非一件平常小事。他是替萌萌、季虹和安成他们担心,他已经意识到的那种不安,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要是真的跟随他们前去呐喊助威,岂不是火上浇油吗?但若不去,又会招致萌萌反目相视,这种矛盾的心情,怎么向萌萌说清呢?说我不去是为了你们?那萌萌非送他一声冷笑不可。他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吁了口气,“再说吧,到清明节再说。”萌萌也吁了口气:“你要为难,就别去了,没事。”他能分辨出来,萌萌这话是真心的,萌萌不忍难为他。可是最后她却又饶上了一句:“看来警察也跟军人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上级的思想就是他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感情,上级的感情就是他的感情;没有自己的意志,上级……”“得了。”他不耐烦了,“你根本不了解警察,你们都不了解,警察也有各种各样的。”萌萌笑了笑,“有冷血动物,有提线木偶,有行尸走肉……”她注意到了他的脸色,收住了话头,笑着看他,“我要把你逗哭了吧?”远处,电讯大楼的钟声沉闷地响了,他们不再说话,似乎都在各自的心里默数着钟响的次数。啊,十点了。胡同口,一辆用北京吉普改装的宣传车徐徐开过,高音喇叭里放送着一个语调激昂的声音:“……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波及到全国各个领域。当前,社会上一小撮‘隐士’和‘逸民’制造谣言,妄图混淆斗争的……”汽车走远了,广播的声音渐渐听不见了,街上又恢复了夜晚的宁静,萌萌不往前走了。“我回去了。你明天什么时候来?”“来,听你和你姐姐骂警察?”“瞧,”萌萌一脸缓解的微笑,“我说是逗你嘛,你还真急了。明天早点来,给我爸爸说说湘西吧。”萌萌的笑能使一切变得温和、美好。可他仍然用一种不甘奚落的口吻回了她一句:“你又没骂我,我急什么?”周志明到现在才隐隐约约地有点明白了,工具,用工具这个词儿来形容他们公安人员,并不是什么好话。和人们常说的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种机构的性质定义全然不是一回事,而像萌萌说的那样,等于是在骂他们当警察的不是人,或者只是一群徒有四肢而无灵魂的人,一群物化了的人。他明白了这个词儿所包含的那种鲜明的贬意和蔑视。然而,这能怪谁呢?专政机关就是这么一个“准军事”的性质,公安人员就应当养成服从命令的习惯,怎么能凭着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主张而随心所欲呢?不能,公安就是公安,它的纪律就是服从,这是无可置疑的。可是,在周志明内心深处的感情上,在最朴素的,甚至于接近本能的直觉上,他常常又觉得萌萌的话也有某些道理。他在湘西同陆振羽的那场辩论中,不也是持了同萌萌一样的观点吗,然而孰是孰非呢?他不由又想到那个案子上来了,他一直拼命躲避而又躲避不掉对这案子的回忆,这是在他七年公安工作的履历簿上的一个最大最触目的惊叹号。这几天,他的脑屏上怎么也离不开那一沓子棕黄色的卷宗,离不开那卷宗的封面上,严君用秀丽而不沾脂粉气的笔体写下的案号——311。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案子的结局,究竟是肯定了陆振羽,还是肯定了他呢?311案的案犯徐邦呈是三月十一日发现的,而周志明实际接触到这个案子,却是在这前一天,三月十日。那天晚上他是在邻居王大爷家里吃的晚饭,自从父亲住院以后,他就一直在王大爷家里凑饭局。王大爷是城东区房管处看大门的,平时爱喝两口,量虽然有限,可每天每顿都不能断。听他老伴郑大妈说,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儿买不到酒,把酒精兑上水也得喝,足见嗜酒如命。那天王大爷照例喝到半醉,脑袋晃晃地突然对他说了这么一件事。“哎,志明,你说怪不怪,我们单位一个老太太,前儿个在街上碰见她死了好多年的侄子啦,看得真真着着的,还说她侄子比年轻的时候胖了点,可嘴唇上那颗痦子还那样儿,大伙都说她是见了鬼了。”“你们那儿的人,都迷信,哼。”郑大妈一脸不屑的样子。稍停,又忍不住地问:“那老太太没跟她侄子说话吗?”“她刚要说,一晃,没啦!真邪性了。”王大爷的小女儿淑萍向来寡言少语,这时却闷头插了一句:“我就不信。”“人家亲眼看见的,你还不信?”王大爷急赤白脸地说,“老太太吓得今儿晚上都不敢回家啦。志明,你说可信不可信?这死而复生的事儿,自古就有,那牡丹亭……”他笑笑,调解似的说:“说不定那老太太平常想念她侄子,由于大脑生物电流的作用,突然产生幻觉,像真的见到活人站在面前,也是可能的。要说死而复生,那得看是什么样的死,我们上法医学课的时候讲过,人死有两种:一种只是呼吸停止,脉搏中断,就是心不跳了,医学上叫临床死亡,俗话叫假死,这种死也许还能活过来。另一种是真死,就是身体从根本上丧失了新陈代谢的能力,医学上叫生理死亡。她的侄子既然已经死了多年,那当然不会再活了。”他当时并没把这当回事,以为不过是王大爷酒后无聊,摆摆龙门阵而已。谁知道第二天刚一上班,科长段兴玉在机关大门口把他给截住了。“刚才纪处长从局里来了个电话,城东分局昨天接待了一个要求协助寻找亲属的来访群众。市局马局长认为有点儿怪,要我们处派人去谈一下,分局的同志今天又把那个来访的人找去了,你跟我去一趟吧。”城东公安局离五处不过七八里地的路程,他和段科长乘了一辆北京吉普,穿过几条繁华的街道,不一会儿便开进了一座古旧的大院子里。段兴玉同两位分局的干部简短交谈了一下,便和他走进了接待室。接待室很小,约莫和他们组的办公室差不多宽窄,靠里墙的窗下摆了张桌子,桌子对面是两条没有靠背的长条凳,长条凳上坐着两位来访者——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上了年纪、胖得出奇的女人。周志明坐在桌子一角,整个谈话过程中,他除了偶尔插问几句外,只是集中精力把段兴玉和那两个人的“问答”详尽地记在稿纸上。中年男人情绪松弛,和胖老太太的忐忑不安形成鲜明对比,他说话的时候态度随便,脸上几乎始终笑呵呵的。“唉呀,我们这老太太还有点儿迷信呢,昨天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我们找人陪了她一宿,她还有心脏病……”中年人当着老太太的面毫不顾忌地揭她的短。老太太发着疟疾似的摇着头,不住地嘟囔:“我不怕,我不怕,我怕什么?我是他婶子!我一个人懒得回家住……”她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肉像是要炸开一样抖动着。“您是城东区房管处的负责人?”段兴玉向中年人问道。“我是房管处的工会干部。昨天就是我陪她到这儿来的。她在我们食堂里是年头最老的炊事员了。”段兴玉把目光移向老太太:“您能不能把情况再谈一遍。昨天您在哪儿,怎么见到他的?”“我都说过了,就在兴华路,兴华路的津味包子馆那儿。我每天上班路过那儿都要买包子,那儿的包子……”“是靠火车站的兴华路吗?”周志明一边在本子上飞快记着,一边问。“是呀,是呀。那儿有个包子馆,我每天……”“那时候大约几点钟?”段兴玉问。“也就是六点多钟吧,我每天七点上班,食堂本来是六点上班的,领导上照顾我年岁……”“您六点钟看到您的侄子,对吗?他当时在干什么?”“他?他在九路电车站看站牌子呐,后来电车来了,他就上车去啦。”“他是独身一个人吗?”“好像是,反正我没看见别人跟他在一起。”“那么——,您来找公安局,是不是想让我们帮助找到您这位侄子?”“是呀,”老太太愣了一下,不无恐惧地又说,“可他明明已经死了呀,死十年了,怎么又活过来啦?我知道现在没有鬼,我不迷信,可他怎么又活过来啦?”屋里静了一会儿,段兴玉问:“会不会是因为您总想念您的侄子,迷迷糊糊地看错人了?您再仔细回忆回忆。”“迷糊?我不迷糊。您别看我那侄子念大学那会儿总住在我家里,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他。昨个儿我真的没看错。他比过去胖了点儿,可嘴边上那颗黑痦子还在那儿,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还叫了他一声呐,他小名叫四远,我叫他一声四远,他扭过脸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正赶这寸劲儿,九路电车来啦,他急急忙忙就上去了。我不会看错的。我这么大岁数,还能瞎说吗?”周志明一边记录一边想着,王大爷果然不是酒后胡言,还真是有人“死而复生”了。段科长没再耽延,草草结束了谈话,向分局的同志要了材料,行色匆匆地离开了分局。周志明跟着段兴玉后面钻进了吉普车,没有多问。虽然他还不能从这场谈论中立即得出什么明确具体的判断,但从段科长的脸色上,却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急迫。果然,在回去的路上,段科长从分局给的那沓材料里抽出一张纸来,递给他,说:“你看,分局的动作还是满快的。”这是一张字迹潦草的电话记录稿。他在车座的颠簸中看下来。来电话单位:湖南省湘西吉首县公安局;来电话人:李代远。通话内容:昨日你局来电查询徐邦呈下落一事,据我们了解,徐邦呈,一九四○年生,原系我县城北甲村人。一九五八年考入南州大学西语系,一九六○年因乱搞两性关系问题受到留校察看处分,毕业后分配往新城地区做外贸工作,又因反动言论问题被开除公职遣回湖南原籍。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徐上山砍柴时失踪,经当时我县公安局军管会调查,将徐按自杀死亡处理。特告。看完,他的眉头紧锁起来,段兴玉看了他一眼,问道:“明白了吗?”周志明的视线又落在这张电话记录上,琢磨着说:“从这个电话上看,这位老太太的侄子在十年前的死亡并没有确实可靠的佐证,大概当时那个军管会查不出究竟来,就马马虎虎定个死亡结论了事。可是……”他迟疑了一下:“如果这人还活着,这十年流浪到哪里去了呢?”“从老太太看到的情况分析,他的衣着整洁,并不像个浪迹无定的‘盲流人员’。”段兴玉翻着分局同老太太头一次的谈话记录,思索着说:“我们是反间谍部门,马局长要我们过问这件事,恐怕是……”周志明恍然大悟,接过话头说:“这家伙在地处边境的新城地区工作过,对边境情况熟,会不会在六六年跑出去了?”段兴玉点一下头,说:“如果你这个估计不错的话,我们现在是一刻不能耽搁,得马上有所动作了。”他们回到处里的时候,处长纪真已经等候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了。共同的经验使得这些老侦查员常常会产生相近的判断,纪处长见到他们的头一句话就问:“情况如何,是人,不是鬼吧?”段兴玉并没有立即回答纪真的问话,把材料一一取出,等纪真浏览了一遍,才说:“分局干得不错,已经和吉首公安局取得了联系,还根据来访人的描述绘制了摹拟画像,跟徐邦呈六十年代在南州大学上学时的照片相比,有点像。”随后,又转脸对陈全有说:“大陈,你过去是搞外线侦查的,据你看,如果查找这个人,照片和画像哪一个价值大些?”陈全有是六二届公安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做过两年外线跟踪工作,六四年才调到五处搞内线侦查,因此号称“里外一把手”。他接过照片和画像,来回看了几遍,说:“画像嘛,价值可能更实际些,因为是根据目击者记忆犹新的印象制作的,当然更有利于外线侦查员的识别。虽然和本人十多年前的照片距离远了些,可是固定特征基本没有改变。你们看,眉距、眼宽、鼻翼的形状、嘴形、耳形、发际五官骨骼的比例等等,都和照片很接近,从这几方面分析,这幅像画得可能还是比较成功的。”纪真挥手打断了大陈的话头,叫段兴玉收拾起材料,两个人急急忙忙坐车赶到市公安局去了。中午时候,段兴玉回到科里,他们才知道局里已经正式批准立案。徐邦呈的摹拟画像已开始复印下发。周志明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案件的开端还是顺利的,虽然外线处因为当天下午的批邓大会“雷打不动”,致使飞机场、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在晚上七点二十分之前一直未能封锁,但那天夜里城区各分局以治安检查的名义,对大小旅店和住客的洗澡堂进行的清查,还是满认真的,结果在夜里四点多钟,城南分局在“为民旅馆”四层楼的一间客房里,发现了徐邦呈。不过,根据他们的要求,分局的同志没有惊动他。于是,这个案件的第一个矛盾就出来了——对徐邦呈,捕,还是不捕。周志明知道,段兴玉是不主张马上逮捕徐邦呈的,因为不许外线和分局擅自惊动徐邦呈这一条,就是他先提出来的,纪真当时也赞成,他们在向马局长汇报时,马局长也没有提出异议,如此分析,段科长、纪处长和马局长都属于“不捕派”。但是,第二天上午的决策会一开,却决定对徐立即逮捕。这个会的参加者,除开三个“不捕派”之外,就只有主管侦查工作的副局长甘向前了。显然,甘副局长是“捕派”。周志明从刑警大队调到五处已经有五年了,以他对反间谍斗争的那点知识和经验看,徐邦呈显然是不应当匆忙逮捕的。他不知道决策会上这个反常的决定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和背景。那天中午纪处长和段科长开会回来,虽然并没有向他们说起会上的情形,但这沉默本身,就足以使人想象出这个会是怎样一种不愉快的气氛。周志明和甘副局长的直接接触,就是在这个案子上才开始的。甘副局长自从“文革”到南州市公安局参加军管算起,在地方上工作已经快有十年了,但他身上那种军人的威风和干脆果断的个性却丝毫没有改变。对这种个性,周志明似乎并不太喜欢,总觉得有点独断专行,近于跋扈。记得那次在边境的那个小招待所里,甘向前不知怎么看见了他手提包里带着的那本《普希金诗选》,拿过去翻了几页,皱着眉头问他:“普,普什么,普希金?”他当时有点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地“啊”了一声。甘向前把书还给他,却问:“局党委布置的今年内通读《毛选》一至四卷的任务,你的进度怎么样了?”“已经开始读第二卷了。”“笔记都按要求完成啦?”“完成了。每篇文章我都做了笔记,每篇笔记都超过了二百字。我们出发前,处里的政治处专门把我们几个人检查了一遍。”“哦,”甘局长脸上挂出些微笑,这才指指那本书,说:“这种书,批判地看一点不是不可以,不过还是少看为好。”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噢,这书……列宁也很喜欢读的。”“是吗?叫什么来着?普希金,啊——苏联作家吧?”“俄国作家。”“哈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甘局长笑起来,“起码的常识也得多一点才行嘛,苏联就是俄国,一回事儿,啊。”他哭笑不得。从那以后,他对甘局长的印象便大大地又打了个折扣。逮捕徐邦呈以后,先是段科长负责这个案件的审讯工作,审了两轮,甘局长突然来了兴趣,亲自出马把审讯接了过去。这一下,周志明倒真是觉得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工具”了。他、大陈、小陆、小严,他们几个参加这个案件工作的人,都成了孙悟空脖子上的汗毛,只是随时被拔下来一吹,化作一些没有灵魂和血肉的小猴来乌合冲杀一阵,而自身并无任何责任和担子。这个案子究竟应该怎么看、怎么搞,他们完全没有发言的机会,也完全不允许有讨论的空气,一切都要听甘局长的吆喝,在甘局长忙得连吆喝也顾不上的时候,他们就只有闲着……晚上十点半钟,周志明才回到了家。和萌萌家住的神农街头条一样,他家住的化龙巷——西夹道,在南州市里也是条僻陋的小胡同,自从“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天改名叫立新巷以后,就更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了。周志明把自行车推进小院的时候,对门王大爷家里的日光灯还亮着,听见他的声音,郑大妈推门出来了。“才回来呀?”她问。他一看就猜出郑大妈是找他有话说。果然,还没容他搭腔,郑大妈就接着说道:“刚才,吃饭的时候,你们单位的那姑娘又来了。”“我们单位的?”“就是模样儿挺不错的那个高个儿,叫什么来着?瞧我这脑子。”他明白她说的是严君,便问了一句:“她说什么来的?”“没有,我让她上家坐一会儿,她没坐,走啦。”听见他们说话,大福子披着衣服也出来了,神神秘秘地冲他说道:“志明,你们公安局的现在是不是又该忙了?据说往十一广场送花圈的不少呢。”他让大福子没头没脑插的这一杠子给弄笑了,“送花圈,和我们什么相干?”“不是说不让送吗,我们厂就不让送,你说这叫什么事呀!”“谁说不让送。”他推开自己家的门,这门平常是不锁的,郑大妈和淑萍每天都要进来帮他收拾收拾屋子。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说:“过两天清明节,我还去呢。”郑大妈的神情倒是挂上了几分郑重,“志明,你兴许还没听传达吧?广场那儿,可是有坏人破坏呢,转移批邓大方向。”周志明还没回答,大福子倒先数落开了。“妈,您又听传达了是不?得了得了,人家志明是公安干部,人家听剩下的,才轮到您呐。哎,志明,回头要去咱们一块儿去啊。”“瞧瞧,衣服也不穿好,感冒我可不管你。”郑大妈也把话岔开了。看着郑大妈和大福子回去了,周志明关好门。他懒得去开灯,四肢松懈地倒在床上,漫不经心地游目四睹,眼睛很快适应了屋里的黑暗。甚至能很轻易地看清靠门边的桌子上放着的那个乳白色的牛奶瓶子。自从去年巷子口的奶站刚一恢复订奶业务,父亲就给他订上了奶,其实喝到现在也未见得补了多少力气,每天还得排队去取,麻烦得很。他几次要停,父亲都执意不从,幸好淑萍从农村病退回来在家闲着,取奶的差事便由她代劳了。在桌子的上方,挂着他的一张放大照片,是他六岁那年照的。黑暗中早已看不清照片背景上那爬满紫藤的小楼了,那就是他过去的家,南州大学校园内一座庭径幽朴的院落,环境虽不豪华,却充满了诗一般的浪漫。小院里种了各色各样的花,阳光斜射进来,满目缤纷。这小院是他儿时的乐园和天国。从小,他就是被这种优越的生活娇宠惯了的,以致那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咣的一声来到眼前的时候,他便像个不谙水性的孩子被一下子抛进汹涌的大海那样无以自援。父亲第一次被强迫敲着锣游校时,那张惨白的脸给他带来的刺激,几乎是他的年龄所难以承受的。那几年“人下人”的日子完全改变了他,到现在他都习惯地不敢大笑、大叫、大喜、大怒,无论高兴还是生气,都不敢撒开来干,都要瞻前顾后,看着周围的脸色,留着充分的余地。也许小时候受了刺激和压抑的人,都会落下这种夹着尾巴做人的后遗症吧。他从那张照片上移开眼睛,往黑暗中看看,叫了声:“白白。”不一会儿,下面窸窸窣窣响了几下,“白白”用它尖尖的小爪子勾着床单上床了,径直地走到他的胸脯上,漫不经心地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然后趴下了,舒服自得地打着小呼噜。他和父亲都喜欢猫,原来因为白天家里没人才一直没养。去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开始,父亲在学校里实际上被夺了职,等于在家赋闲了,这才下了决心,索性彻底闲情逸致,养!猫是他跟父亲一起去一个熟人家里挑的,他喜欢白毛的,而父亲却看上了那只纯黑的,争了半天,还是父亲让了步,他们把“白白”抱了回来。父亲还开玩笑说:“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父亲也喜欢“白白”。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想着该去洗把脸,铺床睡觉,可身子却懒得动弹。他想想刚才大福子的话,心头忽然有点发热。大福子是向来不通政治的,现在居然也在关心着十一广场上的事态,在施、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中,竟蕴存着同样的感情与爱憎,细想起来,的确是激动人心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谁不爱总理呢。郑大妈是邻近几个院子的联合向阳院主任,常在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走动。难道街道上已经传达了什么“精神”了吗?可细琢磨一下,他又觉得不会。因为对广场上那些花圈,除了在市公安局办公室编的《社情动态》里被褒贬含混地提过几句外,还没有见诸任何正式的和权威的文件,局里的头头们也都未曾做过任何公开的明确的评价。看来,郑大妈的所谓“传达”,即便不是空穴来风,也不过是夸张之辞罢了,老太太自从当上向阳院主任以后,小题大做,已属常事,难怪大福子都要噎她了。然而这件事的本身,恐怕也难以称其为小题。大福子是准备去广场的,萌萌、季虹、安成他们也是准备去广场的,过几天就是清明节,带着不谋而合的默契到广场去扫墓的人谁知有多少?这一股股细细的暗流到那时会不会聚为澎湃的洪水?市里的头头和中央那些人该怎么想?会不会像郑大妈听到的传达那样,把这些统统看作是破坏批邓运动?他突然觉得答案似乎明摆着,那些个头头们一定会这么想的,连徐邦呈,甘局长不是也认为是外国特务机关派进来破坏批邓运动的吗?徐邦呈潜入南州市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虽然现在局、处两级都没有对以往的结论做出更动和说明,但周志明却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并没有真正解开的谜。头两次审讯,他是参加了的,徐邦呈两次撒谎撒得都不高明。特别是头一次的供述,低劣得简直无法自圆。谁能相信,像他这样一个非法越境,而且已经深入到南州这样的腹地城市来的特务,仅仅是为了泛泛搜集沿途所见的一般性情报、搞几份不公开发行的地方报纸呢?不要说周志明自己,就连头一次参加大案审讯的陆振羽和小严,也能一眼识破其诈!周志明这几天倒是常常在琢磨从徐邦呈身边缴获的那几件东西——伪装成素描本的密写纸、伪装成去痛片的密写药、藏在钢笔里的密码、印在民用氯化乙烯胶纸里的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还有那3131…64元人民币,这些东西都是准备派作什么用途呢?如果“三月计划”是假的,那么缝在手提包夹层中的那张地形图和伪装成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的信号机这两件直接用于“三月计划”的物证,又该作何解释呢?第二次审讯是在大部分物证都已检验出来以后进行的,按照段科长的布置,审讯中他们没有做记录,录音机也是藏在审讯台后面的。因为对一个尚未缴械的特务来说,录音机和记录员都会使他变得小心翼翼,说话增加斟酌。这对审讯自然不利。然而,尽管那次审讯的气氛经过这样刻意淡化,可段科长的发问却仍然是咄咄逼人的。审讯台的台面上,摆着密写纸、密写药、密码和那卷已被拆开的氯化乙烯胶纸,还有钱,在全部缴获的特工用具中,只有信号机和那张神秘的地形图因为还没有检验分析出结果而没有拿出来。徐邦呈被带进来了,没等许可就一屁股坐在屋子当中为受审者预备的方凳上。那是周志明第二次见到他,看上去约莫三十五六岁,有点虚胖,泪囊已微微肿起,下巴颏上的肉也开始松垂。他脸上没有多少表情,只是用眼睛往审讯席上扫了一下。周志明隐隐觉得,那目光是老辣的,他对徐邦呈原有的那个愚蠢的印象,似乎就是在那一刹那间开始动摇的。段科长向徐邦呈指指摆在桌面上的物证,开门见山说:“你还坚持原来的供述吗?”徐邦呈脸上飘过一阵慌张。不过志明觉得,这慌张多少有点儿做作。徐邦呈微微欠起身,挨个把那些物证仔细看过,好像是在辨认一堆不相识的东西。然后重重地吁了一口气,却不说话。“搜集沿途所见,找几份不公开发行的报纸,恐怕用不着这些装备吧?”徐邦呈的头似点非点地动了一下。“你真正的任务是什么?”徐邦呈眨眨眼睛,仍然沉默。段科长的声调依然是徐缓的,但徐缓中却暗藏着尖锐的锋芒,“徐邦呈,我劝你别拖着,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而对你,则是性命攸关的,你不要耽误了挽救自己的机会。好,我再问一遍,你的任务是什么?”周志明当时确是没有想到,徐邦呈竟出人意料地小声说出两个字来:“接头。”段科长不动声色,问:“和什么人接头,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接头?”“接头人是谁我不清楚。地点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旁边有个储蓄所,就在那个门口,时间是三月十五日晚上七点钟,有个人戴眼镜,左手三个指头拿一份红旗杂志,这就是同我接头的人。接头的暗语是,我问他:‘北京有橄榄树吗?’他答:‘不,只有冬青和剑兰。’如果十三号没接上,就再顺延一天。”“你的派遣单位是哪里?”“D3情报总局。他们叫我和那人接上头以后,一切听他的指挥,这些东西,”徐邦呈的手向桌上指了一下,“就是我们今后和总局联系的工具。具体怎么联系,我也不清楚,一切由我那位领导人安排。”“就这些?”“我只知道这些。”“你不去北京接头,到南州来干什么?”“我在边境没有买到去北京的火车票,就先到南州中转一下。因为是十三号接头,我原来是准备今天从这儿去北京的。”段兴玉沉默了片刻,最后问:“你对这两次的供述,还有什么需要更正的吗?”徐邦呈断然摇头,“没有。”这就是第二次审讯的结果,看上去比第一次要“像样儿”多了,似乎并非全无可信之处,难怪小陆在那天晚上的分析会上,会那样激烈地力主出击呢。小陆一向是不甘寂寞的人,凡事都喜欢先出头,那天更是抢先发言。他本来从不抽烟的,那天却助兴般地点起一支“大前门”来,可见他的确是来了情绪。“总的来说,”他把吸进嘴里的烟全喷出来,“总的来说,我认为,今天的口供是可信的。说不定,我们要是派个人冒名顶替去接头,还能打到潜特组织的内部去呢。可以肯定那个人不认识徐邦呈,要不然,就不会使用接头标记和暗语了。”他观察了一下别人的反应,又说:“也许,我的想法太大胆了,有点儿冒险,不过侦查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活动。”倒是出语惊人,周志明看得出来,连严君也有点儿来精神了。“你认为口供可信的理由呢?”段科长却淡淡地问。小陆又连吸了两口烟,显然是在仓促现想,“第一,口供基本符合情理,接头地点说得也对,王府井那儿是有个储蓄所,我在北京见过的。第二……第二,这个……”“严君有什么看法?”段科长转而问严君。严君略加思索,尽量从容地说:“从缴获物品的用途上看,和他这次交代的任务倒是相符的,不过这里也可能有真有假……”段兴玉又把目光移向大陈。大陈翻来覆去地翻着那几页审讯记录,摇着头说:“不可信,我看全不可信。”周志明当然也看得出来,徐邦呈的某些说法是不可信的。比如,那张地形图是干什么用的,徐邦呈就没有交待清楚,再如,徐邦呈并不具备潜伏的条件,为什么却负有长期潜伏的任务呢?现代间谍战中对情报员的使用讲究量力而行,一般很少强人所难,所以徐邦呈在这方面交待的可信性是不大的。不过大陈对口供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辞色比他估计的还要干脆,这倒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于是问:“全不可信,为什么?”大陈从座位上站起来,挥着手说:“就算北京有个潜特吧,可是把徐邦呈这种人派给他有什么用处呢?一没合法户口,二没公开职业,根本不具备潜伏条件,这是一;从间谍工作的常识来看,接头时,应当由身份高的一方处于主动地位,以便能视现场情况自由进退。既然去接头的那个人是徐邦呈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安排那个人持有识别标志呢?这样一来,被领导者岂不是比领导者更安全了吗?这是二;《红旗杂志》是发行量很大的刊物,用它来作识别标志很容易被偶然的巧合破坏,这也不合常理。敌人是不会这样疏忽的,这是三;还有,那个地形图我琢磨了一下午,”大陈把图取出展开,指点着说:“图的上方有一条贯穿的曲线,曲线以南画得比较详细复杂,以北,除了几个简单标志外什么也没有。看来,有点儿像边境地区的方位图,不管怎么说,这张图和北京接头这个任务之间是看不出什么联系的。”大陈讲的是有道理的,段科长也点头补充道:“接头的标志肯定是有问题的,据我看,接头暗语也不对,这种类型的暗语早在二次大战前就被淘汰了。在现代间谍战中,使用暗语必须符合周围环境和人物身份,而且得选择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问答句。像他们这样,跑到王府井去谈什么剑兰、橄榄树这类风马牛不相及的疯话,不要说被我们碰上,就是一般人听见,也要奇怪。还有一点,他第一次所供的姓名和在国内时的历史都是假造的,我们当时没有戳穿他。如果他今天是老实交待的话,那就应该把假姓名和假历史一并更正过来,可他没有更正,仅从这一点上看,其他口供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不过……”段科长沉吟了一下,接着说:“我倒是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昨天我一见到这个人,从开头几句话中,就感觉到此人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在答对时,用词很恰当,很准确。这说明他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从他的举止和我们缴获的特务器材的用途看,他也像个受过正规训练的骨干特务。可他的这两次供述却如此荒诞不经,漏洞百出,这和他的实际水平之间距离太大,这不能不说是个很矛盾的现象……”段科长最后的这几句分析,的确是很精彩的。周志明现在躺在床上,在事过境迁之后再来回味这段推理,仍然要佩服段科长的细心和敏锐。但是这段推理后面应当引出的结论,他却一直没能揣摩透。段科长那天还没把话说完,就被甘局长和纪处长的突然到来打断了。也许因为甘局长是第一次临幸他们的小办公室,所以大家都感到有点意外。当纪处长说明了甘局长的来意之后,周志明也弄不清是该高兴还是该挠头。他还从来没有跟局长一起搞案子的经历呢。“甘局长这么晚专门赶到这儿来,是准备明天亲自参加这个案件的审讯工作的。”纪处长说,“甘局长进城以前就搞过审讯工作,应该说是老经验啦。”“啊,啊,”甘向前坐下来,摆摆手,“老经验靠不住,还要靠毛主席的革命审讯路线嘛。我接触审讯工作还是在东北剿匪那阵子。过去审土匪也好,现在审特务也好,总不外那么几条嘛,政策攻心啊,指明出路啊,分化瓦解啊。”甘向前停了一下,又说:“这个案件,市委亦得同志很重视,点名要我亲自动手,当然,你们这两天的审讯,成绩还是主要的。不过,目前还没有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审讯录音我粗粗听了一下,我个人认为,这个人根本没有向我们缴械。市委亦得同志对这个案件的工作有很重要的指示,要求我们把审讯室变为大批国际反动派的战场,把大批判贯彻始终,首先要让他低头认罪,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使审讯顺利进行下去。”甘局长讲话的时候,大家都一声不响,只有纪真哼呀啊呀地随声应酬着。甘局长说完,又坐了一会儿,问了问物证检验的情况,就走了。周志明还等着听段科长刚才那段分析的下文呢,谁知道段科长却闷闷地说了句:“散会吧。”“科长还没说完呐,”他禁不住问道,“下一步咱们怎么搞啊?”“怎么搞,”陈全有站起来,戴上帽子,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说:“听甘局长的呗。”周志明看看段科长,又看看纪真,他们都沉着脸不说话,似乎是默认了大陈的说法。小陆、小严也锁抽屉戴帽子准备回家了。在那一刻,周志明的嘴里是切切然地嚼出一股子难言的苦味儿的。他一向看重的那个职业荣誉感仿佛也变得索然无味了。甘局长一来,也不和大家认真研究研究,只凭着“粗粗听了一下”审讯录音,就不容商量地把审讯方略确定了,既不征求一下纪处长和段科长的意见,也不问问他们这些侦查员的看法,仿佛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干部全不过是拉磨的驴,只能听喝!这倒真是应了小陆在湘西时对他说的那句话了:“什么叫好侦查员?别叫领导腻歪,就是好侦查员!”周志明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纪真和段兴玉仍旧默然坐在椅子上没动窝。他反手带上门,才听见他们在屋里说起话来,纪真的声音低沉不清,段科长则显得激动些,声音里带着点暴躁。“审讯室又不是批判会,审讯的目的是搞清问题,又不是辩论是非,这怎么叫单纯军事观点呢?”段科长在科里同志的面前,从不这样动容,大概,也只有在纪处长这个老上级面前,他才会如此直抒胸臆吧。因为甘局长主持的审讯,是从局秘书处带了个顺手的干部去的?穴也是个没搞过侦查的?雪,而他们五处这个承办案件的小组只须出一个做记录的。所以第二天上午,段科长和大陈便带上那张神秘地图的复制件,乘飞机往边境地区的H市去了,他们想在那一带公安机关的帮助下,解开这张地图的谜。严君从一上班就埋头桌前,把前两次审讯的录音誊写在审讯记录纸上,周志明自己,则开始着手整理那些个物证,把它们登记、剪贴起来,所有“物证检定分析书”也都装订成册。小陆平时最怵这类烦琐枯燥的工作,他经过拼命要求,终于被段兴玉同意派去给甘局长的审讯做记录,一大早就被甘局长的汽车接走了。那天晚上快下班的时候,小陆回来了,周志明从他的脸色上,看出审讯仍旧不顺利。“这小子,装疯卖傻,迟早是挨枪子儿的货。”小陆咕咚咕咚喝下一大杯凉开水,抹了把嘴,说:“审到最后,连甘局长都给惹火儿了。”“下一步怎么办,甘局长没说么?”周志明忧心忡忡地问道。“接着审呗,非把小子敲开不可。甘局长刚才到技术处去了,好像是那个熊猫牌半导体查出点儿什么名堂来了。”他停了一下,又说:“看来,甘局长怀疑他的潜入任务可能和批邓运动有关。”“和批邓运动有关?”严君很是不以为然了,“人家管你批邓不批邓啊,不可能!”周志明却并没有太往心里去,因为甘局长只审了一天,一切都只不过主观分析而已,何况他们当头儿的,满脑袋都是“批邓”,但凡有点风吹草动,难免要往那方面去琢磨,就连现在十一广场上那几个小小不然的花圈,他们也要疑神疑鬼,好像天下的人全都是为了破坏批邓才活着似的。晚上,小陆回家去了,严君自告奋勇陪他加了一个小班,他们刚刚把那个印在胶纸里的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抄在格纸上,就被纪真从办公室里轰回家去了。那些天,查店、审讯、开会,连轴转,按说是够累的,可他晚上却睡不着,从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上看,距第一个收听时间——三月二十一日夜间零点十五分,只有八天了,如果八天之内案情仍无突破,就是收到了特务机关给徐邦呈的什么指示,他们也没法动作。那可就真不知道这案子将如何了了,他想弄不好也就是不了了之了。可是他完全估计错了。第二天段科长和大陈那方面虽然仍旧没有什么消息,可甘局长的审讯却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的进展,到中午,小陆带回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他全招了!”他一进门就兴冲冲地宣布,“好家伙,果然是条大鲨鱼。”他和严君全都目瞪口呆地望着小陆,小陆扯过一把椅子坐下来接着说:“技术处把那个小收音机给查出来了。那是用咱们熊猫牌半导体改装的小型信号机,可以发射和收接信号,有效范围一公里,他到王府井接头,要这玩意干什么。今天我们一上去,先把这玩意跟那张图往他眼前一摆,这小子立时就傻眼了,甘局长把桌子一拍,几句硬话往他头上一压,这小子就坚持不住了。嘿,我发现甘局长还是挺有气势的。”“到底怎么回事?”严君忍不住打断他的话。小陆冲她笑笑,赶快说:“外国特务机关派他来,是为了执行一个庞大的计划。他的任务是先进来摸摸情况,路子,看看边境地区需要什么证件,买火车票要什么手续等等。其实这些特务机关原来也知道,只不过是为了慎重看看有没有变化。在三月二十五日,他要返回边境,就是那地图上画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叫仙童山,山的本身就是国界线,在那儿接应一支特遣小分队进来,分散到几个大城市去搜集情报,同时散发一些伪造的我内部文件,破坏批邓运动。整个计划的代号叫‘三月行动’,他本人的代号是‘1127’,敌人规定他入境后冒用一个外侨的名义给使馆写封密写信,汇报他执行任务的情况,然后再用盲发电台把指示传达给他,这封信他还没来得及写呢。看来,下一步咱们要有大戏唱了。”小陆不停气地说着,脸上的兴奋是不能掩饰的。下午,小陆又去看守所了,审讯还在继续。傍晚的时候,段科长也从H市打来专线长途,证实了那张图正是仙童山的方位图。真是一天之内,风云突变!晚上下班的时候,小陆没有回来。吃过晚饭,纪处长接了一个电话便立即坐车到市委去了,临走匆匆跑来叫他们给哈尔滨挂长途催段兴玉和大陈回来。从处长的脸色上,他和严君不约而同地感到了事态的紧迫。果然,当天夜里十点钟纪真从市委汇报回来,就决定了他和小陆的湘西之行。“三月计划”是一个如此之大的行动,为万全计,纪处长认为必须去湘西把徐邦呈的老底查实……“白白”突然站起来了,用力甩了甩脑袋,把他的思绪打断,它东张西望了一会儿,一只小肉爪竟然踩到他的脸上来了,冰凉,倒是让人挺舒服,他没动。随着一阵细小的呼噜声,“白白”那不但冰凉而且湿乎乎的小鼻子也触到了他的鼻尖上。不行,这家伙给脸上鼻梁,竟然要在他的脸上打坐了。他抓住它的腰,把它放到床下去了。他的思路岔开去,对了,明天还要去萌萌家,给施伯伯讲讲湘西。讲什么呢?那可是施伯伯阔别了二十多年的老家呀。天花板低垂着,呈银灰色,薄薄地贴着层暗光,不知是寒月清辉还是郑大妈家里那盏二十五瓦日光灯的折射,使人更加感到周围的压抑和狭小。周志明家的这间屋子,原来是个二十多平米的大房间,在他们搬来以前,就被人在当中打起条隔断墙,成了里外套间。二十多平米,照着两口人的标准,平均居住面积是不算窄的,可自打从湘西回来,他就常常感到周围空间的拥挤和色彩的单调,常常要情不自禁地向往起那青山秀水的天地了。他从小没离开过城市,就是出差,也不外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一类的繁华去处,和南州大同小异。应该说,湘西,是第一个用大自然的雄浑和优美给他以熏陶的地方。他和小陆是下午三点多钟乘飞机飞抵长沙的,傍晚又乘上了长沙至怀化的火车向西而行。虽说那时候春节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火车上的拥挤风潮却还在持续。挤在探亲期满的职工、士兵和度完寒假的学生中间颠簸了一夜,真是筋疲力尽的一夜。第二天早晨又在怀化改乘长途汽车,不到中午,汽车便已经攀援在湘西蜿蜒而潮润的公路上了。日夜兼程的疲倦被藏怀的一点好奇和向往淹没了,这就是湘西吗?一个交通不便、荒野偏僻的地方;一个汉人、苗人、土家人杂居的地方;一个缺少文化、土地贫瘠而又多匪的地方,古老而神秘,混和着原始的野蛮和自然的优美……这就是周志明过去对湘西的近于荒唐的认识,一个从未到过湘西的人在一本又黄又旧且失佚了篇首的书中得来的认识。一条与公路平行的无名小河在脚下萦回,浅薄的河水清澈见底,在卵石细沙间无声流过。隔着雾蒙蒙的车窗远眺,山外有山,群峰罗列,如屏如障的崇山峻岭中,蔓延着长年凝绿的大杉树。时有几幢接瓦连椽的房屋隐傍在山林的转折处,宛如画家点上的几笔极巧的跳色。刚刚从色彩单调,俨然一派冬日景致的南州来到这郁郁葱葱、积蓝堆翠的南方山区,虽然坐在车里头,却恍若觉到一股暖融融的春风扑在脸上,引人到一种陶醉的意境中。他记得那时候竟胡思乱想起来了,将来要是有机会,一定得和萌萌一起来这儿好好优游一番,没想到萌萌的老家竟是这样一个宜于谈情说爱的美地方。不知是不是也因为美景的诱惑,陆振羽也发起了情思,扯扯他的衣服,故作随意地说:“哎,你帮我参谋参谋,严君这人到底怎么样?”“不错呀,”他笑笑,“你们现在到什么时态了?是‘进行时’呢,还是‘过去时’呢?”“噢,这个……”小陆尴尴尬尬地说,“‘将来时’吧。”“怎么,你还没跟她谈?”“谈是谈了……”“她怎么个意思?”“含含糊糊,谁知道。”“她不同意?”“我没跟她明着提,不过意思是到了。她好像,咳——,她开始说现在对这种事不考虑,后来又说她早有了,真真假假的。”“啊,”他笑了,“可能你的功夫还没到家吧。”“哎,以后有机会,你再帮我说说怎么样?我发觉她还挺听你的。”“行,我试试。”他嘴上答应着,旋而又后悔起来,这种事照理该由老同志去说的,老同志面子大,至少应该大陈……他们坐了四个小时的汽车,到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吉首是个只有四万人口的小城,依山傍水,充满了江南市井的诱人风采。吉首公安局就坐落在临河不远的一条大街上。接待他们的是个年轻的土家族干部,还是个大学生。戴着一副白架子眼镜,活泼热情。在他的帮助下,他们很顺利地查到了徐邦呈的档案。“真是,我们以为这家伙早死了,搞了半天还活着!我算算,从六五年到现在,乖乖的,整整十一年了。”年轻的土家人说一口富于韵味的湘西话。正在摘抄档案的小陆扬起脸说:“十一年前你们没有找到尸首,怎么就断定他死了呢?”周志明把目光从档案材料上移向主人,他觉得小陆这话问得有点儿生硬,容易被对方误解为指责,可那年轻人似乎一点儿没有在意,反而爽朗地笑起来。“他是因为犯错误开除公职的嘛,所以原来以为他太想不开了。我们这儿的人要想死方便得很呀,连根上吊绳都可以不买的,山上有的是洞洞,谁也不晓得有好多深,没人下去过。要自杀往里一跳,连个声响也不会有。解放前还有这样的风俗迷信,没出嫁的姑娘要是得了什么病,常常会被族亲们说成是让洞神看上了,把她扔下洞去,叫做落洞,听说过吗?”小陆放下笔,“我以前倒听说过湖南的地主把女的沉潭处死,还没听说什么落洞的。”“被沉潭的女人大都是因为犯了闺戒,落洞的女子却不同,多数是自愿的,还真以为给洞神爱上了,落洞的时候眼睛亮亮的,脸上红红的,含笑去死。湘西这地方过去愚昧落后,神怪观念是很强大的。解放后当然没有这种事了,但本地人也都晓得这洞洞的厉害,要想死也都还是这么个死法。上山去,随便找个洞子一跳,尸首是没法子寻找的。我想十一年前这家伙一失踪,人们便是这样想当然地以为他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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