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在劳改营里,即洛希林在支队里劳动的第三年的开端

我把本书前面提到的所有囚犯的命运都分成了许多片断,使他们的故事服从于本书的计划——勾划出群岛的轮廓。我避开写传记的方式;它可能太单调,照那样没完没了地写下去,会把研究的责任从作者的肩上推卸到读者的肩上。但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有权利在这里完整地写出几个囚犯的命运。1.安娜·彼得罗夫娜·斯克里普尼科娃近科普市普通工人的独生女,生于一八九六年。正如党史已经告诉我们的,在万恶的沙皇制度下,所有求学的道路对她都是封闭的,她注定要过半饥半饱的奴隶生活。这一切她真的都遇到了,但时间却是在革命以后。在革命前她还是进了迈科普市文科中学。安娜长成了一个大个儿的姑娘,头也长得特别大。中学的一个女同学给她画了一张全是用圆圈构成的肖像:她的脑袋是圆的,她有一个圆额头和一双永远带着困惑的表情的圆眼睛。耳垂好像是长进面颊里去的小圆球。肩膀也是滚圆的。整个人好像个大圆球。安娜过早地开始思索。上三年级的时候就请求老师允许她在中学图书馆借阅杜勃罗留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老师生气地说:“你读这个太早了!”“好吧,您不同意,我就到市图书馆去借。”她十三岁时“解脱了上帝”,不再信神了。十五岁时钻研早期基督教著作。唯一的目的是要在课堂上对神甫进行激烈的驳斥,使全班同学都拍手称快。不过她倒是接受了古老信仰派教徒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把它作为自己最高的典范。她吸取了这种思想:宁可死,自己的精神支柱不可折。并没有人干涉她领取应得的金质奖章。一九一七年(真是求学的好时机!)她来到莫斯科,考入恰普雷金女子高等学校的哲学心理学系。作为金质奖章获得者,在十月政变以前,她可以领到国家杜马的助学金。这个系专为文科中学培养逻辑学和心理学教员。整个一九一八年,她一边靠私人教课挣钱,一边学习心理分析。她显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她以整个的心灵感觉到……准火焰般的玫瑰之上,静止地,万物的活的祭坛的烟霭冉冉升起。这时她已经倾心于佐尔丹诺·布鲁诺和丘特切夫的诗意的哲学,甚至一度自认为是东方天主教徒。她贪婪地改换着信仰,也许比改换服饰更勤(她没有什么服饰,况且她根本不在意这些)。她还曾认为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认为起义和内战的流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她不能容忍恐怖政策。民主,但不要暴行!“可以让双手沾染鲜血,但不能沾染污秽!”一九一八年末她不得不放弃学业(那个学校本身还存在着吗?),历尽艰险回到父母身边,因为那里比较吃得饱。她来到迈科普,这里已经成立了一个兼收成年和青年的国民教育学院。安娜竟然做了该院的逻辑学、哲学和心理学代理教授。她在学生当中很得人心。这时期白军在近科普已经面临本日。一位四十五岁的将军企图说服她跟自己一同逃跑。“将军,不要装样子了。趁着还没有逮捕您,快跑吧!”那些日子里,一个中学历史教员在教员们自己的聚会上举杯提议“为伟大的红军”干杯。安娜拒绝干杯,她说:“我决不干这一杯!”平素知道她的左倾观点的朋友们眼睛瞪得圆圆的。“这是因为……尽管有永恒的星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处决。”她预言。她有这样的感觉,所有的优秀人物正在这次战争中灭亡,只有随波逐流者能够幸存。她已经预感到她的伟大时刻正在来临,但是还不知道……它将是怎样的事件。几天以后红军开进了近科普市。又过了几天,召开了一次全市知识分子大会。第五军特别处处长洛谢夫上台讲话。用一种横扫一切的口气痛斥“腐烂的知识分子”:“怎么?你们是脚踩两只船吗?等着我来请你们?为什么你们自己不来?”越说火气越大,他把左轮手枪从抢套里抽出来,一边摇晃着它一边叫喊着:“你们的整个文化都是腐烂的!我们要彻底摧毁它,建立新的!你们当中谁敢挡道,我们就把他消灭!”说完向会场上问:“谁要发言?”大厅像坟墓一样沉默着。没有一下掌声,没有一只手举起。(大厅沉默着——这是因为吓呆了。但是恐吓还没有经过排练,所以人们还不知道这时是必须鼓掌的。)洛谢夫一定没有估计到有人敢出来发言。但是安娜站起来了:“我发言!”“你?好吧,爬上来,爬上来!”于是她穿过大厅登上舞台。一个身材高大、圆脸、面颊甚至还透着排红的二十五岁的女子,慷慨的俄罗斯大自然的产儿(她领的面包口粮只有八分之一磅,但是她父亲有一个不坏的菜园子入栗色的粗辫子能够拖到膝盖。但她是个代理教授,不能像这样打扮,所以把它盘在头顶上,好像是多了一个头。她声音洪亮地作了回答:“我们听到了您的愚昧无知的讲话。你们召集我们到这里来,但是没有通知是来埋葬伟大的俄罗斯文化。我们原以为会看到一个文化传播者,而看到的却是掘墓者。您今天与其讲这些话,还不如简单地把我们骂~顿!我们应当理解您是代表苏维埃政权说话的吗?”“不错。”已经慌了手脚的洛谢夫还是很骄傲地肯定。“如果苏维埃政权将用您这样的土匪做它的代表,它是要垮台的!”安娜说完了,大厅里响起了轰鸣的掌声。(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还不觉得害怕。)大会到此结束,洛谢夫找不到词儿了。人们向安娜走过来,在人丛中握她的手,低声说:“您这下可完了。他们马上会来抓您。可是谢谢您,谢谢您!我们为您感到骄傲,但是您……这下可完了!您做出了什么事啊?”契卡人员已经在她家等着。“教员同志!你过得真穷——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没什么可搜查的。我们还没抓过你这样的。你爸爸是工人,你这么穷,怎么站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契卡机关还没有建立好,他们把安娜带进特别处办公室的一个房间,那里已经关着一个白军上校比尔德林格男爵。(安娜是他受审和处决的见证人。她事后告诉男爵的妻子:“他死得很光彩,您可以自豪!”)她被带进一间屋里去审讯。这是洛谢夫睡觉兼办公的屋子。她进门时,他正坐在摊开被子的床铺上,穿着马裤,内衣的扣子没有扣,在胸前搔痒。安娜立即要求押解她的士兵:“把我带回去!”洛谢夫反唇相讥说:“好,我马上去洗得干干净净,带上干革命用的羊羔儿皮手套!”她在大欢喜的精神状态中等待着死刑判决,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斯克里普尼科娃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光辉的一个星期。如果能理解这句话的确切意义,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她说的这句话。当你摒弃了对不可能的得救的一切希望而将自己坚定不移地奉献给一桩大事,这种大欢喜的精神状态便会作为对你的报偿而在你的心灵中降临。(好生恶死的念头则会破坏这个大欢喜的状态。)她还不知道全市的知识界正为她的开释进行请愿。(在二十年代末这恐怕已经无济于事,到了三十年代初恐怕没有人再敢做这种事了。)洛谢夫在审讯她的时候采取了和解的方针:“我拿下过多少城市,没遇见过一个像你这样的疯子。城市还在戒严状态,大权都在我手里,可是你骂我是——俄罗斯文化的棺材匠!好啦,好啦,咱们俩人都发了火……你把什么‘土匪’、‘流氓’之类的话收回去吧。”“不。我现在对您还是这样看。”“从早到晚不断有人来为你求情。看在苏维埃政权正在度蜜月的份上,我不得不让你出去……”他们让她出去了。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她的讲话是无害的,而是因为她是工人的女儿。如果是医生的女儿,他们是不会饶过的。斯克里普尼科娃的狱中历程就是这样开始的。一九二二年她被抓进克拉斯诺达尔的契卡,在里面关了八个月——“因为和一名嫌疑分子相识”。在那个监狱里流行着伤寒病,而且犯人十分拥挤。面包口粮是八分之一磅,还是用杂合面做的。她眼看着身旁一个女犯手里抱着的孩子活活饿死了。从而安娜发誓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永远不生孩子,永远不接受母性本能的诱惑。她坚守了这项誓言,她一辈子没有成家,而她的命运,她的拒不妥协的精神向她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返监狱的机会。后来似乎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一九二三年斯克里普尼科娃申请到国立莫斯科大学心理研究所工作,在填写调查表时她写道:“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接谈人出于一片好心劝告她:“您犯傻了吗?哪能这么填?您就写上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您心里爱想什么就想什么。”“但是我不愿意欺骗苏维埃政权。我根本没读过马克思……”“那更得这么写了。”“不。等我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如果我能接受这个主义的话,我再这样写。”于是她先去残疾儿童学校当老师了。一九二五年,她的一个好朋友的丈夫,社会革命党人,拒捕潜逃。为了逼他投案,国家政治保卫局把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朋友即安娜抓了去当人质。(在新经济政策的高峰时期仍在抓人质?)她走进卢宾卡的监房时仍是那么一个圆脸庞、大个头、辫子拖到膝盖的女子。(她就是在这里听到侦查员的劝说:“这种俄国知识分子派头已经过时了!……只照应你自己吧!’勾这一次她被关了一个月左右。一九二七年因为参加了一个后来被当做自由思想的巢穴而捣毁的由教员、工人组成的音乐团体,安娜第四次被捕。她得到了五年,是在索洛维茨和白波运河上服完刑的。从一九三二年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当局没有碰她。不过看起来她自己也活得比较谨慎小心了。然而一九四八年以后她一再被工作单位解雇。一九五0年心理研究所把原已接受的她的博士论文(《杜勃罗留波夫的心理学观念》)退还给她,理由是她于一九二七年有过五十八条的前科!在她的这个困难时期(她三年多没有工作了)……从中央来到弗拉基高加索的国家安全部特派员利索夫(瞧,洛谢夫又来了!他还活着?连字母也没有改变几个啊!仅仅是不像麋鹿——“洛斯”那样公开地昂着头,而是像狐狸——“利斯”那样低头乱窜)建议她跟他们合作,代价是给她安排工作,允许她进行论文答辩。她骄傲地拒绝了。于是很便当地给她炮制了一个罪名,指控她在十一年前即一九四一年曾说过:——我们对战争没有做好准备(难道我们做好了准备吗?);——德国陈兵我国边境,而我们还给他们运粮。这次她得到了十年,落进了特种营——先是莫尔多维亚的杜勃罗夫拉格,后来是克麦罗沃省苏斯洛沃车站的卡梅施拉格。她感到自己面对着一堵穿不透的墙。这时她拿定了主意要给一个地方写申诉书,那不是别处,而是……联合国!!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她发出了三份。这并不是纯粹在耍什么手法——完全不是!她当真地是通过在内心中与联合国交谈来排遣她永远翻腾激荡的灵魂。在这人吃人的数十年中,她真的没有看到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光明。在这些上诉书里她痛斥苏联国内的残暴专横,请求联合国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或者重新审理她的案件,或者把她处决,因为她不能在这种恐怖状态下继续生活下去。她在信封上写着苏联政府某领导人“亲收”,而里面夹着“请转交联合国”的条子。在杜勒罗夫拉格,她被一帮狂怒的长官们叫了去:“你怎么胆敢给联合国写信?”斯克里普尼科娃像平常一样站在那里,挺直、高大、庄严:“无论刑法、刑事诉讼法还是宪法都没有禁止这件事。而你们竟然私拆寄给政府领导人个人的信件,怕是不应该吧!”一九五六年一个最高苏维埃的“清理”委员会在他们这个劳改营里进行工作。委员会的唯一任务就是尽多尽快地把犯人放出去。有个很简单的手续,只要求犯人说几句认错的话,低着头在那儿站一会就行了。但是不,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不是这种人!和普遍的正义相比,她本人的释放算得了什么!她怎么能接受宽恕,如果她本来就无罪?她向委员会宣布:“不要高兴得过分!斯大林恐怖政策的所有推行者迟早都得向人民做出交代。上校公民,我不知道在斯大林时代您本人是什么样的人。但如果您是他的恐怖政策的推行者,您也得站到被告席上。”委员们火冒三丈,吼叫起来,说她侮辱委员会成员就是侮辱最高苏维埃,说这事不能便宜了她,说她还得从早到晚她在劳改营里蹲下去。为了坚持对正义的不可实现的信念,她果然在劳改营里又多蹲了三年。她在卡梅施拉格有时继续给联合国写信(一九五九年以前的七年中她一共向各机关写了八十封申诉书)。由于这些信件,一九五八年她被送到弗拉基米尔政治犯监狱去了一年。那地方有这么一条规定:当局每十天接受一封写给任何方面的申诉。半年期间她从这里向不同机关发出了十八封申诉书。其中十二封是给联合国的。她终于达到了目的!——不是处决,而是重新侦查!对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五二年的两案重新进行侦查。她对侦查员说:“您看怎么样?在苏联官僚制度的墙上打开洞口、强迫耳聋的忒眯斯听到一点声音,唯一的办法是向联合国上诉。”侦查员有时急得跳起来,捶着胸口说:“‘斯大林恐怖政策’——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称呼个人迷信——所有的推行者都要对人民做交代吗?就拿我来说,为什么要我做交代?那时候我们能推行什么别的政策吗?况且我当时对斯大林是无限信仰的,我一点情况也不了解。”但是斯克里普尼科娃继续穷追猛打:“不对,不对,这是讲不通的!每一件罪行都要有人负责!你要谁来为成百万的无辜者的死亡负责呢?为民族的精华,为党的精华的牺牲负责呢?已经死掉的斯大林吗?已经毙掉的贝利亚吗?而你们却继续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吗?”(而她的血压这时候已经升到危险点,她一闭上眼睛便觉得天旋地转,一片火红。)本来还会继续扣住她不放,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做出这种事已经是太不像话了。以后的岁月里,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为仍在狱中、流放中以及尚未平反的她后期在劳改营里结识的熟人们奔走接济。有些人在她的努力下得到了释放,另一些人的名誉得到了恢复。她还承担了为本市居民进行辩护的义务。她的笔杆子和写着“寄往莫斯科”的信封使市政当局也要怕上三分,有些事不得不对她有所迁就。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四分之一的不调和精神——俄国的历史恐怕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2.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洛希林一九O八年生于伏尔加地区,造纸厂工人的儿子。一九二一年大饥荒中成为孤儿。这孩子生性并不活跃,然而十七岁已经入了共青团,十八岁进了农村青年学校,二十一岁毕业。在这期间他们曾被派去帮助进行粮食征购工作,一九三0年在本村参加消灭富农运动。可是他没有留在村里建设集体农庄,而是在村苏维埃“打了证明”,拿着它上了莫斯科。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建筑工地上找到一个……壮工的工作。(那正是失业时期,当时盲目流入莫斯科的人特别多。)一年后应征入伍,在部队被吸收入党,后来转为正式党员。一九三二年就已经复员回到莫斯科。可是他不想再去当壮工,想学点技术,所以请求区委介绍他去厂里当学徒工。但是看来他这个党员还是不大行,因为连这点要求都被人家拒绝了。人家要他去当民警。可是在这当口,倒是他不干了。如果他不是这样决定,这个传记大概也用不着写。但是——他好歹不干!年轻轻的干壮工,没有一技之长,在姑娘们面前都害臊。可是到哪儿学专长去?他只好到“口径”工厂”去干活,还是当壮工。在厂里一次党员大会上他傻乎乎地为支部显然决定要清洗的一个工人说了些辩护的话。那个工人照样按原定计划被清洗了,而洛希林从此也穿上了小鞋。他收来的党费在集体宿舍里被盗,他用自己那九十三卢布的工资赔不起。结果是开除党籍,还威胁说要送法院(难道遗失党费也能按刑法典处理?)。洛希林在精神上已经退了坡,有一天他连工也没去上。他们以旷工为理由把他开除了。背着这样的问题,他长久找不到工作。一个侦查员把他叫去盘问过一阵,过后也丢开不管了。等着受审吧——可又总不开庭。忽然下来了一份缺席裁决:强制劳动六个月,工资扣发百分之二十五,通过市劳改局执行。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天,洛希林到基辅车站小吃部去(我们自己生活中会发生的什么事我们能说得准?如果他再多忍上十五分钟的饿,会怎么样呢?如果他到别的小吃部去吃东西呢?……)。也许他脸上带着失魂落魄的表情或者好像在东张西望?他本人并不知道。迎面走来二个穿内务人民委员部制服的年轻妇女。(这是该你们女人家干的差事吗?)她问:“您在找什么?您到哪儿去?”“去小吃部。”那女的指了指一个房门:“到那屋里去!”洛希林当然是服从了她的指挥(你向一个英国人说这句话试试!)。这里是特别科办公室。一个干部坐在办公桌后面。那女的说:“这个人是我在车站巡逻时拘留的。”说完就走了,洛希林一辈子再也没见过她。(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她!……)那个干部不让他坐下就开始讯问。他拿走了他的全部证件,把他送进拘留室。那里已经有两个男人。据洛希林自己讲,他“这次没有征得许可就在他们旁边的一张空椅子上坐下了。”三个人呆坐了好长时间。来了几个民警把他们带到羁押室。一个民警叫他们把身上的钱交给他,因为据他说在羁押室里“反正要被人夺走的”(民警和盗贼之间有多么惊人的共同点!)。洛希林扯谎说他身上没有钱。他们在他身上一搜,钱就永远被没收了。马合烟倒是还了给他。他带着两盒马合烟走进了自己头一间牢房,把烟往桌上一摆。当然屋里的人们都没有烟抽了。从羁押室里只被带到侦查员那里一次。那人问洛希林是不是干扒手这一行的。(这本是多好的得救机会!应当说:是,我是干这一行的,这是头一次被抓。为这种事情顶了不起是遣送出莫斯科。)可是洛希林骄傲地回答:“我是自食其力的。”侦查员也没有给他扣别的罪名。侦查到此就算结束,也没有开庭审判。他在羁押室蹲了十天。一天夜里把他们全体转押到彼得罗夫卡大街的莫斯科刑事侦查局。这地方可是又挤又闷,水泄不通。窃贼们是这儿的主干,他们夺走囚犯们的东西拿去赌钱。在这里洛希林第一次被“他们奇怪的大胆,他们坚持据有的某种不可理解的优越地位”吓得目瞪口呆。某一个晚上,他们被一车车地运往斯列坚卡大街上的递解监狱(建立红色普列斯尼亚监狱之前就在这儿)。这里的牢房更挤。坐在地上和睡板铺的人们要倒班。被盗窃犯们剥得衣不遮体的人,民警发给穿的——树皮鞋和民警的旧制服。和洛希林同来的以及其他的人当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听到任何起诉也没有被传到法庭上去过,可是和已决犯一样地押来押去。洛希林一行被递解到佩列鲍尔。在那里填写入营登记表的时候他才获悉自己的条文是CB3——“社会有害分子”,刑期是四年。(至今他还莫名其妙:我爸爸是工人,我本人也是工人——为什么成了“社会有害分子”?如果我过去是做买卖的,那还说得过去……)伏尔加拉格。伐木场。一天十小时工作,除了十一月和五月的两个节日,没有一天公休。(战争爆发前的整整三年都是如此!)有一次洛希林折断了一条腿。做手术,住院四个月,拄双拐三个月。然后又去伐木。四年的徒刑就是这样服完的。战争开始了,但他毕竟不算是“五十八条”,所以仍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按期获释。洛希林获释前夕有人偷走了他的外套,那是在他的装备卡片上记了帐的。他苦苦哀求杂役们把这件可恶的外套注销——不行!人家不肯发这个慈悲!他们从他的“释放费”扣除了外套的价值——实际多算了一倍的钱,而这件破烂的棉宝衣的官价本来就贵得吓人!这样,在一个寒冷的秋日,让他穿着一件劳改犯的单布衣出了营门,几乎没有一点路费,没有面包,甚至没有一条成鲜鱼。门岗在出口处搜完了他的身,便祝他一路顺风。他在释放的日子也像被捕的那天一样,遭到洗劫……在登记分配科科长办公室里开离营证明的时候,洛希林反着个儿读出了他的档案里写的内容。那里面写的是:“在车站巡逻时拘留的……”他回到本乡本土的苏尔斯克市。区兵役局因为他有病而免除了他的兵役。可是这样却反而糟了。一九四二年秋兵役局遵照国防人民委员会第336号命令对所有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兵役适龄男性公民实行动员。洛希林被编入乌里扬诺夫斯克市卫戍部队营房。管理部的劳动支队。这是个什么性质的支队以及受到怎样的看待仅从以下一点就可以判断出来:这个支队里有很多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征召入伍但由于不可靠而没有派到前线去的西部乌克兰的青年。所以洛希林等于又落进了群岛的一个变种,一个按军队编制的没有看守的劳改营。它的任务同样是在榨干这些人最后一把力气后加以消灭。十小时的工作日。营房里是没有任何卧具的双层板铺。(他们出工以后营房好像是没人住的。)不论劳动还是平时,都是穿着从家里被抓来时穿的那一套衣服,内衣也是自己的。既没有洗澡房也不发换洗的内衣。他们的工资很低,面包和其他食物(十分粗劣的。一天两顿,每顿一汤一菜)的价钱都要从工资里扣。连发给他们穿的楚瓦什桦树皮鞋都要算钱。支队管理员和队长是从队员中指派的,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实权。一切由修建办公室主任M·热尔托夫说了算。他是一个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的上皇帝。只要他说一句话,有的队员就一两天领不到面包和午饭。(“哪儿来的这种规矩?”洛希林奇怪地问,“连劳改营里也不像这样。”)同时,正在养伤的身体还衰弱的前线士兵也陆陆续续被派到这个支队里来。给支队配备了一名女医生。她有权开病假条,但是热尔托夫不许她写。她怕他,她哭,也没有向队员们瞒着自己的眼泪。(这就是自由!这就是我国的自由!)大家全长了虱子,板铺上爬满了臭虫。但这毕竟还不是劳改营!他们是可以提意见的。他们果真提了。给省报写信,给省委写信。哪儿也没有回音。唯一的反应来自市卫生局: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消毒,让每个人好好地洗了一个澡,给每人发了一套内衣和若干卧具——但全要从工资里扣钱。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即洛希林在支队里劳动的第三年的开端,他自己的鞋袜全穿烂了,因此没有上工。马上以旷工为理由给他判了罪——在本支队内服劳改刑三个月,工资扣发百分之二十五。在春天的湿地上,穿着树皮鞋的洛希林再也走不了路,又一次没有出工。他又一次被判刑(如果连缺席判决的那一次也算上,这是他一生中的第四次了!),这次审判是在营房的所谓“红角”里进行的,判决是监禁三个月。但是……并没有关监牢!因为让洛希林白吃饭对国家不利!因为任何一种监禁也没有比这种劳动更难受的了!这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五年的三月。如果在这以前洛希林没有给卫戍部队营房管理处写过一封告状信,说热尔托夫答应给每人发一双鞋可是至今不发(由他一个人写,是因为严厉禁止集体告状。搞这种和社会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集体告状,弄不好会捞到一个“五十八条”),事情本来也就这么过去了。由于加上了这件事,洛希林被叫到人事科:“把工作服交回来!”这个平时不声不响的劳动干将三年以来领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一条劳动围裙。洛希林把它解下来,轻轻地放在地板上。营管处叫来的地段民警就在一边等着。他把洛希林带到派出所,当晚就送进了监狱,但是监狱值班员发现公文里有毛病,拒绝接受。民警又把洛希林带回派出所。半路经过他们劳动支队的营房,民警说:“去,回去歇着吧,反正你也跑不到哪儿去。等我一两天来接你。”一九四五年快到四月末了。传奇般的师团已经逼近易北河,对柏林形成了包围。国家天天放礼炮,把天空染成红、绿、金黄的颜色。四月二十五日,洛希林被关进乌里扬斯克省立监狱。这个监狱牢房的拥挤程度不亚于一九三七年。五百克面包。菜汤是用饲料芜菁煮的,即使用土豆煮,也只是些小不点的,连皮带泥一起下锅。他在监室里度过了五月九日(胜利日以后的好几天他们还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正像他在铁窗后面迎来了战争爆发一样,他同样是在那里送走了它。胜利日之后,所谓的法令犯(既因旷工、迟到、有时因在生产岗位上小偷小摸而入狱的)一律被送进了劳改营。他们在这里从事挖土、建筑以及装卸驳船等项工作。伙食很坏。营是新建的。别说医生,连个护士也没有。洛希林受了寒,得了坐骨神经炎,照样被赶出去上工。他已经奄奄一息,两腿浮肿,长期发烧,但还是要他去劳动。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颁布了赫赫有名的斯大林大赦。但是洛希林没有等到享受按大赦释放的荣幸;七月二十四日他的三个月的劳改期满,当时就被放了出来。“不管怎么样,”洛希林说,“在灵魂深处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当我死的时候,请把我当做一名共产党员。”他可能是在开玩笑,但也可能是当真的。我手头没有材料以便按照我原来的想法结束这一章——展示几个俄国人的生活与群岛的法则之间发生的惊心动魄的相交。此外,我也不能指望再得到一个安全而从容的时机以便对此书进行再次校订,把遗漏的生活经历补充进去。我想,如果能在这里加进一段关于保罗·弗洛连斯基神甫的生平、在监狱和劳改营受到的摧残及其死亡的事略,会是很合适的。这个人也许是被群岛永远吞噬的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知情的人们都说他是一个二十世纪少有的精通多种学科的学问家。他在学校里是学数学的,青年时代曾深深地受到宗教的感动并因而当了神甫。他青年时代的作品《真理的柱石和真理的确立》只是到了今天才获得应有的评价。在数学(很久以后在西方得到了证明的拓朴定理)、艺术学(论俄罗斯圣像,论庙堂戏剧)、哲学和宗教学等等方面他都有大量的著作。(他的档案基本上保存下来了,但还没有公布,我接触不到。)革命以后他是电力工程学院的教授。一九二七年他提出了一些比维纳“早得多的思想。一九三二年他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能解算课题的机械”的论文,和控制论的精神很接近。不久以后就被捕了。他的狱中经历我仅知道一些片断,很没有把握地写在下面:西伯利亚的流放(在流放地继续写作并用化名发表在科学院西伯利亚考察队论文集里);索洛维茨。这个劳改营撤销后,他被遣送到极北地区,据某些消息来源说是遣送到了科雷马。在科雷马他仍在研究当地的植物和矿物(这是在他论丁字镐的劳动之余)。他在劳改营中去世的地点和时间都不清楚,据传说是在战时被处决的。我一定要把一九五○至五二年和我一起在埃克巴斯图兹坐过牢的叶夫列莫夫县的瓦连京·H·科莫夫的生平也在这里谈一谈。但是我的关于他的记忆实在有限,而他的经历确是值得细说的。一九二九年,当他还是个十七岁的少年时,他杀死了本村苏维埃主席后逃亡在外。从此他只能靠偷窃生存和藏身。他曾被关押过数次,全是因为扒窃。一九四一年他被释放了。德军把他运到德国。他跟他们合作了吗?没有,他逃跑了两次,结果落入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被盟军从那里解放出来。他留在西方了?没有,他以自己的真名实姓(“祖国宽恕了你们!祖国召唤你们!”)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娶了老婆并且在集体农庄劳动。一九四六年为了一九二九年的案子依照第五十八条把他关进了监狱。他是一九五五年获释的。如果把这个传记详细展开来写,它可能向我们说明最近数十年俄国人的命运中的许多问题。此外,科莫夫还是一个典型的劳改营作业班长,是一个“古拉格之子”。(甚至在苦役劳改营里他也敢在全体点名时冲着长官喊:“为什么我们营里实行法西斯的制度?”)最后,如果在这一章里加进某个在人品和观点的忠贞方面出类拔萃的社会党人的生平事略,以便展示他在多年内随着每次“大牌阵”的重摆而遭到的磨难,也会是很适当的。也许把某个穷凶极恶的内务部分子如加拉宁和扎维尼亚金之流或某个不那么有名的人物的传记放在这里也是非常得体的。但这一切显然命中注定不能由我来完成了。当我在一九六八年初截止这部书的写作时,我不指望今后再有机会回到群岛的主题上了。不过就这些也已经够了。我和它打交道已经有了……二十年。

听到愤慨的喧哗。同志们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啪的一声合上我的书,甩到一边,朝它吐口水——归根结底这是蛮不讲理!这是诽谤!他在哪里找真正的政治犯?他写的都是些什么人?什么神甫、技术贵族、拖鼻涕的中学生之流……真正的政治犯是我们!是我们这些坚定不移的人们!是我们这些正统的、水晶般纯洁的人们(奥威尔称他们为“无不同政见者”)。我们即使在劳改营里依然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唯一正确的……不错,从我国的书报上看,唯一坐过牢的就是你们。唯一受过苦的就是你们。文章里也只许写你们。好,那么就谈谈你们吧。读者能同意这个准则吗?政治犯应当是知道自己为什么坐牢并且是信念坚定的人。如果同意这一点,答案就有了:我们的坚定不移的先生们尽管自己被捕,仍然忠于唯一正确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信念可谓坚定,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坐牢。因此不能算做政治犯。如果我的准则不高明,我们就采用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准则。她在自己的五次服刑期内有时间对它做周密的思考。下面就是:“政治犯是具有如果加以放弃便可获得自由的那种信念的人。如果没有这种信念,他只是政治囚奴。”照我看是个不坏的准则。各个时代因思想意识受迫害的人都符合这个准则。所有革命党人都符合这个准则。“尼姑们”、高级僧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工程师帕尔钦斯基等人也都符合。可是正统派们却对不上号。因为:哪里有人家逼迫他们放弃的那种信念?没有。因而正统派们,虽然说出来不好听,就跟那个裁缝、那个聋哑人、那个俱乐部看大门的一样,是属于束手无策、糊里糊涂的牺牲品的类别。但这帮人是带傲气的。为了把话说得准确,先把对象明确一下。在这一章里要谈的是什么人?是所有尽管遭到逮捕、侮辱人格的侦讯、冤枉的判决以及随后的劳改营生活的煎熬等等这一切,依然保持了共产主义意识的人们吗?不,不是所有的。这个共产主义信仰对于其中的一些人确是发自内心的,有时候是他们残余的生命的唯一意义,但是:——他们不以它来指导自己用“党的”态度对待难友;在监室和工棚里的争论中不朝难友们叫喊说他们被关进来是“正确的”(而我被关是“不正确的”);——不忙着向营长公民声明:“我是共产党员,”不利用这个公式在劳改营里谋生存;——现在谈起过去时,不认为劳改营的主要的和唯一的横暴行为是把共产党员关在里面,至于其他的人,那都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这是一些把共产主义信念藏在心里,而不是经常挂在嘴边的人。似乎这只是个人的人品问题,但不止于此:这样的人在外边一般都不是大官,在劳改营里则是普通的苦力。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乡村教师,就是一例:“您记得我们的青年时代吗?我是一九一二年生的。当时我们最高的幸福就是穿一身粗布料子缝的‘青年突击队’绿制服,斜扎一根武装带。当时我们把金钱和一切私物都不放在眼里,只要一声召唤,要我们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我十三岁就加入了共青团。可是您看,当我刚满三十四岁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就宣布我触犯了五十八条的差不多所有分条。”(我们以后会知道他在外边的表现。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还有一个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维诺格拉多夫,我跟他一起坐过牢。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火车司机(不是只干过一年,像某些自称放牛娃出身的苏维埃代表那样),在工农速成中学和学院毕业以后当了线路工程师(也不像某些人一出校门就干上党的工作),是个相当不错的工程师(在“天堂岛”里他做过喷汽发动机涡轮的复杂的气体动力学计算工作)。诚然,一九四一年在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摊上了一个党支书的职务。一九四一年十月形势危急的日子里,他打电话请求上级指示。电话没人接,他跑去找,发现区委、市委、省委都没有人,像被一阵风刮得没影了,办公大厅空荡荡。而更高一级的机关他好像没有去过。他回到本单位说:“同志们!领导人全跑了。但是我们共产党员要自己起来进行防御!”他们进行了防御,但是就为了“全跑了”这句话,那些跑掉的把他这个没有跑掉的关进牢里八年(罪名是“反苏鼓动”)。他是个不声不响的劳动者,是个肯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朋友。只是在推心置腹的谈话里他才吐露说,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持自己的信仰。但他从来不拿这个当一张王牌打。还有地质学家尼古拉-卡利斯特拉托维奇-戈沃尔科,他在沃尔库塔只剩下一口气,还写了一首《斯大林颂》,但不是为发表的,不是想靠它得到优待,而是发自内心的。他在矿上一直藏着这首颂歌!(尽管有什么必要藏着呢?)有时候这样的人始终不渝地保持着信念。有时候(例如从美国费城来的匈牙利人科瓦奇,他是当年来我国在卡霍夫卡附近建立公社的三十九户人中的一员,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在恢复名誉之后不再接受党证。有的人脱离得更早,如另一个匈牙利人萨鲍,国内战争期间西伯利亚游击队的队长。他一九三七年就在监狱里宣布:“如果能出去,我要把我的游击队员立刻召集起来,发动整个西伯利亚,打到莫斯科,把这些畜牲们赶下台。”上面说的两种人,我们在这一章里都不谈。(况且凡是像这两个匈牙利人一样不干了的,正统派们自己就会把他们除名。)笑话式的人物也不在考察之列。他们在监室里假装正统派,只是为了让当局安插的耳目给他向侦查员打个“好”报告;如像波德瓦尔科夫这一号的,他在外边张贴过传单,可是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跟所有对当局不怀好意的人,包括自己的老子,大声争论,目的是想借此改变自己的厄运。我们将要在这里考察的正统派,是属于下面一类的:他们首先在侦查员面前,然后在监狱牢房里,然后在劳改营里,逢人必显示其思想的正统,现在又以这种色彩回忆劳改营的往事。由于奇特的物竞天择的结果,这些人全都不会是干苦力活的。这样的人一般在被捕前身居要职,处在令人羡慕的地位。他们在劳改营里最不甘心被消灭,最狂热地争取爬到高出于普遍的零的地位。这类人包括所有掉进班房的侦查员、检察长、审判员和劳改干部。也包括所有的理论家、书呆子和卖狗皮膏药的(作家谢列市里亚科娃、季亚科夫、阿尔丹-谢苗诺夫也只能归入此类,别无他处)。我们也要理解他们,我们不要说风凉话。人家栽下去是很痛的。“砍树难免木屑飞”——这一向是他们为当局辩护的铿锵有力的谚语。忽然他们自己被砍成木屑飞起来了。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这样描写一九三八年初在曼佐夫卡(贝阿拉格的一个特种营)里的一个场面。当地的全体土著很惊奇地看到,带来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特殊人物”。当局极端机密地把他们与其余人分开看押。像这样的一批新犯人谁也没有见过:革面大衣、“莫斯科”式毛皮帽、波士顿呢和哔叽料子的西服、式样讲究的半高腰和浅腰皮鞋(到了十月革命二十周年,高级人士对于普通工人不敢问津的衣着已经很懂得讲究了)。由于管理上的疏忽或者是故意拿他们取笑,没有发给他们工作服,让他们穿着哔叽衣服和锃亮的皮鞋在没膝盖深的稀泥里挖地沟。其中的一个在车道木板接缝的地方把一辆装水泥的手车弄翻了,水泥洒出来。小偷作业班长跑过来,一边骂娘一边捅着闯祸者的脊背;“用手捧起来,窝囊废!”那人发疯似地叫起来;“你怎么敢侮辱人?我是前共和国检察长。”大颗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滚下来。“我管你他妈的什么共和国检察长,死狗!把你的狗脸按进这摊水泥,你才像个检察长呢!现在你是人民的敌人,你就得给我拉磨!”(不过工地主任出面袒护了检察长。)如果你说这事出在一九一八年集中营里的沙皇时期的检察长身上,谁也不会产生怜悯的想法:大家一致认为那些人不算人(那些人以前要求给被告判的徒刑,是一年、三年、五年)。而对我们自己的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尽管是穿着波士顿呢料子西装的检察长,怎么能不怜悯呢(他要求判的刑,不是十年,就是最高的)。说他们捧得很痛——这几乎等于什么也没有说。遭受这样的打击,这样激毁灭,而且是从自己人手里,从亲爱的党手里,而且显然是平白无故地。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要知道他们在党的面前完全是清白的,在党的面前他们完全是无罪的。这使他们难受到这种程度,以至在他们中间连提“你是为什么被抓的?”这个问题都被认为是犯忌,是非同志式的。如此拘泥小节的囚犯,他们可算是唯一的一代!我们在一九四五年可是大大咧咧,刚见面就像说笑话似地哇哩哇啦地大谈自己入狱的经过。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奥利加-斯利奥斯贝格的丈夫已经被捕,现在来人搜查,要连她一起抓去。搜查进行了四小时,在这四小时里她一直在整理鬃刷工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各项记要。没有整理出来的记要比永远丢下的孩子更叫她放心不下。连指挥搜查的侦查员都忍不住劝她:“你还是先跟孩子们告个别吧!”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伊丽莎白-茨维特科娃一九三八年在喀山长期犯监狱里收到十五岁的女儿的信:“妈妈,请来信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罪?……我宁愿你说你是无罪的。如果这样,我就不入团,并且为了你我决不原谅他们。如果你是有罪的,我就不再给你写信,并且要恨你。”在潮湿的像棺材似的牢房里,面对一盏昏黄的电灯,当妈妈的心如刀割:没有共青团,女儿怎么生活?怎么能让她憎恨苏维埃政权?倒不如让她憎恨我吧。于是她写道:“我是有罪的……你要加入共青团!”落到自己心爱的刀斧之下,还要为它的明智而辩护——这太痛苦了!这是人的心忍受不了的!但是一个人若把神赐的灵魂托付给人为的教条,势必付出如此的代价。即使目前,任何一个正统派都还会肯定茨维特科娃做得对。即使今天也没法使他们相信,这是“把幼小者引上邪路”,母亲把女儿引上了邪路,败坏了她的灵魂。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E-T-提供了揭发她丈夫的真心诚意的证词——为了帮助党,什么事都可以做!噢,对这种人很可以同情,如果他们现在终于理解了当日自己的可悲。哪怕他们今天放弃了当时的观点,这一章也可以完全换一种写法。但是现实应验了玛丽亚-达尼埃良的幻想:“有朝一日我能出去,我将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地生活下去。”忠实?照我们看是冥顽不灵。这些发展论的信徒把放弃本人的任何发展看做是对发展论的忠实。正如坐了十七年牢的尼古拉-阿达莫维奇-维连奇克说的:“我们始终相信党——我们没有信错!”忠实还是冥顽不灵?不,他们在监室里和人争论,为当局的一切行为辩护,决不是故意表现,不是出于虚伪,他们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正确感,不然的话,离发疯就会不远了。对所有这些人不是大可表示同情吗?但是,这些人对于自己吃了哪些苦头倒看得很清楚,可是自己在哪方面错了,却一点也看不见。一九三七年,以前没有抓过这类人,一九三八年以后抓的也寥寥无几,因此有了“三七届学生”的说法。本来这样说也可以,但是不要模糊了整个画面。要知道即使在抓这种人达到最高峰的几个月,走进监狱的农民、工人、青年、工程师和技术员、农艺师和经济工作者,以及普遍的宗教信徒,照旧是络绎不绝的。“三七届学生”能说会道,又能利用出版和广播,他们制造了一个“三七年传奇”,包括两点内容:1.如果说苏维埃政权抓过人,那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应该讲的,应该表示愤慨的,仅仅是一九三七年。2.三七年被抓的,仅仅是他们。文章里都这么写:在这可怕的一年,最忠诚的共产党员干部身陷囹圄:有加盟共和国中央书记,省委书记,省执委主席,军区、军和师的司令员,元帅和将军,省检察长,区委书记,区执委书记……我们在本书开端已经描述了三七年以前流向群岛的各条水流的规模、它们各持续了多长时间、人数达到几百万。可是后来的“三七届学生”们在当时对这些连眼皮也没有眨过一下,认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他们内部讨论这个问题有些什么说法我们不得而知。当波斯特舍夫还不知道自己也是在劫难逃时,曾如此说:一九三一年在司法人员会议上:“必须保持我们对阶级敌人和堕落分子(“堕落分子”这个名词真了不起!这个帽子给谁戴不上?)的惩罚政策的全部严厉性和残酷性。”一九三二年:“不难理解,……即使把他们放在消灭宜农运动的炉火里烧过……我们也决不可忘记,这个昨天的富农在精神上并没有缴械投降……”还有:“千万不可使我们惩罚政策的矛头变钝。”矛头倒是够锐利的,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可是炉火也够热的吧?P-M-格尔是这样解释的;“当逮捕只波及我不认识或不大知道的人们的时候,我和我的熟人们对于这些逮捕是否有根据没有发生过怀疑。但是我的亲近者和我自己被捕了,在监禁中我遇到了几十个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于是我……”总之,抓“社会上”的人,他们心安理得。抓到他们“共同体里”的人,他们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了。斯大林打破了原先似乎十分牢固的禁区。他们以前过得这么快乐,全靠了有这么个禁区。当然你会大吃一惊的,当然你会莫名其妙的!人们在监房里心情激动地发问:“同志们!你们知道是谁发动了政变?见谁夺了本市的权?”当他们知道了命运确已不可挽回,还久久地哀叹和呻吟;“要是伊里奇活着,决不会发生这种事!”(这是什么事?难道不是先前对别人做过的事?见本书第一部第八——九章。)可是人家毕竟是管过国家大事的!知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高深的理论家!他们是怎样经受这个考验的?对于这个没有尝过滋味的、报纸上没有阐明过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总是突如其来地砸到头上的),他们是怎样消化和领会的?由于多年被人牵着鼻子走在一条错道上,他们提出了一些惊人深刻的解释。一、这是外国特务机关十分狡猾的勾当;二、这是大规模的暗害活动!暗害分子钻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另一种说法是:内民员部里钻进了德国间谍!);三、这是地方上内务人员搞的阴谋。三种情况都归结为:我们丧失了警惕性,该我们自己负责!斯大林全不知道!斯大林不知道这些逮捕。一旦知道了,会把坏人一网打尽,把我们放出去!!四、党内真的发生了可怕的背叛,国内敌人成堆。关在这里的人大多数是该关的,他们已经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反革命。在监室里要提防这些人,不要当着他们的面说话。只有我自己是完全冤枉的。嗯,也许你也是!(梅哈诺申,原来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也赞成这个看法。换句话说,如果把他放出去,不知道他还要抓多少人呢!)五、这些镇压措施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少数没有丧失自制力的理论家这样说。位普列汉诺夫世界经济学院的教授。这种解释倒是对的。他能这么迅速而正确地理解到这一点,值得钦佩。但是他们没人能对规律性本身做出解释,只是从常用的乐器箱子里拣出一支笛子来吹吹;“历史发展的需要呀!”反正随便什么事都可以模模糊糊地这样说,并且你总是正确的。)持此说者,自然不怪罪斯大林——他仍是完美无暇的太阳。在这些妙不可言的解释的背景上,纳罗科夫的《虚量》一书中人物的想法在心理学上似乎是很讲得通的:这些抓捕全不过是一出戏,是对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考察。要你做什么你就该做什么,谁要是什么字都签,不怨恨——他将来定能大受提拔。如果忽然有个像白俄罗斯书刊检查员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雅什克维奇这样的老党员在监室的角落里用嘶哑的声音说:斯大林根本不是列宁的左右手,他是一条狗,他不死,就没有好事!其他人就会朝他扑去,拳打脚踢,并且赶紧报告自己的侦查员。想象不出一个“无不同政见者”的脑子里哪怕有一秒钟时间闪出过斯大林也是要死的念头。一九三七年降临到纯正的正统派的头上的时候,这些人正是处在如此生动活跃的思想水平上。他们对受审判有怎样的精神准备?显然就像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的帕尔松一样:“党难道能逮捕无罪的人吗?我要对法庭说:‘谢谢你们在还能挽救的时候挽救了我!”’他们给自己找到了什么出路?他们的革命理论给他们提示了哪些有效的办法?他们的办法和他们的解释同样地妙不可言。人抓得越多,上面发觉错误越快!所以要拼命多咬出一些姓名!多做异想天开的假供,尽量多牵连无辜的人!他们不能把全党都抓进来呀!(斯大林并不要抓全党,他只要抓头头和党内的老资格。)在俄国各党派当中,共产党员是搞自我诬陷的头一名这个“多咬出人名”的旋转木马的发明权理应属于他们。俄国的革命党人还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说这个理论是鼠目寸光?说他们的思维能力太贫乏?我心里觉得——不对。这里的问题全在于他们的恐惧。理论不过是掩盖他们软弱性的方便伪装。他们一向自我标榜(其实早已没这个权利)为革命者,可是往自己骨子里看上一眼,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原来他们是一点儿压力也顶不住的。上述“理论”就免除了他们和侦查员对抗的必要性。如果他们能明白这个道理也好:斯大林一定要搞这次清党,是因为想把党拉到比自己低的水平上(尽管是不过如此的一个党,他的天才也不足以使他站得比这个党更高)。他们当然更不记得不久以前他们还在帮助斯大林摧毁反对派,甚至摧毁他们自己。斯大林一贯提供给他的意志薄弱的牺牲品以冒险的机会,造反的机会。这种游戏颇使他感到满足。这只爱玩的老虎想出来一个主意——逮捕中央委员需经全体其他中委的同意!在装得像煞有介事的中央全会、中央会议的进程中,一份文件沿着各排座位传阅,它用无人称的句号指出:收到了针对某某中委的材料,建议各中委同意开除此人出中央。(有专人监视着文件在谁手里耽搁得太久。)于是乎全体都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联共中央委员会就是以这种方式枪毙自己的。(斯大林老早就看透了并且考验过了他们的软弱性:党的上层人物一旦接受了高工资、内部供应、高干休养所,并视为应得之物,他们就陷进了圈套,他们就挺不直腰了。)审判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的特别法庭是由谁组成的?布柳赫尔!叶戈罗夫!(还有C-A-图罗夫斯基。)至于那件年代久远的事,他们更加忘记了(恐怕根本没有读到过),那就是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吉洪大主教致人民委员会的信。态度强硬的大主教在吁请赦免和释放无辜者的时候写道:“因此,从创世以来,所有杀害先知的罪,……都要这一时代的人偿还。”(路加福音11:50),“凡动刀的,一定在刀下丧命。”(马太福音26:52)这些话当时听起来似乎可笑,不可能。他们哪里想得到历史有时候也知道复仇,也会像寻求快感似地搞一场迟到的因果报应。但是它往往为这场报应选择一些奇特的形式和意想不到的执行者。如果年轻的图哈切夫斯基镇压唐波夫省破产农民得胜归来时在火车站上没有遇到另一个玛鲁霞-斯皮里多诺娃“朝他脑门里打进一颗子弹,十六年以后,这件事由一个没有学成的格鲁吉亚神甫(指斯大林——译者注)完成了。如果沃洛申描述的一九二一年春在克里米亚遭枪杀的妇女和儿童的诅咒未能撕裂库恩一的胸腔,这件事则由他的第三国际的同志们完成了。彼得斯、拉齐斯、别尔津、阿格拉诺夫、普罗科菲耶夫、巴利茨基、阿尔图佐夫、丘德诺夫斯基、德边科、乌博列维奇、布勃诺夫、阿拉弗佐、阿尔克斯尼斯、阿伦什塔姆、黑克尔、吉季斯、叶戈罗夫、日洛布、科夫丘赫、科尔克、库佳科夫、普里马科夫、普特纳、尤-萨布林、费尔德曼、P-埃德曼;还有温什里希特、叶努基泽、涅夫斯基、纳哈姆凯斯、洛莫夫、卡克腾、科西奥尔、鲁祖塔克、吉卡洛、戈洛杰德、什利希特尔、别洛博罗多夫、皮亚达科夫、季诺维也夫——他们全成了那个小个子红头发屠夫的刀下鬼,而我们怕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考察清楚这些人在过去的十五至二十年当中亲手或通过签字作了哪些恶。斗争?他们没人做过斗争的尝试。假如说坐进了叶若夫的牢狱以后斗争很困难,那么在自己被捕的前一天为什么没有开展斗争?难道当时还没有看出苗头?原来他们的祷告全是这一句词儿:“但愿躲过这一关!”奥尔忠尼启则为什么自杀?(如果是被杀,为什么坐以待毙?)列宁的忠实伴侣克鲁普斯卡娅为什么没有斗争?为什么她一次没有出来公开揭露,像罗斯托夫亚麻厂的那个老工人那样?莫非真地担心丢老命?一九O五年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首届“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成员阿拉雷金和斯皮里多诺夫为什么要在对自己的无耻诬告上签名?当过那个“工农代表苏维埃”主席的舒宾更甚于此,他签字证明一九O五年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根本不存在什么“工农代表苏维埃”。这是为什么?怎么能够这样唾弃自己的一生!这些“无不同政见者”现在每当回忆一九三七年,就知道哼哼唉唉地谈冤案,谈暴行。可是谁也不提他们实际有过但没人利用过的斗争的机会。这件事他们永远也做不出解释。而且利用上述论据进行争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被关进监狱的忠实信徒们的全部智慧足以破坏政治犯的老传统。他们回避政见不同的难友,对他们保密,谈到侦讯中的暴行时把声音放低,不让非党员听到,上帝保佑更别让社会革命党人听到。“不能给他们提供反党材料!”叶夫根尼娅-戈尔茨曼在喀山监狱里反对各监室间敲墙联络:她身为共产党员,不能同意做违犯苏维埃法律的事!送来报纸,戈尔茨曼总是坚持要同监室的女犯们仔细阅读,而不能随便看看。E-金兹布尔格回忆录中关于监狱的部分提供了“三七届学生”的隐秘材料。死硬派尤利亚-安年科娃要求全监室的人:“不许拿看守员寻开心!他在这里代表苏维埃政权!”(真是这样吗?一切都颠倒了!让沙皇监狱里桀骜不驯的女革命者们通过神奇的水晶球看看这个场面吧!)女共青团员卡住-希罗科娃在搜身室里问金兹布尔格:你瞧那个德国女共产党员把金子藏在头发里。这可是我们苏联的监狱,我们该不该把这件事报告看守员?跟金兹布尔格一起乘七号车厢(这节车里差不多全是女共产党员)去科雷马的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妮给她的有声有色的回忆补充了两个惊人的细节。有钱的犯人交出钱,到站台上去买青葱,该着奥利茨卡妮在车厢里接这些葱。她依照社会革命党人的老传统、唯一的想法是平均分配给车厢里的四十个人。但马上有人制止她:“谁出的钱分给谁!”“我们不能养活叫花子!”“我们自子都不够!”奥利茨卡娅简直发了傻:这些人是政治犯吗?……“三七年入学”的女共产党员们就是如此!第二个插曲。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的洗澡房里,女犯们被迫光着身子在一排看守员面前通过。没什么,她们找到了自我安慰。在解往以后各站的途中,她们已经在车厢里唱: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无不同政见者”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一套世界观,处在这样的思想水平上,登上了漫长的劳改历程。这些对逮捕、侦讯、总的形势从一开始就没有弄懂的人,由于顽固和忠诚(也许是由于走投无路)在整个这条道上都将认为自己是光明使者,宣称只有自己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对于周围的一切他们既已下定不去注意也不去理解的决心,对下面这件他们最害怕的事,他们更要努力不去注意了:劳改犯怎样看待他们?生活犯,“五十八条”(“被清算的富农”之中活下来的人现在正服完第一个十年)怎样看待他们?他们这些新来的“三七届学生”在衣着、举止、言谈方面都还是与众不同的。瞧这些神气活现的狭公事包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坐专用小汽车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实行配给制的时候从内部商店买东西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在疗养所吃得肥肥胖胖在休养地乱搞女人的人也进来了!可是我们只为了一颗白菜一根玉米棒子就被人家按“八七”法令送进来劳改十年。他们咬牙切齿地对新来的人说:“在外头你们整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整整你们了,”(但这是办不到的,正统派们很快能得到优厚的安排。)E-金兹布尔格描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场面。监狱里的护士问她:“您是站在穷人一边,是为农庄庄员们坐牢,这是真的吗?”这样的问题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也许是因为狱中的护士关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才提出这个傻问题。而农庄庄员和普通劳改犯是有眼力的,他们一下子就认出这些人来,伤天害理的强迫“集体化”正是这些人完成的。“无不同政见者”的最高真理是什么?就是:不愿放弃任何一个旧判断,也不愿汲取任何一个新判断。任凭生活劈头盖脑地抽打他们,滚滚波涛似地淹没他们,甚至像车轮似地碾过他们,他们仍是无动于衷!他们不承认它,好像它并没动。脑子里的东西一点改不得,对生活经验干脆没有进行批判思考的能力——这倒成了他们的骄傲。监狱决不可以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劳改营也影响不得!原来站在什么立脚点上,今后仍要站在什么立脚点上!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怎么能因为偶然进了监狱就变了?(即使存在改变着,存在显示出了新的方面,我们的意识岂能改变?绝不能!即使存在完蛋了,也不能决定我们的意识!须知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对于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他们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B-M-扎林说:“我在劳改营里总是重复这句话:我不打算因为一些蠢人而和苏维埃政权争吵”他们必然的结论是:我是错关的,因而我是好人。周围都是敌人,都是罪该坐牢的。他们的精力都花到什么上面了?一年发出六次、十二次申诉、声明和请求。他们在那里面写些什么?唠叨些什么?当然是赌咒发誓忠于伟大的和天才的(没这个,人家不放你)。当然是声明和神枪决的同案人划清界线。当然是祈求宽恕,祈求允许他们回到上面去。他们第二天就会满心欢喜地接受党的任何委托——哪怕是管理这个劳改营也行!(这些申诉为什么大批被打回来?那是因为没有送到斯大林手里呀!他是大慈大悲的!他会理解我们!他会宽恕我们!)“政治犯”向当局请求宽恕,真是好样的!……再看戈尔巴托夫将军回忆录里透露的他们这些人的意识水平吧:“法庭?能要求它做什么?是有人命令它这样做的……”噢,怎样的分析力量!怎样的安琪儿般的布尔什维克的驯服:窃贼们向戈尔巴托夫:“您是为了什么落到这儿来的?”(我顺便说一句:他们不会称“您”)戈尔巴托夫:“是坏人诬告的。”多会分析!怎样的分析啊!将军的行为不像舒霍夫,而是效法费秋科夫:他跑去打扫办公室,巴望弄到一点面包皮。“擦桌子的时候能弄到面包屑、面包皮,偶尔还有小块面包。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肚子饿的问题”。好,解决去吧。可是他们却责备舒霍夫一心想喝粥,没有社会意识,似乎犯了滔天大罪。而戈尔巴托夫将军则一切皆可,因为他思考着……坏人的问题呢!(其实舒霍夫也不是容易上当的,他对国内大事的判断比将军更要勇敢)。再看一位戈利岑,县城医生的儿子,筑路工程师,在死囚监室里蹲过一百四十天(有了足够的思考时间!)。接下去是十五年,再接下去是终生流放。“脑子里一点也没有变。仍然是非党布尔什维克。我靠的是对党的信任,相信坏事不是党和政府做的,而是某些人的坏主意。这些人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而其余的一切都会留下来……我能坚持下来,还靠了一九三七——三八年内务人民委员部里以及监狱和劳改营里为数众多的普通苏维埃人的帮助。不是所谓‘教父’,而是真正捷尔任斯基式的内务干部。”(叫人不明白的是:有这么多的捷尔任斯基式的内务干部,怎么瞅着某些人无法无天干瞪眼,也不管管?无法无天的事他们没有沾过一点儿进?在无法无天的环境里他们意安然无恙?奇迹……)还有一个鲍里斯-季亚科夫;斯大林之死使他悲痛欲绝(光他一个吗?正统派们个个如此)。他觉得获释的希望从此将成泡影了!但是人们向我大叫;“不诚实!不诚实!你应当找个真正的理论家争论争论!找个红色教授学院的人争论争论!”悉听尊便!你们当我没有争论过?在监狱、押解途中、递解站里我都做什么来着?在争论中起先我站在他们一边,拥护他们。但我觉得我方的论据不知怎的有点稀松。后来一段时间我不开口。光听。再往后我就站到他们的对立面去了,连马林科夫的老师扎哈罗夫(他颇以当过马林科夫的老师而自豪)也竟然纡尊降贵亲自和我对过话。这许多次的争论留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好像只是一次争论。这许多引经据典的书呆子们好像溶成了一个人。他一次又一次在同一点上用同样的话重复着同样的论据。这些人全包着穿不透的硬壳。穿不透的硬壳是他们主要的特征。能对付生铁脑瓜的穿甲弹还没有发明。跟他们争论,如果事先不当做游戏和逗乐,是要累死人的。我和我的朋友帕宁躺在“泽克车厢”的中层铺上,安排得舒舒服服,咸鲱鱼放进了衣兜,口不渴,大可睡上一觉。可是不知在哪一站上给我们包房里捅进来一个有学问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他的山羊胡子和眼镜就能看出来。他也不瞒着:前共产主义学院教授。我们坐起来,把腿从四方形缺口处放到下面。他一开口我们就知道他是个穿不透的角色。我们坐牢已经很久,还要坐更久,难得快快活活地开个玩笑,应该滑下去运逗乐子!包房里相当宽敞,跟什么人换了个位置,就挤了过去。“您好。”“你好”“您在这儿不嫌挤?”“不,还好。”“蹲了很久了?”“不短了。”“剩下小半了?”“差不多一半。”“您瞧,农村多穷。草屋顶,房子歪歪斜斜。”“沙皇制度的遗产。”“苏维埃制度也三十年啦。”“历史的一瞬。”“农庄庄员在挨饿,太惨啦!”“每家的烤炉您都看过?”“您问问这个包房里的随便哪个庄员。”“关进来的都心怀不满,不客观。”“可是我亲眼见过一些农庄……”“那是准不典型的。”(山羊胡子连去也没去过,这反倒简单:)“您问问老年人吧,沙皇时候他们能吃饱,穿暧,还有多少休息日!”“我不要问。觉得什么都是过去的好,这是人类记忆的主观性特征。死了的母牛,准是能挤出双倍奶的(他偶尔也使用谚语呢!人至于休息日,不是我国人民的喜好,我国人民喜爱劳动。”“可为什么好多城市里面包紧张?”“什么时候?”“一直到战争爆发都还……”“不是事实!战前恰好一切都走上了轨道。”“您听我说,当时伏尔加流域各城市买面包得排上千人的大队……”“地方性的供应失调。更可能是您记错了。”“可是现在也很缺呀!”“无稽之谈。我们生产七、八十亿普特谷物。”“谷物烂在地里。”“相反,培育良种成就很大。”“许多商店的货架是空的。”“地方上办事不灵活。”“价格也高。许多必需品工人买不起。”“我国物价比任何国家更有科学依据。”“这说明工资太低。”“工资也有科学依据。”“这说明它的依据是要工人大部分时间无偿地为国家工作。”“您不懂政治经济学。您是什么专业?”“工程师。”“我可是经济学家。不要争论了。剩余价值在我国不可能存在。”“可是为什么从前一个男人能养活全家,而现在却必须两三个人工作?”“因为从前有失业现象,女人找不到工作。全家吃不饱。进一步说,妻子工作,对于取得平等地位也是很要紧的。”“要这鬼平等有什么用?家务事由谁来做?”“男人应该帮忙。”“您怎么样,您给老伴帮忙吗?”“我没有结婚。”“以前夫妇两人只需要白天做事,现在晚上也要忙。女人没有时间做她主要的事——教育孩子。”“时间完全够用。孩子主要在幼儿园、学校、共青团受教育。”“那儿是怎么教育的?流氓、小偷越来越多。小姑娘都学会了放荡。”“没有的事。我国青年有高度思想觉悟。”“这是报上说的。我们的报纸说瞎话。”“它们比资产阶级报纸诚实得多。读读资产阶级报纸就知道。”“让我们读读。”“完全不必要。”“我们的报纸总归是扯谎。”“它们公开地与无产阶级联系着。”“这种教育的结果就是犯罪率增长。”“相反,是下降。拿出数字来!”(在一个连绵羊尾巴的数字都保密的国家!)“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在于我国法律本身就促成犯罪。法律又严苛又荒谬。”“相反,很好的法律。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尤其是五十八条。”“没有这一条我们年轻的国家就站不住脚。”“它已经不那么年轻了。”“从历史角度看还是很年轻的。”“您往周围看看,有多少人坐牢!”“他们罪有应得。”“您呢?”“我是被抓错的。问题弄清就会放出去。”(他们都给自己留这么一条摆脱困境的退路。)“抓错?你们的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很好,不幸的是有时候偏离。”“到处是盗窃、贪污、舞弊。”“应当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如此等等。他是心平气和的。他使用不要求动脑子的语言说话。跟他争论等于在沙漠上行走。俗话说这类人是:走遍了铁匠铺仍没有钉上掌。看到这些人的讣告里写着:“在个人迷信时期悲剧般去世的……”真想改一个字:“喜剧般去世的……”如果此人没遭逢现在这个命运,我们也许永远不能发觉他原是这么一个枯燥、平庸的小角色,我们在报上见到他的大名可能肃然起敬。他可能出入于各人民委员部,或者竟有胆量在国外充当整个俄国的代表。和他争论问题是徒劳无益的。跟他玩-……不,不是玩一盘棋,而是玩一场“当同志”的游戏,倒是十分有趣。这种游戏真的有,玩起来很简单。只需随声附和几次,使用几句他们的套话。他准高兴。因为他惯于把周围的人看成敌人,倦于整天顶嘴,他很不爱谈见闻,因为这些见闻马上会反过来批驳他自己。他一旦把你当做自己人,就会按人之常情对你说心里话,例如,说他在火车站上看到人来人往,有说有笑,生活在前进,党在领导,人们的工作在调动,而我们几个却蹲在这儿。应当写才是,写复审申请,写赦免申请……或许他会告诉你一些有趣的事: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时候,他们决定“吃掉”一个同志,因为感到那人不像一个真正的我们的人。但是没处下手。从他的文章里挑不出毛病,历史也清白。在清理档案时,忽然有重大发现!见到了这个同志从前写的一本小册子,伊里奇读过并在空白处留下了一个亲笔批语:“作为经济学家——狗屎!”“嗯,您自己明白,”谈话者向我露出了一个信任的笑容:“有了这个,整倒那个在理论上制造混乱的自称马列的家伙就不费吹灰之力。我们把他赶了出去,取消了他的学衔。”车厢里只听见隆隆的响声,人们都睡了。躺着、坐着的都有。押解队的士兵偶尔在走廊里经过,打着哈欠。列宁传记中又一个没人记载过的插曲白白地泯灭了。为了对思想纯正者获得完整的概念,我们还必须对他们在劳改营生活中的若干主要方面的表现做一番考察:甲.对劳改营管理制度和犯人争取权利斗争的态度。既然劳改营管理制度是我们苏维埃政权制定的,就应当不仅心甘情愿地而且还要自觉地遵守。即使看守人员还没有要求或指出,也要有主动遵守管理制度的精神。前面说过的E-金兹布尔格的书里包含着这样一些令人吃惊的观察记载:女犯们为自己被剃光头一事辩护(既然管理制度要求这样嘛,有什么办法!)。把她们从围着大墙的监狱送到科雷马去丧命,她们对此也有现成的解释:这说明大家信任我们,相信我们会在那里自觉地劳动!有什么活见鬼的斗争可说的?斗争——反对谁?反对自己人吗?斗争——为什么目的?为自己的释放?那不需要斗争,而要按合法程序提出请求。为推翻苏维埃政权?——叫你舌头上长疔疮吧!劳改犯当中有的想斗争但不能斗;有的能斗但不想斗;有的既能斗又想斗(而且斗了!到时候我们还要谈谈这些人!)。正统派是第四种人:不想斗,而且即使想也不能斗。他们以前的生活使他们只能适应于虚应故事、打电话、按电铃、对上级批准的决议和指令收收转转而已。劳改营里的斗争更多是白刃战,是赤手空拳迎着刺刀上,是枪林弹雨中贴着地面爬。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是一群“西多尔-波利卡尔波维奇”和“乌克罗普-波米多罗维奇”,既不能唬人,也毫无用处。这些为全人类的幸福而斗争的原则斗士们,更不消说,从来不是盗窃犯们打劫逞凶的障碍。他们不反对盗窃犯在厨房里和在杂役当中称王称霸。要知道,社会亲近分子正是按照他们的理论才在劳改营里获得了这么大的权力。当着他们的面抢劫弱小者,他们不干涉;自己遭抢劫,他们不反抗。这本来合乎逻辑,愿打愿挨,谁去管它。但是轮到写历史的时候了,传出了第一声关于劳改营生活的信息。“无不同政见者”这时回顾过去,感觉颇不是滋味:这是怎么搞的?自己这么先进,觉悟这么高,竟没有斗争过!连有过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回事都没有觉察到!而且没有预料到亲爱的拉夫连秀-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是人民的死敌!需要赶紧制造一些表明他们斗争过的模模糊糊的说法。从此所有杂志上的无论哪条咬狗都朝我的伊万-杰尼索维奇吠叫两句,说你这狗崽子为什么不斗争?《莫斯科真理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甚至这样责怪伊万-杰尼索维奇:共产党在劳改营里时常举行地下集会,他却不参加,不向善于思考的人们学习智慧。这都是些什么梦话?什么样的地下集会?集会干什么?想把手指放进衣兜里做个侮辱人的手势吗?侮辱谁?既然从最小的看守员到斯大林本人都代表整体一块的苏维埃政权。他们究竟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进行过斗争?谁也说不出来。如果他们只许自己重复这句话: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他们还能思考些什么?如果他们的祷词通篇就是:皇上的鞭子,不要抽我吧!他们还能思考些什么?乙.和劳改营长官的相互关系。“思想良好”分子对劳改营长官除了恭敬和亲近还能有什么别的态度?要知道劳改营的长官全是党员,执行党的指示。“我”被判刑送进这里不是他们的过错。正统派们心里十分明白,哪天他们自己当了劳改营长官,也会照样行事。现在我国报刊把托多尔斯基(神学校毕业,记者,被列宁看中的。虽然不会开飞机,三十年代却不知为什么当上了空军捧成劳改营中的英雄。据季亚科夫的描写,他跟一个普通犯人都不屑理睬的供应科长说话都是这个口气:“首长公民,您有什么吩咐?”托多尔斯基管卫生科长写《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笔记。如果托多尔斯基想的和《简明教程》有丝毫不一致,他怎么能全照斯大林的意思编写笔记?他的原则性何在?而如果他的思想和他完全一样。但是光你爱长官还不够,还得要使长官爱你。必须向长官申明,我们和你们是用同一块面团捏成的,你们可千万要照顾我们。因为这个原故,谢列布里亚科娃、谢列斯特、季亚科夫、阿尔丹-谢苗诺夫笔下的英雄们一遇机会,不管必要不必要,适当不适当,是办理解犯接交手续也好,是按卡片点名也好,总要申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实际是声明想得到个舒服位置罢了。谢列斯特还臆想出这样一个场面:科特拉斯递解站。按卡片点名。“党派?”站长问。(这不知是写给哪个傻瓜看的?监狱卡片上哪有“党派”这一栏?)“联共党员!”——谢列斯特回答这个有意编造的问题。对于长官们也应给一个公正的评价,无论是捷尔任斯基式的还是贝利亚式的干部对这样的回答都是听得到的,都肯负责安排的。可能是有过一条应把共产党员安排得体面些的书面指示吧?或者至少是有过口头的指示吧?因为即使在对“五十八条”迫害最凶的那些时期,在把“五十八条”们从杂役职位上撤下来的时期,原共产党大干部们不知为什么仍保住了地位。(例如,前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阿拉洛夫仍然是蔬菜作业班班长,前旅长伊万奇克仍是房修班长,前莫斯科市委书记捷德科夫也保住了一个美差。)即便没有什么指示,恐怕单纯的团结精神和简单的盘算——“今天是你,明天是我”——也会迫使内务部人员们对忠实信徒们特别关照。结果正统派成了长官手下的红人,在劳改营里构成了固定特权阶层。(但那些不是三天两头跑到长官屋里表忠心的安安静静的共产党员们不在此例。)缺心眼的阿尔丹一谢苗诺夫把这句话直截了当地写在纸上了:共产党员首长们尽力把共产党员犯人们调到比较轻松的岗位上。季亚科夫也是直言不讳:新犯人罗姆向医院院长声明自己是老布尔什维克,马上被留下做了卫生科办事员——十分令人羡慕的职位!营长还指示不许把托多尔斯基从卫生员职位上刷下来。但最精彩的还是r-谢列斯特在《科雷马记实》里说的一件事;一个内务部大干部新到这里来上任,发现犯人扎博尔斯基就是他国内战争时期的军长。战友重逢,老泪纵横。好了,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扎博尔斯基接受了“由厨房供给特殊伙食,面包管够”的待遇。(这无非是强夺苦力们的口中餐,因为上头决不会单另批给他新的伙食标准。)他只要求给他一套列宁著作六卷集,以便晚上在油灯下攻读。一切安排得很妥帖:日食昧心粮,夜读列宁书!卑劣行径受到如此坦白而得意的颂扬。谢列斯特笔下还有一个什么神乎其神的作业班里的“地下政治局”(对于作业班不太大了点么?)。它在规定以外的时间,又能从切面包间搞到一个大面包,又能搞到一钵燕麦粥。这表明各处的杂役里都有咱们自己人,是吗?也表明咱们时常搞点小偷小摸,是吗?“无不同政见”的先生们。最终结论也是这位谢列斯特提供的:“一种人是依靠精神力量活下来(这是偷吃稀粥和面包的正统派——作者注),另一种人是靠多吃到一钵燕麦粥(这是伊万-杰尼索维奇)。”好吧,算你说得对。伊万-杰尼索维奇在杂役中可没有熟人。不过请问,石头呢?石墙是谁在砌?啊?是你们吗?死硬派先生们。丙.对劳动的态度。正统派一般地说是忠诚于劳动的(埃赫的副手害伤寒病说胡话,护士向他保证说征购粮食的电报已经发出去了,他才安定下来)。一般地说他们也赞成劳改营的劳动:这是建设共产主义的需要。犯人如果不劳动而喝菜汤,岂非无功而受禄?因此他们认为逃避劳动者理应关强制室,战时则应枪决,这都极为合理。当派工员、作业班长以及随便哪一种奴隶班头都是完全道德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正经窃贼”有分歧而与“母狗”们意见一致)。例如伐木作业班班长前基辅市共青团委书记叶连娜-尼基京娜。据说她把本作业班成员的产量据为己有,拿去和盗窃犯们做交易。柳震-贾帕里泽常用外边送进来的巧克力向她换取少干活的权利。另一方面,这位女作业班长却一连三天不让女无政府主义者塔季扬娜-加拉谢娃走出森林,一直到她被冻伤。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又是一例。他也是布尔什维克,尽管是党外的。他揭发犯人们故意不完成定额(并跑到长官那里去报告,被告发的受到惩罚)。犯人们责备他,要他明白我们干的是奴隶劳动。普斯托维尔回答说:“奇怪的哲学!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才进行反对奴隶劳动的斗争。我们这些人虽然是奴隶,却是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不是为了私人。这些官僚们只是暂时当权,一次人民运动他们就会摔下来,而人民的国家将会永存!”正统派的脑子里就是这样一片原始密林。活人跟他们谈不拢。“无不同政见”的人们只为自己保留着一个例外?使用他们这类人做一般劳动是不正确的,因为那样他们就很难留下一条命,以便将来对苏联人民进行富有成效的领导,同时也就很难在劳改营的岁月中进行思考。这意思就是聚成一团,轮着番儿地重复:斯大林同志说得对,莫洛托夫同志说得对,贝利亚同志说得对,党说得对。因此他们在营首长的庇护下,再加上暗地里互相提携,全力以赴地往杂役队伍里钻。争取那些不要求专业知识、清闲点、离劳改营真刀真枪的主要活茬远点的职位。一旦抓住这样的职位便死也不放:扎哈罗夫抓住了私人物品保管室;前面提到的扎博尔斯基(怕是谢列斯特本人吧?)——抓住了被服供应室;臭名昭著的托多尔斯基赖在卫生科;科诺科京当了医助(尽管他什么医助也不是);谢列布里亚科娃当了护土(尽管她也不是什么护土)。阿尔丹一谢苗诺夫也当过杂役。季亚科夫是纯正分子中嗓门最高的一个,由他亲笔写出来的劳改营经历是颇值得惊奇的。他服刑五年,只去营区以外劳动过一次,足见神通之广大。这一次也仅仅是半天,半天中也只劳动了半小时,砍砍树枝而已。就这样,看守员还关照他说:你累坏了,歇歇吧。五年只劳动半小时!这可不是人人能办到的。一段时间他假装有血气,后来又说血气形成了瘘管。可是,老兄,总混不过五年吧!要捞到医务统计员、文教科图书管理员、私人物品保管员这一类的金饭碗,并在整个服刑期间都保得住,光送给谁点咸肉是不够的,恐怕连灵魂也得给“教父”捎上点吧。该付出多大价钱,请老劳改犯们掂量掂量。李亚科夫不是个简单的杂役,而是个富有战斗性的杂役:在他的小说受到公开嘲骂以前发表的第一稿里,还措词优美地论证为什么聪明人应当避免普通老百姓的恶劣命运。(什么“棋着”呀,“王车换位”呀,无非是要别人去替自己挨打击。)这个人现在准备充当劳改营生活的主要解释者的角色了。谢列布里亚科娃报道她自己的劳改营经历时爱用谨慎的省略号。据说有一些对她十分不利的见证人。不过我没有机会进行核查。但是不仅这几个作者,所有这类作者们的合唱团描写所有其他纯正分子,都没写出他们怎么劳动——他们或者在医院,或者当杂役,成天从事着蒙昧主义的对话。作家在这里并没有撒谎:他们实在缺乏描写这些死硬派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的想象力。(如果你从来没有劳动过,怎么描写得出?)丁.对逃跑的态度。死硬派本人从来不逃跑:这可是反抗管理当局的行动啊!这是和内务部捣乱也就是颠覆苏维埃政权啊!此外,每一个正统派时刻都有两三份赦免请求书在上级机关里旅行。如果逃跑的话,上边就会把这解释为缺乏耐心,甚至解释为对上级机关的不信任。何况“无不同政见者”们并不需要“一般的自由”——人的自由、鸟的自由。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他们需要的只是从国家手里领来的自由,合法的,有官印的,能恢复被捕前地位和特权的!没有这些,要自由有何用?他们自己不逃跑,更反对别人逃跑,谴责它纯粹是对内务部制度和经济建设的破坏。既然逃跑如此有害,知道了就向行动特派员告发,必定是纯正的共产党员的公民义务喽?这不很合逻辑吗?他们当中也还有一些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国内战争的勇士呢。但是他们的教条把他们变成了政治囚奴……戊.对其他“五十八条”的态度。他们从不把自己和其他难友混淆起来,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党的原则。他们有时候暗地在自己内部,有时候完全公开地把自己和这些肮脏的“五十八条”放在对立的地位,千方百计地和这些人分开,以保自己的纯洁。他们在外面领导的正是这么一些傻乎乎的群众,他们在那儿就没有允许过这些人说一句自由的话。到了这里,和这些人同住了一个监室,处到了平等的地位,可是非但没有受到这些人的压制,反而成天使着性子朝这些人嚷叫:“你们这些坏蛋全是活该!在外头你们全是假装进步!你们都是敌人,抓你们这些人,完全正确!全合乎规律!我们的事业正走向伟大胜利!”他们把自己的狱中独白之不可阻挡(管理当局永远支持正统派,反革命分子岂敢还嘴,莫非想再添点刑期吗?)当真归功于他们的战无不胜的学说的力量!(不过劳改营里也曾有过另一样的力量对比。某个在翁日拉格劳改的检察长不得不假装了许多年的疯僧。他之所以能逃脱惩罚是因为跟他在一起劳改的是他的“教子”。)正统派带着露骨的轻蔑和念念不忘的阶级仇恨怒视着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五十八条”。季亚科夫说:“我一想到我们今天竟和什么样的人坐到了一起就觉得可怕。”科诺科京不愿意给害病的弗拉索夫分子注射(尽管这是他医助的职责),却富有牺牲精神地给害病的押解从士兵献血。(他们循自由人医生巴里诺夫也一样。“我首先是契卡人员,然后才是医生。”这就是所谓医学!)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在医院里需要有“忠诚的人们”,才能掌握给谁注射,不给谁注射。他们将这种仇恨变为行动(怎么能而且为什么要把阶级仇恨放在心里藏着?)。谢列斯特笔下的萨穆伊尔-根达尔,教授(大概是共产主义法学教授)看到高加索少数民族犯人不愿意出工,马上煽风点火:应怀疑是毛拉在发动怠工。己.对充当眼线的态度。条条道路通罗马,上述各点必然导向一个结论,即死硬派不与劳改营中最优秀最贴心的长官——行动特派员合作是不可能的。这是他们在目前处境中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和党的最正确的方法。这同时也是很有利的;这是跟首长们拉关系的最好办法。给“教父”提供服务从不会白干。只有靠“教父”保护才能成年地留在营区杂役的舒服职位上。……在一本也是来自正统派“水流”的讲劳改营的书里,作者心爱的最最正面的共产党员克拉托夫在劳改营里奉行这样一套主张:1.适应一切,不惜任何代价地活下去;2.让正经人去当眼线,比让坏蛋去干这事强。即使哪个正统派耍犟脾气,不愿意为“教父”服务,他最终也很难躲开那个门口。所有大声表明自己的信仰的忠实信徒,行动特派员必定会和颜悦色地叫他去,慈父般地问他:“您是苏维埃人吗?”思想纯正者不能回答“不是”。这就等于说“是”。既然“是”,那么,同志,我们合作吧。没有什么能妨碍您。只是现在,当他们歪曲整个劳改营的历史的时候,羞于承认自己合作过。像丽莎-科季克那样因为丢失了告密信而当场露馅的事并不常有。但是现在也有说漏了嘴的,比方有的文章里说,行动特派员友好地替季亚科夫避开劳改营检查机关往外发信,就是不说发信的交换条件是什么。这样的友谊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想起来,行动特派员雅科夫列夫曾劝托多尔斯基不要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但不解释一声:他为什么关心这个?但这只是暂时的。光荣的时刻已经近在眼前,时候一到便可振作起精神,大声承认:“不错!我们当过眼线并且为此而自豪!”其实何苦写出整个的这一章?何苦写出对于思想纯正分子的这个长篇考察和分析?我们只需用斗大的字母写出下面这一排字就够了:亚诺什-卡迪尔。弗拉季斯拉夫-哥穆尔卡。古斯塔夫-胡萨克。他们又经历过冤枉的逮捕,又受到过刑讯,每人又蹲过若干年。全世界都看到他们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全世界都知道了他们的价值。

在这个大鱼吃小鱼的阴森的世界里,在这个用一块夹生的口粮面包就能买到人的生命和良心的世界里,谁个能是、哪里能有历史上一切犯人中荣誉与光明的体现者——政治犯呢?在前面,我们已经考察过原来的“政治犯”是如何被孤立、被扼杀、被灭绝的。替代他们的是什么人?什么——替代?从那以后我国就不再有政治犯了。而且在我们国家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人。既然已经实现了普遍的公正,还能有什么政治犯?我们曾经在沙皇监狱里利用过对政治犯的优待,所以更明白这东西是搞不得的。干脆取消了政治犯。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了!你问那些正在被抓的吗?哼,他们是反革命,革命的敌人。但过了若干年,“革命”这个字眼有点发蔫了。好吧,就改成“人民的敌人”吧,听起来更带劲。(如果根据对我国各股水流的综述,把按这一条文关进监狱的人数算一算,再加上比这多三倍的被流放、蒙嫌疑、受凌辱和遭迫害的家属的数字,我们这时就会吃惊地看到,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民变成了它自己的敌人,尽管也获得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秘密警察。)听到过一个劳改营里的笑话。一个被判了刑的乡下女人好久都弄不明白为什么检察长和审判员在法庭上给她取了个“骑警”的外号。(原来是“反革命分子”!)你在劳改营里蹲一蹲,看一看,就会承认这个笑话是真事。裁缝放下手里的针,为了怕丢,把它别在墙上的报纸上,正好戳进了卡冈诺维奇的眼珠子。顾客发现了。五十八条,十年。女售货员收到分货员送来的商品,手边没有别的纸,就在一张报纸上记帐。肥皂的块数正好写在斯大林同志的脑门上。五十八条,十年。兹纳缅斯克机器拖拉机站的拖拉机手为了暖脚,扯下一张介绍某个最高苏维埃候选人的布告垫在单薄的鞋子里。女清洁工(她负责照看这些布告)发现少了布告,在他鞋里找到了。反革命鼓动。十年。乡村俱乐部主任带着看门老头去买斯大林同志的半身塑像。买了。半身塑像又大又重,需要放在架子上两人招才行。可是俱乐部主任认为这样干有失身份:“你慢慢地拿回去吧。”说完就头里走了。看门老头摆弄了半天,没有好办法。挟着走——一只胳臂拢不过来;抱在胸前走——腰酸背痛,身子还得朝后仰。终于找到了办法:解下皮带,给斯大林同志做了一个环,套在脖子上。他扛在肩上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没有二话说。地地道道。第五十八一8条,恐怖行为,十年。一个海员卖给英国人一个打火机——“喀秋莎”牌(小圆筒里装一根捻子加一块火石),作为纪念品,要了一英镑。损害祖国声誉,五十八条,十年。母牛不听话,放牧员在气头上骂了它一句:“集体农庄的骚X……”五十八条,判刑。艾洛奇卡-斯维尔斯卡妮在业余文艺晚会上唱了一首民间歌谣,影射了……这简直是暴动!五十八条,十年。连一个又聋又哑的木匠也因为犯了反革命鼓动罪而判了刑!这个罪是怎么犯的?他在俱乐部里铺地板。大厅里的东西全腾空了,墙上既没有钉子也没有挂钩。他干活的时候把上衣和帽子搭在列宁半身塑像上。有人进来看见了。五十八条,十年。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在伏尔加拉格里关着多少从图拉省、卡卢加省、斯摩棱斯克省抓来的不识字的乡下老汉啊!他们的罪名全是五十八一10,即反革命鼓动。要他们签名的时候,他们都是画个十字顶数。战后和我一起蹲劳改营的有一个魏特卢加人马克西莫夫。他从战争开始就在炮兵部队服役。冬天,政治指导员召集他们讨论《真理报》社论(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今冬痛击德寇,使它来春不能再起!》),马克西莫夫也立正发言。他说:“对呀!就是要趁着狂风大雪,趁着他们没有毡靴的时候赶走这些畜牲,尽管我们自己碰巧也只穿着单鞋。不然到了春天他们的技术装备就更不好对付了……”指导员也拍了巴掌,好像没有问题。可是死灭尔施叫了去,“拧”上了八年——“吹捧德军技术装备”。五十八条。(马克西莫夫的文化程度是农村小学一年级。他的儿子,共青团员,从军队来劳改营探望,要求他爸爸:“信里不要把你被捕的事告诉俺娘,就说你现在还在部队,是人家不放。”老婆按“信箱”号码给他写回信说:“你的年龄早超过了,为什么总不放你?”押解队员看这个马克西莫夫总是胡子拉碴、垂头丧气,而且耳朵还有些聋,就给他出主意说:“你写信告诉她,你在部队里提了干,所以人家不让走了。”马克西莫夫又聋又呆,在工地上有人气极了骂他:“你把‘五十八条’的脸都丢净了!”)孩子们在集体农庄俱乐部里游戏打闹,脊背从墙上蹭下几张什么宣传画。两个年纪大些的依五十八条判了刑(依据一九三五年法令,十二岁以上儿童对一切罪行均应负刑事责任!)。家长们也没有脱身,说是他们教唆的,指使的。十六岁的楚瓦什族中学生用非本民族的俄文写错了壁报上的标语。五十八条,五年。国营农场会计室挂着一张标语:“生活得更好了,生活得更快乐了!”。不知谁用红铅笔在尾巴上加了一个字母“y”,意思变成“斯大林生活得更快乐了!”没有调查作案者,索性把会计室全体人员都捉了进去。格谢尔-伯恩施坦和他的妻子别夏斯纳娅得到五十八一10,五年,是为了……在家里搞一次招魂会1(侦查员使劲地追问:还有谁和你们一起胡搞,快招出来!可是在劳改营里都传说格谢尔坐车是因为“算命”——于是杂役们把面包和烟草拿来给他:给我也算个命吧!)荒唐吗?古怪吗?不可理解吗?没有什么不可理解,这正是“作为说服手段的镇压”。俗话说;先打鹊雀和乌鸦,到头就能打到白天鹅。挨着个儿打,最后总能打中要找的目标。大规模镇压的首要意义就在于;真正厉害的和隐藏得很深的人,单个儿是抓不到的,在大规模的镇任中就会落网和灭亡。为了给抓捕偶然的或预定的对象找理由,什么样的荒诞无稽的罪名没有罗织出来过!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格涅拉洛夫的罪名是:“因仇恨苏维埃政权而酗酒”(他酗酒是因为和老婆关系不好)——八年。伊琳娜-图钦斯卡娅(索弗罗尼茨基“的儿子的未婚妻)走出教堂的时候被捕,罪名是在教堂里“祈祷让斯大林快点死”。(谁能听见她的祈祷?!)——恐怖行为!二十五年。亚历山大-巴比奇的罪名是:“一九一六年在土耳其陆军中服务时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实际上他是土耳其前线上的俄国志愿兵)。因为附带还指控他于一九四一年有过将破冰船“萨德阔号”。交给德国人的意图(他是在这条船上被逮捕的),所以判决是;枪毙!(改判为十年,在劳改营中死去。)谢尔盖-斯杰潘诺维奇-费多罗夫,炮兵工程师,罪名是“破坏性地扣压青年工程师的设计”(其实是那些共青团积极分子们没有闲空去完成自己的图纸。然而这个明目张胆的破坏者却时常从克列斯特监狱被拉到各军事工厂去当顾问)。科学院通讯院土伊格纳托夫斯基一九四一年在列宁格勒被捕,罪名是一九O八年在蔡司工厂工作时被德国情报机关收买,并且领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任务:在最近一次战争(即那一代情报机关所关心的战争)中不要从事间谍活动,而是要在下一次战争中才从事这种活动!因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忠实地为沙皇服务,后来又忠实地服务于苏维埃政权,建立起国内唯一的一家光学器械厂(“国立光学器械厂”),被选入科学院。后来果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被捕获、被清除、被枪毙了。话又说回来,在大多数场合下并不是非要罗织这些异想天开的罪名不可。有一套非常简便的标准罪名汇编,侦查员只需要从里面挑选出一两项来,像在信封上贴邮票似地贴上去就是了:——破坏领袖威信;——对集体农庄持否定态度;——对公债持否定态度(有哪一个正常的人对它持肯定态度呢?);——对斯大林宪法持否定态度;——对党的措施持否定态度;——同情托洛茨基;——同情美国;——如此等等。粘贴这些价值不等的邮票是单调的工作,不需要高深的技能。侦查员只需要接连不断地有牺牲品送来不致浪费时间就行了。搜罗牺牲品是由行动特派员向各地区、各部队、运输部门、学校实行摊派。为了不使行动特派员费脑筋,正好用得上告密制度。告密是狱外人与人之间进行斗争的超级武器、X射线:只要把看不见的一条细细的光束指向敌人,他必然倒下。这办法从不失灵。我不记得这类有关人的姓名,但我敢肯定,在监狱里听说过很多在清场角逐中利用告密的事例:丈夫用这办法收拾失去他欢心的配偶,妻子收拾丈夫的情妇,或情妇收拾情夫的妻子,或情妇因未能拆散情夫的家庭而收拾她的情夫。各种邮票中,侦查员最常用的是第10分条——反革命鼓动。如果后代子孙有朝一日读到斯大林时代的侦查和审判案卷,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这些反苏鼓动者们竟是一些多么不知疲倦的心灵手巧的能人啊!他们搞反苏鼓动可以利用一根缝衣针和一顶破帽子,利用拖净的地板或者没洗的内衣,利用微笑或者不微笑、过分带表情或者不带表情的眼神,颅腔里的无声的思想,秘密日记里的词句,谈情说爱的短简,厕所墙壁上的题字。他们在公路上和乡间土路上,在火灾现场上,在集市上,在厨房里,在家里喝茶,在被窝里耳语,都在进行鼓动。只有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顶得住这样的鼓动的冲击!群岛上喜欢说这样一句笑话:刑事法典的条文并不全是大众化的。有人想触犯有关保护社会主义财产的法律,可惜人家不让他挨边。有人打算毫不犹豫地盗窃公款,可是怎样也混不上出纳员的差事。要杀人至少要有办法弄到一把刀,要私藏武器首先要把它买到,要搞兽奸需要拥有家畜。甚至五十八条本身也并不是这么容易享受到的;如果你不在军中服役,你怎么能依照第1分条之乙去背叛祖国?如果你住在汉特曼西斯克你怎么能依照第4分条去和世界资产阶级建立联系?如果你做的是理发员的工作,如果你连一个你能让它爆炸的最不像样的医用高压锅也没有(一九四八年被捕的化学工程师丘达科夫,“颠覆行动”),你怎么能依照第7分条的规定去破坏国家的工业和交通?但五十八条的第10分条是很大众化的。上至年逾古稀的老太婆,下至十二岁的小学生都能享用。有家定的和打光棍的、有身孕的和黄花闺女、运动员和残废、醉汉和滴酒不久的、有眼睛的和瞎子、有私人小汽车的和求人施舍的,一概都能享用。不分冬天和夏天,无论工作日还是星期天,清晨还是夜晚,在班上还是在家里,在楼道里,在地铁车站上,在密林中,在剧场休息时以及在日蚀的时候,都可以同样便利地给自己挣来一个第10分条。在大众化方面能和第10分条媲美的只有第12分条——“不检举”,换句话说就是“知情不报”。上面说过的那些人全都可以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得到这一分条,但更省事,连嘴也不用张,笔也不用拿。你一动也不动,分条会自己找上门来!而判的刑照样是十年监禁,附加五年“笼口”。当然,即使在战争结束以后,五十八条的第1分条“背叛祖国”也并不使人感到难以到手。不仅全体被俘虏过的人员,不仅全体原沦陷区居民有权利得到它,连那些从受威胁地区疏散时拖拖拉拉的人也因此暴露出背叛祖国的意图(数学教授茹拉夫斯基撤离列宁格勒时申请给他三个飞机座位;妻子、小姨子和他本人。只给了两个,没有小姨子的。他就把妻子和小姨子送走了,自己留下来。对这个行动当局不能做出别的解释,只能认为是教授等着德国人来。五十八一1一甲,参照第十九条,十年)。以下这些人和那个倒霉的裁缝、俱乐部看门的、聋哑人、海员或那个魏特卢加人相比,被判罪显得完全是理所当然的:——爱沙尼亚人恩谢尔德,从还是独立的爱沙尼亚来到列宁格勒。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俄文信。给谁的?谁写的?“我是一个正直人,不能说。”(信是维-切尔诺夫写给他的亲属的。)哦,畜生,你是正直的?好吧,到索洛维茨去吧!……他究竟是带过一封信!——基里切夫斯基,两个儿子在前线当军官,他本人按战时劳力动员令被派到泥炭采掘场,在那里他对清汤寡水的伙食说了几句怪话(终究是说过怪话的1毕竟是张开过嘴的!),为此罪有应得地依据五十八一10被判了十年。(他在劳改营的温水坑里拣土豆皮的时候死了。在他肮脏的衣兜里放着儿子的照片,儿子胸前挂满勋章。).——汉斯杰罗夫斯基,英语教员。坐在自己家里喝茶的时候讲了(终究是讲了!是真的!)伏尔加一带的大后方如何贫困和饥饿。他刚从那边回来。一个顶要好的女友把他们两夫妇都裹过去了:男的安上第10分条,女的安上第12分条,各判十年。(房子呢?我不知道。说不定归了女友?)里亚比宁在一九四一年我军后撤时公然宣称:“以前应当少唱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也不让别人侵犯我们’之类的歌。”这样的坏蛋连枪毙都不解气,可是总共只判了他十年!——列乌诺夫和特列久欣,两个共产党员,像被马蜂螫了脖子似地不得安生,操心起为什么违背党章多年不召开党代表大会的事来了。各得十年——法依娜-叶菲莫夫娜-艾泼施坦震惊于托洛茨基的滔天罪行,在党员大会上提出问题。“为什么把他从苏联放出去了?”(好像党应当向她报告工作似的!也许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自己正在吃后悔药呢?)为了这个荒谬的问题,她罪有应得地先后获得三次刑期。(尽管没有一个侦查员能向她说明她的罪过究竟在哪里。)——女无产者格鲁莎的罪行更是骇人听闻。在玻璃厂工作的二十三当中,左邻右舍没人见过她家里挂过圣像。可是德国人眼看要到他们地区的时候,她挂出了圣像(其原因无非是这时不必害怕了,以前挂圣像是要倒霉的)。另外,侦查员从邻居的告密中特别注意到,她这时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可是德国人终于没有来。)再加上她还在房子旁边拣到一张有小画儿的德国传单,偷偷塞进五斗橱上的小花瓶。但是我们的人道主义法庭考虑到她的无产阶级出身,仅仅给格鲁莎判了八年劳改附加三年剥夺权利。在这时期内,她的丈夫死在前线上。女儿上中专,人事科老追问她:“你母亲在什么地方?”结果小姑娘服毒自尽了。(格鲁莎每次谈到女儿的死就说不下去,每次都是哭着走开了。)根纳季-索罗金,切利亚宾斯克师范学院三年级学生,在大学生办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这该给他多少呢?小意思,十年吧。读叶赛宁该当何罪?我们总是健忘的。我看人家很快就会向我们宣告:“没有过这样的事!叶赛宁一贯是受尊敬的人民诗人”。但叶赛宁确曾是反革命诗人,他的诗歌是查禁的作品。梁赞市国家安全机关对波塔波夫的指控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过最优秀和最天才的诗人是马雅可夫斯基,你怎么竟敢赞赏叶赛宁?这是你反苏本质的流露!”至于这个民航飞行员,“道格拉斯”副驾驶,那肯定是一个地道的反苏老手了。不单单在他家里搜出了叶赛宁全集;他不仅对别人说过,东普鲁士人在我们去以前生活得非常富裕和温饱,而且他还在飞行单位的一次公开讨论会上跟爱伦堡进行了一场关于德国问题的公开辩论。(考虑到爱伦堡当时的观点,可以猜想出这个飞行员的意见是对德国人应当温和一些。)竟敢在公开讨论会上进行公开辩论!军事法庭,十年,附加五年“笼口”。这种微不足道的事件当然在爱伦堡的回忆录里找不到影子。而且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他的争论对手被抓了。他当时只是随口给了他一个足够符合党的观点的回答,事后就忘了。爱伦堡在回忆录里写道,他自己“所以能幸免”是由于抽中了“彩票”。哎,这张彩票的号码可是先查好的。如果周围的友人们一个个地被抓,那就需要及时地停止和他们通电话。车辕杆掉了头,人也要跟着转向。爱伦堡把对德国人的仇恨燃烧到发昏的热度,以至斯大林都不得不出来稍加制止。到了行将就木之年,你感觉到自己昨日为确立谎言出了力,那么你就该以今日的勇敢牺牲而不是以回忆录为自己进行辩护才是。利帕伊在本区创办了一个集体农庄,比上级命令的时间早了一年。这是一个完全自愿组成的集体农庄!对于这个怀有敌意的搞乱行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奥夫相尼科夫难道能不闻不问吗?我不需要你那个好的,我就是要你搞我那个坏的!他的集体农庄被宣布为富农农庄,二富农利帕依被遣送进沼泽地。沙维林,工人,在党员大会上大声说到了列宁遗嘱!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这人必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在侦查过程中还剩下的几颗牙齿,到科雷马后的头一年就掉光了。请看有过多么吓人的五十八条罪犯!要知道还有更阴险的呢,还有带地下活动色彩的。例如,佩列茨-格尔岑贝格,里加市人。此人忽然迁居到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登记为波兰血统,而实际上是拉脱维亚的犹太人。这是有意欺骗自己亲爱的国家,因而特别令人愤慨。他的如意算盘是我们会放他去波兰,然后他便能从那里溜到以色列。这可来不得,我的好人儿。你不想住在里加吗,就请去古拉格吧。蓄意叛国,十年。还有一些善于隐瞒的!一九三七年在“布尔什维克”工厂的工人当中揭发出一些一九二九年听过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的讲话的原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找到了会议记录后面附的一张出席人名单。)他们隐瞒了八年之久,混进了无产阶级队伍。现在全部抓起来枪毙了。马克思说过:“国家把一个公民变成罪犯,它就是欲断自身的活的肢体。”他还很令人感动地说明,国家应该把……违反者看做一个有热血的人,保卫祖国的战士,社会的成员,神圣的家主,而最主要的是应该把他看做一个公民。但是我们的法学家没有时间读马克思,特别是他这类欠考虑的文章。马克思如果愿意,还是读读我们的法令吧。有人会大叫说上面开的清单荒诞不经,不近清理,根本不能相信,欧洲是不会相信的!是吗?欧洲自然是不会相信的。它自己不去蹲蹲就永远不会相信。他相信了我国纸张光泽的杂志,其他什么东西也装不进脑袋了。我们自己呢?五十年以前也决不会相信。就是倒退一百年怕也未必相信。在先前的俄国,政治犯和庸人是居民中对立的两极。再也找不到比这两者更加互相排斥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苏联才开始把庸人当做政治犯“划拉”进监狱。由于这个原故,政治犯渐渐和庸人划了等号。群岛上一半人是五十八条。而政治犯——一个没有……(如果有这么多真正的政治犯,那个政权恐怕自己早坐到一个什么席上去了!)随便什么人,只要不能马上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普通刑事罪条文,便会被请进这五十八条。进入这一条的人成份之混杂、色彩之纷乱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例如,在大使馆外度第一夜时就被捕的一个跟苏联姑娘结婚的年轻美国人。或者前西伯利亚游击队员穆拉维约夫,他曾以对白军的残酷惩罚闻名,从一九三O年起就没有出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监狱的大门(是从勒索黄金开始的),他在那里面丧失了健康、牙齿、理智、甚至姓名。或者一个盗窃公物的苏军后勤军官。他因为害怕受刑事处分,逃到了奥地利的西方占领区,但是在那里-一你看好笑吧!——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这么一个浑浑噩噩的官僚想在那里也捞到一个高位,但是在一个人才竞争的社会怎么能办得到?他决定回国。在国内为盗窃公物和间谍嫌疑共得二十五年。他倒很乐意,觉得在这里可以呼吸到习惯的空气!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要想把什么人消灭掉,迅速而彻底地打发走,最简便的办法是把他列入五十八条。放进这一类的,还有的不过是家属,特别是犯人的妻子。现在大家习惯地认为当反属被抓进去的都是党内大干部的夫人,其实这个惯例老早就形成了。贵族家庭成员、著名知识分子家属、神职人员家属全都是连窝端的。(甚至在五十年代仍是如此:历史学家赫-采夫因著作中犯了原则性错误,得了二十五年。但他的妻子也得给点才是。十年吧。但是把七十五岁的老妈妈和十六岁的女儿留下来干什么?就按不检举罪也给她们判点吧。于是四口人分别送进四座劳改营,剥夺互相通信的权利。)越多的温驯、安静、不问政治甚至大字不识的人,越多的在被捕前只知道过日子的人被投入冤狱和灭亡的旋涡,“五十八条”就变得越发平庸和怯懦,越发失去最后一点点政治含意,变成迷惘的人们组成的迷惘的畜群。但是光说“五十八条”的组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营中寻到的格调。这类人从革命初期就受到四面围困:管理制度和法学家的理论。先拿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全俄肃反委员会第十号命令来看看。我们知道了,没有可靠材料不能逮捕的只有工人和农民。如此说来对知识分子,比方说,单凭不顺眼就可以逮捕罗。再听听一九二四年司法工作者第五届代表大会上克雷连科的讲话。我们又知道了:“对于被判刑的阶级敌对分子……改造是无能为力的,是达不到目标的。”到了三十年代之初,人们将会再次提醒我们,缩短阶级异己分子的刑期是机会主义的行径。什么“狱中人人平等”,什么“自做出判决之时起阶级斗争就停止了”,什么“阶级敌人开始改过自新了”之类的提法都是机会主义的言论。把这些全归拢在一起,就等于说:抓你们可以平白无故,改造你们是达不到目标的,在劳改营里必须把你们放在屈辱的地位,接着继续用阶级斗争把你们搞个不亦乐乎。在劳改营里还搞阶级斗争——这怎么理解?说真的,囚犯好像都该是平等的呀。不,别忙,这是资产阶级观点!取消政治犯和刑事犯分别禁监的权利,就是为了让这些刑事犯骑在他们脖子上!(这是那些以前蹲过沙皇监狱的人发明的,他们在那里懂得了如果政治犯实行联合,进行政治抗议,会有多大力量,对于管理当局会有多大危险。)这时候马上跳出来一个伊达-阿维尔巴赫,是她向我们做了说明。“再教育的策略是建立在阶级区分的基础上的,”“依靠和无产阶级最亲近的那些阶层。”(什么人最亲近?当然是“前工人”即窃贼罗,正好可以唆使这种人去迫害“五十八条”!)“如果不燃起政治激情,再教育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字不差的引文!)。”所以,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给窃贼们摆布,并不是偏远的劳改工地上懒惰的长官们的自作主张,这是高级的理论!“在管理制度方面采取按阶级成份区别对待的方法……对阶级敌对分子施加不间断的行政压力。”——当你穿着破坎肩、垂头丧气地熬过你那没完没了的刑期的时候,莫非你能想象出原来有这么个东西吗?——不间断的行政F力N在上面援引的这部出色的著作里,我们甚至能读到在劳改营里给“五十八条”们制造种种难以忍受的条件的各种手段的明细表。这里面不仅仅包括在探监、送牢饭、通信、申诉权、营内走动权方面的种种限制,而且还有这样的办法:把阶级异己分子编成单独的作业班,把他们置于更困难的条件下。(我替他们解释一句:这意思是在丈量完成的工作量时欺骗他们!)他们完不成定额,就宣布是阶级敌人捣乱。(科雷马对整个作业班的屠杀就是这样来的!)。书内还有创造性的频频忠告:不可派富农和二富农(即被判劳改的最优秀的农民,他们做梦都梦见农活)去从事农业劳动!还有:不经过预先考核,不能委以有高级专业水平的阶级敌对分子任何重要的工作(但是在劳改营里谁有那么高的专业水平能考核工程师?显然是由文教科的盗贼轻骑兵,类似红卫兵的人物)。这个忠告在运河工地上难以执行,因为闸门不会自己替自己做设计,河道不会自己给自己定线。在这种情况下,阿维尔巴赫只得退而求其次:专家进劳改营以后起码要先干六个月的一般劳动!(想要他的命,六个月也足够了!)据说只有不住在知识分子的享受特权的工棚里,“他才能体验到集体的压力”,“反革命分子才会看到群众是反对他们的,蔑视他们的”。只要掌握好了阶级的意识形态,什么事都能倒过来说,十分便当。有人把“以前的……”和知识分子安置到杂役的岗位上吗?——他这就是“有意叫劳动者出身的劳改犯去干最繁重的劳动”!如果在保管室工作的是一个以前的军官而服装不够分配,那不用说是他“有意识地扣压”。如果有人对高产标兵说了一句“别人赶不上你们!”,这表明他一定是阶级敌人!如果一个盗窃犯喝醉了,或者企图逃跑,或者偷了东西,人家便会对他做工作,说这不应该由他负责,这是阶级敌人把他灌醉了,或者教唆他逃跑,或教唆他偷窃。(知识分子教唆扒手偷东西!——这话是一九三六年一本正经地写在书里的!)而如果“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创造出良好的生产成绩”——这是他“为达到伪装的目的而去做的”!一圈都封死了!干活也罢,不干也罢,喜欢我们也罢,不喜欢也罢——我们反正要憎恨你,反正要通过盗窃犯的手消灭你!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普季岑(因触犯五十八条而坐过牢)感叹地说:“真正的犯罪分子根本没有能力从事真正的劳动,正是无辜的人才肯把自己全部贡献出来,直到最后一口气。戏剧性就在这里:人民的敌人才真是人民的朋友。”但是对于你的牺牲,人家并不领情。“无辜的人”!这就是被大批赶进劳改营的政治犯代用品们主要的自我感觉。这也许是世界监狱史上的空前事件;成百万的囚犯都觉得自己是清白的,全是清白的,没有一个人有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服苦役的只有一个人是无辜的!)然而,这些并非由于信念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命运的随意拨弄而被驱赶进铁丝网里面的偶然聚在一起的人群,丝毫没有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清白无辜而变得坚强起来。也许正因为这种意识突出了他们处境的荒谬性,反而使他们感到更沉重的压抑。他们更多地依恋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什么信念,所以绝对表现不出什么牺牲决心、团结一致和战斗精神。还在蹲监狱的时候,整整一监室的他们这类人竟可以任凭两三个拖鼻涕的小偷对他们劫掠蹂躏。到了劳改营里,这类人已经完全崩溃,他们随时准备着在派工员和盗窃犯的棍棒下、在作业班长的拳头下低头弯腰,他们尚有能力去做的只是学会劳改营的哲学(互不联系,各顾自己,互相欺骗)以及劳改营的语言。E-奥利茨卡娅一九三八年进了一座普通劳改营,这个经历过索洛维茨和隔离所的女社会党人看到这里的“五十八条”,感到十分惊讶。在她的记忆里,政治犯们曾经是一切共享的,而现在每人只顾自己活,只顾自己吃,有的“政治犯”甚至拿衣物和口粮做买卖……政治囚奴——安娜-斯克里普科娃给他们取了这样一个名称。她自己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听过这样一堂课:她向侦查员控诉卢宾卡的长官抓着她同监室女难友的头发在地上拖。侦查员大笑,他问:“他也这样拖您吗?”“没有,但是拖我的同伴!”这时侦查员改用严厉的口吻训诫她说:“你抗议?这可太吓人了!丢开这一套俄国知识分子的无聊作风吧!这一套过时了!只操心你自己吧!否则没你的好下场。”这也正好是盗贼们的原则:人家没有“划拉”你,你别自个儿往里钻!一九二五年的卢宾卡侦查员已经学会了盗贼的哲学!“政治犯能偷窃吗?”——对这个有教养的人们感到古怪的问题,我们倒要惊讶地反问一句:“为什么不能?”“他也能告密吗?”——“他有什么不如别人的地方?”人们对《伊万-杰尼索维奇》的内容天真地提出异议:“你书里的政治犯怎么满口盗贼的黑话?”我回答说:“如果群岛上不存在其他语言呢?难道政治囚权能有什么和刑事囚奴对立的自己的语言吗?”当局昼夜地对他们的耳朵喊;你们是刑事犯,是罪恶滔天的刑事犯;在我们国家里,不是刑事犯不会蹲监狱!他们打断了“五十八条”的脊梁骨——从此再也没有什么政治犯了。他们把这些人倒进群岛的猪食槽,驱赶他们去工地送命,同时向他们大声灌输着劳改营的谎言——人和人是敌人!有一条谚语说:饿极了就会出声。但是我们这里的土著是不出声的。饿也饿不出声。但是他们只要做出很少很少一点事便可以得救!只要他们不珍惜那条反正已经丧失了的生命,并且团结起来。有时候整批在一起的外国人,例如日本人,得到了成功。一九四七年在列伍奇,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的上个惩戒劳改点,押来了四十名日本军官,即所谓“战争罪犯”(尽管天晓得究竟他们对我国犯了什么罪)。正是严寒季节,又是干连俄国人都吃不消的伐木工作。“不买帐派”很快就扒掉了其中几个人的衣服,好几次打劫了他们的面包筐。日本人迷惑不解地期待着长官们的干涉,但长官们自然是只当没看见。这时他们的作业班长近藤带着两个高级军官晚上走进劳改点长的办公室,提出警告说(他们俄语讲得很流利),如果对他们的暴行不停止,明天两个申明了志愿的军官将实行切腹,而且这只是开始。劳改点长(“木脑壳”叶戈罗夫,前团政委)马上意识到在这事上可能栽跟头。此后两天都没有带日本人出工,伙食改为正常标准,然后调离了惩戒劳改点。为了斗争和胜利所需要做的原来是多么少啊——仅仅是不必珍惜生命!而生命反正是早已完蛋了的。但是我们的“五十八条”经常是和盗窃犯及生活犯搀混起来的,从来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以免他们互相看到对方的眼睛,以免他们忽然意识到——我们是什么人。那些能够成为狱中和营中的首领,具有清晰的头脑、热烈的喉舌、坚定的心的这种人早已根据“案卷”上的特别标记单独挑出去,用布团塞住了嘴,关进了专门隔离所,在地下室里枪毙。然而根据道家学说早已发现的一个生活中的重要特点,我们应当料想,政治犯消失之日正是政治犯出现之时。我现在敢大胆地说,在苏维埃时期真正的政治犯不仅有过,而且:1.比沙皇时期更多,并且2.他们比先前的革命者表现出更大的坚忍不拔和勇敢的精神。这与前面所说的似乎矛盾,但是,非也。政治犯在沙皇俄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受到公众的密切注视——在社会和报刊上立即可以引起反响。我们已经看到,社会党人在苏维埃俄国的境遇要困难得不可比拟。现在能称为政治犯的也不止是社会党人。只不过他们被大桶大桶地没进了一千五百万人的刑事犯的海洋,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形象,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成了哑人,比哑人更暗哑。鱼便是他们的形象。鱼是古代基督徒的象征。政治犯的主要队伍正是基督徒。他们是一些粗拙的、文化不多的、不会发表演说和起草地下号召书的人。(这些事按他们信仰是根本无需做的!)他们走进劳改营去受难和死亡只是因为不愿放弃信仰s他们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坐牢,在信念上是毫不动摇的!他们也许是唯一丝毫没有染上劳改营哲学甚至语言的人们!这样的人们难道不是政治犯吗?不行,可不能把他们也称做囚奴!他们当中尤其多地是妇女。道家说:大道废,有仁义。由于我们对东正教神父们施加的文明的辱弄、共青团员们在复活节之夜的起哄、递解站里盗窃犯们的唿哨,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罪恶的东正教堂仍然在培育出无愧于公元初年的基督教的女儿们——那些被投畀豺虎的女教徒们的姊妹。递解队和坟场,递解队和坟场,到处都有大量的基督徒。成百万的人流有谁去数?.他们阗然无声地死去,像蜡烛似地只能照亮周围一小片地方。这些人是俄国最优秀的基督徒,差一些的都动摇了,退缩了,躲起来了。这还不能算“更多”吗?难道沙俄曾有过这么多政治犯吗?它连万位数都还不会数呢。但是在我国扼杀政治犯的工作做得这样干净,这样不留旁证,关于其中什么人的故事很少能浮上水面来。高级僧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尔斯泰的面型,白胡子)。监狱——流放地——劳改营,监狱——流放地——劳改营。折腾了多年以后,一九四三年被传唤到卢宾卡(途中盗窃犯摘掉了他的法冠),建议他参加宗教事务管理处。经过了那么多年以后似乎可以允许自己摆脱监狱生活而休息一下了?不,他拒绝了:那不是一个纯洁的宗教事务管理处,那不是一个纯洁的教会。于是又返回了劳改营。瓦连京-费利克索维奇-沃伊诺一亚谢涅茨基(一八七七——一九六一),路加大主教,著名的《化脓外科学》作者。他的命运又如何?他的传记自然会有人编写,不须我在这里多做介绍。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革命前,他已经通过了艺术学院的入学竞试。但为了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当一名医生,而放弃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医院里,他成为了一个著名的眼科医生。革命后主持驰名整个中亚地区的塔什干医院。他的前程畅通无阻,眼前是一条我们当代成就卓著的大名流们走过的道路。但是沃伊诺-亚谢涅茨基感到他的服务还是不够充分的,因而他接受了神甫的教职。他在手术室里挂起了圣像,给学生讲课时身穿僧袍,胸前佩十字架。他还赶上了被吉洪总主教任命为塔什干主教。二十年代沃伊诺一亚谢涅茨基被流放到上鲁汉边疆区。经过许多人的奔走营救,从那里被放回来。但是他的医学教研室和主教辖区已有了新的主人。他于是私人行医(门口挂的牌子是“路加主教”),求医者盈门(“皮外套们”即契卡人员也混在其中)。有多余的收入他一概散发给穷人。收拾这个人的办法是颇值得一提的。第二次流放(一九三O年,阿尔汉格尔斯克)不是根据第五十八条,而是为“唆使谋杀罪”(纯属无稽之谈。说他对自杀身死的生理学者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妻子和母亲施加过什么影响。米哈伊洛夫斯基在精神已经失常的状态下曾给尸体注射过防腐溶液,这件事被各报大吹大擂为“苏维埃科学的重大成就”以及人工“复活”之类)。这样的行政手段迫使我们更不能从形式上判断谁是真正的政治犯。如果不是和管理当局正面斗争,也应是在道德和生活上与它对立——这才是主要的标志。至于身上贴着什么“条文”,纯粹是扯淡。(许多被消灭的富农的儿子得到的是盗窃罪的条文,而他们在劳改营里却显示出真正的政治犯的本色!)、沃伊诺-亚谢涅茨基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期间发明了治疗化脓伤口的新方法。列宁格勒把他叫了去,基洛夫亲自劝他解除神职,只要他这样做马上就可以给他一个研究所。但是顽固不化的主教甚至不同意出版他的著作时不在括号里印出他的神职。因此研究所和出书的事只得作罢。他于一九三三年服完流放期,回到塔什干,在那里又获得了第三次流放,这次是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战争爆发后,他在西伯利亚各医院工作,使用了他的治疗化脓伤口的方法。为这件事决定发给他斯大林奖金。他坚持要穿着全套的主教法衣才同意领取。(今天医学院的学生们问起他的生平,回答是:“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文献。”)工程师们怎么样?其中有多少人因为不肯在愚蠢卑鄙的暗害活动供状上签名而被放逐和枪杀?在这些人当中,彼得-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一八七五——一九二九)像一颗闪闪发光的明星!这是一位兴趣惊人广博的工程师和学者。矿业学院毕业生。杰出的矿业专家。从他的著作目录中可以看到他研究过以下各方面的问题并留有著述: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工业品价格的波动,煤炭输出,欧洲港口设备及运营,港口管理的经济问题,德国的安全技术,德英矿业的集中化,矿山经济学,苏联建材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高等学校培养工程师的一般问题,此外就是关于矿业本身的著作,单个区域和单个矿床的描述(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全部著作)。帕尔钦斯基如果搞自己工程师的本行,本来也可以像沃伊诺-亚谢涅茨基如果单搞医学一样,不会遇到灾祸。但也正如那人之不能不传布他的信仰,这人也不能不参与政治。还在矿业学院上学的时候,帕尔钦斯基就以“运动首领”的身份上了宪兵队的黑名单。一九OO年曾主持学生集会。当了工程师以后,引人注目地参与了一九O五年伊尔库茨克革命骚动,并因“伊尔库茨克共和国”一案被判处苦役。他越狱赴欧。因原已同情无政府主义,在国外与克鲁泡特金交往甚密。他在流亡期间进修数门工程专业,从事欧洲技术和经济的研究,但同时也没有放弃“旨在民间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通俗出版物的计划。一九一三年获释。返俄时写信告诉克鲁泡特金:“鉴于我为自己确定的在俄国活动的纲领……在我力所能及的一切地方,我将参加一般地发展国家生产力和开展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自发活动的工作。”在他首次周游俄国各中心城市期间,竞选矿山实业界代表大会理事会事务长的建议、“顿巴顿显耀的经理职位”、银行顾问、矿业学院教授、矿业厅厅长等职务的聘书像雪片似地飞来。具有如此巨大精力和广博知识的工作者在俄国是少有的。他后来的命运如何?前面已经说过。大战时期成为工商部次长。在懦弱无能的临时政府里,帕尔钦斯基显然是最有魄力的成员:在科尔尼洛夫事件期间他就任彼得格勒总督。十月革命爆发的那几天他是冬宫防守司令。他随即被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诚然,四个月以后就放出来了。一九一八年六月,未提出任何罪名,就将他拘捕。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被列入一百二十二名重要人质的名单(“如果……再有一名苏维埃工作人员遇害,下列人质将一律处决。”彼得格勒肃委。主席博基,秘书约谢列维奇)。然而他却未被枪毙,甚至在一九一八年底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摩尔的很不得体的干预(此人对于我们囚禁这样的人物感到很吃惊),获得了释放。一九二O年后在矿业学院任教授,常去德米特罗夫拜会克鲁泡特金。不久后克氏去世,他组织了一个为克氏建碑的委员会。不知是否为这件事,他随即被关进监狱。在档案里保存着一份颇为希罕的文件——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致莫斯科革命军事法庭的公函;兹因国家计委常任顾问帕尔钦斯基工程师需于本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三时作为报告人在本委南方局就恢复当前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南方冶金工业问题发表讲话,为此国家计委主席团请求革命法庭于该回三时前放出帕尔钦斯基同志,俾其能以完成交付给他的任务。国家计委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请求。而且只是因为南方冶金工业“当前具有特别重大意义……”,而且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否则的话,爱怎么办都行。过后愿意再抓回牢里也请便!事实不然,后来还让帕尔钦斯基为恢复苏联的采矿事业很忙乎了一阵子。只是到了一九二九年,让他在监狱里表现过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之后,才不经审判地把他枪决了。必须是对本国完全无动于衷的人,必须是一个异邦人才能够枪杀民族的骄傲——它的学识、精力和才能的精华!十二年以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不是也遭到了相同的命运?难道瓦维洛夫不是一个(被痛苦的必要性逼成的)真正的政治犯?在为期十一个月的侦查期内他经受过四百次审讯。而在法庭上(一九四一年七.月九日)仍没有承认对他的指控;还有一个并不享有任何世界盛名的人物——水利学家罗季奥诺夫教授。(维持科夫斯基介绍了他的事迹。)被监禁以后,他拒绝从事专业工作,尽管这是一条最轻松的道路。于是被分配去缝皮靴。难道这个人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犯吗?他是一个天性平和的水利学家,并没有进行斗争的思想准备,但是既然他能在狱吏面前坚守自己的信念,难道还不能算一个真正的政治犯?他还需要什么样的党证?像一颗星星突然变得明亮几百倍然后猝然熄灭一样,一个本不想成为政治犯的人也可能在狱中发出短暂的强烈闪光并因此而毁灭。这类事迹我们一般无法知道。有时候某个见证人会说出来。有时候会见到一张褪色的纸片,根据它仅仅可以做出一些大致的推测:雅科夫,叶菲莫维奇-波奇塔尔,一八八七年生,非党员,医生。战争一开始就在黑海舰队空军基地工作。塞瓦斯托波尔基地军事法庭第一次的判决是五年劳改。似乎很平安。但这又是怎么回事?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次判决;枪毙。并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执行。在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之间的这不祥的五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是像星星一样爆发了?或者仅仅是因为审判员忽然发觉判轻了?他前一案的问题现在平了反。这说明,如果没有后一案就不会……?而托洛茨基分子呢?纯血统的政治犯!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荣耀。(人们在向我叫喊!台上在向我摇铃:站回原位去!说唯一的政治犯!说那些在劳改营里仍坚持神圣的信念的铁铮铮的共产党员!……好吧,下一章我专门谈谈他们。)历史学家们有朝一日会研究我国青年政治犯的小溪是从什么时候流起的。我觉得是从一九四三——四四年开始的(我指的不是社会党和托洛茨基派的青年)。这些差不多还是中学生的人(请回忆一九四四年的“民主”)忽然想寻求一个不同于向他们硬性灌输和偷偷塞到他们脚下的那个立场的立场。那么,还能把他们称为什么人呢?只是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没法知道他们的任何情况。如果二十二岁的阿尔卡季-别林科夫为他的当然是没有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感觉的草稿》进了牢狱,后来在劳改营里继续写作(但在死亡的边缘把文稿托付给了眼线凯尔迈耶尔,结果获得了新的刑期),——对这样的人我们难道能拒绝给予政治犯的称号吗?一九五O年列宁格勒机械中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建立了一个有纲领和章程的党。许多当事人遭枪杀。这件事是阿伦-列文告诉我们的。他本人得到了二十五年。路旁的一根小木柱,如此而已。我国当代的政治犯必须具有大大超过先前的革命党人的坚毅和勇敢,这一点用不着论证。先前为了较大的行动只会被判处轻微的刑罚。革命党人也并不须非那么勇敢不可:事情败露,他们只有自身受祸的危险,甚至并不是掉脑袋,而是不长的刑期。革命前张贴传单意味着什么?游戏!跟放鸽子一样。连三个月也判不了。但是弗拉季米尔-格尔舒尼团体中的五少年书写“我国政府名誉扫地了!”的传单却需要下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团体中的五少年行刺沙皇那么大的决心。它是怎样自己燃烧起来的,它是怎样在人们内心觉醒的?在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克市的一座唯一的男中里,五个男孩子(共青团小组长米沙-巴克斯特;托利亚-塔兰京,也是共青团积极分子;维尔维尔-列赫特曼;尼古拉-科涅夫和尤里-安尼卡诺夫)从九年级起就脱离了无忧无虑的精神状态。他们既不为姑娘们苦恼,也不在时髦的舞蹈上花脑筋。他们环视着城内的野蛮和酗酒,刻苦地钻研和经常翻阅自己的历史教科书,试图进行联系和对比。升入十年级以后,他们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以前用印刷体字母写出他们第一份幼稚的传单:“工人,你办我们今天过的难道就是我们的祖父、父亲、兄长为之奋斗牺牲的那种生活吗?我们做工,可是只得到可怜的几个小钱,就这点他们还在压低……精读读这些并想想自己的生活吧……”他们自己也只是在想,因此没有提出任何号召。(他们计划散发一套这样的传单,自己动手制造一部胶印机。)张贴的方法是:五人一起夜间上街,一人把四团湿面包粘在墙上,另一人贴上传单。早春,他们班里来了一个像是新教师的人,要大家……用印刷字体填写登记表声校长恳求不要在学年结束以前逮捕他们。这些孩子们被关进去接受侦讯的时候,最遗憾的仍是未能参加自己的毕业晚会。“谁领导你们的?快招!”(国家安全人员不能相信这些孩子们单纯是受良心的驱使。这种事哪能相信?不是说生命只有一次吗?干嘛要去思索呢?)禁闭室、夜审、罚站。省法院的不公开开庭、(审判员——普希金,此人不久后即因受贿而被判刑。)可怜巴巴的辩护律师、不知所措的陪审员、威风凛凛的检察长特鲁特涅夫全体都判了十年或几年徒刑。把这些十七岁的少年们都送进了特种劳改营。不错,老谚语没有瞎说:“勇士要在监牢里找,蠢人要在政治指导员里找!”我是为无声的俄国写作,所以不多谈托洛茨基分子:他们都是能写的人,凡侥幸活下来的必定准备好了详细的回忆录。他们会比我更完整更准确地描写出他们富于戏剧性的史诗。但是为了照顾全面,在这里也略谈几句。他们在二十年代末期曾利用早先革命党人的全部经验进行过系统的地下斗争,不过站在他们对面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可不像沙皇暗探局那样呆头呆脑。我不知道他们对于斯大林为他们安排的一概消灭的下场是早有准备还是仍以为事情会以几句玩笑与和解而结束。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一些勇敢的人。(不过我担心一旦他们掌权,给我们带来的疯狂行为不见得会比斯大林的好。)我们要指出的一点是,直到三十年代,当末日已经临近时,他们仍认为和社会党人发生任何接触都是背叛和耻辱。因此他们在隔离所里自己抱成一团,连替社会党人转递狱中信件都不肯干(要知道,他们认为自己是列宁主义者呢)。斯米尔诺夫的妻子总是避免和社会党人交往,说是“免得被看守员发现”(也可以说是免得被共产党员的眼睛看见)!有这样印象,他们在劳改营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里有过多的瞎忙成份,因而总带着悲喜剧的色彩。他们在由莫斯科去科雷马的闷罐车里约定着“秘密联系办法、暗语”之类。可是到达目的地后他们都被分别塞进了不同的劳改点和不同的作业班。比方说一个老老实实地挣得了生产口粮的“反革命托派作业班”突然被改为吃惩戒口粮。怎么办?“隐蔽得很好的地下共产党支部”进行讨论。罢工?但这正好是上挑动者的钩。他们想挑动我们闹事,而我们——我们偏偏要骄傲地去上工,没有口粮也要去上工。我们可以去上工,可是劳动要像吃惩戒粮的样子。(这是在三七年,在作业班里不仅仅有“纯粹的”托洛茨基派,还有被划为托派的“纯粹的”正统派,他们都向中央斯大林同志、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叶若夫同志、向中执委加里宁同志、向总检察署呈递了申诉书。他们极不希望现在和劳改营首长们闹翻,因为将来随身携带的鉴定书还要靠他们写。)在乌京内金矿,他们准备纪念十月革命节二十周年。捡来一些黑布条子,或者用木炭把白布条染黑。他们打算在十一月七日清晨在所有帐篷顶上挂起志哀的黑旗,要在列队出工时唱《国际歌》,同时大家手牵手不让押解队士兵闯进队伍,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唱完,然后坚决不走出营区去上工。他们还要高喊“打倒法西斯!”“列宁主义万岁!”“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等口号。在这个计划里混合着某种歇斯底里的热情和达到可笑程度的华而不实的作风……不过有外人或者他们自己的人告了他们的密。在前一天即十一月六日他们全体被带到了“尤比列内”金矿,节日的几天内把他们隔离在那里。他们在封闭的帐篷里唱《国际歌》,而“尤比列内”矿上的苦力们这时却得去上工。(唱歌的人们内部也发生分裂:这里有被错划为托派的共产党员,他们走到一边,不唱《国际歌》,以沉默表示自己忠于正统。)“既然他们把我们放在铁窗里关着,这说明我们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亚历山大-博亚尔奇科夫自我安慰说。这无非是自欺欺人。他们什么人不关?……托洛茨基分子的劳改营斗争的最大成就是在沃尔库塔铁路沿线各劳改营中举行的一次绝食罢工。(在这以前还在科雷马的什么地方搞过一次好像是为期一百天的绝食:他们要求以自由移居代替劳改营。他们赢了——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停止了绝食。后来把他们分散到不同劳改营,逐步地把他们全消灭了。)关于沃尔库塔的绝食,我得到的材料是互相矛盾的。大致情况是这样:它开始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持续了一百三十二天(对他们实行了人工灌食,但他们没有停止绝食)。有几个人因饥饿致死。他们的要求是:——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离;——八小时工作日;——恢复政治犯口粮,(即比其他犯人增多的口粮,这一条绝对只是为自己要求的。)伙食不受生产量的影响;——取消特别庭,宣布其判决无效。用软管给他们灌食,后来又在各劳改营散布流言,说砂糖和黄油没有了,全是“因为喂养了托派”。可谓无愧于蓝箍帽的手段!一九三七年三月莫斯科来电:绝食者提出的要求可全部接受!绝食结束。可是孤立无援的劳改犯怎么能争得诺言的履行?结果他们上当了,一条也没有执行。(西方人既不能相信也不能理解事情是可以这样办的。但这就是整个的我国历史。)反过来,绝食的全体参加者一个个被叫到契卡行动科,向他们宣布了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克里姆林宫里的大鸣鹤这时候已经在考虑对他们的大镇压。稍晚一些,在沃尔库塔八号矿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绝食(也许是前面的绝食的一部分)。这次参加了一百七十人,其中知道姓名的有;绝食带头人米哈伊尔-沙比罗,原哈尔科夫国营电器厂工人;德米特里-库里涅夫斯基,以前在共青团基辅省委工作;伊万诺夫,前波罗的海舰队护卫舰中队长;奥尔洛夫一卡海涅茨基;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波列沃依一根金;B-B-维拉普,梯比里斯《东方曙光》报编辑;索克拉特-格维尔江,亚美尼亚党中央书记;格里戈里-佐洛特尼科夫,历史学教授;教授之妻。曾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一起蹲过上乌拉尔斯克隔离所的六十个人形成了绝食的核心。出了一件绝食者高兴而首长们不高兴的很大的意外——一个外号叫“莫斯科”的贼头带着二十名刑事犯参加了绝食。(这位莫斯科曾以一次夜间恶作剧而闻名全营:偷偷钻进营长办公室,在他的办公桌上拉了一泡屎。如果干这事的是你我之辈,难得枪毙,可人家却仅仅受到责备:准是阶级敌人教唆你来的吧?)只有这二十名盗窃犯真的让长官们犯愁,而对于社会异己的“绝食积极分子”,沃尔库塔劳改营的契卡行动科长乌兹科夫挖苦地说:“你们以为欧洲会知道你们的绝食吗?我们才不在乎什么欧洲呢!”他说的是实话。但是对社会亲近分子既不能动手打也不能让他们死掉。不过绝食进行到一半以后,当局摸准了他们的流氓无产阶级意识把他们分化出去了。贼头“莫斯科”通过劳改营的广播网解释说,他是受了托派的勾引。剩余的人此后的命运便是——枪决。他们以自己的绝食自己呈递了处决的请求书和名单。不,真正的政治犯是有过的,是很多的,是很有牺牲精神的。但他们对抗的效果却为什么如此微小?为什么他们连微小的泡沫也没有留在水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要研究。后面再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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