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这整个斯帕斯克劳改营里只有一个残废,近期来劳改营里一直乱哄哄、所以没有让任何人住院

但是,我们的激昂情绪,我们的急切期待,很快就被打得粉碎了。变革的微风不过是吹进递解站的一阵过堂风而已,它并没有吹进这用高大围墙圈起来的特种劳改营。虽然这里关押的是清一色的政治犯,但并没有看到柱子上有什么表示反抗的小传单。听说,特种劳改营“敏拉格”里的铁匠们曾经拒绝打制劳改营窗上用的铁格子。光荣应该归于这些至今不知道姓名的人们!这才是人呢!后来他们被送进了加强管制棚。敏拉格营用的铁格子是到科特拉斯去打制的。科特拉斯人并没有支援敏拉格的铁匠们。特种劳改营的生活是从驯服开始的。这驯服是无声的,甚至是曲意逢迎的驯服,它是过去三十年间在劳动改造营中逐渐培养形成的。从权北地区押解来的犯人们并没有为哈萨克斯坦明媚的阳光而高兴。到了新鲁德诺耶车站,他们从红色车厢里跳下来,跳到褐红色的土地上。这里与杰兹卡兹甘的铜矿一样。在这种矿区劳动,无论多么健康的人的肺部都坚持不到四个月。刚到这里,兴致勃勃的看守们就在头几个稍犯点小错误的人身上试用了自己的新式武器-一手铐。原先在普通劳改营时是不给戴手铐的。在苏联,直到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前夕才能够成批生产这种明晃晃的镀镍手铐。(是那些胡子花白的老工人们,即我们文学作品里称作典型无产阶级的代表们,在某个地方的工厂里制造这种手铐。当然,难道还要斯大林和贝利亚亲自制造手铐吗?!)这种手铐的优点是它可以根据需要铐得很紧:手铐上装有一个带齿的金属片,戴上之后,可以尽可能地把这个金属齿片压紧,使犯人感到更痛。这样一来,手铐便从原来的限制囚犯行动的保险性工具一变而成为刑具了。它会深深地咬过手腕,引起剧烈的疼痛;一戴就是多少小时,而且手是倒剪在背后的。此外,还研究出了一种只铐住四个手指头的铐法,使手指关节更是疼痛难忍。别尔特种劳改营的看守们使用手铐可算是有独到之处:他们为了一点小事,例如,见到看守忘了摘帽子,就给囚犯戴手铐。倒.剪着手把人铐起来,在岗楼前面罚站。两手先痛后麻,直至失去知觉,竟逼得成年男子汉哭着求饶:“首长,我再也不敢了!摘掉这铐子吧!”(在别尔营里还有一种很好的制度:不仅去食堂时要按号令行动,而且站到饭桌旁时也要听号令,要按号令就座,按号令大家一起把汤匙放进汤盘。吃完饭后要按号令起立,按号令走出食堂。)某人只须大笔一挥:“要建立特种劳改营!在某日前将其管理制度草案呈报上来!”这确实不费吹灰之力。可是那些勤勤恳恳的监狱当局(还有那些深知人的心理并熟悉劳改营生活的人们)可就得绞尽脑汁了:他们要字斟句酌地研究哪些地方还可以再紧紧扣,再使犯人难受一点?再增加一点什么负担,使他们更苦些?怎样才能使这些囚徒们本已不舒适的生活变得更凄惨些?必须让这些从普通劳改营转到特种劳改营来的畜牲们立即感受到这里的严厉和痛苦才行。可是,为此就得有人事先把制度逐条逐条地走出来呀!还有,警戒措施自然也要加强。所有特种劳改营的隔离区四周都采取了进一步的戒备措施,增加了铁丝网,在障碍地带的前沿补充敷设了布鲁诺蛇腹形铁丝网,在囚犯上下工时经过的所有重要路口和拐弯处都布置了机枪,机枪手时刻严阵以待。每个劳改地点都建起了砖石结构的监狱——加强管制工棚。凡是被送进加强管制工棚的,一律要脱去棉上衣:用寒冷折磨人,这也是加强管制工棚的重要特点之一。其实,加强管制工棚就是监牢,因为它的窗子上全有铁格子,晚间把马桶拿进来,把门反锁上。此外,每个隔离区都没有一两个惩戒工棚,那里加强看管,是隔离区中的小隔离区。被送进惩戒工棚的囚犯傍晚下工回来就马上被镇进屋里,和从前的苦役营一样。(这实际上也就是加强管制工棚,可我们都叫它惩戒室。)此外,还公开采用了希特勒分子使用号码的全套宝贵经验,也就是用号码代替犯人的姓名,代替犯人的“我”和他的人格。所以,在这里,并不是以每个人的全部特征来区别囚犯,而只是单调的数列上的一个个位数的增减而已。这一措施,如果执行得非常坚决而彻底的话,可以使人十分难堪。劳改营当局正是在尽量做到这一点。每一个新来的人,都必须先在特别科“弹钢琴”(也就是和在监狱里一样按下十个指头的指纹。普通劳改营里是不取指纹的),然后,就用绳子把一块牌子挂在他脖子上,牌子上有他的号码,然后,便由专业科的摄影师给他拍照。(现在这些照片还保存在某个地方哩!我们还会看到的!)拍照之后,把牌子从犯人身上取下来,发给他四块八公分宽、十五公分长的白布,上面印着他的号码。他应该把白布块缝在自己身上指定的地方。缝的地方各营规定不尽相同,但一般是:背上、胸前、帽子的正前方、还有裤腿或者袖子上。在发给的棉衣上,这几处的衣服面是事先就剪掉了一块的:劳改营缝纫厂有些裁缝的分工就是把新衣服弄坏——在应该缝号码布的地方把衣服面剪掉一个方块,露出棉花来。这是为了防止囚犯逃跑时把号码撕掉冒充自由工人。别的特种劳改营的作法更简单:用盐酸把号码直接蚀印在衣服面上。看守们奉命只许叫囚犯的号码。不许他们知道囚犯的姓名,更不许记住它,如果他们真能作到这一点,那倒是很可怕的。但是,他们做不到(他们都是俄罗斯人,改不了老习惯,毕竟与德国人不同),没过一年,他们就已经记不清了,开始叫某些人的姓了,后来叫姓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为了看守们的方便,就在每个人的“小车厢”——木板床前面钉上一块三合板的小牌子,上面写着睡在这张床上的囚犯的号码。这样,看守想招呼某个睡着的人时就可以不必看他身上的号码了,而犯人不在屋里时也可以立即看出谁的床上收拾得不整齐。看守们还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或者早晨起床前轻轻地打开锁进入工棚,把那些提前起床的人的号码记下来,或者在起床时间准时闯进来把那些起床动作慢的人记下来。只要抓到这样的人,就可以立即关进禁闭室。但在特种劳改营里多半是要求犯人写出书面检讨,可是这里又不许带钢笔和墨水,也从不供应纸。写这种冗长无聊、令人厌倦的书面检讨的一套作法,算得上是他们一项很不错的发明,反正劳改营里有的是拿着工资而终日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有的是时间分析。他们并不立即惩罚你,而是要求你检讨:为什么你的床铺得不整齐?挂在你床头的号码牌怎么会歪的?你棉衣上的号码布怎么会弄脏的?为什么没有及时洗干净?怎么在你的屋里还有纸烟?为什么见了看守不摘帽子?对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要回答这些含义深刻的问题甚至比没有文化的人更痛苦。但是拒绝写检讨就会加重惩罚!检讨要写得干净、整齐,对劳改营当局的工作人员要表示尊敬,写好后把它交给本工棚的看守,然后再转交劳改营长官助理或长官本人审阅。审阅人就在这上面批示应给予什么惩罚。在各班组的各种报表上也规定要把号码写在姓名前面。代替姓名吗?不,他们还不敢完全不要姓名!不管怎么说,姓名还是一条可靠的尾巴,人一辈子都受到自己姓名的限制,号码不过像是一口气,一吹就没有了。要是把号码烙在或刺写在人身上,那就不同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迈出这一步。其实是能够做到的,谈笑间就可以做到,已经离这一步不远了。另外,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单独坐牢的。我们不只是听到看守们的声音。这就冲淡了号码带来的痛苦。囚犯们彼此之间也要说话,而彼此间不仅从来不叫对方的号码,甚至不注意彼此的号码。(乍一想,衣服上缝着好几块醒目的白布,怎么会注意不到呢?要知道,当我们很多人集在一起的时候,派班劳动和点名的时候,那许多号码看来就像对数表一般,使人眼花缭乱。只有新来的人会注意到它。)我们甚至不记得最亲近的朋友和同班人的号码,只记得自己的。(在狱卒的帮手们中间有些注意衣着的人,他们都把自己的号码布非常认真地,把毛边折进去,用小针脚缝在衣服上,尽可能缝得俏皮、美观。真是奴性十足!我们这些人则相反,都把号码缝得尽量难看。)特种劳改营制度的目的是使这里的人完全与世隔绝,它指望谁也不可能从这里向什么人去上诉,谁都永远不会被放出去,谁也跑不到别处去。(看来,不论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是卡腾森林惨案,都没有对这里的主人起到教育作用。)在早期的特种劳改营里可以使用棍棒。那时,大部分情况下也不是看守自己带着棍棒(看守可以使用手铐嘛!),而是让犯人中间那些受到信任的人——管理员和囚犯班长带着棍棒,他们打犯人是首长十分满意并完全赞许的。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里,分派劳动之前先要在工棚门前集合站队。派工员拿着根子叫喊:“除了最后一个,全出来!”(读者可能早已明白了为什么“除了最后一个!’。因为即使有最后一个,那他也不会再出来了,就像他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因此,譬如说,冬天从卡拉巴斯押往斯帕斯克的一队犯人在中途冻死了一些,活下来的人挤在病房和卫生所的过道里,他们的肢体在腐烂发臭,科列斯尼科夫医生截掉了几十只胳臂、腿和鼻子。即使这样,劳改营的首长也完全无动于衷。特种劳改营里的秘密隔绝状态十分可靠,所以斯帕斯克营的首长,著名的沃罗比约夫大尉,和他的部下才能够把押在本营的匈牙利芭蕾舞演员先关进禁闭室“惩戒”,然后给她戴上手铐,最后便轮奸戴着手铐的她。这里的制度是不慌不忙地考虑得十分周到的,直到每个细节。例如,这里不仅不许犯人有自己的像片,而且不许有任何人的,包括亲人的像片。如被发现,立即没收烧掉。斯帕斯克营的女四工棚棚长是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被捕前当教员。她偶尔把一张柴可夫斯基的小像片留在桌子上了。看守没收了像片,关了她三天禁闭。“这是柴可夫斯基的照片呀!”“我不知道是谁的,反正营里不许女犯有男人的照片!”肯吉尔劳改营里允许囚犯接受用邮包寄来的米(为什么不接受呢?!),但却决不许囚犯们煮饭吃。如果发现囚犯在什么地方偷偷用两块砖头支起小饭盒来烧饭,看守会立即把饭盒踢翻,并迫使犯人用手把火弄灭。(不错,后来盖了一个烧饭用的小棚子,但两个月后又把炉子拆掉了,椰子里养上了军官们的猪和行动人员别里亚耶夫的马。)但是,特种劳改营的主人们在翻新管理制度花样的同时,并未忘记普通劳改营的好经验。奥泽尔拉格特种营的米申大尉只是L个劳改点的头头,他就曾把不服从派工命令的囚犯绑在雪橇上拖到工地去。总的来说,建立起的管理制度是令人满意的,所以可以让原来的苦役犯在特种劳改营里和大家享受同样待遇,只是号码布上的字母还有所不同而已。(不过,有时也让他们住在草棚和马厩里,那仅仅是由于工棚不够用,例如,在斯帕斯克营。)就这样,特种劳改营虽然不正式称为苦役营,但它继承了苦役营的一切,成了它的合法继承者,同它溶合在一起了。为了使囚犯们很好地掌握已经建立的制度,还必须用正确的劳动组织和正确的伙食安排来巩固它。为特种劳改营选定的劳动是这一带最艰苦的劳动。契诃夫说得对:”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学作品里,已经形成一种成见:好像只有在采矿场才有最艰苦、最耻辱难堪的真正苦役。如果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中主人公是……去替监狱捕鱼或者会代木材的话,许多读者是不会感到满意的。”(不过,安东-巴甫洛维奇,您为什么这么瞧不起伐木劳动呢?伐木这个活儿不错,也是合适的。)斯捷普拉格刚刚建立时,最初几个分部的囚犯都是开采铜矿的(它的第一分部设在鲁德尼克,第三分部设在肯吉尔,第四分部在杰兹卡兹甘)。干式采掘,矿石粉末飞扬,人们很快就染上硅肺和肺结核病。得病的犯人便被送到卡拉干达附近的著名的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去——那是属于特种劳改营的“全苏残废人的收容所”。斯帕斯克是值得特别提几句的。送到斯帕斯克来的都是其他劳改营拒绝继续使用的完全残废了的犯人。可是,说来奇怪,这些残废只要一踏上斯帕斯克劳改营那起死回生的土地,就一下子都变成真正的干活能手了。对于整个斯捷普拉格劳改营的长官切切夫上校来说,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要算是他最喜欢的一处了。这个身材粗壮而远非善良的家伙,有时从卡拉干达乘飞机来到这里,在值班室擦擦皮鞋,稍事休息之后就去营区视察,并留心还有谁不在替他干活。他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在我这整个斯帕斯克劳改营里只有一个残废,他的两条腿都没有了。可是,就连他也在于轻活儿,他在当通信员!”一条腿的人全坐着劳动:他们把大石块砸成碎石子,有的就分选碎木块。架着双拐也好,缺一只胳膊也好,这些在斯帕斯克都不能成为劳动的障碍。让四名一只胳膊的人(两个有左胳膊和两个有右胳膊的)编成一个小组抬担架,这是切切夫想出来的主意。在没有电的时候让人们用手转动机械加工厂的机器,这也是切切夫手下的人想出来的。切切夫还喜欢营里有“自己的教授”,因此他便批准了生物物理学家奇热夫斯基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搞一个实验室。但是,一旦奇热夫斯基利用最劣质的材料替杰兹卡兹甘的劳动者们试制成了简单的预防硅肺的面具,切切夫却不许他投入生产:不戴面具也照样干活嘛,何必多此一举!再说,人员也得不断更新嘛!一九四八年底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总共关押男女囚犯一万五千人。营区很大,铁丝网的柱子在山腰和峡谷间起伏绵延,伸向远方,四角的监视塔互不相望。后来慢慢地修建起内部隔离工程:囚犯们自己在营区内筑起围墙,把妇女区、工人区、完全残废区互相隔开了(这样可以使囚犯之间的联系更加困难,对劳改营主人更加方便)。六千人每天步行到十二公平外去修建水坝。因为他们毕竟是残废,所以往返都要两个多小时,还要加上十一小时的劳动(在这种条件下很少有人能支持两个月)。另一项艰苦的劳动是采石子。采石场就在隔离区之内(古拉格的岛上还有矿藏呢!),男女营区内都有。男区的采石场在山上,打炮眼,用炸药把岩石炸开。白天,残废的囚犯们用小锤子把炸下的石块敲成碎石子。女营区不用炸药,女犯得用十字铜刨开土层,露出岩石后,用大锤把石头打碎。当然,她们的锤把常常会震断。要换新锤把,就得到另一隔离区去。而且,妇女们有工作定额,每人每天必须采石0.9立方米。因为完不成定额,她们在很长时间里只能领到惩罚口粮——每天四百克粮食。后来男囚犯教给她们一个办法——验收之前偷偷从旧石堆上扒一些石子到新堆上来——这才不受“惩罚”了。还要提醒读者,所有这些劳动不仅是残废人在没有任何器械的条件下干的,而且是在草原地带的严寒中干的(零下三十一三十五度,还刮风),人们身上穿的是单衣,因为按规定,不劳动的人们冬天不发给棉衣。一位化名波-尔的妇女曾向我回忆过她在严寒中,身上几乎没穿什么衣服,用大锤敲打石头的情况。她说:“至于这种劳动对祖国的好处,只要讲一件事就很清楚了:后来发现女区采石场采下的石头不知为什么不适于建筑用,于是,某一天,某个首长就下了一道命令,叫妇女们把一年中采的石子‘全部扔回矿坑去,用土盖上!这里要开辟成一片林园!’当然,林园并没有修成。”男区采的石块好一些。那些石块是这样运往建筑工地协。每天点名之后把全部囚犯统统赶上山去,回来时都要背着石子。休息日残废囚犯们也要这样“散步”两次:早上和傍晚。后来的劳动便是在隔离区内修建界墙,替劳改营的工作人员和警戒部队盖房(盖住宅、俱乐部、澡堂、学校),在农田和菜地里干活。所种的菜全都拿给自由居民吃,囚犯们只能得到一些菜茎菜叶之类。这些茎叶大堆大难地用汽车运来,扔在厨房旁边,任其沤湿腐烂。做饭时伙夫们就用叉子从堆里直接叉到锅里(有点像煮家畜饲料吗?……),用这些茎叶煮出来的是真正的烂菜汤。每天只往这种烂菜场里加一勺稀饭,如此而已。请看看发生在斯帕斯克菜地上的这样一个场面吧:一天,大约一百五十名囚犯商量好了,一下子都扑到一块菜地里去,进去后立即趴在地上咬食地里长着的蔬菜。卫兵们跑来了,用棒子打他们,可是他们只管趴在地上继续啃食生菜!不参加劳动的残废人每天发给面包五百五十克,劳动的发六百五十克。斯帕斯克营的人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药(这么多人,到哪里去弄药?何况他们反正要死掉嘛!),也不知道什么叫铺盖。在某些工棚里是把床并在一起的,两张床并起来就不只是睡两个人,而是让四个人挤在一起睡。对,另外还有一项工作!每天要派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人去挖坟坑。每天派两辆美国造的“史蒂倍克”牌卡车专拉尸体。尸体是装在木格箱子里运走的,死人的手脚从宽大的格子缝里伸出来。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比较顺利的几个月里,每天要死六十到七十人,到了冬天每天死亡上百人(一个在停尸房干活儿的爱沙尼亚人查过人数)。(其他地方的特种劳改营里的死亡率没有这么高,吃的也稍好些。当然,劳动也重些,因为不是残废嘛!这一点,读者自己会了解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也就是说,这是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年之后的事,是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结束之后三年的事。经过纽伦堡法庭审判之后,为法西斯集中营的野蛮残酷暴行所震惊的全人类刚刚松了一口气,还满以为:“这一切都不会重演了!”呢。有了这些制度还嫌不够。自从转到特种劳改营之后,我们同外界和家庭的联系几乎完全断绝了,对于等待着你和你的来信的妻儿老小来说,你就变成了神话中的人物。(每年只许写两封信。可是,就连你倾注了几个月来的全部心声和最主要、最美好的感情写出的这两封信也未必发出去。谁敢去向检查信件的国家安全部的人员查问?他们是常常自动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的:把一部分信件放进炉子,就不必花时间检查了。至于说收信人没收到你的信,那你就去责怪邮局吧。在斯帕斯克营,有一次命令几个囚犯去修理信件检查科的炉子。囚犯们在炉膛里发现了几百封信件:是检查人员扔进去之后忘记点火了。特种劳改营的情况就是这样——去修炉子的人还不敢声张此事!否则安全人员会立即收拾他们……难道这些为了自己安逸而烧掉囚犯心声的国家安全部的信件检查员们,他们比收集被害者的头发和人皮的希特勒党卫军分子更人道一些吗?)至于同亲属们会面,这在特种劳改营里连提都不必提,因为特种劳改营的地址是使用密码代号的,任何人都不能到这里来。还得补充一点:在特种劳改营里几乎不存在海明威所说的“有的和没有的”这个问题这里从建立那天起就按照“没有的”的原则解决了一切问题。不许囚犯有钱,也不发给工资。(普通劳改营的囚犯还可以挣到少得可怜的几个工资,这里是分文不给。)不许有换穿的鞋或换洗的衣服,凡是可以穿在里面取取暖或者防潮的衣物都不许有。营里发的衬衣(那算什么衬衣呀!恐怕海明威小说里的穷人都不会穿它)是每月换两次,外衣和鞋是一年换两次。这是十足的阿拉克车耶夫式的严明。特种营建立的初期还没有保管室,后来便建立了永久性保管室,即一直保管到“释放”那一天。建立保管室以后,如果自己再有什么衣物不交去,就是一个严重错误了:这是准备逃跑!床头小柜里不许有任何食物。(早晨要在食物保管处前排队把它交上去,晚上再排队领回来。这样还可以成功地把你早晚剩余的一点点思考时间占去。)不许拥有任何写字用的东西,不许有墨水和彩色铅笔和变色铅笔,不许有超过一本小学生练习本的白纸。最后,不许有任何书。(在斯帕斯克营,接收犯人时便没收他的全部书籍。我们这里最初允许有一两本书。但是,有一天突然下了一道英明的命令:把个人的书全拿到文化教育科去登记。在那里往书的扉页上盖一个“斯捷普拉格。第XX劳改点”的图章。此后,凡是没有盖章的书一律作为非法书籍予以没收,而盖了章的书就全算劳改营“图书馆”的书了,不再属于个人。)还要提醒读者:特种劳改营里的搜查要比普通劳改营更加经常,更加彻底。每天出入营时要仔细搜查。对工棚则进行定期搜查:掀开地板,拆掉炉条,拆开门廊的板子;还有像监狱里一样地逐个搜身,要脱衣服。摸索,撕开衣服里子,扯掉鞋掌等。有时就把营区地面的草全部烧光(“不能让他们把武器藏在草里!”)。囚犯们休息日要打扫营区。想想这一切,大概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囚犯们并不把佩带号码看作最难堪、最侮辱人格的事了吧。所以,当伊万-杰尼索维奇“说“它们,衣服上的那些号码,并不沉”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像那些自己没有佩带过号码、也没有挨过饿的、高傲的批评家们所指责的那样“失去了作人的自尊心”,而只是发出了清醒的、理智的声音而已。号码给我们带来的苦恼既不是精神上的,也不是(像古拉格群岛的主人们所指望的那样)心理上的,反倒是非常实际的麻烦——我们必须占用空闲时间把撕开的边角仔细缝好,或者去找画家把上面的字再描清楚些;如果劳动时把号码布撕坏了,就得再设法找块新市把它完全换成新的,否则就会蹲禁闭。什么人真正把带号码看作是这里的花样翻新中的最毒辣的一手呢?那是某些教派的虔诚的女信徒们。例如,卡梅施特种劳改营在苏斯洛沃车站附近设有一个女劳改营分部,那里的女囚犯就是这样。该营的女犯中由于信教被判刑的约占三分之一。而《圣经》《新约》的《启示录》上早有明明白白的预言:第13章,第16节里写着:“……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所以,这些妇女们坚决拒绝佩带号码,因为它是魔鬼的印记!她们去领公家发的制服时也不同意签字。(这是“向魔鬼签字!”)劳改营行政当局(营管理处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将军和独立劳改点的长宫博古什少校)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足够的坚定性:他们命令扒掉这些女人的衣服.只剩一件衬衣,再脱掉她们的鞋(那些女共青团员看守们自然都照办了)。行政当局想;让冬天迫使这些没有理性的宗教狂们接受公家的制服并缝上号码吧!但是,妇女们竟宁肯在严寒中穿着衬衣光着脚走,也不同意把灵魂交给魔鬼!于是,在这种精神(当然是反动精神喽!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们不会那样去反对带号码!)面前,劳改营当局终于屈服了:把信徒们的衣服还给了她们。她们穿上了不带号码的衣服!(叶莲娜-伊万诺夫娜-乌素娃就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在劳改营度过了整整十年,她的内外衣全穿烂了,勉强挂在肩上,遮住身体,但是劳改营的总务处却无法发给她公家的衣服,因为她不在领物单上签字!)号码还有另一个使我们伤脑筋的地方:号码写得很大,卫兵从老远就能看清。卫兵们总是在一定的、能够拉开冲锋枪射击的距离看着我们,他们当然不知道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姓名;所以如果没有号码,他们就分不清穿着同样衣服的囚犯。有了号码,他们就能从远处看到几号在队伍里说话,几号排队没排好,或者没有把手背在后面,或者从地上捡起过什么东西。只要他们回去向警卫队长一报告,那个人就得蹲禁闭。警卫队也是扼杀我们微弱生命的一支力量。这些“戴红肩章的人”,正规军的士兵们,这些手持冲锋枪的孩子们,是一支不会分辨是非、不了解我们、而且不接受任何解释的愚昧力量。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从我们这里传给他们,而从他们那里传过来的只有喊叫声、军犬的狂吠、拉冲锋枪抢闩的响声和飞来的子弹。而且永远是他们有理,我们无理。有一次,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囚犯们在修筑铁路路基。那里不是隔离区,没有界限,四周只有卫兵押着。有一个囚犯在被允许的圈子内离开大家几步,想去拿自己扔在地上的上衣,取出包在里面的一块面包。不料一个卫兵举枪就把他打死了。当然,卫兵有理。他只会受到表扬,而且,当然,他直到今天也不会后悔的。囚犯们谁也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示不满。更没有向任何地方写什么申诉。(即使写了,我们的申诉也出不了劳改营。)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我们五百人到一个汽车修配厂附近去劳动。工地的一边是营区,所以这边没有卫兵警戒。眼看我们就要进入工地的大门了。这时一个叫马洛伊(这个姓有“小个子”的意思,其实地是个彪形大汉)的人忽然不知为什么离开了队伍,若有所思地朝着警卫队长的方向走去了。给人的印象是:他精神恍惚,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他没有举手,没底作出任何一点威胁性的动作,只是沉思着向前走去。这却把那个警卫队长,一个爱打扮的有点流气的军官,吓坏了。只见他转身就跑,一边尖声喊叫着,可怎么也掏不出腰里的手枪来。这时,一个拿冲锋枪的中上迅速跑到马洛伊前面。在相隔几步的地方向他的胸部和腹部打了一梭子弹,边打边慢慢向后退。马洛伊倒下之前还慢慢地继续向前走了两步。他的棉袄的后背上露出了被那看不见的子弹打出的棉花。虽然马洛伊倒下了,可是我们,整个队伍,谁都没动一动。警卫队长惊魂未定,接着就向卫兵们喊了一声,发出了命令。于是,自动步枪便从四面八万响了起来,子弹擦头飞过;事先就在四周摆好的机枪也响了,同时有许多声音,一声比一声更疯狂地向我们叫喊:“趴下!趴下!趴下!!”子弹越飞越低,有的打在障碍地带的铁丝网上。我们五百人并没有朝射手们冲过去,没有去制服他们,而是全都伏在地上,把脸埋在雪里了。就这样,在那个耶稣受洗节的严寒的早晨,我们在这种耻辱的、任人宰割的状态下,绵羊似地在雪里趴了一刻多钟。他们一高兴就可以把我们全都枪杀掉,而且不必负任何责任:可以说是企图暴动嘛!在特种劳改营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我们就是这样一些完全被压垮了的可怜的奴隶!关于这个时期,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已经讲得不少了。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为什么几千人会这样?这些牲口都是犯第五十八条的呀,也就是说,他们还叫做“政治犯”呢!真见鬼!你们现在不是跟其他普通刑事犯分开了吗?不是集合到一起了吗?你们现在该搞政治了!为什么那么一钱不值,那么驯顺呢?其实,这些特种劳改营里的生活本来就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开始。这里的被压迫者和压迫者都是从普通劳改营来的,他们身上都各自带着十年以上受别人压迫的、或者压迫别人的传统。原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随着活人一起转到这里来了,它们温暖并支持着每个人,因为这些人都是几百人几百人地从同一个劳改营分部转来的。他们到新地方来时普遍地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在劳改营这个世界中,人对人来说只能是老鼠、是吃人的生番,而不会是别的。他们带到这里来的只是对自己个人命运的关。心和对共同命运的完全漠然的态度。他们都准备在这里进行无情的斗争以夺取个作业班长的位子,或者能在伙房、面包房、保管室、会计室或文化教育处找到个辅助人员的优厚位子。但是,单个囚犯到新地方来的时候,如果他想在这里安身立命,那就只有靠他的运气和厚颜无耻。而那些老有经验的辅助人员们由于长期在同一个囚犯队里互相磕头碰脑,所以对于作业班长的拳头,对于谁个善于给长官溜须拍马、背地里咬人一口,谁善于搞些“小动作”、逃避劳动等等,都已经彼此有所了解了。在长途押解的路上他们几个星期挤在一个车厢里,在同一些递解站里一起洗澡,他们已经互相领教过了,自然不再抱有过多的自由幻想,只想和和气气地把奴隶的接力棒传过去。因此,他们会互相商量好:到了新劳改营之后怎样攫取关键岗位,怎样把其他劳改营来的帮手们排挤掉。至于那些已经完全屈服于厄运的。只知道劳动的愚昧无知的人,他们则是商量好到了新地方能组成一个好劳力班子,只盼着能遇上一位让人过得去的作业班长就行了。所有这些人,不仅彻底忘却了他们每个都是人,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赋予的灵性和良知,都还有可能争取到极好的境遇,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脊梁骨是可以直起来的,人有权利得到通常的自由,就像谁都有极呼吸空气一样。他们也忘记了,现在他们所有的人,所谓政治犯,已经和自己人在一起了。不错,他们中间还混有少数刑事犯。当局对于制止他们的宠儿们的不断逃跑丧失信心了,决定对他们的逃跑适用第五十八条第十四分条,即按照“经济怠工”论处。(因为《刑法典》第八十二条规定,对逃跑者只能加判两年以下的徒刑,可是这些刑事犯们的刑期早已一再加码,有的已经达到几十、几百年了,他们为什么不跑呢?)总而言之,被送到特种劳改营来的这类刑事犯为数极少,每批犯人中间只有几个人。但是,凭他们那套作风,只有几个人也就足够了,他们就能够在政治犯中间趾高气扬,横行霸道,带着棍子同管理员走在一起(就像在斯帕斯克营里后来被砍死的两个阿塞拜疆人一样),并且帮助看守辅助人员们在“群岛”新开辟的岛屿上确立地位,树起那面卑鄙、肮脏的劳动消灭营的黑旗。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是在我们到来的前一年,一九四九年建立的。这里一切都是按照囚犯和首长们在原先的地方形成的思想和习惯安排起来的。设有管理员、助理管理员和工棚棚长,他们有的用拳头,有的用小汇报折磨手下的囚犯们。看守的帮手们另住一间工棚,他们可以在那里坐在床上,品着好茶,不慌不忙地决定某些人和某些班的命运。另外,每一个大工棚里(仿效芬兰人工棚的结构)还分出一些小房间来,有些小房间是按照身份让那些受优待的囚犯一人单位或两人合住的.派工员用拳头打,作业班长打嘴巴,看守用鞭子抽。炊事员都是些蛮不讲理的摩尔达维亚人。各营的保管室都被那些“不拘小节”的高加索人掌握了。所有工地上的职务都被一群自封的工程师骗子们抢去了。坐探们按照规矩,肆无忌惮地把小汇报送到行动处去。一年前建立这个营时只有一些帐篷,现在已经有了石砌的监狱。不过这监狱还没有完全盖好,所以住得非常拥挤,以致被宣布要受禁闭处分的人往往要排队等待一两个月,禁闭室才能空出来!新鲜吧?蹲禁闭也要排队!(我也被宣布要关禁闭,但我终于没有等到!)的确,这一年刑事犯们(说得确切些是所谓“母狗”们,因为他们是甘心担任那些“合法”工作的)已经不那么嚣张了。可以感觉到他们有些施展不开了:这里没有年轻的刑事犯,没有他们的补充人员,没有人前前后后围着他们转。他们好像也互相配合得不好。在劳改营首长把管理员马格兰介绍给列队欢迎的全营人员时,马格兰还曾勉强装出一副神气样子,可是已经感到信心不足,很快他就不再走运了。对我们这一批人,也和对其他各批囚犯一样,在接收的当天,从进洗澡房起,就给了个下马威。那天,澡堂的服务员、理发员和派工员都如临大敌。他们联合起来注意看每个对于衣服太破烂、洗澡水太凉、消毒时过分拥挤等等稍稍表示不满的人。他们就是等待着这种不满的表现,好借机大施其淫威呢!因此,一旦有所发现,便几个人一起像群野狗似的故意尖声高叫:“这里可不是古比雪夫递解站!”说着就抡起那养肥了的拳头,没鼻子没脸地打过来。(这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也是正确的。赤身裸体的人似乎远远不如穿着衣服的人有自卫能力。如果能在第一次洗澡时就把这批新犯人制服,那他们以后在营里也就老实了。)曾经幻想到新劳改营后好好辨别一下,再决定“跟着谁走”的那个中学生沃洛佳-格尔舒尼,到营的第一天就被派去加固隔离区:派他去挖一个坑,要立一根柱子安装照明电灯。他体力不佳,没有完成劳动定额、因此,狗腿子,生活动理员巴图林(他已经比以前泄气多了,但还没有完全老实)骂了格尔舒尼一声海贼并朝他脸上打了一拳。格尔舒尼便扔下镐头走开不挖了。他跑到管理员那里,对他说:“把我关起来吧,只要你们的海贼们打人,我就不再干活儿!”(他还不习惯。只被人骂了声“海贼”就受不了啦。)管理员并没有拒绝把他关起来。他接连蹲了两期禁闭,十八天。(他们是这么干的:先按规矩罚你五天或十天禁闭,但是,到期却不放你、等着你表示抗议或开始骂街,这时他们就“合法地”再罚你第二次禁闭。)蹲过禁闭之后,格尔舒尼还“不老实”,又罚他调了两个月的加强管制工棚,也就是说,还是蹲在那个监狱里,不过现在不像在禁闭室了,可以吃到热饭,而且可以按照完成的劳动量领取口粮;他每天必须到石灰厂去干活。格尔舒尼感到自己越陷越深,就想通过卫生所找条出路,因为他还不了解卫生所所长杜宾斯卡娅的脾气。他以为只要给卫生所看一看自己的平足,医生就会不让他跑老远的路去石灰厂劳动了。但是,根本没批准他去卫生所,埃克巴斯图兹营的加强管制工棚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医疗措施。格尔舒尼想:无论如何也得去卫生所。他从前听说过一些表示抗议的办法,于是他就决定派工时不出来站队,只穿一条裤杈躺在铺上。可是,一个外号叫“闪开”的看守(是个疯疯癫癫的人,从前当过水手)和另一个看守科年佐夫却把只穿着一条裤权杈的格尔舒尼从床上拖下来,一直拖到派工地点。看守们拖他,他两手抱住门旁边一块砌墙用的石头,想赖着不走。其实这时格尔舒尼已经同意去石灰厂劳动了,他只是喊;“得让我穿上裤子呀!”但是两个看守只管往前拖。在岗楼前面,四千名囚犯等待着派工。这个瘦弱的孩子不住地叫喊:“你们是盖世太保!法西斯分子户同时拼命挣扎着不让给他戴上手铐。但是,“闪开”和科年佐夫终于把他的头按到地上,把他铐起来了,然后就推着他往前走。他们和营首长马切霍夫斯基中尉一点都没觉得难为情,倒是格尔舒尼自己很难为情:怎么能穿着裤仅在大庭广众之中走呢!他站住不走!旁边恰好站着一个牵着军犬的翘鼻子哨兵。沃洛佳记得,那个哨兵轻轻地对他说:“喂,你闹个什么劲儿!快站到队里去吧。这个样子能干活吗,在柴火堆旁坐一会儿不就行了吗!”哨兵紧紧拉住自己的军犬,那军犬则拼命想扑向沃洛佳的脖子,因为它看到这男孩子正在反抗戴蓝肩章的人。没有让沃洛佳站队,把他带回去又关进了加强管制工棚。两手铐在背后,越来越痛。一个哥萨克人看守却掐住他的脖子,用膝盖撞他的胸脯。后来,把他推倒在地,有一个人待理不理地随便嘟嚷了一句:“给我打!打他个半死!”接着就有人拳打脚踢,有时踢到太阳穴上,直到格尔舒尼昏死过去。过了一天,他被叫到行动特派员跟前:开始追究他企图采取恐怖行动的“案件”了——因为拖他出来的时候他曾抱住石头。“那是想干什么?”在另一派工地点有个叫特维尔多赫列布的人也曾经拒绝出工,他甚至宣布了绝食,他说,不能替魔鬼干活!可是有谁把他的罢工和绝食放在眼里呢?!人们把他强拖出去。(不过这次是从普通工棚拖出去的。)被拖走时,特维尔多赫列市的手只要够得着窗子,他便把窗玻璃都打碎。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响彻了我们整个队伍,像是在给看守和派工员数人数的声音作不祥的伴奏。也是在给我们这每日、每周、每月、每年的单调而沉重的生活基调作伴奏。生活就是这种样子。前途看不到一线光明。是的,内务部建立这些劳改营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在计划里安排上一线光明嘛!我们二十五个新来的犯人(大部分是西部乌克兰人)组成了一个作业班,派工员同意从我们中间推举一个班长。我们仍旧推举了帕维尔-巴拉纽克。我们班是老老实实的,能干活。(这些西乌克兰人刚刚离开尚未集体化的土地,干起活来是用不着督促的,有时甚至还得要求他们留着点劲儿!)起初我们是被当作壮工使用的,但我们中间很快就出现了几个砌石头的能手,其他人也开始向他们学习,不久,我们班就成了一个砌石班。我们彻得很好,领导注意到了,便把我们调离住房建筑工地,留在营部,不派我们去给自由工人们盖住房了。后来,有一天,劳改营领导指着加强管制工棚旁边的一堆石头(就是格尔舒尼抱过的那一堆石头)对我们班长说:“这种石头还会源源不断从采石场运来。这里现有的加强管制工棚只是原设计的一半,还要修建另一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班吧。”这样,我们便可耻地开始为自己建造监狱了。那年的秋天很长,很干燥,整个九月和十月上半月一点儿雨也没下。早晨往往很平静,然后就起风,到中午风力最大,傍晚就停了。有时候微风吹来,反倒吹得人伤心,特别使人感到这草原太广阔了,从加强管制工棚旁的树林开始,一直伸向远方;那个只有几间新建厂房的小小居民点,警戒部队驻扎的军营和我们这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劳改营隔离区,都似乎完全湮没在这一望无垠的、平坦的、毫无起伏变化、毫无希望的草原里了。唯有那第一排略加修整的原木做的电话线杆朝着东北方向、朝着巴夫洛达市的方向伸去。风有时会突然变得很猛,只须一小时就把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吹来,迫使我们穿上棉衣。大风卷起草原上的大粒砂石不住地往脸上打……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在砌造加强管制工棚的那些日子里写下的一首诗,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吧,也许能说明点什么。砌石工看,我这个砌石的,在认真地砌造监狱,仔细挑选着荒山的石块,犹如诗人在斟词酌句。这里并非城镇要地,是国起来的隔离区;苍鹰在碧空翱翔,仿佛也正凝神警惕。草原上唯有北风掠过,望不见行人踪迹,甚至无人来问我一声:在为谁砌造监狱?岂不见圈起的铁丝网,撒开的军大,还有那机枪手已进入阵地?不,还不够可靠!监狱里面还要造监狱!挥动着手中的瓦刀,我有节奏地转身。弯腰,像是这劳动本身把我拖着不停地往前奔跑。少校来视察过了,他说:“嗯,砌得蛮好!”他还随口许诺:让我们第一批住进这新车!难道如此而已?瞧他说得多么轻松、惬意!准是又有人告了密,把那个害人的符号记进了我的越中档案里,把我用方话弧同别人牵在了一起。敲打砍削声响成一片,瓦刀、榔头上下飞翻。墙里又砌上一道墙,一间四室还要隔成几间。休息,我们在灰槽旁吸它几。烟,有人逗趣,有的在谈天。我们等待着晚饭,盼着赏下来的那碗“补助”汤,还加面包一片。然而,在那边小林的后面,石墙中间,在那牢房的黑暗洞穴里,须知有多少无处倾诉的痛苦深深地永远锁在里边。唯有一条汽车路通到这里,它是与外界的唯一维系。路旁的电线杆在嗡鸣,不久前才把它立起。上帝啊,我们多么懦弱、无能、没有骨气!上帝啊,我们是一群多么驯顺的奴隶!真是奴隶!这不仅表现在我们慑于马克西缅科少校的威胁而尽量把石墒砌得整齐,把洋灰抹得尽量平整,好让将来的囚犯们不容易把这墙破坏掉,而且还表现在尽管我们连定额都没有完成,但还是给我们砌石班发了补助粮,我们也确实吃掉了,没有把它往少校的脸上摔。而我们的同志,沃洛佳-格尔舒尼,就被关押在加强管制工棚的已经建成的一间小屋里。没有犯任何错误的伊万-斯帕斯基由于档案里的一个什么记号也被关进了惩戒班。我们中间将来还会有许多人要住进这个叫做“加强管制工棚”的监狱,可我们现在却正认真地、牢固地砌造它。就在我们用石块和灰浆忙碌建造监狱的时候,草原里传来一阵枪声。不一会儿,一辆乌鸦车开到离我们不远的岗楼。(这是警卫部队本部用的一辆真正的黑乌鸦囚车,车身上并没有漆着哄骗傻瓜的大字“请喝苏联香槟酒!”)从囚车里推出了四个人,都已被打得满身是血;两个人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另一个被士兵在地上拖着。只有伊万-沃罗比约夫恨恨地傲然走在最前面。四个企图逃跑的囚犯就这样穿过了我们的脚手架,从我们脚下被带过去,带进了左边那个已建成的加强管制工棚。我们呢?我们仍在继续砌石,建造监狱……逃跑!绝望的挣扎!身上没有平民穿的衣服,不带食物,两手空空就想穿过枪弹纷飞的营区,跑进那没有水草、没有树木的无边草原去!这甚至不能说是一种谋划,它简直是挑战,是一种骄傲的自杀。我们中间那些最坚强最勇敢的人是敢于进行这样的反抗的!但是,我们呢?我们的继续砌石,建造监狱。我们纷纷议论起来了。这是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二次逃跑事件。第一次也没有成功,不过那次确实太笨了。外号叫“大肚皮”的瓦西里-布留欣、工程师穆吉亚诺夫和一个原波兰军官,三个人都在机械制造厂劳动。他们节约下一点食物,偷偷在厂房的一间屋里挖好了个一立方米大的坑,藏到里面去了。他们把坑顶盖起来,天真地指望警戒人员会在傍晚收工后像往常一样撤走,那时他们就可以逃跑。但是,收工时发现人数不够,但四周的铁丝网完好无损。警戒部队没有撤走,继续日夜守卫着工厂。这期间搜索的人带着军犬在隐藏者的头顶上走来走去,他们三人就把浸了煤油的棉花塞到坑顶盖子的缝里,破坏军犬的嗅觉。总共只有一立方米的地方,三个人只能把四肢交叉着挤在一起,不动,也不说话。他们这样蹲了三天三夜,最后实在受不住了,只好自己钻出来了。别的作业班回到营区后,我们才听说沃罗比约夫等人逃跑的情况:他们原打算驾驶一辆卡车冲出隔离区去的。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还在砌石头。现在加强管制工棚旁边的这些小房已经有个轮廓了:这里是舒适的禁闭室,这是单人囚室,这是门斗。我们已经在这块不大的地方堆砌了不少石头,采石场供应的石头源源不断。本来嘛,石头是不花钱的,采石场和这里的人力也都不花钱,国家只拨给点水泥就行,为什么不建筑呢。又过了一星期。对埃克巴斯图兹的四千名囚犯来说,已经有足够的时间认清一个现实了:逃跑是发疯,它不会有任何好结果。可是,就在这时,同样是一个晴朗的天,草原上又响起了枪声:又是逃跑2!!是啊,逃跑简直像瘟疫一样蔓延着。又是一辆黑囚车驶过去:抓回了两个人(另一个当场被打死了)。这两个人(巴塔诺夫和一个矮小的年轻人)也被打得血肉模糊了。又是把他们从我们身旁,从脚手架下面拖了过去,关进了已盖好的监狱,在那里还要继续打他们,然后扒掉衣服扔在石头地上,既不给吃,也不给喝。当你看到这些被摧残得不成样子的骄傲的人时,你这个奴隶作何感想呢?难道会卑鄙地庆幸被抓到、被毒打、注定要遭殃的不是你自己吗?“快点干!快点把这左厢房盖起来!”大肚皮马克西缅科少校对我们喊叫。我们继续砌墙。收工后我们还会领到一碗粥的补助粮呢!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继续在运送灰浆。凡是正在建设的东西总是对祖国有利的吧。晚上回到生活区’,我们才听说巴塔诺夫也是想乘汽车冲出去的,汽车轮胎被枪打坏了。现在你们这些奴隶总该明白了吧:逃跑等于自杀!谁也不可能跑出一公里。你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劳动,还是自杀?!没过五天。谁也没有听到射击声,可是,一个新消息就像用巨大铁锤敲打整个铁铸的天空似的震惊了全劳改营:逃跑了!!又有人逃跑了!!!这回逃跑成功了!这次逃跑发生在九月十七日,星期天,他们跑得干净、利落,甚至连晚间的点名也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掌管钥匙并负责锁门的看守查对人数时也没有发现。只是到了十八日早晨才觉得有点不对头。于是,停止派班劳动,全员清点!先是排队全体清点了几次,然后又按工棚点名,接班组数人数,然后又按每个人的履历卡片查对。这帮本来只会在会计科数工资的鹰犬们数了几次,每次人数都不一样!到这时还没弄清到底跑了几个人?谁?什么时候?从哪儿?怎么跑的?已经是星期一的傍晚了,还不给我们吃中饭。(把炊事员也从伙房里赶出来排队,点数!)可是,我们却一点也不生气。我们多高兴啊!不管是谁,只要他成功地跑掉,就是全体囚犯的最大喜事!不管在此之后警卫人员会变得多么凶狠,制度变得多么严酷,我们都毫不怨恨。我们高兴啊!每一次成功的逃跑都是对你们这帮走狗的打击!我们的人不是跑掉了吗!?(我们盯着劳改营领导人的眼睛,心里暗暗在祝愿:可别让这些家伙捉住啊!可别给他们捉住!)这一整天没叫我们出工,星期一就像第二个休息日一样地过去了。(很好,那些人没有在星期六跑。他们想必是考虑到了不要破坏我们的星期天休息吧!)但是,他们是谁呢?是谁?直到星期一晚上才传开来:跑掉的是格奥尔吉-膝诺和科利亚-日丹诺克。我们砌的狱墙越来越高了。我们已经装好门上的横板。一个个小窗口也都砌好了。我们已经在墙上留出了上人字梁的位置。逃跑发生后三天过去了。七天。十天。十五天了!没有任何消息。逃掉了!!

把我们与我们的警卫者而开的那条地沟,如今已经塌陷成一条深谷了。我们双方站在这深谷两边的斜坡上彼此打量着,都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了说我们“站在”斜坡上,当然是形象的说法。实际上我们仍旧每天由我们的新班长带领着走去出工。(新班长或者是秘密选举出来、事先约定他要为大家服务的;或者还是原来的人,但现已变得十分通情达理、友善和关心群众了。)我们出工时并不迟到,大家尽量不给别人制造困难,也不再有人拒绝劳动。每天完成工作定额。看来,劳改营主人完全可以对我们团到病愈。我们也似乎可以对他们感到满意,因为他们近来根本不再大声训斥和威胁了,也不再借口一些琐事就关人禁闭;好像也没有注意到我们见了他们不再脱帽了。如今,马克西缅科少校往往一直区到早晨派工之后才起床,傍晚收工时则常常等在岗楼附近,趁我们等待搜查的工夫同国犯们开一两句玩笑。他吃得他抱的。乐呵呵地望着我们,就像塔夫利亚地方的牧主望着草原上放牧归来的无数羊群一样。星期天偶尔也给我们放映电影、不过,修筑“长城”的劳动仍然十分繁重。尽管如此,我们双方还是都在紧张地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不可能长久维持现状:不论我们还是他们,都感到有所不足。总要有一方发起进攻。但是,我们还想争取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把憋在心里的话全部毫无顾忌地公开说出来。(尽管仅仅是在劳改营隔离区的范围内,尽管一生中这么迟才享受到真正的言论自由,但这种享受毕竟还是甜蜜的!)难道我们能够指望把这样的自由扩展到隔离区之外,或者带着它到外界去吗?不能,当然不能。我们还能提出什么别的政治要求吗?想也想不出来!且不说这是没有希望或不起作用的吧,简直就是想不出!身处劳改营中,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国家发生全面变化,也不能要求它取消劳改营,否则,人们会从飞机上朝我们扔炸弹的。我们能够提出的自然而合情合理的要求只是:重新审理我们的案件,撤消毫无道理地强加给我们的刑期。但是,好像这也是毫无希望的。当前恐怖的臭气弥漫全国,越来越浓,在这种气氛中,法官们会觉得对我们大部分人的判决是合理的,而他们似乎也成功地使我们相信了这一点!再说,对案件进行复查似乎也提得很不具体,使群众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利用“复查”欺骗我们是最容易的:许诺,拖延,再派人来重新“调查”,这就可以拖上几年。即使是突然宣布要释放某人并且从工棚把他领走了,我们怎么知道不是把他带去枪毙,不是押往别的监狱,不是又给他判了新的刑期呢?前个时期的所谓“委员会”表演的那场戏,不是已经充分说明这一切都是可以扮演的吗?当时甚至装成了未经“复查”就打算放我们回家的样子……大家一致同意并且毫无疑问的只有一件事:要求取消最伤人自尊心的一些作法——工棚夜间不要上锁,拿掉马桶;去掉身上的号码;我们的劳动不应完全不给报酬;要允许一年写十二封信(其实,这一切在普通劳改营里已经都做到了,那里甚至一年可以写二十四封信,但是难道那里可以生活吗?)我们要不要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看,我们已经这么习惯于不自由了,甚至不想去追求自由……我们也认真考虑了方式方法:怎样提出这些要求?要作什么?很明显,两手空空的我们是对付不了现代化军队的,因此,我们的道路不可能是武装起义,只能是罢工。在罢工过程中,比方说,可以自动把身上的号码布撕下来。但是,我们血管里仍然流着奴性血液。大家都从自己身上撕下那狗牌子似的号码布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就像架起机关枪走上街头一样是一件十分勇敢而大胆的、孤注一掷的行动;“罢工”这个词在我们听来是那么可怕,以至于不得不借助于绝食来支持:我们觉得,一如果在罢工的同时开始绝食,仿佛就能增强我们罢工的道义权利。对于绝食,似乎我们还拥有某种权利,但是,罢工?……我们一代又一代从来都是这样认为的:“罢工”这个词极端危险,而且,当然,是反革命的,它与“协约国、邓尼金、富农怠工、希特勒”等词汇属于同一类。“_这样,我们自己就完全不必要地决定开始绝食,等于事先自愿地消耗掉自己在斗争中需要的体力(幸而在我们之后没有一个劳改营重犯我们埃克巴斯图兹营的这种错误)。我们考虑了绝食罢工的各个细节。不久前我们全劳改营才开始实行“惩戒”制度,我们明白,他们对绝食罢工的回答一定是把我们统统关在工棚里,不许出去。那么我们互相间怎么联络呢?怎么商量下一步并沟通各工棚之间的意见呢?应该想出一些信号来并协商好在各工棚之间用它进行联络,还得确定从哪个窗口向哪个窗口怎样传达,等等。所有细节或在各种场所和各作业班之间商量好了。大家都认为罢工势在必行。也都希望它发生,但同时。由于不习惯,又觉得这似乎是不可能的。粮难想象有那么一天我们大家都集在一起,衡量妥当,作出决定,就……而警卫着我们的人们可是正式以军事组织的形式一层层组织起来的,他们更加习慢于行动。他们不担心采取行动会比无所作为丧失更多的来西。于是,我们的警卫者先进攻了。这样,一切也就目然发展下去了……我们在久已习惯的各自的“小车厢”内、在久已习惯的作业班里、工棚角落里安静而舒适地迎来了一九五二年的新年。一月六日,星期天,东正教的圣诞节前夜,西部马克兰人正准备好好庆祝一下节目;煮一点传统的蜜饭,在星星出来之前特斋,钱后一起唱圣诞节祝歌.可是,这天清早点名之后就把我们全锁在工间里不让出来了。谁也没想到这一招儿!是当局秘密准备好的,真狡猾!我们透过窗户看到。邻近的工棚里大约百来名因犯拿着各自的东西由卫兵押着向岗接走去.又要押走一批人吗?……这时,看守人员和几个军官向我们工棚走来了。手里拿着卡片。他们按卡片点名列人。“拿着你的全部东西出来!……连各自用的床垫子也一起带着!”噢,原来是重新编组作业班和工棚!在“长城”的豁口处设了警卫,明天这个豁口就要被堵死。我们几百人被赶到岗楼外面,各自拿着口袋和床垫子,像家里失了火的人似的,绕过营区外商,又穿过另一个岗楼,进入另一个隔离区。那个区的一批人则被赶到我们区来。大家都在绞尽脑汁判断。到底抽走的是些什么人?日下的是什么人?这种政纪意味着什么?主人的意图很快就清楚了:隔离区的一边只留下清一色乌克兰人,大约两千名。我们所有其他民族的囚犯都被赶到另一边去,这里总共约有三千人,包括俄罗斯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超霸人、高加索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波兰人。摩尔达维亚人、日耳曼人以及少数在欧洲和亚洲战场上偶然抓到的其他民族的人。总之,这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大家庭。(真有意思:内务部的思想本来应该是用非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来阐明的,然而今天它却在沿着“划分民族”这条古老的小路发展。)-一旧作业班被打乱了。新组成的班要到新工地去劳动,住在新工棚里、全面更迭!这更迭不是一个星期天完成的,它继续了整整一周。人员被打乱,许多关系被切断,原来似乎准备就绪的罢工也被破坏了……干得好利落!现在,医院、食堂、俱乐部都在乌克兰人的那个分部里,我们这个分都只有加强管制工棚。把乌克兰人、班杰拉分子这些最危险的闹事者同加强管制工棚分开了。这是为什么?_我们很快弄清了原因。劳改营里传开了一个可靠的消息(是往强管棚里送菜汤的“苦力”们传出来的),眼线们在“伯茨室”又在干坏事:营方把他们怀疑的人(从每个队里抓两三个)交到他们手里、眼线们就在自己屋里拷打这些人、指脖子。殴打,逼他们招供,说出“人都是谁杀的??”。营方的意图这时全明白了:是在进行刑讯!不由警犬们亲自动手(大约不经上级批准舍招来麻烦)。而是委托眼线们去干:谁杀了你们,自己去找出来!他们自然用不着别人鼓劲。这些寄生虫要表明他们不是白吃饭的。把班杰拉分子与强管棚隔开,是怕他们闯进去。对我们则比较放心:我们驯服,是多民族的群体,谈不到一起。爱闹事的都在那边。劳改点之间隔着四米高的墙呢。古今有多少渊博的历史学家。有多少部深奥的书籍,但却都未能预见到人们的心灵还会燃烧起这样神秘的火焰,社会还可能进发出这样神秘的力量。他们不仅未能预见,甚至事后也未能作出解释。有时候把点燃的麻絮塞到劈柴下面,塞呀,塞半天也点不着火。可是、烟筒冒出来的一个小火星往空中一飞,却可能使整个村庄化为灰烬。我们这三千人什么事也没有打算做,什么准备也没有。可是,有一天收工回来之后,加强管制棚旁边的工棚里的人们忽然拆下各自床上的长方木梁和十字接头来,趁着黄昏(靠近加强管制工棚的那一面没有阳光,已经很暗了)跑过去用手中的木器猛烈地撞击这座劳改营监狱的结实的木板围墙。人们既没有斧头,也没有铁棍,这类东西是不准带进生活区的。木器敲打的声音响成一片,像是哪个木工班在认真地干活。围墙上几块板子被砸开了,人们就去拆开它,木板上钉的十二公分长的大钉子发出吱吱的响声,全营区都能听得见。虽然现在不是木工应该干活的时候,可是,听来完全像一片劳动的声音,所以了望塔上的哨兵、看守和其他工棚的人谁都没注意它。劳改营傍晚的生活一切照常:有的作业班去吃晚饭,有的正从食堂往回走,这个人去医务室,那个人去保管处,有人去取邮包……但是,看守们终于发现有些不对头了,有人就顺着响声跑到加强管制工棚房后的阴暗处去察看。不看则已,一看不得了,转身就向营部工棚飞跑。有的囚犯看见了看守,就拿着木棍追赶。这时,便全面开花了:有人用石块或木棍砸营部工棚的窗子。窗玻璃哗哗啦啦地破碎,那声音清脆、轻快,也令人感到威胁!其实,人们最初的意图并不是暴动,甚至无意夺取强管棚,因为这并不容易。他们原来只打算砸开眼线房间的窗子,从窗子往屋里浇上汽油,然后把火扔进去,意思是;尝尝我们的厉害,我们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强管棚的围墙上已经打开一个大洞,十几个人闯进去了。人们跑来跑去,寻找眼线们住的房间,还要把窗外的“笼口”打掉,踩着肩膀爬上去,把汽油桶传过来才行。这时了望塔上的机枪朝营区开火了。终于没有来得及点火。是刚才跑掉的看守和劳改营长官马切霍夫斯基向警卫营报告了(马切霍夫斯基也被人拿刀追得抱头鼠窜。他从总务处库房旁跑到围墙角的了望塔下,边跑边喊:“腔里塔,别打枪,是我!”好容易才穿过了前沿地带)。警卫营营部(我们现在上哪里去打听当时的指挥官姓名?!)立即电话通知各了望塔用机枪扫射——朝着全营区三千名手无寸铁的、对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的人们开火!(例如,我们这个班当时正在食堂,听到突如其来的机枪声十分奇怪。)是命运在嘲笑人吗?这个事件正好发生在新历一月二十二日,即旧历的一月九日,直到前一年的日历上还把这个日子作为血腥的星期日沉痛地用黑框框起来呢。我们这次是血腥的星期二。而就场地来说,这次可比彼得堡的场地宽敞多了:不是广场,而是大草原,而且这里没有见证人,既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外国人。哨兵们在昏暗中朝着营区胡乱开枪。不错,射击的时间不长,而且大部分子弹也许是朝高处打的,但是朝低处打的也不少:对每个人来说难道需要很多子弹吗?子弹穿过工棚的薄墙伤害的不是那些冲击劳改营监狱的人,倒是一些完全无关的人,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而受伤的人却不敢去医务室包扎,只得瞒住身上的伤口,让它像狗身上的伤痕一样自己长好,因为他怕主人根据枪伤把他定为暴动参加者。当局总得从这些外表上一样的人们中间揪出一些来治罪呀!九号工棚有一个老头儿被打死在自己床上,他的十年刑期眼看就满了,过一个月就要被释放。他有两个儿子就同那些从了望塔上朝我们射击的士兵们在同一种部队里服役。冲过去的人迅速逃出了监狱院子,四散逃回各自的工棚(还得急忙把木梁和十字接头重新安装到床上,不能被人发现痕迹)。有些人听到枪声后认为应该坐在工棚里不动,有些人则相反,急忙跑到外面去,盲目地在营区打转,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全营区看不到一个看守的影子,军官们也全不见了。营部的房间空空的,打碎的玻璃窗张着大口,有些恐怖。了望塔上的机枪不响了。个别好奇的人在营区内无目的地游荡,企图弄清真实情况。我们劳改点的大门霍地打开了,一排警卫部队的士兵端着冲锋枪冲进来,任意打了几梭子弹。冲锋枪手进入大门后立即扇形散开。他们后面紧跟着一批怒容满面的看守,手持铁管、木棒之类随手抓到的武器。他们在搜索整个营区,波浪式地向各个工棚迫近。冲锋枪沉默了,士兵们站住了。这时看守们便跑向前面,抓到一些受伤的或躲藏在角落里的人劈头盖脸狠狠地殴打。其一切我都是后来才了解到的。当时只听到营区内响起密密麻麻的枪声,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弄不明白。我们工棚门口挤了很多人,囚犯们争先恐后地尽快往工棚里挤,反而谁也进不来(倒不是人们认为工棚的木板墙可以防止枪弹,而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已经不再是造反者了)。我这时正站在门前台阶上。我十分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我感到一种对于命运的厌恶的漠然态度,一瞬间对于得救或死亡似乎完全无所谓了。你们这些该诅咒的家伙为什么老是纠缠着我们不放?我们生在这个不幸的国土上,一辈子蹲你们的大狱,就活该在你们面前有罪到死吗?丑恶的苦役生活使我把一切都看得谈了,厌倦了。甚至我平日小心翼翼地珍藏在心中的、尚未记录下来的诗篇和剧本此时也都无所谓了。因此,当死神藏在士兵的军大衣下面从营门向我逼近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想往门里挤。这也就是当局迫使我们养成的那种苦役营囚犯的基本心理状态。门口空出来了,我们几个人最后走进去。这时,忽然听到身后响起一排枪声,因为我们已进入屋里,枪声显得特别大。三颗子弹擦过我们的身子并排打在门框上。第四颗子弹飘起来打在玻璃上,穿了一个周围带许多细小裂纹的小洞。迫害者们并没有跟着我们进工棚,而是把门反锁上了。他们在营区继续搜捕并殴打那些来不及跑回工棚的人,大约二十多人受枪伤和被打伤。有些人隐瞒了自己的伤,有些则被送到医务室去,这些人下一步的命运就是;监狱、追查参加暴动的经过。但是,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天夜里工棚一直锁着,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早晨,也没有允许各工棚的人在食堂见面:担心我们互相串联、摸清情况。有几个工棚里无人受伤,他们也不了解打死人的事,所以这天旱晨便又去上工了,包括我们这个工棚在内。我们出工了,但在我们之后没有一个作业班出来。工厂的生产线上空空的。派工员也没有来派工,我们受骗了!这一天我们在机械制造厂里根本没有心思干活。伙伴们在机床之间串来串去,或者坐在一起猜测昨天发生的事。同时也在讨论:我们这样当牛作马、忍气吞声到底何时是尽头。可是,已经被永远地压弯了腰的老囚犯们却反问道:不忍受又能怎么办?难道从前没有人被摧毁压垮过吗?(这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那些人们的人生哲学。)傍晚我们下工回来时营区里也是空荡荡的,没有人走动,探子们很快就从其它工棚的窗下探回了消息:第九号工拥有二人被打死,三人被打伤,他们和旁边的工棚今天从早晨就没有出工。主人们把我们出工的事告诉了他们,指望他们明天能出工。但是,现在很明显:明天我们也不会出工了。给墙那边的乌克兰人也扔过去几个纸条,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支持这一行动。一次没有准备的、甚至在思想上也还没有考虑成熟的绝食罢工就这样在没有指挥中心、没有商定联络信号、发育不全的状态下开始了后来,其它劳改营的做法是先掌握食品仓库,然后拒绝出工,那当然比我们的做法聪明多了。我们的做法虽说不甚明智,但却显得更有气魄:三千人同时拒绝了面包,也拒绝了工作。早晨,没有一个作业班派人到面包房去取面包,没有人去食堂吃现成的粥和菜汤。看守们完全莫名其妙,他们三番五次地跑来催促我们去吃饭,一会儿威胁着赶我们去,一会儿又好言相劝:暂时只要求先去吃饭,只字不提出工劳动问题。但是,谁也没去。大家全都穿着衣服和鞋躺在各自的床上,沉默不语。只有我们几个当班长的(在这火热斗争的一年我当了班长)不得不回答两句,因为看守的话全是冲班长说的。我们也躺在床上,只是从床头无可奈何地回答他们:“长官,你看,不行啊!……”这种不声不响的一致抗命,抗拒一个从本原谅过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政权的命令,这种长时间的顽强的不服从,看来要比在枪弹纷飞之下奔走呼号更加可怕。最后,看守们停止了劝告,锁上了工棚的门。后几天进出工棚的只有值日人员,他们出去倒马桶,拿饮水和煤来。公众讨论决定,只允许那些躺在医务室的人不绝食,只允许担任医务工作和卫生员工作的囚犯本停止工作。伙房做好了饭,没人吃,倒掉了;又做好,又倒掉了;于是伙房也就不再做饭。各处的杂役、帮手们似乎第一天去找过劳改营头头,说明他们没有办法再干活,然后就走开了。这样,主人们就再也无法看到我们并了解我们的真实想法了。监工们和奴隶们之间出现了一道真正的鸿沟。一生中的这三昼夜是我们每个绝食参加者所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并没有看见其它工棚的同志,也没有看见陈在那里等待掩埋的尸体。但是,却像有一条钢铁链条穿过空荡荡的隔离区把我们各个工棚的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宣布绝食的不是有皮下脂肪储存的饱食终日的人。这全是些瘦骨嶙峋、体力衰竭、长年忍饥挨饿、勉强维持着某种体内平衡的人,是失掉一百克食物立即会感到身体不适的人。而且那些干瘦得快死的人也跟大家一起绝食了,尽管明明知道三天的饥饿就足以无可挽回地把他们推向死亡。我们拒绝接受的食物,我们过去认为是叫化子饭的食物,如今在我们惊扰不安的饥饿的梦中却变成了丰美的佳肴。宣布绝食的这些人几十年来所受到的是一条无情的、强者生存的法则的教育,一直认为“今天你死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乃是天经地义。可是,现在他们完全变了,他们爬出了那个腥臭的个人泥塘,结成同心,相信:今日大家一起死去也胜似明天这样的苟活。各工棚、各房间里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某种庄重而友爱的关系。不管谁保留下来的一点点剩余食物,特别是那些常收到邮包的人,现在全都交公了,全放在一块铺开的破布上,根据小组的决定,有些东西今天分吃,有些要留到明天。(个别常收到邮包的人可能还在私人食物储藏室里存有一些食品,但是,一则去储藏室要通过营区,现在无法过去;再则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把全部积蓄拿出来:有人还指望绝食结束后好好“补养”一下呢。所以,和任何监狱一样,绝食也并非对每个人都是同等的考验,那些没有任何储存、没有日后补养希望的人们这时才是表现了真正的英勇精神。)如果有大麦,就拿来煮成粥,用羹匙分着吃。为了把炉火升得更旺,就从床上拆木板烧。既然自身的生命都不一定能延续到明天,难道还舍不得公家的床板?主人们将会采取什么对策,谁也无法预料。说不定还会从了望塔向工棚开枪呢。他们让步的希望很小。我们一生中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们作出过任何让步。我们的绝食罢工使人感到某种绝望的痛苦。但是在这绝望中也有某种令人宽慰的东西。我们迈出的这一步的确是无益的、冒险的,它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样倒也好。我们的肚子饿,胸部疼痛,但是却有另外的、某种更高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在这饥饿的、漫长的三个白天和三个夜晚,三千人都在暗自思忖全体三千人的刑期、三千人的家庭和某些人的家破人亡,思忖着过去发生的事和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尽管在这许许多多的胸腔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感情,也可能有后悔和失望,但压倒一切的感情是觉得:就该这样!就得跟他们干!没有好结果就没有好结果吧!没有好结果才好呢!这又是一条没有研究透彻的规律——群众的情感违反通常理智而普遍升腾起来的规律。我自己就十分明确地体验了这种感情上的升腾。我的刑期只剩一年了。似乎我应该为自己被卷入这次事件而愁苦悔恨才对,因为参与这种事件之后是不会不重新判刑的。可是,实际上我却没有感到丝毫的遗憾:狗养的!随你给我再判一次刑吧!……第二天,我们从窗户里看到几个军官从一个工棚走到另一个工棚。值班看守打开工棚门,从走廊这头走到另一头,把身子探进每个房间招呼人(态度变得十分和蔼,不像从前吆喝牲口那样了);“班长们!出来广我们开始讨论了。决定问题的不是班长,而是全班的人。人们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去互相商量。当时我们还处于不稳定状态:虽然确实清除了几名眼线,但还有几个可疑的人,甚至可以肯定还有眼线,大胆而狡猾的汽车修理班班长米哈伊尔-格涅拉洛夫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许多今天为自由而绝食的罢工者,明天就有可能为了过安静的奴隶生活而分化、分裂。因此,那些领导罢工的人们并不公开露面。他们没有脱离秘密状态,也并不公开掌权。班长们这时也拒绝负责任了。所以,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没有人领导的自发罢工,而且是听其自然发展的。最后,不知不觉中在某个地方作出了决定,于是,我们六七个当班长的便走到工棚人口的过道处去见耐心地等在那里的劳改营长官们。(这里就是前些时候挖地道的二号工棚惩戒室的人口处,他们的地道是从离这里几米远的地方挖起的。)我们几个人挤在墙角,眼睛望着地板,像石头人似的一声不吭。我们往下看,是因为谁也不愿意再用以前那种阿谀的眼光看主人们,而如果在这时换成一副造反者的目光,则是不明智的。我们站立的样子就像被叫到学校教导处的淘气学生一样:有气无力地歪扭着身子,两手插在裤袋里,歪着头,面向一旁:无法教育,蒸不熟煮不烂,拿他毫无办法。可是,人口两旁的走廊里这时已经挤满了人,被前面人遮住的、站在后面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大声说出了我们要说的话:我们的回答和各种要求。戴蓝边肩章的军官们(有几个熟面孔,也有几个新人)假装作只看见几个班长,只同他们说话的样子。他们讲话矜持而又克制,已不再威胁恐吓了,但也还没有完全变成同等相待的语调。他们说,复工和停止绝食似乎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如果复工,他们不仅把今天的口粮发给我们,而且可以补发昨天的口粮。这可是古拉格群岛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事!(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饥饿的人是容易收买的!)他们根本末提惩罚二字,但也没有回答我们所提的要求,就像我们并未提出什么要求似的。看守们站在军官两旁,都把右手插在衣袋里。走廊里有人大声喊道:“依法惩办开枪的罪魁祸首!”“工棚的门不要上锁!”“拿掉身上的号码布!”其它工棚有人提出了对特别庭判决的案件重新进行公开审判的要求。而我们这些班长们则像站在校长面前的顽皮学生一样,心想:他要罗嗦到什么时候呀。主人们走开了。工棚又上了锁。尽管饥饿严重折磨着许多人,他们的头脑已不能思维,终日昏昏沉沉,但是工棚里没有一个人说要让步,没有一个人流露出后悔的情绪。我们在猜测,关于我们闹事的消息会传到多高的一级?内务部当然已经知道了,或者至迟今天应该知道。但是那个小胡子呢?要知道,这个屠夫可会毫不犹豫地下令把我们五千人统统枪毙呀。傍晚,我们听到不远处传来飞机的轰鸣声,虽然这一天云层很厚,不适于飞行。大家猜想,一定是飞来一位更高级的人物。古拉格的儿子、有经验的老囚犯尼古拉-赫列布诺夫已在劳改营呆了十九年,他一直和我们几个班相处得很好。现在他是伙房里的一名杂役。这天,他竟穿过营区大胆地从窗户给我们塞进一小口袋黍米来,足有十来公斤。我们七个班把它平分了,为了不让看守撞见,只好等到夜里才煮成粥吃。赫列布诺夫还给我们带来一个沉重的消息:“长城”那边的第二分部的乌克兰人没有声援我们,他们昨天和今天都若无其事地照常出工。毫无疑问,他们收到了我们隔墙扔过去的纸条,他们也会听到两天来我们这边鸦雀无声,从工地的塔式吊车上可以看到自从那天夜间枪声之后我们营区内已经两天无人走动,他们已经两天没有在野外遇到我们上下工的队伍了、知道是知道,但却没有声援!那就是说,我们不是五千人,而是只有三千人……(后来我们得知:乌克兰人的领袖们是一些年轻人,还不懂得真正的政治,他们当时认为乌克兰有自己的命运,它与所谓的“莫斯卡理”——即俄罗斯人——的命运不同。当初他们是那么热心共同事业,现在却离开我们退去了。这么说来,我们不是五千人,而只有三千人。)第二天夜晚、第三天早晨和白天,饥饿的魔爪一直在撕裂我的肠胃。但是,当第三天早晨人数更多的契卡工作人员来到工棚,又把班长们叫到门口去,而我们这些满心愤怨的、不可理解的、对一切都感到厌倦的人们又挤到两边走廊里的时候,我们的一致决定仍然是:不让步!我们的斗争已经产生了惯性。主人们今天却只是给我们增添了力量,新来的一位长官是这样对我们说的:“彼斯强特种劳改营管理局请求犯人们用饭。管理局接受你们的一切申诉。它会查清这次行政部门和犯人之间的冲突的原因并将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原因。”是不是我们的耳朵不中用了?请求我们用饭!只字不提劳动!我们冲击了监狱、打碎了玻璃和路灯、拿着刀子追赶看守,这一切原来都不是暴动,而是平等的两方,两个平等的方面,行政部门和犯人之间的冲突!看来,只须我们两天两夜团结一致,就足以使那些主宰我们一切的人们改变腔调!我们一生中,不仅是身入囹圄之后,甚至身为自由人、身为工会会员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听见过主人嘴里说出这样的甜言蜜语啊!但是,我们的人却慢慢地、不声不响地散去了。因为谁也不能在这里做出决定,甚至不能应允要做出决定。班长们也低着头走开了,虽然特别劳改点的首长叫着每个人的名字想留住我们,但我们还是头也不回地走开了。这就是我们的回答。工棚又销上了。主人们从外面看_这些工棚仍然是沉默而绝不退让的。但在其内部,各作业班之间,正在展开一场十分激烈的讨论。诱惑力太大了!主人们和善的语气远胜于威胁,深深感动了这些质朴而从不苛求的人们。有些声音主张让步。的确也是,还能争取到什么更好的结果呢?!……我们疲倦了!我们想吃饭!把我们的情感联结起来并使它上升到高处去的那一神秘法则现在仿佛颤抖起来,开始往下沉了。但是,有一些几十年来紧闭着的口、生来就一直沉默或许本来要沉默到死的口,这时却张开并开始说话了。人们倾听着他们的话,当然,那些尚未被杀死的眼线也在听。这个刚刚开始发音的喉咙(在我们屋里是德米特里-帕宁),这条喉咙发声了,只说了几分钟,可是日后它却不得不为这几分钟的讲话付出重大代价:要加判刑期,要在那为自由而颤动过的喉咙上套上绞索。但是,不管怎样,这条喉咙里的声带总算第一次尽了它的天职。现在让步?这等于凭口头保证而投降。谁的口头保证?是监狱看守的,劳改营鹰犬们的口头保证。有多少座监狱,有多少座劳改营啊!难道这里面的人曾经履行过哪怕一次诺言吗?!多年沉积在心底的痛苦、委屈、受人戏弄的往事的沉渣一齐翻腾上来了。是啊,我们刚刚第一次走上正确的道路,难道这就退让?我们才初次感到e已是人,难道马上就要投降?仿佛一阵炙人的、凶恶的旋风使我们打了一个寒战。必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他们还会说得更好听呢!他们还会让步I(可是,到底该在什么时候相信他们的哪一句话呢?这一点仍然不明确。被压迫着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最终不可避免地要相信、要让步……)苍鹰)。我们全室二百人的情感凝集成的这只苍鹰。似乎又击翅高飞了!它又翱翔在晴空!我们又全都躺下了。为了节省自己的力气。我们尽量减少动作,不说闲话。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要思考。工棚里剩下的一点食物早已吃完。谁也不再煮东西吃了。屋内一片宁静,谁也不动,只有几个俯身在窗口担任观察任务的年轻人时而说一两句话:向大家报告营区内的动静。这几个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激情满怀,战胜饥饿,宁愿在刚踏进生活之门时死去,也不肯屈服。他们这种决心引起我们的爱戴和钦佩,我们羡慕他们,深感自己的头脑理解真理太迟,自己的脊梁骨已经僵化于弯曲状态了。我想,现在可以举出其中几个年轻人的名字了:亚涅克-巴拉诺夫斯基、沃洛佳-特罗菲莫夫,还有钳工博格丹。突然,第三天傍晚,当夕阳快要沉入地平线的时候,观察员们用遗憾的激动的声音向大家报告:“九号工棚!九号工棚投降了!……九号的人正朝食堂走去!”大家立即从床上跳起来。对面一排房间的人也挤到这面来。我们趴在上下层床铺上,隔着前面人的肩膀、透过窗上的铁栅栏往外看,一声不吭地看着这支队伍的可悲的行进。二百五十个本来已经是黑暗的、在夕阳反照下显得更加黑暗的人影,排成一支可怜、驯顺、屈辱的长队,斜穿过营区朝食堂鱼贯走去。他们的身影一个个在夕阳的余辉中闪过,像是一根连结得不牢固的没有尽头的链条,像是后面的人抱怨前面的人走去,因而才无可奈何、满心不快地跟着走去似的。有一些严重衰弱的人由别人扶着或拉着走。他们那蹒跚的身影,就像许多引路人牵着许多盲人走去一样。不少人手里拿着小锅或茶缸。拿着这可怜的劳改营餐具,是指望今天的晚餐对于已经收缩的肠胃来说将过于丰盛,吃不下去,所以要把剩下的带回来。因此,像乞丐讨饭盆一样伸到面前的小锅和茶缸使人看了尤其感到奴隶般屈辱,尤其令人痛心。我感到眼泪夺眶而出。我擦掉它,往旁边瞟了一眼,同伴们的脸上也挂着泪水。第九号工棚的意见是决定性的。他们那里被打死的人从星期二晚上开始已经在工棚里停尸四昼夜了。他们向食堂走去,这就是说,为了一份口粮,为了一碗粥,我们决定宽恕那些杀人犯了。九号工棚是个饥饿的工棚。那里的作业班都是干各种杂务劳动的,他们很少有人收到邮包。那里有许多干瘦得快死的人。也许是因为怕工棚里增加新的尸体才投降的吧?……我们默默地离开窗户。这时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波兰人的骄傲,懂得了他们历史上那些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起义是怎么回事。前文提到的那个波兰人工程师尤里-文格尔斯基现在在我们班里。他的十年刑期已经到最后一年了。他平常总是彬彬有利,和蔼可亲,甚至在他当施工员时也从未听到他对谁高声说过话。可是现在,他的脸突然变色了。一看见这个走去请求施舍的队伍,他愤怒地、轻蔑地、痛苦地扭过头去,挺起胸膛满腔愤恨地高声喊道:“班长!不要叫醒我去花晚饭,我不去!”说着,他爬上“小车厢”躺下,转脸朝墙……再也没有起来。我们晚上也去食堂吃饭了,可他没有起来!他从来没有收到过邮包,他孤独一人,经常吃不饱,可是,他没有起来!对他来说,热气腾腾的稀粥的影象遮不住无形的自由的高大形象!假如我们所有的人都这么骄傲而坚强的话,世界上哪个暴君还能够维持住他的宝座呢?第二天,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天。可是并没有赶我们去劳动以弥补耽误了的工作(劳改营头头们肯定在担心完不成计划),只是给我们吃饭,发给前两天的粮食,让我们散步。大家在工棚间串来串去,互相谈着这几天是怎样度过的,总的情绪是欢乐的,似乎我们赢了,而不是输了。何况已变得温和些的主人还答应满足我们的一切合法要求呢!(但是,什么是合法的?这由谁来判断?……)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但它预兆不祥:有一个叫瓦洛吉卡-波诺马廖夫的“母狗”逃跑到岗楼里去了。这些日子这个家伙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他听到了许多人的谈话,看到过许多人的眼神。那就是说,他是去出卖我们的,而且想留在生活区外躲过我们的刀子。波诺马廖夫的逃跑使我彻底认清了刑事犯的本质。他们那虚假的义气,实质上不过是他们帮派内部彼此应尽的义务。而当他们被卷进革命旋涡时,他们肯定要干出卑鄙勾当。他们只能理解力量,而不可能理解任何原则。可以预料,正在准备逮捕肇事者。但是宣布的却恰恰相反,当局宣布:已从卡拉干达、阿拉木图、莫斯科派来专人组成的委员会。要对这次事件调查处理。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营区中部摆起一排桌子,几个穿白色短大衣和毡靴的军官端坐桌旁,听取囚犯们的申诉。许多人去了。申诉了。记录下来了。星期二早点名之后,又把班长们全召集去“提意见”。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卑鄙的新花招,是另一种方式的侦讯:他们知道犯人们憋了一肚子活,所以先让人们把话说出来,然后便可以更准确地进行逮捕。这是我当班长的最后一天。我身上的肿瘤近来生长很快,我一直拖下来没去动手术,总想等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一月间,特别是绝食的那些不幸的日子,肿瘤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增大。这样,它本身就替我作出了决定:现在是最合适的时刻。所以,绝食刚结束,各工棚一打开,我马上去看病,医生决定立即给我动手术。现在我就是作为班长去参加这最后一次“提意见”会的。会场设在浴室的脱衣间,这里比较宽敞。一排理发椅子前面摆了一张长桌作为主席台,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内务部的一名上校,几名中校,还有几名下级军官,我们劳改营的长官坐在他们背后的第二排,根本不显眼。第二排还有记录人员,整个会议期间他们都在紧张地写。第一排有个人专门向记录员重复发言者的姓名。主席台上比较突出的是特别处或是机关里来的一名中校,此人聪明伶俐、思想敏捷、善于抓住问题,是个奸诈的、干练的坏蛋。他那高高的额头、狭长的面孔和敏捷的思路,说明他远远不属于这群昏庸无能的官僚之列。作业班长们都不愿意讲话,他们几乎是从密密麻麻的会场里被硬拉起来讲话的。每当他们开始讲到自己的“案情”,主席台上就打断他们,请他们解释:为什么这里的囚犯们要杀人?罢工的目的是什么?……假如某个倒霉的班长试图认真回答这些问题,说明杀人的原因和囚犯们有些什么要求,那么,主席台上的几个人就会一起扑向他:你怎么知道的?那就是说你也和匪徒们有联系喽?请你说说他们是谁!!他们就是这样“正大光明地,以完全平等的态度”来判定我们所提的要求是否“合法”的……最经常打断囚犯班长们发言的就是那个高额头的坏蛋中校。他能言善辩,而且他与我们不同,他是处于不受惩罚的优越地位的。他善于用一些尖刻的话打断人们的发言。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势:似乎他们在指责我们,而我们则在为自己辩护。我禁不住怒火冲上心头,下决心要挫败他。我请求发言,报了自已的姓名(有人立即像回声一样把我的姓名向记录人员重复一遍)。我从长凳上站起来。我清楚地知道在座的囚犯中间不见得谁会比我能够更快地说出一个语法正确的完整句子。但是,我能够对主席台上这些人说些什么呢?这一点我却一点也没有想好。把我在这本书里写下的一切,把我们多年的苦役刑期中体验的和绝食中所思考过的一切全都讲给他们听吗?那与讲给大猩猩听没有什么区别。这些人仍然算是俄罗斯人,也还能听懂几个简单的俄语句子,诸如:“请允许我进去!”,“请允许向您报告!”之类。但是,当他们像目前这样坐次长桌子后面,排成一排,把他们那一张张同样都没有灵魂、没有思想、喂养得白白胖胖的嘴脸陈列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就十分明显:他们早已完全蜕变成另外一种独特的生物,因而,我们和他们之间原来仅存的那一点点语言联一系也就无可挽回地断绝了。剩下来的唯一联系便是子弹的联系了。只有那个长脸高额头的家伙还没有完全变成猩猩,他能听清并听懂我的话。我刚说了几句,他就企图打断我。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之间展开了一场闪击对话比赛。“你在哪儿劳动?”(请问,在哪儿劳动有什么相干?还不都是一样吗?)“在机械制造厂!”我扭头掷给他一句,立即更快地继续讲我原来要讲的话。“就是制造刀子的那个地方吧?”他正面直接向我打来。“不!不是。是修理步行式掘土机的地方!”我也毫不客气地旁敲侧击(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会有这么清晰明快的思路)。我迅速地、不停顿地继续阐述自己的意见,也是想让他们学会首先老老实实地听听别人讲话。那个中校藏到桌后不作声了。可是,突然又从桌下跳出来咬了一口:“是匪徒们叫你来当代表的吧?”“不!是你们叫我来参加会的!”我也单刀直入,回敬一句,马上庆祝胜利似地继续讲自己的话。后来这个家伙又跳出来两次,被我一一顶回之后才算完全沉默了。我胜利了。胜利了,可是,为了什么呢?一年!我的刑期还剩一年。可这一年却压制着我,使我的舌头无法对他们说出他们应该听到的话。我本来可以在这时发表一篇不朽的演说,但是那样的话,明天我就会被枪毙。如果我的演说能够向全世界播送出来,即使明天枪毙我,我也还是会发表它的。但是,不,这里的听众太少了。因此,我并没有向他们指出这里的劳改营是法西斯式的,它是政权蜕化变质的标志。我只限于在他们伸长的鼻子前面撤一些煤油以破坏他们的嗅觉。我认出在座的有警卫部队长官,于是我就诉说警卫人员们往苏联军人脸上抹黑的不体面行为;他们帮助偷窃建筑材料,并且态度蛮横粗暴,以至堕落成了杀人犯。我接着就描绘了劳改营的看守人员,他们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常常强迫囚犯替他们偷窃建筑材料(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不过带头人就是坐在这里主席台上的军官们)。这些人的行为对于希望得到改造的囚犯们起着多大的破坏改造的作用啊.!我自己也不喜欢我的发言。要说收获,我只是在速度上占先,赢得了一些时间。在我争得的一片寂静中,一位姓梯的作业班长站起来了。他由于过分激动,或者是生性如此,说话慢吞吞的,有些口齿不清。他说:“从前我同意别人的说法……说我们的生活……像狗一样主席台上那个中校立即竖起了耳朵。发言者的光头很难看,他那变得残酷可怕的脸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字眼儿形容的。只听他接着说:“可是,如今我发现,这种说法不对。”那个机灵鬼立即又眉开眼笑了。“我们的生活……远远不如狗!”姓梯的班长大声而有力地说,语调突然一变。在座的班长们全紧张起来了。只听他迅速地说:“狗只是在颈套上带一个号码,我们身上有四块号码布。人们用肉喂狗,可我们吃的是鱼骨头。人们不叫狗去蹲禁闭,了望塔上不向狗开枪,也并不给狗判二十五年苦役!……”现在即使再打断他也不要紧了,他已经把主要的话全说出来了。接着,切尔诺戈罗夫站起来。他首先说明自己曾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然后发了言。还有另一个班长也要求发言。他们的发言都很勇敢而热情。主席台上的人不断重复他们的姓名。也许他们所作的这一切将给我们带来灭亡……也许这堵可诅咒的墙只是由于他们头颅的撞击才会被摧垮。会议以双方平局结束。随后的几天很平静。再没有看见委员会的影子。劳改营的日子按部就班地流逝,好像什么也未曾发生过。警卫把我送进乌克兰人分部的医院。绝食斗争之后我是第一个到这边来的囚犯,是第一个信使。预定给我作手术的外科医生扬琴科把我叫去给我检查,但是,他问的和我回答的都不是关于肿瘤的问题。他对于我的肿瘤并不在意,而我也因为遇到这样一位可靠的医生而高兴。他详细地盘问绝食斗争的情况,他的脸色由于我们共同的痛苦而显得阴沉了。啊!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我们对同样东西的感受有多么不同啊!就拿我这肿瘤来说吧,看样子它像是癌瘤。要是在狱外的话,它会是个多大的打击,会带来多少痛苦和亲人们的眼泪啊!可是在这里,在这很容易身首分离、一命呜呼的地方,同样的肿瘤却仅仅成了一个可以使我暂时躺下休息几天的理由,我甚至很少想到它。我躺在医院,同那个血腥的夜晚受伤和被打成残废的人们躺在一起。有些人被看守们打得通体鳞伤,身上连一块可以躺下的好地方都没有。有个高个子看守打人特别狠,用铁管子打。(看,我的记忆力有多坏!怎么也想不起这个看守的姓名来。)有人已经因伤重死去了。可是新闻却接踵而来:“俄罗斯人”分部里开始镇压了。已经抓走四十人。当局担心引起新的骚乱,这次改变了作法。他们直到最后一天还是和往常一样态度和善,仿佛正在检查自己人中间究竟是谁犯了错误。只是到了计划好的那天,当各个作业班已经走出生活区大门的时候,囚犯们发现等待押送他们的卫兵比往常多两三倍。主人们设计的抓牺牲品的办法是,既使囚犯彼此不能相顾,也使他们无法利用工棚的墙和建设工地。把各班带出营区后,在经过草原尚未到达劳动工地时,警卫队长突然下令:“立定!举枪!准备战斗!子弹上膛里囚犯全体坐下!我数三个数,不坐下就开枪!坐下,全坐下!”又像去年耶稣受洗节那样,受骗的囚犯们无可奈何地被钉在大地上。这时,带队军官取出一张纸,按名单叫人名和号码,被叫的人必须马上起立,离开这无力的人群,走到警卫线外去。然后这几个骚乱者便由另一队卫兵押回去,或者是开来一辆囚车把他们运走。已清除掉发酵酶的、剩下来的人又站起来被赶去劳动了。教育我们的人们就是这样向我们说明了:到底能不能在某个时候某件事情上相信他们。空下来的营区里也同样往监狱里揪人。虽然前些时候的罢工被那四米高墙阻挡住,未能进入乌克兰人分部,但是“逮捕”这只秃鹰却张开翅膀飞越高墙来到了这里,把乌克兰人一个个啄去。正是在预定给我作手术的前一天。外科医生扬琴科被逮捕入狱。是逮捕入狱还是转押到别处去,这时已经不大容易区别了,现在主人们不像开始时那么谨慎了。有几批犯人被押到别处去了。突然,二月十七日,开始集结一批七百人左右的解送队,而且对这批人管制特别严厉:递解犯出营门后全戴上手铐。命运的报复!乌克兰人,就是那些为了保全自已而拒绝支援俄罗斯人绝食罢工的乌克兰人,在这支队伍里比俄罗斯人还要多。命运的惩罚;不错,一在临行前不久他们也为我们失败的罢工鸣过礼炮:新建的木材加工联合企业里好几处同时发生原因不明的火灾(我确切地知道有人放火),二小时内使三百万卢布的财产化为灰烬。(哈萨克斯坦一向缺少木材,盛产石头,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联合企业却完全是用木材建筑起来的。)对那些被拉去枪毙的人们来说,这就好像是为海上强人们举行的葬礼,即按照斯堪的纳维亚的古代风俗,在焚化英雄尸体时把他的大船同时烧掉。我躺在手术后的休养病房里。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近期来劳改营里一直乱哄哄、所以没有让任何人住院,医院里十分宁静。我住在医院工棚尽头的一间。再往前走就是停尸房,被打死的科恩菲尔德大夫的尸体已经在那里放了多日,谁也没有时间去理他。(每日早晚两次看守来点名。他走到我的房门前就不再往前去了:为了省事,他朝着停户房和我的房间把两手一摊,说;“这里还有两个。”就把人数写在牌上。)帕维尔-巴拉纽克这次也被编入七百人的解送队,他竟能通过各条警戒线来到我的病房同我拥抱告别。我们觉得不仅我们劳改营一处,而是普天下全在震动,到处都在受到暴风雨的冲刷。我们仿佛被飓风所抛掷。我们无法理解外界仍旧像从前一样死气沉沉、寂静无声。我们感到自己像是处在大浪的浪尖上,脚下有某种东西正在被淹没。而假如我们有朝一B能够再见面的话,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但是,谁知道会怎么样呢。别了,我的朋友!别了,朋友们!岁月慢慢地流逝。这是一个迟钝而令人疲惫的年头,是我在埃克巴斯图兹营的最后一年,也是“群岛”上斯大林时代的最后一年。关进监狱的人中间只有少数几个被放回来了,因为实在找不到他们的任何罪状。大多数人,我多年来真正了解而热爱的许多人。被押送走了:有的送去重新判刑;有的在档案上添上一个永远抹不掉的记号送进了隔离所(尽管本人早已成为可爱的天使);有的送去杰兹卡兹甘矿山劳动;甚至还押走一批所谓“心理不健全的”人,包括爱诙谐的基什金,医生们把沃洛佳-格尔舒尼也塞进了这一批。押走那些人之后,躲在“储藏室”的眼线们又一个个爬出来了。起初他们还胆怯,还瞻前顾后,但不久就放肆起来。瓦洛吉卡-波诺马廖夫这个叛徒也回到工棚来了,他本是一个普通车工,现在竟当了负责收发囚犯邮包的杂役,也就是说,不幸的犯人家属千辛万苦收集到并且寄来的一点点十分宝贵的东西,现在竟被老契卡人员马克西缅科少校交给这个惯偷去负责分发了。现在,行动人员又可以随便把什么人叫到自己办公室去问话了。这是一个十分沉闷的春天。那些头角比较突出的人如今都急忙弯下腰去,隐藏起来。我没有再担任班长职务(这时要当班长的人又多起来了),而是在铸造车间当一个帮工。这一年的劳动很累,这也是有原因的:劳改营管理局在摧垮我们的一切希望和请求之后,作为唯一的让步,决定允许我们实行经济核算制,即我们的劳动成果不再由古拉格群岛这个永远填不满的血盆大口完全吞噬掉,而且开始计价,其中百分之四十五算作我们的劳动所得。这个劳动所得的百分之七中由劳改营收缴作为劳改营维持资,用来养活警卫和军犬,维修铁丝网和强管棚,供养行动特派员、监狱看管人员、书信检查人员、教育人员——总之,那些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法活下去的所有人员。尽管如此,剩下来的百分之十一三个总还是能够记到囚犯个人名下的。每到月底,虽然不能把这些钱全部换成劳改营的内部流通券,但其中一部分(如果你在此期间没有犯任何错误、没有迟到和恶劣表现,没有惹长官生气的话)是可以换成内部流通券使用的。规定的制度是。你流的血汗越多,你的所得就越接近百分之三十。而如果没有干到足够的数量,那么你的劳动成果就会全归劳改营所有,自己分文也拿不到。面大多数人(噢,这是我们历史上的大多数,而用剥夺的办法制造出来的大多数尤其如此!)却贪婪地、满心欢喜地接受了主人的这一“让步”,于是便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放到劳动上去,只想挣到一点钱可以到小卖部去买点炼乳、人造黄油、劣等糖果,或者到“营业食堂”去再买一份晚餐吃。因为完成的劳动定额是按作业班计算的,所以连那些不愿为了一块人造黄油而牺牲自己健康的人也不得不为了集体而劳动。给营区送影片来的次数也比以前多了。这里也像所有集中营、农村和偏僻山村的情况一样,根本不把观众放在眼里,从来不事先宣布影片名称。本来嘛,喂猪的人就从来不事先通知猪往槽子里倒什么饲料。反正这些囚犯总会在拉上窗帘之前一小时就争先恐后地挤到食堂去抢占座位的,根本不考虑放映的影片值不值得这样。(可是,这些人不就是冬季那么英勇地经受过绝食斗争考验的同一些因犯吗!?)“面包和马戏!”“……这是一种多么古老的办法啊!我们甚至不好意思再来重复对它的评论了……、经过多年饥饿的人希望饱餐一顿,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我们在这里饱餐的时候,我们的同伴们,那些发起斗争的,那些在一月斗争的日子里曾在工棚中高喊“绝不投降!”的人,甚至一些与任何事都毫无关系的人,如今却在某地受到审判,有些人被枪毙,有些人加判刑期后押到完全与世隔绝的隔离区去了。有些人正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关进墙上划满十字的死囚牢去“受启发”;而某个毒蛇少校会走进死回牢笑眯眯地对你说:“噢,你是帕宁!我记得你,记得你。我们就是审理你这个案件的!嗯!我们会替你办手续的!”办手续!这个字眼可真不坏。可以办把你送往阴曹地府的手续,也可以办关禁闭一天的手续,连发给你一条旧裤子也得办手续。到底他们打算管你办什么手续?但是。牢门又呼地一声关上,那条毒蛇莫名其妙地微笑着走开了,留下你去胡思乱想吧,你为此可以整整一个月睡不着觉,好像用自己的脑袋去撞石墙,弄不明白……这一切只是说起来很简单。忽然,埃克巴斯图兹营又编组了一个二十来人的解送队。这个解进队有点奇怪:召集这些人去的时候并不像往常那样匆匆忙忙,没有采取进一步的严厉措施,没有隔离,很象是叫去释放他们的,可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满刑。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受过虐待的,’没有一个蹲过禁闭或惩戒班;他们都是些模范囚犯,是当局满意的人,其中包括:大胆而狡猾的汽车修理班班长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格涅拉洛夫,平常总像是大大咧咧的机床工、作业班长别洛乌素夫,工艺工程师古利佳耶夫,道貌岸然、活像一位国务活动家的莫斯科设计师赖科夫,和蔼可亲的“自己人”、生就一张油光光的大饼脸的钳工叶尼卡-米留科夫,还有一名钳工格鲁吉亚人科基-科切拉瓦,他是一个很喜欢讲道理的人,尤其善于在群众面前维护真理。把他们押到哪儿去呢?从这些成员来看,不像是押去惩戒营。囚犯们都对这批人说:“一定是把你们送到好地方去!以后你们就不受看管了户可是这批人中却谁也没有露出笑容。他们只是无精打采地摇摇头,继续整理自己的东西,像是连自己的东西也想扔下不带似的。全都是一副懊恼而沮丧的样子。难道他们舍不得离开这个骚乱不安的埃克巴斯图兹?他们甚至在告别的时候也语无伦次,神情极不自然。这批人被押走了。并不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忘掉他们。但是,三个星期之后,有人传说;那批人又被押回来了!押回来?是的。全押回来了?是的。不过他们现在住在营部工棚里,都不愿意回到自己原来的工棚。难道这些叛徒也要罢工?!埃克巴斯图兹营的三千人罢工事件还真缺少这么一个细节呢!噢,怪不得他们当初那么不愿意走!当他们在侦查人员办公室出卖我们的朋友并且像叛徒犹大一样签署供词时,他们原指望这一切都会永远是人不知鬼不晓的。本来嘛,我们国家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的:政治告密馆被认为是不容置辩的文件,而告密人的名字则是永远不会暴露的。但是,在我们这次罢工中却出现了某种必要的因素,迫使劳改营主人不得不在卡拉干达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正式审讯。(是不是必须在他们的上司面前为自己开脱?)因此,便在同一天把这些家伙带去作证了。这些人聚到一起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了一下眼光,便互相认出来了,而且终于明白了:他们都是被带去在法庭上作证的。其实,到法院去对他们来说也是无所谓的,他们并不在乎。但是,他们了解古拉格群岛战后时期的一条规定:由于临时需要而被提审的犯人,事后必须被送回原劳改营。他们怕的是这一手。不错,当局曾经答应作为例外把他们留在卡拉干达监狱!甚至还发出了一纸命令。但是,不行,这不合手续,卡拉干达监狱拒绝收留。这样,他们辗转旅行了三个星期,从“泽克车厢”被赶进递解站,又从递解站赶上“泽克车厢”……押解兵对他们喊叫:“坐下!”搜他们,拿走他们的东西,把他们赶进浴室。给咸鱼干吃而不给水喝……总之,也像折磨那些不讨主人喜欢的普通犯人一样折磨他们。然后。把他们押上法庭。在法庭上他们又一次看到被他们出卖的人们,他们便把这些人的棺材上的钉子进一步牢牢钉死,给他们的死囚车又加上几把锁,使他们漫长的刑期再回到原来的起点,从头开始……完成这一切之后,又把他们经过各递解站被送了回来,并且作为已经暴露的叛徒被抛历了原来的劳改营。他们已经没有用处。告密者也像渡船工一样,过河以后就不需要了……表面看来,劳改营不是已经被压服了吗?不是押走了上千人吗?难道还会有人妨碍眼线们到主人办公室去汇报吗?……可是,他们却不愿意离开营部,不愿回到原来的工棚!他们“罢工”了!只有科切拉瓦一个人壮着胆子继续装出从前那副“主持正义者”的样子回到了原来的工棚,并对大家说;“谁知道为什么把我们押走!押着我们转了好几个地方,结果又押回来了……”但是,他的胆量只支持了一夜。第二天就跑回营部找自己人去了。啊?那就是说,过去的一切并没有白白过去!我们的同志们并没有白白倒下或被关进监狱。劳改营里的空气已经不能再恢复到原先那种令人窒息的状态了。虽然卑鄙的勾当又有所抬头,但它的基础很不稳固。人们现在公开地在工棚里谈论政治。没有一个派工员或班长再敢踢囚犯或者向他抢拳头了。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做把刀子是很容易的,把刀子插入肋下也很容易。我们这个小岛开始震荡了,它游离了“群岛”……不过,这只是在埃克巴斯图兹有所感受,在卡拉干达就未必能感觉到了。而在莫斯科则几乎肯定是感觉不到的。特种劳改营体制在一处、两处、接着又在第三处开始崩溃了,但是慈父和导师对此却一无所知。‘当然,人们也不会向他报告这些(何况他自己向来不善于放弃任何东西。所以,只要他座下的椅子不着起火来,他就绝不会放弃苦役营)。相反地,他还计划在一九五三年进行一次大逮捕呢。(不知是否为了准备新战争?)为此,他在一九五二年扩大了特种劳改营体制。例如,埃克巴斯图兹营原来是斯捷普劳改营的分部,后来又划归彼斯强劳改营,而在一九五二年却升格为一个新成立的额尔齐斯河畔大型特种劳改营的总分部了。因此,除了原有的大量奴隶主之外,又有一大批寄生虫——劳改营管理处的成员——被派到埃克巴斯图兹来,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劳动也来养活这批人。据说,不久就会押来大批新犯人干活了。可是,“自由”这个传染病此时却也不胜前走。在这“群岛”上还能把它藏到哪里去呢?就像当初从杜波夫卡押来的囚犯把它带给我们一样;如今我们这里的人又把它带往别处。那一年春天哈萨克斯坦所有递解站的厕所墙上都出现了用指甲划出或用小刀刻出的口号。“向埃克巴斯图兹的战士们致敬!”第一批解走的约四十名“骚乱骨干分子”和二月那一大批人中间有二百五十名“最凶恶”的人被送到肯吉尔(杰兹卡兹甘车站,肯吉尔村,斯捷普特种劳改营的第三分部,也是斯捷普劳改营管理局所在地。大肚子上校切切夫就在这里)。其余的埃克巴斯图兹的惩戒犯被分别送进斯捷普营的第一分部和第二分部。为了恐吓肯吉尔营的八千名囚犯,当局向他们宣布:新来的这批人都是匪徒。从车站押往肯吉尔监狱的路上是戴着手铐的。我们掀起的运动就是这样作为一个被锁住的神话来到了当时还处于劳动气氛中的肯吉尔,来把它唤醒。这里此时也像一年前的埃克巴斯图兹一样,仍旧是由告密和拳头统治着的。我们这二百五十人在监狱里一直被关到四月。这时,肯吉尔营的首长费多托夫中校认为我们已经被吓住,决定把我们带去劳动。这个营里总共有统一供应的共产党最新型号的镀镍手铐一百二十五副,两个人戴一副恰好够用(肯吉尔营之所以接受二百五十人,可能就是由手铐的数目决定的)。囚犯们的一只手同另一个人的手一起铐住了,还有一只手可以活动。也就是说,还能活下去!这支队伍里不少人在劳改营监狱里呆过,很有经验,也有些久经考验的逃跑者(腾诺也分在这一批里),他们都十分了解手铐的特点。于是他们便向同行列的人说明:只要有一只手能够活动,用一根针,甚至连针都不用,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手铐摘掉。队伍来到劳动地点后,看守们为了不耽搁劳动时间,便同时在队伍的各个地方开始给囚犯摘手铐。这时那些巧手们便把自己的和旁边人的手铐摘下来藏在衣襟下面。“我们的手铐刚才已经被那位看守摘去了!”看守们根本没想到要在囚犯去劳动之前先数一数手铐。囚犯进入劳动场地时是从来不搜身的。这样,第一天出工我们就从一百二十五副手铐中拿走了二十三副!进入劳动场地后,人们用石头或锤子把它砸碎。但是很快就想出了更好的办法:把手铐用防水油纸包起来,埋到当天正在修建的房屋墙壁或地基里(当天修的是肯吉尔文化宫对面的第二十住宅段),而且油纸包里还加上一张并不含蓄的附言:“子孙后代们!这些房子是由苏联奴隶们建造的!他们戴的就是这种手铐!”看守们气急败坏,不住地咒骂“匪徒”,往回走的时候只好找一些生了锈的旧手铐来给人们戴上。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小心,进生活区之前又被偷去了六副。第二天和第三天又接连丢失几副。据说每副手铐的价格是九十三卢布。结果,肯吉尔营的主人不再让囚犯戴着手铐去工地了。你只有斗争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利!五月间,开始把埃克巴斯图兹营来的人逐渐由监狱分到普通管区去。现在该使肯吉尔的囚犯们开开窍了。开始,一只是向他们作了一个小小的表演;从前杂役们到小铺子里买东西向来是合法地不排队的,这次人们却把一个没有排队的家伙差一点掐死。这就足以传遍全营区了:要发生新鲜事了!有戏看了!这批新人可不像我们K也不能说在此之前杰兹卡兹甘劳改营的囚犯完全没有触动眼线。不过,那还是个别现象,没有形成潮流。一九五一年,卢德尼克监狱就曾有人抢了看守的钥匙,打开早已看准的那间牢房,杀死了眼线科兹乌斯卡斯。)如今肯吉尔营里也建立起两个秘密“中心”,乌克兰人的和“全俄”的。为进行“屠宰”准备了一些刀子和面具。于是,故事又从头开始了。眼线沃伊尼洛维奇在牢房窗户的铁栅栏上“上吊”了。又有两个人——一个叫别洛科佩特的班长和一个在国内战争时期当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与杜托夫的军队对峙过的、思想正统的眼线利夫希茨——被杀死了。(利夫希茨在卢德尼克劳改营分部的文教科平平安安地当了好久图书管理员,但是他的坏名声传出来了。所以他到达肯吉尔的第一天便被杀死了。)还有一个匈牙利人警备队长在浴室附近被人用斧头砍死了。这时,曾经当过苏维埃爱沙尼亚共和国部长的萨乌埃尔第一个开辟了通向“储藏室”的道路——他逃进了监狱。不过,劳改营主人也已经知道该怎么办。在这里、四个劳改营分部之间的界墙早已修好,如今他们想把每个工棚都用墙隔起来,八干名囚犯在业余时间又开始砌墙了。又把每个工棚都隔成了四个互不相通的单元,每个小区,每个单元都分别锁门。按他们的理想来说,把整个世界分割成个体才好呢!看守长,肯吉尔监狱的头子,是个职业拳击家。他拿囚犯当靶子进行拳击练习。他在监狱里还发明了一种方法:垫着胶合板用锤子打人,这样可以不留伤痕。(在内务部作实际工作的人都懂得;不殴打,不打死几个,是不可能改造人的;而且任何一个讲求实际的检察官大概也都会同意这种看法。但是,说不定会遇到一位理论家呀!为了防备万一会有理论家出来,所以才垫上胶合板以免留下伤痕。)有一个西部乌克兰人由于受刑不过而又不想出卖朋友,就上用自杀了。其他的人表现得不如他。这样,两个中心就都被破坏了。而且在“战斗员”中间也出现一些贪得无厌的坏蛋,他们木是想着使整个运动取得成功,而是总想自己从中捞一把。他们要求人们从伙房里给他们多拿些东西来,要求人们把收到的邮包分给他们。这些情况都给这里的运动带来了损害,给运动抹了黑。对于选择了暴力道路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我想,当年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卡莫手下的强盗们把抢来的款项交给党组织财务处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口袋大概未必全是空的。也很难相信领导这伙人的柯巴会不给自己留下一点喝酒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整个苏维埃俄国都禁止饮酒,但那时他在克里姆林宫里不是毫不客气地一直保存着那个酒窖吗?!运动似乎是被制止了。但是眼线们经过这第一次演习也老实多了。肯吉尔营的整个气氛变得清净多了。种子已种下。但是它不会立即生长起来,而且也不会长成完全相同的样子。对我们宣讲的是:个人不能创造历史,而在个人逆历史进步潮流而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但是,实际上不正是那么一个人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把我们像绵羊一样任意摆布,而我们却连咩地叫一声都不敢吗?!如今人们对我们说:当时谁都什么也不了解——处于队尾的人们不了解,先锋也不了解,只有老一辈的老干部们了解,可他们却宁可选择在角落里服毒、在家里开枪自杀或者领取养老金安静地苟活下去的道路,而不肯从讲台上向我们大声说出实话。这样,求得解放的使命就落到我们这些娃娃们身上了。这样,在埃克巴斯图兹,我们五千人便把自己的肩膀放到这沉重的拱顶下面,拼命往上一顶,总算给它造成了一条小小的裂缝。尽管裂缝很小,从远处还看不见,尽管我们自己为此受的内伤很重,但毕竟出现了裂缝,而裂缝是会扩大为缺口的。当然,除了我们,除了特种劳改营之外,也发生过骚乱,但是那些血腥的往事已经完全被冲淡、粉饰、洗刷掉了,以至于现在想举出劳改营骚乱的大致次数都不可能。我只是偶然地得知:一九五一年库页岛上的瓦赫卢舍沃劳改营当局曾把三名被抓获的逃跑者放在岗楼前面活活地用刺刀乱刀刺死,因此引起五百名囚犯进行五昼夜绝食,造成很大骚乱,逮捕了许多人。还听说一九五二年九月八日在奥泽尔拉格的岗楼前面朝囚犯队伍开枪造成死亡之后也发生过一场大骚乱。显然,斯大林的劳改营体制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已经面临危机,尤其是特种劳改营。甚至那位“全能的人”在世的时候劳改营的居民们就已经开始扯断自己的锁链了。很难设想,假如他健在的话,这一切将会怎样发展下去。但是,突然,(不是按照经济规律,也不是按照社会规律)那个矮小的麻脸的个人的血管中慢慢流动着的衰老而肮脏的血液停止流动了。根据“先进理论”的说法,这事其实是不应该引起任何变化的。而那些戴蓝滚边帽的人三月五日那天尽管躲在岗楼里痛哭流涕,但也并没有害怕这件事。至于穿黑棉袄的人们(那一天没有放他们到营区外面去劳动),虽然在得知广播哀乐并已挂出黑边旗后把三弦琴弹得叮咚响,却也没有敢抱多大幻想。尽管如此,好象地底下还是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开始震荡、开始移动了。不错,一九五三年三月底实行的大赦(劳改营的人把它称为“伏罗希洛夫大赦”)的基本精神仍然是完全忠于死者的思想的,即:爱护盗贼,扼杀政治犯。这个大赦追求的是刑事罪犯的支持,它把盗贼像老鼠一样撒向全国,让和平居民去受害,宁肯让自由的和平居民在自家窗户上安上铁栅栏,宁肯让警察去把从前捕过的人再重新逮捕。但对于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则严格地按照过去的比例释放;肯吉尔第二劳改分点三千名政治犯中仅仅释放了……三名!这样的大赦只能使苦役犯们确信:斯大林之死并未改变任何东西;对政治犯过去没有宽恕过,今后也不会宽恕;如果政治犯们想在地球上活下去,必须自己斗争!因此,一九五三年很多劳改营都发生过骚乱。乱子闹得小一点的如卡尔拉格的第十二劳改点。大一些的如戈尔拉格的起义。如果多少有些材料,关于诺里尔斯克的起义完全可以单独写一章,可惜我一点材料也没有。.但是,暴君的死亡也并非毫无益处。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隐藏在某个地方的某种东西动起来了,动起来了。忽然,仿佛有一阵空洋铁桶翻滚似的铁皮的咚咚声,于是又一个个人头朝下倒栽下来了,而且是从阶梯的最上层一直滚进了大粪坑。现在所有的人,不管是先锋还是队尾,甚至群岛上的我们这些绝望的居民也都明白了:一个新时期开始了。贝利亚的倒毙在群岛上特别震撼人心:他是古拉格群岛的最高保护人和总督啊!内务部的军官感到迷惑不解、窘困难堪、手足无措。在电台已经广播,无法把这恐怖消息塞回播音器里的时候_在不得不从斯捷苦劳改营管理局的墙上摘掉那个“和蔼可亲的”保护人的像片时,斯捷普拉格的首长切切夫上校颤抖着嘴唇说:“全完啦!”(但是,他错了。他还以为第二天他们都要受审判呢。)军官和看守们失去了信心,甚至不知所措,这一点囚犯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肯吉尔营第三劳改点的头头从来没有给囚犯看见过笑脸,现在忽然来到惩戒队的劳动工地上坐下来,请囚犯们吸烟了。(他需要观察、了解一下:这个混浊的人群中有没有什么火花在闪烁?他们可能造成什么危险?)一喂,怎么搞的?你们总局的第一把手原来是个人民敌人?!”囚犯们以嘲笑的口吻问他。“是啊,可不是嘛!”这位惩戒营的军官伤心地回答。“可他是斯大林的左右手啊!这么说,连斯大林也没看出来?”正在受惩戒的囚犯咧着嘴笑。“可不是嘛……”军官也和和气气地回答。“怎么样,小伙子们,也许快要释放你们了。等等看吧……”贝利亚不仅自己完蛋了,他还给自己的忠诚的机关留下了一个“贝利亚分子”的恶名。从前,任何犯人,任何自由人都不敢对内务部任何军官的纯洁性表示哪怕一丝一毫的怀疑,否则就有生命危险。而现在,只要给其中的某个坏蛋扣上一顶“贝利亚分子”的帽子,此人就不能再受到什么保护了!一九五三年六月,在列奇劳改营有两件事情巧合了:正在群众由于贝利亚的倒台而情绪激昂的时候,从卡拉干达和泰谢特押来几批骚乱分子(大部分是西部乌克兰人)。在此之前沃尔库塔的囚犯们还是奴隶般驯顺的,所以当他们看到新来的犯人个个是那么不肯妥协和敢于斗争,心里感到惊奇。就这样,我们曾经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才走过来的道路在沃尔库塔只一个月就走过了。七月二十二日,水泥厂、二号热电站建设工地、第七号矿井、第二十九号矿井、第六号矿井全部罢工了。这些单位彼此遥遥相望,工作停止。煤矿的卷扬机的大轮子停止转动的情况互相能够看见。他们没有重犯埃克巴斯图兹营的错误:没有宣布绝食。看守人员立即全部逃出了营区,但是,“首长,还得给饭吃呀”l当局不得不每天把粮食运到囚犯的生活区,从大门里塞进去。(我想,这些家伙是由于贝利亚完蛋才变得这么好说话的,否则早就采取“断绝粮草”的战术了。)罢工的营区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建立了“革命秩序”。伙房的炊事员立即停止偷窃,因而在口粮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伙食明显地改善了。第七号矿井挂出一面红旗,第二十九号矿井朝着附近的铁路方向挂出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大照片。是啊,他们有什么别的可挂呢?……要求什么呢?……要求拿掉身上的号码,取消窗上的铁栅栏和门上的锁(可是他们并没有自己撕下号码,没有自己拆掉栅栏)。他们还要求允许通信,会见亲友,重新审查案件。一只是第一天有人对罢工者进行过劝说。然后,整整一星期谁也没有来。但是,了望塔上架起了机枪,各罢工营区都被警卫部队团团围住。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日子必定有不少官员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来回奔走:在新情况下怎样作才正确?这可不容易判断。一星期以后,马斯连尼科夫将军、列奇特种劳改营长官杰列维扬科将军、总检察长鲁坚科等带着大批随从来巡视各个营区了。这群显赫人物把囚犯全部召集到劳改营操场上开会。囚犯席地而坐,将军们站着讲话,责备囚犯们不该怠工,“不象话!”同时也立即说明囚犯的“某些要求是有道理的。”(“身上的号码可以摘掉!”窗上的铁栅栏?——“已经下令拆除!”了。)但是,应该立即复工:“国家需要煤!”这时,第七号矿井的囚犯队伍里不知是谁从后面喊了一声:“可我们需要自由!滚你的……!”只见囚犯们从地上站起来,纷纷离去了。最后操场上只留下将军那批人。人们马上撕下了身上的号码,开始拆卸窗上的铁栅栏。但是,队伍已经开始分裂,士气有所低落,有人在想:是不是该适可而止?反正争取不再到更多的东西。这样,夜班已经有一部分人出工,第二天早晨全都出工了。矿井的机器又转动起来。大家互相一看:人家已复工,咱们也复工吧,所有工地全开始了工作。只有第二十九号矿井位于山后,从那里看不见别的工地。军官们对他们宣布:别处都已复工了。可是这里的人不相信,也不出工。其实,只要把他们几个代表带去其他工地看看,问题是很好解决的、但这样对待囚犯未免过分客气,有伤体面吧?!而且将军们正渴望着流血呢,他们认为:不流血就算不得什么胜利,不流血不足以教训这些畜生!八月一日,十一辆满载士兵的大卡车来到第二十九号矿井。囚犯们被召集到大门前的空场上,大批士兵排成密集队形集结在门外。“上工去!不然我们就要采取无情手段!”并没有说明无情手段是什么。看看这些冲锋枪吧!沉默。一片寂静。人群中有些分子开始走动了。为什么要死呢?尤其是那些刑期不长的人们……那些刑期只剩下一年半载的人开始往前走了。但是,另外一些人却更坚决地抢到他们前面去,站在第一排挽起手来,面对着工贼们形成了一条封锁线。群众犹疑不决。一名军官企图冲破这条封锁线,人们用铁条打他。杰列维扬科将军往旁边倒退几步,下了命令:“开枪!”朝人群开枪。自动步枪三次排射,还夹杂着机枪点射。六十六人被当场击毙。(被打死的是些什么人?是站在前面的人:那些最大无畏的人总是最先倒下去。这是一条普遍规律,格言里也是这么说的。)其他囚犯四散逃跑,警卫队拿着棍棒和铁条追,边打边往营区外面赶。从八月一日至三日连续三天在各个罢工的劳改点进行了大逮捕。不过,怎么办呢?失去了保护人的机关已经有点转动不灵了,侦查工作也无法进行。于是,只好又编成押解队把这些人押到别处去,即把这“传染病”送到别处去。群岛越来越显得狭窄了。对于留下来的人全部实行惩戒制度。在第二十九号矿井内,白天可以看到工棚房顶上有许多用板条钉的补丁,那是修补了士兵冲锋枪留下的弹洞:有些士兵是朝人群的头顶上射击的。那是一些不愿意当杀人凶手的无名士兵。但是,朝着活靶子开枪的人也不少。在赫鲁晓夫时期,有人在第二十九号矿井的牙子山附近的公墓上竖起了一个高大的十字架,像电线杆那么高。后来被人推倒了。但不久又有人把它重新竖立起来。我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矗立在那里。

不,令人惊奇的不是劳改营里没有发生过骚乱和暴动,而是骚乱和暴动毕竟还是发生过。这些骚乱和暴动,也像我们历史上一切不合人心意的东西那样,也就是说,像占全部历史真实事件的四分之三的事件那样,已经被人们仔细而巧妙地阉割、缝合、修饰、加工过了;骚乱的参加者早已被消灭,聪明的见证人们都吓破了胆,而镇压者写给上级的报告也已被焚毁或隐藏在二十层的保险柜里了。因此,发生在十年或十五年前的这些暴动如今已经变成了神话。(人们说:根本没有存在过什么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这种说法难道还令人奇怪吗?那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了嘛!……)等到这些事件已经不再会使任何一个活人激动的时候,就有可能允许历史学家们去研究那剩下来的一点点文件了;于是,考古学家们在某个地方用铁锹挖两下,在化验室里烧一点什么东西,到那时,这些暴动的日期、地点、经过概况及其领导人的姓名就会渐渐地清楚了。那里面也会包括最早爆发的事件、例如,一九四二年一月在乌斯特乌萨附近的奥施库里耶施工场地发生的雷丘宁事件。据说,雷丘宁原是个自由雇佣人员,还是这个施工场地的主要负责人。他向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和犯第七条35款的社会异己分子们发出号召,召集起二百名左右志愿者,解除了由自卫队员组成的警卫队的武装,夺取了一些马匹,逃进森林去打游击。后来他们逐渐被消灭。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当局还在借口与“雷丘宁事件”有牵连而逮捕一些毫不相干的人。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不,那时已经不是我们了!)会了解一九四八年在五0一工程(修建西瓦亚玛斯卡-萨列哈尔德铁路的工程)工地上发生的神话般的暴动。那次暴动之所以像神话,是因为各个劳改营的人暗地里都谈论它,可谁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还因为它不是发生在有这种群众基础和情绪的特种劳改营,而是发生在普通劳改营,那里的人是被眼线们所离间、被刑事犯们压倒了的,连他们作为政治犯的权利都受到唾弃,他们甚至不相信囚犯还可能暴动。据传说,整个事件都是原来的军人发动的。按理,也只能是这样。如果没有这批人,全部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就等于一群没有血肉、没有信念的乌合之众,而这批年轻人是些什么人呢?他时曾是苏军野战部队的军官和士兵;被敌人俘虏过的军官和士兵;以及在弗拉索夫部队、克拉斯诺夫部队或其他民族部队里干过的原被俘人员;当年这些人曾在战壕的两边对峙,互相作战,而今,在这劳改营里,他们被共同遭受的压迫联结在一起。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转战于各条战线的青年人能够很好地运用现代步兵战术,懂得怎样掩蔽和消灭巡逻队,他们到劳改营后还没有被分散开,而且在一九四八年当时他们仍然处在战争的全部惯性支配下,并且保持着自信心。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像他们这样一些年轻人应该整营整营地驯顺地死去?甚至逃跑在他们眼里也是一种不彻底的妥协办法,有点像单个人的开小差。他们认为应该共同斗争.一切都考虑好了。由某一个囚犯作业队首先开始了行动。据说为首的叫沃罗宁,他从前是个上校,只有一只眼睛(也有人说他刚沃罗诺夫)。人们还提到一个叫萨库连科的坦克兵上尉。他们打死了警卫人员(当时的警卫人员和现在的恰恰相反,他们不是正规部队士兵,而是后备队,预备兵)。接着便去解放其他几个囚犯作业队。他们攻占了警卫部队驻扎的小村庄,从外部向本劳改营营区发起攻击,解除了了望塔卫兵的武装,打开了整个隔离区的大门。(这时立即发生了必然的分裂:隔离区的大门全打开了,但大部囚犯并不向门外跑。囚犯中有些人刑期不长,他们根本没有打算暴动;也有根据所谓“八七”法令和“六四”法令被判十年至十五年的,但他们也不想受到适用第五十八条的判处。囚犯中也有犯第五十八条的,但有些人宁愿忠心耿耿地跪着死去。也不想站起来救人。而那些冲出大门的人也不全是想帮助起义者的;还有一些刑事惯犯,他们立即高高兴兴地跑到自由工人村庄抢劫用物去了。)起义者们用自卫人员的武器武装了自己(被消灭的警卫人员后来全埋葬在科契马斯基地),他们又攻占了邻近的一个劳改点。然后决定联合起来去攻打相距只有六十公里的沃尔库塔市。但是,谈何容易!空降伞兵部队切断了去沃尔库塔的道路,超低空飞行的强击机向起义者猛烈扫射,他们只有四散清逸。接后便是审判、枪毙、判刑二十五年或十年。(顺便也给许多没有参加行动而留在劳改有的人“刷新了”刑期。)十分明显,从军事上看,他们的起义是毫无希望的。但是,谁能说慢慢地消瘦,慢慢地死去更有希望呢?其后不久就建立了特种劳改营。大部分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被挑选出来了。但是,这又怎么样呢?一九四九年在别尔拉格特种劳改营的下河图里亚赫分部发生过一次大致相同的事件:解除警卫人员的武装,缴到七八支冲锋枪,从外部向劳改营展开进攻,击溃警卫队,切断电话线,打开劳改营大门。这一次,劳改营里可全是身上佩带号码的、带有烙印的、注定要毁灭而毫无希望的政治犯了。可是,结果呢?囚犯们也没有冲向大门……带头暴动的人固然已经无可丢失,他们变起义为逃跑,分批向梅尔加方向逃去。他们在埃里根-托斯勘附近受到部队和小型坦克的堵截(指挥战役的是谢苗诺夫将军)。暴动者全被打死。记得有个谜语:世界上什么最快?谜底是:思想!这是对的,但又不对。思想,它有时也很慢,啊!简直慢得很呢!人,人们,社会,对于自己所遭遇的事情,对于自己的真正处境,往往要经过艰难的道路,而且往往是很晚,才能有所认识。斯大林把犯第五十八条的人赶往特种劳改营的时候,他几乎是在得意地显示自己的权力。本来这些人已经被他十分牢靠地看管起来了,但他却还要施展诡计,想控制得更好。他指望特种劳改营会使这些人更害怕。结果适得其反。斯大林在世时制定的整个镇压制度的基础,是将心怀不满的人们隔离齐;不让这些人彼此见面;不让人们知道总共有多少这样的人;使全体人民(包括心怀不满的人本身)都相信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心怀不满的人,有的只是极个别的心灵空虚、怀恨在心、注定要灭亡的孤独的个人而已。但是,在特种劳改营里这些心怀不满的人却成千上万地集在一起了。他们数了数,而且他们明白了:我们这些人的心灵远远不是空虚的,而是具有对生活的崇高认识;这些人对生活的认识远比那些看管和出卖他们的人高尚得多,远比那些极力证明这些人为什么应该烂死在劳改营里的“理论家”们高尚得多。特种劳改营的这个新情况起初几乎并未引起任何人注意。表面上似乎一切都是普通劳改营的继续。不错,一向构成劳改营体制和管理当局的支柱的刑事犯渐渐不那么神气了。但是,看守们的加倍凶恶和强管棚面积的不断扩大却似乎又补足了这方面的削弱。可是,有一件事值得注目:随着刑事犯之有所收敛,失盗现象消失了。如今人们已不再用怀疑的目光,而是用亲切的目光看着身旁的人了。我说,朋友们,我们也许确实够得上是……政治犯吧?……如果是政治犯,那么,躺在床上或坐在小队的火炉旁时,我们之间的谈话不是可以更随便些吗。当然。得瞧瞧周围,看看旁边站的是谁。其实,管他呢;让他听着好啦,反正已经判了二十五年,还能怎么样?从前,整个劳改营的心理状态是:今天你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反正找不到正义和公理;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而现在,这种心理状态开始消失了。为什么找不到?为什么将来还会如此?……囚犯作业队里的窃窃私语的内容开始改变了:人们不再谈每人的口粮多少,不再议论烂菜汤,而是谈论一些在外界无法听到的事情,而且这些议论越来越随便,越自由,越大胆了!这时,队长们也突然意识到他的拳头已不再具有左右一切的力量:有些队长的拳头根本就抢不起来了,另外一些队长抢拳头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不那么有力了。有时候队长也会放下架子,坐到旁边来听一听,跟着说上几句。这样,队里的人便开始把队长也看作自己的伙伴了:他也是自己人!队长们经常要为各种小问题去生产计划处或会计室:商量给谁减不减口粮,把谁派到什么地方干活等等。他们自然而然地把这种新空气、某种朦胧的严肃性、责任感和某种新的意义传染给了在那里工作的杂役们。那些杂役们(尽管还远远不是全部)也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当年他们到特种劳改营来的时候,曾强烈地希望在这里抢到一个杂役的职位,现在终于抢到手了。那怎么反而不像在普通劳改营那样过得舒服了呢?现在他们不是可以关在小屋里做油焖土豆吃、和其他杂役住在一起、离开那些干活的人吗?不!现在他们认识到:这些并不是主要的。为什么?那么什么是主要的?……他们已经不好意思像在普通劳改费那样夸耀自己怎样吸别人的血,怎样靠别人过活了。杂役——这些看守的帮手们也开始在干活的人们中间交几个朋友,有时竟会把自己的干净新棉衣和别人的脏衣服构在一起,愉快地同干活的人们躺在一起聊天,度过星期日。从前,普通劳改营的囚犯可以粗略地分为几大类;杂役和干活的人;普通刑事犯和犯第五十八条的人。现在却不同,分类更复杂、更有趣了:同乡,信仰同一宗教的人,饱经世事的人,有学问的人等等。劳改营当局是不可能很快发现并理解这种情况的。可是派工员们已经不再带着那一米长的打入木棍,甚至不像从前那样吼叫了。他们现在是和和气气地同队长们讲话,例如:喂,科莫夫,该叫人们上工了吧!(并不是派工员的心灵上起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空气中似乎出现了某种令人不安的新东西。)但这一切都只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点点变化要经过多少岁月,多少岁月啊!它比季节的更替还要缓慢。而且这些变化并未波及所有队长和杂役,它只影响了心灵深处多少还保留着一点盖满了灰土的良心和友爱的那一部分人。而甘心当坏蛋的人仍旧可以顺利地当他的坏蛋。认识上的真正进步,思想上的震动,英勇的向前迈进,还都没有发生。劳改营依然是劳改营,我们照旧受压迫行无可奈何。一我们的出路仍旧只有钻过层层铁丝网朝草原逃跑、而他们则是用冲锋枪扫射我们,放出军犬咬我们。勇敢的思想,不顾一切的思想,逐步前进的思想,这就是要考虑:怎样才能做到不是我们从他们那里逃跑,而是让他们从我们这里逃跑呢?这个问题一旦被提了出来,一旦有多少人想到了这个问题并把它提了出来,有多少人听到了它,劳改营的逃跑时代也就从此结束,一个骚乱的时代便宣告开始了。但是,怎样来开始这个时代?从哪里开始?我们已被束缚住,被许多触须缠住,没有行动自由呀!到底该从哪里入手呢?看来像最简单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很不简单的。早在普通劳改营的时候似乎就.已经有人想到过应该把眼线们干掉。那时候也曾有人安排过:从木材垛上滚下一报原木把眼线砸到涨了水的河里去、这类事在这里也不难想到呼!那么,该首先剁掉哪些触须呢?好像大家都知道,但却谁也不真正知道。实然,有人自杀了。在“第二号”惩戒工棚发现一个人上吊了。(我是根据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情形叙述这个过程的各个阶段的。在其他特种劳改营里,经过情形也大致一样。)劳改营当局并没有感到什么麻烦,把死人从圈套里卸下来,拉出去扔掉完事。队里的人们却互相传说着。那人是个眼线,不是自己上吊的,是把他吊死的。警告!劳改营里有很多卑鄙的家伙,其中吃得最饱、最粗暴、最无耻的要算食堂管理员季莫费-斯某。(我不是要隐瞒他的姓氏,实在是忘记了。)他甚至有自己的卫队——一伙吃得肥头大耳的炊事员,还豢养了一批家奴,打手,是那些经常在食堂打零工的人。他和这批打手对囚犯们拳打脚踢已是家常便饭了。有一次,他毫无道理地打了一个矮小黝黑的“小鬼”。平常,他打的是谁,他向来是不放在心上的。可是,在特种劳改营里长大的、受到近年来新气氛熏陶的这个“小鬼”可不是普通的孩子,他是个穆斯林。劳改营里有很多穆斯林。这些人可不比普通刑事犯。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在日落前在营区西部把额头贴在地上或高举双手作祈祷(普通劳改营还有人嘲笑他们,这里却没有人笑)。这些伊斯兰教徒有自己的领袖,而且在近来的新气氛中仿佛也组成了自己的代表会议。于是,教徒们作出了决议:报复!星期日大清早,当那些家伙还赖在热被窝里的时候,被打的“小鬼”和另一个北高加索的印古什族人悄悄潜入了杂役们住的工棚,找到斯某住的房间,两刀子就迅速结果了这个体重足有九十多公斤的家伙。但是,当时人们还多么不成熟啊!这两个人竟没有企图遮盖一下自己的脸,也根本没想逃跑,而是离开尸体,拿着带血的刀子,怀着已经尽到义务的满意心情,坦然走去向看守自首了。他们将要受到审判。这都是摸索前进中的探索。这一切在普通劳改营或许也还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堂堂正正的公民却在继续向前探索:这是不是那需要抓住的主要一环啊?是不是就应该通过这一环打断整个锁链?“打死眼线!”对,就是它,就是这一环!把刀子捅进眼线的心窝!制作刀子,杀死眼线——对,就是它!现在,当我写到这一章的时候,墙上书橱里的一排排人道主义书籍正在威严地注视着我,它们那灰暗无光的陈旧书脊,像透过薄云闪烁的星光一样,不住地向我投来责难的闪光,似乎在说:世界上一切东西都不应该用暴力获取!一旦我们拿起剑、刀、枪,我们便会很快地同那些杀害我们的刽子手和暴虐者同流合污了。那就会没有止境……会没有止境!现在,在这里,在温暖而洁净的屋里,我坐在夏邑的写字台旁,我也完全同意这一点。但是,应该自己试试无辜地被判上二十五年刑,身上缝上四块号码布,两手经常要背在身后,早晚两次受到搜身,在劳动中累得筋疲力尽,由于别人的小汇报而被拖进强管制工棚,永远地被踩进泥坑里,……试过这一切之后,从那里,从那个泥坑里,你才会感觉到所有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全部说教统统是那些脑满肠肥的大闲人们的废话!会没有止境!?……那么会不会有开端?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因此产生一线希望呢?被压迫人民得出的结论是:仁慈是无法根绝凶恶的。眼线们也是人??……劳改营看守们向每个工棚宣读了必须传达到整个彼斯强拉格所有囚犯的恐吓命令:关押女囚犯的某劳改点有两个姑娘(其出生年月表明她们都很年轻)进行了反苏谈话,因此,经过由……组成的法庭判处……这两个姑娘都是已经判了十年刑的,她们曾躺在床上小声谈心。是哪个死畜失去给她们告密的呢?这个告密的畜生不也是被判了刑的吗?眼线们还算得上什么人?!没有怀疑了。可是,要开始最初几次打击毕竟不那么容易。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怎样开始的。(所有特种劳改营里都开始杀人了,甚至关押残废的斯帕斯克营分部也开始了。)我们这里是从杜波夫卡押来一批犯人之后开始的。这批囚犯基本上是西乌克兰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分子”。他们在各地对整个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他们推动了这辆大车。是这批杜波夫卡来的囚犯给我们带来了骚乱的杆菌。从游击队员的小路上直接被抓到劳改营的这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关在杜波夫卡的时候就已经认清了环境。在押囚犯们的冬眠状态和奴隶般驯顺的态度使他们感到惊奇,他们决心自己拿起刀来。在杜波夫卡,他们)的觉醒带来了骚乱、火灾和劳改营的解散。但是,过于自信的、瞎了眼的劳改营主人们(这也难怪,他们已有三十年未曾遇到过任何反抗,已经习惯于无人反抗他们了。)甚至没有想到该把转押到这里来的骚乱者同我们隔离开。他们反而把这批人分编进全营的各个队了。这是普通劳改营采用的办法。把人分散开就可以使抗议的声音湮没掉。但是,在我们这个已经开始自我净化的环境中这种办法却只能有助于火舌尽快地吞噬整个劳改营。新来的人们跟着各个作业班一起出工,但是他们根本不干活或者只是做做样子,他们躺在有阳光的地方小声谈天。这时候、从旁看去,他们很像那些合法地这样做的刑事犯:他们也同样年轻、养得很好、身体健壮。但是有一条法规越来越清楚了,不过这是一条新的、令人吃惊的法规:“谁混灭了天良,谁今夜去见阎王!”如今,杀人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比逃跑最多时期的逃跑还要频繁。这些谋杀事件的作案者都很有把握,而且做得神不知鬼不晓:谁也不拿着带血的刀子去自首。人们保存着自己的生命和刀子还要去做别的事呢!他们最喜欢的时刻是清晨五点钟。每天这时候看守们便来打开工棚的大门,打开之后走去开下一个工棚,这时囚犯们几乎还全在睡觉。于是戴着面具的复仇者便悄悄溜进早已看准的房间,走近那张早已看好的床,准确而万无一失地杀死那个已经醒来并尖声嚎叫的或者尚在睡梦中的告密者。在确信他已经死去之后。复仇者们才在重大方地离去。他们是戴着面具的。看不见他们在眼上的号码,号码布撕掉或者盖起来了。但是,即使被杀者旁边床上的人根据体形或面部轮廓认出了是谁,他们非但不会急于主动去报告,而且在审讯时,甚至在监狱“教父”的威胁之下,也不会投降,他们会坚持说:“不,不,我不知道,我没看见!”而且这已经不单纯是根据那条为一切被压迫人民所掌握的古老真理——“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在行事了,这也是在保全自己!因为谁要是说出来,谁也就会在下一个早晨五点钟去见阎王;行动特派员对他表示的好感丝毫也帮不了他的忙。这样.杀人(虽然才发生了不到十起)便成了一种常规,成了一种通常现象。囚犯们早晨去洗脸和领早饭时往往互相打听:今天又干掉了谁?在这个令人不寒而采的体育项目中,囚犯的耳朵听到了在地下后起的正义的战鼓声。这事是完全秘密进行的。只要某个人(一个公认的权威人士)在某处向某人提出一个名字:干掉这个家伙!至于由谁去干,哪一天干,从哪里弄到刀子,这些他就不必管了。至于管这些事的战斗队员们,他们也只知道自己必须执行法官的判决,但不知道法官是谁.必须承认,在眼线们并无正式文件任命的情况下,这个没有建制的、不合法的、无形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却远比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法庭、三人小组、军事审判庭和特别庭所作的判决要准确得多,错误少得多。囚犯们把这种杀人叫作“屠宰”。这种屠宰准确无误,后来甚至发展到白天干,几乎是当众进行了。从前在罗斯托夫市担任过相当高级的内务部职务的一个大坏蛋,一个身材不高、满脸雀斑的家伙,现在是囚犯工棚的“棚长”,他就是星期天白天在“马桶间”被杀死的。人们已经变野了,大家都挤到马桶间去观看那血淋淋的尸体。后来,人们开始寻找那个出卖了第八号惩戒棚挖地道计划的告密者。(劳改营当局察觉此事后,急忙把从杜波夫卡押来的主要人物统统关进了八号工棚惩戒室。但是,没有这些人,屠宰照常进行。)复仇者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持刀在营区内追赶那个告密的眼线,眼线朝着管理处的工棚猛跑,复仇者在后面紧迫,眼线一头。钻进劳改营分部主任、大胖子马克西缅科少校的办公室,复仇者也紧跟进去了。这时少校正坐在圈椅里,劳改营的理发员在给他刮脸。根据劳改营的规章,少校在营区内是不得带武器的。猛然看到闯进来几个持刀的人,少校吓得魂不附体,推开剃刀从圈椅上跑下来,连呼饶命。他以为人们是要宰他。看到人们当面杀死了那个眼线,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没有一个人企图杀害少校。刚刚开始的这个运动有一条规定:只杀眼线,不触动看守和劳改营头头们)。但是,少校还是趁机从窗户跳了出去。脸刮了一半,还系着白围裙,他就径直朝岗楼跑去,拼命地叫喊:“了望塔!开枪!了望塔,开枪啊!”但是了望塔上并没有开枪……还有一次,眼线没有被当场杀死,他挣脱掉,带着刀伤跑进医院。医院里给他作了缝合包扎。但是既然少校都吓得求饶,医院能救得了他吗?两三天之后眼线被杀死在医院的病床上……五千人的大劳改营里只杀死十几个人。可是,刀子每砍下一次,缠在我们身上的触须就脱落一批。感觉到像是吹来了一股爽人肺腑的清新空气!表面上,我们似乎仍旧是囚犯,还关在劳改营里,但实际上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因为我们自从有记忆以来现在才平生第一次能够公开地大声说出自己所想的一切了!没有经历过这一转变的人是想象不出这种自由的!如今眼线们“有眼无线”了!……在这之前,行动处的人向来就可以随意把某个囚犯白天留在营区,几小时几小时地同他谈话。谁知道谈什么呢?!是要他汇报?给他新的指示?从他那里摸清那些还没有作什么、但可能作些什么的与众不同的囚犯?了解那些将来可能成为反抗中心的人物?过去,每到晚间,全队的人下工回来后自然会向这个人提出问题:“今天为什么把你留下了?”而被留的人总是回答说:“就是给我一些照片看,叫我认认人……”不知他说的是实话,还是拿这种谎话作掩护。战后这些年,确实常常把一些人的照片拿给囚犯看,让囚犯辨认出战争时期遇到过的人。但是,总不可能给所有的人都是着照片吧,也没有这种必要啊。可是谁回来都这么说,自己人和告密者都这么回答。于是囚犯之间便产生了相互猜疑,这猜疑也就迫使每个人不敢再同别人讲话和来往了。如今,猜疑消除,空气净化了!如今,契卡行动人员如果命令谁不出工,想把他留下来,这个人竟会不留下来。这不可能!从肃反委员会成立,到政治保卫局,到内务部,几十年来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他们召唤去的人竟不是怀着一颗激烈跳动的心急忙凑到跟前去,竟不是摆出一副谄媚的面孔迈着碎步紧跟在他们后面走去,而是傲慢地(因为本队的人们都在看着他呀!)拒绝去!这不可能!如今,仿佛在派工地点上空有一台看不见的天平在摆动:天平一头的小盘里放满了各种熟悉的怪影:侦讯室、拳头、棍棒、整夜罚站、站笼隔离室、阴冷潮湿的禁闭室、老鼠、臭虫、军事法庭、加判第二次刑期、第三次刑期。但所有这些都不是一瞬间的事,这只是一盘慢慢磨碎骨头的大磨,它不会在一瞬间把你全部吞噬掉,经过这一切之后,人还有可能活下来,这里所有的人不是都经历过这些吗?而放在天平另一端的小盘里的东西很简单,只是一把刀。但这把刀就是为你这个退让的人准备的!这把刀就准备插入你的胸膛,不是将来某个时候,而是明天一清早,而且任凭它什么“契卡格勃”都没有力量救你这一命!这把刀并不长,但恰好可以插入你的肋下;它甚至连个正经的刀把也没有,只是用绝缘胶布把没有刃的一头缠了起来,但这样才有摩擦力,正好拿住,不容易从手里滑出去!归根结底,还是这后一个充满活力的威胁更有分量!它给予一切软弱者们以力量,帮他们摆脱蚂蟥的纠缠,使他们跟着班集体走。(它也给予这些人以辩护的口实:我是想留下来的呀,首长;可我怕挨一刀……您当然没有受到这种威胁,所以修不能想象……)还不止这些。如今不仅行动特派员和劳改营其他主人召唤人的时候人们不敢去了,而且人们也不再敢随随便便往营区邮商或上级设的申诉意见箱里投个信封或一张写了字的纸了。每当需要投一封信或投寄什么申诉书时,人们总要先拿给别的人看看:‘喂,你可看看,检查一下,这可不是告密信.来,跟我一起投进去吧!”现在,劳改营当局变得既聋又瞎了!表面上,大肚皮少校和他的副手普罗科菲耶夫大尉以及所有看守仍旧自由地在营区走来走去,毫未受到威胁,照旧在我们中间走,盯着我们。但他们却什么也看不见了!因为如果这里没有告密者,穿制服的人是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的:在他走近之前人们就不说话了,转过身去,藏起来或者走开了……也可能旁边就有渴望着出卖同伴的忠实情报员在那里着急,可是他们中间没有人敢于发出任何一个暗号。几十年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机关赖以建立其成信和荣誉的那个情报机器现在失灵了。表面上,还是那些作业班组,囚犯们还是到原先的工地去劳动。(我们这时已经商量好要对抗押送的卫兵。我们不允许他们调整我们五人一排的队伍,不让他们在中途点数。我们达到了目的。一旦我们中间没有了眼线,连冲锋枪手也显得无力了。)我们也劳动,做到一般地完成任务。回生活区的时候像从前一样让看守搜身(可是,刀子却从来未被发现过!)。实际上,现在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已经不是劳改营当局硬性拼凑的劳动班组,而是别的人类联合体,首先是民族。产生了眼线们无可奈何的民族中心:乌克兰人的、穆斯林的、爱沙尼亚人的、立陶宛人的。而且这些中心得到了巩固。这些中心没有人选举,但是它们按照年龄、智慧、受迫害的程度等等十分合理地自然形成了,所以它在本民族的人们车间享有不容置疑的威信。显然。也成立了各个中心的联合机构,类似所谓“民族协商会议”之类的东西。这里应该及时说明:并非一切都像勾画主流时所看到的那样纯净而顺利、也有过一些所谓“温和派”和、“极端派”之类互相竞争的集团已自然,这里也有个人之间的好恶和感情成分在起作用。个别想当“领袖”的人的自尊心在作祟。有些年轻的“牛犊子战斗员”还很缺乏必要的政治素养,其中某些人只想到自己既然于这份”差事”,就应该吃得好些,他们为此就直接去威胁卫生所的炊事员,要求给他们开额外的病号饭,如果炊事员拒绝,他们就把炊事员杀死,不顾什么道义标准——已经干惯了,而且有刀子和面具在手嘛!总之。在这个健全的核心中也慢慢开始滋生蛀虫了——它几乎是古今中外一切革命运动中司空见惯的、不足为奇的。必然会有的附属品!也发生过一次单纯的差错。一个诡计多端的眼线不知怎么嗅到了气氛。因此,他睡觉时再三恳求一个爱劳动的老实人和他换换床位、老实人同意了。第二天早晨那个老实人被杀死在床上。尽管有这一类偏差.但大方向始终十分明确而清楚,并且也取得了预期的社会效果。一劳动的作业班组还维持原样,数目还是那么多,可是,奇怪,劳改营里感到缺少班长了!这对古拉格群岛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起初。这种“人员流失”现象是自然的:有人住进了医院,有的人刑期快满、被调进总务大院了。但过去派工员周围总是有一群贪婪地想捞到这个职位的人在等待着:为取得班长职位还要送一块黄油,送一件绒线衫呢!现在,不但没有人再贪图班长职位,反而是有些班长每天跑到政工处去磨,请求尽快撤掉他。如今,队长们从前用的那一套工作方法——压制、强迫——已经失灵了,可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很快地想出一套新方法来的。班长的人选越来越成问题,以至于派工员不得不亲自到工棚同大家一起抽支烟,聊聊天,顺便向大家请求。“小伙子们,作业班总不能没有个头头吧。这可不像话呀!嗯?你们随便选一个吧,选出来,我们马上批准!”后来,这种情况更严重了,因为一些班长开始往加强管制棚里逃跑,好在石砌的监狱里找个藏身之处1不只是班长,还有象阿达斯金之类的施工员吸血鬼,还有一些眼线,他们在暴露之前或者在感到事情不妙、名单就该轮到自己的时候,也会大吃一惊,急忙逃跑到加强管制工棚里去!这些人直到昨天还在人群中装好人,还在言语和行动上表示自己赞成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囚犯中间谁敢不这么说!),昨天晚上他们还同大家一起睡在公共工棚里(其实,昨晚睡着了吗?是不是在那里紧张地思考对策,随时准备着闪开刺过来的刀子,并在暗中发誓这是最后一晚住在这里了呢!?),可是今天却突然不见了。于是,值目的囚犯得到命令:把某人的东西收拾一下,送到加强管制工棚去!这是特种劳改营生活中的一个新时期,它既可怕,又有趣。现在不是我们逃跑,而是他们从我们这里跑掉;从而使我们这里净化!这是这个世界上一个空前的、不可想象的时期:那些昧了良心的人夜里不能安安稳稳地睡觉了。报应已经不再等到来世,不等待历史作出判决,而是一把刀子明天早晨就会使你得到报应,这报应是可以感觉到的,活生生的。光明正大者感到脚下的营区土地柔软而温暖,叛徒则感到脚下的土地像针毡,像在燃烧!这种情况只有在童话里可以想象得出,而对于营区以外的空间,对于我们的外界自由社会来说,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是过去从未看到过,或许将来也不可能看到的。阴森森的石砌加强管制工棚早已经扩建完了。小小的窗孔外面装着罩斗。它阴冷、潮湿、黑暗。周围是大厚木板筑接起的坚固围墙。劳改营主人为了关押那些不听话的、逃跑的、顽固不化的、牢骚满腹的勇士们而精心建造了这加强管制工棚,不料如今它竟忽然不得不接受眼线、吸血鬼和凶恶的打手来休息养老了!应该说,第一个想到去找契卡人员的人,想到凭着自己长期忠实的效劳而请求他允许自己躲进石头房子。从而逃避人民那愤怒惩罚的人,还是相当聪明的。人们自己要求住进更严格的监狱,不是逃出监狱,而是逃进监狱,自愿地同意不再呼吸新鲜空气、不再见到阳光,——这种情况似乎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呢!劳改营首长和行动人员对于最初逃进来的几个人表示了同情,倍加爱护地把他们收留起来;毕竟是自己人嘛!给他们在加强管制工棚里挑选了最好的房间(一些说话刻薄的人把这种地方叫作“储藏室”),给他们发了床垫子,命令把他们屋里的炉子烧暖和点,允许他们每天出来散步一小时。但是,“继第一批聪明人之后,不那么聪明但却同样渴望活下去的人们也跟上来了。(某些人逃跑时还没法替他保留面子:谁知道呢,说不定将来还得回来同囚犯们住在一起?大辅祭鲁德丘克逃进加强管制棚之前就有过一场表演;晚上熄灯号之后,几个看守突然来到他的房间表演了一场严格搜查的戏,甚至连床垫子都撕开了,然后就“逮捕”了鲁德丘克并把他带走了。不过,囚犯们很快就确切地得知,这位喜爱绘画和吉他琴的骄傲的大辅祭也住在拥挤的“储藏室”里)眼看这种人已经有十名,十五名,二十多名了!(我们用劳改营长官的姓给他们命名为“马切霍夫斯基班”。)于是,不得不压缩有效面积而开辟第二个“储藏室”。不过,眼线只有当他们混在群众中间而没有被发现的时候才是需要和有用的。眼线一旦被发现就一钱不值了,他们再也不能在这个劳改营里起作用。因此,现在只好让他们在加强管制工棚白吃饭。他们又不去参加劳动,毫无益处。不行,就算内务部对他们慈善吧,也总有个限度吧!于是,当局就制止了这股求救的水流。来迟了的。对不起,你就留在工棚披着羊皮等待那一刀吧。告密者也像是摆渡的船夫:这时需要你,事后不相识。劳改营当局关心的是对应措施,是怎样才能制止囚犯们这可怕的运动,并且挫败它。他们习惯于做的,也是他们实际上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草命令。这些掌握着我们的身心的人们最不愿意承认我们的运动是政治运动。因此,在那些气势汹汹的命令中他们把已经开始的这个运动统统称之为匪徒活动(这些命令由看守们到每个工棚里来宣读);,大概他们觉得这样称呼比较简单、容易理解,也更亲切吧。不久前,他们把真正脱匪徒冒充“政治犯”送到我们中间来当“眼线”,现在呢。相反,政治犯——第一次成为政治犯的人——却又被叫作“匪徒”了。命令里只是笼统地宣布:一这些匪徒必定会被发现(眼下还一个也没有发现!),而且这些人将会被处决!命令里甚至号召囚犯们起来谴责匪徒们并同他们进行斗争!……囚犯听完传达之后,各自暗笑着散去。“劳改营军官们不敢把政治性的东西称为政治性的(虽然三十年来一向是不管侦查什么案件都任意扣上“政治”帽子的)。这使我们感到了他们的虚弱。这确实是虚弱!把运动称为匪徒行为,这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诡计。这样一说,劳改营当局就没有责任了。否则,它怎么竟然使得劳改营里发生了政治运动呢!?这样说的好处和必要性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因而上面也开始使用这种提法了:从州内务局和劳改营管理局到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内务部本身都是这么说。一个非常害怕公开报道消息的制度必然会喜欢同样地欺骗自己。如果被杀死的是看守或军官,那他们就无法回避适用第五十八条第8分条《恐怖行动》,不过,那他们也就可以很容易地判处枪决了。现在,他们看到另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可以把特种劳改营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描绘成“狗咬狗的战争”,这是震撼过整个普通劳改营的,也是由古拉格群岛的领导当局自己发动起来的战争。“狗咬狗的战争”值得在本书中单独写一章,但为此还需要收集许多材料。我只好请读者去阅读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研究报告《罪恶世界随笔》,虽然那里面写得也不够全面。简单地谈谈吧。“狗咬狗的战争”大约爆发于一九四九年(经常发生的小偷与“母狗”〔狗腿子〕之间个别人的互相残杀又当别论).一九五——一九五二年间曾大打特打。那时,盗贼世界分化为各色人物的小集团:除了纯粹的小偷和“狗腿子”之外,还有:不择手段派(“不择手段的窃贼”)、所谓“马赫诺分子”、大捞派、酿酒派、“小红帽”、魔手派、带棍派以及其他种种。到了五十年代那个时期,劳改营的领导苏门已经不大相信那绝对正确的理论所教导的改造刑事犯的办法了。因此,它似乎下决心要摆脱这一负担,于是它便开始玩弄“分而治之”的手段:忽而支持这一派,忽而支持另一派,利用受支持的派别的刀子去干掉另外一些人。这种屠杀曾公开地、大规模地进行。后来刑事惯犯中的凶手们也学会了对付办法:他们或者借他人之手杀人,或者亲自出马,事后强迫别人承担罪责.一些年轻的普通犯人和当过兵或者当过军官的人,在可能被杀的威胁下,不得不把别人的杀人罪承担下来,从而按第五十九条第3分条“匪徒行凶罪”被判二十五年徒刑。而那些盗贼团伙的头头们却在一九五三年依据“伏罗希洛夫”大赦令像没事人一样释放了。(不过我们也不必进住:后来他们又一次次地进了监狱.)当我们的报刊上又掀起一阵风,并且刊登一些奢谈改造的多情故事时,字里行间偶尔也会透露一些关于劳改营残杀事件的消息(当然是十分模糊不清而且不真实的)。这些消息中往往故意地(为了对历史进行隐瞒)把“狗战”和特种劳改营里的“屠宰”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不明的杀人混为一谈。劳改营题材是大家所感兴趣的,人们都贪婪地阅读这类文章,但是从这些文章里却什么也弄不懂(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写这些文章的)。例如,一九五九年七月《消息报》上就发表过一篇疑点百出的所谓记实性中篇小说,出自记者加利奇之手。里面说,主人翁科西赫从劳改营里写了一封长达八十页打字纸的申诉信,感动了最高苏维埃。(第一,请问,科西赫哪里来的打字机?是从行动人员那里借来的吗?第二,谁会去读这长达八十页的东西?还没有看完第一页就该打呵欠了。)并且说这个科西赫曾被判刑二十五年,是由于在劳改营里的案件被第二次加刑的、那么究竟是由于劳改营里的什么案件?为了什么增加刑期的?说到这里时作者加利奇表现了我国新闻记者的一般特点:含糊其辞,叫人摸不着头脑。读者不明白:科西赫究竟是在狗咬狗的斗争中杀了人,还是犯了杀死眼线的政治性杀人?但是,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了:如今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人们把一切杀人都混为一谈,统统称之为匪徒行为。请看这家中央报刊是如何科学地解释这一点的吧:“贝利亚的走狗们(是啊,一切都往“大灰狼”身上推吧,总不会错,大灰狼什么都能承担下来!)当时在劳改营里掌握着权力。(当时?那么在这之前呢?现在呢?)那些本来应该认真执法的人却用自己的肆意妄为代替了严明的法律。(怎么回事?违背唯一的指令?谁敢这样做?)他们千方百计地在囚犯之间排技山间,制造仇恨(着重点是我加的,这句话倒是实话——作者注)(利用眼线的办法当然也包括在这个提法之内了)。那是一种畸蛮的、无情的、人为地煽动起来的仇恨。”想用判刑二十五年的办法来制止劳改营里的杀人事件,自然是办不到的,因为杀人者本来就已经被判二十五年了。于是,-九六一年又颁布了新命令:在劳改营里杀人者处死刑,当然也包括杀死眼线的人在内。赫鲁晓夫发布的这条命令倒是斯大林时期的特种劳改营所需要的。他们就是这样给自己涂脂抹粉的,但是因此也就失去了枪毙劳改营内的凶手的权利,也就是说,不可能采取有效的对应措施了。他们无法制止这场越演越烈的运动。发布的命令没有奏效。囚犯们并没有代替自己的主人去进行谴责和斗争。因而劳改营当局便采取了第二项措施:对整个劳改营实行惩戒管理制度!这意味着,所有日常的自由时间,即除开劳动之外的全部时间,包括星期天,我们都必须像在监狱里一样被镇在屋里,必要时使用马桶,饭也在工棚里吃。人们用大桶把粥和烂菜汤送到工棚里来,食堂里空无一人。这个办法使人很难忍受,不过,它没有继续多久。我们在工地上完全变得做做散散了。不久,煤炭托拉斯叫了起来。更主要的是这给看守们增加了一项额外负担:他们现在不得不经常在劳改营里拿着钥匙从这头跑到那一头,一会儿要给倒马桶的卫生值日开门关门,一会儿要开饭,一会儿又要把病人押送到卫生所去,再从卫生所押回来……劳改营当局原来指望我们受不住这种严格的制度,因而会恨那些杀人者,把他们招供出来。但是我们大家都有精神准备,认为忍受一下还是值得的。当局的另一目的是:现在每个工棚总是关着,这样就可以防止囚犯跑到别的工棚去杀人,而本工棚里的人总是容易找到的。可是,又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又是一个凶手也没有找到,大家还是都“没看见”,“不知道”。接着又在工地上把一个人的脑袋打了个窟窿。这就更是关闭工棚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了。惩戒制度废除了。又想出另一个办法:修建一道“万里长城”——一道大墙。这道墙的厚度是两块土坯长,高四米,就修在劳改营区中部,用它把营区分割为两部分,但暂时先留下一个豁口。(这个计划适用于全部特种劳改营。其他许多营已经把整个营区部分割成若干小区了。)这道墙对于外部的村庄毫无防护意义,因而托拉斯不会支付这笔建筑费用,所以整个建筑的担子全落在我们这些囚犯身上:制作土坯.翻晒土坯,搬运、糊墙等全部工作都要我们在星期天和下工回来之后的时间完成。我们十分讨厌这道墙,明知当局叉在准备某种卑鄙勾当,可是不能不干。我们得到解放的程度还很小啊,只是头脑和嘴巴解放了,从肩膀直到月间整个身手仍旧和从前一样陷在奴隶的泥潭中。发布恐吓命令、实行惩戒室制度、修境——这都是一些粗暴措施,完全符合监狱里的思维方式。可是,突然,怎么啦?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开始把一个又一个作业税则到摄影室去,给每个人拍照片,态度客气,而且不是让你戴着那个狗脖套一般的号码拍照,不要求你一定把头摆成固定的角度,而是请你随便坐下,随便摆个什么姿势,愿意怎么照就怎么照。那些爱劳动的人们还听到了文化教育科长“不小心”据出来的一句话:照像是“为了办理证件”。办理什么证件?囚犯需要什么证件?……一种兴奋的心情在囚犯们中间传开了:会不会是为了解除看管在准备出入证?会不会是……?也许……?有一个回家度假的看守回营了。他大声对别的看守说,旅途中他看见过好几列火车,满载着释放回家的人,被释放的人们用标语和绿树枝把列车装饰起来,高高兴兴回去了。天啊!心脏在激烈地跳动!是自,早该如此嘛!战争结束后本来应该先从这件事做起的!莫非终于开始做了吗?还听说有人收到了家信,说他的邻居已被释放,现已回到家里!忽然,有一个已经拍过照片的班被某个委员会传去谈话。要求一个人一个人地进去谈。斯大林的照片下面摆着铺了红布的桌子,桌旁坐着几位劳改营军官。但不仅是他们,另外还有两个在劳改营从未见过的陌生入,一个哈萨克人,一个俄罗斯人。这些人庄重地坐在桌旁,面带微笑,在填写着什么表格:姓、名、父名、一出生年月、’出生地,接下去不是囚犯已经习惯回答的触犯刑法多少条、判刑多少年和刑满日期,而是详细的家庭状况。妻子、父母、有无子女、子女的年龄、现住何处、住在一起还是分居。所有这些全都记下来了!……(委员会的成员还时而提醒记录人员:把这点记下来!把这个情况也写下来!)、讯问的问题很奇怪,触及人的痛处,但又令人愉快!听到这些问题,连那些已变成铁石心肠的人也很不得大哭一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听到的一直是那不连贯的嚎叫声:犯哪一条?利期?判决机关!?突然,这么一些和颜悦色、严肃认真、通情达理的军官坐在你面前,慢条斯理地、以同情的口吻(是的,正是以同情的口吻!)询问你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连自己都不敢去触动它,有时躺在床上和邻床的人说上一,两句,或者一两句也不敢说,……这些军官(对呀,去年十月革命节前夕不就是这个军官把你的全家照片没收掉,给你撕得粉碎吗!你忘了?现在原谅他了?),这些军官现在听到你说妻子已经改嫁,父亲已经衰老,已不指望今生能看到儿子时,对你深表同情地叹着嘴,他们互相交换一下眼色,摇摇头。是啊,这些军官不是坏人,他们也是人,只是因为他们担负的这种狗差事才……各个项目都已填完,最后对每个人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嗯,那么你B已希望住在什么地方呢?是你父母住的地方,还是你从前住的地方?……”“什么?我……就住在第七号工棚呀……”囚犯睁大眼睛回答说。“这我们当然知道!”军官们笑了。“我们是问。你希望住在什么地方?比方说吧,假如把你释放了,那么给你的证件上该填你要在哪儿落户呢?”囚犯感到天旋地转,眼前是阳光、彩霞……他的头脑懂得,这是梦,是童话,这不可能,他的刑期是十年或二十五年,什么也没有改变,他满身泥土,明天还要被赶到工地去劳动。但是几个军官,包括两名少校,却明明坐在面前不慌不忙地、深表同情地继续在问:“你到底想上哪儿去,上哪儿?你倒说一个地方呀。”囚犯的心脏跳得更快了,一种感激的暖流流遍周身。于是他就像个羞红了脸的男孩要说出自己心爱姑娘的名字似的,说出了内心中的秘密,说出了如果他不再是身带四块号码的、可诅咒的囚犯的话,他希望在什么地方度过自己的余年。军官们把这个地点也记下来了!命令叫下一个人进来。而头一个人便疯人似地跑到走廊里,急不可待地把刚才的事情讲给同伴们听。队里的人一个接一个被叫进屋里,回答友善的军官们提出的问题。五十个人中间只有一两个人苦笑了一下,回答说:“呆在这个西伯利亚一切都很好,只是气候热些。能不能把我送到北极圈内去?”或者说:“请您这样写上:我生在劳改营,也要死在劳改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军官们就这样同两三个班谈了话(全劳改营共有二百个作业班)。劳改营的囚犯兴奋了好几天:他们有的还争论呢!尽管一半人从未相信这一套。这种时候过去了!委员会后来再也没有找人谈话。其实,给囚犯“照像”并不花费什么钱,只是用没装胶卷的照像机咔嚓一下就行了。但是,要一组军官坐在那里亲切地向这些面貌可憎的囚犯问话,他们实在受不了。既然受不了,那么这一无耻的欺骗手段当然也就未能奏效。(不过,还得承认,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一九四九年建立这类严格管制的劳改营时,当然有过永久性计划。但是,曾几何时,一九五一年,它的主人们就不得不煞有介事地表演这类亲切的把戏了。还需要有什么样的成功呢?为什么在普通劳改营时代他们没有被迫作这类表演呢?)于是,刀子又开始闪光了。于是,主人们决定:抓人。没有眼线,他们摸不准应该抓谁,但是,大概总有些怀疑对象和想法吧(说不定还是有人秘密地给他们通消息)。一天,收工之后两个看守来到工棚,像是例行公事一般对某个囚犯说:“喂,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跟我们走!”这个囚犯看了看周围的同伴,回答说:“我不去。”可不是嘛!对于这种极为平常的抓人,或者叫逮捕,我们是从来没有反抗过的,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原来,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啊:我不去!我们这已经得到解放的头脑现在终于懂得这一点了!“为什么不去?”两个看守走到眼前来了。“就是不去!我在这里呆着满好。”囚犯坚定地回答。“他应该去哪儿?……为什么必须去?……我们不放他走!……不放他走!……你们走开!”工棚里四面八方都说话了。看守们踌躇了一会儿,走开了。他们又在其他工棚里试了试同样的办法。结果一样。豺狼们明白了:我们已经不是从前的绵羊。现在他们抓人必须借助于欺骗手段,或者在岗楼里干,或者为了一个人而抓全班。想从群众中把一个人拆走,那是办不到的。我们清除了污秽,我们摆脱了监视和偷听,我们翻身放眼一看,明白了。我们的人成千上万!我们是政治犯!我们能够抵抗!我们选定了眼线、告来者、叛徒这个环节开刀,抓住这个环节拉断整个锁链.这选择该是多么正确风过去就是我们中间的人在妨碍我们生活。就像古代的祭坛上一样,他们的血流出来了,我们消解了沉重的诅咒。革命在高涨。原来似乎一度停息了的革命的微风,如今像飓风一般吹进了我们的胸膛!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