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里,令人惊奇的不是劳改营里没有发生过骚乱和暴动

刚踏上劳改营的道路时,我总想躲避一般劳动,但苦于无计可施。关押的第六个年头我来到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这时却恰恰相反,我决定完全从脑子里清除一切有关劳改营的念头,不再注意这里的关系和形势,也不去考虑对策了,因为这些想法妨碍我的头脑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这样,我就不再像一个壮工那样苟且偷安地生活了。许多有教养的人们在迫不得已时正是这样生活的:他们好好干活,指望被挑选出去当个看守的杂役。不过,我倒是愿意在这苦役营里学会一种手艺。在巴拉纽克的作业班里,我和奥列格-伊万诺夫有了学手艺的机会:我学当砌石工。其实,由于命运的安排,我还当过翻砂工呢。起初,我曾有过一些担心和动摇:这样做对吗?我能受得了吗?像我们这样过去从事脑力劳动、缺乏适应能力的人,即使干同样的活儿也要比别人困难得多吧?但是,恰恰是从我自觉地降到底层、并感觉到自己两脚站到这个布满石块的牢固的共同底层上的那一天,才开始了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代,这些年代最后形成了我的性格特点。如今,不论我的生活还会发生什么向上或向下的变化,我都会对自己在埃克巴斯图兹形成的习惯和观点信守不渝。我之所以需要一个清除了杂乱琐事的头脑,是因为我开始写叙事诗已经有两年了。作诗给我以极高的奖赏,它使我不大留心人们怎样对待我的躯体了。有时候,走在垂头丧气的囚犯行列中,在冲锋枪手的吆喝声下,我会感觉到新的诗句和形象涌上脑海,我仿佛在行列的上空飞翔;我盼望着:快点,快点到达施工地点吧,我好找个角落把这几句诗记下来。每逢这种时刻,我感到既自由,又幸福。但是,在特种劳改营里怎么能写诗呢?柯罗连科讲过他自己在监狱里也曾从事写作。但他那时的监狱里是怎样看管的呀!他是用铅笔写的,(为什么没有摸遍衣服的第一处折边,搜走他的铅笔呢?)铅笔是他藏在卷曲的头发里带进来的,(为什么没把他的头发剃光?)他是在嘈杂声中从事写作的。(快道声谢谢阳,因为你还有地方坐下来,把腿伸开写字呢!)何况此外还有优待:他可以保存自己的手稿,然后把它送出狱外。(这点更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无法理解的!)一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劳改营里,即使是在生活区的工棚里也不能这样写东西1(甚至你想为未来的小说拟几个人物名字也异常危险。是黑组织名单吧?因此,我只能把姓名的字根用名词形式记下来,或者把它变成形容词。)在这种情况下,记忆便成了唯一能够窝藏东西的地方,把写好的东西藏在记忆里,就可以带着它躲过搜查,通过解送队。起初,我不大相信记忆会有那么大的能耐,因而我决定用诗的形式写。当然,实际上是强加于这种体裁的。后来,我发现散文也可以把深藏在脑海中的奥秘压缩进去。一个摆脱了繁琐而不必要的知识的囚犯,他的记忆的存储量大得惊人,而且还会不断扩大。我们对自己的记忆所给予的信赖还远远不够!但是,在记住某种东西之前,总想把它写在纸上,先把它润色好。劳改营里允许有铅笔和无字的纸,但是,却不能持有已经写好的东西(除非是关于斯大林的颂诗)。如果你不是在卫生所当杂役,又不是在文化教育科当食客的话,那你每天就得早晚两次在岗楼前受搜查。我决定把诗写在小纸片上,每小片纸上写十二——二十行,润色之后便背下来,然后把纸片烧掉。我自己定了一条规定:绝不使用整张的纸。.在监狱,构思和对诗句的推敲都必须在脑子里暗自进行。后来,我把火柴杆折成许多小段,把这些小断头放在烟盒上摆成两排,一排断头表示个位数,另一排表示十位数。我心里背诵着诗句,每背一行诗就把个位数的小断头往旁边挪一个,每挪完十个,就把十位数的挪一个。(这项工作也得小心翼翼地做。假如在移动火柴杆时嘴唇作出像是说话的动作或脸上现出异样的表情,就肯定会引起眼线们的怀疑。所以,我在移动火柴杆时尽量装成完全心不在焉的样子。)每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的时候,我便特别把它记住,作为进行检查的标记。每月我都要把已经写好的全部诗从头背诵一遍,假如这时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时发现它跟我特别记住的那一行不一致,那就要一遍一遍地从头开始检查,直到“追回”那几行从记忆中滑脱的诗句为止。在古比雪夫递解站时,我曾经看到天主教徒们自己制作一种狱里用的念珠。他们把面包用水泡开揉烂,染上颜色(用烧焦的胶皮染黑色,用牙粉染白色,用红药水染红色),做成珠子,趁它不干的时候用细绳穿起来,那细绳是用线捻成后抹上了肥皂的。然后把它放在窗台上晾干。我后来也加入了他们一伙,我说自己也想数着念珠祈祷。不过,按我信的宗教教规,一串念珠得有一百颗(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只要二十颗就够了,甚至更方便。我又用软木塞自己做了一串),每逢第十颗不能是圆的,应该是方的,而且第五十颗和第一百颗也要有所区别,能摸得出来才行。立陶宛人虽然对于我这种信仰感到奇怪(最虔诚的信徒的念珠,一串也只有四十颗),但还是深表同情地帮我做了一串,把第一百颗珠子做成一个深红色的心形。我后来一直把他们这一绝妙礼物带在身边。冬天,我把它放在宽大的连指手套里,在派工地点,在从一处被赶到另一处的路上,在一切等待的时刻,我不知数了它多少遍。这是站着就能作到的,天气多冷都不碍事。它就藏在这大棉手套里通过了各次搜查。有几次倒是被看守发现了,但他一看是祈祷用的,也就还给我了。直到我的刑期结束(这时我写下的诗句已有一万二千行了),以及后来在流放地点,都多亏了这串念珠帮助我写作,帮助我记忆……不过,也并不那么简单。积累的诗句越多,每月复习所占的天数也就越多。特别是这种复习还有一个害处,就是所写的诗句背得烂熟了,就再也发现不了其中的优劣,无法提高了。为了尽快把纸片烧掉,本来就是匆忙中决定的初步方案,后来往往成为唯一的方案了。把写好的东西放起来,忘掉它,几年之后再取出来用新的批判眼光重新看一看——这种奢望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因此,不可能写出真正的好诗。不能把没有烧掉的小纸片久留在身边。有三次它曾给我带来很大危险。只因为我从来不把最危险的字眼写在纸上,而是用略字或横线代替,才使我免遭灾祸。有一次,我为了安静,离开大伙儿独自趴在离营区障碍地带较近的草地上,把小纸片夹在一本书里伪装起来写诗。不料这时一个看守头头,鞑靼人,从我身后轻轻地走来了。他看见我不是在看书,而是在写什么。“喂,拿来!”他命令我把小纸片交给他。我站起来,捏着一把冷汗把纸片送过去。那上面写的是:定要补偿我们的一切,要还我们,还要答谢。我记得那步行的五昼夜,从布罗德尼察和奥斯切罗杰,是K〔哈萨克人〕与T[鞑靼人]驱赶着我们,〔担任警戒]假如这上面的“按按人”和“担任警戒”几个字全写了出来,看守定会把我立即揪去见行动人员,他们就能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是,略字和横线像哑巴一样,什么也说明不了,他看到的是:是K——与T——驱赶着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路。我在为自己的诗担心,可是他却以为我在画障碍地带的略图,准备逃跑。不过,他也没有放过这张小纸块。他踏着眉头反复读了好几遍。“驱赶着我们”几个字已经使他想到一些什么了,特别使他动脑筋的是“五昼夜”。我甚至没去考虑这几个字会引起他的什么联想!“五昼夜”——这是劳改营里关囚犯禁闭时说的标准用语。“关了谁五昼夜?你说的是谁?”鞑靼人看守皱着眉头追问。我好容易才借助“布罗德尼察”和“奥斯切罗杰”两个名词使他相信:我是在回忆别人写的一首关于前线的诗,可怎么也想不起全诗来了。“你干什么要回忆?不许回忆!”他拉长了脸警告我,“看你再敢躺在这儿!有你受的!今天来谈这件事,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当时对于我,对于一个一钱不值的奴隶来说,这却是了不起的大事:我从此便不能再离开嘈杂的人声躲到一旁去写诗了。假如再叫这个按期人抓住,看到另外的诗句,就完全可能对我立案审查,加强监视。而我现在已经不能丢掉写作了!……还有一次,我违背了自己的习惯,在工地上一气写下一个剧本中的六十行诗,而且收工回营时没有把这一张纸藏好。当然,那上面许多重要的词也是用略字或横线代替的。看守是个宽鼻梁的小伙子,挺朴实的。他看着这猎获物有点奇怪。“是写信吗?”他问道。(把写好的信带到劳动工地,被查出来只不过蹲几天禁闭。但是,这封“信”要是落到行动人员手里,就会引起他的疑心了!)“这是我准备演文艺节目的时候用的,”我只好厚着脸皮说,“我正在回忆一个剧本。演出的时候,您来看吧。”小伙子的眼光在那张纸片和我的身上来回扫了几遍,然后说:“身体倒挺结实,可是个混蛋!”说着,他把我的纸片撕成两半,又撕成四块、八块……。我生怕他扔在地上,因为那碎片还是够大的,在这岗楼附近它很可能落到警惕性更高的长官手里,劳改营的长官马切霍夫斯基正站在不远的地方监视着搜查呢。但是,看来他们是规定不许到处乱扔东西的,弄脏了还得自己打扫。所以,看守就把撕碎的纸片像塞进字纸篓一样又塞在我的手里。我一进工棚门就急忙把它扔进了火炉。还有一次,我手里还有一大段诗没有烧掉,可是,在建造加强管制工棚的时候,抑制不住诗兴,我又写下了《砌石工》。那个时期我们是在隔离区内劳动,无须到区外去,因而对我们勿需每天搜身。我把《砌石工》带在身上已经两天了。第三天,晚点名之前,我想趁天色昏黑的当地到屋外去复习一次,然后把它烧掉。我想找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安静处,却不知不觉走近了障碍地带。没想到这恰好是不久前腾诺钻铁丝网逃跑的地方。一个似乎原来就埋伏在那里的看守立即揪住了我的衣领,在黑暗中把我带进了加强管制工棚。我利用在暗处走的工夫悄悄把《砌石工》揉成一团,扔在身后了。这时正刮风,看守没有听见我揉纸和扔纸的声音。我一点也没想到身上还带着另一段诗。到加强管制工棚一搜查,把它搜出来了。幸而那完全不是什么犯罪的东西,是写前线生活的一段(《普鲁士之夜》中的一段)。这位上士班长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他读了一遍。“这是什么?”“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瓦西里-焦尔金》。”我坚定地回答。(我和特瓦尔多夫斯基两人的生活道路在这里是第一次相交。)“特瓦尔多——夫斯基!”上上含着几分敬意说,“你写它作什么?”“这里没有书看。我就这样凭记忆写下来,有时候读上两句。”我的武器——半片破刮脸刀片——被没收了,把那小段诗还给了我。他本来可以放掉我。那我就会赶紧去寻找我的《砌石工》。但是,这时已经过了点名时间,囚犯们已不能在营区随便走动了。所以看守亲自把我送回工棚,锁上了门。我一夜没有睡好。外面的风刮得很猛,我的《砌石工》会被刮到哪里去呢?尽管那上面有不少略字和横线,但诗的大意还是清楚的。而且根据内容就可以断定作者是建造加强管制工棚的砌石班的人,而在砌石班那些西部乌克兰人中间是不难找到我的。因此,现在在营区某处或草原上无可奈何地被大风吹着到处滚动的不只是那个小纸团,而是我多年来的写作,是已经写出的,更重要的是计划要写出的全部东西。我呢,只有祷告上帝保佑。每当处境不佳的时候,我们向来是不以信奉上帝为耻辱的。只是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才耻于信上帝。早晨,五点钟,刚一听到起床命令我就冒着使人窒息的寒风跑到昨天扔纸的地方去找。狂风卷起砂石扑打着我的脸。哪里去找呢?风从这里吹向营部方向,再远就是惩戒室(那里也有很多看守来来往往。还有几道交叉的铁丝网),再往前就是障碍地带,是小村镇的街道了。在天大亮前我弯着腰来回找了整整一小时,毫无结果。我已经绝望了。谁知天刚亮,我看见就在离我扔纸团的地方三四步远处有一个白东西——风把小纸团吹到旁边,恰巧夹在地上的两块木板中间了。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奇迹。我就是这样写作的。冬天,在工间休息取暖的时候写。春天和夏天在林子里,坐在石头上写。趁着两次抬灰浆的间隙,我把纸片放在砖上用铅笔头(还得不让旁边的人看见)偷偷写下上一次抬灰浆时想好的一两行诗。我像是生活在梦中。坐在食堂里吃那神圣的烂菜汤时,我常常确实“食而不知其味”;我听不见周围人的谈话,我总是在沿着自己诗句的山峰向上攀登,就像把一块块砖砌成墙一样砌造我的诗篇。人们搜查我,点名,报数,跟着队伍一起走向工地——而我却只看到我写的戏剧的场面、幕布的颜色、布景中的家具摆设、一排顶灯照在台上的光圈、演员的每一个动作。别的小伙子乘汽车冲出去,把铁丝网偷偷剪断,在大风雪里从一个雪堆爬向另一个雪堆。对我来说,这些铁丝网似乎并不存在,我仿佛始终处于自己的长久的、遥远的逃跑之中,但是,看守们发现不了这一点,他们只知道数数人头。我知道,我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我知道,我已经接触到一个伟大的秘密。在古拉格群岛分散的一个个小岛上,在同我一样的孤独的胸腔中,这个秘密正在人不知鬼不晓中成长起来,为的是在未来的年代,也许是在我们死后,显露出它的威容,汇成整个狂涛怒吼般的俄罗斯文学。一九五六年,当时已经出现“私下出版物”了,我在那里读到了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第一本诗集,它使我感到由衷的激动。就像会见了多年不见的亲兄弟一样。那里写道:我自己知道:这不是游戏,这意味着死亡——枪毙。但是,像阿基米德一样,即使为了获得生命,我也绝不放下这支笔!这张已经展开的纸,我绝不把它揉弃!他这诗也是在劳改营写的!这也是背着所有的人向黑暗发出的孤独而没有回声的呼喊:那长长的一排坟墓是我所记忆的全部。我本应也赤身露体躺进泥土,但我曾发誓;要把我的歌儿唱完,要走完自己的路,不吐出最后一个字,绝不停止哭诉;仿佛在我这死人的生活里也还有过什么最初……当时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呀?我想,其数字要远比在这交替的年代泅出来的人多得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幸能活到今天的。有些人只好把写出的诗篇装到瓶子里埋在地下,但却没有把埋藏地点告诉任何人。有的人交给别人保存起来了,但是交到了一些漫不经心的人手里,或者,相反地,交到了一些过于谨慎的人手里。有些人则根本没有来得及写下来。即使在埃克巴斯图兹这个小岛上,难道我们会那么容易彼此相识,互相鼓励几句,互相表示支持吗?我们在劳改营里是像狼一般躲避着所有人的,我们彼此也互相躲避。不过,即使这样,我还是在埃克巴斯图兹营里认出了其中几个。我完全意外地(通过洗礼教派信徒们)认识了一位宗教诗人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西林。当时他已经四十多岁。相貌平庸,毫无特色。棕黄色头发已经被剪掉、剃光,眼眉也是棕黄色的。他对谁都谦让、温和,但也是矜持而审慎的。我和他已经谈过很多话,每逢不劳动的星期天,我们有时就在营区内长时间地散步。只是在这种时候,他才把自己写的宗教性叙事诗读给我听(他也和我一样,在劳改营里作诗)。这时我便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惊奇:人的相貌真是多么不足为凭啊!一个平庸的外貌下面可能隐藏着多么不平庸的灵魂啊!西林自幼流浪,在保育院里长大,是个无神论者。他被德国人俘虏后接触过一些宗教书籍,被这些书迷住了。从那时起,他不仅成了一个虔诚的宗教徒,而且成了哲学家和神学家!正因为“从那时起”他就一直生活在监狱和劳改营里,他作为神学家的道路也是自己独自走过来的;别人在他之前早已发现的东西,他要重新去发现,或者重新走入迷途,因为“从那时起”他就既未看到过宗教书籍,也未遇到过可以谈心的人。目前在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里,他当的是壮工和掘土工。他努力完成那不可能完成的定额,每天归来时累得腿都直不起来,两手颤抖着。但是,不管白天黑夜,他的脑海里充满了诗篇的抑扬格,四韵的自由诗。全部诗篇都是在脑子里默默写成的。我相信,到我们相识的时候他头脑里大概总装有二万行诗句了。他也把写诗看作自己的一种神圣职责,他有自己的记忆方法和向别人传递的方法。他体验到一个“大自然宫殿”,这使他对世界的认识变得美丽而温暖。每逢他看到在我们这不毛之地“非法地”生长出来的一棵小草,他便会俯身对着那小草高声感叹:“看,大地上的青草有多美!创世主甚至把它也送来给人当铺垫了。那就是说,我们,人,更应该多么美好啊!”“怎么能说‘你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呢?”(这是教派的信徒们常说的一句话。)接着,他便抱歉地笑笑。他善于用这种微笑同别人和解。“是啊,甚至在尘世间肉体的爱里也表现出我们向往统一的伟大愿望啊!”按照他的“神正论”,也就是他为神的正义所作的辩护,对于世界上为什么应该存在罪恶这一问题的解释,是用下列诗句表达的:尽善尽美的创世主允许有非尽善尽美的——灵魂的痛苦,是因为没有它人们就不会了解幸福。……………………法律确是严酷,但只有靠了它那些微末的俗子凡夫才能踏上伟大的永久和平之路。西林对于耶稣在肉体上遭受的苦难也作了自己的大胆解释:他认为这不仅是出于智人间赎罪的需要,而且也是出于上帝自己想重新体验一下人间痛苦的愿望。西林勇敢地断言:“上帝一直是了解这些痛苦的,但是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它!”同样,关于将在所谓世界末日前出现的耶稣的敌人,即那个歪曲了人的自由灵魂对伟大光明的追求,而把它局限于对今生光明的追求的人,西林的描写也使用了清新的、富有人情味的语言:这伟大的天使抛弃了赋予他的幸福,因为他没有受过人间痛苦。甚至他的爱也不会完美,假如其中没有哀愁苦楚。西林自己的思想十分自由,他的广阔胸怀中可以容纳下基督教的所有教派,他说;……它们的实质是:即便在基督的教义中每个天使的形象也互不相同。唯物主义者会怒气冲冲地提出疑问:精神怎么会产生物质?对此,西林置之一笑,他说:“这些人并没有想认真地思考一下:粗糙的物质怎么会产生精神?如果是粗糙的物质产生了精神,那岂不是奇迹吗?那应该是更大的奇迹才对!”我的脑海已经被我自己的诗句占满了,所以在我听到的西林的长诗中只保留了这么一些片断。我真担心他自己或许什么也保留不下来。在另一篇叙事诗中,他使自己最喜欢的主人公(他给这个主人公取了个古希腊人的名字,我把它忘记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假想演说——宣读了一篇为全人类制定的精神纲领。这位诗人的胸膛中,这个身上挂着四块号码布、疲惫不堪、只有死路一条的奴隶的胸膛中,拥有许许多多话需要向活着的人们诉说。他的话比在杂志社、出版社和广播电台里牢固地占据着自己的职位的、除了对自己之外对谁也不需要的整群人所讲的话还要多。战争开始前夕,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西林毕业于师范学院文学系。现在,他和我一样,大约再过三年就可以被“释放”到流放地去。他唯一的专长是在中学教文学。可是,像我们这些坐过牢的人,再去教书的可能是极少的。但是,万一呢?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我总不能再向孩子们灌输谎言吧!我要对孩子们讲关于上帝、关于精神的真话。”“那么,刚上完第一堂课就会把你解雇掉!”我对他说。西林低垂着头,轻声回答说。“让他解雇好啦!”很清楚,他到那时候也是不会心慌的。他绝不会为了抓住教师的教学日志,为了不去挥动十字搞,就昧着良心讲课。我久久地望着这个满头棕黄发、其貌不扬的人。他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谁是他的导师,他的整个生活道路是那么艰难,就像用铁锹来刨这埃克巴斯图兹的多石的地层一样。我望着他,心里又是可怜,又是赞叹。西林和浸礼派教徒们吃一个锅里的饭,一起分面包和菜汤。当然,他需要有感激他的听众,他必须跟什么人一同阅读和解释福音书,并且收藏这本小书。但是,他倒并不去找那些东正教教徒们(大概是担心人们会把他看作旁门左道而拒绝接近吧)。也许只是没有发现他们,因为在我们营里除了西部乌克兰人之外很少有东正教徒。要么就是因为这些人事事循规蹈矩,很不突出。浸礼派教徒们似乎很尊重西林,认真地听他讲话,甚至把他算成自己教会的人。不过,他们也不满意西林的一些异端说法,他们指望慢慢把他变成自己人。只要有这些浸礼教派教徒在场,西林同我的谈话就平淡无奇了。只有他们不在的时候,他才能同我敞开谈。他很难使自己适合他们的要求,尽管他们的信仰十分坚定、纯洁、热烈,而且这信仰帮助他们度过苦役营,毫无动摇,精神上没有垮下来。这些信徒都很诚实,不喜欢动怒,爱劳动,热情而乐于助人,完全献身于耶稣。正因为这样,当局才那么坚决地要除掉他们。一九四八一九五O年间,仅仅因为参加浸礼派团体就有成百成百的人被判二十五年监禁并被送进特种劳改营。(因为参加教会当然是参加一种组织!)“劳改营里不同于外界。在外界,每个人都毫无顾忌地尽量强调自己,并且从外表上表现自己。很容易看出,谁在追求什么。在监狱里则相反,大家都失去了个性:头发理得一样,都不刮脸,戴同样的帽子,穿同样的衣服。甚至面部的表情也被大风、骄阳、泥土和艰苦劳动弄得不成样子了。要想透过那没有个性的、卑微的外表而区别出每个人的内心光辉,那是需要有些经验的。但是,心灵的火花毕竟会不由自主地闪烁发光,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会自然地发生一种无意识的互相结识和同类型人的相聚。如果能了解到某人生平的哪怕很小一个片断,就能较快和较深刻地了解这个人。比如,那边有许多人在挖土。下起大雪来了。于是,可能因为休息时间快到了吧,全班都躲进了窝棚。可是有一个人仍旧站在雪地里。他站在土沟的一边,用铁锹支着身子,一动也不动,仿佛他觉得雕像似地站在那里很合适。大雪盖住了他的头、肩、胳膊,就像盖住一座雕像。他对此无所谓吗?甚或还感到舒服?他透过纷飞的大雪凝视着障碍地带,凝视着白色草原。他长得很粗壮,宽肩膀,方脸膛,粗硬的浅棕色络腮胡子。他总是那么稳稳当当,慢慢吞吞,沉着冷静。他一个人留下来,站在那里观看着这个世界。他在思考。他并没有在这里。我不认识他,但是他的朋友雷季金对我谈过他的事。他是个拥护托尔斯泰宗教学说的人,是在一种落后观念中长大的,这种观念禁止杀生(即使为了那个“先进学说”杀生也不行)。禁止杀生,当然也就不许拿起武器。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队伍开到靠近阿富开的库什卡驻扎。他就扔掉武器,在库什卡附近偷越国界跑到阿富汗去了。当时库什卡并没有德国人,也根本没有德国人朝这个方向进军的消息。因此,他本来是可以太太平平地服役到战争结束,一次也不向活人开枪的。但是,他觉得肩上背着这个铁家伙本身就违反他的信仰。他受不了。他指望阿富汗人会尊重他“不杀生”的信仰,会放他到尊重宗教的印度去。但是,阿富汗政府也和所有政府一样只顾私利。它怕触怒强大的邻国,就把这个逃亡者枷起来,关进监牢。这样,他带着不能走动的沉重足枷在狱里呆了三年,等待着战争结局。苏联战胜了,于是阿富汗政府阿谀地把这个逃兵送还了本国。他的刑期就是从那时候算起的。看,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雪里,像是这自然界的一部分。难道把他送到人间来的是国家吗?为什么国家有权利决定这个人应该怎样生活呢?我们大家都不反对拥有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祖国同胞。他是一块牌子。还可以发行纪念邮票嘛!也可以把外国人带到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那雅-波良纳去参观。而且我们十分乐于研究托尔斯泰是怎样反对沙皇专制的,是怎样被开除教籍的(讲解员每次讲到这里时声音总会颤抖的)。但是,假如有谁,咱们的某一位同胞,想要认真地看待托尔斯泰,假如咱们国内真地出现了一位认真拥护托尔斯泰的活人,那么,喂,你就小心点吧!当心落到我们的履带下面去!!就是这么回事。……在工地上,有时候你要跑去向一个犯人小组长借卷尺用一下;想量一量砌了多高。这个卷尺对他来说很珍贵,可他又不认识你(有这么多班组一起干活嘛!),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竟会毫无戒心地把自己的宝贝递给你。(在劳改营里这样作简直被认为是愚蠢!)而当你把卷尺还给他的时候,他反而向你表示感谢。像这样的怪人怎么能在劳改营当组长呢?他说话带点外地口音。噢,他原来是个波兰人,大家都叫他尤里-文格尔斯基。读者还会看到他的。……有时候,我跟着队伍向前走,想数数袖口里的念珠或者想想下一段诗句。但是,和你并排走的五个人中有个新面孔实在引起你的注意。我们工地里又派来了新班组。他是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派头像个知识分子,和蔼可亲,嘴角上露出某种聪明的嘲笑人的神色。他姓马萨梅德,是个大学毕业生,哪个大学?哪个?是布加勒斯特大学。专业是生物心理学。顺便说一下,他还有另外的专长——相面和看笔相。此外,他还是个瑜伽信徒,相信苦修可以得到“超自然”的力量。因此,要说开始静坐修行的话,他明天就可以跟你一起开始。(是啊,可惜我们呆在这所大学里的期限太短了!我简直应接不暇!没有时间把一切都吸收进来!)后来,我又留心观察他在劳动工地上和生活区里的情况。同胞们让他在办公室找个工作干,他没去;他认为必须让大家看看:犹太人也能和大伙儿一起劳动!他虽已五十岁,却还能毫无畏缩地抡起十字搞。不过,他确实是个名符其实的瑜伽,他能掌握自己的身体:在摄氏零下十度的天气他可以脱掉衣服让同志们用消防龙头往他身上浇水。他吃起饭来不像我们那样急急忙忙把饭塞进嘴里,而是一个人转过脸去,全神贯注地、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用一个特别小的羹匙往嘴里送。……有时候,在路上也会结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不过,一般地说,在队伍里是不能多讲话的:押送人员的叫喊,身旁人的嘘声(“你们讲话,我们会跟着遭殃!……”),再说,上工去的路上大家都无精打采,而回来时又都急急忙忙,加上常常有风沙。可是,突然,有了一个机会。(当然,正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这不是典型情况。)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机会。在队伍的最靠边的一行里有个长着满脸黑胡子的小个子。(他最后一次被逮捕时就是留着这把胡子的,照片上也带胡子,所以到劳改营后便没有给他刮掉。)他走起路来很精神,严肃庄重,腋下夹着一卷捆着的图画纸。这是他的合理化建议或者发明,是一件他颇为自豪的什么新东西。他在劳动工地上把它画了出来,曾经拿给营部的什么人看过,现在又把它带到工地去。忽然,一阵恶风把他的纸卷从腋下吹掉,吹到队伍外面去了。这位阿尔诺德。利沃维奇-拉波波尔特(读者已经知道这个人了)很自然地就跟走着被刮的纸卷向前追去,一步、两步、三步……可是他没有抓住它,纸卷继续向前滚,已经滚到两个押解兵中间,已经超过押解兵的警戒线了!这时,拉波波尔特本应该停下来,因为“未经允许,往左跑一步或往右一步是会……不予警告立即开枪的!”可是纸卷就在跟前啊,那不是吗!拉波波尔特跟着纸卷向前跑去,弯着腰,两手伸向前方——厄运正在把他的技术创新抢走呀!阿尔诺德伸着手,像耙子似地张开五指,似乎在说:强盗!不许拿走我的图纸!全队看到这个场面犹疑不前了,自动地站住了。冲锋枪举起来。一阵拉枪栓的声音!……到此为止都是有典型性的,可是,这时却发生了非典型性的情况:没有一个混蛋,没有一个人开枪!野人们也看出了:这不是逃跑!甚至他们那被搅混了的头脑也终于明白了这个场面:作者在追赶他的创作!拉波波尔特又继续往警戒线外跑了十五六步,终于抓住了那卷纸。他直起腰来,满意地回到队伍里。他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虽然拉波波尔特在劳改营里呆的年数超过了平均数,经过幼儿园(指五年以下——译者注)的刑期,又经过十年,而后是流放,现在又判了他十年,可是他仍旧生气勃勃,动作敏捷,眼睛炯炯有神。他那双经常闪着愉快光芒的眼睛却像天生为了表达痛苦而造的,那是一双非常富有表情的眼睛。他觉得这些年的监狱生活没有使他变老,没有摧垮他的身体;这是值得自豪的。当然,他倒是具备提起精神的条件,因为他作为一个工程师,这些年来一直给看守们在建筑工程方面当帮手。他干起活来很带劲,而且除了劳动之外,还有一些精神财富上的创作。他是个兴趣十分广泛的人,这种人总想把什么都弄懂,什么都想试试。有过一个时期,他打算写一本像我这本书一样的关于劳改营的书。不过,没有成功。对于他的另外一种创作,我们,他的朋友们,则报之以嘲笑:这几年来他一直在认真而耐心地编写一本包罗万象的“技术参考书”,他想使这本书能够解答有关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一切问题(从各种电子管技术到大象的平均重量),而且它还得是个……袖珍本。大家的嘲笑使他长了经验,拉波波尔特后来就不轻易把自己的创造计划告诉别人了。所以,他只是极为秘密地把他的另一本心爱的著作拿给我看。那是写在一本黑色胶布面笔记本上的《关于爱情》的论文。这篇论文颇有些新意,因为他认为斯汤达的论述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的论文还没有完全写好,眼下还只是一些没有串联到一起的论点札记。但是,可以看出,对于一个在劳改营度过了半生的人来说,它凝结着多少纯真和智慧啊!我在这里姑且引用其中的几段吧:“占有一个不爱的女人,乃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极为卑微的人的一种不幸遭遇。可是有些男人却夸耀这是‘胜利’。”“占有,如果它不是经过情感在机体上的发展所培养起来的,那它所带来的便绝不会是快慰,而只能是羞耻,是厌恶。”“我们这个时代的男人把全部精力都化在挣钱、职务、权力上,他们已经丧失了最高的爱情的基因。与此相反,对于正确无误的女人本能来说,占有则是真正亲密关系的第一阶段。只有在这之后女人才承认男人是亲人并用‘你’称呼他。甚至偶然委身的女子也会感到某种恩爱的柔情涌上心头。”“嫉妒乃是被侮辱了的自尊。心。真正的爱情在它失去了对方的爱时是不会嫉妒的,而只会死亡,只会僵化。”“同科学、艺术、宗教一样,爱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阿尔诺德-利沃维奇自己既然有这样广泛的兴趣,这就使他能够了解各种各样的人。他还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个人。如果没有他的介绍,我是不会去注意此人的。乍一看,这是个营养不良症患者,是个被宣判了慢性死刑的人。两根锁骨支着劳改营发的短上衣,简直是一具骷髅。再加上这八个子很高,他的消瘦就更加引人注目。他的皮肤本来就是黝黑的,那剃光的头被哈萨克斯坦的强烈阳光一晒,就显得更黑了。真难为他还能在隔离区内走动,还能推着担架而不倒下去。他是希腊人,也是个诗人。他的诗集曾在雅典用新希腊语出版过。但因为他不是雅典的囚犯而是苏联的囚犯,所以我们的报纸自然不会为他喊冤叫屈。他还正当壮年,可是已经站在死亡的边缘了。我怀着同情拙笨地企图驱散他那些关于死的念头。但他却惨然一笑,以哲人的语气,用他那并不很流利的俄语对我解释说:在死亡这个问题上,可怕的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精神上准备死亡的过程。而他已经经历过恐惧。痛苦、遗憾等等,已经哭过了,他已经全部“经历”了那不可避免的死亡,完全准备好了。所以。现在只剩下让他的肉体死去了。人们中间有多少诗人啊!简直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有时简直使我不知所措。)这个希腊人在等待死亡。可是另外两个年轻诗人却在等待满刑,向往着将来在文学上成名呢。他们也是诗人,而且是公开的诗人,并不躲躲藏藏。这后两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显得那么晶莹而纯洁。两人都是没毕业的大学生。其中,科利亚-博罗维科夫是皮萨烈夫的崇拜者(也就是说,是普希金的敌人),现在在卫生所当医士。另一个在特维尔市出生的尤罗奇卡,基列耶夫是A-A-勃洛克的崇拜者,自己也仿效勃洛克的诗写作,他每天要到营区外的机械制造厂办公室去上班。他的朋友们(算什么朋友呢?!比他大H十多岁,都是做了父亲的人)嘲笑他,说先前在北方普通劳改营时有个轻浮的罗马尼亚女人主动找他,可他没懂她的意思,却为她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现在,一看他那天真无邪的模样,就会相信确有其事。如今他却不得不将这少年的纯真消磨在劳改营里。真该诅咒!……你在观察某些人,另一些人也在观察你。我们的大工棚里住四百人;躺着的,坐着的,走动的,乱乱哄哄。晚饭后,在沉闷的晚点名前,我有时候就翻开达里辞典的第二卷看看。这是我带到埃克巴斯图兹营来的唯一一本“书”,到这里之后也盖上了“斯捷普拉格文教科”的图章。我看这本“书”时从来不看页数,因为晚上剩下的一点时间最多能读半页,所以我通常是坐在那里或者拿着书慢慢地踱着,眼睛盯着书的一个地方。新来的人总要问:这么厚,是什么书?而且表示惊奇:为什么要看这种东西。我已经习惯了,往往用一句玩笑话回答:“看这种书最保险,不会再触犯别的条文。”其实,在特种劳改营里读什么书能没有危险呢?关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的一个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斯托季克晚上有时阅读改写过的英语作品《牛虻》。尽管是偷偷地看,还是被人告密了。来了一群军官搜查他,劳改营分部的首长亲自参加。“你是盼望美国人来吧?”接着命令他当众用英语朗读一段。然后,问他:“你的刑期还剩多久?”“两年。”“再关二十年!”搜查时还发现了他写的几首诗。首长说;*你还对爱情有兴趣?……那么好吧,你们给他创造些条件,让他的脑子里不仅再也没有英文,连俄语也没有了!”(而那些奴性十足的杂役们还在低声埋怨斯托季克呢:“把我们也连累啦!还要把我们也赶走呢!”)但是,这本书也帮助我交结了不少很有意思的人。有一次,个叫弗拉索夫的小个子走到我跟前。他的样子活像只好斗的公鸡,高大的鼻子,嘲笑人的锐利目光,说起话来像在演唱,“噢”音很重:“请问,您这是本什么书?”我们开始交谈了。后来,我们也常常在星期天攀谈,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慢慢地在这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微型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紧紧地压缩着半世纪以来我国的全部历史。这位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弗拉索夫就是卡德案件中的那个弗拉索夫,他被判二十年,现已服刑十四年了。他本人认为自己是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没有想到他还是个语言大师,不过是口头语言大师。不论关于什么事,是乡下人割草还是商人的小铺子(他曾在一家小铺子里当过学徒),是关于红军部队还是!田庄园里的生活,是谈省督战队的刽子手还是谈贪得无厌的城郊女人,他都能讲得活灵活现,好像一切就发生在眼前,而且能使人像亲身经历过似的一下子牢牢记住。我真想当时就把这些全记录下来!可怎么记得过来呢!在十年之后的今天,真想把当时的原话都一句句回想起来,可哪能回想得起呢!……我发现,一个瘦瘦的、高鼻梁大个子年轻人常常向我和我的书瞟上几眼。但却好像总下不了和我搭话的决心;他很腼腆,不像个久住劳改营的人。我和他也认识了。他说话声音很低,羞答答的,边说边吃力地寻找着需要的俄语词,有时会犯一些很可笑的语法错误,但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是用微笑来补救。原来他是个匈牙利人,叫亚诺什-罗扎什。我把达里辞典拿给这个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看,他频频点头说:“对,对,是该把注意力转到别的东西上去,不能总想着吃的。”他只有二十五岁,但脸上却毫无青春的气息:被风吹干瘪了的纤细皮肤像是直接贴在细长的头骨上。他患关节痛,是在北方伐木场时落下的关节炎。这个劳改营里除他之外还有两三个匈牙利人,那几个人整天想的就是一个问题。怎样能吃饱,活下去?而亚诺什则老老实实吃班长分给他的那一份,虽然总是半饱,但他从来不去寻找别的东西吃。他留心观察一切,谛听一切,希望能够理解。他想理解什么呢?……他想理解我们——俄罗斯人!他说:“我在这里了解了别人以后,我觉得自己的遭遇就很平凡了。我觉得很奇特[奇怪〕。这些人原本是很爱本国人民的,可他们却因此而被判苦役刑!不过,我看这是军事[战争时期的]混乱造成的,你说是不?”(他的这个问题是一九五一年提出的!如果当时仍是战争时期的话,那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还没有结束呢?……)一九四四年,当我们的军队在匈牙利抓住他的时候,他才十八岁。他微笑着告诉我:“那时候我还既没来得及为人民作好事,也没来得及为人民作坏事呢。人们还没有从我身上得到好处,也没有受到我的损害。”对亚诺什的侦查过程是这样的:侦查人员一句匈牙利语也不懂,而亚诺什一句俄语也不懂。有时候也来几个古楚尔人(即住在喀尔巴特山区的乌克兰人)给他当翻译,可是他们的翻译水平极低。亚诺什在一份长达十六页的起诉书上签了字,可是,始终不知道起诉书上面写了些什么。同样,当一个不认识的军官向他宣读一张纸上写的话时,他很长时间没弄清楚,那原来就是特别庭的判决书。然后就把他押解到北方的伐木场去服苦役。在那里,他累垮了,后来他被送进了医院。进医院之前,俄国只向他显示了一个方面:让他坐牢。可是,这时,在医院里,俄国却向他显示了另一方面:在索利卡姆斯克附近的西姆独立劳改点里有个小医院,那里有个叫杜霞的护士,四十五岁左右。原来在防疫站工作,是个普通刑事犯,刑期五年。她没有把自己目前的工作只看成能够捞一把并混过刑期的手段。(其实,这种想法在劳改营里很普遍。不过,亚诺什透过他那玫瑰色眼镜看不到这一点。)杜霞认为自己有责任照顾医院里那些垂死的、谁也不需要的人,使他们活下来。但是,要想用劳改营发的那一点点食物救活病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这位社霞护士就把自己每天的一份早饭——三百克面包拿到居民村里去换成半公斤牛奶,用这牛奶喂活了亚诺什(而在亚诺什之前,还喂活了别的什么人)。亚诺什就是由于这位杜霞大娘才爱上了我们国家和我们这些人的。所以他后来才在劳改营里开始认真地学习看守们和押解他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伟大而有力的俄罗斯语言。他在我国的劳改营呆了九年,他只在监狱的床铺上,通过一些小画片和劳改营,看到了俄国。但是他却爱上了俄国。亚诺什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的童年时期除了读书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爱好。这样的人我们这个时代培养得越来越少了。亚诺什成年之后也保留了这种爱好,甚至在劳改营也是这样。不论在北方的劳改营,还是来到这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之后,亚诺什从不放过得到并阅读新书的机会。在我认识他之前,他已经知道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果戈理等人,并且很喜爱他们的作品。我给他讲了格里鲍耶陀夫,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莱蒙托夫,几乎像喜欢裴多菲和阿兰尼一样。莱蒙托夫的作品他是被俘虏之后,就在不久前才看到的。(我不止一次听外国人说过,他们在俄国诗人中最喜欢莱蒙托夫。)亚诺什特别对《童僧》中的主人公的命运感到共鸣,因为那也是个被囚禁的年轻人,也是注定要死在这里的。亚诺什背会了其中的许多段落;他常年走在异国人行列中,站在异国土地上,倒剪着手,用异国的语言喃喃背诵:“那时我已模糊地意识到.在故国土地上,在那里已永不再会有我的足迹。”温顺纯朴,和蔼可亲,一双灰蓝色眼睛显出他是毫无自卫能力的——这就是我们这冷酷无情的劳改营里的亚诺什-罗扎什的形象。他有时坐到我的床边上(轻轻地、紧贴床沿儿坐下,仿佛我那塞满锯末的垫袋还会被他弄得更脏或压坏似的),悄悄地对我说着知心话:“我这些内心的幻想还能去对谁说呢?……”他这个人无论对什么事都从来不抱怨。走在劳改营的犯人中间,就像走在布雷区里似的,为了不以身试雷,大家都不得不用直觉的光线给每个人都拍个照片,好不被它炸死。但是,即使在这种普遍全面警戒的状态下,我还是能够在那剃得光光的头顿下面,在黑色囚服下面发现多少个富于诗意的人啊!可是,还有多少个戒备周密而没有被我发现的呢?还有多少个?还有几百几千个我根本没有遇到的呢?而在这几十年间,还有多少人被你,被你这个可诅咒的利维坦扼杀了呢?!?埃克巴斯图兹营也有一个官方的文化.交往中心——文化教育科,也就是那个给所有囚犯的书上都盖上黑图章并且替我们刷新身上的号码的地方。我们的文化教育科有个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他是艺术家弗拉基米尔-鲁德丘克,过去是大辅祭,几乎就是总主教的私人秘书了。关于劳改营的法律中,不知什么地方还保留了一条规定,还没有来得及取消它。规定是:不给有宗教职称的人剃头发。自然,这条规定并没有明文写出,因此,对那些不知道此项规定的人,还.是要剃头发的。但是,鲁德丘克了解自己的权利,所以他那棕色的卷发就保留下来了,比一般男发稍微长些。他很爱护自己的头发,就象注意自己的仪表一样。他很招人喜欢:高高的个子,挺直的身材,悦耳的男低音。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大教堂主持盛大仪式的样子。同我一起来的克季托尔-德罗兹多夫一下子就认出这位大辅祭了:“他在敖德萨大教堂作过弥撒!”但是,这个人无论在外表上和生活态度上都不像我们因犯世界的人。他是在东正教刚刚摆脱失宠状态后很快就自己掺杂进或者被人掺杂进东正教派里的可疑人物,这种人总是想方设法损毁教会的名誉。而且,这个鲁德丘克落到监狱的经过也带有些神秘色彩,谁也不了解为什么。也不知为什么他有时还给别人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怎么会没有被没收呢?),那是他跟一位外国总主教阿纳斯塔西一起在纽约的大街上照的。在劳改营里,他自己住一个单间。他每天在派工地点嫌恶地替囚犯们描写帽子上、棉袄上和裤子上的号码,之后,便回到自己房间懒散地度过一天,有时就找一些俗气的绘画来临摹。他那里居然有一本特列嘉柯夫绘画陈列馆的复制品大画册没有被劳改营当局没收去;我就是为了这本画册才到他那里去的:想翻翻看,也许一生中再也看不到这些作品了。他在劳改营里也还照常按期收到《莫斯科教区通报》,有时还一本正经地谈论一番伟大的殉教者,或讲一些作弥撒的细节。不过,显然是装模作样,完全言不由衷。他屋里还有一把吉他,只是在他弹奏时才使人感到他是真诚的,有时他自弹自唱,声音十分悦耳:“流浪者渡过了贝加尔湖……”他边唱边摇晃着身子,似乎他的头上也笼罩着政治苦役犯的悲哀的光环。一个人在劳改营里生活得越好,他的痛苦也就越细腻……我当时对什么事都十二分地谨慎。我不再去鲁德丘克那里了。我对他没有讲过关于自己的任何事。这样,我总算象一只无害的小虫子似地逃脱了鲁德丘克锐利的眼睛。而鲁德丘克的眼睛是一双进行着观察的眼睛。一般地说,老囚犯谁都知道文化教育科有许多眼线,是最不适于会面和交往的地方。在普通劳改营的时候,人们常常愿意到文化教育科去坐坐,因为男人在那里可以见到女人。但在这特种劳改营里去文教科干什么呢?其实,充满“眼线”的文教科也可以为了自由而加以利用!这是格奥尔吉-腾诺、彼得-基什金、叶尼亚-尼基申三个人教给我的。我和腾诺就是在文教科认识的。这次短暂的唯一的一次相会使我永不能忘,从此我便记住了腾诺这个人。他身材很高,体格像运动员那么匀称。不知为什么,当时他身上的海军制服和制裤还没有被扒掉(其实那已是我们这里允许穿自己衣服的最后一个月了)。虽然肩上的海军中校的肩章没有了,身上挂着几块CX-520号码布,但是,如果立刻让他登上军舰,他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军军官。走动时露出两只长着棕黄色绒毛的手腕,两腕上都刺着花纹:一只上面刺着一个铁锚图案,它的周围有几个字母:“Liberty”,另一只上刺着“Doordie!”。除此之外,腾诺也还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眼睛遮住或者改变样子,使它不再露出骄傲和机敏的目光。他也不能隐瞒那嘴角上的微笑。(我当时还不懂得,这微笑原来意味着:逃跑计划已经拟好!)这里是劳改营!是布雷区!可是我与腾诺两人是既在这里,又都不在这里:我正走在东普鲁士的路上,股诺则处在自己的下一次逃跑中。我们各自心里都有秘密计划的潜在能量,但这些都不能通过握手时的双手或简短寒暄时的眼睛流露出任何一点点火花!就这样,我们只交谈了两句完全没有意义的话,我就一头扎到报纸里。他就去同图马连科商量文艺演出的问题了。这个图马连科也是个苦役犯,刑期十五年,可是还让他负责文化教育科的工作。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多层次”人物。人们怀疑他是个“眼线”,但也许猜错了。对干他的行为可以作出更加微妙的心理学上的解释。说来可笑,苦役营的文教科下面居然还要有,说得确切点是居然要建立一个“文娱活动小组”!而对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却又毫无优待和照顾。所以,除了那些不可救药的文艺迷之外,谁也不参加这类小组活动。可是,腾诺却就是这样一个“文艺迷”,尽管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没有这么坏。何况这个腾诺从到达埃克巴斯图兹的第一天起就是蹲惩戒室的。他在惩戒室请求去文化教育科!劳改营领导认为这是开始悔改的表现,就立即批准他去了……彼得-基什金根本不是文教科的活动分子,但他在劳改营里最有名,整个埃克巴斯图兹营都知道他。和他一起劳动的囚犯都以他为自豪,因为有了他就不寂寞。基什金像是有点傻头傻脑。但他并不傻,而只是装出那副样子,人们都说:“基什金可比谁都精!”他的傻,就像童话中的傻兄弟伊万努什卡一样。基什金这种人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现象,古老的俄罗斯现象:他能够对强有力的恶人大声说出真话,能向人民指明他们的真正处境;而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某种傻呵呵的、安全的形式表现的。他最喜欢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穿上一件可笑的绿色背心之类的衣服,到饭桌上去收拾吃剩的盘碗。这本身就是一种示威;劳改营里最受欢迎的人为了不饿死不得不在食堂里打扫盘子。他这样做还另有目的:当他还着轻盈的舞步、作着鬼脸、在食堂串来串去收集残羹剩饭的时候,人们都注视着他,他就在那些干活能手们面前散布一些不安分的思想。例如,有时候他会在干活能手们正喝着菜汤的时候,突然把人家还没吃的粥碗端过来。当然,那人会大吃一惊,急忙抓住饭碗。这时基什金却满脸赔笑地说(他是圆脸膛,但表情有些生硬):“只要别人不触动您的饭碗,您大概也想不到要去抓住什么吧!”说完就托着一大堆空碗,迈着轻盈的舞步溜走了。现在,基什金说的每一次笑话已经不仅是在本队的囚犯中间互相传诵了。有一次,他站在饭桌旁,人们的眼睛离开饭碗,望着他。而他却像玩具小猫那样滴溜溜地转着眼珠,装出一副傻瓜的面孔问道:“小伙子们!你们说说,假如父亲是个傻子,母亲是个‘破鞋’的话,孩子们会吃得饱还是会挨饿?”他不等人们回答这个十分明显的问题,就指着桌上的鱼刺接着说:“每年七八十亿普特,你们把这个数字用两亿除一下看看!”说着就走开了。其实,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想法啊!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想到除它一下呢?报纸上早就说,全国一年收八十亿普特粮食,那就是说,一个小孩每天也能分到二公斤面包。可是,我们这些壮汉们每天耕地、种地,可粮食都哪里去了呢?基什金不断地变换方式。同一个思想,他有时便从另一个角度讲——从讲解烤成面包后“面粉的增重问题”讲起,通常他是利用大家在营门前或岗楼前排除等候的时候讲,因为这时允许说话。他经常提的口号是:“发展你们的脸吧!”他经常说:“小伙子们!我在营区里走着,一看,你们所有人的脸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都像是只惦记着地里的大麦垛,脑子里别的什么都没有想!”有时他会突然没头没脑地、毫无联系地当着一群囚犯喊道:“达达尼尔!野蛮!”听来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喊一次、两次……慢慢地大家似乎就完全明白这个“达达尼尔”是谁了,反而觉得这个名字既好玩,又贴切,简直连斯大林的两撇胡子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对,是达达尼尔!劳改营的长官们有时也想嘲笑一下基什金,他们在岗楼前大声问他:“基什金,你怎么搞的?头秃得那么光?!大概是吓得老模它吧?”基什金毫不犹豫地立即当众回答:“照您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是因为吓得老摸它喽,对吗?”有一次,基什金在食堂里一边走一边宣布哈夫收过饭碗之后要教给那些干瘦得快死的人跳美国查尔斯顿踢踏舞!突然,劳改营里运来了稀罕东西:一部电影片!晚上,还是在食堂里,不挂幕布,就直接往白墙上放映。人挤得满满的,桌上,长凳上,长凳之间坐满了人,甚至有人坐在别人的大腿上。但是,刚开映便停下来了。只有一束白光柱照到墙上。我们看到几个看守进来了,他们正在给自己物色合适的位于。他们选中了中间一条长凳,命令坐在那里的囚犯把凳子让出来。那些人决心不站起来:好多年没看过电影了,真想看。看守们的声音变得严厉了,其中一个说:“那,好吧,把他们的号码记下来!”于是,当然,只好让了。这时,忽然听到一个含着讥讽的声音,像猫叫似地响彻了黑暗的食堂,这是大家熟悉的基什金的声音:“本来嘛!小伙子们,看守大人们再没有地方看电影了嘛!叫咱们让,咱们就让吧!”一片笑声。啊,笑声!啊,这就是力量!看守们掌握着一切权利,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号码记下来,而是可耻地退出去了。“基什金在哪儿?”他们在喊。可是,基什金不再作声了。这里没有基什金。看守们走了,电影继续放映。第二天,基什金被劳改营长官叫去。人们想。这回总得关他五天禁闭!不,基什金微笑着回来了。他写的“检讨”是这样的:“看电影时,看守们与在押犯人之间为了座位发生争吵,我曾要求犯人们按规定让出座并走开。”为什么要关他禁闭呢?囚犯们很想看点节目。虽然影片和戏剧里都像是有意捉弄这些人似地把一切都描绘得很好,但他们还是要看,因为可以在这种时候暂时忘掉自己、自己的痛苦和委屈。对于他们这种看演出的无聊热情,基什金也加以嘲笑。每逢有这类演出或电影时,总有许多人争先恐后地去看。可是,大门还关着,迟迟不开;要等负责的看守来,由他按名单先放那些干活比较好的班组进去看。奴隶般的囚犯们人挨人紧紧挤在门口等着,已经半个小时了。这时,基什金在人群后面把鞋脱掉,扶着旁边的人跳到最后排的人们的肩膀上去,光着脚,踩着人们的肩膀,从一个肩膀跳到另一个肩膀上,敏捷地往前面跑,一直跑到那令人羡慕的大门口!他蠕动着短小的身躯、做着怪样,使劲敲打大门,极力表现他无论如何也想进去看节目的心情!然后,他又同样敏捷地踩着人们的肩膀跑回来,跳下去走了。人群中起初发出了笑声,但这人群很快就感到一阵羞耻。真的,我们像一群羊似的挤在这里干什么!有什么好东西可看!没见过吗?!人们开始散去。当看守拿着名单来到门口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可往里放了,谁也不再往里挤。现在,去拿棍子赶他们来看吧。还有一次,宽敞的食堂里终于要举行一个“文娱晚会”了。人们已经坐好。对于晚会,基什金并不抵制。他穿着自己那件绿背心,在场里跑来跑去,帮助搬搬椅子,拉拉幕布。他每露面一次都引起一阵掌声和欢笑。忽然,他急急忙忙从台口跑过去,仿佛后面有人追他。他边跑边挥动一只胳臂,像发出警告似地叫喊着:“达达尼尔!野蛮!”场里一阵大笑。这时,好像没有配合好似的,幕布拉开了,可台上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基什金却又在这时跑了出来。人们又报以哄笑。可是笑声马上就沉寂下去了:基什金的样子不仅不可笑,而且简直像是发了狂,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叫人看着都害怕。他开始朗诵,浑身颤抖,用昏沉沉的眼睛环视着听众朗诵道;我举目环视四周,这景象使我满怀哀愁,宪兵肆虐,鲜血横流,无数的尸体堆成人垛,被打死的儿子身旁,斜卧着父亲的尸首!他这是针对几乎占观众半数的乌克兰人因犯朗诵的!这些乌克兰人都是刚从沸腾着的各州押送来的。这朗诵等于往他们的新伤口里撒上一把盐!他们哭了,甚至失声痛哭!已经有个看守朝着舞台,朝着基什金这边冲过来了。可是,基什金悲壮的表情一瞬间便溶化在小丑的微笑中了,他已经在用俄语高声喊道。“这几句纪念一月九日的诗,还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背会的呢!”说着便滑稽地扭动着身子跑下台去了。另一个人,叶尼亚-尼基申,也是个淳朴的小伙子,挺合群,人缘好,方脸膛上有许多雀斑。(在农村被摧毁之前,那里有许多这样的小伙子。如今在农村更多地看到的则是不怀好意的表情。)叶尼亚的声音音量不大,音域也不宽,但他很喜欢唱,唱给同房间的朋友们听,也愿意上台演唱。有一次报幕员宣布:“下一支歌《我的妻,我的爱妻》,莫克罗马索夫作曲,伊萨科夫斯基作词,吉他伴奏,由叶尼亚-尼基申演唱。”吉他奏起了朴素哀怨的曲调。叶尼亚面向大食堂里挤得满满的听众甜蜜地唱起来,表现出我们内心中那尚未完全变得粗野的、尚未完全变冷的一点点温情:妻啊,我的爱妻!只有一个人,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在我的心坎里!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舞台正面挂的号召完成生产任务的横幅标语就显得暗淡无光了。劳改营里的年月,已经呆过的年月和剩下的年月,在这灰蓝色的昏暗会场上就像是全都消失了。只有你一个人!此刻我心坎里想的,不是在政权面前承认的莫须有的罪名,不是要跟它算帐的念头,也不是我们饿狼般对食物的关怀……而是只有你一个人!……我温柔可爱的妻!不论我走到哪里,只有你,比谁都珍贵,比谁都亲密!这是一支倾诉离愁的歌,歌唱望不到尽头的别离,吉凶未卜的、查无音讯的别离!这支歌对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有多么合适!它一点也没讲到监狱。还可以把它解释成是有关长期战乱的描述。我这个地下诗人的嗅觉居然失灵了:我竟没有发现台上朗诵的乃是又一位地下诗人的诗,(这类诗人有多少啊!)而且这位诗人比我更机敏,更能适应公开发表的需要。对尼基申能怎么样呢?在劳改营里能要求他把歌谱拿来,检查一下是不是伊萨科夫斯基作词和莫克罗马索夫作曲的吗?既然他那么说,大概是他记得吧。我看见;图马连科站在舞台后面——带着含蓄胜利的表情微笑着。大约两千人坐在这灰蒙蒙的会场里。他们一动不动,鸦雀无声,像是他们根本不存在。他们都僵化了,变得严酷了,像石头一样。他们的心被歌声抓住,脸上挂着泪珠儿。原来,他们的眼泪也还知道该从哪里、怎样流出来。妻啊,我的爱妻!只有一个人,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在我的心坎里!……

但是,我们的激昂情绪,我们的急切期待,很快就被打得粉碎了。变革的微风不过是吹进递解站的一阵过堂风而已,它并没有吹进这用高大围墙圈起来的特种劳改营。虽然这里关押的是清一色的政治犯,但并没有看到柱子上有什么表示反抗的小传单。听说,特种劳改营“敏拉格”里的铁匠们曾经拒绝打制劳改营窗上用的铁格子。光荣应该归于这些至今不知道姓名的人们!这才是人呢!后来他们被送进了加强管制棚。敏拉格营用的铁格子是到科特拉斯去打制的。科特拉斯人并没有支援敏拉格的铁匠们。特种劳改营的生活是从驯服开始的。这驯服是无声的,甚至是曲意逢迎的驯服,它是过去三十年间在劳动改造营中逐渐培养形成的。从权北地区押解来的犯人们并没有为哈萨克斯坦明媚的阳光而高兴。到了新鲁德诺耶车站,他们从红色车厢里跳下来,跳到褐红色的土地上。这里与杰兹卡兹甘的铜矿一样。在这种矿区劳动,无论多么健康的人的肺部都坚持不到四个月。刚到这里,兴致勃勃的看守们就在头几个稍犯点小错误的人身上试用了自己的新式武器-一手铐。原先在普通劳改营时是不给戴手铐的。在苏联,直到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前夕才能够成批生产这种明晃晃的镀镍手铐。(是那些胡子花白的老工人们,即我们文学作品里称作典型无产阶级的代表们,在某个地方的工厂里制造这种手铐。当然,难道还要斯大林和贝利亚亲自制造手铐吗?!)这种手铐的优点是它可以根据需要铐得很紧:手铐上装有一个带齿的金属片,戴上之后,可以尽可能地把这个金属齿片压紧,使犯人感到更痛。这样一来,手铐便从原来的限制囚犯行动的保险性工具一变而成为刑具了。它会深深地咬过手腕,引起剧烈的疼痛;一戴就是多少小时,而且手是倒剪在背后的。此外,还研究出了一种只铐住四个手指头的铐法,使手指关节更是疼痛难忍。别尔特种劳改营的看守们使用手铐可算是有独到之处:他们为了一点小事,例如,见到看守忘了摘帽子,就给囚犯戴手铐。倒.剪着手把人铐起来,在岗楼前面罚站。两手先痛后麻,直至失去知觉,竟逼得成年男子汉哭着求饶:“首长,我再也不敢了!摘掉这铐子吧!”(在别尔营里还有一种很好的制度:不仅去食堂时要按号令行动,而且站到饭桌旁时也要听号令,要按号令就座,按号令大家一起把汤匙放进汤盘。吃完饭后要按号令起立,按号令走出食堂。)某人只须大笔一挥:“要建立特种劳改营!在某日前将其管理制度草案呈报上来!”这确实不费吹灰之力。可是那些勤勤恳恳的监狱当局(还有那些深知人的心理并熟悉劳改营生活的人们)可就得绞尽脑汁了:他们要字斟句酌地研究哪些地方还可以再紧紧扣,再使犯人难受一点?再增加一点什么负担,使他们更苦些?怎样才能使这些囚徒们本已不舒适的生活变得更凄惨些?必须让这些从普通劳改营转到特种劳改营来的畜牲们立即感受到这里的严厉和痛苦才行。可是,为此就得有人事先把制度逐条逐条地走出来呀!还有,警戒措施自然也要加强。所有特种劳改营的隔离区四周都采取了进一步的戒备措施,增加了铁丝网,在障碍地带的前沿补充敷设了布鲁诺蛇腹形铁丝网,在囚犯上下工时经过的所有重要路口和拐弯处都布置了机枪,机枪手时刻严阵以待。每个劳改地点都建起了砖石结构的监狱——加强管制工棚。凡是被送进加强管制工棚的,一律要脱去棉上衣:用寒冷折磨人,这也是加强管制工棚的重要特点之一。其实,加强管制工棚就是监牢,因为它的窗子上全有铁格子,晚间把马桶拿进来,把门反锁上。此外,每个隔离区都没有一两个惩戒工棚,那里加强看管,是隔离区中的小隔离区。被送进惩戒工棚的囚犯傍晚下工回来就马上被镇进屋里,和从前的苦役营一样。(这实际上也就是加强管制工棚,可我们都叫它惩戒室。)此外,还公开采用了希特勒分子使用号码的全套宝贵经验,也就是用号码代替犯人的姓名,代替犯人的“我”和他的人格。所以,在这里,并不是以每个人的全部特征来区别囚犯,而只是单调的数列上的一个个位数的增减而已。这一措施,如果执行得非常坚决而彻底的话,可以使人十分难堪。劳改营当局正是在尽量做到这一点。每一个新来的人,都必须先在特别科“弹钢琴”(也就是和在监狱里一样按下十个指头的指纹。普通劳改营里是不取指纹的),然后,就用绳子把一块牌子挂在他脖子上,牌子上有他的号码,然后,便由专业科的摄影师给他拍照。(现在这些照片还保存在某个地方哩!我们还会看到的!)拍照之后,把牌子从犯人身上取下来,发给他四块八公分宽、十五公分长的白布,上面印着他的号码。他应该把白布块缝在自己身上指定的地方。缝的地方各营规定不尽相同,但一般是:背上、胸前、帽子的正前方、还有裤腿或者袖子上。在发给的棉衣上,这几处的衣服面是事先就剪掉了一块的:劳改营缝纫厂有些裁缝的分工就是把新衣服弄坏——在应该缝号码布的地方把衣服面剪掉一个方块,露出棉花来。这是为了防止囚犯逃跑时把号码撕掉冒充自由工人。别的特种劳改营的作法更简单:用盐酸把号码直接蚀印在衣服面上。看守们奉命只许叫囚犯的号码。不许他们知道囚犯的姓名,更不许记住它,如果他们真能作到这一点,那倒是很可怕的。但是,他们做不到(他们都是俄罗斯人,改不了老习惯,毕竟与德国人不同),没过一年,他们就已经记不清了,开始叫某些人的姓了,后来叫姓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为了看守们的方便,就在每个人的“小车厢”——木板床前面钉上一块三合板的小牌子,上面写着睡在这张床上的囚犯的号码。这样,看守想招呼某个睡着的人时就可以不必看他身上的号码了,而犯人不在屋里时也可以立即看出谁的床上收拾得不整齐。看守们还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或者早晨起床前轻轻地打开锁进入工棚,把那些提前起床的人的号码记下来,或者在起床时间准时闯进来把那些起床动作慢的人记下来。只要抓到这样的人,就可以立即关进禁闭室。但在特种劳改营里多半是要求犯人写出书面检讨,可是这里又不许带钢笔和墨水,也从不供应纸。写这种冗长无聊、令人厌倦的书面检讨的一套作法,算得上是他们一项很不错的发明,反正劳改营里有的是拿着工资而终日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有的是时间分析。他们并不立即惩罚你,而是要求你检讨:为什么你的床铺得不整齐?挂在你床头的号码牌怎么会歪的?你棉衣上的号码布怎么会弄脏的?为什么没有及时洗干净?怎么在你的屋里还有纸烟?为什么见了看守不摘帽子?对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要回答这些含义深刻的问题甚至比没有文化的人更痛苦。但是拒绝写检讨就会加重惩罚!检讨要写得干净、整齐,对劳改营当局的工作人员要表示尊敬,写好后把它交给本工棚的看守,然后再转交劳改营长官助理或长官本人审阅。审阅人就在这上面批示应给予什么惩罚。在各班组的各种报表上也规定要把号码写在姓名前面。代替姓名吗?不,他们还不敢完全不要姓名!不管怎么说,姓名还是一条可靠的尾巴,人一辈子都受到自己姓名的限制,号码不过像是一口气,一吹就没有了。要是把号码烙在或刺写在人身上,那就不同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迈出这一步。其实是能够做到的,谈笑间就可以做到,已经离这一步不远了。另外,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单独坐牢的。我们不只是听到看守们的声音。这就冲淡了号码带来的痛苦。囚犯们彼此之间也要说话,而彼此间不仅从来不叫对方的号码,甚至不注意彼此的号码。(乍一想,衣服上缝着好几块醒目的白布,怎么会注意不到呢?要知道,当我们很多人集在一起的时候,派班劳动和点名的时候,那许多号码看来就像对数表一般,使人眼花缭乱。只有新来的人会注意到它。)我们甚至不记得最亲近的朋友和同班人的号码,只记得自己的。(在狱卒的帮手们中间有些注意衣着的人,他们都把自己的号码布非常认真地,把毛边折进去,用小针脚缝在衣服上,尽可能缝得俏皮、美观。真是奴性十足!我们这些人则相反,都把号码缝得尽量难看。)特种劳改营制度的目的是使这里的人完全与世隔绝,它指望谁也不可能从这里向什么人去上诉,谁都永远不会被放出去,谁也跑不到别处去。(看来,不论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是卡腾森林惨案,都没有对这里的主人起到教育作用。)在早期的特种劳改营里可以使用棍棒。那时,大部分情况下也不是看守自己带着棍棒(看守可以使用手铐嘛!),而是让犯人中间那些受到信任的人——管理员和囚犯班长带着棍棒,他们打犯人是首长十分满意并完全赞许的。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里,分派劳动之前先要在工棚门前集合站队。派工员拿着根子叫喊:“除了最后一个,全出来!”(读者可能早已明白了为什么“除了最后一个!’。因为即使有最后一个,那他也不会再出来了,就像他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因此,譬如说,冬天从卡拉巴斯押往斯帕斯克的一队犯人在中途冻死了一些,活下来的人挤在病房和卫生所的过道里,他们的肢体在腐烂发臭,科列斯尼科夫医生截掉了几十只胳臂、腿和鼻子。即使这样,劳改营的首长也完全无动于衷。特种劳改营里的秘密隔绝状态十分可靠,所以斯帕斯克营的首长,著名的沃罗比约夫大尉,和他的部下才能够把押在本营的匈牙利芭蕾舞演员先关进禁闭室“惩戒”,然后给她戴上手铐,最后便轮奸戴着手铐的她。这里的制度是不慌不忙地考虑得十分周到的,直到每个细节。例如,这里不仅不许犯人有自己的像片,而且不许有任何人的,包括亲人的像片。如被发现,立即没收烧掉。斯帕斯克营的女四工棚棚长是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被捕前当教员。她偶尔把一张柴可夫斯基的小像片留在桌子上了。看守没收了像片,关了她三天禁闭。“这是柴可夫斯基的照片呀!”“我不知道是谁的,反正营里不许女犯有男人的照片!”肯吉尔劳改营里允许囚犯接受用邮包寄来的米(为什么不接受呢?!),但却决不许囚犯们煮饭吃。如果发现囚犯在什么地方偷偷用两块砖头支起小饭盒来烧饭,看守会立即把饭盒踢翻,并迫使犯人用手把火弄灭。(不错,后来盖了一个烧饭用的小棚子,但两个月后又把炉子拆掉了,椰子里养上了军官们的猪和行动人员别里亚耶夫的马。)但是,特种劳改营的主人们在翻新管理制度花样的同时,并未忘记普通劳改营的好经验。奥泽尔拉格特种营的米申大尉只是L个劳改点的头头,他就曾把不服从派工命令的囚犯绑在雪橇上拖到工地去。总的来说,建立起的管理制度是令人满意的,所以可以让原来的苦役犯在特种劳改营里和大家享受同样待遇,只是号码布上的字母还有所不同而已。(不过,有时也让他们住在草棚和马厩里,那仅仅是由于工棚不够用,例如,在斯帕斯克营。)就这样,特种劳改营虽然不正式称为苦役营,但它继承了苦役营的一切,成了它的合法继承者,同它溶合在一起了。为了使囚犯们很好地掌握已经建立的制度,还必须用正确的劳动组织和正确的伙食安排来巩固它。为特种劳改营选定的劳动是这一带最艰苦的劳动。契诃夫说得对:”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学作品里,已经形成一种成见:好像只有在采矿场才有最艰苦、最耻辱难堪的真正苦役。如果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中主人公是……去替监狱捕鱼或者会代木材的话,许多读者是不会感到满意的。”(不过,安东-巴甫洛维奇,您为什么这么瞧不起伐木劳动呢?伐木这个活儿不错,也是合适的。)斯捷普拉格刚刚建立时,最初几个分部的囚犯都是开采铜矿的(它的第一分部设在鲁德尼克,第三分部设在肯吉尔,第四分部在杰兹卡兹甘)。干式采掘,矿石粉末飞扬,人们很快就染上硅肺和肺结核病。得病的犯人便被送到卡拉干达附近的著名的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去——那是属于特种劳改营的“全苏残废人的收容所”。斯帕斯克是值得特别提几句的。送到斯帕斯克来的都是其他劳改营拒绝继续使用的完全残废了的犯人。可是,说来奇怪,这些残废只要一踏上斯帕斯克劳改营那起死回生的土地,就一下子都变成真正的干活能手了。对于整个斯捷普拉格劳改营的长官切切夫上校来说,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要算是他最喜欢的一处了。这个身材粗壮而远非善良的家伙,有时从卡拉干达乘飞机来到这里,在值班室擦擦皮鞋,稍事休息之后就去营区视察,并留心还有谁不在替他干活。他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在我这整个斯帕斯克劳改营里只有一个残废,他的两条腿都没有了。可是,就连他也在于轻活儿,他在当通信员!”一条腿的人全坐着劳动:他们把大石块砸成碎石子,有的就分选碎木块。架着双拐也好,缺一只胳膊也好,这些在斯帕斯克都不能成为劳动的障碍。让四名一只胳膊的人(两个有左胳膊和两个有右胳膊的)编成一个小组抬担架,这是切切夫想出来的主意。在没有电的时候让人们用手转动机械加工厂的机器,这也是切切夫手下的人想出来的。切切夫还喜欢营里有“自己的教授”,因此他便批准了生物物理学家奇热夫斯基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搞一个实验室。但是,一旦奇热夫斯基利用最劣质的材料替杰兹卡兹甘的劳动者们试制成了简单的预防硅肺的面具,切切夫却不许他投入生产:不戴面具也照样干活嘛,何必多此一举!再说,人员也得不断更新嘛!一九四八年底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总共关押男女囚犯一万五千人。营区很大,铁丝网的柱子在山腰和峡谷间起伏绵延,伸向远方,四角的监视塔互不相望。后来慢慢地修建起内部隔离工程:囚犯们自己在营区内筑起围墙,把妇女区、工人区、完全残废区互相隔开了(这样可以使囚犯之间的联系更加困难,对劳改营主人更加方便)。六千人每天步行到十二公平外去修建水坝。因为他们毕竟是残废,所以往返都要两个多小时,还要加上十一小时的劳动(在这种条件下很少有人能支持两个月)。另一项艰苦的劳动是采石子。采石场就在隔离区之内(古拉格的岛上还有矿藏呢!),男女营区内都有。男区的采石场在山上,打炮眼,用炸药把岩石炸开。白天,残废的囚犯们用小锤子把炸下的石块敲成碎石子。女营区不用炸药,女犯得用十字铜刨开土层,露出岩石后,用大锤把石头打碎。当然,她们的锤把常常会震断。要换新锤把,就得到另一隔离区去。而且,妇女们有工作定额,每人每天必须采石0.9立方米。因为完不成定额,她们在很长时间里只能领到惩罚口粮——每天四百克粮食。后来男囚犯教给她们一个办法——验收之前偷偷从旧石堆上扒一些石子到新堆上来——这才不受“惩罚”了。还要提醒读者,所有这些劳动不仅是残废人在没有任何器械的条件下干的,而且是在草原地带的严寒中干的(零下三十一三十五度,还刮风),人们身上穿的是单衣,因为按规定,不劳动的人们冬天不发给棉衣。一位化名波-尔的妇女曾向我回忆过她在严寒中,身上几乎没穿什么衣服,用大锤敲打石头的情况。她说:“至于这种劳动对祖国的好处,只要讲一件事就很清楚了:后来发现女区采石场采下的石头不知为什么不适于建筑用,于是,某一天,某个首长就下了一道命令,叫妇女们把一年中采的石子‘全部扔回矿坑去,用土盖上!这里要开辟成一片林园!’当然,林园并没有修成。”男区采的石块好一些。那些石块是这样运往建筑工地协。每天点名之后把全部囚犯统统赶上山去,回来时都要背着石子。休息日残废囚犯们也要这样“散步”两次:早上和傍晚。后来的劳动便是在隔离区内修建界墙,替劳改营的工作人员和警戒部队盖房(盖住宅、俱乐部、澡堂、学校),在农田和菜地里干活。所种的菜全都拿给自由居民吃,囚犯们只能得到一些菜茎菜叶之类。这些茎叶大堆大难地用汽车运来,扔在厨房旁边,任其沤湿腐烂。做饭时伙夫们就用叉子从堆里直接叉到锅里(有点像煮家畜饲料吗?……),用这些茎叶煮出来的是真正的烂菜汤。每天只往这种烂菜场里加一勺稀饭,如此而已。请看看发生在斯帕斯克菜地上的这样一个场面吧:一天,大约一百五十名囚犯商量好了,一下子都扑到一块菜地里去,进去后立即趴在地上咬食地里长着的蔬菜。卫兵们跑来了,用棒子打他们,可是他们只管趴在地上继续啃食生菜!不参加劳动的残废人每天发给面包五百五十克,劳动的发六百五十克。斯帕斯克营的人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药(这么多人,到哪里去弄药?何况他们反正要死掉嘛!),也不知道什么叫铺盖。在某些工棚里是把床并在一起的,两张床并起来就不只是睡两个人,而是让四个人挤在一起睡。对,另外还有一项工作!每天要派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人去挖坟坑。每天派两辆美国造的“史蒂倍克”牌卡车专拉尸体。尸体是装在木格箱子里运走的,死人的手脚从宽大的格子缝里伸出来。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比较顺利的几个月里,每天要死六十到七十人,到了冬天每天死亡上百人(一个在停尸房干活儿的爱沙尼亚人查过人数)。(其他地方的特种劳改营里的死亡率没有这么高,吃的也稍好些。当然,劳动也重些,因为不是残废嘛!这一点,读者自己会了解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也就是说,这是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年之后的事,是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结束之后三年的事。经过纽伦堡法庭审判之后,为法西斯集中营的野蛮残酷暴行所震惊的全人类刚刚松了一口气,还满以为:“这一切都不会重演了!”呢。有了这些制度还嫌不够。自从转到特种劳改营之后,我们同外界和家庭的联系几乎完全断绝了,对于等待着你和你的来信的妻儿老小来说,你就变成了神话中的人物。(每年只许写两封信。可是,就连你倾注了几个月来的全部心声和最主要、最美好的感情写出的这两封信也未必发出去。谁敢去向检查信件的国家安全部的人员查问?他们是常常自动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的:把一部分信件放进炉子,就不必花时间检查了。至于说收信人没收到你的信,那你就去责怪邮局吧。在斯帕斯克营,有一次命令几个囚犯去修理信件检查科的炉子。囚犯们在炉膛里发现了几百封信件:是检查人员扔进去之后忘记点火了。特种劳改营的情况就是这样——去修炉子的人还不敢声张此事!否则安全人员会立即收拾他们……难道这些为了自己安逸而烧掉囚犯心声的国家安全部的信件检查员们,他们比收集被害者的头发和人皮的希特勒党卫军分子更人道一些吗?)至于同亲属们会面,这在特种劳改营里连提都不必提,因为特种劳改营的地址是使用密码代号的,任何人都不能到这里来。还得补充一点:在特种劳改营里几乎不存在海明威所说的“有的和没有的”这个问题这里从建立那天起就按照“没有的”的原则解决了一切问题。不许囚犯有钱,也不发给工资。(普通劳改营的囚犯还可以挣到少得可怜的几个工资,这里是分文不给。)不许有换穿的鞋或换洗的衣服,凡是可以穿在里面取取暖或者防潮的衣物都不许有。营里发的衬衣(那算什么衬衣呀!恐怕海明威小说里的穷人都不会穿它)是每月换两次,外衣和鞋是一年换两次。这是十足的阿拉克车耶夫式的严明。特种营建立的初期还没有保管室,后来便建立了永久性保管室,即一直保管到“释放”那一天。建立保管室以后,如果自己再有什么衣物不交去,就是一个严重错误了:这是准备逃跑!床头小柜里不许有任何食物。(早晨要在食物保管处前排队把它交上去,晚上再排队领回来。这样还可以成功地把你早晚剩余的一点点思考时间占去。)不许拥有任何写字用的东西,不许有墨水和彩色铅笔和变色铅笔,不许有超过一本小学生练习本的白纸。最后,不许有任何书。(在斯帕斯克营,接收犯人时便没收他的全部书籍。我们这里最初允许有一两本书。但是,有一天突然下了一道英明的命令:把个人的书全拿到文化教育科去登记。在那里往书的扉页上盖一个“斯捷普拉格。第XX劳改点”的图章。此后,凡是没有盖章的书一律作为非法书籍予以没收,而盖了章的书就全算劳改营“图书馆”的书了,不再属于个人。)还要提醒读者:特种劳改营里的搜查要比普通劳改营更加经常,更加彻底。每天出入营时要仔细搜查。对工棚则进行定期搜查:掀开地板,拆掉炉条,拆开门廊的板子;还有像监狱里一样地逐个搜身,要脱衣服。摸索,撕开衣服里子,扯掉鞋掌等。有时就把营区地面的草全部烧光(“不能让他们把武器藏在草里!”)。囚犯们休息日要打扫营区。想想这一切,大概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囚犯们并不把佩带号码看作最难堪、最侮辱人格的事了吧。所以,当伊万-杰尼索维奇“说“它们,衣服上的那些号码,并不沉”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像那些自己没有佩带过号码、也没有挨过饿的、高傲的批评家们所指责的那样“失去了作人的自尊心”,而只是发出了清醒的、理智的声音而已。号码给我们带来的苦恼既不是精神上的,也不是(像古拉格群岛的主人们所指望的那样)心理上的,反倒是非常实际的麻烦——我们必须占用空闲时间把撕开的边角仔细缝好,或者去找画家把上面的字再描清楚些;如果劳动时把号码布撕坏了,就得再设法找块新市把它完全换成新的,否则就会蹲禁闭。什么人真正把带号码看作是这里的花样翻新中的最毒辣的一手呢?那是某些教派的虔诚的女信徒们。例如,卡梅施特种劳改营在苏斯洛沃车站附近设有一个女劳改营分部,那里的女囚犯就是这样。该营的女犯中由于信教被判刑的约占三分之一。而《圣经》《新约》的《启示录》上早有明明白白的预言:第13章,第16节里写着:“……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所以,这些妇女们坚决拒绝佩带号码,因为它是魔鬼的印记!她们去领公家发的制服时也不同意签字。(这是“向魔鬼签字!”)劳改营行政当局(营管理处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将军和独立劳改点的长宫博古什少校)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足够的坚定性:他们命令扒掉这些女人的衣服.只剩一件衬衣,再脱掉她们的鞋(那些女共青团员看守们自然都照办了)。行政当局想;让冬天迫使这些没有理性的宗教狂们接受公家的制服并缝上号码吧!但是,妇女们竟宁肯在严寒中穿着衬衣光着脚走,也不同意把灵魂交给魔鬼!于是,在这种精神(当然是反动精神喽!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们不会那样去反对带号码!)面前,劳改营当局终于屈服了:把信徒们的衣服还给了她们。她们穿上了不带号码的衣服!(叶莲娜-伊万诺夫娜-乌素娃就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在劳改营度过了整整十年,她的内外衣全穿烂了,勉强挂在肩上,遮住身体,但是劳改营的总务处却无法发给她公家的衣服,因为她不在领物单上签字!)号码还有另一个使我们伤脑筋的地方:号码写得很大,卫兵从老远就能看清。卫兵们总是在一定的、能够拉开冲锋枪射击的距离看着我们,他们当然不知道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姓名;所以如果没有号码,他们就分不清穿着同样衣服的囚犯。有了号码,他们就能从远处看到几号在队伍里说话,几号排队没排好,或者没有把手背在后面,或者从地上捡起过什么东西。只要他们回去向警卫队长一报告,那个人就得蹲禁闭。警卫队也是扼杀我们微弱生命的一支力量。这些“戴红肩章的人”,正规军的士兵们,这些手持冲锋枪的孩子们,是一支不会分辨是非、不了解我们、而且不接受任何解释的愚昧力量。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从我们这里传给他们,而从他们那里传过来的只有喊叫声、军犬的狂吠、拉冲锋枪抢闩的响声和飞来的子弹。而且永远是他们有理,我们无理。有一次,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囚犯们在修筑铁路路基。那里不是隔离区,没有界限,四周只有卫兵押着。有一个囚犯在被允许的圈子内离开大家几步,想去拿自己扔在地上的上衣,取出包在里面的一块面包。不料一个卫兵举枪就把他打死了。当然,卫兵有理。他只会受到表扬,而且,当然,他直到今天也不会后悔的。囚犯们谁也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示不满。更没有向任何地方写什么申诉。(即使写了,我们的申诉也出不了劳改营。)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我们五百人到一个汽车修配厂附近去劳动。工地的一边是营区,所以这边没有卫兵警戒。眼看我们就要进入工地的大门了。这时一个叫马洛伊(这个姓有“小个子”的意思,其实地是个彪形大汉)的人忽然不知为什么离开了队伍,若有所思地朝着警卫队长的方向走去了。给人的印象是:他精神恍惚,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他没有举手,没底作出任何一点威胁性的动作,只是沉思着向前走去。这却把那个警卫队长,一个爱打扮的有点流气的军官,吓坏了。只见他转身就跑,一边尖声喊叫着,可怎么也掏不出腰里的手枪来。这时,一个拿冲锋枪的中上迅速跑到马洛伊前面。在相隔几步的地方向他的胸部和腹部打了一梭子弹,边打边慢慢向后退。马洛伊倒下之前还慢慢地继续向前走了两步。他的棉袄的后背上露出了被那看不见的子弹打出的棉花。虽然马洛伊倒下了,可是我们,整个队伍,谁都没动一动。警卫队长惊魂未定,接着就向卫兵们喊了一声,发出了命令。于是,自动步枪便从四面八万响了起来,子弹擦头飞过;事先就在四周摆好的机枪也响了,同时有许多声音,一声比一声更疯狂地向我们叫喊:“趴下!趴下!趴下!!”子弹越飞越低,有的打在障碍地带的铁丝网上。我们五百人并没有朝射手们冲过去,没有去制服他们,而是全都伏在地上,把脸埋在雪里了。就这样,在那个耶稣受洗节的严寒的早晨,我们在这种耻辱的、任人宰割的状态下,绵羊似地在雪里趴了一刻多钟。他们一高兴就可以把我们全都枪杀掉,而且不必负任何责任:可以说是企图暴动嘛!在特种劳改营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我们就是这样一些完全被压垮了的可怜的奴隶!关于这个时期,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已经讲得不少了。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为什么几千人会这样?这些牲口都是犯第五十八条的呀,也就是说,他们还叫做“政治犯”呢!真见鬼!你们现在不是跟其他普通刑事犯分开了吗?不是集合到一起了吗?你们现在该搞政治了!为什么那么一钱不值,那么驯顺呢?其实,这些特种劳改营里的生活本来就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开始。这里的被压迫者和压迫者都是从普通劳改营来的,他们身上都各自带着十年以上受别人压迫的、或者压迫别人的传统。原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随着活人一起转到这里来了,它们温暖并支持着每个人,因为这些人都是几百人几百人地从同一个劳改营分部转来的。他们到新地方来时普遍地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在劳改营这个世界中,人对人来说只能是老鼠、是吃人的生番,而不会是别的。他们带到这里来的只是对自己个人命运的关。心和对共同命运的完全漠然的态度。他们都准备在这里进行无情的斗争以夺取个作业班长的位子,或者能在伙房、面包房、保管室、会计室或文化教育处找到个辅助人员的优厚位子。但是,单个囚犯到新地方来的时候,如果他想在这里安身立命,那就只有靠他的运气和厚颜无耻。而那些老有经验的辅助人员们由于长期在同一个囚犯队里互相磕头碰脑,所以对于作业班长的拳头,对于谁个善于给长官溜须拍马、背地里咬人一口,谁善于搞些“小动作”、逃避劳动等等,都已经彼此有所了解了。在长途押解的路上他们几个星期挤在一个车厢里,在同一些递解站里一起洗澡,他们已经互相领教过了,自然不再抱有过多的自由幻想,只想和和气气地把奴隶的接力棒传过去。因此,他们会互相商量好:到了新劳改营之后怎样攫取关键岗位,怎样把其他劳改营来的帮手们排挤掉。至于那些已经完全屈服于厄运的。只知道劳动的愚昧无知的人,他们则是商量好到了新地方能组成一个好劳力班子,只盼着能遇上一位让人过得去的作业班长就行了。所有这些人,不仅彻底忘却了他们每个都是人,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赋予的灵性和良知,都还有可能争取到极好的境遇,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脊梁骨是可以直起来的,人有权利得到通常的自由,就像谁都有极呼吸空气一样。他们也忘记了,现在他们所有的人,所谓政治犯,已经和自己人在一起了。不错,他们中间还混有少数刑事犯。当局对于制止他们的宠儿们的不断逃跑丧失信心了,决定对他们的逃跑适用第五十八条第十四分条,即按照“经济怠工”论处。(因为《刑法典》第八十二条规定,对逃跑者只能加判两年以下的徒刑,可是这些刑事犯们的刑期早已一再加码,有的已经达到几十、几百年了,他们为什么不跑呢?)总而言之,被送到特种劳改营来的这类刑事犯为数极少,每批犯人中间只有几个人。但是,凭他们那套作风,只有几个人也就足够了,他们就能够在政治犯中间趾高气扬,横行霸道,带着棍子同管理员走在一起(就像在斯帕斯克营里后来被砍死的两个阿塞拜疆人一样),并且帮助看守辅助人员们在“群岛”新开辟的岛屿上确立地位,树起那面卑鄙、肮脏的劳动消灭营的黑旗。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是在我们到来的前一年,一九四九年建立的。这里一切都是按照囚犯和首长们在原先的地方形成的思想和习惯安排起来的。设有管理员、助理管理员和工棚棚长,他们有的用拳头,有的用小汇报折磨手下的囚犯们。看守的帮手们另住一间工棚,他们可以在那里坐在床上,品着好茶,不慌不忙地决定某些人和某些班的命运。另外,每一个大工棚里(仿效芬兰人工棚的结构)还分出一些小房间来,有些小房间是按照身份让那些受优待的囚犯一人单位或两人合住的.派工员用拳头打,作业班长打嘴巴,看守用鞭子抽。炊事员都是些蛮不讲理的摩尔达维亚人。各营的保管室都被那些“不拘小节”的高加索人掌握了。所有工地上的职务都被一群自封的工程师骗子们抢去了。坐探们按照规矩,肆无忌惮地把小汇报送到行动处去。一年前建立这个营时只有一些帐篷,现在已经有了石砌的监狱。不过这监狱还没有完全盖好,所以住得非常拥挤,以致被宣布要受禁闭处分的人往往要排队等待一两个月,禁闭室才能空出来!新鲜吧?蹲禁闭也要排队!(我也被宣布要关禁闭,但我终于没有等到!)的确,这一年刑事犯们(说得确切些是所谓“母狗”们,因为他们是甘心担任那些“合法”工作的)已经不那么嚣张了。可以感觉到他们有些施展不开了:这里没有年轻的刑事犯,没有他们的补充人员,没有人前前后后围着他们转。他们好像也互相配合得不好。在劳改营首长把管理员马格兰介绍给列队欢迎的全营人员时,马格兰还曾勉强装出一副神气样子,可是已经感到信心不足,很快他就不再走运了。对我们这一批人,也和对其他各批囚犯一样,在接收的当天,从进洗澡房起,就给了个下马威。那天,澡堂的服务员、理发员和派工员都如临大敌。他们联合起来注意看每个对于衣服太破烂、洗澡水太凉、消毒时过分拥挤等等稍稍表示不满的人。他们就是等待着这种不满的表现,好借机大施其淫威呢!因此,一旦有所发现,便几个人一起像群野狗似的故意尖声高叫:“这里可不是古比雪夫递解站!”说着就抡起那养肥了的拳头,没鼻子没脸地打过来。(这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也是正确的。赤身裸体的人似乎远远不如穿着衣服的人有自卫能力。如果能在第一次洗澡时就把这批新犯人制服,那他们以后在营里也就老实了。)曾经幻想到新劳改营后好好辨别一下,再决定“跟着谁走”的那个中学生沃洛佳-格尔舒尼,到营的第一天就被派去加固隔离区:派他去挖一个坑,要立一根柱子安装照明电灯。他体力不佳,没有完成劳动定额、因此,狗腿子,生活动理员巴图林(他已经比以前泄气多了,但还没有完全老实)骂了格尔舒尼一声海贼并朝他脸上打了一拳。格尔舒尼便扔下镐头走开不挖了。他跑到管理员那里,对他说:“把我关起来吧,只要你们的海贼们打人,我就不再干活儿!”(他还不习惯。只被人骂了声“海贼”就受不了啦。)管理员并没有拒绝把他关起来。他接连蹲了两期禁闭,十八天。(他们是这么干的:先按规矩罚你五天或十天禁闭,但是,到期却不放你、等着你表示抗议或开始骂街,这时他们就“合法地”再罚你第二次禁闭。)蹲过禁闭之后,格尔舒尼还“不老实”,又罚他调了两个月的加强管制工棚,也就是说,还是蹲在那个监狱里,不过现在不像在禁闭室了,可以吃到热饭,而且可以按照完成的劳动量领取口粮;他每天必须到石灰厂去干活。格尔舒尼感到自己越陷越深,就想通过卫生所找条出路,因为他还不了解卫生所所长杜宾斯卡娅的脾气。他以为只要给卫生所看一看自己的平足,医生就会不让他跑老远的路去石灰厂劳动了。但是,根本没批准他去卫生所,埃克巴斯图兹营的加强管制工棚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医疗措施。格尔舒尼想:无论如何也得去卫生所。他从前听说过一些表示抗议的办法,于是他就决定派工时不出来站队,只穿一条裤杈躺在铺上。可是,一个外号叫“闪开”的看守(是个疯疯癫癫的人,从前当过水手)和另一个看守科年佐夫却把只穿着一条裤权杈的格尔舒尼从床上拖下来,一直拖到派工地点。看守们拖他,他两手抱住门旁边一块砌墙用的石头,想赖着不走。其实这时格尔舒尼已经同意去石灰厂劳动了,他只是喊;“得让我穿上裤子呀!”但是两个看守只管往前拖。在岗楼前面,四千名囚犯等待着派工。这个瘦弱的孩子不住地叫喊:“你们是盖世太保!法西斯分子户同时拼命挣扎着不让给他戴上手铐。但是,“闪开”和科年佐夫终于把他的头按到地上,把他铐起来了,然后就推着他往前走。他们和营首长马切霍夫斯基中尉一点都没觉得难为情,倒是格尔舒尼自己很难为情:怎么能穿着裤仅在大庭广众之中走呢!他站住不走!旁边恰好站着一个牵着军犬的翘鼻子哨兵。沃洛佳记得,那个哨兵轻轻地对他说:“喂,你闹个什么劲儿!快站到队里去吧。这个样子能干活吗,在柴火堆旁坐一会儿不就行了吗!”哨兵紧紧拉住自己的军犬,那军犬则拼命想扑向沃洛佳的脖子,因为它看到这男孩子正在反抗戴蓝肩章的人。没有让沃洛佳站队,把他带回去又关进了加强管制工棚。两手铐在背后,越来越痛。一个哥萨克人看守却掐住他的脖子,用膝盖撞他的胸脯。后来,把他推倒在地,有一个人待理不理地随便嘟嚷了一句:“给我打!打他个半死!”接着就有人拳打脚踢,有时踢到太阳穴上,直到格尔舒尼昏死过去。过了一天,他被叫到行动特派员跟前:开始追究他企图采取恐怖行动的“案件”了——因为拖他出来的时候他曾抱住石头。“那是想干什么?”在另一派工地点有个叫特维尔多赫列布的人也曾经拒绝出工,他甚至宣布了绝食,他说,不能替魔鬼干活!可是有谁把他的罢工和绝食放在眼里呢?!人们把他强拖出去。(不过这次是从普通工棚拖出去的。)被拖走时,特维尔多赫列市的手只要够得着窗子,他便把窗玻璃都打碎。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响彻了我们整个队伍,像是在给看守和派工员数人数的声音作不祥的伴奏。也是在给我们这每日、每周、每月、每年的单调而沉重的生活基调作伴奏。生活就是这种样子。前途看不到一线光明。是的,内务部建立这些劳改营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在计划里安排上一线光明嘛!我们二十五个新来的犯人(大部分是西部乌克兰人)组成了一个作业班,派工员同意从我们中间推举一个班长。我们仍旧推举了帕维尔-巴拉纽克。我们班是老老实实的,能干活。(这些西乌克兰人刚刚离开尚未集体化的土地,干起活来是用不着督促的,有时甚至还得要求他们留着点劲儿!)起初我们是被当作壮工使用的,但我们中间很快就出现了几个砌石头的能手,其他人也开始向他们学习,不久,我们班就成了一个砌石班。我们彻得很好,领导注意到了,便把我们调离住房建筑工地,留在营部,不派我们去给自由工人们盖住房了。后来,有一天,劳改营领导指着加强管制工棚旁边的一堆石头(就是格尔舒尼抱过的那一堆石头)对我们班长说:“这种石头还会源源不断从采石场运来。这里现有的加强管制工棚只是原设计的一半,还要修建另一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班吧。”这样,我们便可耻地开始为自己建造监狱了。那年的秋天很长,很干燥,整个九月和十月上半月一点儿雨也没下。早晨往往很平静,然后就起风,到中午风力最大,傍晚就停了。有时候微风吹来,反倒吹得人伤心,特别使人感到这草原太广阔了,从加强管制工棚旁的树林开始,一直伸向远方;那个只有几间新建厂房的小小居民点,警戒部队驻扎的军营和我们这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劳改营隔离区,都似乎完全湮没在这一望无垠的、平坦的、毫无起伏变化、毫无希望的草原里了。唯有那第一排略加修整的原木做的电话线杆朝着东北方向、朝着巴夫洛达市的方向伸去。风有时会突然变得很猛,只须一小时就把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吹来,迫使我们穿上棉衣。大风卷起草原上的大粒砂石不住地往脸上打……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在砌造加强管制工棚的那些日子里写下的一首诗,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吧,也许能说明点什么。砌石工看,我这个砌石的,在认真地砌造监狱,仔细挑选着荒山的石块,犹如诗人在斟词酌句。这里并非城镇要地,是国起来的隔离区;苍鹰在碧空翱翔,仿佛也正凝神警惕。草原上唯有北风掠过,望不见行人踪迹,甚至无人来问我一声:在为谁砌造监狱?岂不见圈起的铁丝网,撒开的军大,还有那机枪手已进入阵地?不,还不够可靠!监狱里面还要造监狱!挥动着手中的瓦刀,我有节奏地转身。弯腰,像是这劳动本身把我拖着不停地往前奔跑。少校来视察过了,他说:“嗯,砌得蛮好!”他还随口许诺:让我们第一批住进这新车!难道如此而已?瞧他说得多么轻松、惬意!准是又有人告了密,把那个害人的符号记进了我的越中档案里,把我用方话弧同别人牵在了一起。敲打砍削声响成一片,瓦刀、榔头上下飞翻。墙里又砌上一道墙,一间四室还要隔成几间。休息,我们在灰槽旁吸它几。烟,有人逗趣,有的在谈天。我们等待着晚饭,盼着赏下来的那碗“补助”汤,还加面包一片。然而,在那边小林的后面,石墙中间,在那牢房的黑暗洞穴里,须知有多少无处倾诉的痛苦深深地永远锁在里边。唯有一条汽车路通到这里,它是与外界的唯一维系。路旁的电线杆在嗡鸣,不久前才把它立起。上帝啊,我们多么懦弱、无能、没有骨气!上帝啊,我们是一群多么驯顺的奴隶!真是奴隶!这不仅表现在我们慑于马克西缅科少校的威胁而尽量把石墒砌得整齐,把洋灰抹得尽量平整,好让将来的囚犯们不容易把这墙破坏掉,而且还表现在尽管我们连定额都没有完成,但还是给我们砌石班发了补助粮,我们也确实吃掉了,没有把它往少校的脸上摔。而我们的同志,沃洛佳-格尔舒尼,就被关押在加强管制工棚的已经建成的一间小屋里。没有犯任何错误的伊万-斯帕斯基由于档案里的一个什么记号也被关进了惩戒班。我们中间将来还会有许多人要住进这个叫做“加强管制工棚”的监狱,可我们现在却正认真地、牢固地砌造它。就在我们用石块和灰浆忙碌建造监狱的时候,草原里传来一阵枪声。不一会儿,一辆乌鸦车开到离我们不远的岗楼。(这是警卫部队本部用的一辆真正的黑乌鸦囚车,车身上并没有漆着哄骗傻瓜的大字“请喝苏联香槟酒!”)从囚车里推出了四个人,都已被打得满身是血;两个人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另一个被士兵在地上拖着。只有伊万-沃罗比约夫恨恨地傲然走在最前面。四个企图逃跑的囚犯就这样穿过了我们的脚手架,从我们脚下被带过去,带进了左边那个已建成的加强管制工棚。我们呢?我们仍在继续砌石,建造监狱……逃跑!绝望的挣扎!身上没有平民穿的衣服,不带食物,两手空空就想穿过枪弹纷飞的营区,跑进那没有水草、没有树木的无边草原去!这甚至不能说是一种谋划,它简直是挑战,是一种骄傲的自杀。我们中间那些最坚强最勇敢的人是敢于进行这样的反抗的!但是,我们呢?我们的继续砌石,建造监狱。我们纷纷议论起来了。这是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二次逃跑事件。第一次也没有成功,不过那次确实太笨了。外号叫“大肚皮”的瓦西里-布留欣、工程师穆吉亚诺夫和一个原波兰军官,三个人都在机械制造厂劳动。他们节约下一点食物,偷偷在厂房的一间屋里挖好了个一立方米大的坑,藏到里面去了。他们把坑顶盖起来,天真地指望警戒人员会在傍晚收工后像往常一样撤走,那时他们就可以逃跑。但是,收工时发现人数不够,但四周的铁丝网完好无损。警戒部队没有撤走,继续日夜守卫着工厂。这期间搜索的人带着军犬在隐藏者的头顶上走来走去,他们三人就把浸了煤油的棉花塞到坑顶盖子的缝里,破坏军犬的嗅觉。总共只有一立方米的地方,三个人只能把四肢交叉着挤在一起,不动,也不说话。他们这样蹲了三天三夜,最后实在受不住了,只好自己钻出来了。别的作业班回到营区后,我们才听说沃罗比约夫等人逃跑的情况:他们原打算驾驶一辆卡车冲出隔离区去的。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还在砌石头。现在加强管制工棚旁边的这些小房已经有个轮廓了:这里是舒适的禁闭室,这是单人囚室,这是门斗。我们已经在这块不大的地方堆砌了不少石头,采石场供应的石头源源不断。本来嘛,石头是不花钱的,采石场和这里的人力也都不花钱,国家只拨给点水泥就行,为什么不建筑呢。又过了一星期。对埃克巴斯图兹的四千名囚犯来说,已经有足够的时间认清一个现实了:逃跑是发疯,它不会有任何好结果。可是,就在这时,同样是一个晴朗的天,草原上又响起了枪声:又是逃跑2!!是啊,逃跑简直像瘟疫一样蔓延着。又是一辆黑囚车驶过去:抓回了两个人(另一个当场被打死了)。这两个人(巴塔诺夫和一个矮小的年轻人)也被打得血肉模糊了。又是把他们从我们身旁,从脚手架下面拖了过去,关进了已盖好的监狱,在那里还要继续打他们,然后扒掉衣服扔在石头地上,既不给吃,也不给喝。当你看到这些被摧残得不成样子的骄傲的人时,你这个奴隶作何感想呢?难道会卑鄙地庆幸被抓到、被毒打、注定要遭殃的不是你自己吗?“快点干!快点把这左厢房盖起来!”大肚皮马克西缅科少校对我们喊叫。我们继续砌墙。收工后我们还会领到一碗粥的补助粮呢!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继续在运送灰浆。凡是正在建设的东西总是对祖国有利的吧。晚上回到生活区’,我们才听说巴塔诺夫也是想乘汽车冲出去的,汽车轮胎被枪打坏了。现在你们这些奴隶总该明白了吧:逃跑等于自杀!谁也不可能跑出一公里。你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劳动,还是自杀?!没过五天。谁也没有听到射击声,可是,一个新消息就像用巨大铁锤敲打整个铁铸的天空似的震惊了全劳改营:逃跑了!!又有人逃跑了!!!这回逃跑成功了!这次逃跑发生在九月十七日,星期天,他们跑得干净、利落,甚至连晚间的点名也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掌管钥匙并负责锁门的看守查对人数时也没有发现。只是到了十八日早晨才觉得有点不对头。于是,停止派班劳动,全员清点!先是排队全体清点了几次,然后又按工棚点名,接班组数人数,然后又按每个人的履历卡片查对。这帮本来只会在会计科数工资的鹰犬们数了几次,每次人数都不一样!到这时还没弄清到底跑了几个人?谁?什么时候?从哪儿?怎么跑的?已经是星期一的傍晚了,还不给我们吃中饭。(把炊事员也从伙房里赶出来排队,点数!)可是,我们却一点也不生气。我们多高兴啊!不管是谁,只要他成功地跑掉,就是全体囚犯的最大喜事!不管在此之后警卫人员会变得多么凶狠,制度变得多么严酷,我们都毫不怨恨。我们高兴啊!每一次成功的逃跑都是对你们这帮走狗的打击!我们的人不是跑掉了吗!?(我们盯着劳改营领导人的眼睛,心里暗暗在祝愿:可别让这些家伙捉住啊!可别给他们捉住!)这一整天没叫我们出工,星期一就像第二个休息日一样地过去了。(很好,那些人没有在星期六跑。他们想必是考虑到了不要破坏我们的星期天休息吧!)但是,他们是谁呢?是谁?直到星期一晚上才传开来:跑掉的是格奥尔吉-膝诺和科利亚-日丹诺克。我们砌的狱墙越来越高了。我们已经装好门上的横板。一个个小窗口也都砌好了。我们已经在墙上留出了上人字梁的位置。逃跑发生后三天过去了。七天。十天。十五天了!没有任何消息。逃掉了!!

不,令人惊奇的不是劳改营里没有发生过骚乱和暴动,而是骚乱和暴动毕竟还是发生过。这些骚乱和暴动,也像我们历史上一切不合人心意的东西那样,也就是说,像占全部历史真实事件的四分之三的事件那样,已经被人们仔细而巧妙地阉割、缝合、修饰、加工过了;骚乱的参加者早已被消灭,聪明的见证人们都吓破了胆,而镇压者写给上级的报告也已被焚毁或隐藏在二十层的保险柜里了。因此,发生在十年或十五年前的这些暴动如今已经变成了神话。(人们说:根本没有存在过什么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这种说法难道还令人奇怪吗?那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了嘛!……)等到这些事件已经不再会使任何一个活人激动的时候,就有可能允许历史学家们去研究那剩下来的一点点文件了;于是,考古学家们在某个地方用铁锹挖两下,在化验室里烧一点什么东西,到那时,这些暴动的日期、地点、经过概况及其领导人的姓名就会渐渐地清楚了。那里面也会包括最早爆发的事件、例如,一九四二年一月在乌斯特乌萨附近的奥施库里耶施工场地发生的雷丘宁事件。据说,雷丘宁原是个自由雇佣人员,还是这个施工场地的主要负责人。他向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和犯第七条35款的社会异己分子们发出号召,召集起二百名左右志愿者,解除了由自卫队员组成的警卫队的武装,夺取了一些马匹,逃进森林去打游击。后来他们逐渐被消灭。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当局还在借口与“雷丘宁事件”有牵连而逮捕一些毫不相干的人。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不,那时已经不是我们了!)会了解一九四八年在五0一工程(修建西瓦亚玛斯卡-萨列哈尔德铁路的工程)工地上发生的神话般的暴动。那次暴动之所以像神话,是因为各个劳改营的人暗地里都谈论它,可谁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还因为它不是发生在有这种群众基础和情绪的特种劳改营,而是发生在普通劳改营,那里的人是被眼线们所离间、被刑事犯们压倒了的,连他们作为政治犯的权利都受到唾弃,他们甚至不相信囚犯还可能暴动。据传说,整个事件都是原来的军人发动的。按理,也只能是这样。如果没有这批人,全部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就等于一群没有血肉、没有信念的乌合之众,而这批年轻人是些什么人呢?他时曾是苏军野战部队的军官和士兵;被敌人俘虏过的军官和士兵;以及在弗拉索夫部队、克拉斯诺夫部队或其他民族部队里干过的原被俘人员;当年这些人曾在战壕的两边对峙,互相作战,而今,在这劳改营里,他们被共同遭受的压迫联结在一起。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转战于各条战线的青年人能够很好地运用现代步兵战术,懂得怎样掩蔽和消灭巡逻队,他们到劳改营后还没有被分散开,而且在一九四八年当时他们仍然处在战争的全部惯性支配下,并且保持着自信心。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像他们这样一些年轻人应该整营整营地驯顺地死去?甚至逃跑在他们眼里也是一种不彻底的妥协办法,有点像单个人的开小差。他们认为应该共同斗争.一切都考虑好了。由某一个囚犯作业队首先开始了行动。据说为首的叫沃罗宁,他从前是个上校,只有一只眼睛(也有人说他刚沃罗诺夫)。人们还提到一个叫萨库连科的坦克兵上尉。他们打死了警卫人员(当时的警卫人员和现在的恰恰相反,他们不是正规部队士兵,而是后备队,预备兵)。接着便去解放其他几个囚犯作业队。他们攻占了警卫部队驻扎的小村庄,从外部向本劳改营营区发起攻击,解除了了望塔卫兵的武装,打开了整个隔离区的大门。(这时立即发生了必然的分裂:隔离区的大门全打开了,但大部囚犯并不向门外跑。囚犯中有些人刑期不长,他们根本没有打算暴动;也有根据所谓“八七”法令和“六四”法令被判十年至十五年的,但他们也不想受到适用第五十八条的判处。囚犯中也有犯第五十八条的,但有些人宁愿忠心耿耿地跪着死去。也不想站起来救人。而那些冲出大门的人也不全是想帮助起义者的;还有一些刑事惯犯,他们立即高高兴兴地跑到自由工人村庄抢劫用物去了。)起义者们用自卫人员的武器武装了自己(被消灭的警卫人员后来全埋葬在科契马斯基地),他们又攻占了邻近的一个劳改点。然后决定联合起来去攻打相距只有六十公里的沃尔库塔市。但是,谈何容易!空降伞兵部队切断了去沃尔库塔的道路,超低空飞行的强击机向起义者猛烈扫射,他们只有四散清逸。接后便是审判、枪毙、判刑二十五年或十年。(顺便也给许多没有参加行动而留在劳改有的人“刷新了”刑期。)十分明显,从军事上看,他们的起义是毫无希望的。但是,谁能说慢慢地消瘦,慢慢地死去更有希望呢?其后不久就建立了特种劳改营。大部分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被挑选出来了。但是,这又怎么样呢?一九四九年在别尔拉格特种劳改营的下河图里亚赫分部发生过一次大致相同的事件:解除警卫人员的武装,缴到七八支冲锋枪,从外部向劳改营展开进攻,击溃警卫队,切断电话线,打开劳改营大门。这一次,劳改营里可全是身上佩带号码的、带有烙印的、注定要毁灭而毫无希望的政治犯了。可是,结果呢?囚犯们也没有冲向大门……带头暴动的人固然已经无可丢失,他们变起义为逃跑,分批向梅尔加方向逃去。他们在埃里根-托斯勘附近受到部队和小型坦克的堵截(指挥战役的是谢苗诺夫将军)。暴动者全被打死。记得有个谜语:世界上什么最快?谜底是:思想!这是对的,但又不对。思想,它有时也很慢,啊!简直慢得很呢!人,人们,社会,对于自己所遭遇的事情,对于自己的真正处境,往往要经过艰难的道路,而且往往是很晚,才能有所认识。斯大林把犯第五十八条的人赶往特种劳改营的时候,他几乎是在得意地显示自己的权力。本来这些人已经被他十分牢靠地看管起来了,但他却还要施展诡计,想控制得更好。他指望特种劳改营会使这些人更害怕。结果适得其反。斯大林在世时制定的整个镇压制度的基础,是将心怀不满的人们隔离齐;不让这些人彼此见面;不让人们知道总共有多少这样的人;使全体人民(包括心怀不满的人本身)都相信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心怀不满的人,有的只是极个别的心灵空虚、怀恨在心、注定要灭亡的孤独的个人而已。但是,在特种劳改营里这些心怀不满的人却成千上万地集在一起了。他们数了数,而且他们明白了:我们这些人的心灵远远不是空虚的,而是具有对生活的崇高认识;这些人对生活的认识远比那些看管和出卖他们的人高尚得多,远比那些极力证明这些人为什么应该烂死在劳改营里的“理论家”们高尚得多。特种劳改营的这个新情况起初几乎并未引起任何人注意。表面上似乎一切都是普通劳改营的继续。不错,一向构成劳改营体制和管理当局的支柱的刑事犯渐渐不那么神气了。但是,看守们的加倍凶恶和强管棚面积的不断扩大却似乎又补足了这方面的削弱。可是,有一件事值得注目:随着刑事犯之有所收敛,失盗现象消失了。如今人们已不再用怀疑的目光,而是用亲切的目光看着身旁的人了。我说,朋友们,我们也许确实够得上是……政治犯吧?……如果是政治犯,那么,躺在床上或坐在小队的火炉旁时,我们之间的谈话不是可以更随便些吗。当然。得瞧瞧周围,看看旁边站的是谁。其实,管他呢;让他听着好啦,反正已经判了二十五年,还能怎么样?从前,整个劳改营的心理状态是:今天你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反正找不到正义和公理;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而现在,这种心理状态开始消失了。为什么找不到?为什么将来还会如此?……囚犯作业队里的窃窃私语的内容开始改变了:人们不再谈每人的口粮多少,不再议论烂菜汤,而是谈论一些在外界无法听到的事情,而且这些议论越来越随便,越自由,越大胆了!这时,队长们也突然意识到他的拳头已不再具有左右一切的力量:有些队长的拳头根本就抢不起来了,另外一些队长抢拳头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不那么有力了。有时候队长也会放下架子,坐到旁边来听一听,跟着说上几句。这样,队里的人便开始把队长也看作自己的伙伴了:他也是自己人!队长们经常要为各种小问题去生产计划处或会计室:商量给谁减不减口粮,把谁派到什么地方干活等等。他们自然而然地把这种新空气、某种朦胧的严肃性、责任感和某种新的意义传染给了在那里工作的杂役们。那些杂役们(尽管还远远不是全部)也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当年他们到特种劳改营来的时候,曾强烈地希望在这里抢到一个杂役的职位,现在终于抢到手了。那怎么反而不像在普通劳改营那样过得舒服了呢?现在他们不是可以关在小屋里做油焖土豆吃、和其他杂役住在一起、离开那些干活的人吗?不!现在他们认识到:这些并不是主要的。为什么?那么什么是主要的?……他们已经不好意思像在普通劳改费那样夸耀自己怎样吸别人的血,怎样靠别人过活了。杂役——这些看守的帮手们也开始在干活的人们中间交几个朋友,有时竟会把自己的干净新棉衣和别人的脏衣服构在一起,愉快地同干活的人们躺在一起聊天,度过星期日。从前,普通劳改营的囚犯可以粗略地分为几大类;杂役和干活的人;普通刑事犯和犯第五十八条的人。现在却不同,分类更复杂、更有趣了:同乡,信仰同一宗教的人,饱经世事的人,有学问的人等等。劳改营当局是不可能很快发现并理解这种情况的。可是派工员们已经不再带着那一米长的打入木棍,甚至不像从前那样吼叫了。他们现在是和和气气地同队长们讲话,例如:喂,科莫夫,该叫人们上工了吧!(并不是派工员的心灵上起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空气中似乎出现了某种令人不安的新东西。)但这一切都只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点点变化要经过多少岁月,多少岁月啊!它比季节的更替还要缓慢。而且这些变化并未波及所有队长和杂役,它只影响了心灵深处多少还保留着一点盖满了灰土的良心和友爱的那一部分人。而甘心当坏蛋的人仍旧可以顺利地当他的坏蛋。认识上的真正进步,思想上的震动,英勇的向前迈进,还都没有发生。劳改营依然是劳改营,我们照旧受压迫行无可奈何。一我们的出路仍旧只有钻过层层铁丝网朝草原逃跑、而他们则是用冲锋枪扫射我们,放出军犬咬我们。勇敢的思想,不顾一切的思想,逐步前进的思想,这就是要考虑:怎样才能做到不是我们从他们那里逃跑,而是让他们从我们这里逃跑呢?这个问题一旦被提了出来,一旦有多少人想到了这个问题并把它提了出来,有多少人听到了它,劳改营的逃跑时代也就从此结束,一个骚乱的时代便宣告开始了。但是,怎样来开始这个时代?从哪里开始?我们已被束缚住,被许多触须缠住,没有行动自由呀!到底该从哪里入手呢?看来像最简单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很不简单的。早在普通劳改营的时候似乎就.已经有人想到过应该把眼线们干掉。那时候也曾有人安排过:从木材垛上滚下一报原木把眼线砸到涨了水的河里去、这类事在这里也不难想到呼!那么,该首先剁掉哪些触须呢?好像大家都知道,但却谁也不真正知道。实然,有人自杀了。在“第二号”惩戒工棚发现一个人上吊了。(我是根据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情形叙述这个过程的各个阶段的。在其他特种劳改营里,经过情形也大致一样。)劳改营当局并没有感到什么麻烦,把死人从圈套里卸下来,拉出去扔掉完事。队里的人们却互相传说着。那人是个眼线,不是自己上吊的,是把他吊死的。警告!劳改营里有很多卑鄙的家伙,其中吃得最饱、最粗暴、最无耻的要算食堂管理员季莫费-斯某。(我不是要隐瞒他的姓氏,实在是忘记了。)他甚至有自己的卫队——一伙吃得肥头大耳的炊事员,还豢养了一批家奴,打手,是那些经常在食堂打零工的人。他和这批打手对囚犯们拳打脚踢已是家常便饭了。有一次,他毫无道理地打了一个矮小黝黑的“小鬼”。平常,他打的是谁,他向来是不放在心上的。可是,在特种劳改营里长大的、受到近年来新气氛熏陶的这个“小鬼”可不是普通的孩子,他是个穆斯林。劳改营里有很多穆斯林。这些人可不比普通刑事犯。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在日落前在营区西部把额头贴在地上或高举双手作祈祷(普通劳改营还有人嘲笑他们,这里却没有人笑)。这些伊斯兰教徒有自己的领袖,而且在近来的新气氛中仿佛也组成了自己的代表会议。于是,教徒们作出了决议:报复!星期日大清早,当那些家伙还赖在热被窝里的时候,被打的“小鬼”和另一个北高加索的印古什族人悄悄潜入了杂役们住的工棚,找到斯某住的房间,两刀子就迅速结果了这个体重足有九十多公斤的家伙。但是,当时人们还多么不成熟啊!这两个人竟没有企图遮盖一下自己的脸,也根本没想逃跑,而是离开尸体,拿着带血的刀子,怀着已经尽到义务的满意心情,坦然走去向看守自首了。他们将要受到审判。这都是摸索前进中的探索。这一切在普通劳改营或许也还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堂堂正正的公民却在继续向前探索:这是不是那需要抓住的主要一环啊?是不是就应该通过这一环打断整个锁链?“打死眼线!”对,就是它,就是这一环!把刀子捅进眼线的心窝!制作刀子,杀死眼线——对,就是它!现在,当我写到这一章的时候,墙上书橱里的一排排人道主义书籍正在威严地注视着我,它们那灰暗无光的陈旧书脊,像透过薄云闪烁的星光一样,不住地向我投来责难的闪光,似乎在说:世界上一切东西都不应该用暴力获取!一旦我们拿起剑、刀、枪,我们便会很快地同那些杀害我们的刽子手和暴虐者同流合污了。那就会没有止境……会没有止境!现在,在这里,在温暖而洁净的屋里,我坐在夏邑的写字台旁,我也完全同意这一点。但是,应该自己试试无辜地被判上二十五年刑,身上缝上四块号码布,两手经常要背在身后,早晚两次受到搜身,在劳动中累得筋疲力尽,由于别人的小汇报而被拖进强管制工棚,永远地被踩进泥坑里,……试过这一切之后,从那里,从那个泥坑里,你才会感觉到所有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全部说教统统是那些脑满肠肥的大闲人们的废话!会没有止境!?……那么会不会有开端?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因此产生一线希望呢?被压迫人民得出的结论是:仁慈是无法根绝凶恶的。眼线们也是人??……劳改营看守们向每个工棚宣读了必须传达到整个彼斯强拉格所有囚犯的恐吓命令:关押女囚犯的某劳改点有两个姑娘(其出生年月表明她们都很年轻)进行了反苏谈话,因此,经过由……组成的法庭判处……这两个姑娘都是已经判了十年刑的,她们曾躺在床上小声谈心。是哪个死畜失去给她们告密的呢?这个告密的畜生不也是被判了刑的吗?眼线们还算得上什么人?!没有怀疑了。可是,要开始最初几次打击毕竟不那么容易。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怎样开始的。(所有特种劳改营里都开始杀人了,甚至关押残废的斯帕斯克营分部也开始了。)我们这里是从杜波夫卡押来一批犯人之后开始的。这批囚犯基本上是西乌克兰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分子”。他们在各地对整个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他们推动了这辆大车。是这批杜波夫卡来的囚犯给我们带来了骚乱的杆菌。从游击队员的小路上直接被抓到劳改营的这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关在杜波夫卡的时候就已经认清了环境。在押囚犯们的冬眠状态和奴隶般驯顺的态度使他们感到惊奇,他们决心自己拿起刀来。在杜波夫卡,他们)的觉醒带来了骚乱、火灾和劳改营的解散。但是,过于自信的、瞎了眼的劳改营主人们(这也难怪,他们已有三十年未曾遇到过任何反抗,已经习惯于无人反抗他们了。)甚至没有想到该把转押到这里来的骚乱者同我们隔离开。他们反而把这批人分编进全营的各个队了。这是普通劳改营采用的办法。把人分散开就可以使抗议的声音湮没掉。但是,在我们这个已经开始自我净化的环境中这种办法却只能有助于火舌尽快地吞噬整个劳改营。新来的人们跟着各个作业班一起出工,但是他们根本不干活或者只是做做样子,他们躺在有阳光的地方小声谈天。这时候、从旁看去,他们很像那些合法地这样做的刑事犯:他们也同样年轻、养得很好、身体健壮。但是有一条法规越来越清楚了,不过这是一条新的、令人吃惊的法规:“谁混灭了天良,谁今夜去见阎王!”如今,杀人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比逃跑最多时期的逃跑还要频繁。这些谋杀事件的作案者都很有把握,而且做得神不知鬼不晓:谁也不拿着带血的刀子去自首。人们保存着自己的生命和刀子还要去做别的事呢!他们最喜欢的时刻是清晨五点钟。每天这时候看守们便来打开工棚的大门,打开之后走去开下一个工棚,这时囚犯们几乎还全在睡觉。于是戴着面具的复仇者便悄悄溜进早已看准的房间,走近那张早已看好的床,准确而万无一失地杀死那个已经醒来并尖声嚎叫的或者尚在睡梦中的告密者。在确信他已经死去之后。复仇者们才在重大方地离去。他们是戴着面具的。看不见他们在眼上的号码,号码布撕掉或者盖起来了。但是,即使被杀者旁边床上的人根据体形或面部轮廓认出了是谁,他们非但不会急于主动去报告,而且在审讯时,甚至在监狱“教父”的威胁之下,也不会投降,他们会坚持说:“不,不,我不知道,我没看见!”而且这已经不单纯是根据那条为一切被压迫人民所掌握的古老真理——“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在行事了,这也是在保全自己!因为谁要是说出来,谁也就会在下一个早晨五点钟去见阎王;行动特派员对他表示的好感丝毫也帮不了他的忙。这样.杀人(虽然才发生了不到十起)便成了一种常规,成了一种通常现象。囚犯们早晨去洗脸和领早饭时往往互相打听:今天又干掉了谁?在这个令人不寒而采的体育项目中,囚犯的耳朵听到了在地下后起的正义的战鼓声。这事是完全秘密进行的。只要某个人(一个公认的权威人士)在某处向某人提出一个名字:干掉这个家伙!至于由谁去干,哪一天干,从哪里弄到刀子,这些他就不必管了。至于管这些事的战斗队员们,他们也只知道自己必须执行法官的判决,但不知道法官是谁.必须承认,在眼线们并无正式文件任命的情况下,这个没有建制的、不合法的、无形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却远比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法庭、三人小组、军事审判庭和特别庭所作的判决要准确得多,错误少得多。囚犯们把这种杀人叫作“屠宰”。这种屠宰准确无误,后来甚至发展到白天干,几乎是当众进行了。从前在罗斯托夫市担任过相当高级的内务部职务的一个大坏蛋,一个身材不高、满脸雀斑的家伙,现在是囚犯工棚的“棚长”,他就是星期天白天在“马桶间”被杀死的。人们已经变野了,大家都挤到马桶间去观看那血淋淋的尸体。后来,人们开始寻找那个出卖了第八号惩戒棚挖地道计划的告密者。(劳改营当局察觉此事后,急忙把从杜波夫卡押来的主要人物统统关进了八号工棚惩戒室。但是,没有这些人,屠宰照常进行。)复仇者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持刀在营区内追赶那个告密的眼线,眼线朝着管理处的工棚猛跑,复仇者在后面紧迫,眼线一头。钻进劳改营分部主任、大胖子马克西缅科少校的办公室,复仇者也紧跟进去了。这时少校正坐在圈椅里,劳改营的理发员在给他刮脸。根据劳改营的规章,少校在营区内是不得带武器的。猛然看到闯进来几个持刀的人,少校吓得魂不附体,推开剃刀从圈椅上跑下来,连呼饶命。他以为人们是要宰他。看到人们当面杀死了那个眼线,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没有一个人企图杀害少校。刚刚开始的这个运动有一条规定:只杀眼线,不触动看守和劳改营头头们)。但是,少校还是趁机从窗户跳了出去。脸刮了一半,还系着白围裙,他就径直朝岗楼跑去,拼命地叫喊:“了望塔!开枪!了望塔,开枪啊!”但是了望塔上并没有开枪……还有一次,眼线没有被当场杀死,他挣脱掉,带着刀伤跑进医院。医院里给他作了缝合包扎。但是既然少校都吓得求饶,医院能救得了他吗?两三天之后眼线被杀死在医院的病床上……五千人的大劳改营里只杀死十几个人。可是,刀子每砍下一次,缠在我们身上的触须就脱落一批。感觉到像是吹来了一股爽人肺腑的清新空气!表面上,我们似乎仍旧是囚犯,还关在劳改营里,但实际上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因为我们自从有记忆以来现在才平生第一次能够公开地大声说出自己所想的一切了!没有经历过这一转变的人是想象不出这种自由的!如今眼线们“有眼无线”了!……在这之前,行动处的人向来就可以随意把某个囚犯白天留在营区,几小时几小时地同他谈话。谁知道谈什么呢?!是要他汇报?给他新的指示?从他那里摸清那些还没有作什么、但可能作些什么的与众不同的囚犯?了解那些将来可能成为反抗中心的人物?过去,每到晚间,全队的人下工回来后自然会向这个人提出问题:“今天为什么把你留下了?”而被留的人总是回答说:“就是给我一些照片看,叫我认认人……”不知他说的是实话,还是拿这种谎话作掩护。战后这些年,确实常常把一些人的照片拿给囚犯看,让囚犯辨认出战争时期遇到过的人。但是,总不可能给所有的人都是着照片吧,也没有这种必要啊。可是谁回来都这么说,自己人和告密者都这么回答。于是囚犯之间便产生了相互猜疑,这猜疑也就迫使每个人不敢再同别人讲话和来往了。如今,猜疑消除,空气净化了!如今,契卡行动人员如果命令谁不出工,想把他留下来,这个人竟会不留下来。这不可能!从肃反委员会成立,到政治保卫局,到内务部,几十年来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他们召唤去的人竟不是怀着一颗激烈跳动的心急忙凑到跟前去,竟不是摆出一副谄媚的面孔迈着碎步紧跟在他们后面走去,而是傲慢地(因为本队的人们都在看着他呀!)拒绝去!这不可能!如今,仿佛在派工地点上空有一台看不见的天平在摆动:天平一头的小盘里放满了各种熟悉的怪影:侦讯室、拳头、棍棒、整夜罚站、站笼隔离室、阴冷潮湿的禁闭室、老鼠、臭虫、军事法庭、加判第二次刑期、第三次刑期。但所有这些都不是一瞬间的事,这只是一盘慢慢磨碎骨头的大磨,它不会在一瞬间把你全部吞噬掉,经过这一切之后,人还有可能活下来,这里所有的人不是都经历过这些吗?而放在天平另一端的小盘里的东西很简单,只是一把刀。但这把刀就是为你这个退让的人准备的!这把刀就准备插入你的胸膛,不是将来某个时候,而是明天一清早,而且任凭它什么“契卡格勃”都没有力量救你这一命!这把刀并不长,但恰好可以插入你的肋下;它甚至连个正经的刀把也没有,只是用绝缘胶布把没有刃的一头缠了起来,但这样才有摩擦力,正好拿住,不容易从手里滑出去!归根结底,还是这后一个充满活力的威胁更有分量!它给予一切软弱者们以力量,帮他们摆脱蚂蟥的纠缠,使他们跟着班集体走。(它也给予这些人以辩护的口实:我是想留下来的呀,首长;可我怕挨一刀……您当然没有受到这种威胁,所以修不能想象……)还不止这些。如今不仅行动特派员和劳改营其他主人召唤人的时候人们不敢去了,而且人们也不再敢随随便便往营区邮商或上级设的申诉意见箱里投个信封或一张写了字的纸了。每当需要投一封信或投寄什么申诉书时,人们总要先拿给别的人看看:‘喂,你可看看,检查一下,这可不是告密信.来,跟我一起投进去吧!”现在,劳改营当局变得既聋又瞎了!表面上,大肚皮少校和他的副手普罗科菲耶夫大尉以及所有看守仍旧自由地在营区走来走去,毫未受到威胁,照旧在我们中间走,盯着我们。但他们却什么也看不见了!因为如果这里没有告密者,穿制服的人是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的:在他走近之前人们就不说话了,转过身去,藏起来或者走开了……也可能旁边就有渴望着出卖同伴的忠实情报员在那里着急,可是他们中间没有人敢于发出任何一个暗号。几十年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机关赖以建立其成信和荣誉的那个情报机器现在失灵了。表面上,还是那些作业班组,囚犯们还是到原先的工地去劳动。(我们这时已经商量好要对抗押送的卫兵。我们不允许他们调整我们五人一排的队伍,不让他们在中途点数。我们达到了目的。一旦我们中间没有了眼线,连冲锋枪手也显得无力了。)我们也劳动,做到一般地完成任务。回生活区的时候像从前一样让看守搜身(可是,刀子却从来未被发现过!)。实际上,现在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已经不是劳改营当局硬性拼凑的劳动班组,而是别的人类联合体,首先是民族。产生了眼线们无可奈何的民族中心:乌克兰人的、穆斯林的、爱沙尼亚人的、立陶宛人的。而且这些中心得到了巩固。这些中心没有人选举,但是它们按照年龄、智慧、受迫害的程度等等十分合理地自然形成了,所以它在本民族的人们车间享有不容置疑的威信。显然。也成立了各个中心的联合机构,类似所谓“民族协商会议”之类的东西。这里应该及时说明:并非一切都像勾画主流时所看到的那样纯净而顺利、也有过一些所谓“温和派”和、“极端派”之类互相竞争的集团已自然,这里也有个人之间的好恶和感情成分在起作用。个别想当“领袖”的人的自尊心在作祟。有些年轻的“牛犊子战斗员”还很缺乏必要的政治素养,其中某些人只想到自己既然于这份”差事”,就应该吃得好些,他们为此就直接去威胁卫生所的炊事员,要求给他们开额外的病号饭,如果炊事员拒绝,他们就把炊事员杀死,不顾什么道义标准——已经干惯了,而且有刀子和面具在手嘛!总之。在这个健全的核心中也慢慢开始滋生蛀虫了——它几乎是古今中外一切革命运动中司空见惯的、不足为奇的。必然会有的附属品!也发生过一次单纯的差错。一个诡计多端的眼线不知怎么嗅到了气氛。因此,他睡觉时再三恳求一个爱劳动的老实人和他换换床位、老实人同意了。第二天早晨那个老实人被杀死在床上。尽管有这一类偏差.但大方向始终十分明确而清楚,并且也取得了预期的社会效果。一劳动的作业班组还维持原样,数目还是那么多,可是,奇怪,劳改营里感到缺少班长了!这对古拉格群岛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起初。这种“人员流失”现象是自然的:有人住进了医院,有的人刑期快满、被调进总务大院了。但过去派工员周围总是有一群贪婪地想捞到这个职位的人在等待着:为取得班长职位还要送一块黄油,送一件绒线衫呢!现在,不但没有人再贪图班长职位,反而是有些班长每天跑到政工处去磨,请求尽快撤掉他。如今,队长们从前用的那一套工作方法——压制、强迫——已经失灵了,可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很快地想出一套新方法来的。班长的人选越来越成问题,以至于派工员不得不亲自到工棚同大家一起抽支烟,聊聊天,顺便向大家请求。“小伙子们,作业班总不能没有个头头吧。这可不像话呀!嗯?你们随便选一个吧,选出来,我们马上批准!”后来,这种情况更严重了,因为一些班长开始往加强管制棚里逃跑,好在石砌的监狱里找个藏身之处1不只是班长,还有象阿达斯金之类的施工员吸血鬼,还有一些眼线,他们在暴露之前或者在感到事情不妙、名单就该轮到自己的时候,也会大吃一惊,急忙逃跑到加强管制工棚里去!这些人直到昨天还在人群中装好人,还在言语和行动上表示自己赞成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囚犯中间谁敢不这么说!),昨天晚上他们还同大家一起睡在公共工棚里(其实,昨晚睡着了吗?是不是在那里紧张地思考对策,随时准备着闪开刺过来的刀子,并在暗中发誓这是最后一晚住在这里了呢!?),可是今天却突然不见了。于是,值目的囚犯得到命令:把某人的东西收拾一下,送到加强管制工棚去!这是特种劳改营生活中的一个新时期,它既可怕,又有趣。现在不是我们逃跑,而是他们从我们这里跑掉;从而使我们这里净化!这是这个世界上一个空前的、不可想象的时期:那些昧了良心的人夜里不能安安稳稳地睡觉了。报应已经不再等到来世,不等待历史作出判决,而是一把刀子明天早晨就会使你得到报应,这报应是可以感觉到的,活生生的。光明正大者感到脚下的营区土地柔软而温暖,叛徒则感到脚下的土地像针毡,像在燃烧!这种情况只有在童话里可以想象得出,而对于营区以外的空间,对于我们的外界自由社会来说,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是过去从未看到过,或许将来也不可能看到的。阴森森的石砌加强管制工棚早已经扩建完了。小小的窗孔外面装着罩斗。它阴冷、潮湿、黑暗。周围是大厚木板筑接起的坚固围墙。劳改营主人为了关押那些不听话的、逃跑的、顽固不化的、牢骚满腹的勇士们而精心建造了这加强管制工棚,不料如今它竟忽然不得不接受眼线、吸血鬼和凶恶的打手来休息养老了!应该说,第一个想到去找契卡人员的人,想到凭着自己长期忠实的效劳而请求他允许自己躲进石头房子。从而逃避人民那愤怒惩罚的人,还是相当聪明的。人们自己要求住进更严格的监狱,不是逃出监狱,而是逃进监狱,自愿地同意不再呼吸新鲜空气、不再见到阳光,——这种情况似乎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呢!劳改营首长和行动人员对于最初逃进来的几个人表示了同情,倍加爱护地把他们收留起来;毕竟是自己人嘛!给他们在加强管制工棚里挑选了最好的房间(一些说话刻薄的人把这种地方叫作“储藏室”),给他们发了床垫子,命令把他们屋里的炉子烧暖和点,允许他们每天出来散步一小时。但是,“继第一批聪明人之后,不那么聪明但却同样渴望活下去的人们也跟上来了。(某些人逃跑时还没法替他保留面子:谁知道呢,说不定将来还得回来同囚犯们住在一起?大辅祭鲁德丘克逃进加强管制棚之前就有过一场表演;晚上熄灯号之后,几个看守突然来到他的房间表演了一场严格搜查的戏,甚至连床垫子都撕开了,然后就“逮捕”了鲁德丘克并把他带走了。不过,囚犯们很快就确切地得知,这位喜爱绘画和吉他琴的骄傲的大辅祭也住在拥挤的“储藏室”里)眼看这种人已经有十名,十五名,二十多名了!(我们用劳改营长官的姓给他们命名为“马切霍夫斯基班”。)于是,不得不压缩有效面积而开辟第二个“储藏室”。不过,眼线只有当他们混在群众中间而没有被发现的时候才是需要和有用的。眼线一旦被发现就一钱不值了,他们再也不能在这个劳改营里起作用。因此,现在只好让他们在加强管制工棚白吃饭。他们又不去参加劳动,毫无益处。不行,就算内务部对他们慈善吧,也总有个限度吧!于是,当局就制止了这股求救的水流。来迟了的。对不起,你就留在工棚披着羊皮等待那一刀吧。告密者也像是摆渡的船夫:这时需要你,事后不相识。劳改营当局关心的是对应措施,是怎样才能制止囚犯们这可怕的运动,并且挫败它。他们习惯于做的,也是他们实际上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草命令。这些掌握着我们的身心的人们最不愿意承认我们的运动是政治运动。因此,在那些气势汹汹的命令中他们把已经开始的这个运动统统称之为匪徒活动(这些命令由看守们到每个工棚里来宣读);,大概他们觉得这样称呼比较简单、容易理解,也更亲切吧。不久前,他们把真正脱匪徒冒充“政治犯”送到我们中间来当“眼线”,现在呢。相反,政治犯——第一次成为政治犯的人——却又被叫作“匪徒”了。命令里只是笼统地宣布:一这些匪徒必定会被发现(眼下还一个也没有发现!),而且这些人将会被处决!命令里甚至号召囚犯们起来谴责匪徒们并同他们进行斗争!……囚犯听完传达之后,各自暗笑着散去。“劳改营军官们不敢把政治性的东西称为政治性的(虽然三十年来一向是不管侦查什么案件都任意扣上“政治”帽子的)。这使我们感到了他们的虚弱。这确实是虚弱!把运动称为匪徒行为,这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诡计。这样一说,劳改营当局就没有责任了。否则,它怎么竟然使得劳改营里发生了政治运动呢!?这样说的好处和必要性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因而上面也开始使用这种提法了:从州内务局和劳改营管理局到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内务部本身都是这么说。一个非常害怕公开报道消息的制度必然会喜欢同样地欺骗自己。如果被杀死的是看守或军官,那他们就无法回避适用第五十八条第8分条《恐怖行动》,不过,那他们也就可以很容易地判处枪决了。现在,他们看到另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可以把特种劳改营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描绘成“狗咬狗的战争”,这是震撼过整个普通劳改营的,也是由古拉格群岛的领导当局自己发动起来的战争。“狗咬狗的战争”值得在本书中单独写一章,但为此还需要收集许多材料。我只好请读者去阅读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研究报告《罪恶世界随笔》,虽然那里面写得也不够全面。简单地谈谈吧。“狗咬狗的战争”大约爆发于一九四九年(经常发生的小偷与“母狗”〔狗腿子〕之间个别人的互相残杀又当别论).一九五——一九五二年间曾大打特打。那时,盗贼世界分化为各色人物的小集团:除了纯粹的小偷和“狗腿子”之外,还有:不择手段派(“不择手段的窃贼”)、所谓“马赫诺分子”、大捞派、酿酒派、“小红帽”、魔手派、带棍派以及其他种种。到了五十年代那个时期,劳改营的领导苏门已经不大相信那绝对正确的理论所教导的改造刑事犯的办法了。因此,它似乎下决心要摆脱这一负担,于是它便开始玩弄“分而治之”的手段:忽而支持这一派,忽而支持另一派,利用受支持的派别的刀子去干掉另外一些人。这种屠杀曾公开地、大规模地进行。后来刑事惯犯中的凶手们也学会了对付办法:他们或者借他人之手杀人,或者亲自出马,事后强迫别人承担罪责.一些年轻的普通犯人和当过兵或者当过军官的人,在可能被杀的威胁下,不得不把别人的杀人罪承担下来,从而按第五十九条第3分条“匪徒行凶罪”被判二十五年徒刑。而那些盗贼团伙的头头们却在一九五三年依据“伏罗希洛夫”大赦令像没事人一样释放了。(不过我们也不必进住:后来他们又一次次地进了监狱.)当我们的报刊上又掀起一阵风,并且刊登一些奢谈改造的多情故事时,字里行间偶尔也会透露一些关于劳改营残杀事件的消息(当然是十分模糊不清而且不真实的)。这些消息中往往故意地(为了对历史进行隐瞒)把“狗战”和特种劳改营里的“屠宰”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不明的杀人混为一谈。劳改营题材是大家所感兴趣的,人们都贪婪地阅读这类文章,但是从这些文章里却什么也弄不懂(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写这些文章的)。例如,一九五九年七月《消息报》上就发表过一篇疑点百出的所谓记实性中篇小说,出自记者加利奇之手。里面说,主人翁科西赫从劳改营里写了一封长达八十页打字纸的申诉信,感动了最高苏维埃。(第一,请问,科西赫哪里来的打字机?是从行动人员那里借来的吗?第二,谁会去读这长达八十页的东西?还没有看完第一页就该打呵欠了。)并且说这个科西赫曾被判刑二十五年,是由于在劳改营里的案件被第二次加刑的、那么究竟是由于劳改营里的什么案件?为了什么增加刑期的?说到这里时作者加利奇表现了我国新闻记者的一般特点:含糊其辞,叫人摸不着头脑。读者不明白:科西赫究竟是在狗咬狗的斗争中杀了人,还是犯了杀死眼线的政治性杀人?但是,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了:如今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人们把一切杀人都混为一谈,统统称之为匪徒行为。请看这家中央报刊是如何科学地解释这一点的吧:“贝利亚的走狗们(是啊,一切都往“大灰狼”身上推吧,总不会错,大灰狼什么都能承担下来!)当时在劳改营里掌握着权力。(当时?那么在这之前呢?现在呢?)那些本来应该认真执法的人却用自己的肆意妄为代替了严明的法律。(怎么回事?违背唯一的指令?谁敢这样做?)他们千方百计地在囚犯之间排技山间,制造仇恨(着重点是我加的,这句话倒是实话——作者注)(利用眼线的办法当然也包括在这个提法之内了)。那是一种畸蛮的、无情的、人为地煽动起来的仇恨。”想用判刑二十五年的办法来制止劳改营里的杀人事件,自然是办不到的,因为杀人者本来就已经被判二十五年了。于是,-九六一年又颁布了新命令:在劳改营里杀人者处死刑,当然也包括杀死眼线的人在内。赫鲁晓夫发布的这条命令倒是斯大林时期的特种劳改营所需要的。他们就是这样给自己涂脂抹粉的,但是因此也就失去了枪毙劳改营内的凶手的权利,也就是说,不可能采取有效的对应措施了。他们无法制止这场越演越烈的运动。发布的命令没有奏效。囚犯们并没有代替自己的主人去进行谴责和斗争。因而劳改营当局便采取了第二项措施:对整个劳改营实行惩戒管理制度!这意味着,所有日常的自由时间,即除开劳动之外的全部时间,包括星期天,我们都必须像在监狱里一样被镇在屋里,必要时使用马桶,饭也在工棚里吃。人们用大桶把粥和烂菜汤送到工棚里来,食堂里空无一人。这个办法使人很难忍受,不过,它没有继续多久。我们在工地上完全变得做做散散了。不久,煤炭托拉斯叫了起来。更主要的是这给看守们增加了一项额外负担:他们现在不得不经常在劳改营里拿着钥匙从这头跑到那一头,一会儿要给倒马桶的卫生值日开门关门,一会儿要开饭,一会儿又要把病人押送到卫生所去,再从卫生所押回来……劳改营当局原来指望我们受不住这种严格的制度,因而会恨那些杀人者,把他们招供出来。但是我们大家都有精神准备,认为忍受一下还是值得的。当局的另一目的是:现在每个工棚总是关着,这样就可以防止囚犯跑到别的工棚去杀人,而本工棚里的人总是容易找到的。可是,又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又是一个凶手也没有找到,大家还是都“没看见”,“不知道”。接着又在工地上把一个人的脑袋打了个窟窿。这就更是关闭工棚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了。惩戒制度废除了。又想出另一个办法:修建一道“万里长城”——一道大墙。这道墙的厚度是两块土坯长,高四米,就修在劳改营区中部,用它把营区分割为两部分,但暂时先留下一个豁口。(这个计划适用于全部特种劳改营。其他许多营已经把整个营区部分割成若干小区了。)这道墙对于外部的村庄毫无防护意义,因而托拉斯不会支付这笔建筑费用,所以整个建筑的担子全落在我们这些囚犯身上:制作土坯.翻晒土坯,搬运、糊墙等全部工作都要我们在星期天和下工回来之后的时间完成。我们十分讨厌这道墙,明知当局叉在准备某种卑鄙勾当,可是不能不干。我们得到解放的程度还很小啊,只是头脑和嘴巴解放了,从肩膀直到月间整个身手仍旧和从前一样陷在奴隶的泥潭中。发布恐吓命令、实行惩戒室制度、修境——这都是一些粗暴措施,完全符合监狱里的思维方式。可是,突然,怎么啦?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开始把一个又一个作业税则到摄影室去,给每个人拍照片,态度客气,而且不是让你戴着那个狗脖套一般的号码拍照,不要求你一定把头摆成固定的角度,而是请你随便坐下,随便摆个什么姿势,愿意怎么照就怎么照。那些爱劳动的人们还听到了文化教育科长“不小心”据出来的一句话:照像是“为了办理证件”。办理什么证件?囚犯需要什么证件?……一种兴奋的心情在囚犯们中间传开了:会不会是为了解除看管在准备出入证?会不会是……?也许……?有一个回家度假的看守回营了。他大声对别的看守说,旅途中他看见过好几列火车,满载着释放回家的人,被释放的人们用标语和绿树枝把列车装饰起来,高高兴兴回去了。天啊!心脏在激烈地跳动!是自,早该如此嘛!战争结束后本来应该先从这件事做起的!莫非终于开始做了吗?还听说有人收到了家信,说他的邻居已被释放,现已回到家里!忽然,有一个已经拍过照片的班被某个委员会传去谈话。要求一个人一个人地进去谈。斯大林的照片下面摆着铺了红布的桌子,桌旁坐着几位劳改营军官。但不仅是他们,另外还有两个在劳改营从未见过的陌生入,一个哈萨克人,一个俄罗斯人。这些人庄重地坐在桌旁,面带微笑,在填写着什么表格:姓、名、父名、一出生年月、’出生地,接下去不是囚犯已经习惯回答的触犯刑法多少条、判刑多少年和刑满日期,而是详细的家庭状况。妻子、父母、有无子女、子女的年龄、现住何处、住在一起还是分居。所有这些全都记下来了!……(委员会的成员还时而提醒记录人员:把这点记下来!把这个情况也写下来!)、讯问的问题很奇怪,触及人的痛处,但又令人愉快!听到这些问题,连那些已变成铁石心肠的人也很不得大哭一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听到的一直是那不连贯的嚎叫声:犯哪一条?利期?判决机关!?突然,这么一些和颜悦色、严肃认真、通情达理的军官坐在你面前,慢条斯理地、以同情的口吻(是的,正是以同情的口吻!)询问你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连自己都不敢去触动它,有时躺在床上和邻床的人说上一,两句,或者一两句也不敢说,……这些军官(对呀,去年十月革命节前夕不就是这个军官把你的全家照片没收掉,给你撕得粉碎吗!你忘了?现在原谅他了?),这些军官现在听到你说妻子已经改嫁,父亲已经衰老,已不指望今生能看到儿子时,对你深表同情地叹着嘴,他们互相交换一下眼色,摇摇头。是啊,这些军官不是坏人,他们也是人,只是因为他们担负的这种狗差事才……各个项目都已填完,最后对每个人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嗯,那么你B已希望住在什么地方呢?是你父母住的地方,还是你从前住的地方?……”“什么?我……就住在第七号工棚呀……”囚犯睁大眼睛回答说。“这我们当然知道!”军官们笑了。“我们是问。你希望住在什么地方?比方说吧,假如把你释放了,那么给你的证件上该填你要在哪儿落户呢?”囚犯感到天旋地转,眼前是阳光、彩霞……他的头脑懂得,这是梦,是童话,这不可能,他的刑期是十年或二十五年,什么也没有改变,他满身泥土,明天还要被赶到工地去劳动。但是几个军官,包括两名少校,却明明坐在面前不慌不忙地、深表同情地继续在问:“你到底想上哪儿去,上哪儿?你倒说一个地方呀。”囚犯的心脏跳得更快了,一种感激的暖流流遍周身。于是他就像个羞红了脸的男孩要说出自己心爱姑娘的名字似的,说出了内心中的秘密,说出了如果他不再是身带四块号码的、可诅咒的囚犯的话,他希望在什么地方度过自己的余年。军官们把这个地点也记下来了!命令叫下一个人进来。而头一个人便疯人似地跑到走廊里,急不可待地把刚才的事情讲给同伴们听。队里的人一个接一个被叫进屋里,回答友善的军官们提出的问题。五十个人中间只有一两个人苦笑了一下,回答说:“呆在这个西伯利亚一切都很好,只是气候热些。能不能把我送到北极圈内去?”或者说:“请您这样写上:我生在劳改营,也要死在劳改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军官们就这样同两三个班谈了话(全劳改营共有二百个作业班)。劳改营的囚犯兴奋了好几天:他们有的还争论呢!尽管一半人从未相信这一套。这种时候过去了!委员会后来再也没有找人谈话。其实,给囚犯“照像”并不花费什么钱,只是用没装胶卷的照像机咔嚓一下就行了。但是,要一组军官坐在那里亲切地向这些面貌可憎的囚犯问话,他们实在受不了。既然受不了,那么这一无耻的欺骗手段当然也就未能奏效。(不过,还得承认,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一九四九年建立这类严格管制的劳改营时,当然有过永久性计划。但是,曾几何时,一九五一年,它的主人们就不得不煞有介事地表演这类亲切的把戏了。还需要有什么样的成功呢?为什么在普通劳改营时代他们没有被迫作这类表演呢?)于是,刀子又开始闪光了。于是,主人们决定:抓人。没有眼线,他们摸不准应该抓谁,但是,大概总有些怀疑对象和想法吧(说不定还是有人秘密地给他们通消息)。一天,收工之后两个看守来到工棚,像是例行公事一般对某个囚犯说:“喂,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跟我们走!”这个囚犯看了看周围的同伴,回答说:“我不去。”可不是嘛!对于这种极为平常的抓人,或者叫逮捕,我们是从来没有反抗过的,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原来,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啊:我不去!我们这已经得到解放的头脑现在终于懂得这一点了!“为什么不去?”两个看守走到眼前来了。“就是不去!我在这里呆着满好。”囚犯坚定地回答。“他应该去哪儿?……为什么必须去?……我们不放他走!……不放他走!……你们走开!”工棚里四面八方都说话了。看守们踌躇了一会儿,走开了。他们又在其他工棚里试了试同样的办法。结果一样。豺狼们明白了:我们已经不是从前的绵羊。现在他们抓人必须借助于欺骗手段,或者在岗楼里干,或者为了一个人而抓全班。想从群众中把一个人拆走,那是办不到的。我们清除了污秽,我们摆脱了监视和偷听,我们翻身放眼一看,明白了。我们的人成千上万!我们是政治犯!我们能够抵抗!我们选定了眼线、告来者、叛徒这个环节开刀,抓住这个环节拉断整个锁链.这选择该是多么正确风过去就是我们中间的人在妨碍我们生活。就像古代的祭坛上一样,他们的血流出来了,我们消解了沉重的诅咒。革命在高涨。原来似乎一度停息了的革命的微风,如今像飓风一般吹进了我们的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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