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劳改营里应该完全不可能逃跑,像腾诺和沃罗比约夫这样的逃跑者

如今,当格奥尔吉-帕夫洛维奇-腾诺谈到他过去的多次逃跑,谈到他听说过的其他难友的逃跑时,他十分称赞那些倔强而毫不妥协的人,如伊万-沃罗比约夫,米哈伊尔-海达罗夫,格里戈里-库德拉,哈菲兹-哈菲佐夫等人。他说:“这些人才是坚定不移的逃跑者呢!”坚定不移的逃跑者!这是指那些坚信人不能住在笼子里的人,而且对这个信念一分钟也未曾动摇过的人。这种人,不管让他去当个有吃有喝的监狱杂役,把他放在会计科或文教科,还是安排在面包房干活,他都始终想着逃跑。这是那些从被关起来那天起就日夜思念逃跑、梦寐以求逃跑的人。这是铁了心决不妥协的人,而且是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服从于逃跑计划的人。这样的人在集中营里没有一天是随随便便度过的,不管哪一天,他要么是在准备逃跑,要么正在逃跑,或者就是被抓住了,被打得半死躺在劳改营监狱里。坚定的逃跑者!他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他看到过陈列在派工地点“以警效尤”的、被打死的逃跑者尸体,看到”过那些被活捉回来的人——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口吐鲜血,还要拖着他们在各工棚之间走,强迫他们高喊;“囚犯们,看吧!看看我这样子!对你们也会这样!”他也知道,追捕逃犯的人们往往嫌逃跑者的尸体太沉,不愿带回营来,于是就只把他的脑袋(或者,正确地按照规定执行的话)加上他的一只右手装在口袋里带回来。(把肘部以下的右臂截下带回,是为了让特别科验证指纹,以便注销。)确实有这样的坚定的逃跑者!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才迫使当局给窗户装上又粗又密的铁格子,用几十道铁丝网把营区围起来,修建了碉堡、围墙、板墙,布置了潜伏哨、伏击兵,用带血的生肉喂养着军犬。坚定的逃跑者!他们是不顾别人是否责备他们的,因为有些宁愿在劳改营苟且偷生的人总是要责备他们:你们逃跑,会使我们的处境更糟——管制会更加严格!每天要点十次名!烂菜汤变得更稀!坚定的逃跑者还要摆脱那些耳语声:有的囚犯会诚恳地好言相劝。劝他老实些(“不要铤而走险吧,在劳改营也能活下去,何况还有家属给你寄邮包来!”);甚至要拒绝关于提出抗议和实行绝食的劝告,因为他们认为抗议和绝食不是战斗,而是欺骗自己。坚定的逃跑者在所有斗争手段中只承认一种,只相信一种,只为这一种作准备——那就是逃跑!这种人简直就不能不这样做!他们似乎生来就这样。就像候鸟不能不随着季节的变更而迁徙一样,一个坚定的逃跑者不能不逃跑。在两次失败的间歇期间,有些安于劳改营生活的人曾经问过格奥尔吉-腾诺:“你怎么老呆不住呢?你跑什么?你在外界,尤其是在今天的外界,能找到什么好东西?”每听到这类话,腾诺就会惊奇地反问:“什么叫‘能找到什么好东西’?能找到自由!只要不戴脚镣,能在密林里蹲上一天也好嘛!.这就是自由!”像腾诺和沃罗比约夫这样的逃跑者,在古拉格及其机关存在的中期,在胆小的家兔时期,是没有看到过的。这样的囚犯只在古拉格群岛的初建时期有过,后来,到了战后,又出现了。腾诺就是这样的人。每到一处新劳改营,起初他都很压抑、苦闷,因为他还没有考虑好新的逃跑计划。一旦心目中有了这种计划,腾诺就一扫过去的愁容,变得愉快了,嘴角上常挂着胜利的微笑。他回忆说,开始全面复查过去的案件并给人们平反时,他反而感到了沮丧,因为他觉得对平反所抱的希望会消磨他逃跑的意志。腾诺的一生极其复杂,不是本书所能包括得了的。应该说,他的逃跑本领是天生的。孩提时,他就从勃良斯克市的寄宿学校里逃到“美洲”去过,也就是说,坐了小船在杰斯纳河上漂流过;在皮亚季戈尔斯克的孤儿院时,他冬天只穿一件内衣就爬越大铁门跑到姥姥家去过。他的生活道路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航海生活和杂技团的生活这两条线始终互相交织着。从航海学校毕业后,他当过破冰船的水手,扫雷舰的水手长和商船队的领航员。后来又读完了军事外语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北方舰队服役,曾作为苏联的联络军官乘美国护航舰去过冰岛和英国。同时,他自幼就练习杂技;新经济政策时期他还在杂技团表演过。后来,在两次航行之间的空闲时期他曾多次参加演出;他还是扛铃运动的教练,作过“记忆术”的表演,表演快速“记住”许多数字和单词,表演从远距离“猜测”别人的想法等。杂技团的生活和在港口上的生活使他同“流浪者”有了一些接触,因而也就多少沾染了那些人们的作风——冒险性和不顾一切,学会了他们的一些语言。后来,他多次蹲惩戒室,和刑事犯们关在一起,又不断从他们身上吸收了许多东西。对于一个坚定不移的逃跑者来说,这一切都是有用的。做人的全部经验积聚在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个人就是这样形成的。一九四八年,腾诺突然接到命令:立即从海军复员!其实,这件事本身已经是一种不祥之兆了。(他懂得几国语言,在英国舰只上航行过,是爱尼沙亚人,虽然出生地是彼得堡。)但是,人往往都是往好处想的。他也一样。同年圣诞节前夕,他在里加市被捕了。(里加市每年过圣诞节时仍旧使人感到有节日气氛。)他被关进阿玛图大街音乐学院旁边的一间地下室里。当他走进自己生平第一间牢房时,他忍不住了,他不知为什么对那个冷漠无情、一声不吭的看守解释说:“今天我和我妻子有两张《基度山恩仇记》的票,电影正好在这个时间开演。基度山伯爵曾为自由而斗争,我也不会妥协的。”但是,要斗争还早呢!因为我们总是被一种“这是搞错了”之类的设想支配着。心想:我蹲监狱?为什么?这不可能!他们一定会弄清楚的!在把腾诺押往莫斯科之前,还特意派人来安慰他(这是为了押解途中的安全!):部队反间谍处处长莫尔希宁上校特地到火车站来给他送行,还同他握了手,并且告诉他:“您放心去吧!”三个特别护送人员(少校、大尉和一名军士)加上腾诺总共四个人,他们乘软席包厢去莫斯科。在火车上,少校和大尉商量着怎样在莫斯科过一个愉快的新年。(是不是为了捞到一次去莫斯科出差的机会才故意组成了这个特别护送小组呢?)他们商量妥之后就各自躺到上铺去,似乎已经睡着了。军士则躺在对面的下铺上,每当被捕的人一睁开眼睛,这军士必然要动一动。包厢里只有上面的一盏蓝色小灯亮着。腾诺的枕头底下放着妻子最初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送来的东西:她的一绝头发和一大块巧克力。腾诺躺在下铺,陷入沉思。车轮发出有节奏的轻快响声。我们的想象是可以随意使这种声音充满任何一种意义和预言的。脸谱这时使这种声音充满了“希望”。因此,他根本没有认真考虑逃跑。只是随便想了想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后来他不止一次回想起这个夜晚,但那时却只有悔恨和叹息了。今后就永远不会有这么容易逃跑的机会,自由永远不会离他这么近了!)夜里,腾诺曾两次去厕所。车厢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军士跟在他后面。军士的手枪系在一条长长的武装带上(海军军人都是这样戴枪的),他也跟着被捕的人一起挤进了厕所。腾诺会拳击和柔道,要想在这里制服军士,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缴下他的枪,命令他不出声,然后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在一个小站下车跑掉。.第二次去厕所时,那个军士不敢再挤进来了,他留在门外。但门是关上了的,在里面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可以打碎玻璃,跳出去:夜车,一九四八年,车开得不快,而且时常停车。不错,是冬天,腾诺没穿大衣,而且手头只有五卢布现钱,但是,他的手表还没有被没收排。由特别护送组押送的光荣到了莫斯科火车站就结束了。在乘客们全部下车之后,一个戴蓝肩章的准尉从一辆黑色乌鸦车上下来,走进车厢问道:“他在哪儿?”交接,失眠,单人囚室,单人囚室。催促尽快审讯的天真要求。看守们的不耐烦的回答:“有你受审的时候,你还会嫌多哩!”侦查员终于来了。“喂,谈谈你的罪行吧!”“我什么罪行也没有!”“只有罗马教皇才什么罪也没有!”牢房里住两个人,另一个是装成犯人的眼线。就这样,慢慢地把篱笆加高了。其实是怎么回事呢?经过几次审讯后腾诺就完全明白了:他们根本不是想弄清问题,也不想释放他。那就是说:得逃跑!腾诺并没有把这世界闻名的列佛尔托沃监狱看成了不起的困难。也许像刚上前线的新兵似的,由于还没有什么经历,所以也就什么都不怕吃?逃跑计划是由侦查员阿纳托利-列夫申提示的——侦查员用自己的表现(他越来越对腾诺粗暴、凶恶和憎恨)向腾诺提示了这一点。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尺度,在这座建筑物里曾有几百万人忍受过毒打,有人甚至没有胆毒打看作刑罚。但是,对于腾诺来说,单单是想到别人可以任意殴打他而不会受到报复,他就绝对不能忍受了。这是粗暴的侮辱,与其忍受,不如死去。因此,当列夫申在语言威胁之后第一次走近腾诺,要挥动拳头的时候,腾诺霍地站了起来,狂怒地颤动着身子对他喊道;“你敢!我反正活不成!可也要挖出你一只眼睛,或是两只!这个我能作到!”侦查员后退了。他大概认为用自己一只好好的眼睛去换犯人这注定要完蛋的生命是不合算的。于是他就用禁闭室折磨腾诺,好使腾诺的体力衰弱下去。然后他又把在隔壁房间里被刑讯折磨得惨声喊叫的女人说成是腾诺的妻子,并说如果腾诺不招认,他妻子还会受更大的折磨。侦查员这次又看错人了!腾诺不能忍受别人的拳头,同样,他也绝对忍受不了对妻子的审讯。被捕者心里越来越明确:必须把这个侦查员干掉。这可以同逃跑计划结合起来!侦查员列夫申少校也穿海军制服,也是高个子,浅黄头发。膜带完全可以冒充列夫申,瞒过侦讯大楼看守长的眼睛。不错,列夫申的脸肥胖而有光泽,腾诺这些日子消瘦了。(囚犯轻易没有机会照照镜子。甚至在审讯中要求去厕所,厕所洗手处的镜子也是用黑市蒙着的。只是碰巧掀动了一下:终于看到自己的模样了。啊,多么瘦!多么苍白!真心痛自己!)这期间已经从车房里把那个不中用的眼线撤走了。腾诺便开始研究那个人睡过的床。床上的一根根铁棍儿和床腿连接的地方生了锈,锈得比别处细一些,焊接的地方也不很结实。铁棍的长度约七十公分。可是,怎么把它拆下来呢?首先要……训练自已能准确地计算秒数。然后,把每个看守透过门上的窥视孔往牢房里面看的间隔时间都记下来。(当然,还得先弄清是哪个看守值班,应该装作像在床间随便走走的样子。)间隔时间弄清了:四十五秒至六十五秒。在这一段间隔里,用力一板,就能把生锈的那一头折断。另一头是完好的,弄断它要费些力气。要站到上面去用两脚往下跺,但跌断后它会碰到水泥地上,发出响声。那就是说,要在一次间隔时间内完成下列几项动作;把枕头放到水泥地上,站到床上,跺,断铁棍儿,再把枕头放回去,而铁棍呢,哪怕暂时塞到床垫下也行。而且每个动作都要按秒把时间计算好。好,拆断了。作到了!但是,这还不行:人们一进来就会发现,那你就只好死在禁闭室里了。关你二十天禁闭,你不仅会失去逃跑的力气,甚至连侦查员也对付不了了。啊,有了。用指甲把床垫子划破,扯出一点点棉花来。用棉花把铁棍儿的两头包住,再安到原来的地方去。算算几秒钟?好,可以作到!但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每十天要洗一次澡,市犯人洗澡时间要搜查牢房,损坏的地方立即会被发现。那就是说,应该尽快行动。可是,怎么把铁棍带进侦讯室呢?……从牢房里提犯人去审讯时并不搜身,只在审讯后回来时摸摸身体两边和前边有口袋的地方,目的是搜查刀子之类,怕犯人自杀。腾诺身上还穿着海军制服,里面是传统的蓝白条纹水兵内衣,这内衣温暖着腾诺的身体,也温暖着他的心灵。“然后我就出海去——痛苦会少些!”他向看守借了针和线(在规定的时间可以借给针线),装作缝扣子的样子(他自己用面包作的假扣子)。他解开上衣,解开裤子,抽出内衣的底边,把底边从里面折起一小段缝起来,缝成一个小口袋的样子(这是为了把铁条的下端插进去)。在这之前他已经从裤杈带子上扯断了一小段。现在,他又装作缝上衣扣子的样子把这一小段带子缝在内衣前胸的里子上。做成一个小环。好管住铁条的上端。然后,他再把内衣前后反穿上。从现在起就开始日夜加紧练习。铁条放在背后内衣里边,穿过小环,下端插进小口袋里。铁条的上端恰好到脖子的高度,低于上衣衣领。要练习的动作是:要在看守往牢房里窥视一眼之后到他窥视第二眼之前这段时间内,完成下列动作;把手举到脑后,抓住铁条的上端,把身子向后挺直,再向前方略微倾斜,像弓弦那样,同时,抽出铁条,猛地一拍,打向侦查员的头部。然后全都恢复原样!看守又看了一眼;被捕者正在翻着书本看书呢!动作练得越来越快了。抡起的铁条已经在空中发出响声。假如这一击打不死他,至少会把他打昏。既然这些家伙已经把我妻子抓来,那为什么我要可怜这些家伙呢!还要准备好两个棉花球(棉花还是从垫子里掏)。把棉花球放到嘴里的牙齿外侧,可以使脸显得胖一些。当然,在这天之前还要刮好脸。可是,监狱里每星期才用钝刀子给犯人刮一次险。所以,行动的日子不是可以随便选择的。那么,怎样才能使苍白的脸变得红润些呢?可以往脸上稍微擦上一点血,就用他的血!逃跑者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像普通人那样“随随便便地”听或看,他必须抱着逃跑者的特殊目的听和看。他应该对任何细节都作出解释,而不应轻易放过去。不管是提他去审讯,还是去放风或去厕所,他的腿都在计算着步数,在记住台阶的数目(这些并不是全都用得上的,但是他还是要记);他的身体也在记住拐弯的地方;犯人走路时按命令必须低着头,但他的两眼却在记住地面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完好;两个眼珠在可以扫视到的视野内观察着所通过的各个门,记住它们是一扇的还是两扇的,门上是什么把手,什么锁,门往里开还是往外开;而同时头脑还应该判断出每扇门的用途;耳朵也不能休息,它在倾听着并在进行着比较:对,我在牢房里听到过这种响声,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有名的列佛尔托沃监狱大楼是个“K”字型建筑,楼梯护栏之间的空处直通上下各层,金属护栏;指挥哨兵在挥动小旗。拐进侦讯楼了。每次审讯都在不同的侦讯室进行。这样更好!可以了解到侦讯楼的所有走廊和门的位置。侦查人员怎样从外面进到这里来呢?就是从这个小方窗户旁边的门进来的。当然,主要检查他们证件的地方不是这里,是外面的岗楼,但是,他们在这里似乎还要打声招呼或者要出示讲什么东西。刚巧有一个人往楼下走,他边下楼边朝着上面的人喊道:“那我这就到部里去啦!”很好,这句话可能对逃跑者有用。侦查人员从这里出去之后怎样走到外面的岗楼?这就要凭想象来判断了,而且必须毫不犹豫地、正确地走去才行。好在是冬、天,雪地里当然会有人们走出的小路,或者那里的柏油路面会显得更黑、更脏些。可是他们怎样通过岗哨呢?出示自己的证件吗?还是进来时已经把证件留在门口,出去时只须说出自己的姓名,取回证件就行?或者是哨兵认识每个人的面孔?那么,主动报自己的姓名反而会犯错误。或许只伸手去拿就行?许多问题都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只要你不被侦查员提的那些无聊的问题缠住,而能够留心观察他就行。为了削铅笔,列夫申从胸前的衣袋里掏出一个什么证件,取出夹在那里面的一片刮脸刀来。从这里马上就可以看出问题了:“他掏出的不是出入证。那么,出入证在哪儿呢?留在岗楼了吗?”“他掏出的那个小本本很像汽车驾驶执照。那么他是乘自己的汽车来上班吗?那就是说,他身上还应该带着汽车钥匙。他把车停在监狱大门前吗?必须在这里,在离开侦讯室之前,看看他小本上的汽车牌号,出去之后可不能搞错!”“看来监狱里没有衣帽间,因为他每次都把大衣和帽子挂在侦讯室的墙上。这样更好。”不能忘记和漏掉任何一件重要的事,而且要把所有的事都在四、五分钟之内做好。当列夫申被他打倒在地的时候,必须立即按下列顺序行动:l)脱掉自己的上衣,穿上他较新的带肩章的上衣;2)解下他的鞋带,把它穿在自己没有鞋带因而不跟脚的鞋上(这一项就要占不少时间!);3)取出他的刀片,塞进事先在自己鞋后跟上准备好的地方(如果被抓住,被关进牢房后可以用它立即割断自己的血管);4)查看他的全部证件,带走其中必要的;5)记住他的汽车牌号,找到汽车钥匙;6)把有关自己的侦讯材料塞进他的厚厚的公事包,带走;7)摘掉他的手表;8)用血把自己的脸微微抹红;9)把他的尸体拖到桌子后面或厚窗帘后面;如果有人进来,便会以为侦查员已经走了。免得有人追来;10)把棉花揉成团,放到腮下;11)穿上他的大衣,戴上他的帽子;12)把开关上的电线扯断。如果有人很快就进来,屋里漆黑,他去开一下开关,灯不亮,他会想:大概灯泡烧坏了,所以侦查员改在别的房间侦讯了。即使换上灯泡,也不会立即弄清是怎么回事。这样,总共要作十二件事。然后就是逃跑本身了……所有这些事都要在夜间审讯的时候干。如果那个小本本不是驾驶执照,可就糟了;那就是说。他来回都是乘侦查员班车,(会用班车接送他们的,因为是深夜嘛!)那末,别的侦查员就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列夫申今天设审讯到早晨四五点钟,就在半夜里步行回去了呢?对,还有:走过那个小窗户时要把手帕掏出来捂住鼻子,装作擤鼻涕的样子;同时还要往手表上看一眼。另外,为了不使哨兵生疑,还要朝楼上喊一句;“佩罗夫!我这就到部里去!咱们明天再谈吧!”当然,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目前只能说有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五的机会。几乎没有希望,因为对外层的岗楼情况完全不清楚。但是,那也不能像奴隶一样死在这里!不能等到衰弱得人们敢用脚踢你的地步!最后鞋后跟里还有一个刀片可以用嘛!于是,在刮脸之后的一次夜间审讯时腾诺就把铁条藏在背后带出来了。侦查员在讯问、辱骂、威胁,可是腾诺望着他,心里暗自奇怪:他怎么会感觉不到自己没有几分钟可活了呢?已经夜里十一点了。腾诺打算在这里拖到两点左右,因为那时候有的侦查员就该走了,好去过一个“短暂的夜晚”。那时候,就可以找个机会了:或者就像往常一样让侦查员把记录递过来签字。伸手接记录纸时就突然装作不舒服的样子使记录纸掉在地上。他必定会低头往下看,这时就……或者,根本不需要利用什么记录,简直就站起身,摇晃着身子对他说:“很不舒服,请给口水喝!”这时他会把搪瓷缸递过来。把水喝下,使搪瓷缸子掉在地上,同时举右手往脑后抬,这样看来会很自然,像是头晕。侦查员一定会俯身去看掉在地上的缸子,这时就……心脏在猛烈地跳动。这是节目的前夕,或者就是死刑的前夕。但是,实际情况完全出乎意外。将近十二点钟的时候,另一个侦查员急急忙忙走进来,凑到列夫申耳旁小声嘀咕了几句。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列夫申有点着慌了,立即按了按电钮:叫看守来把犯人带回去。一切全完了!……腾诺又回到车房,把铁条放回原处。另一次提审时,腾诺的胡子很长。(这个模样把铁条带去就没何意义了。)再一次是白天审讯。而且审讯经过不同往常:侦查员没有发火,没有咆哮,却用一句预言似的活动摇了腾诺的决心,他说:最多判你五年到七年,没什么可伤心的。这样也就不再想割掉他的脑袋了。腾诺的愤恨没有保持多久。感情的高峰过去了。看来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不能这么干。逃跑者的情绪也许比演员更加变幻莫测。这样,长时期所作的全部准备都等于白费……但是,逃跑者对这种情况也应该经受得住才行。他已经上百次地在空中抡起过铁条,他已经“打死”过上百个侦查员,已经多少次经历过自己逃跑的一切细节了:在审讯室里,通过那个小方窗户,走到岗楼,通过了岗楼……他已被这次逃跑累得疲惫不堪……可是,原来他还根本没有开始呢!不久就换了另一个侦查员,腾诺被转押到卢宾卡监狱。在这里,腾诺没有作逃跑的准备(审讯进程使他产生了较大的希望,下不了逃跑的决心),但他还是时刻观察着,也在制定逃跑练习计划。从卢宾卡监狱逃跑?这可能吗?……可是,要是认真想一想,这也许比从列佛尔托沃监狱逃跑更容易。每次提审时都要穿过很长很长的走廊。他很快就摸清这走廊了。走廊里某些地方有箭头标着“通向二号大门”,“通向三号大门”等字样。(真遗憾,自由的时候怎么竟没有留心观察一下卢宾卡周围呢?怎么没注意立什么地方还有大门呢!)说这里容易跑,是因为这个地方不全是监狱,还有安全部的办公楼。这里有许多侦查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所以警卫不可能全都认识。进出门全凭出入证,证件就在侦查员的衣袋还。既然站岗的人不认识面孔,也就不一定要长得像某个人了,大体上差不多就行。新侦查员不穿海军制服,他穿国防绿军装。那就得换上他的衣服。铁条没有了,但是只要有决心就行。审讯室里总有各种东西吧,比如,石制的吸墨器之类。其实,并不一定要打死他,只要使他失去知觉十分钟,就可以走掉了!但是,他总还是抱着一种模糊的幻想,指望着宽恕和理智,这就使他的决心变得不那么坚定了。只是在被关进市蒂尔卡囚犯营之后,他才摆脱了这种幻想的重担:根据特别庭的一纸公文,他被判:二十五年劳改。他在判决书上签字时反而感到松了一口气,不由得微笑了一下。进入判刑二十五年的犯人牢房时,他觉得自己的脚步反而变得较快了。这一宣判使他摆脱了卑微感,也不再想违背良心进行妥协了;他一扫过去那种俯首听命和巴结逢迎的态度,不再像乞丐一样等待那答应过他的五年到七年刑期了。判你妈的二十五年???那还指望你们什么呢?!当然,要逃跑!!或者,就是死!但是,死亡难道比四分之一世纪的奴役更坏吗?不,单单是把他的头剃光(剃成普普通通的光头,别人有谁会因此苦恼呢?!)腾诺就已经感到莫大的侮辱了,就像往他脸上唾了一口似的。现在该寻找盟友了。还要研究过去其他人逃跑的历史。在这方面腾诺还是个新手呢。但以前总会有人跑过吧!看守带我们去审讯时,经常走过那些用铁栅栏分成一段一段的布蒂尔卡的走廊啊!但是,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留心过腾诺一眼就注意到的问题呢?看,每道门都有两层隔栅,而看守只开一道锁隔栅就全打开了。那就是说:第二道隔栅暂时是不起作用的。第二道隔栅是由三根粗铁条组成的,铁条从墙里伸出来,穿进铁门。在牢房里,囚犯们备找各的事作。腾诺则在寻找过去逃跑过的犯人和有关逃跑的谈话。他发现了一个叫马努埃里-加尔西阿的人,此人曾经由于这走廊里的三根铁条组成的第二道隔栅遭到过意外的麻烦。这事发生在几个月前。一天,一间牢房的犯人出去理发时一哄而起把看守抓了起来。(因为许多年没出过事,看守们都已经习惯于囚犯们的驯顺了。这个看守那天违反条例而单独行动,以致被抓。)犯人们扒下看守的制服,把他捆起来塞进厕所,一个犯人换上看守制服,拿他的钥匙打开了走廊里所有的牢门(这里也有死囚车,这就助长了形势的发展)。人们叫喊、欢呼,闹着要去开其他走廊的牢门,占领整个监狱,失去了警惕和谨慎。本应该由穿制服的人先把走廊里的门全打开,其他人暂时先各自在牢房里准备着。可他们这时却成群地呼叫着涌入了走廊。呼喊声惊动了隔壁走廊的看守,他们从窥视孔望了望(牢房两面都有窥视孔),按动了紧急警报的电钮。中央控制台根据信号立即按动开关,所有走廊的第二道隔栅一下子全都锁上了。一般看守的钥匙是打不开第二道隔栅的。骚乱的走廊被切成许多小段,互不相通。卫兵赶到了。他们列队站成夹道,一个一个地往回——往牢房里放犯人,犯人们边通过边挨打。终于把带头闹事的人找出来,带走了。可这些因犯都是已经判二十五年的。是把他们的刑期从头算起了呢?还是全部枪毙了?后来便是编队押往劳改营。囚犯们熟悉的喀山火车站上的“警卫棚”(当然,那是设在避人耳目的地方的)。用黑乌鸦车把囚犯运到这里,再装进专门的“囚犯车厢”,然后把这些车厢接到列车上。警戒部队排成两行在火车的两边紧张地严密守卫着。军犬不住地扑向囚犯的脖子。口令声:“警卫队,准备战斗!”接着是要命的子弹上膛声。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就这样,带着军犬,把腾诺押送走了。逃跑?军犬立刻会追上你!但是,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逃跑者。因为屡次企图逃跑,他不断地从一个劳改营被转押到另一劳改营,从一所监狱转押到另一监狱。等着吧,他还要见识许多这样警卫森严的火车站和押解部队呢。有时候押解队不带军犬。那么,就装成腿瘸,有病,勉强拖着脚走,吃力地拖着自己的干粮口袋和厚棉衣,这样可以使卫兵比较放心。如果车站上停着很多列火车,那不是就可以在列车中间绕圈子吗?于是,扔掉东西,弯下腰去,往火车下面钻!但是,刚弯下腰,你忽然发现列车那面有两只士兵的脚;那边还有预备的警戒队……他们全都想到了。那你就只好马上装作身体支持不住要跌倒的样子,所以才把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上的。要是很幸运,旁边线路上恰好有一列火车很快地开过来,那就可以在火车即将通过的时候猛地跳过线路去,这时,没有一个押解兵会追你!你是为了自由才冒生命危险。他呢?犯不上。可是等火车开过去之后,他们已经找不到你了!不过,为此需要双倍的幸运:既要过站的列车及时到来,又要你能及时把自己的脚从火车轮前面抽走。从古比雪夫递解站决定用敞篷卡车把囚犯们送往火车站,在车站上要编组一列庞大的红色列车。在递解站时,腾诺从关押在一起的一个“向来尊重逃亡者”的本地小偷那里得到了两个地址,他说是可以在那里得到最初的帮助。腾诺把这些地址也告诉了另外两个想逃跑的人,并且商量好:上卡车时三个人都尽量往后排坐,等车开到拐弯处时必定会减速(腾诺的两个同伙坐乌鸦车往递解站来的时候没有闲呆着,他们已经注意到有这样一个拐弯处,虽然不大容易看出来),那时三个人一起——向左、向右、向后——往下跳!简直从警卫的身旁穿过去。甚至可以顺势撞倒他!即便警卫开枪,总不可能三个都打中的。甚至不一定开枪,因为街上行人很多。卫兵们会追?不,他们不能扔下卡车上别的犯人不管。也就是说,他们将只会喊叫,会向空中鸣枪示警。谁会阻拦呢?老百姓,本国的苏联人民,行人会阻拦。那很简单,吓一吓他们就行了,说是手里有刀!上车前搜身和点名的时候,三个人故意磨磨蹭蹭,尽量在天黑以前不上车,等着上最后一辆车。终于,最后一辆车开来了,可是……这车却不同于前面那些载重三吨的矮车帮卡车,而是一辆高车帮“史蒂倍克”牌美国卡车。甚至腾诺那样的高个子坐下去头也比车帮低。“史蒂倍克”车开得很快。拐弯处!腾诺膘了两个战友一眼:他们都面带恐惧。不,他们不会跳的。不,他们不是坚定的逃跑者!(不过,你自己是否很坚定呢?……)黑暗中,在手电筒的光束中,在各种呼叫声、狂吠声、骂声和金属撞击声中,他们被塞进运牛车厢。这时候腾诺却违背了自己的习惯:他没有来得及看到自己车厢的外形。(坚定不移的逃跑者是应当及时注意到一切细节的,什么也不能漏掉!)每到一个车站,就有人用小锤惶惶不安地敲打车厢的木板。他们把每一块板都敲敲。这就是说,他们不放心……不放心什么呢?怕把木板锯断?这也就是说,应该锯!在一个小偷身上找到了一小段磨过的刀锯。几个人决定锯开下铺下面的一块板。等到火车减速的时候,从这个窟窿钻下去,落到枕木上,伏身等待火车通过。但是,了解情况的人说:凡是挂着“运牛车厢”的列车后面都装有所谓的“采捕器”,这是一种类似铁耙子的东西,它的齿伸得很低,离枕木很近,这些齿会把逃跑者的身体挂住,带着他在枕木上擦过去,人也就会这样被擦死。整个夜晚,他们几个人轮班钻到下铺底下去,用一块布缠住几公分长的一小段刀据,锯车帮上的一块木板。真不容易啊!但还是锯好了第一道据日。木板有些活动了。把板子推开了一个缝。但他们清早却看到车厢外面还装着一层粗糙的白水板。为什么板子是白色的?这是在他们车厢外面又装置了一条不宽的警卫平台。正好在他们锯出的切口上方的平台上就站着一个卫兵。锯木板显然行不通。囚犯的逃亡,也同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有它的历史,有它的理论。在自己开始行动之前,你不妨先把这些了解一下。囚犯逃亡的历史,就是已经发生过的逃跑事件。关于逃跑的技术问题,契卡行动部门是不会出版什么普及小册子的,它们只是自己积累经验。这方面的历史,你可以向那些被捉回的逃跑者去了解。他们的经验非常珍贵:那是用血,用痛苦,几乎是用生命换来的。但是如果你一步一步地去问第一个、第三个、第五个人的详细逃跑经过,那可不是开玩笑,那非常危险。这同公然打听通过谁可以加入地下组织一样危险。你们的长时间谈话可能被眼线听去,给你汇报。主要的是那些讲故事的人本身在逃跑失败后,经过痛苦的折磨和生与死之间的选择,说不定会变得胆小了,也会被雇佣,或许现在已经不是志同道合的人,而是变成了诱饵。而狱中的“教父”——即看守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事先看出谁同情逃跑者,谁对这些事感兴趣。然后他们便抢在那些潜在逃跑者前面,在他的登记卡上做上一个记号,这人就会被转押到加强管制工棚去,逃跑就更困难了。但是,从一座监狱到另一监狱,从一个劳改营到另一劳改营,腾诺一直在热心地打听逃跑者。他一次又一次地逃跑,一次又一次地被抓住。可是在劳改营监狱里他恰巧和一些逃跑者关在一起,所以也就不断地向他们打听。(他也看错过人,犯过错误。例如,曾经英勇地逃跑过的斯捷潘有一次就把腾诺出卖给肯吉尔劳改营的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了。于是别利亚耶夫向腾诺重述了他打听过的所有问题。)至于逃跑的理论,那很简单:各显其能。跑成功了,那就是说,你已弄懂这个理论;被抓住了,那就是说,你还没有掌握好。但它也有一些起码的原则:可以从建设工地跑,也可以从生活区跑。从工地上逃跑比较容易,因为那里的警戒总不像生活区里那么森严,而且逃跑者手里还可以带上工具。可以一个人逃跑,这有很多困难,但这样就无须担心被人出卖。也可以几个人一起跑,这要容易些,但全看所选择的同伙是否合适了。这个理论中还有一条规则:要熟悉地理,对地图要了如指掌才行。可是,在劳改营里你根本看不到地图。(顺便说一句,普通刑事犯们是不懂地理的,他们认为上次呆过的那个速解站比较冷,所以必定是在北方。)还有一条:必须了解你将逃到那里去的群众情况。还有这样一条方法论上的原则:你应该经常按计划作逃跑的各项准备,但你也要每分钟都准备好用另外的方式——伺机逃跑。例如,有过这样一件伺机逃跑的事。它发生在肯吉尔营。有一次,把惩戒室的所有犯人都带出来做土坯。突然,刮起了哈萨克斯坦特有的黄沙风暴:霎时间天昏地暗,看不见太阳了,飞砂走石直向人们脸上打来,谁也不敢睁开眼睛。谁也没有准备好这样突然地逃跑,可是尼古拉-克雷洛夫却跑向隔离区的边界,把棉衣扔到铁丝网上,爬过去了。全身都划破了,但他还是逃了出去,藏起来了。风暴过后,人们看到铁丝网上的棉衣才知道有人跑了。便派人骑马带着军犬追捕。但是风暴把一切痕迹都好掉了。克雷洛夫钻到垃圾堆里躲过了追捕的人。可是,到了第二天总该往前走吧!这时他被派往草原各地的汽车追上了。腾诺住的第一个劳改营是杰兹卡兹甘附近的新鲁德诺耶营。这就是注定使你死亡的地方。你也正是该从这个地方逃跑!周围是无边的沙漠:大片盐碱地和沙丘,有的地方是草根土,有的地方长着些骆驼刺。偶尔可以看到哈萨克牧民的羊群,大部地区荒无人烟。没有河流。想找到一口井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好的逃跑时间是四五月,这时有些地方还可能有融化的雪水形成的小水塘。但是,这个情况警卫人员也很清楚,所以四五月间看管非常严格,上工时搜查得很细:一点点吃的东西,一块多余的市也不许带出营外。那年秋天,三个逃跑者(斯洛博佳纽克、巴季钦科、科任)冒险往南方逃跑了:他们指望沿萨里苏河奔向克齐尔奥尔达。但是,这条河完全干涸了。他们在快要渴死的时候被追捕队抓住。腾诺根据他们的经验断定:秋天是跑不成的。所以他经常规规矩矩到文化教育科夫——本来嘛,他可不是想逃跑的人,也不想搞乱,他属于那些有清醒理智的囚犯,这种人都盼望能在二十五年刑满后重新作人呢!他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文教科工作,他答应演个节目,表演杂技和“记忆术”。但是,眼前,他要充了解一下文教科里的资料,翻翻书看。他翻遍了文教科的书,终于找到一张未被“教父”们撕掉的哈萨克斯坦的旧地图。噢。原来确实有一条商队走的路,通往朱萨雷,全长三百五十公里。这条路上肯定会有井。往北去距伊希姆四百公里,这条路上还可能有牧场。距巴尔喀什湖五百公里,中间是别特巴克达拉沙漠。不过,追捕队不大可能朝这个方向追。距离就是这样。选择也就这样定了……任何东西都可能被爱钻研的逃跑者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时候会有一辆清除污秽的汽车开到这里,车上装着个大储存罐和一条管道,管道的口径相当粗。腾诺完全可以钻进去。在储存罐里可以稍稍弯着身子站立起来。钻进去之后,任凭司机往罐里吸污水好了,只要不装满就行。自己会全身站在脏水里,路上脏水还可能溅到嘴上,也可能倒在污水里,喘不过气来。但是,这一切对腾诺来说都比作为奴隶服满刑期好得多。他反向自己;有决心这么干吗?有!可是,汽车司机肯不肯?他可是个有驾驶执照的刑期不长的普通刑事犯呀。腾诺同他一起吸烟,留心观察着。不,他不是我所需要的人,他不会为了帮助别人而拿自己的驾驶执照冒险。按他的心理状态,完全是个甘心接受劳改的人,他认为帮助别人的是傻瓜。这一冬天腾诺制定了计划并且选好了四个同志。但是,正当他按照逃跑理论的要求耐心地按计划进行准备工作时,突然,他被调到一个新开辟的建设工地上去了。这是一个采石场,位于丘陵地带,从劳改营看不见它。眼下这里还没有修起碉堡和障碍地带,只是埋上了几排木桩,拉起了铁丝网。铁丝网有一处缺口,算是“大门”。铁丝网外面站着六名持枪卫兵,他们站在平地上,并不比地面高。卫兵们背后,那就是芳草如茵、郁金花红(鲜红色的郁金花呀!)的四月草原了!!逃跑者的心可是经受不住这郁金花和四月空气的引诱啊!也许,这就是机会到了吧?……你目前还没有受到怀疑,还没有住到惩戒室去,那么,这不正是逃跑的好时机吗!在这段时间里腾诺已经认识了营里许多人。他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四人小组:米沙-海达罗夫(曾是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北朝鲜驻扎过,为了逃脱军法审判跑到三八线南边去了;但是,美国人不希望损害他们在朝鲜同苏联的牢固的良好关系,所以又把他送回来;他拿到了一张“二十五元券”——刑期四分之一世纪),亚兹季克(他是个波兰人,曾在安德斯的军队里当过汽车司机;他指着自己脚上那两只不成双的靴子形象地、南腔北调地用俄语叙述自己的经历:“这两个[只]靴子,一个[只]是希德[特]勒给的,一个〔只〕是斯达[大]林给的。”),还有一个人原是古比雪夫市的居民,铁路员工,叫谢尔盖。一天,刚好开来一辆大卡车,载着粗大的水泥柱子和一团团的蒺藜铁丝:马上就要在工地周围修建障碍地带了。这时刚好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腾诺这个四人小组因为“热爱”这苦役劳动,又特别“喜欢”加固障碍地带,所以就自告奋勇,要求在休息时间马上卸车。他们立即跳上车去,干起来了。但由于这毕竟是午休时间,所以干起活来也还是慢吞吞的。他们边干边考虑对策。汽车司机到一旁休息去了。其他囚犯也都各自躺在地上休息,晒太阳。咱们跑还是不跑?身上可是什么也没带——刀子。行装、食物、计划,什么都没有呀。不过,如果乘汽车的话,腾诺根据地图知道,可以开往杰兹德,从那里再开往乌卢塔乌。几个人心里燃起了希望:机会,这可是个机会!从这里到“大门’”前的哨兵处这一段恰巧是个斜坡。出去不远,路就拐到山岗后面去了。如果开得快些,也许他们还来不及开枪。哨兵也不会扔下自己的岗位去追!车上的东西卸完了。休息时间还没有完。汽车可以由亚兹季克驾驶。他跳下车去、在车旁磨蹭了一会儿。这时车上的三个人全都疲倦地躺倒在车厢里,让车帮挡住了。也许并不是所有卫兵都看到这几个人到哪里去了。这时,亚兹李克把司机叫来;我们没有耽误你,卸完了车,总该赏支烟抽吧。抽了一支烟。喂,把车发动起来吧!司机坐进了驾驶室。可是,不知为什么老是发动不起来。(车厢里的三个人不了解亚兹季克的计划,暗自捏一把汗:完啦!)这时亚兹季克走过去拿起摇把来用力摇。还是发动不起来。亚兹季克已经摇累了,建议司机和他换换。现在亚兹季克进入驾驶室了。发动机隆隆地响起来,车发动了!可是此刻汽车却朝着大门口的哨兵直冲过去。(后来亚兹季克说:他事先给司机把油门关掉了,他上车前又及时把它打开了。)汽车开动了,但司机并没有急着跳上车去,他以为亚兹季克会把车刹住。一瞬间,汽车已经高速通过了“大门”。_卫兵们喊了两声“站住!”,但汽车继续往前开。哨兵们的一排枪声。起初是朝天放的,因为很像是出了什么差错。也许是朝汽车打的,车厢里的人躺着,当然不知道。转弯。已经转到山岗后面,逃出射程了!车厢里的三个人还没有抬起头来。车开得很快,猛烈的颠簸。突然,车刹住了,亚兹季克绝望地叫起来:他走错了路,开到了矿山的大门口!这还是本劳改营的营区,看,本营的碉堡!一阵枪声。警卫人员奔跑。几个逃跑者急忙跳下车来,趴到地上,用两手捂着自己的头。警卫人员用脚乱踢,专往脸、耳朵、太阳穴踢,往肋骨上踢。人类普通实行的一条宽大原则——“不打躺倒的人”——在斯大林的苦役营里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这里专打已经倒下给人!对站着的人就是开枪。但是,审讯结果判明:根本不是什么逃跑!本来嘛!几个人一口咬定他们正在车厢里打盹,忽然车开了,接着就是枪声,怎么敢往下跳呢?会被枪打死的!那么,亚兹季克呢!他是没有经验呀,控制不了这辆车。但他总是没有往草原上开,而是开到邻近的矿山上来了嘛!就这样,总算是以一顿毒打完事了。米沙-海达罗夫以后还有多次逃跑。甚至到了比较温和的赫鲁晓夫时期,当许多原先想逃跑的人都开始动摇、期待着合法释放的时候、海达罗夫还同那些没有希望的朋友们企图从全苏军人惩戒监狱“安焦巴-307”逃跑过。商量好了,当逃跑者用斧头砍障碍地带的铁丝网时,他们的同伙就朝碉堡扔几个自制手榴弹,以转移卫兵的注意力。可是,自动步枪的火力网还是把他们拦住了。至于他们的计划中的逃跑,还在继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准备。做好了一个方向盘:在一个小塑料盒上刻出罗经方向点,把一小段磁化了的缝衣针装在一小块木头漂子上,往盒里灌上水,就成为一个罗盘了。饮用水最好装在一条汽车内胎里,逃跑时就可以像军大衣似的卷成背卷背着。这些东西要一点一点带到木材加工厂去,藏在那里的电锯房旁边的坑里。按计划就是要从木材加工厂逃出去。他们从一个自由人司机那里买到了一条旧汽车内胎,已经装上永放在坑里了。这里有时候晚上也有列车到达,为此就得在工地留下一些囚犯卸货。这就是逃跑的机会。有个自由人接受了一条从营区偷出来的床单(这就是我国的价值体系!),便同意事先替我们把电锯房对面的铁丝网的最下面两道剪断了。运原木的列车已经开来,眼看晚上就要卸车了!但是,这时有一个囚犯,哈萨克人,发现了他们藏东西的地方,告密了。逮捕、拷打、审讯。对腾诺来说,这种好像是逃跑中的“偶然事件”太多了。当局决定把他们几个人转押到肯吉尔营的监狱去,腾诺奉命面向墙站着,两手倒剪在背后。这时文教科的大尉处长走过腾诺身旁,停下来,对着他感叹地说:“唉,你这小子!可真是的!你白搞文娱活动了!”使大尉感到奇怪的是;这个曾热心于普及劳改营文化的腾诺怎么会想逃跑呢?开晚会那天演出后不是还多给了他一份饭吗?!可他却还想跑1他还需要什么呢?……一九五0年五月九日,战胜德国胜利五周年纪念日,曾在前线英勇作战的海军军官腾诺走进了有名的肯吉尔监狱的牢房。牢房里很黑,只在墙的最高处留了个很小的窗口。透不过气来。有很多臭虫,墙上满是臭虫血。这年夏天特别热,达到四十至五十度。大家都光着身子躺着。床下面凉快些,但是夜里却有两个人从床底下跳起来了,原来是两只避日虫爬到他们身上去了。肯吉尔监狱里关押的都是从各劳改营挑选出来的囚犯。各牢房里都有几个经验丰富的逃跑者。简直是一批精选的雄鹰!腾诺终于找到那些坚定不移的逃跑者了!曾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伊万-沃罗比约夫大尉也关在这里。战争期间他在普斯科夫州打过游击,这是一个性格刚强、决不能忍受压迫的人。他已经逃跑过几次,今后还要逃跑。遗憾的是,他不会采取一点劳改营里的伪装——有点呆气反而对逃跑有好处。他继续保持着前线士兵的直爽。他有一位“参谋长”,两人公开坐在床上划地形图,商量办法。要他改用劳改营里不得不采用的隐蔽和狡猾的办法,他是作不到的,所以他每次都被眼线们出卖。他们俩在盘算着一个计划:要是分发晚饭时只有一个看守,就把他抓起来,用他的钥匙打开所有牢房。冲向监狱门口,占领门口的哨所,打开监狱的大门,冲向劳改营的岗楼,一举擒拿住门岗,天黑前冲出营区……把他们抽调去建设住宅区了。于是他们就盘算怎样通过阴沟跑掉……但是,这些计划都未能付诸实行。同年夏天,不知为什么给所有这些挑选出来的人都戴上手铐,把他们押送到斯帕斯克营去了。在斯帕斯克营,这些人被关在四周隔离的、加强警戒的工棚里。到达后第四天,坚定不移的逃跑者们把窗上的铁栅栏抽掉,从窗户跳到院子里,悄悄打死那里的军犬,打算从房顶跳到大营区去。但是,不料屋顶上装的是铁皮,被人一踩发出了雷鸣般的轰鸣。看守们拉起了警报。可是,当士兵们跑到逃跑者的工棚时,大家都在安静地睡觉,铁栅栏安得好好的。刚才的轰鸣不过是看守的“错觉”罢了。命中注定,命中注定这些人不能长期呆在一个地方!不安定的命运正在把这些坚定的逃跑者像不安定的荷兰人一样往更远的地方驱赶。如果他们自己不逃跑,就把他们押送去。现在又给这伙无孔不入的人铐上手铐,把他们送往埃克巴斯图兹监狱了。到了埃克巴斯图兹,本营的两名失败的逃跑者——布留欣和穆吉亚诺夫——也加入了他们一伙。对于这些再次犯了“罪”的人是要加重惩罚的,所以他们被派到石灰场去劳动——在风里装卸运石灰的汽车。生石灰粉飞进他们的眼里、口里、嗓子里,也就在那里“煮熟”了。他们光着上身装卸熟石灰,身上粘满一层石灰粉。用来改造他们思想的这种日复一日的毒害性劳动,只能迫使他们想方设法尽快地逃跑。逃跑计划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石灰是用汽车运来的,那就利用汽车逃跑吧!这里的营区目前只有铁丝网,可以冲出去,必须找一辆加足了油的车才行。几个逃跑者中间有一位高明的司机,叫科利亚-日丹诺克,商定由他开车,由那个从电锯房逃跑未遂的腾诺配合。已经商量定了,但是伊万-沃罗比约夫过于任性,过于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别人的能力。因此,当汽车已经到手的时候,伊万-沃罗比约夫却代管日丹诺克掌握了方向盘人逃跑者拿出匕首从左右两门同时进入驾驶室,司机吓得脸煞白,只好乖乖地坐在中间跟着一起参加逃跑了。)这是分秒必争的时候1大家应该一齐跳进车厢,开车往外冲。腾诺恳求道:“伊万!让开吧!”但是伊万-沃罗比约夫不让!膝诺和日丹诺克不相信他的驾驶技术,他两人留下来了。现在只剩三个人逃跑了:沃罗比约夫、萨洛帕耶夫和马尔季罗索夫。突然,列季金不知从什么地方跑了出来。他是个数学家,知识分子,怪里怪气的,根本不是个能逃跑的人。他是为了别的事被关进惩戒室的。但是,他现在离得很近,看见了,明白了,他手里不知为什么拿了一块肥皂,而不是面包。他跳进了车厢,一边说:“争取自由?算我一个!”(就像是急急忙忙跳上公共汽车一样,边上边问:“是上逍遥园去的吗?”)汽车转了个小弯,先用慢速前进,头几排铁丝网就被汽车的前保险杠逐步冲断,后面几排就要靠速度和驾驶室的冲力解决了。在障碍地带的内缘,汽车还可以在柱子中间穿行,但一进入障碍地带就势必要把柱子撞倒,因为那里的柱子是互相交错的。于是,汽车用最高速度去撞倒柱子!岗楼上的警卫着慌了。几天前另一处工地上发生过一件事,是喝醉酒的司机撞坏了障碍区的柱子。这个司机是不是也喝醉了?……警卫们大约有十五秒钟犹疑不定。说时迟,那时快,汽车已经把柱子撞倒,继续高速前进,而且轮胎也没有爆炸,压过铁丝网冲了出去。现在,该开枪了!可是,不知道朝哪儿开枪:因为为了保护卫兵们不受哈萨克斯坦的大风袭击,岗楼外侧围了一道板墙,所以,从岗楼上只能朝隔离区内部或者顺着障碍地带开枪。可这时汽车已经冲出区外,看不见了,只看到朝草原去的方向扬起了尘土。所以只有无可奈何地从碉堡上对空射击。路上空空荡荡,草原平平坦坦,再过五分钟,沃罗比约夫的汽车就可以开上地平线了!但是,这时完全偶然地开来了一辆警卫部队的乌鸦车,它是去汽车修理厂检修回来的。警卫人员迅速跳上车,朝沃罗比约夫的车追去。这样,逃跑就……在二十分钟之后结束了,被打得血淋淋的几个逃跑者和数学家列季金总算用自己那流着鲜血的嘴尝到了这温暖的、稍微有点咸味的“自由汁液”的味道,同时东倒西歪地朝劳改营监狱走去。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沃罗比约夫又从劳动工地乘自卸汽车逃跑过一次。他们总共六个人。几天之后他们就被抓到了。听说沃罗比约夫也是一九五三年诺里尔斯克起义的为首闹事者之一。后来他被监禁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央监狱。我想,这个优秀人物的一生,包括战争以前的他的青年时期和后来打游击的年代在内,足以向我们说明这个时代的很多问题。但是,全劳改营都传开了:逃跑干得很漂亮!被抓住完全是偶然的!十天后,原空军学院的学员巴塔诺夫和他的两个朋友又重复了一次同样的行动。他们在另一工地上开车冲出了铁丝网地带,但是他们走错了路,仓皇中向石灰场的方向开去,遭到石灰场岗楼的射击,轮胎打穿了,车停下来。冲锋枪手包围了汽车:“出来!”要出去吗?还是要等待被别人抓着脖领拉出去?三人中间的一个,帕谢奇尼克,服从了命令,从车厢里出来了,狂怒的士兵立即用几梭子弹把他的身体打成了蜂窝。一个月之中埃克巴斯图兹已经发生三起逃跑事件。可是腾诺却没有跑!他感到极端苦闷。恨不得也立刻去仿效别人。旁观者对一切错误往往看得十分清楚,总觉得自己会作得更好些。腾诺认为,比如,要是不叫沃罗比约夫驾驶,由日丹诺克开车的话,本来是能够甩掉那辆乌鸦车的。那里沃罗比约夫的汽车刚刚被追上,这里腾诺和日丹诺克已经坐下来商讨他们自己该怎样逃跑了。日丹诺克是个白俄罗斯人,二十六岁,黝黑的皮肤,个子不高,有点流氓气,十分机伶,很懂世故。战争期间他从白俄罗斯被带到德国去,在那里替德国人当过司机。他的刑期也是一张“二十五元券”只要他一来情绪,他可以把全副精力放在工作上,也可以全力以赴地争论、打架、逃跑。不过,他缺少沉着和毅力。但腾诺是沉着而有毅力的。一切都告诉他们:就是该从石灰场逃跑。如果弄不到汽车,就等逃出营区后劫一辆车。但是,在警卫人员或行动人员干涉他们这个计划之前,惩戒室的犯人班长廖什卡-茨冈却来找麻烦了。他是只“母狗”,人很瘦弱,但所有的人都怕他。他在劳改营已经害死几十个人了,他能够因为人们不愿把寄来的食物分给他吃,甚至因为一包香烟而轻易地置人于死地。现在他把腾诺叫到跟前,警告说;“我自己也是逃跑过的人,我也爱逃跑者。看,我身上还有几个子弹打穿的洞呢,这是在泰加森林逃跑时留下的。我知道,你原来也是要跟沃罗比约夫一起跑的。不过,告诉你,不许你从我的工地上跑,因为工地上由我这个作业班长负责。你跑了,我得被关起来。”这就是说,他爱逃跑者,但是更爱他自己。这个廖什卡-茨冈已经满足于自己目前这种被蹂躏的生活了,他不愿让它受到别人的破坏。这就是一般刑事犯“对于自由的爱”。不过,也许埃克巴斯图兹的逃跑真的过于千篇一律了吧?大家都从工地上逃走,没有一个从生活区跑的。敢试试吗?目前,生活区也是只围了铁丝网,还没有来得及修围墙呢。有一次,石灰场的灰浆搅拌机的电路坏了。叫了一个自由人电工来修理。腾诺帮他修。日丹诺克乘机从他口袋里偷走了老虎钳。电工忽然发现:钳子没了!向警卫人员报告吗?不行,自己会因为疏忽大意被判罪的。他只好哀求那些刑事犯:把钳子给我吧!刑事犯们都说没拿。逃跑者们还在石灰厂里做了两把刀子:用台子从铁锹上砸下两块铁,在锻工车间磨光、淬火。把锡倒在上模子里铸造刀柄。腾诺用的一把还是“土耳其式”的,它不仅能用,而且那弯曲的明晃晃的样子也挺吓人的,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想用它杀人,只想用它恐吓人的。老虎钳和刀子都是藏在裤子里面踝子骨旁边带进生活区去的,塞到工棚的房基底下。逃跑的关键还是文化教育科。在进行准备并运进武器期间,胜诺按计划向文教科提出申请,表示他和日丹诺克两人愿意参加文娱晚会的演出。(埃克巴斯图兹还从来没有组织过文艺演出,这是第一次。所以劳改营长官也急于组织成功:一方面,向上级汇报本营采取的教育改造囚犯措施时报表上可以多一两个项目,同时他们自己也想看看每天经过十一小时的苦役劳动之后囚犯们还会怎样在舞台上装腔作势。)腾诺和日丹诺克的请求被批准了,允许他们每天在管制工棚关门之后到工棚外的文教科来,因为在普通隔离区内还有两个小时可以自由走动。于是他俩便利用这种方便条件走遍了埃克巴斯图兹的几个还不熟悉的地区,注意观察并记住:岗楼上什么时候换岗?怎样换法?从什么地方最容易接近障碍地带?在文教科内,腾诺则细心阅读巴夫洛达州的报纸,尽量记住报上出现的所有地名、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名称,农庄主席、书记和各种先进人物的名字。下一步,他们声称要演出一个短小喜剧,为此,他们需要从储藏室把自己的便服领出来用一下,还需要……一个公事包。(逃跑时带上公事包,可就不简单了!那就会像个首长了!)这个请求也被批准了。腾诺身上还穿着海军衬衣,现在他又领回了自己在冰岛做的西装。(它使他回忆起在海军护航队服役的年月!)日丹诺克从朋友的皮箱里选了一件灰色比利时西装,十分标致,甚至在劳改营里他穿这衣服都显得极不寻常。一个拉脱维亚人囚犯保存的东西里有个公事包。公事包也借来了。还有两项真正的便帽,可以替换下劳改营发的军帽似的便帽。但是,这个短小喜剧需要排练很多次,甚至每天营区停止活动前的两小时还排练不完。因此,有一个晚上,还有另外一次晚上,腾诺和日丹诺克根本没有回到管制工棚去,就睡在文教科工棚里了。(这是为了使管制工棚里的看守习惯于这一点。逃跑时,哪怕能赢得一夜的时间也是好的!)什么时候最适于逃跑?晚上点名的时间。这时工棚前排着长队,看守们忙于往工棚里放人,囚犯们眼巴巴盯着房门,恨不得早一分钟进去躺下休息。谁也不会留心营区的其他地方、秋天,天渐渐短了,要等到日落后点名的时候。要在日落后的黄昏时刻跑,但又要在放出军犬之前。必须抓住这唯一的十来分钟的时间,因为一放出军犬来,就逃不成了。_他们选定了九月十七日,星期天。这样方便些,那是个“大星期天”,不干活,可以养养精神,不慌不忙地为晚上的行动作好最后一些准备工作。逃跑前的最后一个夜晚2你还能睡得着吗?千头万绪,思潮澎湃……是啊,一昼夜之后我还能够活在人间吗?……也许就不在了。可是,留在劳改营里呢?慢慢地干瘦下去,在泔水池旁边慢慢死去吗?……不,不能让自己习惯于当奴隶!问题就是这样摆着:对于死,你有没有准备?有。那就是说,可以逃跑了。星期日。天高气爽。看守为了让他们排练节目,把两个人放出了管制工棚整整一天。突然,腾诺在文教科收到了母亲的来信。是啊,正是在这一天。囚犯的生活里有多少这一类的巧合啊?!……信的内容令人忧伤,但是,也许使你受到锻炼。信中说:妻子还关在监狱里,到现在连劳改营都没进去。弟媳已经表示要同哥哥这个祖国叛徒断绝一切关系。逃跑者在食物问题上是非常困难的。管制工棚里吃饭时要吃得干干净净,存在肚子里,因为自己储存粮食会引起当局怀疑。所以,他们起初的计划是逃出后快速前进,到村庄里去弄一辆汽车。可是,就在这一天妈妈寄来了一个邮包——这简直是母亲给予逃跑者的祝福!邮包里有葡萄糖片、通心粉、燕麦片。这些都要装进公事包带走!要把香烟换成马合烟,还要给卫生所的医士送一包去。日丹诺克已经拿到一天的假条了。这也是安排好的。腾诺先到文教科去报告说:和我一起排练的日丹诺克病了,今天晚上不能排练,我们不到文教科来了。然后他又去向管制工棚的看守和班长廖什卡-茨冈报告说:今天晚上我们要排练,不回工棚来睡了。这样,两处都不会等他们。还必须弄到一个“喀秋莎”,也就是打火石和装在小管子里的火线。在逃跑中它比火柴方便得多。还应该去最后看望一次哈菲兹。这位鞑靼人是个有经验的逃跑者,他本来打算同腾诺一起跑的,但后来改变了主意: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在这样的逃跑中会成为伙伴们的累赘。现在他是全营唯一知道他们逃跑计划的人。他盘腿坐在自己的床上,小声喃喃地说:“愿上帝赐福你们!我将为你们祈祷!”然后他用鞑靼语说了些什么,还用手往腾诺脸上划了划。腾诺在埃克巴斯图兹还有一个朋友,是他在卢宾卡监狱时的同车房的难友伊万-科维尔琴科。他不知道逃跑的事,但他是一个好同志。他现在给看守们当杂役,所以单独住一间小屋。两个逃跑者为表演短小喜剧所用的东西就是寄存在他屋里的。今天可以很自然地同他一道煮点麦片粥吃了,告诉他,这是老妈妈寄来的一点东西。再煮点“契希尔”。他们就这样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宴会”:两个客人,腾诺和日丹诺克,陶醉在未来的想象中,主人则只是为了这个美好的星期天而高兴。忽然,他们从窗子里看到人们正从了望塔处把一具粗糙的棺材抬往停尸房。这是前两天被枪杀的帕谢奇尼克的尸体。“是阿,”科维尔琴科叹了一口气说:“逃跑没有用……”(是不是他已经知道他们?……)科维尔琴科像有什么灵感似的忽地站起身来,把两人的塞得满满的公事包拿在手里,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式在屋里来回踱起来,边走过严厉地说:“侦查当局早已清楚!你们在准备逃跑!”他是在开玩笑。只是想扮演一下侦查员的样子……这个玩笑可非同小可;(也许他这是在婉转地暗示他们;我猜到了,朋友们。但是,我不赞成你们这样作!?)科维尔琴科出去之后,两个逃跑者就换上了西装,外面又罩上劳改营的衣服。并且把衣服上的几块号码布全撕开,只让它连着一点点,以便到时候可以一下子全撕掉。不带号码的便帽塞进了公事包。星期日就要结束了。金色的太阳沉入了地平线。动作缓慢的大个子腾诺和矮小机敏的日丹诺克各自又往肩上披了一件棉袄,拿起手提包(劳改营里的人们都已习惯于他们这种奇怪的样子了),走向自己的出发地点——那是两座工棚之间的一块草地,离障碍地带不远,正对着一个岗楼。在这里,他们被两座工棚挡住,从另外两个岗楼上看不见他们,只有眼前这个可以看见。两人把棉袄铺在地上,趴在上面,下起棋来,为的是让哨兵们习惯于他们这种样子。天色昏暗下来。晚点名的铃声响了。囚犯们纷纷向工棚走去。已经是黄昏时刻了,岗楼上的卫兵已经看不清楚草地上还躺着两个人了。换岗的时间快到了,哨兵的注意力已经不那么专注了。总是在旧哨兵换岗之前最容易跑掉。两人决定不跑到别处去剪铁丝网,而就在这个岗楼下面,就在靠近它的地方剪断。一般地说,哨兵是比较注意障碍地带的远处,反而不大注意e己脚下。两人的头紧贴着地面,加上天色已经昏暗,所以他们看不见自己将要爬出去的那条小道。但是,这是早就目测好了的:障碍区外面,紧靠铁丝网有一个挖好的坑,是准备埋柱子的。可以在坑里面藏一分钟。再往前,有几个炉渣堆,过了炉渣堆就是从警戒部队的营房通向居民村的大路了。他们的计划是。进村之后立刻设法弄到一辆汽车。先把汽车拦住,对司机说:“想搞点外快吗?我们要从埃克巴斯图兹旧城弄两箱伏特加酒到这里来:”哪有司机不喜欢喝酒的?!这时就要讲讲价钱了:“给你半公斤行吗?一公斤?好吧,开车!不过,可不许你对任何人说!”而开车后,既然同他一起坐在驾驶室里,就可以制服他了。把他绑起来扔在草原上就行了。自己则加快速度,一夜之间可以到达额尔齐斯河畔。那时就可以扔掉汽车,坐小船渡过额尔齐斯河。再往前可以直奔鄂木斯克。天色越来越黑。岗楼上的探照灯亮起来了。光柱顺着障碍地带扫射,两个逃跑者这时正处在阴影里。正是时候!很快就要换岗,就要布置警犬了!可以看见工棚里已经点起灯来,说明有的囚犯已经点过名回到工棚睡觉去了。工棚里好吗?温暖、舒适……可是,现在用自动步枪给你来一梭子子弹,躺着、俯着身子被人打死,那才委屈呢!爬到岗楼底下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咳嗽;一声也不能呼出来!好吧,机敏的警犬们,提防着吧!你们是要看住不放;而我们就是要逃跑。以后的事还是请腾诺自己来谈吧。

但是,我们的激昂情绪,我们的急切期待,很快就被打得粉碎了。变革的微风不过是吹进递解站的一阵过堂风而已,它并没有吹进这用高大围墙圈起来的特种劳改营。虽然这里关押的是清一色的政治犯,但并没有看到柱子上有什么表示反抗的小传单。听说,特种劳改营“敏拉格”里的铁匠们曾经拒绝打制劳改营窗上用的铁格子。光荣应该归于这些至今不知道姓名的人们!这才是人呢!后来他们被送进了加强管制棚。敏拉格营用的铁格子是到科特拉斯去打制的。科特拉斯人并没有支援敏拉格的铁匠们。特种劳改营的生活是从驯服开始的。这驯服是无声的,甚至是曲意逢迎的驯服,它是过去三十年间在劳动改造营中逐渐培养形成的。从权北地区押解来的犯人们并没有为哈萨克斯坦明媚的阳光而高兴。到了新鲁德诺耶车站,他们从红色车厢里跳下来,跳到褐红色的土地上。这里与杰兹卡兹甘的铜矿一样。在这种矿区劳动,无论多么健康的人的肺部都坚持不到四个月。刚到这里,兴致勃勃的看守们就在头几个稍犯点小错误的人身上试用了自己的新式武器-一手铐。原先在普通劳改营时是不给戴手铐的。在苏联,直到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前夕才能够成批生产这种明晃晃的镀镍手铐。(是那些胡子花白的老工人们,即我们文学作品里称作典型无产阶级的代表们,在某个地方的工厂里制造这种手铐。当然,难道还要斯大林和贝利亚亲自制造手铐吗?!)这种手铐的优点是它可以根据需要铐得很紧:手铐上装有一个带齿的金属片,戴上之后,可以尽可能地把这个金属齿片压紧,使犯人感到更痛。这样一来,手铐便从原来的限制囚犯行动的保险性工具一变而成为刑具了。它会深深地咬过手腕,引起剧烈的疼痛;一戴就是多少小时,而且手是倒剪在背后的。此外,还研究出了一种只铐住四个手指头的铐法,使手指关节更是疼痛难忍。别尔特种劳改营的看守们使用手铐可算是有独到之处:他们为了一点小事,例如,见到看守忘了摘帽子,就给囚犯戴手铐。倒.剪着手把人铐起来,在岗楼前面罚站。两手先痛后麻,直至失去知觉,竟逼得成年男子汉哭着求饶:“首长,我再也不敢了!摘掉这铐子吧!”(在别尔营里还有一种很好的制度:不仅去食堂时要按号令行动,而且站到饭桌旁时也要听号令,要按号令就座,按号令大家一起把汤匙放进汤盘。吃完饭后要按号令起立,按号令走出食堂。)某人只须大笔一挥:“要建立特种劳改营!在某日前将其管理制度草案呈报上来!”这确实不费吹灰之力。可是那些勤勤恳恳的监狱当局(还有那些深知人的心理并熟悉劳改营生活的人们)可就得绞尽脑汁了:他们要字斟句酌地研究哪些地方还可以再紧紧扣,再使犯人难受一点?再增加一点什么负担,使他们更苦些?怎样才能使这些囚徒们本已不舒适的生活变得更凄惨些?必须让这些从普通劳改营转到特种劳改营来的畜牲们立即感受到这里的严厉和痛苦才行。可是,为此就得有人事先把制度逐条逐条地走出来呀!还有,警戒措施自然也要加强。所有特种劳改营的隔离区四周都采取了进一步的戒备措施,增加了铁丝网,在障碍地带的前沿补充敷设了布鲁诺蛇腹形铁丝网,在囚犯上下工时经过的所有重要路口和拐弯处都布置了机枪,机枪手时刻严阵以待。每个劳改地点都建起了砖石结构的监狱——加强管制工棚。凡是被送进加强管制工棚的,一律要脱去棉上衣:用寒冷折磨人,这也是加强管制工棚的重要特点之一。其实,加强管制工棚就是监牢,因为它的窗子上全有铁格子,晚间把马桶拿进来,把门反锁上。此外,每个隔离区都没有一两个惩戒工棚,那里加强看管,是隔离区中的小隔离区。被送进惩戒工棚的囚犯傍晚下工回来就马上被镇进屋里,和从前的苦役营一样。(这实际上也就是加强管制工棚,可我们都叫它惩戒室。)此外,还公开采用了希特勒分子使用号码的全套宝贵经验,也就是用号码代替犯人的姓名,代替犯人的“我”和他的人格。所以,在这里,并不是以每个人的全部特征来区别囚犯,而只是单调的数列上的一个个位数的增减而已。这一措施,如果执行得非常坚决而彻底的话,可以使人十分难堪。劳改营当局正是在尽量做到这一点。每一个新来的人,都必须先在特别科“弹钢琴”(也就是和在监狱里一样按下十个指头的指纹。普通劳改营里是不取指纹的),然后,就用绳子把一块牌子挂在他脖子上,牌子上有他的号码,然后,便由专业科的摄影师给他拍照。(现在这些照片还保存在某个地方哩!我们还会看到的!)拍照之后,把牌子从犯人身上取下来,发给他四块八公分宽、十五公分长的白布,上面印着他的号码。他应该把白布块缝在自己身上指定的地方。缝的地方各营规定不尽相同,但一般是:背上、胸前、帽子的正前方、还有裤腿或者袖子上。在发给的棉衣上,这几处的衣服面是事先就剪掉了一块的:劳改营缝纫厂有些裁缝的分工就是把新衣服弄坏——在应该缝号码布的地方把衣服面剪掉一个方块,露出棉花来。这是为了防止囚犯逃跑时把号码撕掉冒充自由工人。别的特种劳改营的作法更简单:用盐酸把号码直接蚀印在衣服面上。看守们奉命只许叫囚犯的号码。不许他们知道囚犯的姓名,更不许记住它,如果他们真能作到这一点,那倒是很可怕的。但是,他们做不到(他们都是俄罗斯人,改不了老习惯,毕竟与德国人不同),没过一年,他们就已经记不清了,开始叫某些人的姓了,后来叫姓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为了看守们的方便,就在每个人的“小车厢”——木板床前面钉上一块三合板的小牌子,上面写着睡在这张床上的囚犯的号码。这样,看守想招呼某个睡着的人时就可以不必看他身上的号码了,而犯人不在屋里时也可以立即看出谁的床上收拾得不整齐。看守们还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或者早晨起床前轻轻地打开锁进入工棚,把那些提前起床的人的号码记下来,或者在起床时间准时闯进来把那些起床动作慢的人记下来。只要抓到这样的人,就可以立即关进禁闭室。但在特种劳改营里多半是要求犯人写出书面检讨,可是这里又不许带钢笔和墨水,也从不供应纸。写这种冗长无聊、令人厌倦的书面检讨的一套作法,算得上是他们一项很不错的发明,反正劳改营里有的是拿着工资而终日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有的是时间分析。他们并不立即惩罚你,而是要求你检讨:为什么你的床铺得不整齐?挂在你床头的号码牌怎么会歪的?你棉衣上的号码布怎么会弄脏的?为什么没有及时洗干净?怎么在你的屋里还有纸烟?为什么见了看守不摘帽子?对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要回答这些含义深刻的问题甚至比没有文化的人更痛苦。但是拒绝写检讨就会加重惩罚!检讨要写得干净、整齐,对劳改营当局的工作人员要表示尊敬,写好后把它交给本工棚的看守,然后再转交劳改营长官助理或长官本人审阅。审阅人就在这上面批示应给予什么惩罚。在各班组的各种报表上也规定要把号码写在姓名前面。代替姓名吗?不,他们还不敢完全不要姓名!不管怎么说,姓名还是一条可靠的尾巴,人一辈子都受到自己姓名的限制,号码不过像是一口气,一吹就没有了。要是把号码烙在或刺写在人身上,那就不同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迈出这一步。其实是能够做到的,谈笑间就可以做到,已经离这一步不远了。另外,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单独坐牢的。我们不只是听到看守们的声音。这就冲淡了号码带来的痛苦。囚犯们彼此之间也要说话,而彼此间不仅从来不叫对方的号码,甚至不注意彼此的号码。(乍一想,衣服上缝着好几块醒目的白布,怎么会注意不到呢?要知道,当我们很多人集在一起的时候,派班劳动和点名的时候,那许多号码看来就像对数表一般,使人眼花缭乱。只有新来的人会注意到它。)我们甚至不记得最亲近的朋友和同班人的号码,只记得自己的。(在狱卒的帮手们中间有些注意衣着的人,他们都把自己的号码布非常认真地,把毛边折进去,用小针脚缝在衣服上,尽可能缝得俏皮、美观。真是奴性十足!我们这些人则相反,都把号码缝得尽量难看。)特种劳改营制度的目的是使这里的人完全与世隔绝,它指望谁也不可能从这里向什么人去上诉,谁都永远不会被放出去,谁也跑不到别处去。(看来,不论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是卡腾森林惨案,都没有对这里的主人起到教育作用。)在早期的特种劳改营里可以使用棍棒。那时,大部分情况下也不是看守自己带着棍棒(看守可以使用手铐嘛!),而是让犯人中间那些受到信任的人——管理员和囚犯班长带着棍棒,他们打犯人是首长十分满意并完全赞许的。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里,分派劳动之前先要在工棚门前集合站队。派工员拿着根子叫喊:“除了最后一个,全出来!”(读者可能早已明白了为什么“除了最后一个!’。因为即使有最后一个,那他也不会再出来了,就像他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因此,譬如说,冬天从卡拉巴斯押往斯帕斯克的一队犯人在中途冻死了一些,活下来的人挤在病房和卫生所的过道里,他们的肢体在腐烂发臭,科列斯尼科夫医生截掉了几十只胳臂、腿和鼻子。即使这样,劳改营的首长也完全无动于衷。特种劳改营里的秘密隔绝状态十分可靠,所以斯帕斯克营的首长,著名的沃罗比约夫大尉,和他的部下才能够把押在本营的匈牙利芭蕾舞演员先关进禁闭室“惩戒”,然后给她戴上手铐,最后便轮奸戴着手铐的她。这里的制度是不慌不忙地考虑得十分周到的,直到每个细节。例如,这里不仅不许犯人有自己的像片,而且不许有任何人的,包括亲人的像片。如被发现,立即没收烧掉。斯帕斯克营的女四工棚棚长是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被捕前当教员。她偶尔把一张柴可夫斯基的小像片留在桌子上了。看守没收了像片,关了她三天禁闭。“这是柴可夫斯基的照片呀!”“我不知道是谁的,反正营里不许女犯有男人的照片!”肯吉尔劳改营里允许囚犯接受用邮包寄来的米(为什么不接受呢?!),但却决不许囚犯们煮饭吃。如果发现囚犯在什么地方偷偷用两块砖头支起小饭盒来烧饭,看守会立即把饭盒踢翻,并迫使犯人用手把火弄灭。(不错,后来盖了一个烧饭用的小棚子,但两个月后又把炉子拆掉了,椰子里养上了军官们的猪和行动人员别里亚耶夫的马。)但是,特种劳改营的主人们在翻新管理制度花样的同时,并未忘记普通劳改营的好经验。奥泽尔拉格特种营的米申大尉只是L个劳改点的头头,他就曾把不服从派工命令的囚犯绑在雪橇上拖到工地去。总的来说,建立起的管理制度是令人满意的,所以可以让原来的苦役犯在特种劳改营里和大家享受同样待遇,只是号码布上的字母还有所不同而已。(不过,有时也让他们住在草棚和马厩里,那仅仅是由于工棚不够用,例如,在斯帕斯克营。)就这样,特种劳改营虽然不正式称为苦役营,但它继承了苦役营的一切,成了它的合法继承者,同它溶合在一起了。为了使囚犯们很好地掌握已经建立的制度,还必须用正确的劳动组织和正确的伙食安排来巩固它。为特种劳改营选定的劳动是这一带最艰苦的劳动。契诃夫说得对:”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学作品里,已经形成一种成见:好像只有在采矿场才有最艰苦、最耻辱难堪的真正苦役。如果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中主人公是……去替监狱捕鱼或者会代木材的话,许多读者是不会感到满意的。”(不过,安东-巴甫洛维奇,您为什么这么瞧不起伐木劳动呢?伐木这个活儿不错,也是合适的。)斯捷普拉格刚刚建立时,最初几个分部的囚犯都是开采铜矿的(它的第一分部设在鲁德尼克,第三分部设在肯吉尔,第四分部在杰兹卡兹甘)。干式采掘,矿石粉末飞扬,人们很快就染上硅肺和肺结核病。得病的犯人便被送到卡拉干达附近的著名的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去——那是属于特种劳改营的“全苏残废人的收容所”。斯帕斯克是值得特别提几句的。送到斯帕斯克来的都是其他劳改营拒绝继续使用的完全残废了的犯人。可是,说来奇怪,这些残废只要一踏上斯帕斯克劳改营那起死回生的土地,就一下子都变成真正的干活能手了。对于整个斯捷普拉格劳改营的长官切切夫上校来说,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要算是他最喜欢的一处了。这个身材粗壮而远非善良的家伙,有时从卡拉干达乘飞机来到这里,在值班室擦擦皮鞋,稍事休息之后就去营区视察,并留心还有谁不在替他干活。他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在我这整个斯帕斯克劳改营里只有一个残废,他的两条腿都没有了。可是,就连他也在于轻活儿,他在当通信员!”一条腿的人全坐着劳动:他们把大石块砸成碎石子,有的就分选碎木块。架着双拐也好,缺一只胳膊也好,这些在斯帕斯克都不能成为劳动的障碍。让四名一只胳膊的人(两个有左胳膊和两个有右胳膊的)编成一个小组抬担架,这是切切夫想出来的主意。在没有电的时候让人们用手转动机械加工厂的机器,这也是切切夫手下的人想出来的。切切夫还喜欢营里有“自己的教授”,因此他便批准了生物物理学家奇热夫斯基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搞一个实验室。但是,一旦奇热夫斯基利用最劣质的材料替杰兹卡兹甘的劳动者们试制成了简单的预防硅肺的面具,切切夫却不许他投入生产:不戴面具也照样干活嘛,何必多此一举!再说,人员也得不断更新嘛!一九四八年底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总共关押男女囚犯一万五千人。营区很大,铁丝网的柱子在山腰和峡谷间起伏绵延,伸向远方,四角的监视塔互不相望。后来慢慢地修建起内部隔离工程:囚犯们自己在营区内筑起围墙,把妇女区、工人区、完全残废区互相隔开了(这样可以使囚犯之间的联系更加困难,对劳改营主人更加方便)。六千人每天步行到十二公平外去修建水坝。因为他们毕竟是残废,所以往返都要两个多小时,还要加上十一小时的劳动(在这种条件下很少有人能支持两个月)。另一项艰苦的劳动是采石子。采石场就在隔离区之内(古拉格的岛上还有矿藏呢!),男女营区内都有。男区的采石场在山上,打炮眼,用炸药把岩石炸开。白天,残废的囚犯们用小锤子把炸下的石块敲成碎石子。女营区不用炸药,女犯得用十字铜刨开土层,露出岩石后,用大锤把石头打碎。当然,她们的锤把常常会震断。要换新锤把,就得到另一隔离区去。而且,妇女们有工作定额,每人每天必须采石0.9立方米。因为完不成定额,她们在很长时间里只能领到惩罚口粮——每天四百克粮食。后来男囚犯教给她们一个办法——验收之前偷偷从旧石堆上扒一些石子到新堆上来——这才不受“惩罚”了。还要提醒读者,所有这些劳动不仅是残废人在没有任何器械的条件下干的,而且是在草原地带的严寒中干的(零下三十一三十五度,还刮风),人们身上穿的是单衣,因为按规定,不劳动的人们冬天不发给棉衣。一位化名波-尔的妇女曾向我回忆过她在严寒中,身上几乎没穿什么衣服,用大锤敲打石头的情况。她说:“至于这种劳动对祖国的好处,只要讲一件事就很清楚了:后来发现女区采石场采下的石头不知为什么不适于建筑用,于是,某一天,某个首长就下了一道命令,叫妇女们把一年中采的石子‘全部扔回矿坑去,用土盖上!这里要开辟成一片林园!’当然,林园并没有修成。”男区采的石块好一些。那些石块是这样运往建筑工地协。每天点名之后把全部囚犯统统赶上山去,回来时都要背着石子。休息日残废囚犯们也要这样“散步”两次:早上和傍晚。后来的劳动便是在隔离区内修建界墙,替劳改营的工作人员和警戒部队盖房(盖住宅、俱乐部、澡堂、学校),在农田和菜地里干活。所种的菜全都拿给自由居民吃,囚犯们只能得到一些菜茎菜叶之类。这些茎叶大堆大难地用汽车运来,扔在厨房旁边,任其沤湿腐烂。做饭时伙夫们就用叉子从堆里直接叉到锅里(有点像煮家畜饲料吗?……),用这些茎叶煮出来的是真正的烂菜汤。每天只往这种烂菜场里加一勺稀饭,如此而已。请看看发生在斯帕斯克菜地上的这样一个场面吧:一天,大约一百五十名囚犯商量好了,一下子都扑到一块菜地里去,进去后立即趴在地上咬食地里长着的蔬菜。卫兵们跑来了,用棒子打他们,可是他们只管趴在地上继续啃食生菜!不参加劳动的残废人每天发给面包五百五十克,劳动的发六百五十克。斯帕斯克营的人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药(这么多人,到哪里去弄药?何况他们反正要死掉嘛!),也不知道什么叫铺盖。在某些工棚里是把床并在一起的,两张床并起来就不只是睡两个人,而是让四个人挤在一起睡。对,另外还有一项工作!每天要派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人去挖坟坑。每天派两辆美国造的“史蒂倍克”牌卡车专拉尸体。尸体是装在木格箱子里运走的,死人的手脚从宽大的格子缝里伸出来。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比较顺利的几个月里,每天要死六十到七十人,到了冬天每天死亡上百人(一个在停尸房干活儿的爱沙尼亚人查过人数)。(其他地方的特种劳改营里的死亡率没有这么高,吃的也稍好些。当然,劳动也重些,因为不是残废嘛!这一点,读者自己会了解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也就是说,这是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年之后的事,是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结束之后三年的事。经过纽伦堡法庭审判之后,为法西斯集中营的野蛮残酷暴行所震惊的全人类刚刚松了一口气,还满以为:“这一切都不会重演了!”呢。有了这些制度还嫌不够。自从转到特种劳改营之后,我们同外界和家庭的联系几乎完全断绝了,对于等待着你和你的来信的妻儿老小来说,你就变成了神话中的人物。(每年只许写两封信。可是,就连你倾注了几个月来的全部心声和最主要、最美好的感情写出的这两封信也未必发出去。谁敢去向检查信件的国家安全部的人员查问?他们是常常自动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的:把一部分信件放进炉子,就不必花时间检查了。至于说收信人没收到你的信,那你就去责怪邮局吧。在斯帕斯克营,有一次命令几个囚犯去修理信件检查科的炉子。囚犯们在炉膛里发现了几百封信件:是检查人员扔进去之后忘记点火了。特种劳改营的情况就是这样——去修炉子的人还不敢声张此事!否则安全人员会立即收拾他们……难道这些为了自己安逸而烧掉囚犯心声的国家安全部的信件检查员们,他们比收集被害者的头发和人皮的希特勒党卫军分子更人道一些吗?)至于同亲属们会面,这在特种劳改营里连提都不必提,因为特种劳改营的地址是使用密码代号的,任何人都不能到这里来。还得补充一点:在特种劳改营里几乎不存在海明威所说的“有的和没有的”这个问题这里从建立那天起就按照“没有的”的原则解决了一切问题。不许囚犯有钱,也不发给工资。(普通劳改营的囚犯还可以挣到少得可怜的几个工资,这里是分文不给。)不许有换穿的鞋或换洗的衣服,凡是可以穿在里面取取暖或者防潮的衣物都不许有。营里发的衬衣(那算什么衬衣呀!恐怕海明威小说里的穷人都不会穿它)是每月换两次,外衣和鞋是一年换两次。这是十足的阿拉克车耶夫式的严明。特种营建立的初期还没有保管室,后来便建立了永久性保管室,即一直保管到“释放”那一天。建立保管室以后,如果自己再有什么衣物不交去,就是一个严重错误了:这是准备逃跑!床头小柜里不许有任何食物。(早晨要在食物保管处前排队把它交上去,晚上再排队领回来。这样还可以成功地把你早晚剩余的一点点思考时间占去。)不许拥有任何写字用的东西,不许有墨水和彩色铅笔和变色铅笔,不许有超过一本小学生练习本的白纸。最后,不许有任何书。(在斯帕斯克营,接收犯人时便没收他的全部书籍。我们这里最初允许有一两本书。但是,有一天突然下了一道英明的命令:把个人的书全拿到文化教育科去登记。在那里往书的扉页上盖一个“斯捷普拉格。第XX劳改点”的图章。此后,凡是没有盖章的书一律作为非法书籍予以没收,而盖了章的书就全算劳改营“图书馆”的书了,不再属于个人。)还要提醒读者:特种劳改营里的搜查要比普通劳改营更加经常,更加彻底。每天出入营时要仔细搜查。对工棚则进行定期搜查:掀开地板,拆掉炉条,拆开门廊的板子;还有像监狱里一样地逐个搜身,要脱衣服。摸索,撕开衣服里子,扯掉鞋掌等。有时就把营区地面的草全部烧光(“不能让他们把武器藏在草里!”)。囚犯们休息日要打扫营区。想想这一切,大概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囚犯们并不把佩带号码看作最难堪、最侮辱人格的事了吧。所以,当伊万-杰尼索维奇“说“它们,衣服上的那些号码,并不沉”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像那些自己没有佩带过号码、也没有挨过饿的、高傲的批评家们所指责的那样“失去了作人的自尊心”,而只是发出了清醒的、理智的声音而已。号码给我们带来的苦恼既不是精神上的,也不是(像古拉格群岛的主人们所指望的那样)心理上的,反倒是非常实际的麻烦——我们必须占用空闲时间把撕开的边角仔细缝好,或者去找画家把上面的字再描清楚些;如果劳动时把号码布撕坏了,就得再设法找块新市把它完全换成新的,否则就会蹲禁闭。什么人真正把带号码看作是这里的花样翻新中的最毒辣的一手呢?那是某些教派的虔诚的女信徒们。例如,卡梅施特种劳改营在苏斯洛沃车站附近设有一个女劳改营分部,那里的女囚犯就是这样。该营的女犯中由于信教被判刑的约占三分之一。而《圣经》《新约》的《启示录》上早有明明白白的预言:第13章,第16节里写着:“……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所以,这些妇女们坚决拒绝佩带号码,因为它是魔鬼的印记!她们去领公家发的制服时也不同意签字。(这是“向魔鬼签字!”)劳改营行政当局(营管理处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将军和独立劳改点的长宫博古什少校)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足够的坚定性:他们命令扒掉这些女人的衣服.只剩一件衬衣,再脱掉她们的鞋(那些女共青团员看守们自然都照办了)。行政当局想;让冬天迫使这些没有理性的宗教狂们接受公家的制服并缝上号码吧!但是,妇女们竟宁肯在严寒中穿着衬衣光着脚走,也不同意把灵魂交给魔鬼!于是,在这种精神(当然是反动精神喽!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们不会那样去反对带号码!)面前,劳改营当局终于屈服了:把信徒们的衣服还给了她们。她们穿上了不带号码的衣服!(叶莲娜-伊万诺夫娜-乌素娃就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在劳改营度过了整整十年,她的内外衣全穿烂了,勉强挂在肩上,遮住身体,但是劳改营的总务处却无法发给她公家的衣服,因为她不在领物单上签字!)号码还有另一个使我们伤脑筋的地方:号码写得很大,卫兵从老远就能看清。卫兵们总是在一定的、能够拉开冲锋枪射击的距离看着我们,他们当然不知道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姓名;所以如果没有号码,他们就分不清穿着同样衣服的囚犯。有了号码,他们就能从远处看到几号在队伍里说话,几号排队没排好,或者没有把手背在后面,或者从地上捡起过什么东西。只要他们回去向警卫队长一报告,那个人就得蹲禁闭。警卫队也是扼杀我们微弱生命的一支力量。这些“戴红肩章的人”,正规军的士兵们,这些手持冲锋枪的孩子们,是一支不会分辨是非、不了解我们、而且不接受任何解释的愚昧力量。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从我们这里传给他们,而从他们那里传过来的只有喊叫声、军犬的狂吠、拉冲锋枪抢闩的响声和飞来的子弹。而且永远是他们有理,我们无理。有一次,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囚犯们在修筑铁路路基。那里不是隔离区,没有界限,四周只有卫兵押着。有一个囚犯在被允许的圈子内离开大家几步,想去拿自己扔在地上的上衣,取出包在里面的一块面包。不料一个卫兵举枪就把他打死了。当然,卫兵有理。他只会受到表扬,而且,当然,他直到今天也不会后悔的。囚犯们谁也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示不满。更没有向任何地方写什么申诉。(即使写了,我们的申诉也出不了劳改营。)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我们五百人到一个汽车修配厂附近去劳动。工地的一边是营区,所以这边没有卫兵警戒。眼看我们就要进入工地的大门了。这时一个叫马洛伊(这个姓有“小个子”的意思,其实地是个彪形大汉)的人忽然不知为什么离开了队伍,若有所思地朝着警卫队长的方向走去了。给人的印象是:他精神恍惚,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他没有举手,没底作出任何一点威胁性的动作,只是沉思着向前走去。这却把那个警卫队长,一个爱打扮的有点流气的军官,吓坏了。只见他转身就跑,一边尖声喊叫着,可怎么也掏不出腰里的手枪来。这时,一个拿冲锋枪的中上迅速跑到马洛伊前面。在相隔几步的地方向他的胸部和腹部打了一梭子弹,边打边慢慢向后退。马洛伊倒下之前还慢慢地继续向前走了两步。他的棉袄的后背上露出了被那看不见的子弹打出的棉花。虽然马洛伊倒下了,可是我们,整个队伍,谁都没动一动。警卫队长惊魂未定,接着就向卫兵们喊了一声,发出了命令。于是,自动步枪便从四面八万响了起来,子弹擦头飞过;事先就在四周摆好的机枪也响了,同时有许多声音,一声比一声更疯狂地向我们叫喊:“趴下!趴下!趴下!!”子弹越飞越低,有的打在障碍地带的铁丝网上。我们五百人并没有朝射手们冲过去,没有去制服他们,而是全都伏在地上,把脸埋在雪里了。就这样,在那个耶稣受洗节的严寒的早晨,我们在这种耻辱的、任人宰割的状态下,绵羊似地在雪里趴了一刻多钟。他们一高兴就可以把我们全都枪杀掉,而且不必负任何责任:可以说是企图暴动嘛!在特种劳改营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我们就是这样一些完全被压垮了的可怜的奴隶!关于这个时期,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已经讲得不少了。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为什么几千人会这样?这些牲口都是犯第五十八条的呀,也就是说,他们还叫做“政治犯”呢!真见鬼!你们现在不是跟其他普通刑事犯分开了吗?不是集合到一起了吗?你们现在该搞政治了!为什么那么一钱不值,那么驯顺呢?其实,这些特种劳改营里的生活本来就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开始。这里的被压迫者和压迫者都是从普通劳改营来的,他们身上都各自带着十年以上受别人压迫的、或者压迫别人的传统。原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随着活人一起转到这里来了,它们温暖并支持着每个人,因为这些人都是几百人几百人地从同一个劳改营分部转来的。他们到新地方来时普遍地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在劳改营这个世界中,人对人来说只能是老鼠、是吃人的生番,而不会是别的。他们带到这里来的只是对自己个人命运的关。心和对共同命运的完全漠然的态度。他们都准备在这里进行无情的斗争以夺取个作业班长的位子,或者能在伙房、面包房、保管室、会计室或文化教育处找到个辅助人员的优厚位子。但是,单个囚犯到新地方来的时候,如果他想在这里安身立命,那就只有靠他的运气和厚颜无耻。而那些老有经验的辅助人员们由于长期在同一个囚犯队里互相磕头碰脑,所以对于作业班长的拳头,对于谁个善于给长官溜须拍马、背地里咬人一口,谁善于搞些“小动作”、逃避劳动等等,都已经彼此有所了解了。在长途押解的路上他们几个星期挤在一个车厢里,在同一些递解站里一起洗澡,他们已经互相领教过了,自然不再抱有过多的自由幻想,只想和和气气地把奴隶的接力棒传过去。因此,他们会互相商量好:到了新劳改营之后怎样攫取关键岗位,怎样把其他劳改营来的帮手们排挤掉。至于那些已经完全屈服于厄运的。只知道劳动的愚昧无知的人,他们则是商量好到了新地方能组成一个好劳力班子,只盼着能遇上一位让人过得去的作业班长就行了。所有这些人,不仅彻底忘却了他们每个都是人,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赋予的灵性和良知,都还有可能争取到极好的境遇,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脊梁骨是可以直起来的,人有权利得到通常的自由,就像谁都有极呼吸空气一样。他们也忘记了,现在他们所有的人,所谓政治犯,已经和自己人在一起了。不错,他们中间还混有少数刑事犯。当局对于制止他们的宠儿们的不断逃跑丧失信心了,决定对他们的逃跑适用第五十八条第十四分条,即按照“经济怠工”论处。(因为《刑法典》第八十二条规定,对逃跑者只能加判两年以下的徒刑,可是这些刑事犯们的刑期早已一再加码,有的已经达到几十、几百年了,他们为什么不跑呢?)总而言之,被送到特种劳改营来的这类刑事犯为数极少,每批犯人中间只有几个人。但是,凭他们那套作风,只有几个人也就足够了,他们就能够在政治犯中间趾高气扬,横行霸道,带着棍子同管理员走在一起(就像在斯帕斯克营里后来被砍死的两个阿塞拜疆人一样),并且帮助看守辅助人员们在“群岛”新开辟的岛屿上确立地位,树起那面卑鄙、肮脏的劳动消灭营的黑旗。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是在我们到来的前一年,一九四九年建立的。这里一切都是按照囚犯和首长们在原先的地方形成的思想和习惯安排起来的。设有管理员、助理管理员和工棚棚长,他们有的用拳头,有的用小汇报折磨手下的囚犯们。看守的帮手们另住一间工棚,他们可以在那里坐在床上,品着好茶,不慌不忙地决定某些人和某些班的命运。另外,每一个大工棚里(仿效芬兰人工棚的结构)还分出一些小房间来,有些小房间是按照身份让那些受优待的囚犯一人单位或两人合住的.派工员用拳头打,作业班长打嘴巴,看守用鞭子抽。炊事员都是些蛮不讲理的摩尔达维亚人。各营的保管室都被那些“不拘小节”的高加索人掌握了。所有工地上的职务都被一群自封的工程师骗子们抢去了。坐探们按照规矩,肆无忌惮地把小汇报送到行动处去。一年前建立这个营时只有一些帐篷,现在已经有了石砌的监狱。不过这监狱还没有完全盖好,所以住得非常拥挤,以致被宣布要受禁闭处分的人往往要排队等待一两个月,禁闭室才能空出来!新鲜吧?蹲禁闭也要排队!(我也被宣布要关禁闭,但我终于没有等到!)的确,这一年刑事犯们(说得确切些是所谓“母狗”们,因为他们是甘心担任那些“合法”工作的)已经不那么嚣张了。可以感觉到他们有些施展不开了:这里没有年轻的刑事犯,没有他们的补充人员,没有人前前后后围着他们转。他们好像也互相配合得不好。在劳改营首长把管理员马格兰介绍给列队欢迎的全营人员时,马格兰还曾勉强装出一副神气样子,可是已经感到信心不足,很快他就不再走运了。对我们这一批人,也和对其他各批囚犯一样,在接收的当天,从进洗澡房起,就给了个下马威。那天,澡堂的服务员、理发员和派工员都如临大敌。他们联合起来注意看每个对于衣服太破烂、洗澡水太凉、消毒时过分拥挤等等稍稍表示不满的人。他们就是等待着这种不满的表现,好借机大施其淫威呢!因此,一旦有所发现,便几个人一起像群野狗似的故意尖声高叫:“这里可不是古比雪夫递解站!”说着就抡起那养肥了的拳头,没鼻子没脸地打过来。(这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也是正确的。赤身裸体的人似乎远远不如穿着衣服的人有自卫能力。如果能在第一次洗澡时就把这批新犯人制服,那他们以后在营里也就老实了。)曾经幻想到新劳改营后好好辨别一下,再决定“跟着谁走”的那个中学生沃洛佳-格尔舒尼,到营的第一天就被派去加固隔离区:派他去挖一个坑,要立一根柱子安装照明电灯。他体力不佳,没有完成劳动定额、因此,狗腿子,生活动理员巴图林(他已经比以前泄气多了,但还没有完全老实)骂了格尔舒尼一声海贼并朝他脸上打了一拳。格尔舒尼便扔下镐头走开不挖了。他跑到管理员那里,对他说:“把我关起来吧,只要你们的海贼们打人,我就不再干活儿!”(他还不习惯。只被人骂了声“海贼”就受不了啦。)管理员并没有拒绝把他关起来。他接连蹲了两期禁闭,十八天。(他们是这么干的:先按规矩罚你五天或十天禁闭,但是,到期却不放你、等着你表示抗议或开始骂街,这时他们就“合法地”再罚你第二次禁闭。)蹲过禁闭之后,格尔舒尼还“不老实”,又罚他调了两个月的加强管制工棚,也就是说,还是蹲在那个监狱里,不过现在不像在禁闭室了,可以吃到热饭,而且可以按照完成的劳动量领取口粮;他每天必须到石灰厂去干活。格尔舒尼感到自己越陷越深,就想通过卫生所找条出路,因为他还不了解卫生所所长杜宾斯卡娅的脾气。他以为只要给卫生所看一看自己的平足,医生就会不让他跑老远的路去石灰厂劳动了。但是,根本没批准他去卫生所,埃克巴斯图兹营的加强管制工棚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医疗措施。格尔舒尼想:无论如何也得去卫生所。他从前听说过一些表示抗议的办法,于是他就决定派工时不出来站队,只穿一条裤杈躺在铺上。可是,一个外号叫“闪开”的看守(是个疯疯癫癫的人,从前当过水手)和另一个看守科年佐夫却把只穿着一条裤权杈的格尔舒尼从床上拖下来,一直拖到派工地点。看守们拖他,他两手抱住门旁边一块砌墙用的石头,想赖着不走。其实这时格尔舒尼已经同意去石灰厂劳动了,他只是喊;“得让我穿上裤子呀!”但是两个看守只管往前拖。在岗楼前面,四千名囚犯等待着派工。这个瘦弱的孩子不住地叫喊:“你们是盖世太保!法西斯分子户同时拼命挣扎着不让给他戴上手铐。但是,“闪开”和科年佐夫终于把他的头按到地上,把他铐起来了,然后就推着他往前走。他们和营首长马切霍夫斯基中尉一点都没觉得难为情,倒是格尔舒尼自己很难为情:怎么能穿着裤仅在大庭广众之中走呢!他站住不走!旁边恰好站着一个牵着军犬的翘鼻子哨兵。沃洛佳记得,那个哨兵轻轻地对他说:“喂,你闹个什么劲儿!快站到队里去吧。这个样子能干活吗,在柴火堆旁坐一会儿不就行了吗!”哨兵紧紧拉住自己的军犬,那军犬则拼命想扑向沃洛佳的脖子,因为它看到这男孩子正在反抗戴蓝肩章的人。没有让沃洛佳站队,把他带回去又关进了加强管制工棚。两手铐在背后,越来越痛。一个哥萨克人看守却掐住他的脖子,用膝盖撞他的胸脯。后来,把他推倒在地,有一个人待理不理地随便嘟嚷了一句:“给我打!打他个半死!”接着就有人拳打脚踢,有时踢到太阳穴上,直到格尔舒尼昏死过去。过了一天,他被叫到行动特派员跟前:开始追究他企图采取恐怖行动的“案件”了——因为拖他出来的时候他曾抱住石头。“那是想干什么?”在另一派工地点有个叫特维尔多赫列布的人也曾经拒绝出工,他甚至宣布了绝食,他说,不能替魔鬼干活!可是有谁把他的罢工和绝食放在眼里呢?!人们把他强拖出去。(不过这次是从普通工棚拖出去的。)被拖走时,特维尔多赫列市的手只要够得着窗子,他便把窗玻璃都打碎。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响彻了我们整个队伍,像是在给看守和派工员数人数的声音作不祥的伴奏。也是在给我们这每日、每周、每月、每年的单调而沉重的生活基调作伴奏。生活就是这种样子。前途看不到一线光明。是的,内务部建立这些劳改营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在计划里安排上一线光明嘛!我们二十五个新来的犯人(大部分是西部乌克兰人)组成了一个作业班,派工员同意从我们中间推举一个班长。我们仍旧推举了帕维尔-巴拉纽克。我们班是老老实实的,能干活。(这些西乌克兰人刚刚离开尚未集体化的土地,干起活来是用不着督促的,有时甚至还得要求他们留着点劲儿!)起初我们是被当作壮工使用的,但我们中间很快就出现了几个砌石头的能手,其他人也开始向他们学习,不久,我们班就成了一个砌石班。我们彻得很好,领导注意到了,便把我们调离住房建筑工地,留在营部,不派我们去给自由工人们盖住房了。后来,有一天,劳改营领导指着加强管制工棚旁边的一堆石头(就是格尔舒尼抱过的那一堆石头)对我们班长说:“这种石头还会源源不断从采石场运来。这里现有的加强管制工棚只是原设计的一半,还要修建另一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班吧。”这样,我们便可耻地开始为自己建造监狱了。那年的秋天很长,很干燥,整个九月和十月上半月一点儿雨也没下。早晨往往很平静,然后就起风,到中午风力最大,傍晚就停了。有时候微风吹来,反倒吹得人伤心,特别使人感到这草原太广阔了,从加强管制工棚旁的树林开始,一直伸向远方;那个只有几间新建厂房的小小居民点,警戒部队驻扎的军营和我们这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劳改营隔离区,都似乎完全湮没在这一望无垠的、平坦的、毫无起伏变化、毫无希望的草原里了。唯有那第一排略加修整的原木做的电话线杆朝着东北方向、朝着巴夫洛达市的方向伸去。风有时会突然变得很猛,只须一小时就把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吹来,迫使我们穿上棉衣。大风卷起草原上的大粒砂石不住地往脸上打……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在砌造加强管制工棚的那些日子里写下的一首诗,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吧,也许能说明点什么。砌石工看,我这个砌石的,在认真地砌造监狱,仔细挑选着荒山的石块,犹如诗人在斟词酌句。这里并非城镇要地,是国起来的隔离区;苍鹰在碧空翱翔,仿佛也正凝神警惕。草原上唯有北风掠过,望不见行人踪迹,甚至无人来问我一声:在为谁砌造监狱?岂不见圈起的铁丝网,撒开的军大,还有那机枪手已进入阵地?不,还不够可靠!监狱里面还要造监狱!挥动着手中的瓦刀,我有节奏地转身。弯腰,像是这劳动本身把我拖着不停地往前奔跑。少校来视察过了,他说:“嗯,砌得蛮好!”他还随口许诺:让我们第一批住进这新车!难道如此而已?瞧他说得多么轻松、惬意!准是又有人告了密,把那个害人的符号记进了我的越中档案里,把我用方话弧同别人牵在了一起。敲打砍削声响成一片,瓦刀、榔头上下飞翻。墙里又砌上一道墙,一间四室还要隔成几间。休息,我们在灰槽旁吸它几。烟,有人逗趣,有的在谈天。我们等待着晚饭,盼着赏下来的那碗“补助”汤,还加面包一片。然而,在那边小林的后面,石墙中间,在那牢房的黑暗洞穴里,须知有多少无处倾诉的痛苦深深地永远锁在里边。唯有一条汽车路通到这里,它是与外界的唯一维系。路旁的电线杆在嗡鸣,不久前才把它立起。上帝啊,我们多么懦弱、无能、没有骨气!上帝啊,我们是一群多么驯顺的奴隶!真是奴隶!这不仅表现在我们慑于马克西缅科少校的威胁而尽量把石墒砌得整齐,把洋灰抹得尽量平整,好让将来的囚犯们不容易把这墙破坏掉,而且还表现在尽管我们连定额都没有完成,但还是给我们砌石班发了补助粮,我们也确实吃掉了,没有把它往少校的脸上摔。而我们的同志,沃洛佳-格尔舒尼,就被关押在加强管制工棚的已经建成的一间小屋里。没有犯任何错误的伊万-斯帕斯基由于档案里的一个什么记号也被关进了惩戒班。我们中间将来还会有许多人要住进这个叫做“加强管制工棚”的监狱,可我们现在却正认真地、牢固地砌造它。就在我们用石块和灰浆忙碌建造监狱的时候,草原里传来一阵枪声。不一会儿,一辆乌鸦车开到离我们不远的岗楼。(这是警卫部队本部用的一辆真正的黑乌鸦囚车,车身上并没有漆着哄骗傻瓜的大字“请喝苏联香槟酒!”)从囚车里推出了四个人,都已被打得满身是血;两个人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另一个被士兵在地上拖着。只有伊万-沃罗比约夫恨恨地傲然走在最前面。四个企图逃跑的囚犯就这样穿过了我们的脚手架,从我们脚下被带过去,带进了左边那个已建成的加强管制工棚。我们呢?我们仍在继续砌石,建造监狱……逃跑!绝望的挣扎!身上没有平民穿的衣服,不带食物,两手空空就想穿过枪弹纷飞的营区,跑进那没有水草、没有树木的无边草原去!这甚至不能说是一种谋划,它简直是挑战,是一种骄傲的自杀。我们中间那些最坚强最勇敢的人是敢于进行这样的反抗的!但是,我们呢?我们的继续砌石,建造监狱。我们纷纷议论起来了。这是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二次逃跑事件。第一次也没有成功,不过那次确实太笨了。外号叫“大肚皮”的瓦西里-布留欣、工程师穆吉亚诺夫和一个原波兰军官,三个人都在机械制造厂劳动。他们节约下一点食物,偷偷在厂房的一间屋里挖好了个一立方米大的坑,藏到里面去了。他们把坑顶盖起来,天真地指望警戒人员会在傍晚收工后像往常一样撤走,那时他们就可以逃跑。但是,收工时发现人数不够,但四周的铁丝网完好无损。警戒部队没有撤走,继续日夜守卫着工厂。这期间搜索的人带着军犬在隐藏者的头顶上走来走去,他们三人就把浸了煤油的棉花塞到坑顶盖子的缝里,破坏军犬的嗅觉。总共只有一立方米的地方,三个人只能把四肢交叉着挤在一起,不动,也不说话。他们这样蹲了三天三夜,最后实在受不住了,只好自己钻出来了。别的作业班回到营区后,我们才听说沃罗比约夫等人逃跑的情况:他们原打算驾驶一辆卡车冲出隔离区去的。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还在砌石头。现在加强管制工棚旁边的这些小房已经有个轮廓了:这里是舒适的禁闭室,这是单人囚室,这是门斗。我们已经在这块不大的地方堆砌了不少石头,采石场供应的石头源源不断。本来嘛,石头是不花钱的,采石场和这里的人力也都不花钱,国家只拨给点水泥就行,为什么不建筑呢。又过了一星期。对埃克巴斯图兹的四千名囚犯来说,已经有足够的时间认清一个现实了:逃跑是发疯,它不会有任何好结果。可是,就在这时,同样是一个晴朗的天,草原上又响起了枪声:又是逃跑2!!是啊,逃跑简直像瘟疫一样蔓延着。又是一辆黑囚车驶过去:抓回了两个人(另一个当场被打死了)。这两个人(巴塔诺夫和一个矮小的年轻人)也被打得血肉模糊了。又是把他们从我们身旁,从脚手架下面拖了过去,关进了已盖好的监狱,在那里还要继续打他们,然后扒掉衣服扔在石头地上,既不给吃,也不给喝。当你看到这些被摧残得不成样子的骄傲的人时,你这个奴隶作何感想呢?难道会卑鄙地庆幸被抓到、被毒打、注定要遭殃的不是你自己吗?“快点干!快点把这左厢房盖起来!”大肚皮马克西缅科少校对我们喊叫。我们继续砌墙。收工后我们还会领到一碗粥的补助粮呢!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继续在运送灰浆。凡是正在建设的东西总是对祖国有利的吧。晚上回到生活区’,我们才听说巴塔诺夫也是想乘汽车冲出去的,汽车轮胎被枪打坏了。现在你们这些奴隶总该明白了吧:逃跑等于自杀!谁也不可能跑出一公里。你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劳动,还是自杀?!没过五天。谁也没有听到射击声,可是,一个新消息就像用巨大铁锤敲打整个铁铸的天空似的震惊了全劳改营:逃跑了!!又有人逃跑了!!!这回逃跑成功了!这次逃跑发生在九月十七日,星期天,他们跑得干净、利落,甚至连晚间的点名也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掌管钥匙并负责锁门的看守查对人数时也没有发现。只是到了十八日早晨才觉得有点不对头。于是,停止派班劳动,全员清点!先是排队全体清点了几次,然后又按工棚点名,接班组数人数,然后又按每个人的履历卡片查对。这帮本来只会在会计科数工资的鹰犬们数了几次,每次人数都不一样!到这时还没弄清到底跑了几个人?谁?什么时候?从哪儿?怎么跑的?已经是星期一的傍晚了,还不给我们吃中饭。(把炊事员也从伙房里赶出来排队,点数!)可是,我们却一点也不生气。我们多高兴啊!不管是谁,只要他成功地跑掉,就是全体囚犯的最大喜事!不管在此之后警卫人员会变得多么凶狠,制度变得多么严酷,我们都毫不怨恨。我们高兴啊!每一次成功的逃跑都是对你们这帮走狗的打击!我们的人不是跑掉了吗!?(我们盯着劳改营领导人的眼睛,心里暗暗在祝愿:可别让这些家伙捉住啊!可别给他们捉住!)这一整天没叫我们出工,星期一就像第二个休息日一样地过去了。(很好,那些人没有在星期六跑。他们想必是考虑到了不要破坏我们的星期天休息吧!)但是,他们是谁呢?是谁?直到星期一晚上才传开来:跑掉的是格奥尔吉-膝诺和科利亚-日丹诺克。我们砌的狱墙越来越高了。我们已经装好门上的横板。一个个小窗口也都砌好了。我们已经在墙上留出了上人字梁的位置。逃跑发生后三天过去了。七天。十天。十五天了!没有任何消息。逃掉了!!

对于普通劳改营里发生的逃跑事件,假如逃跑者不是逃往什么维也纳或越过白令海峡的话,古拉格群岛的主宰者以及关于古拉格的各项法令倒也还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待。他们把这种逃跑看作自然现象,看成一份非常庞大的产业中不可避免会发生的个别经营管理不善的现象,就像大畜群里丢掉一头牲口,伐木场被水冲走一根原木,砖瓦厂摔碎几块砖瓦一样。但是,对待特种劳改营的逃跑事件就不同了。为了贯彻执行各族人民的慈父的特殊意志,他们把特种劳改营的警戒加强了许多倍,配备上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摩托部队(即在普遍裁军中不应裁掉的那些部队)。关押在特种劳改营的没有社会亲近分子(社会亲近分子逃跑倒不会造成多大损失)。这里也不能再借口冲锋枪手不够或装备不良了。因此,刚建立特种劳改营时就在有关指令中规定:从这些劳改营里应该完全不可能逃跑。从这里逃跑任何一个囚犯,就等于一个大间谍偷越国境,这将是整个劳改营当局的耻辱,是警戒部队指挥机关的政治污点。但是,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根据第五十八条判刑的囚犯的刑期已经不再是十年,而是刑法典的判刑极限——四分之一世纪了。其实,这种毫无意义的一律残酷对待的作法也有其弱点:就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束缚杀人犯不再杀人一样。(因为再杀一个也不过是十年刑期从头算起而已。)现在刑法典再也起不了约束政治犯逃跑的作用了。况且,被赶到这些劳改营来的人,他们并不按照那种为劳改营当局胡作非为进行辩护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思考问题,他们曾在整个战争中奋战疆场,至今那握过手榴弹的手指还没有完全伸直,他们是坚强的健康人。格奥尔吉-腾诺、伊万-沃罗比约夫、瓦西里-布留欣以及他们的同志们和其他劳改营里许多类似的人,即使没有武器也能顶得上正规军队摩托化步兵的新警卫队。特种劳改营里的逃跑尽管数量上比普通劳改营少(特种劳改营建立的时间也较短),但是这些逃跑更加强劲有力,更加坚忍卓绝,更加不可逆转和绝望,因而也更加光荣。谈一谈这些逃跑事件,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这些年来我国人民到底是不是那么忍气吞声,那么俯首贴耳的。请看下面几个例子。在腾诺逃跑的一年前发生过一次逃跑事件,它成了腾诺的借鉴。一九四九年九月,斯捷普特种营第一分部跑了两个政治苦役犯——格里戈里-库德拉和伊万-杜舍奇金。库德拉是乌克兰人,身体壮实,老成持重,头脑清醒,但是一旦发起火来就像查波洛什的哥萨克一样,连刑事犯都怕他。杜舍奇金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安详的白俄罗斯人。他们两人在矿山劳动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度探井。探井上口用铁篦子盖着。他们利用上夜班的时间偷偷把铁蓖子一点一点地摇晃松了。与此同时,他们把面包干。刀子和从卫生所偷来的热水袋悄悄带进探井,藏起来。逃跑那天晚上,他们下井劳动时分别向班长请假,说身体很不舒服,不能劳动,想在下面躺一下。原来夜里井下没有看守人员,班长拥有全权,不过晚上干活时班长也不敢逼得太紧,因为有时候会发现班长的脑袋被敲碎,扔在井下。两个逃跑者把热水袋装满水,带着自己的储备品钻进探井,然后爬到顶上,拆掉铁篦子爬出去了。这个出口离岗楼虽不远,但已经在隔离区之外了。他们悄悄地跑掉了,没有被发现。他们从杰兹卡兹甘通过草原朝西北方向走。白天躺在地上,夜间赶路。哪里也没有找到水。一个星期之后杜舍奇金躺在地上不想再起来了。库德拉用希望鼓舞他,告诉他前面有几个小山丘,那里可能有水。他们总算挣扎到那里了,可是山丘上的坑里只有稀泥,没有水。这时,杜舍奇金对库德拉说:“我反正不能走了。你把我扎死,喝我的血吧!”道德家们!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决定才是正确的呢?库德拉自己也是两眼直冒金星。杜舍奇金反正活不成了。那为什么让库德拉也渴死呢?……可是,假如他很快就能找到水的话,他今后的一生中想到杜舍奇金时将会怎样呢?……库德拉对杜舍奇金说出了自己的决定:我一个人再往前走走看,假如天亮之前找不到水,再回来使你摆脱这痛苦,总比两个人都死好。库德拉又朝前面的小岗爬去。他看到一道小沟,在这里,就像一些十分不可信的小说里所讲的那样,他发现了水!库德拉滚下去,趴在水边喝呀,喝呀!(只是天亮后他才看见那水里有许多蝌蚪和水草。)他用热水袋装了满满一袋水,又爬回杜舍奇金躺的地方:“我给你拿水来了!水!”杜舍奇金不相信。他喝着水,但不相信(因为许多小时以来他一直梦见自己在喝水……)。然后,俩人又一起爬到小沟边,又在那里喝了许久。喝水之后,感到肚子饿了。但是第二天夜里他们爬过一个山岗,前面就是天国般的山谷地带:有河流,有青草、树丛、马群,生气盎然。天黑之后,库德拉悄悄走近马群,刺死一匹马。两人从马的伤口处直接吸吮马血。(保卫和平的卫士们!你们那一年正在维也纳或斯德哥尔摩召开喧嚣的保卫和平大会,正用麦秆吸着鸡尾酒!你们中间有善于作诗的吉洪诺夫,还有擅长新闻特写的爱伦堡,可是,你们当时可曾想到,吉洪诺夫和爱伦堡的祖国同胞正在吸吮死马的尸体?他们是否曾向你们解释:按照苏维埃的方式,和平是应该这样来理解的吗?)库德拉和杜舍奇金点起火来烧马肉吃。这样,走了很久。步行绕过了图尔盖台地的阿曼戈尔德山;但走上大路后,遇到了卡车,上面的哈萨克人曾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并威胁说要把他们送交警察局。再往前走,他们时常遇到小河和小湖。这时库德拉又抓到一只羊,宰吃了。他们逃出来已经一个月了!十月即将过去,天气渐渐冷起来。他们经过第一片大树林时看到一间没人住的土坯屋,就在这里住下了:他们不想再离开这个富足的地方。因为家乡并不吸引他们,并没有给予他们安静生活的希望,所以他们的逃跑没有最终目的地。这种情况下的逃跑是注定要失败的。晚上,他们常常摸到附近村庄里,有时偷一口锅,有时撬开人家仓库的锁拿走一些面粉和盐,偷走一把斧头和几个盘碗之类(逃跑者就像游击队员,在一般和平生活中必然很快地成为窃贼……)。有一次他们从村里偷走一条牛,拉到树林里宰了。可是,这时下了一场雪,他们本应躲在屋里不出来,以免被人发现脚印。但是库德拉想出去弄点干柴。他刚出屋就被护林员发现了,立即开枪打他。“是你们呀,小偷?是你们偷走了牛?”在土屋旁边发现了血迹。他们被带到村子里,锁在屋里。人们叫喊着:马上打死他们!留他们干什么?!但是区里来的检察官带来了全国通缉犯的照片,对村里人宣布说:“你们是好样儿的!你们抓住的不是小偷,是两个大政治土匪!”于是,情景骤然改观了:周围的人谁也不再喊叫。牛的失主是个车臣人,是由高加索迁移来的。他反而给被抓住的人送来了面包、羊肉,甚至还有车臣人大家凑的钱。他说:“唉,真是的!你要是早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车臣人就是这样。)库德拉被感动得哭起来。经过这许多年残酷无情的生活之后,心灵已经受不住这种同情了。两个人被押到库斯塔奈镇,在这里,在铁路局的临时羁押室里,士兵们不仅把车臣人送给犯人的东西全部拿走,而且没有给他们吃饭。(考涅楚克大概也没有在世界和平大会上谈这些事吧?)在上火车之前,把库德拉和杜舍奇金的手反铐在背后,让他们跪在库斯塔奈火车站的月台上,供旅客观看。如果这发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任何一个别的令人满意的城市车站的月台上,旅客们也许会匆匆走过去,谁也不会注意这个像从列宾的画里走出来的、被捆绑着跪在那里的白发老汉。不管是文学书刊出版社的编辑们、进步电影的导演们,还是人道主义的宣讲士们和军队的军官们,都一样,更不必说那些工会工作人员和党务工作人员了——大家都会头也不转地走过去。至于那些普通人,那些丝毫不突出而又不担任什么负责职务的老百姓,也会尽量装作没看见的样子走过去:他们担心警卫人员会盘问,会把他们的姓名记下来。(他们的户口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商店齐全,供应多好啊!可不能拿这个冒险……)(要说在一九四九年,这种现象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难道到了一九六五年不也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今天的青年人和文明的人们会停下脚步在警卫人员面前维护这个戴着手铐跪在地上的白发老人吗?)但是,这不是莫斯科。库斯塔奈镇的人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他们都是受到憎恨的人,或者是被流放到这里来的。他们朝这两个被捕的人围拢上来,把马合烟、香烟、面包扔给跪着的人。库德拉的两手被铐在背后,只好弯下腰用嘴去啃面包。但是,警卫人员却一脚把面包从他嘴上踢掉了。库德拉倒下去,又跪趴着向前.想去咬那块面包,卫兵又把它踢得更远!(喂,你们那些进步的电影导演们,是不是能记住这个老人的镜头呀?)这时,周围的老百姓不答应了,他们开始喧闹:“放开他们!给他们松开!”开来了一队警察。这一队人当然比群众厉害。群众被驱散了。火车开来了。两个逃跑者被押回肯吉尔劳改营监狱。哈卢克斯坦一带发生的逃跑事件,像这里的草原一样千篇一律。但是,或许就在这千篇一律之中更容易理解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吧?一九五一年。又是在杰兹卡兹甘,又是从矿山,有三个人在夜间通过一条废探井爬出来了。他们跑了三个夜晚。渴得受不住。不远处看到几个哈萨克人的蒙古包。两人建议去哈萨克人那里要点水喝,第三个人,斯捷潘,决定不去,他留在土岗子上观察动静。他看到他的两个同志刚进去不久,就被哈萨克人追出来,当场就被抓住。个子不高、身体瘦小的斯捷潘独自顺着小山沟继续逃跑,除了一把刀子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企图往西北方向走。为了躲避人,常常不得不偏离方向。躲避人比躲避野兽还要紧。他用刀削了一根棍子,用它来打黄鼠和跳鼠吃:他先从远处扔石头打它们,等它们跑回洞口抬起前腿叫的时候,就可以用棍子打死它了。他尽量把血都吸出来,然后用干锦鸡儿草点火把肉烤熟吃。正是这烤肉的火堆把他出卖了。有一次,斯捷潘看见一个戴着哈萨克大皮帽子的人骑马朝他这边跑来,他急忙踩灭篝火,用干草把他的“烤肉串”盖住:不能让哈萨克人看见他吃什么。哈,萨克人来到近前问道: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斯捷潘告诉他:原在杰兹达的锰矿上做工(那里确实有自由工人),现在是去找在国营农场工作的妻子,离这里大约有一百五十公里。哈萨克人问国营农场的名称。斯捷潘说出了一个可能性最大的名称:斯大林国营农场。草原的儿子啊!你骑马走你自己的路多好呢!?这个穷小子什么地方妨碍了你?但哈萨克骑手却严厉地用蹩脚的俄语对他说:“你撒谎!你是坐监牢的!跟我走!”斯捷潘骂了一声,不再理他,起身走自己的路。可是哈萨克人骑着马同他并排走,重复着刚才的命令——跟我走!然后,他骑马跑到旁边去,想看看有没有自己人。但是草原上一个人也没有。草原的儿子啊!你就放了他吧,你不是看见他只拿着一根木棍想在草原上走几百里路吗?他没有吃的,反正是会死于饥渴的。也许你是需要那一公斤菜叶的奖赏吗?这一个星期以来斯捷潘在草原上和野兽们过着同样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于倾听草原上微小的沙沙声和呼啸声了,忽然,他感到空中有一种新的呼啸声、他不是根据判断,而是本能地感到某种危险的来临,不由得猛地往旁边一跳。这一跳把他救了!原来是哈萨克骑手扔过一条套马索来,想套住他。斯捷潘及时地跳出了圈套。狩猎两条腿的动物!!要人还是要一公斤菜!?哈萨克人骂了一句,拉回套索。斯捷潘继续往前走,边走边盘算,尽量盯住哈萨克人。那人又催马到近前来了,又准备好了套马索,又掷了出来。就在这一刹那,斯捷潘突然朝他冲去,一棍子把他打下马来。(斯捷潘本来是没有什么力气的,可这是生死关头!)“叫你领赏去,败类!”——斯捷潘的棍子带着无穷的仇恨狠狠地继续打向哈萨克人,就像一只野兽在用牙齿撕裂另一只野兽。直到流出血来,他这才住手。斯捷潘拿了哈萨克人的套马索、鞭子,骑着马走了。马鞍上还挂着一个背包,里面装着食物。他又继续逃了很久,走了两个星期。但他给自己定下一条严格的规定:到处都要坚决地避开主要的敌人——人,他的同胞们。他已经把马放弃了,渡过了一条河(他不会游泳!他是乘着自己用芦苇做的小筏子渡过的。当然,他原先也不会做筏子)。他猎获野物吃。有一次夜晚遇到一只类似熊的大兽,好容易才躲开。有一次他腹饥口渴,疲劳不堪,实在想吃点热东西。他看到一个孤零零的蒙古包,决定进去讨点东西吃。蒙古包前有个土坯墙围起的小院。院外门前拴着两匹备好鞍的马。当他看到一个穿军装、马裤、胸戴勋章的年轻哈萨克人正从门里迎面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躲开了。太晚了。那人已走近围墙。斯捷潘心想:完啦!哈萨克人是出来解手的,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一看到斯捷潘,他很高兴,好像根本没注意斯捷潘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快请进去吧!进去吧!你就来作客人吧!”蒙古包中间坐着一位老父亲,还有另一个戴勋章的年轻哈萨克人。这是两兄弟,上过前线,现在在阿拉木图也算得上两个人物了;这次是来看望父亲的(向农庄要了两匹马,骑马来到这蒙古包)。他俩都经历过战争,因此还是人。而且今天喝得大醉。酒醉后的宽厚心情完全占有了他们(伟大的斯大林一直努力铲除的就是这种宽厚态度,但他终究未能完全根除掉)。使他们高兴的是,酒宴上又多了一位客人,尽管是矿山上的普通工人。这个工人说是往奥尔斯克去的,他妻子在那里很快就要临产了。他们并没有要求客人出示证件,而是给他喝酒、吃菜,让他躺下休息。看,竟有这样的事……(对人来说,酗酒什么时候都是件坏事吗?当酗酒能把人身上的某种优秀品质揭示出来的时候,它也不好吗?)斯捷潘比主人们醒得早;他总担心这里有陷阱。醒后他悄悄溜出来。不,没有陷阱:两匹马仍旧好好地挂在大门口。其实,他满可以骑上其中的一匹逃走,但他也不愿意做这种对不起两个好人的事,还是步行离去了。他又走了好几天,路上有时可以看到汽车。每当汽车过来的时候,他总是及时地躲到一旁去。他走近铁路线,顺着铁路线走,晚上来到奥尔斯克车站。那就坐火车吧!他胜利了!他创造了奇迹:只带着一把自制小刀和一根木棍就独自一人穿过了辽阔的草原地带,前面就是目的地!但是,在车站的灯光下他看到荷枪的士兵在铁路沿线守卫。于是他又沿铁路旁的小道走。第二天早晨他便不再躲躲藏藏了:他已经到了俄罗斯共和国,到了故乡啊!一辆汽车扬着尘土驶来,斯捷潘第一次不再躲避汽车了。从这第一辆没有躲避的故乡的汽车里跳下来一位故乡的民警:“你是干什么的?拿出证件来看看!”斯捷潘解释说他是个拖拉机手,正在找工作。正好这时走过来一位农庄主席,对民警说:“你别找他的麻烦!我们农庄正缺拖拉机手呢!在乡下谁会带什么证件!”斯捷潘同农庄主席坐车走了一天,谈妥了工作条件,一起喝酒、吃菜。但是到了傍晚斯捷潘忍不住了,又想跑到二百米以外的树林里去。但是,民警是很利落的:一枪!两枪!只好停下来。他被绑住了。看来,像是找不到他的踪迹了,人们认为他已经死在草原上。这里的士兵们守候的是另一个人,不是他。民警最初看见他时觉得不像,才同意放他跟农庄主席走的。抓住他之后,把他送到内务部区分局羁押室,起初对他十分客气;给他茶水和夹火腿的面包吃,给他好烟,由分局长亲自审讯而且用“您”称呼他(天知道,这些大间谍明天要被带到莫斯科去,说不定他会告状的)。“您的发报机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小队把您送到这儿来的?”“小队把我送来?”斯捷潘摸不着头脑,“我没有在地质勘察队干过活。我大部分是在矿山上干活的。”但是,斯捷潘逃跑的结果并不是吃什么夹肉面包,它甚至比吸尸体的血还要糟糕:他被押回劳改营后,遭到长期的残酷殴打,后来,这个受尽折磨和损害的斯捷潘竟然堕落了,从他原来的状态一落千丈;他向肯吉尔营的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签名保证帮助当局发现企图逃跑的人。他成了一只“诱猎鸟”。他常常把这次逃跑的全部过程详细地讲给同牢房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听,观察并等待着对方的反映。如果有反映,表现了逃跑的念头,斯捷潘就去向监狱的行动人员汇报。从特种劳改营的逃跑是惨绝人寰的。这个特点在每一次艰难的逃跑中都有所表现。但它突出而集中地表现在一九五一年夏天发生的一次没有理智的、血淋淋的逃跑事件上。此事也是发生在杰兹卡兹甘。六名逃跑者从矿井里开始逃跑的时候,首先把另一个他们认为是眼线的囚犯杀死了。然后六个人从一口废井里爬出去,进入草原。这是六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囚犯。因此,刚逃出来就不想一起跑了。当然,如果他们有一个聪明的计划,分散逃跑也未必不正确。但是,他们没有计划。其中一人立即跑到离劳改营不远的自由工人村里去找他的女相好。他叫开门,但并不是想在她家里暂时躲一躲,藏在地板下面或天花板上面呆些时候避避风(如果这样,那倒是很聪明的),而是想同她作短暂的欢聚(这就使我们一下子看清了他这个刑事犯的面孔)。他在她家鬼混了一夜和一整天。第二天晚上他竟然穿起她从前的丈夫的衣服,同她一起到俱乐部看电影去了!劳改营看守有的也来看电影,认出了他,当场就把他绑走了。另外两个格鲁吉亚人轻率而自信地向火车站走去,想乘火车去卡拉干达。但是,从杰兹卡兹甘通往外界的路,除了牧人和逃犯走的小径之外,只有一条去卡拉干达的铁路,铁路沿线有许多劳改营,每个车站上都有行动人员哨所。因此,他们还没到卡拉干达就被抓住了。其余三人朝西南方向逃走,选了一条最艰苦的路。这里没有人,但也没有水。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乌克兰人,上过前线的普罗科片科,有一张地图,他劝另外二人选择这条路,并且说他能领他们找到水。两个同伴一个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江湖骗子,另一个原先是小偷,瘦小干瘪。三个人走了四天四夜,没吃没喝。实在忍受不住了。于是勒勒人和小偷对普罗科片科说:“我们得和你告别啦!”“怎么啦,哥儿们?你们想分开走?”普罗科片科没有立即听懂他们的话。“不,我们想把你结果掉!反正咱们不能都逃出去。”普罗科片科苦苦哀求他们,他把帽子撒开,从布夹层里取出他妻子和孩子们的一张照片给他们看,想以此感动他们:“哥儿们,哥儿们!咱们可是一起逃出来寻求自由的呀!我一定能把你们领出去。前面不远就应该有一口井!一定会有水!再忍耐一下吧!饶了我吧!可怜可怜我吧!”但是两个人还是把他桶死了,指望着能喝他的血。他们割断了他的血管,但是血不往外流,立即就凝固了!……这又是可以拍进纪念影片的一个镜头:两个人在草原上杀死另一个人,血不往外流……两人彼此像狼一样互相注视着,因为下一回该是他们两人之中的一个要遭殃了。他们互相警惕着向前走去,朝着刚才普罗科片科老头指的方向走去……竟在两个小时之后看到了一口井!……但是,第二天,搜索队从飞机上发现了他们,抓回去了。审讯中他们把认出这件事。后来此事在劳改营里传开了,人们决定捅死他们替普罗科片科报仇。但是,劳改营当局把他们关在单独的牢房里。后来又转押到别处去审判。只好相信命运了。相信你逃跑的成败取决于跑出来时冲了吉星还是凶星。不管你有多么周密而长远的计划,但在关键时刻营区的电灯突然全灭了,因而你就没有弄到汽车以至全部计划落空。而另外的一次逃跑却完全是由于一时冲动开始的,可是偏偏各种情况都像早已有了巧安排似的。一九四八年夏天,也是在杰兹卡兹甘的第一分部(当时这里还没有建立特种劳改营),有一天早晨派出一辆自卸卡车到很远的采沙场去拉沙子,把沙子运到灰浆搅拌场去。采沙场不是固定工地,也就是说那里没有专门的警卫人员。只好让三个装车的囚犯也坐车去,随车回来。这三人都是判了长期刑的,有的十年,有的二十五年。押车的三名士兵中有一名上等兵。司机是个解除看管留营劳动的刑事犯。机会!但是,对于机会必须像它突然到来那样迅速而及时地抓住它。他们要下定决心,要互相商量,而且这一切都不得不在押车士兵的眼前和耳边进行。往车上装沙子的时候士兵们就持枪站在旁边。三个囚犯的经历相同,和当时千百万人的经历一样:先是上前线,然后是德国俘虏营,从德国俘虏营里逃跑,又被敌人抓回去,关进惩戒集中营,战争结束了,他们被从集中营里放出来,接着,为了对这一切表示感谢,苏联当局把他们关进了“自己人的”监狱!既然当年在德国都敢逃跑,为什么今天在自己国家里不敢逃跑呢?一车沙子装好了。上等兵坐到驾驶室的司机旁边的坐位上。两名冲锋枪手坐在车箱前部,背靠驾驶室,面向车后,持枪对准坐在车箱后部沙子上的囚犯。汽车刚开离采沙场,三名囚犯一个暗号同时向两名押解兵的眼里扔沙子,随即扑倒在他们身上,夺下冲锋枪,从驾驶室的后窗口用枪托一下子就把上等兵打昏了。汽车停住了。司机吓得要死。囚犯们对司机说:“别怕!我们不会动你!你不是他们的狗腿子吧!?快卸车!”马达开动了,转眼间一车沙子,比黄金还宝贵的、给三个人带来自由的沙子,卸在地上。就在这个时候,也像几乎所有逃跑中的情况一样(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一点吧!),奴隶们表现得远比押解人员宽宏大量:他们没有枪毙三个士兵,没有殴打他们,只命令他们把衣服和靴子脱下来,就放他们光着脚、穿着内衣走掉了。“你呢,司机?你跟谁走?”“当然跟你们走,那还用说!”司机也立即下了决心。为了迷惑三个光脚押解兵,囚犯们(他们将为这宽宏大量付出代价!)先把车往西开(平坦的草原,随便往哪里开都行!)。路上,一个人穿上等兵的制服,另两人换上普通士兵制服,然后驱车向北方驶去。三人都有武器,司机有驾驶证,有什么可怀疑的!尽管如此,路过电话线的时候还是要把电话线弄断,以便切断他们的联系(把车开到近前,用绳子挂一块小石头扔过去,搭在电线上,拉绳子,把钩子带上去,拉断电线)。这当然要花费时间,但是值得。汽车全速开了一整天,直到跑完三百公里,汽油耗尽才停下来。于是他们注意从对面来的车。一辆“胜利牌”小卧车开过来了。他们把车叫住。“对不起,同志,职务在身嘛,我们得检查一下您的证件。”原来是两位要人!区党委的领导!去农庄检查工作或是去给农庄鼓舞士气的,也许只是想去好好吃上一顿。“喂,出来吧!把衣服脱了!”要人们苦苦哀求,生怕打死他们。把这两个只穿内依的人带进了草原,绑起来,拿了他们的证件、钱和衣服,乘上“胜利牌”轿车,开走了。(上午被扒掉制服的士兵一直到傍晚才走到就近的矿场。矿场的岗楼上对他们喊:“不许靠近!”“我们是自己人!”“只穿一件内衣,什么自己人!”)“胜利牌”汽车的油箱不满,连备用油罐也用上总共走了二百公里就完了。天已经黑下来。他们看到放牧的马群,虽然没有笼头,却也成功地抓住几匹,抓住马鬃,骑上去,继续逃跑。但是,司机却从马背上掉下来摔伤了腿。三人建议他坐到后面,两人骑一匹马,带他走。但是,他拒绝了。他说:“朋友们,你们不必怕。我绝不会去报告!”他们给了他一些钱和“胜利牌”汽车的驾驶证,骑马走了。这位司机就是看到这几个逃犯的最后一个人,从那以后谁也再没有见过他仰而且一直也没有被送回劳改营。他们几个人就这样把自己的“二十五元券”和“十元券”统统留在特别处的保险柜里,没有找零钱,就头也不回地跑掉了。乳臭未干的检察官们向来就喜欢勇敢的人!那个司机确实没有去报告。他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附近的农庄里找到了工作,安静地度过了四年。但是。艺术爱好把他毁了。他会拉俄式手风琴,拉得很好,常在自己农庄的俱乐部里演出。后来他参加了全区文娱会演,后来又去参加全州会演。他自己也几乎忘掉过去的生活了。但是,观众里有一个杰兹卡兹甘的看守,认出了他,当场在后台就把他抓走了。按第五十八条又判了他二十五年,把他押回了杰兹卡兹甘。也还有另外一类逃跑者。这类人不是凭一时冲动和绝望的拚死心情而逃,而是凭技术,凭一双灵巧的手逃跑。肯吉尔营发生过一次有名的利用火车车辆的逃跑。有一个工地上经常开来运水泥和石棉矿石的货车。把货物卸在隔离区,开走空车。于是,有五个囚犯便开始准备一次靠技术的逃跑。他们要在普尔门式货车车辆的车帮里面再装上一层木板车帮,人可以藏在中间。这层车帮要用合叶作成折叠式的,像屏风一样,把它拿上火车时看去像是一块为了卸车用的搭板。一切都计划得十分周密:卸货的时候,担任卸货劳动的囚犯就是车辆的主人了,那时可以把准备好的东西拿进车箱,把它拉开,用卡子固定在硬车帮上,五个人背靠车帮站好,用绳子把假车帮拉起来,固定住。车箱里满是石棉粉,假车帮上也是石棉粉。至于这节普尔门车辆在纵深上会稍微短一点,这从远处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在时间计算上比较复杂:车辆必须在火车开走之前卸空,这时候囚犯们要仍旧留在工地上,不能提前上车,等到确信马上要开车时才能上去。他们就在这最后一刻拿着刀子和食物跑过去了,可是,这时其中一个人的脚给铁路道岔卡住骨折了。这耽误了大家的时间,他们未能在押解人员集合点名之前把假车帮安装好。他们被发现了。后来对这一逃跑事件进行了公审。曾在空军学院学习过的巴塔诺夫也试验过类似的方法,不过他是一个人单独子的。埃克巴斯图兹的木材加工厂制作房门,这些预制的房门从工厂用卡车运到工地去安装。木材加工厂的工作是昼夜不停的,因此,岗楼上始终有警卫。但是工地上只是白天有警卫,晚上就撤掉。巴塔诺夫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被装在一捆门框里,两面用门板钉起来,装上汽车,卸在工地上。在木材加工厂里,趁着交接班时的混乱混过了查点人数这一关。所以当天晚上没有发现有人逃跑。在工地上,他夜间从门框里爬出来,逃跑了。但他在去巴夫洛达的路上又被捉回来。(这次逃跑是在他上次逃跑一年之后,他上次坐汽车逃跑时轮胎被打穿了。)逃跑而被捉回的人和逃跑前被察觉的人;参与过那些使整个劳改营的土地燃烧起来的事件的人;由于行动人员的深思熟虑而受到特别监视的人;拒绝服从命令的人;还有其他各种不驯服的人——所有这些人使得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里的加强管制棚不断地扩大、再扩大。新建的两厢砖房已经容纳不下了,惩戒室(距营部不远的第二号工棚)也容纳不下了。又新开辟了一个惩戒空,它是特别为“班杰拉分子”建立的。每发生一次逃跑,每发生一次骚乱事件,三个惩戒棚的制度都要变得更加严厉一些。(为了忠实地反映刑事惯犯们的历史,这里应该指出:埃克巴斯图兹加强管制棚里的“每狗”们对此是十分不满的,他们经常嘀咕:“坏蛋们!别再逃跑吧!因为你们逃跑,我们都快要被这严厉的制度给卡死啦!……在一般劳改营里,这种事只打几个嘴巴就了事了。”这些话也正是监狱当局希望他们说的。)一九五一年夏天,整个第八号工棚惩戒室在计划集体逃跑。这个工棚距营区障碍地带只有三十米远,所以他们决定挖地道。但是,他们干得太明显,几个小伙子在自己人中间公开议论、商量。他们以为,既然大家都是“班杰拉分子”,就不会有眼线。实际上却早已有人当了眼线。他们那不像样子的地道刚挖了几米,就被出卖了。第二号工棚惩戒室的领袖人物对于八号工棚的吵吵嚷嚷的逃跑计划十分不满。倒不是怕暴露之后加强管制,而是因为自己也离障碍地带三十米,也正在挖一个高质量的地道,而且在八号工棚开挖前就开始了。他们担心:既然两个惩戒室都想到了挖地道,那么猎犬们也会想到这一点并且会开始检查。但埃克巴斯图兹营的主人们最怕的还是抢汽车逃跑,所以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这方面的防范上,决心把所有的工地和生活区全用一米深的地沟围起来,使任何汽车都通不过,就像中世纪嫌城墙不够,还要挖护城河一样。这些日子囚犯们已经在工地和隔离区周围挖出了一条条整齐的地沟。第二号惩戒工棚是在整个埃克巴斯图兹隔离区内部又用铁丝网圈起来的一个小区。铁丝网围墙上的小门经常锁着。除了在石灰场劳动的时间之外,这里的囚犯每天只有二十分钟可以在小区内活动,其余时间全被关在工棚里,只有去上工和回来时才通过大营区;他们不能到大食堂去吃饭,饭由炊事员用木桶给他们送来。惩戒室的囚犯把去石灰场只看作晒太阳和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谁也不去用力铲那有害健康的石灰。一九五一年八月底发生过一起打死人的事件。(刑事惯犯阿斯帕诺合用铁棒打死了阿尼金。阿尼金曾经在暴风雪中利用大风旋起的大雪堆爬过铁丝网逃跑过,但一昼夜后又被捉回来,关进了惩戒室。关于他的事已见第三部第十四章。)从那以后,这里的囚犯更是拒绝当这种“工人”了,因此,整个九月间惩戒室没有人去劳动,实际上等于蹲在监狱里。这些人中间有不少“坚定不移的逃跑者”,从夏天开始,他们逐渐集结到一起,终于组成了一个“十二人逃跑小组”(哈吉耶夫-穆罕默德,他是埃克巴斯图兹地区伊斯兰教徒的领袖;瓦西里-库斯塔尔尼科夫;瓦西里-布留欣;瓦连京-雷日科夫;穆吉亚诺夫;一个喜欢挖地道的波兰军官及其他几个人)。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其中库班的哥萨克人斯捷潘-科带瓦洛夫还是居于主要地位。他们订了盟约:谁要是泄露哪怕一个字,谁就别想活,或者自己自杀,或者别人把他捅死。这时候,整个埃克巴斯图兹营区已经被四米高的围墙围得严严实实。顺着围墙还有一条四米宽的耕翻过的前沿地带,墙外还有一条十五米宽的隔离禁区,最后是一条一米深的沟。逃跑者们决定使地道通过这整个障碍地带,而且要把地道挖得十分可靠,让谁也不能提前发现它。初步调查表明:房子的基础较低,整个工棚的地板下面的空间很小,挖出的上没有地方放。看来,这个困难很难克服。那么,就不逃跑?……于是有人提议:天花板上面有很大的空间,把土弄到天花板上去!通过无法隐蔽的、经常受到检查的工棚的居住空间偷偷把几十立方米的土运到天花板上的顶楼去?每日每时都要这样往上运,还不能掉下来一点点,不能留下痕迹?这似乎不可想象!但是,一旦想出了解决办法,人们欢呼起来了。只有这时才算把逃跑计划最后确定下来。解决办法是在分小组选择住房的同时找到的。这座按芬兰式建筑的工棚原本是为自由工人们建造的宿舍,把它合并到劳改营营区内是个错误,整个营区再没有第二栋这样房子了:工棚里分成一个个小房间,而这种房间又不像其他房间那样可以塞进七个“小车厢”,而只能接三个,也就是说只能住十二个人。十二名逃跑者中有几个人是住在同一房间里的,于是逃跑者也就选中这一间作为基地。他们通过各种手段——通过自愿换床位或者用玩笑或嘲笑来排挤那些碍事的人(“你睡觉打鼾太厉害了……”“你……’”理由多得很呢!),慢慢地把“小组”外的人统统挤到别的房间去了,十二个“‘自己人”终于集中到这间屋里。惩戒室与一般营区隔绝得越是严格,惩戒室里的人受到的惩罚和压迫越是厉害、这些人在整个营区中的精神作用力也就越大。对全营的囚犯来说,惩戒室的人要求定制一件什么东西,那就像是传下一道圣旨。现在,凡是技术上需要的东西都可以订货,这些东西会在某个工地上制作出来,会冒险通过营门口的搜查带进隔离区,然后再留着第二次危险(放在烂菜汤里,面包里,或者放在药品箱里)带进惩戒室里。他们首先定制和得到的是刀子和磨刀石。然后又要来了钉子、小螺丝、油石灰、水泥、白粉子、电线、小滑轮。他们用小刀整齐地锯断了三块地板木条上的阳榫,取下了一块压住这几条地板的护墙板,拔掉这几条木板两端(靠墙的一端和搭在房间中部地板横梁上的一端)的钉子,就把这三块板掀了起来。然后,在它们朝下的一面用小木条把三块板拼起来钉成一个整块托板。在其靠墙的一端,钉小木条的钉子中有一颗大钉子是从L向下钉的,但没有把它钉到底,稍稍留一点钉子帽,把这个钉子帽用地板颜色的灰腻子填腻上,再弄上一点尘土。把这整块托板放回原处,它就仍然非常严密地和整个地板合在一起,没有一点缝和损伤,也没有可以把它拿起来的地方,因为从来没有在板缝处使用过刀斧之类。然后再把护墙板放回原处,压住这块板。取下这块托板的方法是:先把那块活动的护墙板拿掉,用一个铁丝圈套住大钉子帽,把托板拉起来。这就是地道入口。进入地下挖土的人每次换班都要把护墙板取下来再装回去。他们每天要“擦地板”(为的是使地板保持湿润膨胀,不出现干裂缝)。这个进入地下的任务是主要任务之一。总的说来,他们这个房间一直收拾得非常干净整齐,从来没有人穿着鞋躺在床上,也没有人吸烟,个人的东西从不乱放。床头小柜里也没有碎屑残渣之类。因此,每次来检查内务的看守都是在这个房间停留的时间最短。“搞得好,有文化!”看守们一边这样说着,就去检查下一间了。第二个任务是土的提升工作:要把挖出的土提到天花板上面去。这个房间里,也和其他房间一样,有一个砖砌的俄式大火炉,它和墙之间有一条空隙,可以挤进一个人去。想出的办法是:把这个空间封死,把它从居住空间变为坑道的一部分。他们在一间空房里干净彻底地拆卸了一个“小车厢”床,用拆下的木板把这个空间的开口封死,立即钉上灰板条,抹上灰泥,刷成和炉子一样的白色。看守们难道会记住工棚里二十个小房间中哪一间的炉子和墙连在一起,哪一间的炉子稍微离开墙一点吗?空房里的“小车厢”少了一张也没有被发现,因为人们拆得干净利落,毫不露马脚。只是在头一两天中,看守有可能发现墙上的灰泥是湿的。但是,要发现这一点,他就得绕过炉子弯腰到床后去看。这间屋子是清洁整齐的模范呀,何必呢!即使被他看出来,这还不等于全部坑道计划的暴露,可以推说:这是为了使房间整洁美观,那个没有用的空隙经常落灰,又很不好看!灰泥都干了之后,这才用刀子把已经封死的这个空间的地板和天花板剜掉。在这里,又用拆床的木料装了一个梯子。这样,狭小的地板下面的空间就同天花板上宽敞的空间连在一起了,像是一口看守们看不到的竖井。它也是多年来第一口能够使那些刚强的男子汉们心甘情愿地在里面拚命劳动的竖井!劳改营中也会有同梦想结合在一起的工作吗?会有把你的整个身心都吸引住的、使你废寝忘食地去干的工作吗?有。这样的工作只有一件,那就是为了逃跑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下一个任务就是挖土。用刀子挖,磨刀子,这是勿须多说的。但还有不少别的问题。这里还需要进行矿山测量学的计算(这由工程师穆吉亚诺夫担任),既要到达安全深度,但又不要超过需要的深度;要使坑道的走向符合最短距离;要确定坑道的最合理的截面;要随时知道自己处在什么地方;要正确地规划好坑道出口。还有换班的组织工作:每天挖土的时间越多越好,又不能换班太勤;还要毫无破绽地全员按时接受早晚两次点名。这里还有个劳动服装问题,洗手洗脸问题。(总不能带着一身泥土到上面来接受点名吧!)也有照明问题:一条六十米长的坑道怎么能在完全黑暗中挖成呢?他们把电线拉入地下坑道。(还得在不被发觉的情况下接通才行!)也还需要安装信号装置:如果有人突然向工棚这边走来的话,怎样才能及时地从长长的、不透气的坑道里把挖土的人叫上来呢?或者,坑道里的人怎样才能安全而及时地通知上面他们必须立即上来呢?惩戒室的制度很严格,但严格也有它的弱点:看守们不可能悄悄地突然进入工棚,他们必须通过铁丝网之间的唯一道路走近工棚外的栅栏门,打开门上的锁,然后走到工棚的门,再打开锁。拉开门上的铁栓时也要有响声。这一切都可以从小窗户里观察到,不过不是从自己屋里的窗户,而是从门口附近的一间空“单间”的小窗里可以看到;在那里设一个“观察哨”就行了。坑道里使用灯光信号:闪两下——注意,准备退出坑道;连续闪光——紧急警报!火速出来!进入坑道时把衣服全脱光,脱下的衣服放到枕头和床垫下面。进入地板下的地道口之后,要通过一条狭窄的裂缝似的小道,谁也不会想到前面就有一间宽敞的“小屋”,这里的灯经常亮着,备有工作服和裤子。另外四个光着身子沾满泥土的人爬上来,仔细地在这里洗掉身上的泥土(泥土在汗毛上结成小泥球,需要把它泡软,或者就连汗毛一起扯下来)。第八号惩戒棚挖地道的事被发觉时,第二号惩戒棚的上述工作已经进行一些时候了。所以,不难理解这些创造家们当时多么担心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那可太遗憾了,甚至是屈辱。幸而一切都平安地过去了。九月初,腾诺和日丹诺克在监狱里蹲了将近一年之后又被送到这二号惩戒室来。在这里刚刚喘了一口气,腾诺就又开始不安分了;他需要准备新的逃跑!他指责人们说,目前这个最好的逃跑时期很快就会过去,不能总是无所作为地呆着!但是,那些坚定不移、不顾一切的逃跑者们对于他的话却毫无反映(挖地道的人正好十二个,分成三班,不需要第十三个人)。这时腾诺便直接向他们提出了挖地道的建议!但是,人们回答说:考虑过了,但基础太低。(盯着这个久经考验的逃跑者的探索的眼睛硬是摇头说“不”,这自然是冷酷的。简直就像不允许一只受过训练的伶俐的猎犬去搜索猎物一样。)但是,腾诺太了解这些人了,他不能相信他们这种普遍的冷漠态度,他认为这些人不可能全都一样地堕落了!于是腾诺和日丹诺克便开始对他们进行热心而内行的观察,这种内行的观察是看守们办不到的。腾诺发现:他们几个人经常到门口的同一间小屋里去吸烟,而且总是一个出来,另一个再进去,从没有结伴去过;白天他们的房门总是从里面插上的,别人叫门时从不立即开门;屋里总有几个人在熟睡,好像夜晚还睡不够似的;有一次,他看见瓦西里-布留欣从放马桶的地方转出来,全身是湿的。“你怎么啦?”“噢,我刚才洗了洗身子。”他们是在挖掘,很明显,一定在挖掘!但是,在哪儿?为什么不说?……腾诺找这个人谈,找那个人谈,试探他们:“你们太不谨慎啦,朋友们!你们这个招法可不够谨慎!还好,是我看出来了,要是叫眼线发现了呢?!”终于,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接受腾诺带领的四人小组参加进来。首先,他们建议腾诺对房间进行检查,发现痕迹。腾诺检查了每一块地板和墙,竟什么也没有发现!大家都十分满意。于是腾诺就高高兴兴地又开始为自己劳动了。地下的劳动是这样组织的:一个人躺着凿掉工作面上的土;另一人在他后面弯着腰把凿下的土扒进特制的帆布小口袋;第三个人把绳子套在两肩上拉着小口袋往回爬行,通过坑道和地板下面拉到“竖井”下口,在这里把小口袋一个一个地挂在从天花板上系下来的钩子上,第四个人在天花板上把空口袋放下去,把装上的口袋拉上来,轻轻地在天花板上把土撤成薄薄的一层。每次换班之前都要用炉渣把新土盖上,天花板上的顶间里有的是炉渣。每班内部的分工也变动,但不常变,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迅速而高效率地完成最累最重的挖土和运土工作。运土时,起初是一次拉两个口袋,后来从炊事员那里“抄”来一只木托盘,把土口袋放在托盘上,这样就可以一次拉四个口袋了。绳子从颈后绕到胸前经过两腋下拉着身后的托盘。后颈的皮磨破了,两肩两膝酸痛,拉一趟就满身是汗,作完一班下来,简直累死人。挖土时的姿势非常不方便。只有一把短柄铁锹,每天都要磨。先要用它挖出一道一尺左右深的竖沟,然后半躺半卧地背靠着挖出的土,铲下土块来扔到身后。地下有时是石头,有时是粘土。遇到非常大的石头就只好绕过去,使地道拐弯。每八至十小时换一次班,每班控不到两米,有时连一米也挖不到。最困难的是坑道里空气不够:人们头晕、恶心,甚至失去知觉。必须解决通风问题。通风孔只能通向地面,打在障碍地带附近,也就是打在最危险的、经常处于观察下的地带。但是,没有通风孔不行,简直无法呼吸。他们定做了一块“螺旋桨”式的钢片,装上横把,做成像手摇钻似的东西,就用它从下面向上挖出了一个通到地面的垂直孔道。可以通风了,呼吸轻快多了。(地道通过障碍地带之后。他们又在外面挖了第二个通风孔。)哪一项工作怎样作才更好?他们不断总结经验。随时计算着地道的进度。地道,或曰隧道,穿过带状地基之后渐渐向外直伸出去。只是遇到大石头或工作面不准确时稍微出现些弯曲。地道宽半米,高九十公分,顶是拱券形的。根据计划,顶面距地面为一米三、四十公分。地道两旁用木板加固。随着工程的进展,在地道里拉的电线也越来越长,接上的新灯泡已不只一个了。顺着地道看去,它像一条地下铁道。这是劳改营内的“地铁”!……地道已经挖成几十米了,已经挖到了障碍地带以外。头顶上有时可以清楚地听到换岗哨兵的脚步声,军犬的叫声。可是,突然……突然一天早点名之后,他们看到监狱首长、短小精悍的马切霍夫斯基中尉亲自带领一群看守朝惩戒室这边走来了。这时白班的四个人还没有进入地道,屋里倒是没有可指摘的地方。(这是逃跑者严格规定的。)逃跑者们的心一下子就凉了:被发现了吗?被谁出卖了吗?或者只是临时抽查?一声命令;“各自带着自己的东西,全到工棚外边来!一个也不许留!”命令执行了。所有囚犯都被赶出来,集合在放风的小院里,坐在各自的布口袋上。只听见工棚里面一片响声——看守们在扔下“小车箱”上的木板。又听见马切霍夫斯基喊道:“拿工具来!”看守们把铁棍、斧头等拿进去。听见用力拆卸木板的声音。逃跑者的命运就是这样的!用了多少智慧,花了多少劳动,寄托了多少希望和经历了多少兴奋的日夜啊!——一下子,不但全成泡影,还得蹲禁闭,遭毒打、审讯,再判新刑期……但是,不!不论是马切霍夫斯基,还是看守们,谁也没有幸灾乐祸地挥着手高兴地跑出来。他们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掸落着身上的尘土,灰溜溜、气呼呼地从工棚里出来了:搜查毫无结果。“给我一个一个走过来!”——又下达了一个气急败坏的命令。开始一个人一个人地检查个人的物品了。囚犯们经过搜查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是一场大破坏!好几个地方(凡是钉得不牢或者有个小缝的地方)的地板都被撬起来了。各个小房间里的东西扔得乱七八糟,有些床被恶狠狠地翻过来。只是逃跑者这间有文化的房间没有遭到破坏!不了解逃跑情况的人们气愤地说:“这些兔崽子们怎么就坐不住呢?!他们搜什么?”逃跑者们则庆幸自己没有把挖出的土撒在地板下面该是多么正确,否则这次肯定会被发现。看守们并没有到天花板上的顶楼去搜查(只有鸟儿才能够从顶楼上飞走!),何况顶楼上的新上也全都用炉渣盖得好好的。猎犬们没有嗅到!没有嗅到!啊,多么高兴!只要顽强地劳动,严格地谨慎小心,就不可能没有成果。这回一定可以控成功了!距离障碍地带外围的防护壕只有六米到八米了(最后这几米必须挖得十分准确,必须使洞口不高不低正对准壕沟的底部)。然后怎么办?这个问题科诺瓦洛夫、穆吉亚诺夫、哈吉耶夫和睦诺四个人这时已经计划好了,并且已由十六人全体通过。决定晚上十点来钟,在全营晚点名结束之后逃跑。那时看守们都各自回家或回到自己的工棚里去了,岗楼上哨肖兵已经换岗,下岗的哨兵也已经离去了。到那时全员一个一个地进入地道。最后一人要在“小窗口”对营区进行监视。然而他要同倒数第二人把抽掉的那块护墙板对好,钉在那块活动地板上,好使人们进入坑道后盖上地板时护墙板正好安在原来的地方。那个还露出一点的大钉帽要拉下来,固定住,还要在那块地板下面装一个木闩,盖上后从下面关死,好使人们不能再从上面把它拉起来。还有:逃跑前要把走廊里的一个小窗上的铁格子取下来。这样,早上点名时发现缺少十六个人,看守们就不会立即断定是挖地道逃跑的了。必然会到隔离区的其他部分去找,也会以为是蹲惩戒室的人们去找某个眼线算帐去了。也会到特种营的其他分部去找,认为是跳墙跑到其他分部去了。干净利落!地道不会被发现,窗子下面又没有足迹,十六个人像是让天使带到天上去了!从地道进入环营壕沟之后,要一个人一个人地沿着沟底爬到离岗楼较远的地方,再一个一个从沟里爬出来上路。每上去四个人就停一会儿,以免引起怀疑,并且可以借这个时间观察一下。(最后一个人还要采取预防措施:他要把事先准备好的抹了泥的木盖子从外面堵在地道出口上,用身体把它靠进洞口,再从外面扔上一些土!这样,第二天早晨从壕沟里也不会发现地道出口的痕迹。)经过村子的时候,要一组一组地走,还要大声谈笑。如果遇有阻拦,大家合力抵抗,直到动刀子。总集合地点是铁路道口附近,那里常有许多汽车通过。铁路道口比旁边的马路高,大家趴在附近地上,不会被发现。这个道口修得不很好(逃跑者们平时上工经过这里,看见过),只是随便铺了一些厚木板,所以运煤的汽车和空火车车皮经过这里时都开得很慢。等汽车一过路口,便有两个人举起手来要求汽车停下,从两旁走过去,请求司机捎一段路。晚间汽车上大都只有一个司机。这时立即抽力抓住司机,强迫他坐到驾驶室中间去。瓦连京-雷日科夫立即掌握方向盘,其他人迅速跳进车厢,向巴夫洛达全速前进!一百三、四十公里的路程,有几个小时就可以达到。快到渡船渡口时,沿河岸往上游开,那里有灌木丛(押送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留意到了),把司机绑起来,放在灌木丛里,扔掉汽车,坐小船渡过额尔齐斯河,以后就分成小组,各奔前程了。现在正是征购粮食的季节,到处路上都有许多汽车通过。挖掘工作计划在十月六日完成。在这之前两天,十月四日,两名参加者,腾诺和一个小偷瓦洛佳-克里沃舍因,突然被编到另一批犯人中间去,准备押到其他地方。他们原想耍个花招,想法生病,争取留下来。但是行动人员威胁说不服从就给他们戴上手铸,哪怕半死也得押走。他俩担心过分坚持可能引起怀疑,所以也就只好服从了,为了朋友们作出了牺牲。起初,腾诺执意要加入这个挖地道小组,现在他的愿望完全落空了,他没能成为第十三个人。倒是被他拉进来的、他所庇护的、过于散漫和缺乏自制力的日丹诺克成了第十三名。当初是斯捷潘-科诺瓦洛夫和他的朋友们最后向腾诺让了步,才把秘密告诉他的。挖掘完成了。出口恰好:穆吉亚诺夫没有计算错。这时下了一场雪。所以他们把行动时间推迟了两天:等地面干一干。十月九日晚上,一切都按原来的设想准备妥当。第一批四个人是科诺瓦洛夫、雷日科夫、穆吉亚诺夫和他那个经常的技术助手波兰人。接着就是倒霉的小个子科利亚-日丹诺克爬出坑道进入壕沟了。这时,当然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他听到沟上面不远处有脚步声。他本该沉住气,趴下不动,等人们走过去再往前爬。而他却过分机伶了:他探出头去想看看是什么人在走路?俗话说得好:跑得快的虱子总是先被篦子梳掉。但他这个“跑得快的虱子”却毁掉了一组逃跑者,毁掉了一组难能可贵地配合得这么好而又计划得这么周密的逃跑者!毁掉了在这次逃跑中交织在一起的十四条漫长而复杂的生活道路!这次逃跑对其中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特殊的、使过去和将来都具有意义的重要作用,他们中间每人都有另外一些人——一妇女们,子女们以及尚未出世的孩子们——在某个地方等待着他们呢!这个“虱子”一抬头,这些人的一切就全都陷入了十八层地狱!原来,上面走的正是警卫队副队长。他看见了这个“虱子”,喊了一声,开了一枪。于是,他的那些卫兵们,那些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个逃跑计划,因而根本不配同它作斗争的卫兵们,竟然成了抓获这些逃跑者的“大英雄”。而我的读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还在用平尺敲着书页傲然地、一字一顿地对我说:“是啊!……可你们为什么不逃跑呢?……你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这时,所有逃跑者都已经钻进地道,取下了窗上的铁格子,把护墙板钉好在那块活地板上了。现在他们一个个只好向后爬去,向后!向后!谁能真正完全理解这绝望的懊恼?理解这对于自己辛勤努力的蔑视?他们爬回去了,熄灭了地道里的灯,又把走廊窗上的铁格子装上去。不一会儿,整个惩戒工棚里挤满了劳改营的军官,警卫营的军官,卫兵和看守们。开始按档案卡片点名了,然后把所有的囚犯全都赶进了石砌的监狱。小屋里的坑道入口始终没被找到!(如果一切都能按原来的设想实现,看守们还不知道要寻找多久呢!)不过。他们在日丹诺克“露馅儿”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半堵塞的窟窿。但是,即使顺着地道来到工棚下面,也还弄不清人们究竟是从哪里进入地道的?把挖地道的上藏到哪里去了?他们只是发现了那个有文化的房间里少了四个人。现在只好狠狠地殴打剩下来的八个人了——殴打便是蠢人探求真实情况的最简单的办法。现在为什么还要隐瞒它呢?……后来,当局组织了全体警备人员和看守人员到这个地道里来参观。埃克巴斯图兹营的负责人马克西缅柯少校还曾在总局的会议上向其他劳改营的负责人夸耀说:“是啊,我们营里有过地道。是的,那简直是一条地铁!但是,我们呢……我们有高度的警惕性……”其实,只不过是由于一个“虱子”……立即响起了警报。已经逃出的四个人自然不能再逃往铁路道口。计划全打乱了!他们跳过大路对面的围墙,进入无人的工区,穿过工区,又跳墙出去,向草原跑去。他们不敢留在村庄里拦汽车,因为村庄里已经布满哨兵了。就像一年前的腾诺一样,他们立即失去了前进的速度和逃脱的信心。他们朝东南方向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前进。他们既没有路上吃的食物,也没有力气,因为最后几天为了早些挖通地道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一逃跑的第五天,他们进入一个蒙古包想向哈萨克人要点食物。不出所料,哈萨克人拒绝给东西吃,并且用猎枪向要饭的人开枪。(这难道是草原上放牧人民的传统吗?如果这不是他们的旧传统,那么这个传统是从哪儿来的?……)斯捷潘-科诺瓦洛夫用刀子对付了猎枪,刺伤哈萨克人,夺了猎枪和食物。他们继续前进。但是,哈萨克人骑马追寻他们,在他们快到额尔齐斯河岸的时候追上了。哈萨克人叫来了行动人员小组。后来,逃跑者被包围起来,打得血肉模糊。再往后……再往后就不言而喻了。如果现在谁能对我们说,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者们的逃跑也曾遇到过这么多困难,曾是这么缺乏外部支持,曾处在这样敌意的环境中,被捉住之后曾受到过这样非人的惩罚,那么,就请他给我们举出实例来吧!给我们举出这样的实例之后,再指责我们没有进行斗争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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