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老犯人的讲述里我们知道,从来不会因为你打死了囚犯而惩罚你

穿黑袖口长大衣的士兵守卫过我们。红军战士守卫过我们。自卫队员守卫过我们。预备队的老兵也守卫过我们。最后,是身强力壮的、出生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没有见过战争的孩子们拿起新式冲锋枪来守卫我们了。我们与这些孩子们之间只有一条沉默的、死神的纽带联系着: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打死我们中间的任何人。每天早晚两次,各一小时,我们和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一起走路:每天早晨,我们都无精打采地走向我们和他们都不需要去的地方,我们走在路中央,他们走在路两旁;每天傍晚,我们打起精神往回赶路,我们奔向自己的畜圈,他们也奔向自己的畜圈。双方都没有自己的真正的家,所以,这些畜圈也就等于大家的家了。走路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看他们的短大衣,也不看他们的冲锋枪,那些东西对我们有什么用?可是,他们却始终盯着我们这黑色行列。按照规定,他们是应该总盯住我们的,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命令,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有责任用射击阻止我们的任何未经允许的举动和多跨出的一步。我们身穿黑色厚棉衣,头戴用“斯大林毛皮”制的灰色棉帽.脚上是歪扭的、不像样子的、已经穿过三期、换过四次底的破毡靴,衣服上缝着一块块号码布。我们这种样子在他们眼里像什么呢?他们怎么能像对待真正的人那样对待我们呢?一我们的样子使人望而生厌。这奇怪吗?不。当局就是有意使我们的样子叫人讨厌的。我们的队伍被武装士兵押解着走在宽阔的街道中央,村庄里的自由居民们,尤其是中小学校的女教师和学生们,从人行道上斜视着我们,目光里充满恐惧。据说他们生怕我们这些可惜的法西斯余孽会突然四散开来,冲垮押解队伍.跑到村里去抢劫、强xx、杀人、放火。像这样一些野兽般的家伙除了干这些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念头。警卫部队正是保护村里人不受我们的侵害的。警卫部队多么高尚啊1在我们建造起来的村庄俱乐部里,警卫部队的中全邀请女教师跳舞的时候完全可以以英雄自居。这些孩子们从警戒线上,从了望塔上,总是在盯着我们。但是。人们却不允许他们对我们有丝毫的了解。只给他们一项权利:不须事先警告即可直接用冲锋枪向我们射击!唉!假如他们能在傍晚到我们工棚里来看看,坐在床边听听我们的谈话,听听这个老头儿是为什么被关进来的,那位叔叔又是为什么,那么,那些了望塔上,那些岗楼上,就不会再有人了。冲锋枪也就不会再射击了。但是,这个制度的全部力量和狡猾性就在于:这些人与我们之间的死神联系是建立在不了解的基础上的。如果他们对我们表示同情,就会作为背叛祖国的行为而受到惩罚,他们想同我们谈话的愿望本身就等于对神圣誓言的违背。本来嘛,何必同我们谈话呢?J政治指导员不是会在规定的时间同他们进行谈话l吗?!政治指导员会把他们所守卫的这些人民敌人的政治情况和精神面貌告诉他们。他会详细地、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这些丑八怪们多么危险,多么有害,给国家造成多大负担(这样就更能诱使他们拿这些活靶子试试枪法了)。政治指导员有时也会在腋下夹来一大包卷宗,说这是囚犯档案,是特别处只借给他看一晚上的。他会从中抽出一张打字文件来,读读那上面列举的罪行。就凭这些罪行,把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所有炼人炉都用上也不解恨。然后,他会说,这些罪行就是那个修理过电线杆上的电灯的电工干的,或者是那个管某些不谨慎的朋友们做过一个小柜的木匠干的。政治指导员不会自相矛盾,他也不会失言。他绝不会告诉孩子们这些人被关起来只是因为他们信神,或是因为他们追求真理,主张正义,还有一些人甚至是什么也不因为。这个制度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在这里,哪个人都不能和另一个人随便交谈,而必须通过军官和政治指导员。这些孩子们的全部力量则在于他们的无知。而劳改营的全部力量就在于这些孩子,在于这些戴红肩章的士兵,在于了望塔上的杀人凶手和追捕逃跑者的人们。下面是当时内罗勃拉格的一个警卫人员关于政治指导员的一次训活的回忆:“萨穆京中尉是个窄肩膀、身体瘦长的人,脑袋扁平,活像一条蛇。他长得很白,几乎看不出他有眉毛。我们知道他从前经常随便开枪打死人。现在是他给我们上政治课。他用毫无变化的语调说:‘你们所看守的这些人民敌人就是法西斯分子,是坏蛋!我们体现祖国的力量和手握惩罚之剑。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应该有任何温情,不应该有任何怜悯!’”那些一定要朝着倒在地上的逃跑者的头上踢几脚的孩子们,那些从戴着手铐的白发老人口里踢掉面包的孩子们,那些眼看着一个被铐住的逃跑者在满是木刺的车厢里滚来滚去、脸上出血、头被撞破,而丝毫无动于衷的孩子们,就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是啊,他们是祖国的惩罚之剑。斯大林死后,我这个被永久流放的人曾有些日子躺在塔什干的“自由人”的医院里。忽然,我听到一个乌兹别克族年轻人在向病友们讲他在军队里服役的情况。他说,他们的部队“是负责看守刽子手和野兽的”。这个乌兹别克人承认,看守人员也吃不饱,因此,他们看到在矿上干活的囚犯领的口粮(当然是指那些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工作的人)只比他们这些执行神圣警卫职务的人的口粮少一点,心里很不舒服。尤其使他生气的是,他们,警卫人员们,还不得不站在了望塔上受冻(不错,倒是穿着一直拖到脚后跟的长棉大衣),而人民的敌人们到了工地之后似乎就整天在烤火堆旁呆着(他们仰便从岗楼上也能看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或者就在那里整天睡觉(看样子他是当真认为国家对这些敌人太宽厚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机会,使我能用警卫人员的眼光看看劳改营!我问这个乌兹别克年轻人:你看守的是些什么样的坏蛋?你自己同他们谈过话吗?于是,他告诉我,他的这些话全是听政治指导员说的,政治指导员还在政治课堂上给他们读过囚犯的“档案”呢!由此可见,他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仇恨以及关于囚犯们成天睡大觉的童话当然也是经过军官点头承认之后才在他头脑中确定下来的。啊,欺骗这些孩子的人们啊!……你们还不如不生到这个世界上好!……那个乌兹别克青年还说,内务部的一个普通士兵每月工资是一百三十卢布,(即相当于陆军普通士兵工资的十二倍!国家对他们为什么这样慷慨?是因为这些人担任的职务困难十二倍吗?)而在极北地区的内务部士兵则拿四百卢布,这还是现役军人,即衣食住行全由国家供给的人。这位青年还讲了一些别的故事。例如,他的一位战友在押解一批囚犯去某处的途中,忽然觉得有一个囚犯像是要逃跑。于是他一拉扳机,一梭子弹飞出,当场打死五名囚犯。因为后来所有警卫人员都证明当时因犯们排队走得很老实,所以他的这个战友受到了严厉“惩罚”:为了这五条人命罚他十五天禁闭(当然是在温暖的禁闭室里)!这一类的事,“群岛”的居民们谁不知道许多,谁不能举出若干件呢?我们在普通劳改营时就发生过多少起啊!有些工地上还没有设置障碍地带,只有警卫人员在四周警戒,形成一条看不见的警戒线。忽然,一声枪响,一名因犯被打死:据说他是“越过了界线”。其实,也许根本没有越过,因为界线是看不见的。可是,不会有第二个人到近前去检查一下死者的脚究竟越过了没有。大概总是越过了吧,因为这是警卫人员说的,只有他们才注视着界线,囚犯只顾在干活呀!正是那些城实地一心一意干活而没有注意界线的人才会吃这一颗子弹!在奥泽尔拉格时,有一次囚犯们在诺沃琼卡火车站附近割草。一个囚犯看到两三步外的地方还剩一点草,勤俭的农民的主人翁心情不允许他扔掉这把草:走两步把它也收到草堆里吧——一颗子弹飞来!而开枪的士兵反而因此得到了一个月的奖励休假!还有过这样的事:某个警卫恨上了某个囚犯(因为囚犯没替他办某件事),他就会找机会报复一枪。有时则纯粹是恶作剧:警卫命令囚犯去拿界线之外的某件东西,囚犯倍以为真、但他刚刚走过界线就被一枪打死。或者扔出一支香烟去,“喂,拣起来拿去抽吧!”囚犯是会去拣这支烟的,他就是这种下贱东西。为什么开枪?常常莫名其妙。例如,在戒备森严的肯吉尔营,有一天,白天,根本没有任何逃跑的迹象。一个叫丽达的西乌克兰姑娘利用劳动空隙洗了一双袜子,拿去晾到障碍地带前沿的斜坡上。这时,了望塔上的卫兵立即举枪上肩,一枪就把她打死了。(后来听说那个卫兵仿佛也曾想自杀。)为什么?带枪的人嘛!一个人拥有打死或不打死另一个人的无限的权力嘛!而且这里是有利可图的!首长永远会袒护你。从来不会因为你打死了囚犯而惩罚你。相反,还要鼓励你、奖励你!你开枪开得越早,囚犯刚刚迈出半步你就把他放倒了,这就更能说明你警惕性高嘛!因而奖赏也就越高。补发一个月的工资!给一个月的假期!(是啊,香警戒部队的领导设身处地想想看,如果他这个营里没有这种表明高度警惕性的记录,这算个什么营?!他这个首长还算个什么首长?!要么就是这里的犯人都十分老实?那不就可以削减警卫人员了吗?!一旦建立起来的这种警卫制度本身就要求不断地有人死亡!)甚至在警卫部队的射手们中间还会形成某种互相竞赛的心理:你打死了一个,得了奖,买了黄油。那我不是也可以打死一个,也领奖去买黄油吗?想回家乡去看望一下自己心爱的姑娘吗?那就朝着这灰色动物中的某个开一枪吧,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月的假期回去一趟。我们在普通劳改营时早就了解这种情况。但没想到特种劳改营里却有了一些创新:像这位乌兹别克人的朋友那样直接朝队伍开枪,像一九五二年九月八日奥泽尔营岗楼上发生的事件那样,或者从盼望塔上直接朝营区开枪。是啊,他们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这是政治指导员们的工作成果。一九五三年五月,肯吉尔营的拿冲锋枪的孩子们突然无缘无故地朝着已经回到营门正等待入门前搜查的囚犯队伍打了一梭子弹。当场十六人受伤,但是,假如单是受伤还好!孩子们使用的是早已被所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公约所禁止的爆炸子弹:子弹从身上出去的时候造成一个漏斗状的窟窿,内脏被炸开,下颚骨和肢骨被炸碎。为什么定要给特种劳改营的警戒部队配备爆炸子弹?这是经谁批准的?这些我们是永远不会知道的……可是,警卫部队的人们看到在我的小说里囚犯们给他们和看守起的外号是“鹦鹉”,而且现在这个名词已经被社会所接受,他们简直气得不亦乐乎。不!囚犯们应该爱那些警卫和看守,应该把他们叫做护身天使才对!这些孩子们当中也有一位没有生气。(不错,他是其中的优秀分子。)他决心维护真理。他叫弗拉季连-扎多尔内,一九三三年生,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曾在内务部军事警戒部队服役,一直在内罗勃拉格担任警卫。他给我写来好几封信,他说:“这些年轻人并不是自己要到警卫部队去服役的,他们是被兵役局召去服兵役的,兵役局把他们派到内务部。他们受到射击和警戒放哨的训练。他们受冻,在夜里偷偷哭泣:让内罗勃拉格和它的一切统统见鬼去吧!他们才不需要这些东西呢!因此,不要责怪那些年轻人吧!他们是士兵,是在为祖国而服役;尽管在他们那荒唐而可怕的服役工作中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理解(请问,难道也有一些能够理解的吗?要么就全可理解,要么就全不可理解!——作者注),但是他们是宣过誓的,他们的职务也并于轻松啊。”他的话诚挚而有理。发人深思。他仿佛竖起了一些木桩子把那些孩子们保护起来了。这些木桩子就是:誓言、为祖国而服役、他们是士兵!但是,那也应该说:在他们身上做人的一般基础也未免过于薄弱了吧,甚至可以说丝毫没有这种基础,因为它连抵制誓言和政治课的力量都没有。并不是从任何一代人中,也不是从任何一个民族中都能培育出这种孩子们来的。应该不应该在执行命令的时候相信别人胜于相信自己的良心呢?这难道不是二十世纪的主要问题吗?一个人可以不可以没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观念;而仅仅以铅印命令中或首长口头指示中的善恶是非为标准?誓言!誓言是以颤抖的声音庄重地宣读过的咒语,它的意义在于保卫人民免遭恶人残害;但是,它却又是多么容易被利用来为恶人服务而反对人民啊!让我们回忆一下瓦西里-费拉索夫早在一九三七年就打算对他的刽子手说出的话吧:只你一个人有罪!人们在杀人,这只怪你一个人!我的死也全由你一个人负责,你一辈子就记住这句话生活下去吧!世界上如果没有你们这些行刑的刽子手,也就木会有死刑!如果没有警卫部队,也就不会有劳改营了!当然,不论当代人还是历史,都不会不看到罪责是有等级的。当然,谁都明白,士兵们的长官应负较大罪责;他们上面的行动特派员的罪责还要大些,发出指令和命令的人罪责更大,而指示别人去发出命令的那些人罪责最大。但是,射击的、警卫的、端着冲锋枪对准我们的毕竟木是他们,而是这些孩子们!用皮靴向着倒在地上的囚犯头部乱踢的毕竟也是这些孩子们!……弗拉季连在信中还说:“人们向我们的头脑里灌输,强迫我们背诵带‘CC’字样的一九四三年条例,即一九四三年制定的绝密的警卫部队条例,这个条例的规定十分严酷而可怕。何况我们又是宣了誓的。还有行动人员和政治协理员的监视,还有小汇报和告密。每一个射手也都是建立了个人档案的……被围墙和铁丝网隔开的穿黑棉衣的人们和穿军大衣的人们同样都是被囚禁的人,不过前者是囚禁二十五年,后者是三年而且。”他这几句话讲得似乎很有力量,他说那些警卫部队的射手们仿佛也是被囚禁在那里的,只不过并非由军事法庭,而是由兵役局囚禁起来的。但是,不对,并不都是“同样”的,因为穿军大衣的人可以用冲锋枪“很出色地”朝着穿黑棉衣的人,甚至朝着他们的人群,扫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这个弗拉季连还解释说:“年轻人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入。当然,也有狭隘、无知。盲目憎恨囚犯的、死认真的人。顺便提一下,在这方面特别卖力气的是那些从少数民族中召集来的新兵——巴什基尔人、布里亚特人、亚库特人。但大多数士兵则是些漠不关心的人。他们只是默默地服从,执行自己的任务,他们最喜欢的是撕月份牌,最盼望的是邮递员送邮件来的时刻。最后,也有一些好小伙子,他们同情囚犯,认为他们是遭到不幸的人。而且,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我们的职务在人民群众中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回家度假时一般都不穿制服。”弗拉季连还用自己的经历来说明了他的这些想法。这是他做得最成功的地方,尽管像他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其实,弗拉季连之所以被分配到警卫部队,是由于懒惰的特别处的疏忽。他的继父沃伊尼诺原是个老干部,从事工会工作多年,一九三七年被捕。他母亲因此被开除了党籍。他的生父当时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属下的一个旅长、一九一七年入党的党员,这时他便急忙宣布和前妻以及儿子完全断绝关系(这样他总算勉强保住了党票,但还是丢掉了内务部部队的将军军衔)。弗拉季连的母亲为了洗刷自己的污点,在战争期间自愿成为供血站的供血者;(没关系,她的血不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可以输用!)弗拉季连本人“从儿童时期就憎恨戴蓝滚边帽子的内务部军人,可是现在这蓝滚边帽子却戴到自己头上了……在我的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印下了那个可怕的夜晚的情景——一些穿着和父亲一样制服的人们粗暴地在我的小床上乱翻乱扔的情景。”他在信中还说:“我不是个好警卫战士:我同囚犯们讲话,也替他们办事。我有时就把枪放在他们的烤火堆旁,替他们到小卖部去买东西或替他们把信投入邮筒。我想,在独立劳改点里,在普罗梅朱托契娜娅、梅萨柯尔特、帕尔玛等处,人们一定还会记得我弗拉季连这个卫兵的。囚犯作业班班长有一次对我说;‘请你留心观察人们,倾听一下他们的苦衷吧,那你就会明白……而我本来就是把这些政治犯当作自己的爷爷、叔叔和阿姨看待的……我实在厌恶那些军官们。我发牢骚,生气,我对射手们说:‘他们才是人民的真正敌人呢!’因为这些事,因为我不服从命令,因为我同囚犯什1讲话,他们就开始审查我了……那个细高个子中尉萨穆京……打我嘴巴,因为我不肯签署关于囚犯信件问题的供词,他就用石制吸墨器砸我的手指。我可是个二级拳击手呀,我能玩三十公斤的哑铃!假如这个瘦猴在拳击场上遇到我的话,哼!……但是,当时有两名看守按住了我的胳臂……不过,这个时候审查我的人已经顾不得我了:那正是一九五三年内务部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时候。最后,没有给我判刑,但却给我发了一张无法找到工作的‘黑籍证’——上面写明我是根据第四十七条丁项被革职的:‘由于极端的无纪律性以及粗暴地破坏内务部条例,被内务部机关革职。’这样,我在警戒营的禁闭室里挨冻和遭受毒打之后,被抛上回家的路……一路上多亏一位获释的作业队长阿尔森照料了我。”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警卫队里的一个军官要想对囚犯们表示一点点宽容的话,他会怎么样?他只能当着士兵的面或者通过士兵才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他要在别人都怀有仇恨的情况下这样做。这自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他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何况,即使他这样做了,也会有人马上去告密。制度就是这样的!

本章取这个篇名并非有意恶语伤人,只是因为必须遵循劳改营传统而已。如果仔细想想,这个命运确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他们的职务岂不是和警犬的职务一样?况且他们的职务本身就和狗有联系。他们甚至有使用警犬的专门条令,由军官组成正式的委员会,负责监督每一条警犬的工作,培养它们有良好的凶猛性能。如果供养一只狗崽子一年要花人民的一万一千赫鲁晓夫前的卢布(喂警犬的饲料比犯人的伙食营养价值高)的话,那么喂养一名军官的开销不是大得多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从头到尾都遇到一个困难:一般地该怎样称呼他们?“官长、长官”——太一般化,对狱外和整个国家生活都可以这样说,而且这两个词儿都已经用滥了。“主人”——也一样。“劳改营管理人员”吗?这种避开实质的说法只能表示我们的无能。直截了当地按劳改营的说法称呼他们“狗”?——似乎太粗鲁,好像是骂人。“营吏”这个字倒是完全符合语言的精神:它与“劳改犯”这个字的区别正如“狱吏”与“囚犯”的区别。它表达着一个准确的、唯一的含意:经营和管理劳改营的人。所以,在求得严格的读者们对使用这个新字的谅解之后(既然语言中为这个字留着一个空档,说明它并不完全是一个新字),我们以后将时常采用它。这一章里所讲的就是这些“营吏”(关于狱吏也在这里一道讲)。本来可以从将军们讲起,那可真会是妙极了,但是我们没有材料。我们这些虫豸和奴隶不可能知道他们的事,也不可能在近处看到他们。而当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总是被他们身上的闪闪金光耀花了眼,什么也看不清楚。所以我们对于那些走马灯似的古拉格头子们——群岛的沙皇们——一无所知。如果我们中的谁弄来一张贝尔曼的照片或听到阿佩特尔说过一句什么话,马上就会当大事传开。我们知道“加拉宁大屠杀”,可是关于加拉宁本人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不满足于单单签字;在劳改营里巡视的时候,如果对谁的嘴脸看得不受用,亲自用毛瑟枪给一下子的这类事情,他也是不讨厌做的。我们描写了卡什凯京的事情,可是卡什凯京这个人我们从没亲眼见过。关于弗连克尔收集到一点点材料,可是关于扎维尼亚金却一点也没有。这位刚去世不久的人物逃脱了和叶若夫-贝利亚一伙一起被埋葬的命运。报痞子们至今仍津津乐道地把他誉为“传奇般的诺里尔斯克的建造者!”莫不是他亲手砌过砖吗?然而,考虑到他上受贝利亚的宠爱,下受内务部官员季诺维也夫的推崇,我们敢断定他是一只彻头彻尾的野兽。要不的话,他是建造不出一个诺里尔斯克的。关于叶尼塞劳改营营长安东诺夫的情况,谢谢波博日工程师给我们写出来了。我们愿意奉劝每一个人都去读读这篇即景:塔兹河驳船的卸货。在铁路还没有到达的冻土带的腹地,埃及的蚂蚁们把火车头换到雪地上。安东诺夫站在小山包上俯视现场,限定完成卸货的时间。他是从天上飞来的,过一会又要从天上飞回去。他周遭都是巴结讨好的陪同。拿破仑算得了什么?就在这北极的永冻土上,他的私人厨师在他面前的一张折叠桌上摆上了新鲜西红柿和黄瓜。这小子竟谁也不清,一个人全报销了。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要考察的是上校以下的人物。我们先谈谈军官,然后转入军士一级,捎带着说说警卫部队——也就是这些了。谁见的更多,就请他更多地写点罢。我们的局限性就在于:当你蹲在监狱或者劳改营里的时候,你对狱束们的性格感到兴趣,只是为了要避开他们的威胁和利用他们的弱点。对其他方面你根本不想去关心,认为它们不值得你注意。你自己在受苦,你周围含冤入狱的人们在受苦。和你张开双臂都抱不拢的一大堆冤情苦难相比,这些担任警犬职务的“木脑壳”们,他们的蝇营狗苟、他们的无聊爱好、他们职务上的成功失败,在你眼里算得了什么事?而你现在为时已晚地发觉,对他们的观察,太欠细心。一个还有能力从事随便哪一种有益活动的人能不能去当监狱和劳改营看守?——这种属于个人才能的问题,我们且不去管它。我们只提出这样的问题:“营吏”一般地能不能当一个好人?生活为他们安排了怎样的道德淘汰过程呢?第一次淘汰,是在编入内务部军队、内务部学校或训练班的时候。任何一个稍许留有点精神教养的痕迹的人,一个在良心上稍有顾忌、尚能区分恶与善的人将会本能地、千方百计地避免加入这支黑色的军团。但是我们假设他们没有推脱得掉,这时第二次淘汰就来了:在接受训练和执行第一次任务的时候,长官们会亲自留意把所有表现出松松垮垮而不是坚强意志和坚定精神的人除名。在此以后就开始了为期多年的第三次淘汰:原来还不知道是到哪里去、去做什么的人,现在都弄清楚了,都感到可怕了。永远充当暴力工具,充当永远的罪恶帮凶——这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也不是马上能接受得了的!你在践踏别人的命运,但你自己内心却有什么在绷紧、绷断。你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于是尽管已经大大地退了,人们仍然开始设法挣脱:称病、搞到医生证明、改行拿较低工资、摘下肩章——什么都行,只要能出去,出去,出去!这么说,剩下的人都习惯了?不错,剩下的人都习惯这一切了。他们已经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正常的了,当然也是有益的了,甚而还是光荣的了。对有些人说来,连习惯的过程也不需要:他们从一开头就是这样的人。鉴于存在这样的淘汰过程,可以得出结论说,残忍无情的人在营空当中占的比例,远远地大于在任取的一组居民中所占的比例。一个人在“机关”里服务的时间越久、越没有间断、越有名气,他越可能是一个坏蛋。我们并没有忽略捷尔任斯基的崇高的言论:“你们当中谁变得冷酷无情,谁的心不能同情和关心地对待遭到监禁的人们——就请他离开这个机关!”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法把这些话和现实对上号。这是对谁说的?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如果考虑到他同时又为科瑟列夫辩护的话。谁理会了这些话?无论是“作为说服手段的恐怖”,无论是单凭“可疑”的逮捕,无论是早于希特勒十五年的早期集中营,都丝毫不能给予我们这种富于同情的心和侠义骑士的感觉。如果这些年代里有人自己离开了机关,这正好是捷尔任斯基建议留下的人——即未能变得冷酷无情的人。而那些变冷酷了的或本来就冷酷的人倒是留下来了。(也可能他在另外的场合又做过另外一种建议,只是我们手里没有他的语录。)我们喜欢既不思考也不检验就接受过来的那些流行用语具有多么大的粘性啊!“老契卡!”——谁没有听到过用拖长的调子说出以示尊敬的这几个字?如果想特别指出某个营吏不同于没有经验、毛手毛脚、爱瞎喊瞎叫但缺乏真正的叭喇狗的牙口的营吏,一般都说;“那儿的营长可是个老——契卡!”(比方像烧掉了克列姆普涅尔的《镣铐奏鸣曲》的少校那样的。)这个用语是契卡人员们自己讲开的,而我们却不假思索地跟着说。“老契卡”——这至少表示他在雅戈达时代、在叶若夫时代、在贝利亚时代都是红人,是使他们每一个都感到满意的人。但是我们不泛泛地去谈论“契卡人员”的一般情况。关于原来意义上的契卡人员,关于从事行动一侦查一宪兵工作的契卡人员,本书已经有专章介绍。而管吏们顶顶喜欢的就是把自己也称为“契卡人员”,顶顶追求的就是这个称号。他们有的人确是从那种岗位上来到这里休息的。说休息,是因为在这里神经不用过分紧张,健康不会受到损坏。他们在这里的工作不需要像那里要求的文化水平和作恶的主动劲头。在契卡一格勃机关里需要敏锐、迅速,必须准确无误地打中对方的眼珠,但在内务部系统里愚钝些也不妨事,只要不错过对方的头骨也就行了。尽管我们十分难过,但我们无法承担起解释以下现象的任务:为什么顺利实现了的“劳改干部工人化和共产党员化”的口号未能在群岛上创造出捷尔任斯基提倡的那种忐忑不安的对人的爱?从革命后最初几年起,在中央惩治局和省惩治处的训练班里就“不脱产”地(即同时已经在监狱和集中营工作)为监狱和集中营培训着初级的行政建设人员。到了一九二五年,沙皇时代的看守人员只剩下百分之六。而在这以前,中层劳改干部就已经全部是苏维埃的了。他们继续学习着:起先在属于教育人员委员部的各法律系(不错,是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并且不是无法系,而是——法律系!),自一九三一年起改为司法人民委员部设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喀山、萨拉托夫和伊尔库茨克的法学院的劳改工作专修班。那里的毕业生里工人占百分之七十,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七十!从一九二八年起,遵照人民委员会和从来没有反对意见的中执委的决议,进一步扩大了这些工人化和共产党员化了的监禁场所长官们在规定管理制度方面的权限。可是你看怪不怪,对人的爱不知为什么仍是没有产生出来!受他们害的人比受法西斯害的人还要多好几百万——况且这些人并不是战俘,不是被征服者,而是本国的同胞,在本国的土地上!谁能给我们解释清楚?……生活道路的相同和地位的相同会不会导致性格的相同?一般地——不会。对于精神和智力强健的人们,是不会的。他们有自己的决定、自己的特征,有时候是很出人意外的。但是经过了严格的反面淘汰的营吏们的性格都是惊人地相同。大概我们不用费力就可以描写出他们基本的共同特征:傲气。他生活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单独的岛屿上。在这个岛上他是绝对的第一号:所有的犯人都低声下气地服从他,连自由人也是一样。他肩章上的那颗星在这里是最大的。他的权力是无边无际的,而且是从不会犯错误的:任何有怨言的人结果总是不对。他的房子是群岛上最好的。最好的交通工具。比他低一级的亲信营吏们也是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由于他们先前的全部生活没有在他们心里埋藏下任何一颗具有批判能力的火星,所以他们也就不可能不把自己理解为一个特殊的种族——天生的统治者。从任何人都没有力量进行反抗的这个事实中,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说明他们统治得极其英明,这是他们的天才。每一天和每一个日常的场合都使他们能够明显地看到自己的高人一等:人们在他们面前起立、立正、鞠躬;听到他们的召唤不是走过来,而是跑过来;得到他们的命令不是走去执行,而是跑去执行。如果他(贝阿拉格,杜凯尔斯基)走到大门口去观看他的肮脏卑贱的工人们排成纵队在警犬的包围中行进,那时他自己严然是一个身穿雪白的夏装的种植园主。如果他们忽然想起要骑马巡视马铃薯地里的劳动情况——穿黑色衣裳的女犯们正在陷到小肚子的烂泥里挣扎着,试图从地里挖出土豆子(不过她们来不及运出去,开春以后只能再把它们埋进土里去当肥料),——那时候他们这一队穿着擦亮的皮靴、笔挺的毛料制服在渐渐沉陷的女奴们旁边疾驰而过的优雅的骑士们,活像是真正的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随着自满自足而来的必然是愚钝。活着被奉为神明的人自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他不需要读什么、学什么,谁也不能告诉他什么值得思索的东西。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上的官员当中遇到一些聪明、有作为、有科学爱好、对本地自然环境和生活进行过深入研究、写过地理学和民族学研究著作的人。但是哪怕是为了逗乐也不可能想象在整个群岛上有这样的一个营吏!如果库德拉蒂(乌斯特维姆的一个派遣点的点长)决定了:百分之百地完成国家定额还根本不是什么百分之百,而必须是完成他本人规定的每班任务才能算数,否则就要罚全体吃惩戒口粮——你是没法叫他改变主意的。完成定额百分之百以后,全体照吃惩戒口粮不误。在库德拉蒂的办公室里有成堆的列宁全集。他把B-F-弗拉索夫叫进来,教导他说:“你看列宁在这里写着对待寄生虫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他理解的寄生虫就是只完成了定额百分之百的犯人,而无产阶级就是他自己。这两个想法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并列搁在一起的:这是我的庄园!我是无产者!)但旧时农奴主的教养他们却望尘莫及。许多农奴主曾在彼得堡等地求学,有的留学格丁根。他们当中毕竟还出了阿克萨科夫、拉季舍夫、屠格涅夫一流的人物。但是我们内务部人员当中没出过一个,也出不了一个。主要的是,农奴主们或是亲自经营自己的庄园,或者至少对自己庄园的经管稍有知识。但是沐浴着国家种种思泽的趾高气扬的内务部军官们决不可能再承担经济领导的责任。对于这个任务,他们是太慵懒、太愚钝了。他们用森严和保密的烟幕掩盖着自己的无所事事。结果迫使国家(它绝非一贯是自上而下地治理的。历史将会懂得:国家的不发展往往是中层官吏贪图安逸的惰性所决定的。)不得不设立和他们的金色肩章的官僚系统平行的另一套由托拉斯和综合工厂组成的同样的官僚系统。(但这未曾使任何人奇怪:我们国家里什么东西不是同样两套呢?从苏维埃政权本身开始。)独断专行。任意胡为。在这方面,营吏们和十八、十九世纪最坏的农奴主完全可以比美。荒谬绝伦的命令的实例举不胜举。它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显示权力。越深入西伯利亚和北部地区,这类实例越多。但即使在莫斯科边上的希姆基也有这样的事。沃尔科夫少校在五月一口注意到犯人们不快乐。于是他发出命令:“每人必须立即快乐起来!我看到谁愁眉苦脸就把他关进惩戒区!”为了让工程师们快活起来,便派一群第三次判刑的女贼们去给他们唱淫秽的小调。人们会说这不是任意胡为,而是政治工作。是喽。一批新犯人被带进上面说的这个劳改营。新犯人伊万诺夫斯基自我介绍是大剧院的舞蹈演员。“什么?演员又”沃尔科夫发怒了,“进惩戒区二十天!你自己去向惩戒隔离室室长报到!”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会问:“演员在那地蹲着吗?”“蹲着。”“是他自己来的?”“自己。”“好,放他出来!我派他当助理管理员。”(我们已经写到过,这个沃尔科夫曾下令把一个女犯的头发剃光,嫌太漂亮。)独劳点长对西班牙人外科医生福斯特不满意,“把他派到采石场去!”派去了。但不久点长自己病了,需要动手术。有别的外科大夫,也可以进中央的医院去。不,他只相信福斯特!把福斯特从采石场调回来!由他给我做手术!(但是在手术台上他死了。)一个劳改营长发现了宝贝:犯人地质工程师科扎克原来能唱戏剧男高音,革命前在彼得堡跟意大利人列佩托学过。营长发现自己也有嗓子。这是一九四——四二年。战争正在远处的什么地方进行。但受到免征权牢靠保护的营长却让自己的农奴给自己上声乐课。那个犯人已经病弱不堪,申请当局协助查找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科扎克也正从流放地通过古拉格寻找自己的丈夫。两封寻人信都到了这个营长手里,本可以帮助这对夫妇接上关系。然而他不这样做。为什么?他“安抚”科扎克,说他的妻子……被流放了,但生活得很好(她是个教员,现在粮食采购站当清扫员,后来在集体农庄劳动)。他仍要他教唱歌。到了一九四三年,科扎克已经完全不行了。营长开了思,帮他办了因病释放手续,让他到老婆身边去咽气。(照这么说,营长还不是个恶人!)享有世袭领地的感觉是所有劳改营长的特有感觉。他们不把劳改营理解为某种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而当做是在他们整个任职期间交给他们独占的世袭领地。所有对生命和个人的任意摆布都是由此而来的。长官们互相间的自我炫耀也是由此而来的。肯吉尔的一个劳改点的点长说:“我这里有个教授在洗澡房里干活!”但是另一个劳改点长斯塔德尼科夫大尉的一句话就把他撂倒了:“在我那儿——有个院士当勤杂工,抬便桶!”贪婪。贪财。在营吏当中这是最普通的特征。并不是每一个都愚钝,并不是每一个都任意胡来,但是从犯人的无偿劳动和国家财产里捞取好处使自己发财致富的事,每一个营吏,不管是这里的主要长官还是副手,都在拼命地干。不仅我自己没有见过,而且我的朋友们也没有人能记起一个大公无私的营吏,给我写信的前犯人中也没有能指出一个来的。无论怎样大量的合法利益和特权都不能满足他尽可能多捞一把的欲望,无论是高工资(两倍、三倍的“北极地区补贴”、“偏远地区补贴”、“危险性工作补贴”);无论是奖金(一九三三年劳改法典第七十九条为劳改营领导干部规定的奖金。这个法典同时也不妨碍他们为犯人规定一天十二小时、没有星期天的劳动);无论是特别有利的计算工龄的办法。(在集中了群岛一半岛屿的北方地区,工作一年做两年计算,而“军事人员”只需要干二十年工作就可以领取退休金。因而,一个内务部的军官,二十二岁在军官学校毕业,三十二岁就可以拿全额退休金退休,搬到索契去居住!)都是不能的!每一条可以流来无偿的劳务、食物或财物的渠道,不管是浩荡的大河还是涓涓的小溪,每一个营吏从来都是大把捞、大口吞地加以利用。早在索洛维茨群岛上,长官们就开始从犯人中给自己找不要钱的女厨子、洗衣妇、马夫、劈柴工。这个有利的习俗从那时起一直没有中断过(上面也从来没有禁止过)。营吏们除此以外还要犯人给他们当女饲养员。管菜园子或给他们的孩子当教员。在平等和社会主义的调门叫得最响的年代,例如一九三三年,在贝阿加格,任何一个自由雇佣人员只要向劳改营的出纳科交很少一点钱,就可以从犯人中得到一个女用人。在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马尼姬-乌特金娜大婶给营长饲养奶牛——为此每天得到一杯牛奶的奖赏。照古拉格的风俗来说这是很慷慨的了。(说得更确切些,按照古拉格的风俗,奶牛不算是营长私有的,而是“为了改善病号饮食而饲养”的,但是牛奶则一定要送进营长家里。)谁只要有可能从犯人的口粮里捞取吃喝,他必定会这样做。这已经不是论杯,而是论桶、论口袋了!读者,请您再读一遍第九章里利帕伊写的那封信,这是一个准是当过保管员的人发出的哀号。要知道这些库拉金、波依绥-沙普卡和伊格纳琴科从保管室里成口袋、成大桶地往外拿东西并不是由于饥饿,并不是因为需要,并不是因为贫穷,而不过是因为:为什么不从这些默默无言、无力自卫、饿得快死的奴隶们身上发一笔财呢?何况在战时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拼命捞好处。如果你不像这样生活,别人就会笑话你!(至于他们对因短缺了物资而受罚的杂役们采取的背叛态度,我就不当做一种特殊的习性单独提出了。)在科雷马呆过的犯人们也记得:凡是有可能从犯人的大灶里偷东西的人——营长、管理科长、文教科长、自由雇佣的职员、值班看守——必定要偷。连门岗都把加了糖的茶偷到门房去!尽管是一小勺砂糖,但这是从犯人身上白刮来的!要知道从垂死的人手里抢来的东西更甜些……且看“美国礼物”(美国居民为救济苏联人民募集的物品)到了他们手里的时候又是什么情形!据托-斯戈维奥介绍,一九四三年在乌斯奇-涅尔,劳改营长纳戈尔内上校,政治处长戈洛乌林,英地吉尔劳管局长贝科夫,地质局长拉科夫斯基跟他们的妻子一道对所有捐赠物品都是亲自开箱,任意挑拣,你抢我夺。他们自己拿剩的东西,以后在大会上作为奖品发给自由人。一直到一九四八年,首长的勤务兵还在黑市上倒卖剩余的美国捐赠物品呢。最好不要回想文教科长们——会叫人笑掉牙。他们无人不渝,但都是小手小脚。文教科长把保管员叫来,给他一个包袱——里面是一条用《真理报》包着的破棉裤——你拿去,他说,给我拿来一条新的!一九四五一四六年卡卢加关卡劳改营的文教科长每天带一捆劈柴到营外去,那是犯人们在工地上给他拣来的。(然后还要坐公共汽车在莫斯科市内走……穿着军大衣,挟着一捆劈柴。看来日子也是不甜美的……)对于劳改营的主人们说来,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属由营里的师傅做鞋、做衣服(连独劳点点长胖太太参加化装舞会穿的“和平鸽”服装也是在总务大院里缝)还嫌不够;由营里给他们做家具和任何日用品还嫌不够;由营里给他们铸造霰弹(供他们在附近的自然保护区里进行偷猎)还嫌不够;由营里的厨房给他的猪供应饲料还嫌不够。这都太少了!他们和旧时的农奴主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权力不是终身的也不是世袭的。正因为如此,农奴主们不需要自己偷自己的东西,而劳改营长们一脑子想的全是怎么样从自己管的家当里偷出点什么。为了不致叙述得太累赘,我只举出少量的例子。脸色阴沉的驼背涅维任从来没有空着手走出过我们那个卡卢加关卡劳改营,他总是穿着一件长下摆的军官大衣,拿着或是一小桶干性油,或是窗玻璃,或是腻子。一般数量都超过一个家庭所需要的一千倍。住在科杰里尼切斯基滨河街的第十五独劳点点长,大肚子大尉,每礼拜都要坐小汽车到劳改营里来拿干性油和腻子(在战后的莫斯科这些东西等于黄金!)。这些东西都是预先从生产区里替他偷出来转移到营区里来的——做这些事的正是那些因为偷过一束麦秸或一包钉子而被判了十年徒刑的犯人!但是我们这些俄国人是早就改造好了的,对咱们祖国发生的事情都已经习惯了,我们只觉得这些事可笑而已。可是你们看罗斯托夫劳改营里的德国战俘们却有什么样的感觉!营长每夜派他们去给自己偷建筑材料:他和别的长官们正在给自己盖房子。这些顺从的德国人知道,同是这个营长,曾因他们偷了一小罐土豆而把他们送到军事法庭,给他们判了十年至二十五年的徒刑。现在他们对这件事怎样理解呢?德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每次都到女翻译C.那里去一趟,向她呈交一份证明文件;关于某月某日被迫前去偷盗的声明。(他们当时正在修建铁路构筑物,由于水泥经常被盗,构筑物几乎砌造在沙地上。)今天你在埃克巴斯图兹走进矿场管理局长马特维耶夫的屋里去看看!(由于古拉格的收缩,他现在到了矿场管理局。原来曾是一九五二年上任的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营长。)他的住宅里摆满了绘画、雕刻和土著们的不要钱的双手制作的其他物品。淫逸放荡。这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是和生理状况有关,但是劳改营长的地位和他的权力的总体给他们玩女人的爱好大开了方便之门。布列波洛姆劳改点点长格林贝格把每个新来的年轻漂亮的女犯都马上叫进自己屋去。(她除了死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可选择?)在科切马斯,劳改营长波德列斯内喜欢在女工棚进行夜间围捕(就像我们在霍夫里诺也见到的那样)。他亲自动手拽开女人的被子,好像是为了搜查隐藏的男犯。他当着漂亮老婆的面同时和三个女犯姘居。(有一天他出子猜忌而开枪打死了其中的一个,自己也开枪自杀了。)菲利莫诺夫,金德米特拉格文教处处长,因“生活腐化”被撤职,派到贝阿拉格去改正错误。他在这里继续放开手脚地酗酒胡闹、乱搞女人,让自己的生活犯小老婆当上了……文教科长。(他的儿子和盗匪集团勾搭上了,不久后他自己也因参与盗匪活动而进了监狱。)凶狠残忍。没有任何实际的或道德的笼头可以约束这些天性。在有限的人们手里的无限权力永远会导致残忍。母兽塔季扬娜-梅尔库洛娃(翁日拉格第十三伐木妇女独劳点)像一个野蛮的女种植园主一样骑着马在她的女奴们当中狂奔。据普龙曼回忆,格罗莫夫少校哪一天没有把几个人关进强管室,就跟害了病一样。梅德维杰夫大尉(乌斯特维姆拉格第三劳改点)每天要亲自在了望塔上站几小时,把走进女工棚的男犯的名字记下来,以便随后就关禁闭。他喜欢他的隔离室永远是满的,如果隔离室的房间没有塞满,他会感到生活里缺什么东西。每天傍晚他喜欢叫犯人们出来列队,向他们发出类似这样的训话:“你们的牌输了!你们永远恢复不了自由,你们不要再抱这个希望了!”还是在这个乌斯特维姆拉格,劳改点长米纳科夫(他从前是克拉斯诺达尔监狱典狱长,因越权行为坐过两年牢,现在已经恢复了党籍。)亲自动手拽着拒绝上工者的脚,拉下板铺来,碰上那些人里面有盗窃犯,那些家伙竟挥舞起木头板子进行反抗,那时他下令把整个工棚的窗框子都拆下来,用提桶通过窗洞向里面泼水。他们全都知道:电话线在这平到头了I种植园主们的凶狠发展到了变态的即所谓暴虐狂的程度。一批新押来的犯人列队站在布列波洛姆特别科长舒尔曼的面前。他知道这一批人全是要分去干一般劳动的。他仍是不肯放弃提出以下问题借以取乐的机会:“有工程师吗?举手!”在放出希望之光的面孔上面举起了十来只手。“哦,是这样!也许还有院士吧?马上就给你拿来铅笔片果然拿来了……铁梃。维尔纽斯劳改营长卡列夫在新犯人当中看到别利斯基少尉(他还穿着长筒皮靴和一身磨破了的军官制服)。不久以前这个人还是和卡列夫一样的苏联军官,戴着和他一样的一道杠的肩章。怎么,这一身磨破了的制服唤醒了卡列夫的同情心吗?他至少是保持着无所谓的态度吧?不——产生了专门把他挑出来进行侮辱的愿望!他下令安排他(恰恰不让他把制服换成劳改营的衣服)去给菜地送粪。立陶宛的劳改营管理局的负责干部时常进这个劳改营的洗澡房,他们躺在木板上,强迫犯人给自己擦澡,但不是随便什么犯人,而必须是五十八条的女犯。仔细看看他们的面孔吧,要知道他们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走动,可能和我们同乘一列火车(当然不会次于有包房的车厢),同乘一架飞机。他们的翻领扣孔里挂着一个不知道表彰什么的奖章,而肩章诚然已经不是天蓝色的了,但滚边是蓝色的,甚至还可能是红色的,或是深红的。变成橡木一样坚硬的残忍性深深地刻在他们的脸上。他们永远显出阴郁不满的表情。他们的生活似乎是诸事顺利,可是却有这种不满的表情。是他们觉得自己正在错过什么更好的机会吗?还是上帝一定要在恶棍的脸上做出他们全部恶行的标记?在沃洛格达、阿尔汉格尔斯克、乌拉尔的列车的头等车厢里,这一类军人在乘客中占的百分比很高。破旧的劳改营了望塔在窗外闪过。“是你们的家当?”坐在旁边的旅客问。军人满意地,甚至骄傲地点头说道:“我们的。”“您是往那儿去吗?”“不错。”“夫人也在那儿工作?”“她拿九十卢布。我拿两百五十。两个孩子。不宽裕。”比方说这一位,甚至带着城里人的作风,是一个很令人愉快的火车上的交谈者。车外闪过了集体农庄的田野,他讲解说:“农村情况有很大的好转。他们现在想播种什么就播种什么。”(社会主义!可是当人类从洞穴里第一次爬出来,在森林中烧出的空地上播种的时候——不是“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吗?……)一九六二年我第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乘火车穿过西伯利亚。难道非如此不可吗!——和我同包房的竟是一个年轻的内务部人员。他刚从塔夫达内务部学校毕业,现在到伊尔库茨克劳改营管理局去报到。我假装成一个抱同情态度的傻瓜,于是他就对我讲了他们在当代的劳改营里实习的情况。这些犯人是如何的蛮不讲理、麻木不仁和没有改好的希望。那种永恒的残忍表情还没有在他的脸上固定下来,但是他给我看了一张塔夫达第三期毕业生的庄严的合照。那里面不仅有青年,而且还有一些主要是为退休金而不是为工作需要在这里补足学历(训犬、侦查、劳改营管理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老资格的营吏。我虽是个久经世故的人,仍不免愕然。他们灵魂中的黑色直透到脸上!从人类中把这种人挑拣出来的工作做得多么巧妙啊!在阿赫特姆战俘营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俄国女护士和一个德国战俘发生了暧昧关系,被发现了。并不是简单地把她赶出她那高雅的环境就算了——噢,不行!专为这个戴俄国军官肩章的女人在门房附近钉了一间只留着一个小窗眼的木板亭。把这个女人在这间亭子关了一个星期。第一个来“上班”的和下班回家的自由人都朝亭子里扔石块,叫喊:“德国婊子……”吐口水。他们就是这样挑拣出来的。让我们帮助历史留下科雷马的那些从不知道自己的权力和花样翻新的残忍手段的界限的刽子手营吏们的姓氏吧:帕夫洛夫、维什涅维茨基、加卡耶夫、茹科夫、科马罗夫、库德里亚舍夫-M-A-洛戈维年科、梅里诺夫、尼基绍夫、列兹尼科夫、季托夫、瓦西里-“杜罗沃伊”。让我们也提一下斯维特利奇内这个姓氏。他是诺里尔斯克有名的残忍拷打者,许多条犯人的性命都丧在他的手里。没有我们的帮助,也有人会讲出像切切夫(由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内务部贬到斯捷普拉格当劳改营长)、塔拉先科、卡尔戈波尔拉格的科罗吉岑和基多连科这样一些活阎王的事情,以及关于残暴的巴拉巴诺夫(战争末期上任的伯朝拉格营长);关于斯米尔诺夫(伯朝铁路劳改营管理处长)、切皮格少校(沃尔库塔拉格管理处处长)等人的事情。仅仅这类著名人物的名单就可以占据几十页的篇幅。我的一技孤独的笔不可能追寻到他们所有的人。况且权力照!日掌握在他们手里,目前当局还没有给我成立一个负责收集这些材料的办公室,也没有建议我通过全苏广播电台发出呼吁。我再谈一件马穆洛夫的故事,说完它也就差不多了。说的还是那个霍夫里诺劳改营的马穆洛夫,他的兄弟是贝利亚的秘书处长。当我军解放了半个德国,许多内务部大头头都涌到那里去的时候,马穆洛夫也在其中,他从那里一趟趟地发回车皮加封的列车——直拉到他的霍夫里带车站。车皮被拖进劳改营区,以免被外边的铁路员工看到(表面上说是为工厂运来的“贵重设备”),专由他自己的犯人们卸货,他对这些人是不在乎的。发了狂的掠夺者们匆忙抢来的东西全都乱七八糟的堆在这里。从天花板上扯下来的枝形吊灯、古老的和日用的家具、用揉皱的桌布胡乱包着的全套餐具、厨房用具、夜礼服和便服、女人和男人的内衣、燕尾眼、大礼帽,甚至还有手杖!这些东西在这里细心地分类,凡是完整的东西都运到他的各个住宅,分送给熟人。马穆洛夫从德国还运回来能停满整个停车场的没收来的小汽车。连他十二岁的儿子(刚好是娃娃犯人的年龄!),他都送给了一辆“奥培尔-卡代特”牌的小汽车。劳改营的缝纫车间和制鞋车间好多个月都堆满了改制赃物的活儿。马穆洛夫在莫斯科的住宅可不止一处,他需要保障供给的女人也不止一个啊!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有时候亲自到这里来。从莫斯科调来了一个真模真样的茨冈合唱团,还特准两个犯人——会弹吉他的费季索夫和会跳民间舞的马利宁(原来是红军歌舞团的)参加他们的纵酒宴饮。事先警告过他们:如果你们在哪里漏出一个字,我要你们一辈子烂在这里!马穆洛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次他们钓鱼回来,拖着小渔船经过某个老爷爷的菜园子,把菜踩坏了。老爷爷好像嘟嚷了几句。给他点什么报偿才好?马穆洛夫让他饱尝了一顿老拳,叫他趴在地下朝地皮去呻吟,像俗话说的:“吃了我的五谷,打了我的屁股”但是我感到我的叙述变得千篇一律了:是不是会觉得我在重复以前的话?或者这一切我们已经在别的什么地方读过了,读过了,读过了……我听到反驳!我听到反驳!是的,确实有过个别的事实……但主要是在贝利亚时期……但是你为什么不提供光明的事例?你也描写几个好的嘛!表现一下我们亲爱的父辈嘛……这我办不到!让见到过的人去表现吧。我没有见到。我在概括性的议论中已经归纳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劳改营长不能是一个好人。不然的话他或者要碰得头破血流或者被赶走。我们姑且设想一下:一个营吏想做好事,把本营的狗的管理制度换成了人的,——人家能让他这样干吗?能准许吗?能通过吗?这不等于把茶炊搬到冰天雪地里又要它在那里变热吗?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看法:“好人”是那些急于挣脱,还没有挣脱但一定能挣脱这个职务的人。例如,莫斯科制鞋厂厂长M-格拉西莫夫被收缴了党证,但没有开除出党。可是暂时把他安置到哪里去呢?派到乌斯特维姆去当了一名营吏。据说他对这个职务感到很不痛快,对待犯人态度比较温和。五个月以后争取离开了。可以相信他在这五个月里是个好人。另外还有人说在奥尔套有过一个劳改点长,叫斯梅什科。没见过他干过什么坏事,——可他也是一直在争取离开。在东北劳改营管理局有个以前当过飞行员的处长莫罗佐夫,对犯人的态度很好,可是这么一来上级对他的态度可就很坏了。要么再举一个西维尔金大尉的例子,据说他在内罗勃拉格的时候是个好人。结果怎么样?把他派到了帕尔马的惩戒派遣点。他只做两件事——喝烧酒和听西方广播——在他们那个地区干扰电波很弱。就连我车厢里的这个塔夫达毕业生同伴也还是有一些善良的冲动:在走廊里有一个没有车票的青年,站了一天一夜。他说:“我们挤挤,给他腾个座好吗?让他睡一会。”但是只要让他当一年的官,他便会做出另一件事来。他会走到列车员那里去说:“把这个无票乘车的人带走!”难道不是这样吗?好吧,说实话我知道一个很好的内务部人员,诚然他不是营吏,而是狱吏——楚卡诺夫中校。他曾当过一个短时期的马尔发特种监狱典狱长。不是我一个,而是所有那里的犯人都承认:没有人领略过他的坏处,而所有的人都体会过他的好处。只要能把条令扭得对犯人有利,他一定会扭的。只要在什么事上可以放松一些,他必定会放松的。但是怎么样呢?把我们的特种监狱升了一级,看管得更加严厉了——而他就被调开了。他年纪不轻了,在内务部工作了多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是一个谜。对了,阿诺尔德-拉波波尔特向我保证:米哈伊尔-米特罗法诺维奇-马尔采夫上校工程师,原在工程兵部队,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七年在沃尔库塔拉格(包括建设工程和劳改营)当负责人,肯定是个好人。他当着契卡人员的面和犯人工程师握手,客气地称呼他们的本名和父名。他不能容忍职业的契卡人员,蔑视政治处长库赫季科夫上校。当授予他国家安全部的“少将政委”头衔的时候,他没有接受。他说:“我是工程师。”他终于达到了目的:当了一名普通的将军。拉波波尔特保证说,在他当政的年代,在沃尔库塔没有搞过一次营内的案件(但要知道这是战争时期,正是营内案件搞得最凶的时候),他的妻子是沃尔库塔市检察长,她使得劳改营行动特派员们的创造能力发生瘫痪。如果A-拉波波尔特不是由于自己当时的享受特权的工程师地位而不由自主地夸大其词的话,这倒是一条很重要的见证。我总觉得这不大可信: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把这个马尔采夫搞倒?要知道他必定会妨碍所有的人!让我们希望将来哪一天有人能查明真相吧。(当马尔采夫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指挥工兵师的时候,曾把一个团长叫到队列前面,亲手把他枪毙。他到沃尔库塔来是受贬的,但不是为了这事,而是为了别的什么事。)在这件事和另外一些类似的事例上,记忆力和个人印象中后起的积层有时会使回忆发生歪曲。当人家说到一些好人的时候,我便想问一句:对谁好?是对所有的人吗?从前方下来接替工作的军人一点不比老牌的内务部人员强。丘尔佩涅夫证明说,当类似叶戈罗夫团政委这样在前线受了点伤的军人接替了劳改营的老狗以后,情况不是改善了,而是变坏了。他们对劳改营的生活一点也不懂,发出一些马马虎虎、浮皮潦草的指示就带着娘儿们到营外寻欢作乐去了,把全营交给杂役中的恶棍们去支配。然而那些高声称颂劳改营里的“好契卡”的人们(即思想纯良的正统派们)所说的“好人”,和我们理解的意思完全不同:他们指的不是那些试图以偏离古拉格的兽性条令为代价,为所有的人创造一种一般的人道的环境的人。不,他们认为的“好人”是那些忠实地执行恶狗的职责,对全体犯人扑咬残害,但对前共产党员却宽容体恤的人们.(思想纯良者的胸怀多么宽阔!他们永远是全人类文化的继承者!……)这样的“好人”当然是有过的,而且还不少。例如有着整套列宁全集的库德拉蒂不就是一个吗?季亚科夫讲到过一个。请看此人有多么高贵的风度:劳改营长到莫斯科出差的时候访问了在他营里关着的一个正统派的家属,可是回来以后又继续执行恶狗的全部职责。戈尔巴托夫也记起一个科雷马的“好”营长,那人对他说:“人们惯于把我们这些人看作是吃人的魔王,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能把好消息通知给犯人,我们也很愉快。”(可是戈尔巴托夫的妻子写给他的信中,有关他的案子即将复审的那一段,被营里的检查人员抹掉了,他们为什么要剥夺目已通知好消息的快乐呢?但是戈尔巴托夫从这里也看不出矛盾;营首长说什么,部队将军信什么……)这位科雷马的“好”狗关心的……是戈尔巴托夫将来不要“在上面”讲他的劳改营里的胡作非为。因此才产生了这一场愉快的谈话。谈话快结束时营长说:“您今后说话要谨慎。”(而戈尔巴托夫又是什么也没有明白……)列夫科维奇在《消息报》(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上写了一篇被誉为“热情洋溢”、但我们看是别人授意的文章。她说,她在劳改营里知道几个善良、智慧、严格、忧郁、疲倦以及如此等等的契卡工作人员;在江布尔市有过这么一个卡普斯京,他试图给共产党员的被流放的妻子们安排工作,结果因此而被迫自杀。我看这纯粹是痴人说梦,瞎胡诌……管理人员有责任给流放者安排工作,甚至为此而采用强迫的手段。如果他真的自杀了的话,那不是因为他犯了盗窃罪,就是因为他在男女问题上闹出了事。慢点,这里还有一个“好的”——我们埃克巴斯图兹的马特维耶夫中校。在斯大林时代牙齿露出半尺长,咬得咯咯响,可是亲爸爸死了,贝利亚垮了——马特维耶夫变成了带头的自由派,土著的慈父。嗯,直到下一次变风向。(但是就在那一年他还背地里指点作业班长亚历山德罗夫说:“谁要不听你的——就按他,我担保你没事!”)不,这样的“好人”对我们没有一点用!这样的“好人”一个大钱不值。照我们的意思,只有他们自己蹲进劳改营的时候,他们才好呢。也的确有进来的。但是他们受审判并不是为了那个。劳改营看守被称作内务部的初级指挥人员。这是古拉格的军士。他们的任务也一样是牵人和管人。他们也站在同一个古拉格的楼梯上,只是矮几级。因而他们的权力小些,需要自己动手的事情多些。不过他们倒是不吝惜自己的手,如果需要让什么人在惩戒隔离室或看守室里遍体流血,他们可以三人一起勇敢地对付一个,哪怕打得他爬不起来。一年一年地他们在这个职务中变得越来越粗暴,在他们身上你发现不到像一小片浮云那么点大的对水湿、冰冷、饥饿、疲惫和垂死的囚犯们的怜悯。犯人们在他们面前也像在大首长们面前一样地没有权利和没有保护。他们同样可以任意压迫犯人而觉得自己是人上人。在泄怒、逞凶方面,他们遇不到任何障碍。而当你可以打人而不受惩罚的时候,你一开了头就不想罢手了。暴虐行为有兴奋作用,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已经是这么威风凛凛,以至自己都害怕自己了。看守员们既在行为方面、也在性格方面积极地模仿着他们的军官,但是他们身上没有那块金牌牌,军大衣也是脏兮兮的,到哪里去都得走路,也不许他们使用犯人当自己的用人。他们自己在菜园子里挖土,自己照管家畜。当然,提溜个把犯人到自己家里去半天——劈柴、擦地板——这可以,但是不能规模很大。工作时间的犯人不能占用,那就占用休息时间的犯人吧。(塔巴杰罗夫——在别列兹尼基,一九三0年——下了连续十二小时的夜班以后刚刚躺下,看守员就把他叫醒,派他到自己家里去干活。你不去试试!……)看守员们没有世袭领地。劳改营对于他们究竟不是世袭领地,而是工作单位,因而他们既没有那种傲气也没那种大权独揽的气魄。在偷盗方面他们面前也有障碍。这是不公平的:大官们钱本来就很多,又可以偷得很多;看守人员钱很少,可是也只准许偷得很少。从保管室里大口袋地拿,人家是不让的。顶多是一小提包、现在我好像还看到那个大脸庞、亚麻色头发的基谢廖夫上士怎样走进会计室去发命令:“犯人厨房一钱油也不要发!只发给自由人员!”(因为油脂不够分配了。他们就只有这点特权——可以按定量领到油脂……)要在劳改营的缝纫车间给自己缝点什么,需要经营长批准,还得排队。在施工场地上可以强迫犯人给自己做点零活——焊补、焊接、打造、车削点什么。可是比小凳子更大的东西并不是总能拿得出去的。在偷窃方面受到的这个限制使看守员们,特别是他们的妻子非常生气,因此对上级常有许多抱怨;因此生活还显得是极其不公平的;因此在看守员们的胸中能出现一些心弦不能说是心弦,而只能说是一些没有填满的、空虚的地方。人类的呻吟在那里还能产生反响。有一些等级最低的看守员还能够有时怀着同情心和犯人们说几句话。这种事不常有,但也不是希罕得不得了。无论如何,在监狱和劳改营的看守员里发现一个真的人还是可能的。每个犯人在自己的经历中都遇到过不止一个。而在军官里几乎不可能。其实这就是社会地位和人性之间的反比关系的普遍规律。真正的看守员,这是在劳改营里一连干十五年、二十五年的人。是那些一旦在这种可恶的偏远地方安家落户以后就永不离开的人。他们一旦把命令和规则在脑子里记牢了,一辈子就不需要再读什么、再知道什么,只要听听广播,莫斯科电台的第一套节目,就行了。对于我们说来,正是这样一帮人代表着古拉格的愚蠢的、无表情的、僵硬的、接受不进任何思想的面貌。不过在战争年代中,看守人员的成份被打乱了,变得不纯了。军事当局在忙乱中忽视了看守工作的神圣性,把一部分人拉上了前线,而派到这里来代替他们的是从医院出来的作战部队的士兵——当然也是专挑那些最愚蠢和残忍的。另外还有一些老头子也进来了:应征入伍后直接从家里分配到这里。正是在这些花白胡子的人们当中有一些心地善良的不抱成见的人。他们说话和蔼,搜查马马虎虎,什么也不没收,还说笑话。他们从来不记谁的过也不打要把什么人关禁闭的报告。但是战争结束后他们很快就复员了,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像下面这样的人对于看守人员说来也是不平常的,例如我已经写过的那个大学生谢宁,还有我们卡卢加劳改营里的犹太看守员,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完全是平民的模样,十分安静,不爱挑刺,谁也没有受过他的害。他平时的作风这么随和,以至我有一次大胆地问他:“请问,您的文职的专业是什么?”他并不生气,用安详的眼睛望了我一下后低声回答说:“商人。”来我们劳改营前,战争时期他在波多尔斯克劳改营服役。他说那里战时每天都有十三至十四人饿死(你看,这已经有两万人死掉了!)。他看来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队”里度过了战争,而现在他需要拿出点才智,以便不永远在这里陷下去。至于这位特卡奇准尉——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里人人害怕的管理处长助理——跟看守员的职务那么对路,好像是从这个模子里浇出来的,好像从襁褓时代起他就一直在这里服务,好像是和古拉格从一个娘肚子里生出来的。这表现在他那一张黑色额发覆盖下的凝固而凶险的面孔上。单是和他在一起或者在营内的小道上碰见他,都叫人害怕:他不会走过什么人的身边而不给他带来什么损害——命令他向后转、强迫他去干活、没收他什么东西、恐吓、处罚、逮捕。晚点名以后,各工棚都上了锁,但在夏天加了铁栅的窗口还是打开的,特卡奇不声不响地偷偷走到窗口下面。在外面偷听。然后他伸头往里面看——屋子里的人急忙跑回原铺。他在窗台外面,像黑色的夜鸟一样,通过铁栅宣布:因不按时睡觉,因说话,因使用违禁品,给予各种处分。突然间,特卡奇永远消失了。劳改营里传出风声(我们无法核实,但这类顽固的风声一般都是真实的),说他被人揭发是一个从敌占区来的法西斯刽子手,被捕了,到了二十五年。这是一九五二年的事。然而法西斯刽子手(他干这个决不会超过三年)怎么在战后的七年内竟成了内务部的红人?怎么回事?“押解队不给警告即可开枪!”在这句咒语中包含了押解队的全部特殊规章,包括了它依照写在法律背面的规定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力。说“押解队”,我们是采用群岛的日常用语;还有个习惯的说法(在劳改营里甚至是更经常的说法)——“军警队”或简称“警卫”。它的学名是“内务部军事化警卫队”。“押解”只是军警队可能执行的任务之一,与“守卫”、“营区警戒”、“环形警戒”和“队部警戒”并列。押解勤务即使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也和火线勤务一样。押解队不怕任何调查,它也不必对任何行为做出解释。凡是开枪的人总是对的。凡是被打死的人总是错的,因为他想逃跑或跨出警戒线。这就是奥尔套劳改点的两次枪杀(请乘以劳改点的总数)。警卫队兵士带着一队被押解的犯人走过。有一个解除看管的犯人向走在这一队中的他的女朋友靠拢过去,和她并排走——“走开!”“怎么,你舍不得?”开枪。击毙。一场审判的喜剧。宣布警卫队’兵士无罪:在执行职责时受到侮辱。一个拿着释放证的犯人走到在大门口站岗的警卫身边请求;“让我出去,我到洗衣房跑一趟,一眨眼工夫就回来!”“不行。”“我明天就要自由了,傻瓜!”当场击毙。对杀人者连审判都没有进行。犯人在劳动紧张的时候多么容易注意不到树上砍出的这些记号啊,它们代表着一条想象的虚线,是代替铁丝网的树木警戒圈。索洛维约夫砍倒了一棵云杉。他往后倒退着走,清掉树干上的枝杈。他只看见自己这棵砍倒的树。可是押解队员“坦沙耶沃狼”却眯缝起眼睛等着,他是不会招呼犯人“小心发!”的。他等着——现在沿着树干继续倒退着走的索洛维约夫不留神跨出了生产区。开枪!开花子弹,一个肺被炸烂了。索洛维约夫被打死,而“坦沙耶沃狼”得到一百卢布的奖金。(“坦沙耶沃狼”——这是布列波洛姆附近的坦沙耶沃区的当地居民。他们在战争时期为了贪图离家近些并且不上前线,纷纷加入军警队。这就是孩子们习惯叫嚷:“妈妈,‘咸鲱鱼’来了!”的那个坦沙耶沃区。)押解队和犯人之间的这种绝对服从的关系,警卫人员永远享有的以子弹代替语言的权利,不可能不对警卫队军官和队员们的性格产生影响。犯人们的生命虽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交给他们支配,但已经交得够全面彻底了。土著们在他们眼里根本不是人,而是某种能活动的懒洋洋的稻草人。命运派了他们来给这些稻草人点数,尽量迅速地驱赶他们上工和下工,再就是劳动时尽量地把他们保持在最密集的状态。警卫队的军官们胡作非为的事例就更多了。这些年轻轻的小中尉们的脑子里形成了一种对生活的肆无忌惮的权力感。一种人只是狂吼乱叫(内罗勃拉格的乔尔内上尉);另一种人从残忍中寻求快乐,甚至在自己的士兵身上施行起来(同一个地方的萨穆金中尉);第三种人不承认自己的无上权威有任何限制。警卫队长涅夫斯基(乌斯特维姆,第三劳改点)发现自己的小狗(不是公家的警犬,而是他自己的心爱的小狗)不见了。他自然是到营区里面去寻找,正好碰到五名土著在那里卸开死狗。他掏出手枪,当场打死一个。(这个事件没有引起任何行政后果,除了其余四人受到蹲惩戒隔离室的处分以外。)一九三八年在乌拉尔西区的维谢拉河上,森林火灾以暴风雨般的速度袭来,从森林延及到两座劳改点。对犯人们该怎么处理?需要在几分钟之内决定,没有时间和上面联系。警卫队没有放他们出去——结果全部烧死了。这样做麻烦较少。如果放出去的犯人逃散,警卫队会受到审判。警卫队的职务对于它的军官们的旺盛的精力只有一个限制:它的基本单位是排,全部至高无上的权力只到排为止,而肩章上最多只能有两颗小星。在队里的提升只能使他脱离排里的实权,那是一条死胡同。因此最贪权和最有力的警卫队员都争取调去干内务部的内部勤务,在那里取得晋升。古拉格的若干著名人物的履历正是这样的。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安东诺夫,北极的“死亡之路”的主宰者,就是警卫队长出身,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四年级。内务部无疑把警卫队人员的挑选看做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各地兵役局也都接到有关的秘密指示。兵役局担当着许多秘密性质的工作,而我们对它总是抱着宽厚的态度。例如,二十年代提出的建立地区性军队的思想为什么遭到坚决地拒绝?相反,为什么特别坚持把新兵调到离本地区尽可能远的地方去服役(阿塞拜疆人去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人去高加索)?因为军队必须和当地居民疏远,最好连种族也各不相同(正如一九六二年在诺沃切尔卡斯克考验过的那样)。在选配押解部队人员的时候也并非无意地使鞑靼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占了较大的百分比:他们的比较不开化,他们的比较闭塞,对于国家是宝贵财富,是国家的堡垒。但是这种部队的真正科学的组织和训练是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才和特种营的建立同时开始的。从这时起,这支部队只吸收十九岁的男孩子,并且立即使他们受到大剂量的思想意识辐射。(关于这种押解队我们以后还要单独谈。)在这以前,在古拉格里好像不大顾得上这些事。实际原因是,我国人民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但还没有全体都发展和提高到当之无愧的劳改营警卫队员的坚强而残忍的水平!警卫队的成份有时候很杂,有时候不再能成为原来设计的那堵恐怖之墙。在苏德战争年代它特别严重地软化了:训练得最好的(“良好的凶猛状态”)年轻士兵不得不交给前线。一些有气无力的后备役人员慢慢腾腾地走进了警卫队,这些人按健康条件不适于参加作战部队,按凶猛状态则完全不符合古拉格的要求(不是在适当的年代教育出来的)。在劳改营的最无情的、饥饿的、战争的年代,是警卫队的这种松懈现象(只是就发生了这种现象的地方而言,并不是到处都有的)在一定程度上稍许减轻了犯人们的生活重担。尼娜-萨姆舍尔回忆她的父亲。他就是一九四二年在他渐近老境的时候被征召入伍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劳改营里去当警卫的。家属也搬到他那里去了。“在家里父亲很难过地谈到劳改营里的生活,也谈到那里的好人。当父亲一个人看押一个作业班从事农业劳动的时候(这还是在战时——整个作业班由一个兵看押!这难道不是放松吗?),我时常到他那里去,他准许我和犯人们谈话。犯人们对父亲很尊敬:他从来不对他们说粗暴的话。他们请求,比方说,进商店,父亲就放他们去。而他们也从来不在他手底下逃跑。他们对我说:‘要是所有的押解员都像你爸爸这样就好了。’父亲知道许多坐牢的人都是无辜的。他很愤慨,但只是在家里说。在排里不能这么说,说这话是要被关进去的。”战争结束后他立即复员了。但也决不能把萨姆舍尔当做战时警卫队的标本。他以后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到了一九四七年,他本人就依照第五十八条被捕入狱了!一九五O年在濒死的状态中获准因病释放,五个月之后死在家里。战后这种松散的警卫还持续了一两年。不知怎么兴起来的,许多警卫队员谈到自己的服役,也都用起“刑期”这个字眼来了:“等到我服满了‘刑期’的时候。”他们懂得自己的职务的可耻,自己干的工作,在家里是说不出口的。在上面说过的那个奥尔客,一个警卫士兵故意从文教科里偷了一件东西被开除、判刑,但马上就遇赦出去了。士兵们都羡慕他:真想到办法了!好样的!H-斯托里亚罗娃回忆起一个警卫队士兵。在她一开始逃跑时,这个士兵就截住了她——并且替她隐瞒了逃跑的企图,她没有受到惩罚。还有一个是由于对被递解走的女犯的爱情而自杀的。在妇女劳改点里实行真正的严厉措施以前,女犯和押解队士兵之间时常发生友善的、良好的,有时甚至是爱情的关系。连我们这样的伟大的国家都没有办法在一切地方压碎善良与爱情!……战后年代的年轻新兵也没有马上变得合乎古拉格的要求。当弗拉季连-扎多尔内在内罗勃拉格的警卫队里造起反来的时候,他的同龄的同事们以很同情的态度对待他的反抗。自我警卫构成劳改营警卫史中的一个特殊篇章。早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就曾宣布过,自我看守是苏维埃犯人们的义务。在索洛维茨,这一条贯彻得大有成效,在白波运河及伏尔加运河土地上也广为采用。任何一个不愿意推手车的社会亲近分子都可以扛起一支步枪来对付自己的同伴。我们不断定说这是专门为了使人民道德腐化的魔鬼的计划。正如我们半个世纪的现代史中历来的情形:崇高的光辉理论和爬行的低贱道德好像很自然交织在一起,很容易互相转化。但是从老犯人的讲述里我们知道,“自我警卫”队员对自己的兄弟们是残忍的,他们力图巴结上司,保住警犬的职位,有时候用开枪打死来报私仇。不,请你告诉我,——有什么坏事教不会人民、人们、人类去做?……而且这在法律文献中已经指出来了:“在许多情况下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们比正式的看守员能够更好地执行警卫营地和维持秩序的任务。”这段引文是摘自三十年代的,而扎多尔内也证实了四十年代末的情形:自我警卫队员对自己的同伴们十分凶狠,抓住一个形式上的理由就开枪把人打死。同时,在帕尔马,内罗勃拉格的一个惩戒派遣点,被关押的全是“五十八条”,自警队也是由“五十八条们”组成的!政治犯竟……弗拉季连讲了这样一个自警队员——库兹马,从前是司机,二十岁刚出头的小伙子。一九四九年他因触犯五十八一10被判了十年。怎样生活?没有找寻到别的路。一九五二年弗拉季连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当了自我警卫队员。这种处境使他痛苦,他说他背不动步枪这个重担;去执勤的时候经常不装子弹。常常在夜里哭,骂自己是卖身投靠的小人,甚至想自杀。他的额头很高,面孔有些神经质。他爱好诗歌,常和弗拉季连到泰加森林里去读诗,过后又去扛步枪……他还知道一个像亚历山大-卢宁这样的自我警卫队员,是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斑白的头发像花冠似地罩着额头,令人产生好感的善良的笑容。战争时期他是一名步兵中尉,后来当了集体农庄主席。他因为没有按区委的要求上交粮食,而是擅自分给了社员,被判了十年徒刑。这说明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把邻人看得重于自己!可是在内罗勃拉格却变成了自我警卫队员,甚至在普罗麦茹托奇纳亚劳改点点长手下挣到了减刑。人的限度啊!不论你怎样对它感到惊奇,你永远不能真正把它摸透……

不过,贝利亚之死对于特种劳改营来说也还有另一种涵义:它既使政治犯产生了希望,也迷惑了他们,使之失去了方向,减轻了苦役刑的重压感。希望萌芽了:仿佛即将发生变化。因而政治苦役犯就不再愿意为了惩罚眼线而自己去蹲劳改营监狱,也不再愿意举行罢工或骚动了。仇恨已被忘却。他们指望,不必骚乱和罢工一切也都会向好的方向变化的,只须等待一时就行了。贝利亚之死还有另一层意义那些从来就是苏军部队中最受尊敬、最可靠的佩带蓝色肩章(但没有空军肩章上的小鸟)的人们,现在像是突然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不仅在囚犯及其亲属眼里如此(这些人倒无所谓,随他们去!),难道政府不也是这么看的吗?正是在那不祥的一九五三年取消了发给内务部部队军官的双份工资,这就是说,他们今后也只能领取一份工资了。尽管军龄补助、极北地区工作补助和各种奖金还都依旧照领,这对他们的钱袋也是个不轻的打击,而对他们的官运前程则是更大的打击——照这样子看,今后不需要我们啦?!正因为贝利亚完蛋了,保卫部门才感到有必要尽快地用事实证明它本身的忠诚和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怎样证明呢?这时,那些迄今被保卫人员看成威胁的劳改营暴动便像救命星一般闪烁起来了。多发生一些暴动吧,越乱越好,那就需要采取对策,就不会对我们裁员和减薪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肯吉尔特种劳改营的押解人员几次无故向囚犯开枪。这类事件接连发生,不可能是没有预谋的,一个开灰浆搅拌机的姑娘丽达到前沿地带附近去晾一双袜子,警卫立即开枪打死了她。还开枪打伤一个中国人老头。(肯吉尔的囚犯谁都不记得这个中国人的名字。他几乎完全不会说俄语。大家都记得他那蹒跚的步态,他嘴里常叼着烟斗,面孔有点怪模怪样。是警卫士兵叫他到跟前去的,士兵把一包马合烟扔给他,正好扔在前沿地带的边缘上,中国老头俯身去拾烟时,士兵前他开了枪。)还有另一次类似事件。卫兵从了望塔上扔下几发子弹,命令一个囚犯去拾起来。犯人去拾时,士兵开枪把他打死了。后来还发生过用达姆弹朝着从选矿厂下工回营的囚犯队伍开枪的轰动事件,使十六人受重伤。(还有二十来人隐瞒了自己的轻伤,没敢去登记,怕受到处分。)这一次因犯们没有忍气吞声,埃克巴斯图兹的历史在这里重演了:肯吉尔第三劳改点三天没有出工,要求惩办肇事者。派来一个委员会,答应依法惩办肇事者,囚犯这才同意出工。(其实,审判时囚犯能够去旁听并亲自确认吗?!……)但是,一九五四年二月间木材加工厂又有一个人被枪杀了。肯吉尔营的囚犯都记得这个“福音派教徒”(好像是叫亚历山大-瑟索耶夫)。这人刑期十年,已经服完九年零九个月了。他的工作是涂焊条,在前沿地带附近的一个小屋里干活。当时他是要到小屋外面去小解,被卫兵从了望塔上开枪打死了。岗楼里立即跑下来几个卫兵,企图把死者拖到前沿地带的边上去。造成他已越出界线的样子。别的囚犯忍无可忍,抄起十字镐、铁锹等把杀人凶手们从死者身边赶开了。(在这整个过程中,行动特派员别利亚耶夫大尉骑的马一直拴在木材加工厂营区旁边。这个人左脸上有块痣,外号叫“小黑痣”,为人非常残忍、暴虐,所以,安排这一类凶杀事件非常合乎他的胃口。)木材加工厂所在的整个营区都骚动起来了。囚犯们打算用肩膀把死者抬回劳改点去。劳改营的军官不允许抬。“为什么打死他?”——囚犯们高声质问军官。但是,统治者的答案是现成的:“怨死者自己,是他首先朝了望塔扔石子来着。”(他们大概没有来得及看看死者的登记卡片!他们知不知道死者的刑期只剩了三个月,而且他是个福音派教徒?……)返回生活区的路是阴森森伪,人们提心吊胆。两边雪地里埋伏着许多严阵以待的机枪手。(肯吉尔人懂得,这些机枪手都已充分作好射击准备……)警卫队驻扎的村镇的屋顶上也布置了机枪手。这件事又是发生在曾经一次造成十六名重伤人员的第三劳改点。虽然这次只打死一个人,但人*越来越感到生命没有保障、注定死亡、毫无出路。斯大林死去已经快一年了,可是他的鹰犬却丝毫不见收敛。而且。总的说来什么也没有改变。天黑了,晚饭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单元的电灯突然熄灭了,这时不知是谁站在门口对屋里大声说:“弟兄们,咱们在劳动,在建设,可得到的报酬是吃枪子儿,这要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儿?明天我们不出工啦!”就这样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个工棚一个工棚地传下去了。给隔壁的第二劳改点隔墙扔过去一张纸条。在这方面已经有些经验,过去也多次考虑过这种作法,所以那里也立即宣布了罢工。第二劳改点里关押的是各种民族的人,大部分人刑期十年,许多人即将满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采取了一致行动。第二天早晨,关押男囚犯的第二和第三劳改点的人全没有出工。罢工,但却不放弃公家发给的一份粗劣的口粮,这种作法越来越为更多的囚犯所理解,但统治者却越来越不理解了。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大批不带武器的看守和警卫士兵涌进罢工的劳改点,涌进工棚,两个人架一名囚犯,连推带拉地把囚犯赶出工棚去。(这种作法岂不是过于人道了吗?!对窃贼们倒可以这样照顾,但对人民敌人总不能这样呀!然而,在贝利亚被枪决之后没有一个将军或上校敢于命令机枪手向营区扫射了。)主人们的这种“劳动”是白费力气:被推出的囚犯或者上厕所去,或者在生活区内闲逛,就是不到派工地点去。人们这样坚持了两天。应该惩办那个枪杀福音派教徒的警卫,这难道不是十分简单的道理吗?然而在统治者眼里这道理既不简单,也不正确。倒是在罢工的第二天深夜,一个从卡拉干达来的、带着大批随员的、因而对自身安全确有把握的上校来到各个工棚叫人了。他粗鲁无礼地叫醒所有的人,口里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你们耍无赖耍到什么时候?”他谁也不认识,却用手随便指指这个人说:“你,出去!”再指指另一个人说:“你,出去!”“你也出去!”这位勇敢而坚定的长官就是这样把一些碰巧被点中的人送进了监狱,他认为这是对“耍无赖”的最合理的答复。一个叫维尔-罗森贝格的拉脱维亚人看到这种毫无理性的迫害,便对上校说:“那么,我也去!”上校却欣然同意:“去吧!”他甚至没懂这是一种抗议形式。本来嘛,在他看来,这里有什么值得抗议的呢!?当夜还宣布了伙食方面的民主制的结束:从第二天起,对不出工的人将只按受惩戒者的份额发给口粮。第二劳改点的人次日上午便出工了。第三劳改点上午仍然坚持罢工。于是对他们再次采取“推拉战术”,并且这次加强了力量:把当时在肯吉尔服役和到肯吉尔来协助工作以及随委员会一起来的军官们全动员来了。大批军官涌入指定的工棚,有的头上还戴着高级军官的无檐羊皮高帽,肩上的肩章闪闪发光。他们挤进屋里,在“小车厢”之间弯下腰来,不惜穿着自己那干干净净的裤子直接坐到囚犯们肮脏的、用钢花镇起来的枕头上,一边说:“喂,你往那边挪挪!看不见吗,我是中校!”边说边挤,不住地移动位置,一直把床上的囚犯挤到床间的通道上。这时看守们就抓住衣袖把人推到外面的派工地点去;而那些坚决不去的人则被送进监狱。(可惜肯吉尔营的两座监狱收容量有限,束缚了指挥部的手脚。那里只能收容五百人左右。).军官们总算用这种不顾体面和特权的办法把罢工压下去了。他们被迫作出这种牺牲是因为那正是一个叫人捉摸不定的时期:既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可犯了错误又很危险!如果过分卖力气而向群众开枪,过后很可能被说成贝利亚的帮凶。但如果不卖力气,不能坚决地迫使囚犯上工,那也可能被说成贝利亚的帮凶。“而且,内务部军官们这样大规模亲自出马镇压罢工乃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但是他们却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肩章对于维护神圣的秩序确有必要,也证明了他们每个人的个人英勇品质。与此同时,还采取了从前行之有效的其它办法。三四月间把几批囚犯转押到其它特种营去。(结果是使传染病又扩散了!)大约七十人被送进了特别严厉的监狱。发送犯人的公函上写的都是固定的“由头”:“对该犯已采取各种改造措施,收效甚微。鉴于该犯对他犯有腐蚀作用,不宜在劳改营羁押。”劳改营里公布了被送进特别严厉监狱的囚犯名单,“以做效尤”。同时,作为劳改营的某种“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所谓经济核算制;而为了使这个办法能够取代囚犯所要求的自由和正义,便给一向缺乏物资的劳改营小卖部运来了各种食品,甚至(啊,这简直叫人不敢相信!)允许囚犯预支工资去购买这些食物。(古拉格当局竟然信任它的群岛上的居民并借债给他们!真是咄咄怪事!)就这样,第二次在肯吉尔积聚起来的力量终于未趋成熟就被扼杀在襁褓中了。但是,统治者却做过分了:他们又重新乞灵于手中的主要大棒——刑事犯,利用他们对付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可真是的!既然有这些社会亲近分子可用,何必弄脏自己的手和肩章呢?!)五一节前夕,统治者把六百五十名惯犯和部分普通刑事犯押进骚乱过的第三劳改点,掺杂到政治犯中间。也就是说,主子们自己放弃了“特种”劳改营的原则,承认不应该把清一色的政治犯押在一起而使他们认识自己,而必须掺沙子。事先主人们幸灾乐祸地警告犯第五十八条的犯人说:“很快就要来一批健康力量,往后你们不能乱说乱动计同时号召那些新窃贼们:“你们要把这里的秩序整顿一下!”统治者清楚地知道整顿秩序应该从何处着手。那就是让小偷们去偷,去靠别人养活自己,这样来制造一个互相猜疑、人心离散的局面。而当这批窃贼、流氓得知附近还有个妇女劳改点时,更是丑态百出了,他们向主子们苦苦哀求:“好首长!让咱们瞧瞧那些个娘儿们吧!”对此,首长们只是友好地会心微笑,他们也只有对偷儿流氓们才会这样笑。可是,请看下去吧,看看人类情感和社会运动的发展进程有多么不可预料!统治者给肯吉尔营第三劳改点注入了这么大剂量的高效尸毒,指望这样能使劳改点变得驯服些。但事与愿违,其结果却是促成了古拉格群岛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暴乱!古拉格群岛的各个岛屿不管被多少围墙围起来,不管它们多么分散,但它们还是由许多递解站联系在一起的,各岛仍然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体验着共同的感情。因此,关于特种劳改营里发生的“屠宰”眼线、绝食、罢工、骚乱等等,小偷们也不可能毫无了解。据说,到了一九五四年左右各个速解站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小偷们开始尊重政治苦役犯了。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从前是什么东西妨碍了我们获得小偷的“尊重”呢?整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们这些面对客观世界一筹莫展的所谓知识分子们所操心的只是自身的世界性价值,只是自己布口袋里的东西和还没有被人抢走的皮靴和长裤;而在对待这些盗贼的态度上我们活像滑稽剧中的人物:当盗贼们抢劫我们的邻居、抢劫那些和我们相同的“具有世界性价值的”知识分子时,我们便羞答答地转过脸去,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而当这些劣等人们转身抢劫我们自己时,我们自然也不会期望得到邻人的援助,只好心甘情愿地把所有东西统统送给这些败类,只要他们不咬掉我们的脑袋就行。的确,那时候我们的心全然不放在这方面,我们的情感根本没有准备应付这些事!我们绝未预料到自己会碰上这种残酷下流的敌人!我们为俄国历史的曲折而痛苦。我们是准备献出生命的,但我们所准备的是在整个世界的注视下公开地、轰轰烈烈地献出生命,而且这一死还要能一下子解救全人类才行。也许我们的头脑本应该考虑一些最简单的东西吧。也许从迈进头一个速解站的囚室时起,我们就应该有思想准备吧:我们应该准备同这些鼠人们进行一场令人厌恶的决斗。是戴蓝滚边帽的先生们把我们扔给这些鼠人咬死的。我们那时就该准备在斗殴中助下挨上几刀,倒毙在阴冷潮湿的角落,躺在马桶溢出的粘液中。如果当时有了这种精神准备,也许我们受的损失会小得多,也许我们会更早地振作起来,站得更高,甚至说不定会同这些窃贼们携起手来共同把斯大林的劳改营砸个粉碎吧!话说回来,这些小偷到底为什么开始尊重我们了呢?……事情是这样的;转押到肯吉尔营的这些流氓小偷原来对于政治苦役犯们的战斗精神已经略有所闻,而且已经有所戒备了。他们到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摸清环境并同劳改营长官黏结到一起,就有一些膀阔腰圆、坚定沉着的小伙子们来找他们的头目们谈天了。小伙子们坐下来,同流氓头目们聊聊生活,并且对他们说:“我们是代表。关于特种劳改营进行的‘屠宰’,大概你们也听说了。如果没听说过,我们这就可以讲给你们听:我们现在制造的刀子并不比你们的差。你们是六百人,我们有二千六百人。你们考虑一下,自己选择吧。如果你们要压我们,我们就把你们全宰了。”这一步棋走得高明!早该走这一步!也就是说,掉转身来与刑事犯们针锋相对,把他们看作主要敌人!当然,戴蓝箍帽的人们正盼着囚犯们打群架。但是,刑事犯们权衡的结果,认为他们一个人未必对付得了四个胆大无畏的政治犯。没有便宜可占!他们的庇护人毕竟都住在生活区之外,何况,这些庇护人果真靠得住吗?难道小偷们过去尊重过这些看守和军官吗?而年轻的政治犯们提议的联盟倒是一项过去没有尝试过的颇有意思的冒险,何况还可以打开一条道路——一条通向隔壁妇女劳改区的道路呢。于是,刑事犯回答说:“不,我们也聪明起来啦!我们要和你们这些男子汉们一起干!”这次代表会议并没有载入史册,会议参加者的名字也没有载入记录。真可惜。这些小伙子们实在聪明。健康力量刚刚来到隔离工棚就庆祝了自己的“乔迁之喜”:他们拆掉床头柜和“小车厢”上的木棍,在水泥地上点起了篝火,让浓烟从窗户冒出去。为了表示反对夜间给工棚上锁,他们用锯未堵塞了锁眼。头两个星期,小偷们简直像住进疗养院一样:他们来到工地上就去晒太阳,根本不劳动,劳改营当局自然是不会减发他们的口粮的,可是,尽管满心想帮助他们,却也无法给他们发工资,因为没有这笔款项可以开支。虽然如此,小偷们手里还是出现了内部流通券,他们也常去小卖部买东西。主子们高兴了,以为这些健康力量终于开始偷窃了。其实,这是消息不灵的首长自己想错了。这是政治犯自己募集了一些内部流通券资助小偷们的。(看样子这也构成协议的部分内容,否则小偷们会觉得没意思。)这就是他们的内部流通券的来源。这种情况是从未有过的,因此生子们连想也没想到!大概是这种不寻常的新鲜游戏引起了刑事犯的,特别是其中青少年犯的极大兴趣吧,他们突然对从前认为是“法西斯分子”的人讲究起礼貌来了:不经允许从不走进政治犯的屋子;不经让座,绝不径直往床上坐。十九世纪时,巴黎市曾经把刑事犯编成近卫军(看样子当时巴黎市刑事犯的数目确实惊人),称他们为“好动分子”。这个名称取得十分恰当。他们的确好动,一心要冲破因循守旧的日常生活的外壳,绝不甘心被禁闭在这种生活中。双方达成的协议规定不许偷‘窃。拼命替公家劳动吗?这在他们眼里是不道德的。可是,总得找点营生干呀?!于是这些年轻人便只好这样来消遣了:他们从看守们头上摘去制帽,晚点名时窜到工棚屋顶上去表演骑术,越过高墙从第三劳改点进入第二劳改点,扰乱队伍报数,吹口哨,起哄,夜间恐吓了望塔上的哨兵……要术是中间隔着一个由武装人员守卫的总务科大院的话,他们早就跑到更远处的妇女劳改点去了。有时候惩戒室的军官或者教育员或行动特派员来到刑事犯的工棚,同他们友善地聊聊天,可是年轻的盗窃犯们却常常伤害他们这种高雅感情:趁着聊天的时候偷走他们衣袋里的记事本、钱包、或者就从上层铺上突然把监狱“教父”的帽子转过来,帽檐朝后。这种现象是古拉格群岛上从未见过的!(整个局面也完全和从前不一样了。)其实,这些Iwt向来就把古拉格的“教父”们看成傻瓜。“教父”们越是顽固地相信思想改造的成就,小偷们就越是看不起他们。当小偷们登上讲台面对扩音器介绍自己决心改造时,谈推着手推车开始新生活的感想时,内心里对“教父”的蔑视达到了极点。不过,从前他们没有必要同“教父”闹翻。而现在,_同政治犯达成的协议恰好把解放出来的小偷们的活动能量引向了反对劳改营主干的斗争。行政管理能力十分低劣、缺乏人类高尚情操的、古拉格群岛的主子,先是无理枪杀囚犯,然后又把流氓这种“燃料”注入了肯吉尔白热化的空气。这样,他们自己就为肯吉尔的爆炸创造了条件。事件的发展带有不可避免性。政治犯不可能不向窃贼提出或者开战或者联合的建议。窃贼们也不可能拒绝联合。而联合一旦一建立,它就不可能停滞不前,否则便会分裂,会打内战。必须开始有所行动,不管干什么,总要开个头!开头的如果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他就会被绞死;如果是小偷,他只会被政治指导员找去教训一通。因此,小偷们提议:“我们来打头阵,你们支援!”这里应该先把肯吉尔特种劳改营分部的区划交待一下。整个劳改营分部的隔离区是一大块长方形的地段,这个大营区内又用几堵纵向的高墙分割为几个小营区,次序是第一劳改点,总务科大院(关于这个大院的工业生产能力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接下去是第二劳改点、第三劳改点,然后便是劳改营的监狱,监狱包括新旧两座,里面不仅关押劳改营的犯人,也关押村镇上的自由居民。第一个目标当然是夺取总务科大院,因为劳改营的几个粮食仓库都在这里。选定开始行动的日期是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六日,这是个休息的“大礼拜”。首先,全体好动分子爬上各自工棚的屋顶,再分布到第二与第三劳改点之间的墙头上。然后,按照站在高处的头目的口令,大家一齐拿着木棒跳到第二劳改点的院子里,站好队伍,以列队队形沿营区正中的道路前进。这条路的尽头就是通向总务科大院的铁门。队伍在铁门前停住了。这些公开行动占去了一些时间。这时看守人员已经发觉,并且组织了力量,接到了指示。瞧,有趣吧!看守们竟然朝着关押第五十八条囚犯的工棚跑去,并且向这些三十五年来一直被看作最坏的家伙并受到压迫和践踏的人们发出了号召:“小伙子们!你们看!流氓小偷们去冲妇女营区啦!他们要去强xx咱们的老婆和女儿!你们快快去救援吧!把他们打回去!”但是,双方已达成协议了,因此他们只管动员,谁也不动。个别不了解情况的人刚要往外跑,便被别人制止了。政治犯们也明白:公猫看到肉饼时也有可能坚守不住协议条款。但是,看守们还是未能从第五十八条囚犯中找到一个帮忙的人。至于看守们自己要怎样去保卫妇女不受这些宠儿侵犯,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他们必须首先保卫的是总务科大院的粮食仓库。大铁门被砸开了,大院里一排徒手士兵迎住了进攻者,站在后面指挥的是“小黑痣”别利亚耶夫大尉。他为什么星期日还在营区?也许是太积极,也许就是恰巧他值班。士兵们往外推挤“好动分子”,冲散了他们的队形。小偷们没有使用手里的木棒,开始向后面的第三劳改点撤退,往墙头上爬,而他们的后备军这时则从墙上用石头和士坯打退士兵,掩护退却。不用说,事后没有逮捕任何一个小偷。劳改营当局把这一切只看作好动的年轻人的胡闹,也就让这个星期天平安地过去了。午饭照开。夜幕降临之后,在第二劳改占的会堂附近,就像夏季影院一样,开始放映影片《里姆斯基一科尔萨科夫》。“但是,影片里的勇敢的音乐家还没有为抗议对自由的迫害而从音乐学院辞职,劳改营区内的路灯就发出了清脆的破碎声——“好动分子”们用弹弓把路灯一个个全打碎了,营区院内顿时黑下来。许多“好动分子”在第二劳改点的黑院子里窜来窜去,土匪们响亮的口哨声刺破夜空。他们用大原木撞开总务科大院的大门,一拥而入,又用那里的钢轨在墙壁上凿通了一个通往女劳改点的缺口。(有些犯第五十八条的年轻人也同他们一起干。)了望塔上打出了战斗用的照明弹。又是那个行动人员刘利亚耶夫大尉经过岗楼带领一排冲锋枪手从外面冲进总务科大院,并且(在古拉格历史上破天荒地!)朝着他们的社会亲近分子们开枪了!当场即有几人被打死,几十人受伤。冲锋枪手后面是戴红肩章的士兵拿着刺刀在追赶,赶上负伤者便用刺刀猛刺!紧跟在士兵后面的是手持铁棒的看守们,他们根据讨伐工作的分工,沿用在埃克巴斯图兹、诺里尔斯克和沃尔库塔各地采取过的办法,赶上负伤者便用铁棒打死。(那天夜里第二劳改点的医院手术室里灯光明亮,外科医生福斯特在动手术,他是西班牙人,也是囚犯。)总务科完全被讨伐者占领了,大院内配备了几挺机枪。第二劳改点的人们(“‘好动分子”们演完了序幕,现在政治犯登场了)在总务科大门对面构筑起一条壁垒,把第二。第三劳改点之间的墙打开一道豁口,连成一片。看守和内务部的权力在这里已不复存在。但是,那些已经冲进女囚劳改点并被截断在那里的人们后来怎么样了呢?事态的发展立即转变了刑事犯们过去对娘儿们所持的轻视态度。当总务科大院响起机枪声时,那些逃到妇女们这里来的人已经不再是贪欲的猎取者,而是命运与共的难友了。妇女们把他们全都隐藏起来;先是徒手士兵,接着又是武装士兵进来搜查、抓人。但妇女们不让搜查,同士兵们扭打。士兵们用拳头和枪托殴打妇女,把她们拖往监狱(妇女劳改点内部也颇有预见地设了一处单独的监狱),一发现男囚犯就开枪打死。指挥部仍然感到讨伐队力量不足,迅速把驻扎在肯吉尔的一营戴黑肩章的建筑工程兵也调到妇女劳改点来了。但是工程兵却拒绝执行这不是士兵应该完成的任务!只好再把他们调回去。不过,也正是在这里,在妇女营区内,讨伐者们才找到了可以在上司面前为自己辩护的主要政治借口。他们并不是傻瓜!不知他们在什么书上看到过,还是真的自己想出来的,反正第二天,星期一,他ffl把几名摄影师和两三个换上囚服的自己人,彪形大汉,带进了妇女营区。这几个冒充的败类一进来便胡乱拉扯女人,摄影师们立即抢镜头拍照。看吧,别利亚耶夫大尉就是为了保护软弱的妇女们不受这些坏蛋的蹂躏才不得不开枪的呀!星期一早晨,壁垒和总务科大院被砸坏的铁门上空的紧张空气变得越来越浓。大院里还躺着几具没人收拾的尸体,机枪手们伏在机枪后面,枪口对准大门,严阵以待。在两个争得了解放的男营区内,人们忙着拆下床上的木棍做武器,用木板和床垫做盾牌。囚犯们隔着壁垒向刽子手们喊叫,刽子手们也对着喊。局势很不稳定,事态必定要向前发展。壁垒内的囚犯甚至打算首先发起冲锋。几个消瘦得快死的人脱下衬衫,登上壁垒,指着自己瘦骨嶙峋的胸膛和根根肋骨,对着机枪手们喊:“喂!冲这儿开枪吧!快冲你老子们开枪!早些打死我吧!”突然,一个士兵拿着一张纸朝总务科大院里的军官跑去。军官马上下令把院里的尸体收拾掉,佩红肩章的士兵随即撤出了大院。大约五分钟,沉默和不信任笼罩在壁垒上空。然后,几个囚犯小心翼翼地朝总务科大院望了望:里面空荡荡的,地上扔着一些死者丢掉的、缝着号码布的黑色便帽。(事后我们得知,是哈萨克斯坦内务部长下令军队清理总务科院内尸体并立即撤离那里的。他刚刚从阿拉木图乘飞机来。尸体拉到草原上安理掉了,以防将来有人提出进行验尸。)响起了一片欢呼胜利的“乌拉!”声。人们涌进总务科大院,接着又涌进妇女营区。墙上的豁口加大了。女营区的监狱也打开了。几个劳改点连成了一片!主营区内部全都自由了,唯有第四劳改点监狱仍然是监狱。所有了望塔上现在都是四人一组的佩红肩章的士兵在警戒。这些人就只好扮演受辱挨骂的角色了!囚犯们集拢起来面向了望塔大声喊叫(自然。妇女们叫得最凶):“你们比法西斯还坏!……你们是吸血鬼!……杀人犯!……”当然、劳改犯中也能找到牧师,而且不止一个。停尸房果已经在为被打死或因伤致死的人们举行追悼仪式了。这时充满八千名囚犯胸膛的该是一种什么感受呢?!这八千人,他们过去一直是,甚至刚才还是互相隔绝的奴隶,现在却团结起来争得了解放,尽管这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它仅限于这四面围墙中间的一块长方形地带,而且处在四人一组的红肩章武装士兵的严密监视之下。记得在埃克巴斯图兹营的那一次吧,当时忍饥挨饿躺在反锁着的工棚里,就好像觉得自己已经接触到了自由!今天呢,这简直像是革命了!曾经遭到无情压抑的人间友谊,如今一。于进发出来了!我们喜爱这些流氓小偷,他们也喜爱我们!(是啊,何必隐瞒呢,这是用鲜血凝结的友谊。况且,要知道,他们此时已经脱离了自己原来那套规范!)当然,我们也更喜爱这些妇女们,她们又像人类应有的那样同我们并肩站在一起了,她们是与我们共命运的姊妹!食堂里贴出了大标语:“拿起任何武器,向军队进攻!”某些最性急的人已经用黑字或彩色字在旧报纸上匆忙地写出了自己的标语口号:“哥儿们,狠揍契卡人员!”“处死眼线!处死契卡的走狗!”在各个劳改点,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在举行群众大会,人们争相发言!发言人都提出各自的意见!你自己考虑吧(现在允许你思考了!),你赞成谁的主张?应该提出什么要求?我们想要什么?判处别利亚耶夫?当然!判处杀人凶手?对!还有呢?不再锁工棚!取消号码布!还有呢?……还有……还有就是那个最可怕的问题了:我们为什么开始这个行动?我们想要什么?当然,我们想要自由,就是自由!但是谁会给我们自由呢7那些判我们罪的法院在莫斯科呀!当我们暂时还只是对于斯捷普劳改营当局不满,或者只对卡拉干达当局不满的时候,人们还会拿我们当个谈话的对象。但是,一旦我们说出对莫斯科不满……那就会把我们全都埋葬在这草原上了。既然如此,我们想要什么?拆掉这些墙吗?向草原四散逃跑吗?……自由的时刻到来了!沉重的枷锁已从肩上和手上脱落!不,反正义无返顾!只要能过上今天这样一天也值得!星期一傍晚,当局派来的代表团来到了怒涛汹涌的劳改营。代表们都十分友善,根本不是虎视眈眈的,也没有带冲锋枪。本来嘛,这还用说?!他们可不是两手沾满鲜血的贝利亚的帮凶!我们得知:从莫斯科飞来两位将军——劳改营总管理局的博奇科夫和副总检察长瓦维洛夫。(他们也在贝利亚手下干过。不过,何必翻老账呢?!)他们认为我们的要求是完全正当合理的!(连我们自己都不胜惊讶:正当合理?这么说,我们不是暴乱分子啦?不,不,完全正当合理!)“对开枪杀人的人一定要追究法律责任!”“他们为什么毒打妇女?”“毒打妇女?”代表团员表示惊讶,“这不可能。”于是阿尼娅-米哈列维奇立即把一长排遭受毒打的妇女带到代表团跟前来。代表们深为震动,连连说:“我们一定查清,一定查清!”“衣冠禽兽!”柳芭-别尔沙德斯卡娅对将军叫喊。“不要再锁工棚!”又有人喊。“决定以后不锁了。”“拿掉号码!”“号码一定要拿掉。”一位我们从未见过面的将军十分肯定地回答说。“把各营区之间的豁口保留下来,不要再堵死!我们需要彼此来往!”我们的人有些得寸进尺了。“好。你们可以来往!就让这些豁口保留下来吧。”将军也同意了。那么,弟兄们,咱们还要求什么?咱们不是胜利了吗?!我们骚乱了一天,兴高采烈,热血沸腾,我们终于胜利了!虽然我们中间也有人不住地摇头说:欺骗,欺骗!可是我们相信了,相信了那些“基本上还是好的”领导!我们相信了,也是因为只有相信才是摆脱目前处境的最简便的出路……受压迫者除了相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一次上当受骗了,下次还得相信。再次上当受骗了,以后还得相信。这样,星期二,五月十八日,肯吉尔各个劳改点的囚犯容忍了自己同伴们的死伤,全部出工了。这一天上午,在我们看来一切都会平安地过去了。但是,聚集到肯吉尔来的高级将领们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种结局等于他们的失败。他们怎能认真承认囚犯有理呢!怎能认真地惩办内务部的军人呢?他们那低能的头脑能够吸取的唯-一条教训是;各营区之间的墙壁修造得还不够坚固!那里应该进一步划出一条火力封锁地带!就在这同一天,性急热心的首长们就把那些已经几年、几十年不曾劳动过的人动员起来参加劳动了:军官和看守们系上围裙,会干活的人操起了镘刀和铺灰板,而那些还没有轮到值勤的士兵则被叫来推车、抬筐。留在营区的残废也要来搬砖、递土坯。傍晚前就把几个豁口全已堵死,还修好了打破的路灯,而且沿着营区内部的各道墙旁边都划出了一条不许靠近的禁区,两端派有哨兵看守,给他们的命令是:越过此线老枪杀勿论!傍晚,为国家贡献出一天劳动的囚犯队伍回到营区来的时候,看守们急忙赶他们去食堂吃饭,趁他们还来不及省悟就尽快把他们锁进工棚。按照将军们的作战部署,必须赢得今天这个晚上,这个对昨天的诺言过于明目张胆地背信弃义的第一个夜晚。同时,他们也指望我们会逐渐地习惯,逐渐就范。但是,在夜幕即将降落的时候又听到了星期日曾经听到过的那种响亮的土匪口哨声,这是第二和第三营区在用口哨交换信息,就像在大规模流氓集会上那样。(这些哨声是刑事犯们对共同事业作出的又一巨大贡献。)看守们为这哨声所震动,没等尽完自己的职责就逃之夭夭了。只有一名军官——军需上尉梅德维若诺克——稍有疏忽,为了工作耽误了一会儿。结果他不得不当一夜俘虏。营区再度属于囚犯。但现在囚犯们已经又被大墙隔开了。只要有人敢靠近内墙,了望塔上立即用机枪扫射。打倒了几个人,有些人受伤。路灯又全被弹弓打碎,但是岗楼上打起了照明弹。这时,被扣在第二劳改点的总务科军需富有用了:人们扯掉了他的一个肩章,把他绑在一张桌子上,推向禁区的前沿。他拼命地朝自己人哀号:“别开枪,我在这儿!我是梅德维若诺克!我在这儿,不要开枪!”囚犯们用长条桌子撞击铁丝网,撞击禁区刚刚埋下的柱子。但在机枪火上压制下既无法把墙打破,也无法爬上墙去。不行,必须挖地道。可是,按照规定,营区内除了几把消防铁锹之外没有铁锹。只好利用伙房的菜刀和汤盆。五月十八日夜至十九日黎明之前,几道墙下全被地道打通了,几个营区和总务科大院又连成一片。这时了望塔上已停止射击。总务科大院里各种工具应有尽有。那些戴肩章的泥瓦匠们一整天完成的工作如今完全白费:在夜色掩护下囚犯们拆除了禁区障碍,打通了墙壁,大大展宽了豁口,免得它们再成为陷阱(后来甚至加宽到二十来米)。这天夜里还打通了通往第四劳改点的墙。监狱的看守人员有的逃入岗楼,有的跑上了望塔(卫兵给他们放下梯子来)。囚犯们捣毁了几个侦查室。这样,他们既解放了监狱,也解放了那些明天即将负起起义领导重任的人们:原红军上校团长卡皮通-库兹涅佐夫(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年纪已经不小,战后曾在驻德国部队任团长,因为他的团里有一个人逃往西方,他为此被判刑。他被关进劳改营监狱是因为他在托自由居民寄出的信里“对劳改营的现实进行了歪曲和诬蔑”)。还有一位原红军上尉格列布-斯鲁钦科夫(据某些人说,他曾被德国人俘虏,还是个弗拉索夫分子)。“新”监狱里还关押着肯吉尔镇自由居民中的一些普通刑事犯。起初,他们以为是国内发生了全面革命,所以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意想不到的自由。但很快就了解到这革命原来只是局部性质的,于是便又安分守己地回到石头牢房里去,而且在整个起义期间,在没有警卫看管的情况下,一直老老实实呆在里面,只在吃饭时才到暴动囚犯们的食堂去。暴动囚犯!可他们已经有三次竭力从自己身旁推开这种暴动和这种自由了。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天赐之物,他们与其说渴望暴动与自由,毋宁说有些害怕它。但是,就像被无法抗拒的海潮所冲击一样,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冲向一场暴动。他们该怎么办?相信诺言?那将是再度受骗,这一点已经由奴隶主们昨天以及从前的行径充分证实了。屈膝跪倒?可许多年来他们就是一直在下跪的呀,也并没有换来慈悲嘛!今天就去负荆请罪?可是今天所给予你的惩罚与经过一个月自由生活之后所给予你的惩罚将会是同样严酷的——一奴隶主的法庭只知道机械地工作。既然判二十五年。那就一律判二十五年,毫无例外。不是有人逃跑过吗!要知道,他们是为了过上哪怕仅仅一天的自由生活而逃跑的!这八千人也是一样,他们与其说是掀起了暴动。不如说是逃向了自由,尽管是短暂的自由!八千个人突然从奴隶变成了自由人,他们现在有可能生活了!久已习惯于冷酷无情的面孔变得温和了,露出了和善的微笑,妇女们认出了男子汉,男人们也握住了妇女的手。那些从前只能经过巧妙安排的秘密渠道书信往来而从未见过面的人们,现在互相认识了!有些立陶宛姑娘过去是经过天主教教士隔着墙壁许婚的,现在她们看到了自己那符合宗教教规的丈夫,是神从天上把婚姻赐给她们了。各教派的信徒和有宗教信仰的人如今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集在一起祈祷而不受任何人阻挠了。分散在各营区的孤独的外国人如今互相找到自己的同胞,也在用本国语言谈论着这次奇怪的亚洲式革命。劳改营的全部储备粮食落到囚犯手中。没有人再赶你到派工地点去从事十一小时的劳动了。囚犯们用自己的手撕掉了狗牌般的号码布,激动得彻夜不眠的劳改营迎来了五月十九日的黎明。路灯被打碎,电线杆倒在铁丝网上。现在,囚犯们可以顺着地沟自由地从一个营区到另一个工区去。许多人从储藏室取出自己从前在狱外穿的衣服穿上,个别小伙子戴起了高加索式的毛皮高帽或库班人的平顶小帽,低低地、俏皮地压在眉梢上。(很快就出现了绣花衬衣,亚洲人还穿起色彩鲜艳的长袍,缠起头巾。过去一片灰黑色的劳改营变得绚丽多彩。)值日人员到各个工棚招呼人们到大食堂去选举“委员会”——与当局进行谈判和实行自治的委员会(它就是取了这样一个谦虚而谨慎的名称)。选举这个委员会的时候,人们也许是只指望它能工作几个小时的,但是,命运注定它将在长达四十天的时间里在肯吉尔特种劳改营分部发挥政府的作用。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两年前,那么,单单是由于害怕此事被那个人本人知道,斯捷普特种劳改营的主子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即下达那个有名的命令:“不必吝惜子弹!”于是便会从各个了望塔上一齐朝着整个营区的人群开枪。至于这会把八千人统统打死,还是只会打死四千,那是无所谓的,他们的心绝不会为此颤动一下,他们是那种从不发抖的人嘛!但是,一九五四年当时的复杂形势迫使劳改营主子们犹豫不决。同一个瓦维洛夫和同一个博奇科夫如今在莫斯科已经感觉到某种新潮流的到来。这里已经枪杀过不少人,现在正为此寻找开脱的理由,以便使这已经干下的勾当具有某种合法外衣。这样,他们就难免犹豫不决,从而也就给了暴动者们时间,使他们可以开始独立的新生活。最初几个小时,首先需要确定这次暴动的政治路线。这关系到暴动本身是否要继续下去。有些人怀着朴素的感情挂出了写在旧报纸上的口号:“哥儿们,狠揍契卡人员!”那么,暴动是否应该跟着这类口夺走呢?刚刚走出监狱的卡皮通-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由于形势的压力,或者由于他的军人作风,或者是在朋友们的敦促和自己内心的召唤下,看来马上就站到了为数不多的、但在肯吉尔营里久经磨练的正统派分子一边,采取了他们的观点:“要坚决制止这些胡言乱语,要坚决制止某些人想利用我们这次事件的企图,制止他们的反苏维埃的和反革命的情绪!”(这里引用的话是根据委员会的另一成员阿-弗-马克耶夫的谈话记录。谈话是小范围的,在彼得-阿科耶夫的储藏室里进行的。当时,正统派不住点头并对库兹涅佐夫说Z“就为了这些口号我们都得加判刑期!”)当晚的最初几个小时库兹涅佐夫便开始到各个工棚去声嘶力竭地进行游说。但是,就在这最初时刻,以及在第二天早晨的食堂大会上和后来的许多场合,他都遇到了抵制。那些被践踏得再无法忍受、感到自己已经无可丢失的人们在倾诉他们的怨恨,尽情抒发极端情绪。但是这位上校却不厌其烦地、不知疲倦地重复自己的观点:一反对苏维埃就意味着我们的灭亡。如果我们现在提出反对苏维埃的口号,我们会立即遭到镇压。他们正在找镇压的借口呢!这类口号会给他们提供开枪的充分理由。只有在合法斗争中我们才能得救。我们应该像苏维埃公民们所应当做的那样同莫斯科派来的代表们对话!”然后他又大声喊着说:“我们不能容许个别挑拨分子的这类行为!”(不过,当库兹涅佐夫发表这些演说的时候,人们正在“小车厢”里热烈地接吻,没怎么留心听他的话。)这就好像一个人坐在火车上,火车朝着他不想去的方向奔驰。他决心从车上跳下来,但这时他必须朝着车行方向往下跳,而绝不能往他想去的方向跳。这是历史的惯性的表现。远非大家都愿意这样,但库兹涅佐夫路线的合理性旋即为大家所理解,所接受。很快在全营区各处都挂出了大字巨幅标语,从了望塔上和岗楼上都能看清楚:“苏联宪法万岁!”“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万岁!”“苏维埃政权万岁!”“要求派中央委员来!要求复查我们的案件!”“打倒杀人凶手贝利亚分子!”“斯捷普拉格军官的夫人们!你们当杀人凶手的妻子不感到可耻吗?”虽然绝大多数肯吉尔人心里都非常清楚:远近各地和眼前发生的对上百万人的镇压、迫害完全是在这个宪法的阴暗光线下干出来的。完全是由这个政治局的成员们批准的,但是,肯吉尔人没有别的选择,他们还是得在标语上写这个宪法万岁和这个政治局万岁。现在,重读一遍挂出的标语之后,暴动的囚犯似乎感到自己脚下的地盘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坚实性,内心感到宽慰、踏实多了:我们的运动不是没有希望的。刚刚进行过选举的大食堂上空高高升起了一面旗子,整个肯吉尔镇都能看见它。这面白地、黑边、中间有个红十字的旗帜后。来挂了很长时间。根据国际海洋法规,这面旗表示:“遇难!船上有妇女和儿童!”总共十二人被选人委员会.以库兹涅佐夫为首。委员会立即讨论了分工,成立了下列各部:宣传鼓动部(由立陶宛人克诺普库斯领导,他是因参加诺里尔斯克起义贾拉转押到这里来的);总务部;伙食部;内部安全部(由格列布-斯鲁钦科夫负责);军事部;技术部(这个部大概得算劳改营政府中最奇特的一个部了)。委任原少校马克耶夫担任与劳改营头头之间的联系。委员会中还包括一名小偷头目,他也负责一方面的工作。委员中也有妇女(人选是意料中的:白发苍苍的经济学家、党员沙赫诺夫斯卡娅,喀尔巴阡地区的老教师苏普伦,还有柳芭-别尔沙德斯卡娅)。真正的主要起义鼓舞者是否也进入了这个委员会呢?显然没有。几个中心,特别是乌克兰人的中心,显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状态(俄罗斯人在整个劳改营中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只有乌克兰老游击队员米哈伊尔-凯列尔,这位从一九四一年起时而同德国人作战,时而同苏联人作战的人,这个曾在肯吉尔劳改营里当众砍死一名眼线的人,现在以那个司令部派来的沉默的观察员身分参加委员会的各次会议。委员会办公处设在妇女劳改点的行动人员办公室,公开办公,只有“军事部”把自己的指挥所设在第二劳改点的浴室里。各部都积极展开了工作,最初几天显得特别繁忙,什么事情都需要从头考虑,安排。首先要修筑防御工事(马克耶夫预料必然会有军队来镇压,所以他反对修筑任何防御工事。斯鲁钦科夫和克诺普库斯则坚持要修)。几道内墙的豁口扩大了,拆下来大量土坯,囚犯们便用土坯在所有的岗楼和营区出人口的对面修起了壁垒。因为目前岗楼全在警卫队的手里,任何一个哨兵在任何一分钟都可能为讨伐队敞开大门。总务科大院里有的是成卷成卷的铁菠菜,人们便用铁蒺藜绕成布鲁诺蛇腹形铁丝网,布置在几个易受威胁的方向。也没有忘记在某些地方挂出些写着“小心!布雷区!”的小木牌。这是技术部想出来的妙法之一。围绕着技术部的工作形成了某种极其神秘的气氛。这个部在总务科大院里开辟了几个秘密房间,入口处画着骷髅和交叉的肱骨,写着:“高压十万伏!”的字样。这里只准许几个技术部的工作人员出入,所以别的囚犯都不知道技术部里干些什么。很快就传开了一个消息:技术部正在制造某种秘密化学武器。囚犯和主子们都知道劳改犯中有一些非常高明的工程技术人员,所以一种盲目的信念很轻易地就进入了大家的头脑:这些人什么都能干,甚至会发明一种连莫斯科都没有人知道的武器。总务科仓库里有各种化学试剂,要制造简单的地雷还不是易如反掌吗?所以人们对于写着“布雷区”字样的小牌子是认真看待的。还制造了另外一种武器:把一些装满碎玻璃屑的小盒子放在每个工棚的入口处(可以用它往冲锋枪手的眼睛上打)。原来的作业班编制不动,改称排,每个工棚编成一个中队,任命了中队长,归军事部领导。由米哈伊尔-凯列尔担任警卫队长。几个易受威胁的地方都派纠察队员值班,按固定时间交接班,夜间加强戒备。考虑到男子的心理特点——他们当着妇女的面不会逃跑,而且一般地说表现得比较勇敢——纠察队由男女囚犯混合编组。肯吉尔劳改营的许多妇女不仅嗓门高,而且很勇敢,尤其是占妇女大半数的乌克兰姑娘。现在人们不再期待老爷发善心了。他们自己动手拆除了窗上的铁栅栏。最初两天主子们还没有想到切断营区的电源,所以总务科大院里的机床还可以开动,人们便把拆铁栅栏下来的铁条磨尖磨光,制作了大量镖枪头。这两天锻造车间的机床工一直不停地制造武器:刀子、长柄宽刃斧头和刑事犯们特别喜欢的马刀。(他们还喜欢往刀柄上挂两个用彩色皮革做的小铃铛!)有些人甚至拿起了古代用的链子锤。纠察队员们扛起镖枪去值夜班。夜间派往男子区指定地段值班的妇女排揣着梭镖雄赳赳地前进,随时准备迎着进攻者冲上去。(当时还天真地认为刽子手们会不好意思镇压妇女呢!)如果不是有严峻而洁净的暴动气氛笼罩,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它早已由于人们的嘲讽或淫欲而涣散瓦解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梭镖和马刀只不过是拿来玩耍的。但对于这些囚犯来说,过去的监狱和未来的监狱却不是开玩笑的。梭镖确实像玩具,但它总算是命运赐给我们维护自身自由的第一个机会呀。在革命早期的清教徒气氛中,妇女在壁垒上出现本身就是某种武器。而此时此地,这些男子和妇女的所作所为也都无愧于这种革命气氛,他们庄重严肃地紧握着梭镖,矛头指向黑暗的天空。如果说这些日子里也有人产生过低级的、淫欲的念头,那就只是那些呆在劳改营区之外的、佩带肩章的统治者们。他们的推测是:一星期听其自由活动而无人过问的囚犯,必将在营区内淫乱纵欲,为所欲为。主子们也正是这样向镇上的自由居民们描述的,说囚犯们就是为了淫乱目的才暴动的。(当然罗,过着酒足饭饱、无忧无虑的生活的囚犯们除了淫欲之外还可能有什么不满足之处呢?!)劳改营当局的主要推测是:刑事犯必将开始强xx妇女,政治犯就会起来维护妇女,这样,必然会开始一场互相残杀。但是,内务部的心理学家们这次又错了。这也同样值得我们惊讶。一切都证明,小偷们这期间的所作所为也像人们一样,不过不是他们使用这个词的传统含义,而是我们所理解的人们。为了酬答他们的这种态度,政治犯和妇女们自己对待他们也特别友善,充满信任。至于在这背后是否还隐藏着别的什么原因,那就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了。也许小偷们仍然想着第一个星期天流血牺牲的同伴们吧。如果要向肯吉尔暴动的力量来自何处,那么,应该说,来自团结一致。小偷们并没有触动粮食仓库。对于了解他们本性的人来说,这一点同样令人惊讶。虽然仓库里的食品够用好多个月,但是罢工委员会商定:粮食及其他食品仍旧要按原标准发放。这是由于不敢吃得超过官方规定的伙食标准,怕将来追究浪费责任。奴性十足的恐惧感!好像在这许多饥饿的年代里国家没有欠下囚犯的债似的!相反,简直笑人:留在营区外面的劳改营首长们还必需从总务大院领供给,那有什么!——委员会根据他们的请求让波尔图什金上尉(此人不坏,在前方打过仗的)进入大院,他按自由人的供给标准,把食品,如干果之类,定期给首长们运出去。囚犯们一概放行。劳改营的财务科按原标准发放食物,伙房领来做饭。不过,在新的革命气氛中,炊事员不再偷窃,不再有刑事犯的使者奉命到伙房来替别人领取伙食,也不再给那些杂役们多盛几勺了。因此,尽管供应量并未增加,伙食量却明显地比以前增加了!这时期也有个别刑事犯卖一些东西给别人(这是他们从前在别处抢来的),但是现在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卖后立即又把东西强要回去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甚至地方供销部门开办的小商亭也照旧在营区内营业,指挥部答应保障自由公民女收款员的人身安全。她在没有看守护送的情况下可以进出营区,在营区内由两名女青年护送到各个小商亭向售货员收缴贷款——内部流通券。(但是,囚犯手里的内部流通券很快就用完了,而且统治者不允许继续向营区进货。)统治者手里还剩下三样可向营区供应的东西——电、水、药品。众所周知,空气是不由他们支配的。至于药品,在整整四十天的时间里他们没有供给营区一片药,一滴碘酒。罢工开始两三天后他们切断了电源,停止了供水。技术部开始为光明而斗争。最初想出的办法是:在细电线上绑两个钩子,把它甩到劳改营墙外,挂住墙外的电线。这样偷了几天电,后来这些“触须”被切断了。这期间技术部实验过风力发电机,但又放弃了。后来又在总务科大院选了个从了望塔上和低飞的“U-2”型飞机上看不见的地方,组装起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利用……自来水管的水发电!把总务科大院里原有的一台发动机改装成了发电站。发出的电力只能供营区的电话网、指挥部照明补……无线电发报机使用!各工棚只好点燃松明……这个举世无双的“水力发电站”一直工作到暴动的最后一天。暴动刚刚开始时,将军们还像主人一样到营区里来走走。而且,那个叫库兹涅佐夫的代表果然手段高明——第一次谈判时他就首先命令从停尸房把死尸抬出来,而后大声下命令:“脱帽!”囚犯们都把帽子摘下来了,于是将军们也不得不在自己造成的牺牲品面前脱下他们的军帽。但是,总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古拉格的将军博奇科夫手里。他赞同选出一个委员会(“总不能同时跟大家一起谈话呀!”),他要求谈判代表们发言时首先讲明自己的案情(于是库兹涅佐夫就滔滔不绝地、也许还是很乐意地讲述起自己的案情来)。博奇科夫还要求囚犯发言时一定要站起来。当有个代表刚说出一句:“囚犯们要求……”时,博奇科夫立即敏感地反驳说:“囚犯们只能请求,而不能要求!”这样,“囚犯们请求……”这种表达方式也就规定下来了。对于囚犯们的请求,博奇科夫的回答是大讲社会主义建设、国民经济的空前高涨、中国革命的胜利成就。这种盲目自负的间接洗脑办法总是使我们变得意志薄弱、无话可说……他来到营区的目的是想解释他们开枪射击是正确的,(他们很快便要宣布,根本没有向营区开枪,那都是匪徒们的造谣。也根本没有殴打犯人!)而有的囚犯代表竟敢请求他违反“关于分别关押囚犯的指令”,这简直使他大为惊奇。(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指令”就像某种永世长存、天经地义的法律一样。)很快又有一些新的、更显要的将军们乘“道格拉斯”飞来了:这是多尔吉赫(似乎当时是劳改营总管理局的局长)和叶戈罗夫。他们在食堂召开大会,将近两千名囚犯去参加了。又是库兹涅佐夫下令:“注意!起立!立正!”他敬了礼,把将军们让到主席团就座,他自己则由于官级较低而站在一旁。(斯鲁钦科夫的表现则不同。当某个将军在讲话中提到人民的敌人时,斯鲁钦科夫立即以响亮的声音反问他:“你们中间谁不是敌人?雅戈达是敌人!叶若夫是敌人!阿巴库莫夫是敌人!贝利亚是敌人!谁能保证现在的克鲁格洛夫就不是敌人呢?”)马克耶夫在笔记里写道,他曾拟了一个协议草案,规定劳改营当局保证不把任何囚犯转押到别处去,不实行镇压,开始复查案件,囚犯们则同意立即复工。但是当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拿这个方案到各工棚去征求意见时,囚犯们却报之以奚落,称他们为“完了头的共青团员”,“特派推销员”和“契卡的奴才”。他们在妇女劳改点看到的反对情绪尤为激烈。人们现在特别不能接受的是划分男区和女区。(马克耶夫也在盛怒之下冲着反对者叫喊:“你小子刚刚在娘儿们那里得了一点便宜,就以为苏维埃政权完蛋了吗?告诉你,苏维埃政权会坚持照自己的意见办事的!”)一天天过去了。将军们通过了望塔上的士兵的眼睛,通过现在呆在了望塔上的看守们的眼睛(看守们认得囚犯,因此便让他们从那里观察并记住囚犯们在干些什么),甚至通过(也许是携带照像机的)飞行员的眼睛,一刻也没有停止对营区活动的观察。但是,将军们不得不遗憾地得出结论:营区内没有互相残杀,没有暴行和摧残,没有强xx,营区自己不会垮台,也找不到派兵进去“救援”的借口。劳改营屹立不动。谈判的性质也就渐渐地改变了。戴金肩章的人们组成各种小组不断地到营区来劝说、谈话。他们谁都可以来,但来人手里必须拿着小白旗。走过总务科的岗楼,即目前进入营区的主要人口之后,还必须在壁垒前面接受检查——要由一个穿黑棉袄的乌克兰姑娘拍拍将军们的衣袋,看看是否带着手枪或手榴弹之类。但是,另一方面,暴动者的指挥部则保证这些人的人身安全!……将军们被领到可以去的地方(当然不能去总务科大院的秘密房间),允许他们同囚犯谈话,还替他们召集各劳改点的囚犯大会。开会时将军们仍然和从前一样闪着金色肩章坐在主席台上,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犯人们推举自己的代表讲话。但是,这个话有多么难讲啊!怎么讲呢?现在在这里讲话等于在书写自己的新判决书。更何况这些灰黑色的囚犯与天蓝色的将军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是大相径庭的,他们彼此所理解的真理过于悬殊,甚至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启发这些养得脑满肠肥、身躯高大的生物,可以感动这些发光的冬瓜头。一个共产党员、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列宁格勒的老工人的讲话似乎使将军们十分气恼。老工人质问他们:既然军官们在总务科大院里可以随意取用东西,可以利用从选矿厂偷来的铅块强迫囚犯替他们制造铅砂去偷偷打猎,既然他们可以命令囚犯去替他们自己种菜园,而劳改营的长官洗澡时要人们替他铺好毯子,要乐队在外面为他奏乐,那么,访问,这还叫做什么共产主义?!为了尽少听到这类糊徐人的叫喊,双方的座谈后来便采取了高级外交谈判的直接谈判形式。六月间某日,在妇女营区里把饭桌撰成一排,在长桌的一边就座的是戴金色肩章的将军们,身后站着经批准进入营区保卫他们的冲锋枪手。长桌的另一边就座的是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身后也站着保卫人员——他们手持马刀、梭镖和弹弓等,十分严肃。这些人后面则挤满了囚犯,他们是来“听听双方的讨价还价”并“呐喊助威”的。(会议长桌上也不是没有“酒食”的——从总务科大院的温室里取来了鲜黄瓜,从伙房里拿来一些酸乳、克瓦斯。佩戴金肩章的人们竟也毫不客气地大嚼其黄瓜……)起义者的要求,或曰请求,是早在起义的最初两天就通过了的,现在只须不断地重复它就行了,即:——惩办枪杀福音会会员的凶手;——惩办一切对星期天夜晚总务科大院的屠杀应负罪责的人;——惩办殴打妇女的人;——释放所有因罢工被非法关进秘密监狱的同志们;——去掉号码布,拆除工棚窗上的铁栅栏,不要锁工棚;——不要修复各劳改点之间的内墙;——和自由工人一样实行人小时劳动制;——提高劳动报酬(甚至没敢提出要与自由工人同工同酬);——允许与直系亲属自由通信,时而允许探视;——立即开始复查案件。尽管这里没有一项要求足以动摇国家制度的基础,也并没有违反宪法(而许多项目只不过是请求回到从前的状态),但是统治者们却不可能接受其中哪怕最不重要的一条,因为这些个只有脖颈后时-点头发修剪得很整齐的肥大的脑袋,这些个被军帽遮盖着的秃瓢,都早已不习惯承认自己的任何错误和罪过了。如果真理不是在上级机关的秘密指令中表现出来,而是从黎民百姓的口中说出来的,那么他们便绝不承认这是真理,而且还会对它感到厌恶。但是,八千名囚犯在包围中长期岿然不动,这毕竟会使这些将军脸上无光;这既会损伤他们的声誉,也可能毁掉他们的前程。所以,他们还是答应了。他们应允说,所有这些要求几乎全可照办,只是提出一条;不把妇女劳改点单独隔开这一项很难办到,甚至也“不应该这样”。(好像过去二十年来普通劳改营里没有这样实行过似的!)不过,“可以考虑一些别的办法”,例如,规定一些固定的会面日之类。至于在营区组成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的问题,将军们竟也当场同意了。(但是,斯鲁钦科夫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坚持不要提这一条:否则眼线们就会以向调查委员会提供证词为借口把营区里的一切全都”捅”出去。)复查案件?当然罗,案件是要复查的,但需要稍等些时候。目前刻不容缓的是要出工!出工!出工!这一点囚犯们当然看得很清楚:这是要把囚犯们分成一队一队的,用武器迫使他们伏在地上,然后逮捕带头人。于是代表们隔着桌子回答说:不行!人群中也有人喊:不行!斯捷普拉格管理处作得太过分了!我们对斯捷普拉格的领导信不过!我们对内务部信不过!“其事连内各部也不信任?”在座的副部长对这种叛逆感到震惊,不禁摸了摸额头,“是谁使你们这么仇恨内务部的?”这不能理解吗?“派党中央主席团成员来吧!我们要见党中央主席团成员!那我们就相信!”囚犯们喊道。“可别后悔呀!说不定对你们会更加不利!”将军们威胁说。这时库兹涅佐夫站起来讲话了。他昂首挺胸傲视着对方,轻松而有条理地警告说:“假如你们想靠武器进入营区,请你们不要忘记这里有一半是曾经攻下过柏林的人。他们也能夺过你们的武器来!”这就是卡皮通-库兹涅佐夫!将来撰写肯吉尔暴动史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向我们介绍这个人物的。他是怎样理解和度过自己的监禁生活的?他是怎样理解自己的被捕的?既然恰好在暴动期间莫斯科下令释放他(而且同时还给他恢复了名誉),那么他该是很早就请求复查的了?他使暴动的劳改营保持着这么好的秩序单单是由于他作为职业军人的责任感吗?他是因为对这次运动有同感才出面领导它的吗?还是由于深信自己有指挥能力而为了节制这个运动,为了把泛滥的洪水纳入堤岸之内(通过遏制斯鲁钦科夫而防止双方的相互残杀),为了把运动变为被制服了的驯顺的波涛而置于当局脚下才出面领导它的呢?在代表会面时,在谈判中,或者通过次要人物,他都有可能把想要传达给讨伐者们的信息传达过去,并且有可能让他们说出他希望听到的话。例如,六月间他就曾经委派马尔科相这个机灵人物代表委员会到营区外面去谈判过。库兹涅佐夫是否利用过类似的机会?也许他没有。也许他的态度就是独立自主的,他的为人也许就是骄傲的。有两名保镖,即两名乌克兰彪形大汉,腰间挎着马刀时刻跟着库兹涅佐夫,寸步不离。他们这是为了保卫?还是为了报复?(马克耶夫还断言,起义期间库兹涅佐夫还有一位临时夫人,她也是班杰拉分子。)格列布-斯鲁钦科夫才三十岁。也就是说,他被德军俘虏时只有十九岁。现在他和库兹涅佐夫一样穿上了从储藏室取出的旧军装,极力表现出一副军人气概。他稍微有点跛脚,但这点被他那敏捷的动作掩盖了。谈判时他态度鲜明、激烈。劳改营当局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过去的少年犯”(即在未满十八岁时被捕,现已满二十一、二岁的人)带到营外,单独释放。这大概未必是骗局,因为当时其它很多地方确实也在释放这种人或者已给他们减刑。可是斯鲁钦科夫却回答说;“你们问过从前的少年犯本人吗?他们愿不愿意把同伴们丢在这里而自己从一个营区转到另一个营区去?”(在暴动委员会会议上他坚持说:“这些少年犯是我们的可靠力量,不能放他们走!”将军们想在暴乱中释放这些人的用意主要也在于他们是“一股可靠力量”。至于带出去之后会不会再把他们分别关进营区外面的禁闭室,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奉公守法的马克耶夫还是调查了愿意办理“释放手续”的原少年犯,结果,他证实:在符合释放条件的四百零九名原少年犯中,只有十三名愿意出去。这个证明出自竭力取悦当局而敌视这次起义的马克耶夫之口,是值得惊奇的;四百名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青年人,而且其中大部分还不是政治犯,不仅放弃了自由,而且也放弃了自身得救的机会,自觉自愿地留在这注定失败的暴动者中间了……针对将军们发出的武力威胁,斯鲁钦科夫的回答是:“你们派兵来吧!你们多派些冲锋枪手来!我们会把玻璃屑撒进他们的眼睛,缴下他们的冲锋枪!把你们整个肯吉尔卫戍部队打个落花流水!把你们那些罗因腿军官们一直赶到卡拉干达,踩着你们的脊背进入卡拉干达!那里都是我们的人!”。另外一些人提供的关于斯鲁钦科夫的证词也是可以相信的。据说,他曾举起芬兰式短刀摇晃着说:“谁要逃跑,这刀就朝谁的胸膛扎!”他还在工棚里宣布:“谁不出去参加自卫,谁就准备吃我一刀!”这也是一切军人政权和军事状态发展的必然逻辑……新生的劳改营政府,同古今一切政府一样,没有内部保安部门是无法生存的,此项工作也由斯鲁钦科夫领导(他的“军事部”设在妇女劳改点的行动人员办公室)。因为没有希望战胜外部力量,所以斯鲁钦科夫懂得:这个职位对他来说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死刑。在暴乱的日子他曾告诉劳改营的囚犯;统治者们曾经板秘密地向他提出过一项建议,要他在囚犯中挑起民族残杀(戴金肩章的人们对此寄托了很大希望),这样来给当局制造一个派兵进入营区的良好借口。主子们答应:如果斯鲁钦科夫能办到这一点,事后就可以保全他一条命。但是斯鲁钦科夫断然拒绝了这笔交易。(主人还向其他人提过一些什么建议呢?别的人却守口如瓶!)不仅如此,当斯鲁钦科夫听到谣传说劳改营里将要对犹太人采取暴行时,他立即发出警告:对传播这种谣言的人要当众鞭笞。谣言立即被制止了。斯鲁钦科夫不可避免地要同正统派分子发生冲突。这一冲突终于发生了。应该指出,这些年来所有苦役营的正统派分子不约而同地都在谴责“屠宰”眼线的行为,他们甚至不赞成囚犯为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任何斗争。他们这样作固然有他们的低级算盘(不少正统派分子是劳改营“教父”的走狗),但同时也还有一套“理论”根据:他们承认来自上面的,当局采取的任何形式的,甚至大规模的镇压和消灭,把它看作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但是同样的行动,甚至是突然迸发的、个别的、分散的行动,只要它是从下面发动的,他们便把它看作匪徒的暴行,而且还要说是“班杰拉分子”式的(这些正统派分子中间从来没有人承认过乌克兰有权分立,因为在他们看来,承认这一点就等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了)。政治苦役犯们拒绝从事奴隶劳动,对铁栅栏和随意枪杀犯人感到愤慨。这都使劳改营内的那些驯顺的共产党员伤心、苦恼、心惊胆战。肯吉尔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时正统派便倾巢而出了。(这里有根金、阿普费尔茨维格、塔拉拉耶夫斯基;显然还有阿科耶夫,其他几个人的姓名我们不清楚。此外还有一个长期装病的人,他长年躺在医院里,说他、“脚底下总在旋转”,这类知识分子式的斗争方式他们倒是承认的。而在暴动委员会中他们的代表显然就是马克耶夫。)他们从斗争一开始就指责“本来就不该开始”,界墙上的豁口被堵死之后,他们又指责说不应该挖地道。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残余的班杰拉分子挑起来的。现在他们主张尽早地让步。(是啊,被打死的十六个人不是他们劳改点的人;至于管那个福音派教徒鸣不平,简直可笑!)在马克耶夫的笔记里到处流露出他们这一派别的激怒情绪。他们觉得周围一切都十分愚蠢,所有的人也都愚不可耐;四面八方都有危险——当局会给他们加判刑期;班杰拉分子会让他们背上吃一刀。马克耶夫写道:“他们想用铁器恐吓大家,让大家都毁灭。”他说肯吉尔营的暴动是“血腥的游戏”,是耍弄“假王牌”,是班杰拉分子们的“外行文娱演出”,他还经常把这次事件称为“结婚典礼”。马克耶夫认为暴动领导者所追求的完全是淫佚放荡、逃避劳动和推迟应受的惩罚(他认为判给人们的惩罚自然是公正的)。这种看法忠实地反映出正统派分子对五十年代劳改营里的自由运动的态度。不过,马克耶夫为人是相当谨慎的,他甚至还参加了暴动的领导班子。而另一个叫塔拉拉耶夫斯基的人则公开提出了这些指责,因而斯鲁钦科夫领导的内部安全部便以“进行敌视起义的煽动”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是的,就是这样。起义的、解放了监狱的囚犯们如今办起了自己的监狱。这是嘲笑,但这嘲笑也是古已有之的。不过,由于各种罪名(也有人给当局去通风报信)关进监狱的总共只有四个人,而且没有枪毙一个人(相反,这几个人后来倒是有了证据,可以在劳改营领导面前证明自己没有参加叛乱了)。监狱,一般地说,在整个起义期间成了大家参观的场所,特别是三十年代修建的黑暗的旧监狱部分。那里有在屋顶只留着一个进出口而没有窗户的单身牢房,里面一张无腿“木床”,也就是把一块床板直接放在水泥地上供囚犯睡眠,床板上显然比牢房本身还要阴冷潮湿;“木床”旁边的水泥地上,像喂狗盆似的放着一个粗陶制的大碗。委员会的宣传部组织囚犯们去参观这些旧监狱,特别让那些过去没住过这种监狱,今后也许不可能住的人们去。当将军们来到营区时,也领他们去参观。(但他们毫未对此感到惊讶!)宣传部还请求将军们组织镇里的自由工人到这里参观,因为工地上一旦没有囚犯干活,那些人反正也是不会干活的。将军们甚至真的派了一些人来,当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些经过挑选的人,他们参观后一点也没有表示愤慨。作为对等措施,将军们也建议宣传部组织一批囚犯去矿山(即去斯捷普拉格的第一、第二分部)参观,因为我们这里传说那里也暴动了。(这里顺便说一下,当时的奴隶和奴隶主双方由于各自的原因都避免使用“暴动”这个词和另一个更坏的词“起义”,而是使用一个羞答答的、不那么刺耳的、和平的名词“春歇”。)囚犯们当真选了一些人乘车去参观了,他们看到那里的囚犯们确实在照常出工劳动。人们对于罢工的蔓延扩大寄托着多少希望啊!而参观者带回来的却只有沮丧。(带人们去参观这一招儿作得很及时!其实,矿山上的囚犯已经从自由工人那里听到些关于肯吉尔营暴动的谣传了,当然也有波动。六月间恰好有许多复查申请遭到拒绝。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孩子在禁区旁边被枪打伤了。于是矿山上也宣布了罢工,人们在劳改点之间的界墙上打开缺口,涌开了。了望塔上架起了机关枪。不知什么人挂出了一条反苏维埃的横幅标语,还提出了“自由或者死亡!”的口号。但是,这幅标语很快被拿掉,换上了一幅提出合理要求的标语,并且写明:一旦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就保证夺回罢工造成的损失。开来几辆卡车要从仓库取面粉,占领仓库的囚犯们没有给。罢工大约继续了一周。不过,我手头没有关于这次罢工的准确材料,这些都是听第三者说的,可能有所夸大。)总之,有几个星期肯吉尔的“战争”变成了宣传战。营外的广播整日不停:在营周围装了几个扬声器,向营区轮流播送对全体囚犯的呼吁和消息,有时也放一两张老掉牙的、令人厌恶的、折磨你每一根神经的唱片;姑娘在田野徘徊,我的爱就是她,我早已爱上,她那美丽的辫发。(不过,即使为了争得听听这旧唱片的一点点权利,也值得发动这场起义!要知道,甚至这种破烂唱片也不是播放给跪着的人们听的呀。)播放这些唱片也符合时代精神;它们起着广播干扰作用,干扰从劳改营里向外播放的、针对警卫战士们的广播。营外的广播内容不外以下几种;诬蔑我们的整个运动,硬说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奸淫和抢劫(虽然劳改营的囚犯听了好笑,但这是让村镇上的自由居民听的!本来奴隶主们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作出任何更高尚些的解释!至于承认我们这些愚民百姓还能够追求正义和公理,这种思想高度简直是他们无法攀登的);编造一些有关暴动委员会某个委员的“私人丑事”(他们甚至造谣说,某个头目有一次被押送渡过科雷马河时把船底凿了一个洞,致使驳船沉没,三百名囚犯溺死。广播还着重指出:淹死的都是些可怜的囚犯,而且几乎全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而没有淹死押送士兵。也不知道他本人怎么没淹死);对库兹涅佐夫进行神经战——说本来已经批准要释放他,现在又撤回了;不停地号召:去劳动吧!出工吧!为什么祖国应该白白养活你们?你们不出工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指望用这些话感动那些注定永远在这里眼苦役的人们吗?!)整列整列的运煤火车停在那里没人卸车!(囚犯们哈哈大笑:“让它停着吧!你们会早些让步的!”不过,囚犯们也没有想起来:既然损失使他们那么痛心,为什么不动员戴金肩章的人去卸车?)但是,暴动的技术部也没有示弱。他们在总务科大院找到两台电影放映机,利用那上面的放大器代替扬声器。当然,功率不大。电源由秘密水电站供应!(起义的囚犯拥有电力和广播,这使统治者十分惊奇和不安。他们担心暴动者会组装一台发报机,会把起义消息发到国外去。劳改营内部也有人散布这类谣言。)劳改营也有了自己的播音员(其中斯拉娃-亚里莫夫斯卡娅最有名)。播送最新消息、广播新闻(还有每天的墙报和漫画)。还有一个节目叫“鳄鱼的眼泪”,是嘲笑看守的:“他们从前残酷殴打妇女,如今却装出为妇女命运操心的样子。”还有专为卫兵播送的节目。此外,囚犯们还在夜晚走近了望塔,用话筒向卫兵们喊话。但由于电台功率不够,无法对村镇上的自由居民广播;而这些人才是在肯吉尔能够找到的唯一可能同情我们的人,他们大部分也是被流放到这里来的。村镇当局不是通过广播,而是通过因犯们办不到的某种方法,散布了大量谣言,把这些人的思想搞乱了:说什么现在控制着劳改营的是些嗜血成性的匪徒和淫荡的娼妓(这种说法特别对村镇里的妇女起了作用);说劳改营里正在虐杀无辜的老实人,把他们扔进炉膛活活烧死(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当局竟不去干涉!……)。相距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远,怎样才能让墙外的这些人听到我们的声音呢?必须告诉他们:“弟兄们!我们仅仅是要求公正!他们无缘无敌杀害我们!待我们还不如狗!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可是,怎样去告诉他们呢?一技术部的人深知自己赛不过现代科学技术,因此只好使思想向后转,求助于见世纪前的技术。总务科大院里什么都有,这一点已经谈到过。多年来,对于杰兹卡兹甘的军官们来说,这个地方既能代管首都时装店,又能代替各种田用品修造工厂、这时,囚犯们利用总务科大院里的烟卷纸,仿照法国蒙戈尔非耶弟兄傲气球的办法,或做了一个巨大的气球。气球上绑上一束传单,气球下面吊一个火盆,装上燃烧的木炭,它可以把热空气通过气球下部的开口进入气球。使气球上升。囚犯们兴高采烈地聚集在院子里(囚犯们高兴起来就像小孩子一样),观看这一奇特的抗空装置冉冉上升,向墙外飞去!但是,呜呼!这天的风速超过气球上升的速度,气球团飞过墙,下面的火盆就被墙外的电线挂住,失去热气流供应的气球落了下来,同传单一起烧毁了。这次失败之后。他们又用烟充满气球。这种气球在顺风时飞得不错,可以使村镇居民看到挂在上面的大字标语:“救救遭受毒打的妇女和老人们!”“要求派党中央主席团委员来!”警卫士兵们便用枪射击这些气球。这时有几个车臣人囚犯向技术部建议制作风筝(他们是做风筝的能手)。很快便糊出了不少风筝,可以把它们放到很远的村镇上空去。风筝上绑有一个小小的机关,待到风筝飞到预定位置上空时,机关就可以打开,挂在上面的一束传单就落下去了。放风筝的人坐在工棚屋顶上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传单有时落在离营区不远的地方,于是看守们就跑去拾;如果离很远,就派出摩托兵或骑兵去拾。总之,尽量不让自由居民看到这独立的真理(传单的末尾一句话是请求每个读到它的人设法把它送到党中央去)。士兵们也射击风筝,但风筝不像气球那么容易损坏。但对方很快就想出了优派出大批看守便宜得多的对应措施。他们也用风筝来捕捉并绕住我们的风筝。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风筝战!这是为了压制住真理的声音……(为了说明肯吉尔事件的时代背景,我们不妨请读者回想一下这次暴动当时在自由的外界发生过一些什么事件。当时是:关于印度支部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正在开会。法国人皮埃尔-戈特获得斯大林和平奖金:另一名法国进步作家萨特来到莫斯科。以便投入我国社会的进步生活;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乌克兰同俄罗斯恢复统一的三百周年纪念。五月三十一日在红场上举行了盛大阅兵或游行。分别授予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列宁勋章六月六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尤里-多尔戈鲁基纪念碑揭幕式。全国工会代表大会自六月八日正式开幕(但是,大会上当然只字未提肯吉尔的事)。六月十日政府发行公债。六月二十日空军节,在土希诺举行了壮观的检阅。一九五四年的这两个月还有一件事比较突出,就是在所谓文艺战线上展开了强大进攻:苏尔科夫、科切托夫和叶尔米洛夫发表了气势汹汹的文章,摆出一副整人的架势。科切托夫甚至发问:“这是什么时代?”可是,谁也没有对他说:“这是劳改营起义的时代!”这一时期许多错误的戏剧和小说遭到了批判。而在危地马拉,帝国主义的美国受到了应得的回击。)肯吉尔镇上也有流放来的车臣人,但卫兵们的那些风筝不大可能是车臣人做的。我们不能说车臣人曾经帮助过压迫者。他们十分清楚地理解肯吉尔暴动的意义,有一次还给营区送来一汽车面包,当然,马上被军队赶走了。(就顺便说说这些车臣人吧。就哈萨克斯坦的情况而论,车臣人实在不受周围人的欢迎:他们粗鲁、凶猛、公开表示讨厌俄罗斯人。但是,只要肯吉尔人表现出一点点独立精神和勇敢气魄,就会立即争得车臣人的好感!所以,当我们感到人们不很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态度。)这个时期,技术部正在制造那风传已久的“秘密”武器。其实它十分简单:只是把掺有钙和硫的化合物的火柴头填到一种铝制曲管里就行了。(这时,所有的火柴箱都搬进了挂有“电压十万伏!”牌子的小屋里;铝制曲管是从前生产饮牛装置时的下脚料,仓库里剩了很多。)把里面的火柴头药硫磺点着,把曲管扔出去,它就舍发出咝-咝的响声爆炸开。但是,选定什么时间、地点和方式使用这种武器进行打击,却由不得这些不走运的聪明人和设在浴室的战地司令部了。暴动开始后大约两个星期,在一个漆黑的、没有任何照明的夜晚,突然听到劳改营围墙的许多地方同时传来笨重沉闷的撞击声。不过这一次凿墙的不是逃跑者,也不是暴动者,而是警卫部队!劳改营里立即乱成一团,人们拿着梭镖和马刀来回跑,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囚犯们等待着军队来进攻,但是军队并没有发动攻击。第二天天亮后才知道:营区围墙上除了原已打开的几个豁口之外,外部敌人又凿开了十来处豁口(缺口外面布置了机枪手,防备囚犯从豁口涌出去),这当然是准备向营区进攻。于是营区内展开了紧张的防御准备。指挥部决定:拆掉营区的内墙和土坯墙,在各个豁口的内线修起第二道围墙,特别要用土坯加强面对豁口的地方,防护机枪射击。一切全反过来了!现在是警卫部队破坏墙,劳改犯们却在垒墙!包括小偷们也在认真地垒墙,认为这并不违背他们的规矩。还必须在每个豁口安排新的值班人员,并要指定某排负责某处。夜间,听到警报就要严格按规定奔向指定的防御地点。规定的警报信号是敲打一个从货车上拆下的缓冲器,还有那种特别响亮的口哨声。囚犯们十分认真地准备手持梭镖迎着机关枪冲上去。那些原本没有这种决心的人起初有些担心,慢慢也习惯于这种想法了。只要闯过这一关,平坦大路在眼前!有一次,士兵们白天开始进攻了。有个豁口正对着斯捷普营管理处楼前的阳台。当时阳台上挤满了军官,闪着宽窄不同的各式肩章。他们拿着电影摄影机和照像机。端着冲锋枪的士兵朝缺口开过来了。但他们前进得并不快。他们只前进到一定距离,以便诱使营区发出警报。警报一响,各排囚犯便朝着指定的豁口跑去,挥舞着校徽、拿着石头和土坯进入防御.壁垒。这时,阳台上的电影摄影机和照像机便纷纷响起来(自然不会把冲锋枪手们拍进去的)。于是,劳改营军官、检察官、政治教导员以及所有在场的人,当然,全是党员,便朝着这群手持梭镖的狂热的原始人所表演的奇异荒诞的场面发出了得意的哄笑!这些酒足饭饱的、寡廉鲜耻的高级人物们正在阳台上戏弄嘲笑他们饥饿的、受骗的本国同胞。他们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此后,时而还有看守人员偷偷跑到豁口近前,企图扔进一条带钩的绳套来像套野兽和雪人似的套走一两个“舌头”。不过,他们的最大希望还是寄托在动摇分子的逃跑上。广播喇叭不停地叫:清醒清醒吧!从豁口跑出来吧!从这里出来我们不开枪!凡是跑过来的一律不追究暴动罪责!暴动委员会则通过自己的广播对此作出了回答:“谁想逃命,就过去吧!从正面的岗楼过去也行!我们不阻拦任何人!”有人确实也这么干了,那就是……暴动委员会的委员,前少校马克耶夫。他装作办什么事的样子走近正面的岗楼,过去了。(他装作这样,并不是因为别人会阻拦他或可能朝他背后开一枪,而是因为在公然哄笑的同志们面前几乎不可能当叛徒!)他伪装了整整三个星期,如今他可以任情发泄那渴望运动失败的感情和对起义的仇恨了,因为他马克耶夫可不需要起义者所要求的那种自由。如今他可以在主人面前立功赎罪,通过广播号召囚犯们及早投降并对所有主张坚持斗争的人进行攻击了。让我们看看他关于那次广播谈话的亲笔记述吧:“只是某一个人决定了,说可以靠马刀和梭镖取得自由……他们想把那些不愿拿起武器的人置于枪林弹雨之中……领导已经答应对我们的案件进行复查了。将军们在同我们耐心地谈判,可是斯鲁钦科夫却把这种态度视为软弱。暴动委员会实际上成了猖狂匪徒们的护身符……你们应该进行不愧为政治犯的谈判,而不应该修筑什么毫无意义的防御工事!”围墙豁口一直敞开着,整个暴动期间绝大部分时间是开着的。但是,几个星期中从豁口跑出去的总共不过十一、二个人。为什么?难道人们当真相信会胜利?不。难道真的不为将要受到的惩罚苦恼?当然苦恼。难道真的不想为了自己的家庭保全住性命?想保全!当时说不定有成干的人在为这些问题所苦,在认真地暗自思考活命的可能性。至于那些从前的少年犯,他们更是有完全合法的理由出去的。但是,当时这一小块土地上的社会温度已经升高到这样一个程度,即使还不能对人们的灵魂进行完全再熔铸,至少也足以使它的表面得到重新熔铸了。因此,那些过于低级的规律——“生命只有一次”,存在决定意识,贪生怕死会使人变得怯懦等等,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在这块有限的土地上,就统统失去了作用。生存和理智的规律指给人们的路是:一起投降或者分散逃跑。可是,他们既没有投降,也没有逃跑!他们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精神高度,并从那高处向刽子手们宣称:“随你们的便吧,该死的!你们要杀就杀吧!你们咬吧!”这样,当局的一次计划周密的战役失败了。原来指望囚犯们会像老鼠一样从豁口四散逃走的,然后就可以对营里剩下的最顽固分子放手镇压。这一着失败了。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是由一些贪生怕死的人发明的。囚犯们办的壁报上原来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妇女指着玻璃罩下面的手铐对孩子说:“他们就是用这种东西铐住你爸爸的!”现在这幅画旁边又贴出了一幅漫画,题为:“最后的投敌分子”,画的是一只黑猫正从豁口往外跑。漫画总是在笑;但营里的囚犯却没有什么可以笑的事。暴动后的第二,第三、第四个星期过去了,已经进入第五周。按照古拉格的法律连一小时都不应该存在的情况,现在却令人不可置信地、甚至是使人感到难堪地长时期存在着:自五月下半月开始,现在整个六月快要过去了。起初,人们由于胜利、自由、会面和想出来的各种巧妙斗争方法而兴奋,甚至有些飘飘然了。后来又相信了谣传,说是矿山上也起义了,或许楚尔白奴拉、斯帕斯克,整个斯捷普营也会紧跟着起义的!说不定还有卡拉干达呢!整个古拉格群岛也许会爆炸,炸得粉碎呢!但是,矿山的囚犯没有起义,他们仍旧倒剪着两手、低垂着头、每天去劳动十二小时并且感染矽肺,他们根本不关心肯吉尔,甚至也不关心自己。没有人支援肯吉尔这个孤岛。现在已经无法往草原上逃跑了:又调来一些部队,他们搭起帐篷住在草原上。整个劳改营区外面又新加了一层铁丝网。原来指望老爷会来(当时指望乌林科夫来),他会判明是非,一切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这只不过是一个玫瑰色的希望的小点。原指望会来一位大善人,他去两手一拍,哎呀一声:唉!看看他们在这里过的是什么生活!你们是怎么对待他们的?要惩办杀人凶手!枪毙切切夫和别利亚耶夫!给其他的人降职降级!……但是,这个“希望之点”过于微小,它的玫瑰色过于好看了。实际上将实到来的远不是什么慈悲、恩典。人们正在度过他们最后几天自由快活的日子,然后就要由内务部的斯捷普营分部任意摆布了。什么时候都会有些人经受不住紧张状态。有些人内心已经被压垮,他们只是在为现实的镇压迟迟不来而苦恼。有些人已在暗自盘算:我任何事都没有牵连进去,如果今后小心从事。也许不会遭殃。也有个别的新婚夫妇(他们甚至是按照真正的教堂仪式结婚的,否则面都马克兰姑娘是不会出嫁的呀。多亏古拉格的照顾,使得劳改营里现在有各种教派的神职人员可以帮助举行仪式),他们的痛苦和甜蜜极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是那些过着慢悠悠的生活的人所永远不可能理解的。这些新婚夫妇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而度过,只要昨夜镇压没有来临,他们便把今天的早晨看作天赐之福。宗教信徒们则不住地祈祷,他们把肯吉尔营中的惶惶不安放到神的肩上,因此,他们一如既往是营区最平静的人。大食堂里按照时间表轮流进行各种教派的宗教祈祷仪式。犹太教派的人们坚持自己的教旨:不拿武器,不参加修筑壁垒,不参加站岗放哨。他们长时间地静坐,微低着头,一言不发。(分派给他们的工作是洗碗。)营里还出现了一位预言家,他在人们的床头煞有介事地画十字,预告世界末日的到来。恰巧这时来了一股寒流,气温骤然下降(哈萨克斯坦夏天偶尔也有寒流)。他召集起的一些老太婆穿着单薄的衣服坐在冰冷的土地上,把颤抖的双手伸向空中。是啊,还能伸向什么人呢?……有些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无可挽回地牵连进去,只有军队攻进之前这几天可以活了,但他们认为,那也得尽量坚持到底,该做的事还得做。因此,这些人还不算是最不幸的。(最不幸的是那些本来没有牵连进去,但却祈求末日早些来临的人。)但是,当所有这些人聚在一起开会讨论投降还是坚持下去的时候,他们便又都回到那样一种社会温度中了,这种温度能使他们的个人意见完全熔化,甚至根本不复存在、也许是他们害怕别人的嘲笑甚于害怕即将到来的死亡吧。“同志们!我们也有火力防御手段。敌人如果攻进来,他们的损失至少会有我们的一半!”仪表党党的库兹涅佐夫对大家这样说,仿佛他掌摸着许多秘密,所有秘密部对囚犯有利似的。他还不止一次地说:“即使我们死掉,我们的死也绝不会是毫无意义的!”(这一点他说得完全正确。同所有的人一样,那种总的温度对他也起了作用。)所以,当大家表决是否坚持下去的时候,大多数人赞成坚持。这时,斯鲁钦科夫意味深长地威胁说。“可当心点儿!谁要是留在我们队伍里而又想着投降,我们可要在投降前五分钟先处决他!”有一天,营外的广播宣布了一项“劳改营总管理局命令”;鉴于斯捷普特种劳改营肯吉尔分部的囚犯拒绝劳动,鉴于该分部怠工,鉴于……鉴于……鉴于……唯命令解散肯吉尔分部并将其全体囚犯送往马加丹。(看来,古拉格当局还觉得我们这颗行星太小了。试问。那些没有闹事而早就被送去马加丹的人,他们是“鉴于u什么被送去的呢?)限令复工的最后日期是……但是。这个“最后日期”也过去了。一切仍然照旧。一切仍然照旧。只是八千人的这种显然不可能的、前所未有的、悬在空中似的生活所具有的全部离奇性和梦幻性却在按部就班的劳改营日常活动的背景上显得更加突出了:这里一日三餐照常开饭。按规定的日期洗澡;洗衣房照常洗衣服,内衣按规定时间换;理发定按期理发;缝纫组和修鞋组照旧收活。这里甚至成立了调解纠纷的调解法庭。甚至还……释放人!是的。营外时而广播一些人的名单,招呼他们出去予以释放;有时这是某个国家的外国人,因为他们的政府已闹得清任可以把自己人召集到一起了。有时则是服刑期满的人……说不定劳改召当局正是利用这种办法叫出一些人去当“舌头”的——这样繁不必让看守用带钩的绳索套“舌头”了。暴动委员会也开会讨论营外广播的名单,但是因为无法核实,只好按名单全部放出去。为什么这个时期拖得这么长?统治者们在等待什么?等待营里断粮?但他们理应知道粮食还能维持很久。是在考虑镇上居民的反应?这是根本无须担心的。是在制定镇压计划?那也可以快些呀。(不错,后来我们得知:这期间从古比雪夫附近调来一团“特种兵”,即讨伐团。要知道,并不是随便什么兵种都能够胜任讨伐工作的。)是在上商讨论镇压方案?那么是在哪一级讨论呢?哪一天哪一级作出了决定,这是我们无法知道的。有几次,总务科大院的外大门突然打开了。也许是要检查防御者的准备程度吧?值班纠查队员立即发出警报,各排马上奔向指定地点。但是,却没有人向营区进攻。营区防御体系的全部侦察工作是由坐在工棚屋顶上的观察哨担任的,从屋顶可以看到的一切便是进行预测和判断情况的全部根据。六月中旬,镇上开来了许多拖拉机。拖拉机在营区附近工作或者像是在牵引什么,后来甚至夜里也不停止工作。这种夜间工作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于是我们开始在各个豁口的里面挖大坑以防万一(其实,这些都被“U-2型”飞机拍了照片或者画了图形)。拖拉机的这种不祥的吼叫声似乎使人们心中的暗影变得更浓了。突然,所有的怀疑论者全丢脸了I悲观锅里的人们丢脸了!凡是说过不会有宽恕、因而也无须请求什么的人们全丢脸了!“只有正统派可以庆祝胜利。六月二十二日统治者的广播宣布:接受囚犯们的全部要求!党中央主席团的一位成员已启程来肯吉尔;原先那个玫瑰色希望的小点点如今变成了玫瑰色的太阳,变成玫瑰色的天空了!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达到目的!那就是说,我们国内还是有正义的!上面会对我们作些让步,我们也要有所让步。其实,带着号码生活也没有关系,窗上的铁栅栏也并不碍事,我们反正不想跳窗户跑嘛。又是在欺骗我们吗?可是并没有要求我们在这之前复工劳动呀.就像用小棒一触切断了验电器的电荷,它那金属箔片便轻轻落下来一样,外部广播宣布的这条消息卸下了人们思想上最近一周来的沉重负担。甚至那讨厌的拖拉机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喧闹了一阵之后也沉默下来了。暴动开始后的第四十个夜晚的睡眠是十分宁静的。肯定明天那位主席团成员就会到达肯吉尔,说不定现在已经到了……这是短暂的六月的夜晚,是那种总也睡不够的六月的夜晚,因而人们在黎明前睡得特别香,就像十三年前”的六月一样。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破晓之前的天空中突然亮起一颗颗带降落伞的照明弹,四处的了望塔上也升起了照明弹。可是,各工棚屋顶上的观察哨却都一声不吭,原来他们已经被狙击兵的子弹消灭了。响起了隆隆的炮声。飞机在劳改营上空作超低空飞行。气氛十分恐怖。久负盛名的T-34型坦克早已在拖拉机轰鸣声掩蔽下进入阵地,这时一齐向各个豁口冲来。(其中一辆还是掉进坑里了。)有的坦克后面拖着已经打好的叉形铁丝网支架,以便立即用铁丝网把营区分开。另一些坦克后面则跟着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突击队员。(在进攻开始之前,冲锋枪手和坦克手们都领了伏特加河。不管是什么样的特种部队,要想让他们去镇压手无寸铁、’正在睡眠的人们的话,最好还是先让他们喝得醉醺醺的。)跟随进攻部队前进的还有携带电台的通讯兵。照明弹使营区一带亮如白昼,将军们登上了射手的了望塔,从那里指挥战斗:“夺取那个工棚!……库兹涅佐夫就在那儿!”(有一座了望塔被囚犯奶的爆破管炸中,烧起来了。)这一次将军们并不像往常那样躲在观察点后面,因为他们知道现在不会有中弹的危险。镇上的自由工人们则从远处,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观看这场镇压。劳改营惊醒了十乱成一团。有些人留在工棚里,趴在地上不动,指望这样或许能保住性命,看不到抵抗有什么意义。另一些人则想把他们拖起来去抵抗。还有一些人冒着弹雨冲了出去,冲去战斗或者去寻求快死。第三劳改点,也就是发起暴动的劳改点,顽强地进行抵抗(这里大部分是刑期二十五年的人,班杰拉分子占很大比重)。他们……朝着冲锋枪手和看守们扔石头,也可能还朝坦克扔了些装着硫磺的铝管……竟然没人想到那些装着碎玻璃的小盒子。有一个工棚的人曾两次喊着“乌拉!”发起反攻……坦克横冲直撞,一路上只管轧下去(坦克的履带从一个基辅妇女阿拉-普列斯曼的肚子上直轧过去)。坦克冲上工棚的台阶,一直轧过去(两名爱沙尼亚妇女英格丽德-基维和马赫拉曾被轧死了)。坦克紧贴着工棚的墙边轧过去,把那些贴在墙上躲避坦克履带的人轧死。谢苗-拉克和自己心爱的姑娘拥抱在一起冲到坦克下面结束了他们的一生。坦克轧倒工棚的板墙,甚至在工棚里面还继续放空炮。据法依娜-爱泼斯坦回忆说:就像在梦中似的,工棚的一角突然倒塌了,只见一辆坦克在工棚里从活人们身上斜着轧过来。没有被压着的妇女们从床上跳起来。到处乱窜。坦克后面紧跟着一辆卡车,士兵们把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的妇女们捉住扔进车厢。他是空炮,但是自动步枪和刺刀却是实战用的。有的妇女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男人们,这些妇女同样被当场刺死!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这一天早晨亲手杀死了二十多个人。在战斗结束之后,有人看见他把刀子放人被击毙者手中,让摄影师赶紧拍下这个被击毙的匪徒的照片。暴动委员会委员,白发苍苍的苏普伦肺部被打伤牺牲了。有些人躲进了厕所,他们被机枪打死在那里严库兹涅佐夫在浴室,在他的指挥部里被抓住。强迫他跪在那里。斯鲁钦科夫被绑住双手抛向空中,摔到地上(刑事犯们常用的办法)。在此之后,射击停止了。士兵们开始喊话:“快从工棚里出来!不再开枪啦!”的确没有再开枪,只不过是用枪托打。每捉住一批俘虏,就从大墙豁口带出去,穿过外围的肯吉尔警卫部队包围困送进草原,搜身之后迫使他们趴伏在地上,两只手伸到头上来。然后,内务部的飞行员和看守们便在这群伸着手伏在地上的人群中走来走去,认出他们早在空中和了望塔上就已经记住的人,把这些人揪出去。(人们都在忙于这些事,所以谁都没有时间去翻翻当天的《真理报》。而这一天的《真理报》上是有专题报道的——题为:《祖国的一日》,内容是:冶金工人取得卓越成就;进一步扩大农业的机械化收割面积!我们祖国的这一天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历史学家们参考了这张报纸之后是不难综述的。)好奇的军官们现在可以去看看总务科大院里的秘密了:用什么办法发的电?“秘密武器”是怎么回事?胜利的将军们从了望塔上走下来,去用早餐。我不认识他们中间的任何人,但我敢断言:在这个六月的早晨,他们的食欲是不会差的,而且一定还喝了酒。喝几杯酒,热闹一下,这并不会丝毫损害他们头脑中井然有序的正统思想。至于他们内心里想些什么,那从外面是封得很严的。据人们说,死伤人数是六百左右,而据我们几个月之后所看到的肯吉尔劳改营分部生产计划科的材料,则是七百多。受伤的人挤满了劳改营医院,不得不往城市医院里运送。(对自由居民宣讲的是:士兵们放的都是空枪空炮,那是囚犯们自己互相残杀的结果。)本想让那些活下来的囚犯去挖坑埋死人的,但是为了避免把真相声张出去,还是把这项任务交给部队了。大约三百具尸体就埋在营区旁边,其余的理到草原上了。六月二十五日,囚犯们整天都在烈日下伏在草原上(这些日子天气一直炎热),而营区内部则在进行彻底大搜查,全部东西都要拆开看看,抖抖。傍晚给草原上送来了面包和水。军官们已经编好了名单。他们按名单叫人,答应的就划上个记号,说明活着,发给一份口粮,并立即把他们按名单分开。暴动委员会的委员们及其他受到怀疑的人关进了劳改营监狱。监狱不再是参观场所了。一千多人被挑出来,有的送进秘密监狱,有的押往科雷马河沿岸。(像往常一样,这些名单是胡乱编制的,许多什么都没干的人也上了名单。)是的。这种平息叛乱的景象会使那些厌恶本书这几章的人感到心情舒畅的。他们想:这回我们保险了!谁也不必再躲进“储藏室”去,对讨伐者的报应是永远不会到来的!六月二十六日一整天强迫囚犯们拆除壁垒,堵住大墙豁口。六月二十七日便带囚犯主劳动了。这时那等待已久的一列列货车才终于有人卸车了!镇压肯吉尔的坦克又开到矿山去,在那里的囚犯们面前绕了一阵子,以表示:你们也应该得出应有的结论!……一九五五年秋季对暴动的领导者们进行了审判。当然,是秘密审判,我们对此很少了解……据说,库兹涅佐夫在法庭上态度坦然,他极力证明在当时情况下他的所作所为无可指责,不可能想出比他更好的办法了。我们不知道对他怎么判决的。斯鲁钦科夫、米哈伊尔-凯列尔、克诺普库斯三人想必是处决了,我的意思是说,一般地说一定是会枪决的,不过,也许一九五五年这个年头本身帮助减缓了他们的判决?在肯吉尔营又组织起了诚实认真的劳动生活。免不了要把不久前的暴乱者组织成突击作业班。全面地实行了经济核算制。售货亭开始售货。又弄来一些旧影片放映。看守和军官们又开始到总务科大院里为自己的小家庭制做点什么了;做一根钓鱼用的绞竿,钉个小匣子,修修女式手提包的拉锁之类。暴动过的鞋匠和裁缝(大多是立陶宛人和西部乌克兰人)如今又在替军官们缝制较软的高筒靴,替他们的妻子做衣服。照旧把犯人带到选矿场去替军官们剥下电缆上的铅皮,然后拿回营来铸成猎枪用的霰弹,军官们要去打羚羊嘛!不过,这时笼罩整个古拉格群岛的惊慌不安的情绪也感染了肯吉尔。所以,没有重新往窗上装铁栅栏,晚间工棚不再上锁了。开始实行“三分之二”提前假释的办法。甚至空前地对第五十八条囚犯采取了一个“撤消判决”的行动——释放了一批垂死的人。墓地上的青草往往长得特别浓密,茁壮。到了一九五六年便取消了那个营区。这时,留居当地的从前的流放犯才终于寻找到埋葬那些人的地方,并且把草原上采来的郁金香花奉献到这里。“暴乱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它一旦胜利,人们就不再用这个名称……”每当您在莫斯科走过多尔戈鲁基的纪念碑前时,请您想一想吧;这座纪念碑是在肯吉尔暴乱的日子里揭幕的。这样,它似乎就成了为肯吉尔建立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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