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js06.com可是在劳改营监狱里他恰巧和一些逃跑者关在一起,从这些劳改营里应该完全不可能逃跑

(格奥尔吉-腾诺口述)“我比科利亚-日丹诺克大,我应该走在前头。刀子在刀鞘里,插在腰间;手里紧握着老虎钳。我告诉他:‘等我剪断了第一道铁丝网,你就跟上来!’”我匍匐前进。恨不得把身子庄进土里。要不要看着哨兵?看,就是看到威胁或者可能用自己的目光把对方的目光吸引过来。真想看!不,不能!离岗楼越来越近。离死亡也越来越近了。等待着一梭子子弹打到自己身上。冲锋枪马上就要响起来……也许哨兵早已清楚地看到了我,故意站在那里耍弄我吧?让我再爬一会儿?……已经爬到前排铁丝网了。横过身子来顺着它,切断了第一根铁丝。拉得很紧的铁丝网突然松了下来,哗地抖动了一下。冲锋枪马上就要响起来?……没有。也许只我一个人听到了这哗地一声。这响声可够大的呀!又切断了一根铁丝网。再切断第三根。把一条腿移过去,再移过另一条腿。裤子被已切断的铁丝上的铁蒺首挂住了,急忙把它搞开。爬过几米耕松了的土地。后面传来沙沙的声音;是科利亚跟上来了,可他为什么弄得这样响!?啊,这是他拿的公事包在地上擦出的声音。已经爬上主要障碍地带的斜坡了。这里的铁丝网是十字交叉的。又剪断几根。前面就是布鲁诺蛇形螺旋纹铁丝网。剪了两次,清理出一条小路。接着又切断了主要地段的几根铁丝。我们一定是连呼吸都停止了。没有枪声。是不是哨兵在想家?还是他今天晚上要去参加舞会!身体已经移到障碍地带的外缘了。这里也有螺旋纹铁丝网。又被它挂住了。剪开。不要忘记,也不要缠到里面去——前面还应该有一排外线的斜向铁丝网。对,这就是。把它也剪断。现在该朝土坑爬去了。没有弄错,土坑就在这里。我滚到坑里。科利亚也跟着滚下来。我们端了喘气。快些往前走!马上就要换岗,马上就要布置军犬了!我们爬出土坑,爬向炉渣堆成的小岗子。这时仍旧不敢回头望一眼。科利亚着急了,他想快爬,他抬起身来四肢着地爬行。我把他按下去。我们完全匍匐前进,爬过了第一道炉渣土岗。我把老虎钳放在一块石头下面。前面就是大路。一直爬到路旁边我们才站起来。没有开枪。我们大摇大摆地往前走,不慌不忙地走:现在该装成不受看管的自由人的样子,自由工人们的工棚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把胸前和裤腿上的号码布撕掉了。突然,黑暗中有两个人迎面走来。像是从警备部队营房往村里去的。是两个士兵。可是我们后背的号码布还没有来得及撕掉呢!!!于是,我大声说:“瓦尼亚!咱们去喝它半升怎么样?”我们慢慢地走着。还没有上路,但已经离路很近了。我们故意慢慢走,好让他们两人先过去,但是,我们并不躲闪,不扭转自己的脸,径直向两个士兵走去。为了不把背转向他们,我们两人慢得几乎停下不动了。他们两人边走边谈自己的事,在离我们大约两米的地方走过去了。这时我们两人才彼此把背上的号码撕下来!没有被发觉!?……我们自由了!?下一步是要到村里去弄辆汽车。但是,怎么回事??劳改营上空升起了一颗照明弹!接着,第二颗!第三颗……我们被发现了!马上就会追上来!跑!我们不敢再多看,没有工夫再思考、判断。似乎是我们的全部伟大计划已被粉碎。我们朝着草原拼命奔跑,只要离开劳改营远些!我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坑坑洼洼的地上跌倒,爬起来……可是,那边的照明弹却还在一颗颗地升起来!根据过去逃跑的经验,我们设想:现在马上就会派人骑马来追捕,并且带着一群军大;他们会分头向草原的各个方向去追。于是我们只好把全部珍贵的马合烟不断地撒在自己走过的地方,同时不断地向前跳跃。这就是偶然性!就像迎面飞来了一只乌鸦,一种完全无法预见的偶然性!生活道路上几乎每一步都有一些万幸或不幸的偶然性在守候着我们。但只有在逃亡中,只有在最危险的、最紧要的关头我们才会充分感受到偶然性的全部分量。在腾诺和日丹诺克爬出铁丝网三、五分钟之后,完全偶然地劳改营营区的电灯全部熄灭了。正因为这样,岗楼上才开始打出照明弹(那一年埃克巴斯图兹还储存着很多这种照明弹)。假如两个逃跑者晚爬出五分钟,那么,警觉起来的卫兵就可能发现他们并开枪射击。但假如逃跑者当时能够在照亮的天空下面控制住自己,冷静地看看营区,他们就会发现路灯和探照灯全灭了,他们就会放心大胆地去搞到一辆汽车,那么,他们的整个逃跑就会完全是另一种结果了。但是,他们的处境是;刚刚爬出来,营区上空立刻亮起照明弹,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肯定是追我们的,冲我们来的!是营区电力网的短暂的停电把他们的逃跑计划全部打乱了。既然如此,就必须在草原里绕个大圈子,躲过眼前的村镇。这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力气。科利亚有些怀疑我领的路线是否正确。真遗憾。但是,终于走到了通往巴夫洛达市的铁路线。我们高兴极了。站在铁路路基上回顾埃克巴斯图兹,为其一片灯火辉煌的景象所震惊:从来没有觉得埃克巴斯图兹竟占有这么大一片土地!我们各找了一根根子当拐杖,每人踩着一条铁轨往前走。这样,只要有一列火车通过,军犬就再也无法追踪我们了。我们这样走了大约三百米,然后跳跃着又进入草原。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松了一口气,感到呼吸轻松,与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真想放声歌唱,叫喊!我们互相拥抱。我们是真的获得自由了!我们充满自尊感,因为我们下决心逃跑,实现了逃跑计划,把那一群猎犬们哄骗过去了!虽然还是刚刚感受到真正的自由,但我们却觉得主要事情已经完成了。天空晴朗,深造,满天星斗。在劳改营里,由于灯光的照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天空。以北极星为准,我frJ按“北北东”的方向前进。然后,往右一偏就可以到达额尔齐斯河畔。逃出劳改营的第一夜必须尽量跑得远些。走得越远,就可以使追捕队的搜索范围的半径加倍地扩大。我们一边哼着各种语言的轻快豪爽的歌曲,一面加紧脚步,以每小时八公里的速度快速前进。但是,由于我们许多月来一直呆在狱里,我们的腿已经不大会走路了,走起来很累。(这一点我们倒是预见到了,所以原来是打算乘汽车逃的呀!)我们开始不时地躺倒在地,两人仰身把腿互相支成“人”字形,这样歇一会儿,起来再走。然后再躺下。再走。奇怪的是,背后的埃克巴斯图兹上空的灯光久久不消失。我们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仍旧看得见那空中的灯光。但是,夜就要过去,东方已经发白。白天,我们不仅不能在这平坦开阔的草原上走,甚至丧这里躲藏都很困难。这里没有灌木丛。连比较高的草都没有。可是,我们知道追捕队是一定会利用飞机的。于是我们就用小刀子挖坑(地很硬,有石头,挖起来很困难)。我们挖了个约有二尺宽、一尺深的土坑,两人并排躺进去,把一些干黄刺人的锦鸡儿草盖在身上。现在能睡一觉就好了,恢复一下体力!可是,根本睡不着。这白天的不得已的躺卧超过了十二小时,它比夜间的急行军还累人。脑海里翻腾着各式各样的想法,各种回忆……九月购炽热的阳光直射在身上,没有水喝。也不会找到水喝的。是我们违反了哈萨克斯坦地区的逃跑规矩:应该在春天跑,不能在九月跑。但是,我们原计划是要搞到一辆汽车的呀!……我们从早上五点忍受着极端的痛苦一直躺到晚上八点钟!全身都麻木了,但是我们不能改变姿势:稍一坐起,动一动盖在身上的锦鸡儿草,就可能被远处的骑兵发现。我们每人身上都穿着两套衣服,简直要热死了。忍耐吧!只有等到夜幕降下之后,时间才是属于逃跑者的!我们从坑里起来,但站立不住,两腿酸痛。我们慢慢往前走,想逐渐把肌肉活动开。浑身无力,因为整天吃的是干通心粉,吞咽葡萄糖片。渴得厉害。甚至在夜晚,今天已不比昨天了,还得提防埋伏,因为毫无疑问已经用无线电通知各地了,一定往各个方向都派出了汽车,特别是鄂木斯克方向。有趣的是,他们什么时候和怎样发现我们铺在地上的两件棉衣和象棋的呢?根据衣服上的号码,甚至不必按名单点名,立刻就会知道是我们两个人跑了。事实经过是这样的:第二天清早,几个出工棚较早的爱干活的人发现了地上的两件冻得冰冷的棉衣。很清楚,这是在地上放了一夜的。于是他们就撕掉号码,把棉衣被在自己身上了:棉衣,这可是好东西呀!所以,看守根本没有拾到棉衣。被剪断的铁丝网只是到星期一傍晚才发现。而且是按照名册对了一天才弄清楚逃跑的人是谁。早知如此,逃跑者第二天早晨还可以公开地走路或坐车!就因为没有冷静地分析照明弹问题,白受了多少苦啊!当劳改营里渐渐摸清星期天夜晚逃跑的真相时,人们想起那天灭灯的事来,赞叹不已:“嘿,真精!干得漂亮!他们怎么把电源切断的呢?”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是熄灯帮助了逃跑者。我们第二天夜间的前进速度一小时不超过四公里。两腿痛得厉害,不断地要躺倒休息。渴!想喝水冬一夜之间走了不过二十公里。又得找个白天躲藏的地方了,又得躺倒受一天罪!仿佛前方有个建筑物。我们小心地向它爬去。原来是几块大漂石。草原上竟会有这种东西是很奇怪的。说不定石头的凹坑里面会存着一点水呢?没有……有一块大漂石下面有一道沟。也许是胡狼打的洞。钻进去可不容易。万一它倒下来呢?那我们将被压扁,而且还不会马上死去。已经有些冷了。直到早晨也没有睡着。白天又没有睡。于是拿出刀子来在石头上磨:昨晚用它挖坑时弄钝了。白天,我们听到很近的地方有车轮声。糟了,我们就在大路旁边呀。一个哈萨克人赶着大车紧贴着我们这块大石头过去了,嘴里还嘟嚷着什么。跳出去。追上他?也许他带着水?但是,不了解周围的情况怎么能抓住他呢!倒是我们会被人们看见;追捕队看来并没有走这条路。我们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从下面朝四下看了看。相距大约一百米的地方有间破房。我们爬过去了。一个人也没有。井?!不,已经扔满垃圾了。角落上有一堆干稻草屑。在这里躺一会儿吗?躺下了。还是睡不着。噢,跳蚤咬得厉害!多么大的跳蚤呀!真多!科利亚身上的比利时西装是浅灰色的,那上面可以看到黑压压的一片。赶紧抖掉。拍打掉。我们又爬回胡狼窝去。时间在流逝,力气在消失)可是却不能前进。黄昏时我们起来了。一点力气也没有。渴得难受。我们决定把前进方向再偏右些,早些起到额尔齐斯河。晴朗的夜空星光闪闪。飞马星座和英仙星座在我看来好像共同组成一个像我们一样低着头毅然往前走的老牛的轮廓。我们也在往前走。忽然,前面飞起了一颗照明弹!难道他们已经赶到前面去了?!我们惊呆了.我们看到铁路路基。眼前就是铁路。没有打第二颗。但一束探照灯灯光顺着路轨照射过来,光束不断地向铁路两旁摆动。一辆轨道车开过来了,这是在查看草原。马上会发现我们,那就完了……躺在光束下面等着被人家发现!真窝囊!轨道车开过去了。没有发现什么。我们高兴得跳起来。虽然跑不动了。但还是盼望着尽快地离开铁路,走得远些。这时乌云密聚,天黑起来。我们两人忽左忽右地走着,迷失了正确方向,完全凭猜想往前走。速度也越来越慢,也许还走了些不必要的弯路!毫无收获的一个夜晚!……又快天亮了。又得采集锦鸡儿草。又要挖坑。可是我的土耳其式弯刀不见了。大概是在躺着或者在铁路路基上跳跃的时候丢掉了。糟糕!逃跑者怎么能没有刀?我们用科利亚的刀挖了一个坑。只有一点可以自慰。早就有人预言,说我要在三十八岁上死去。当海员的很少有人不迷信。但是,到了这一天早晨,就是九月二十日,我就满三十九岁了。三十八岁要死的预言已经与我无关。那就是说,我还会活下去!我们又躺在坑里。不能活动。没有水呀……哪怕能睡着也好啊!但是,睡不着。能下一场雨也好1时间拖得太长了。不妙。逃出来已经三昼夜,而我们却连一口水也没有喝到。我们每天只吃五片葡萄糖片。而且我们离开营地并不远,也许才走了去额尔齐斯河的三分之一的路程。劳改营的朋友们可能正在为我们高兴,以为我们终于从乳臭未干的检察官那里获得了自由……黄昏。星辰。方位东北。我们艰难地走着。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叫喊:“哇……哇!”这是什么?记得有经验的逃跑者库德拉说过,哈萨克人就是这样喊着赶开羊群附近的狼的。弄一只绵羊!有一只羊我们就得救了!在自由的环境中谁也不会想到要喝血。可是,此时此地,求之不得!我们偷偷向前爬去。看到房屋了。但看不到井。进房子是危险的。遇到人就等于留下痕迹。我们悄悄走近土坯搭的羊圈。原来是个哈萨克妇女在喊叫着赶狼。我们找了一处圈墙比较低的地方跳了进去。刀叼在嘴里。我们匍匐着去抓羊。可以听到羊就在我身旁喘气。但是,它们纷纷从身旁窜开,逃跑了!我们又从不同的方向朝羊群爬去。怎样才能抓住羊腿呢?羊又跑掉了。(后来,聊天的时候。人们指出了我们的错误所在:一我们是爬过去的,所以羊把我们当作野兽了。我们应当直起身来,像主人似的走过去,羊就会乖乖地听话了。)哈萨克女人感觉到有点不对头,走过来,朝着暗处窥视。她没有带着灯火,但是她抬起几个土块向这边扔过来,有一块打中了科利亚。她朝我这边走来,马上就要扑过来了!不知是她看见了我,还是她感觉到了什么,她突然怪声怪气地喊起来:“有鬼!魔鬼!”猛地向后退去。我们也赶紧向后退,跳过矮墙,躺倒在地。传来一个哈萨克男人的声音,很镇静。大概是说:老娘儿们,看花眼啦!失败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蹒跚着继续前进。马的轮廓!太美啦!太需要啦!我们走到马跟前。马站立不动。我拍了它的脖子两下,把皮带搭上。我把日丹诺克扶上马,可自己却怎么也上不去,太疲劳了。用两手抓,用肚皮靠,腿怎么也不跨上马背。马不住地转圈。一下子,它挣脱了,驼着日丹诺克跑去,把他摔了下来。还好,日丹诺克手里抓住了皮带,没有丢下什么痕迹。让他们去猜是魔鬼干的吧。我们让这匹马弄得更加没有力气了。走路更困难。偏偏前面又是一片耕过的地,要在犁沟里走。我们陷入绝境。拖着两腿勉强前进。不过,这也是好迹象:有耕地,也就有人家,有人家,也就有水。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走啊,走。前面又出现了一些什么轮廓。我们卧倒,往前爬。是干草垛!好极了,牧场!额尔齐斯河就在附近?(其实,还远着呢!……)我们使出最后的气力爬上草垛,身子埋在草里。这才算睡了一整天觉!连逃跑前的不眠之夜,我们总共已经五夜没睡觉了。傍晚时我们醒来,听到有拖拉机的声音。悄悄地扒开个草,把头稍微抬起。我们看到;两台拖拉机正往这边开来。不远处有一户人家。天色黑下来了。有了!拖拉机里一定有冷却用水!等拖拉机手去睡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喝机器的水。天黑了。逃跑后已经过了整整四昼夜。我们向拖拉机爬去。幸好,这里没有狗。我们摸到水槽,喝了一口。不行。水里有煤油。只得吐出来,喝不得。这里的住户家里什么都有——有水,也有食物。要不要去叫开门?请人们看在上帝的份上帮帮忙:“弟兄们!好人们!帮帮忙吧!我们是从监狱逃出来的!”这样行吗?十九世纪的时候,人们会把盛满饭的瓦罐、衣服和钱给你送到泰加森林的小路上来,像诗里讲的那样:农妇们给我幸来了面包。小伙子们送给我马合烟。现在我们能这样干吗?别异想天开了!!时代不同了。人们会出卖你!或者是真心诚意地去出卖你,或者只是由于怕受连累。因为为了同情囚犯也会判他们二十五年苦役的。上一世纪的统治者们还没有想到对那些给别人面包和水的人按政治罪论处呢。只好拖着身子往前走。整夜地走。我们盼望到达额尔齐斯河。我们在寻找河的迹象。但是,一点也没有。我们强迫自己走,毫不怜惜自己。天亮之前,又遇到一个草垛。这次要爬上去就比昨天困难多了。睡着了。也算不错。快天黑的时候我们醒来。人能有多大忍受力啊?我们逃跑已经五昼夜了。我们看到不远处有个蒙古包,它的旁边有个敞棚。我们悄悄走过去。里面堆着一些做饲料的粟子。我们装了满满一公事包,想吃几口,嚼碎,但是咽不下去。口里已经完全干了。忽然,我们看见蒙古包旁边有一个大茶汤壶,足能装两桶水。我们爬过去。打开龙头,——空的!真倒霉!我们把它歪过来,每人只喝了两口。我们又向前走去。不断地摔倒在地。躺着的时候,觉得呼吸就容易些。我们已经不能从仰卧的姿势坐起来了。要起来,必须先转身趴下,然后两腿蜷起来,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就这样也还累得直喘气。我们瘦得似乎肚皮要贴到脊梁骨了。快到早晨的时候,我们走不到二百米就得躺下休息一次。这天早晨连草垛也没看见。小土岗上有个洞穴,像是野兽的窝。我们在里面躺了一天,但是没有睡着。天气有些凉了,躺在地上很冷。也许是我们的血已经不热了吧?我们试着嚼一点通心粉。突然,我看见有一小队士兵走过!是戴红肩章的!是要包围我们!日丹诺克扯了我一把:“你看花眼了!那是马群!”是啊,是我的错觉。我们又躺下。这一天像是没有尽头似的。忽然,一只胡狼跑来:要回它自己的窝。我们把通心粉推到前面,自己往后退了退,想把它诱过来,刺伤它,然后把它吃掉。但是,它没有吃通心粉,跑了。我们这个小土岗的另一边是个斜坡,斜坡下面是一片干涸了的湖底碱地,湖对岸有个蒙古包,有炊烟升起来。已经过了六昼夜。我们已到达极限了:刚才我发生了幻觉,看到戴红肩章的士兵,舌头已经转动不灵了。我们很少小便,而且便中带血。这样不行!今晚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弄到水和食物!我们要到那边去,进蒙古包去!如果他们拒绝,就用暴力夺取。我记得一个老逃跑者格里戈里-库德拉曾告诉过我一句命令语:“玛赫玛杰拉!”(意思是:劝告结束,拿!)于是我与科利亚商量好,到时候由我下命令:“玛赫玛杰拉!”我们在昏暗中悄悄走近蒙古包。旁边有井!但是没有水桶。不远处有一个栓马桩,挂着一匹备好了鞍的马。从门缝里可以看到蒙古包里有两个哈萨克人,一男一女,坐在油灯分,还有几个孩子。我们敲敲门,进去了。我寒暄了一句:“萨拉姆!”可是,自己眼前直冒金星,真担心会倒下去。蒙古包里有一张矮圆餐桌(比我们现在时兴的桌子还矮)。四周摆着长木凳,上面铺着大块毛毡。还有一只大铁皮箱子。哈萨克男人嘟嚷了一句什么,皱着眉头瞅了我们一眼,看样子很不高兴。我坐下来以示庄重(而且总得省点力气呀),把公事包放在桌子上。“我是地质勘察队队长,他是我的司机。我们的汽车停在草原上,离这里五六公里远,那儿还有几个人。汽车的散热器漏水,水漏光了。我们自己也三天没吃饭了,很饿。老大爷,给我们点儿吃的和喝的吧!另外,您看怎么办好?得请您帮我们出点主意呀。”但是,哈萨克人只管眯着眼,并不把吃喝的东西拿出来。他问道:“队长贵形?”我本来是全部准备好了的,可是现在脑袋嗡嗡响,全忘了。我回答:“伊万诺夫。那么,老大爷,卖给我们点儿东西也行啊!”“没有。去找别的邻居吧!“远吗?”“两公里”我正在庄重地谈话的时候,科利亚已经忍不住了,他从桌上的盘子里抓了一块饼,嚼起来,不过,看样子咽不下去。这时,哈萨克人突然抄起鞭子(那是一种皮条很长的短把鞭子),朝着日丹诺克举起来。我站起来,一边说着:“唉,你们这些人呀!这就是你们的好客态度吗?广而哈萨克人却用鞭杆在戳日丹诺克的后背,赶他出去。这时候我发出了命令:“玛赫玛杰拉!”随手抽出刀来,对哈萨克人说:“到墙角去!躺下!”哈萨克人藏到帐子后面去了。我紧跟上去:怕他那里有猎枪,万一他开枪呢!但他扑通一声倒在木床上,一面在喊叫:“全拿走吧!我什么也不说!”啊!你这狗养的!我干嘛要“全”拿走?为什么起初我要一点点东西你都不肯给?我命令科利亚:“搜!”自己则拿着刀站在门口。哈萨克女人在尖声叫唤,孩子们吓哭了。“告诉你女人,不许叫!我们不杀人。我们要吃的东西。肉,巴尔?”“伊奥克!”哈萨克人把两手一摊。这时科利亚在蒙古包里搜寻,已经从角落里寻出了一大块腌腊羊肉。“你怎么撒谎?!”科利亚又找出了一个大盆,盆里是“巴乌尔萨吉”——一种用油炸的酥面块。这时我明白了:桌上碗里装的是马奶酒!我和.科利亚把它喝了。每喝下一口,就觉得生命在慢慢复活!多好的饮料啊!头有些晕,但是醉意倒使我们感到轻松,像是有了力气。科利亚高兴得不得了。他把钱递给我。总共二十八卢布。他身上还不止这些。我们把羊肉装进口袋,把“巴乌尔萨吉”和面饼、糖果、一种带馅的方形点心统统装进另一个口袋。科利亚又找到了一大碗羊肉干。有刀!这东西我们也很需要。我们尽量不要忘掉什么,两把小木勺,还有盐。我拿出一只口袋来。又回去取了一桶水、拿了一条毛毯,一副备用的马笼头和鞭子。(哈萨克人嘟嚷着,看样子很不满意:他还要骑马追我们嘛!)我对哈萨克人说:“告诉你,记住!今后要学会对客人客气点儿!起初你要给我们一碗水和十来片巴乌尔萨古,我们也会叩头谢恩的。我们从不欺负好人!最后,还要告诉你:躺着,不许动!我们可不止两个人!”我让科利亚在门口守着,自己把其余的猎获物都运到马桩旁边。按理应该急忙走开,但我冷静地盘算着。我把马牵到井旁,饮了饮。马也要干活的呀:它得驮着很重的东西走一夜呢!我自己和科利亚都在井旁喝足了水。这时,一群鹅跑过来。科利亚对家禽是有偏爱的。他说:“咱们抓两只吧!把脖子拧断!”“声音太大。别再耽误时间了。”我放下马镫,紧一紧马肚带。日丹诺克在马鞍后面搭上一条毛毯,踩着木井架上了马,手里提一桶水。我把两只口袋系在一起,搭在马背上,自己骑在马鞍上。我们看着天上的星辰向东方走,这样可以迷惑追捕的人。马是很不满意的:骑上两个人,又不是主人。所以它总想掉头往家走。但是,我把它制服了。马轻快地走起来。看到一边有灯火。我们绕过去。科利亚在我的耳边唱起歌来:纵马在草原飞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多好啊!我这平行,只要有匹好马骑!“我还看见了他的公民证呢!”科利亚说。“那为什么没拿?公民证什么时候都有用。只要从远处把封皮亮一下就行了。”一路上,我们人不离鞍、马不停蹄地往前赶路。隔一会儿就喝水,隔一会儿又吃东西。情绪完全不同了!这一晚上能走远些就好了;忽然,我们听见乌的叫声。眼前出现了一片大潮。绕过去吗?太远了,时间太可惜。科利亚下去牵着马沿着一条泥泞的根堤在前走。过来了。但是,走得太急,毛毯不见了。滑掉了……我们留下了踪迹……这非常不好。从哈萨克人那里往各个方向有很多道路。但是,如果毛毯被发现,把这个点同蒙古包连起来。就会判断出我们去的方向。回头去找?没有时间。何况,反正总会知道我们要往北逃的。我们下马休息了一次。我拉住马缰绳。我们又吃,又喝。不断地吃,喝。桶里只剩下桶底一点水了,我们自己都为之惊奇。方向正北。马已经跑不起来,但是快步走一小时也可以走入至十公里。我们过去六天夜里走了大约一百五十公里,今天这一夜就走了七十公里。如果没有走许多弯路的话,按理应该到额尔齐斯河了。天快亮了。可是找不到掩蔽处。我们继续往前走。这时走路已经有危险了。我们看到一处深陷下去的地方,像个大坑。我们牵马下去;又吃喝了一顿。突然,听到附近有摩托车的哒哒声。不好!那就是说,这附近有大路。应该藏到更可靠的地方。我们爬出去,了望了一下。不远处有一个荒废的、无人居住的小村子——“阿乌尔”。我们走进村里,在一间只有三面墙的破房里,把东西从马上卸下来。把马的前腿绊住,让它自己去吃草。但是,这一天我们却睡不着:哈萨克人和毛毯使我们留下踪迹了。天黑了。这已是七昼夜了。马在远处吃草。我们去牵马,马跳着挣脱了,不让李。科利亚抓住了马鬃,马拖着他往前跑,很快就把他甩掉了。马挣脱了前腿的绊绳,现在再也无法抓住它。我们追捕了足有三个小时,筋疲力尽;把它赶进废墟,用皮带套它,到底也没有套住。我们咬牙切齿,可是,没有办法,只好放弃它。我们只剩下了笼头和鞭子。吃点东西,喝完剩下的一点水,我们背起干粮口袋,拿起空水桶,往前走去。今天有力气。第二天早晨我们只好藏在离大路不远的灌木丛里。这个地方不很好,可能被发现。一辆马车辘辘地过去了。这一天又没能睡觉。第八个夜晚,我们又上路了。行走间突然感到脚下的土地像是松软些了:这是耕过的土地。我们继续往前走。大路上有汽车灯光。当心!新月在云中穿行。我们又走进一个死绝的“阿乌尔”村子。可以看到前方的村里有灯光。微风从那里把歌声送到我们耳边:“小伙子们,卸下你们的骏马吧!……”我们把口袋藏在废墟,拿着水桶和公事包向村里走去。刀藏在衣袋里。走近村边第一所房子。一只小猪在哼哼地叫。要是在草原遇到它,嘿!……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迎面过来了。“我说,这位大哥,我们的汽车在那边儿,运粮食的。请问,到哪儿能弄点水呀?汽车散热器得加点水。”水伙子下了车,领我们过去,指给我们。村边有口大缸,大概是饮牲口的水。我们灌了一桶,提着走开,没有喝。等小伙子走远了,我们这才坐下喝,喝呀,一下子喝掉半桶。(今天特别渴,因为吃饱了。)已经有些凉意。脚下是真正的青草!附近一定有河!应当找到河。我们往前走去。草越来越高,出现了灌木丛。柳树!柳树一般是长在水边的。芦苇!终于看到了!!这大概是额尔齐斯河的一个河汊。啊,现在可以到河里玩玩水,洗一洗身子了。两米高的芦苇!野鸭从脚下惊起。多宽旷的地方啊!在这里我们是万无一失的!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胃肠八天来才第一次表明它们是在正常工作着。这是在它们经过八天的无所作为之后!真是痛苦极了!大概妇女临产时就是这个样子吧……然后,我们又回到废弃的阿乌尔。在残垣断壁间点起火堆,把腊羊肉拿出来煮了吃。按理应该把时间花在走路上,但是。真想吃。老是想吃,总觉得吃不饱。我们吃得行动都不很方便了。这才怀着无比满足的心情去寻找额尔齐斯河。这时候,在叉路口上,八天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发生了:我和科利亚争吵起来——我说应该往右,他认为应当往左。我确切地感到应该往右,可是他怎么也不听。意见分歧,这对于逃跑者是危险的。在逃跑中一定得有人拥有最后决定权,否则,必定遭殃。我断然向右走去,表示我坚持自己的意见。我走了大约一百米,听不到后面的脚步声。心里难过极了。我们不能分离啊!我在草垛旁坐下来,往回看……科利亚走来了!我拥抱了他。我们又并肩向前走,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灌木丛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清凉。我们走到一个断屋前面。下面传来波浪的拍击声,淙淙的流水声,那是额尔齐斯河在向我们发出它那怡然自得的喘息声……我们的喜悦心情无可言状。我们在河边找到一个干草垛,爬了上去。喂,鹰犬们,你们现在在哪儿找我们呀?啊?我们这回可真要好好睡一觉了!我们……被枪声惊醒了!旁边就有狗叫声!……怎么?这就完了吗?我们的自由就到此结束吗?……我们紧抱在一起,屏住气息。一个人从草垛旁走过去。带着猎犬。是个猎人!……我们又睡着了,睡得很甜……整整睡了一天。我们就这样度过了逃跑后的第九个昼夜。天一黑下来,我们便顺着河岸走去。我们是三昼夜前留下踪迹的。现在那群狗准是正在额尔齐斯河一带寻找。他们懂得我们定会朝着河流逃。因此,顺着河岸走很可能碰上埋伏。而且这样走起来也不方便,得绕过河曲、河弯、芦苇塘等等。必须弄到一只船!灯光。岸上有人家。船桨的声音。静下来了。我们等了很久灯光才熄灭。我们轻轻走下去。船!一双桨好好地摆着。太好了!(船主人完全可能取下桨拿回家去的呀!)“再往前就出海了,苦恼就少了!”我亲爱的大自然啊!起初我轻轻地划,一点儿拍打水的声音也不敢出。划到河中流后就全力以赴了。我们顺流而下。对面,从河曲处转出一艘轮船来,船上灯光通明。有多少灯啊!所有的窗户都亮着,整个轮船浸沉在跳舞的音乐声中。还可以看到幸福的自由乘客们在甲板上散步,在餐厅里进餐。他们并不意识到自己的幸福,甚至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自由。他们在船舱里该有多么舒适啊!……我们这样往下游划了大约二十多公里。食物快吃完了。现在还是夜晚,应该乘机补充一些。有鸡叫声。我们把船靠了岸,悄悄朝鸡叫的方向走去。有一所小房。没有狗。一间牛棚。一条母牛和一只小牛犊。有鸡。日丹诺克很喜欢家禽。可是我说:咱们牵走牛犊吧。我们把牛犊的绳子解下来。日丹诺克牵着它朝岸边走去,我在后面认真地把足迹都弄掉,否则那群狗就会知道我们是沿河而下了。小牛犊很听话地一直走到岸上,但是,它不想上船,身子向后坐,不往船上走。我们两人好容易才把它弄到船上,按倒了。日丹诺克坐在牛犊身上压着它,由我划船。我们本想离开河岸之后再杀它。但是,我们错了,不该载着活的走!小牛犊挣扎着要起来,它把日丹诺克翻倒在船上,两只前腿已经进水了!全舰紧急集合!日丹诺克拉住了小牛的后腿,我拉住了日丹诺克。我们全都偏向船的一边儿,水从船帮涌进来。可别淹死在额尔齐斯河里!好容易才把小牛拉回来。但是船里进了不少水,吃水很深。得把水淘出去。但在这之前应该先把牛宰掉。我拿起刀来,想把它后颈上的脖筋割断,我记得有那么一个地方是可以割断的。但是,我割的不对,或者因为刀子不快,没有割断。小牛浑身抖动,往外挣脱,它被彻底激怒了。可我也很生气。我又想割断它的喉管,又没有割成。小牛哞哞叫着,不住地踢跳,眼看就要跳出船去,或者要把我们淹死了!它要活!可是我们也要活呀!!我不停地用刀捅它,可总是杀不死。小牛摇晃着,左右冲撞,这个没有理性的混蛋眼看要把船弄翻,把我们淹死了!因为它这么愚笨而顽固,我对它就像对一个最大的敌人那样真地产生了不共戴天似的仇恨。我开始怀着无比仇恨用刀子胡乱地往它身上扎、割、捅。它身上的血往外冒,溅到我们的身上。它大声哞叫,绝望地挣扎。日丹诺克压住它的头,船猛烈地摇晃,我不住手地用刀桶。可我从前是个连只小老鼠,连个小甲虫都不肯杀死的人呀!这时已顾不得怜悯了:现在是它死我活的问题!小牛终于不动了。我们赶紧淘出船里的水:用舀子,用罐子,两人一起忙。然后才往前划去。水流把我们的船冲进一条河岔。眼前出现了一个小岛。我们该藏起来,因为天快亮了。我们把小船牢牢地隐藏在芦苇深处,把小牛和我们的全部财产都拖到岸上,用芦苇把船盖上。拖着牛腿把它拉上岸边的陡壁可真不是件容易事。岛上是齐腰高的青草和树林。神话般的境地!我们已经在沙漠、草原呆了好几年,简直忘记树林、青草、河流是个什么样子了……天亮了。小牛的脸像是非常委屈。但是,多亏了它这个小兄弟我们如今可以在岛上生活了。我们用“卡秋莎”上的一段废锉把刀子磨了磨。我从来没给牲畜开过膛,现在也得学会。我把小牛的肚皮割开,扒开,取出内脏。在树林深处点起一堆火,煮起牛肉和燕麦片来。煮了满满一水桶。宴席!主要的是心里坦然:我们在岛上,小岛把我们和恶人们隔开。人们中间也有善良的,但是逃跑者似乎很少遇见善人,全部十分凶恶。天气晴朗,很热。今天不需要蜷缩在胡狼窝里了。草很密,绿油油的。那些每天践踏青草的人是木了解青草的价值的。他们不能理解,一下子扑到草地上把脸紧紧地贴在草上时的愉快心情。我们在岛上慢步走了一会儿。这里有很多野蔷薇花丛。野浆果也熟了。我们不停地吃。然后又去喝肉汤。又煮牛肉。把牛腰子放在粥里煮。心情很轻松。回顾我们走过的艰难路程,可以发现不少好笑的事。他们还在等着我们演出短小喜剧呢。不难想象他们会怎样破口大骂我们,怎样向上司汇报。一想到他们那种样子,就不由得要放声大笑!……我们找了一棵大树,把树干的皮扒掉一大片,用烧红的铁丝往树上烫字:“一九五O年十月,无事被判终身苦役的人们在奔向自由的途中曾于此稍憩。”就留下这踪迹吧!在这密林深处它不会对搜捕人员有所帮助、可是,总有一天人们会看到这些字的。我们决定不急于离开这里。我们为之而逃跑的一切——自由!——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即使我们到了鄂木斯克或莫斯科,自由大约不会比这更充分。)除了自由,这里还有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翠绿的芳草和逍遥的闲暇。这里有足够的肉食。只是没有面包,就是缺少面包啊!这样,我们在小岛上住了将近一星期:从逃出后的第十昼夜到第十六昼夜的开头。我们在树林深处搭起了一个干草窝棚。不错,夜里窝棚里有些冷,但我们可以在白天补足睡眠。这些天一直是晴天。我们喝了很多水,努力像骆驼那样在体内储存一些水。我们无忧无虑地坐在草地上,透过树枝的空隙观赏着那边的,河岸上的生活:汽车奔驰,人们在割草。这已是在割第二茬草了。谁也不往我们这边望一眼。忽然,白天,我们正在草丛里晒太阳打盹的时候,听到岛上有斧头砍树的声音。一抬头,看到一个人正在用斧头砍树枝,边砍边向我们这面移动。半个月来,我的胡须已经很长了,没有东西可以用来刮脸。我的样子一定很可怕,像个典型的逃犯。可是日丹诺克却不长胡子,脸上光光的像个大孩子。因此,我就装作睡觉的样子,叫日丹诺克迎上前去,不等他说话,就向他借支烟抽,并且对他说;我们是从鄂木斯克来的旅游者,问问他是哪里的。如果发现不对头,我这里是准备好了的。科利亚走过去同那个人谈起来。两人吸起烟来了。原来是个哈萨克人,左近农庄的。后来,我们看到他顺着岸边走去,上了船,连砍下的树枝也没拿,就划船走了。这是什么意思?是急着去报告看见我们了吗?(也许,相反,他自己害怕了?怕我们去报告?因为随便砍伐森林也要判刑的呀!实际生活就是这样:大家互相害怕。)我问科利亚:“你对他说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咱们是登山者呀!”真叫人哭笑不得!日丹诺克总是把事情弄乱。“我不是说过,我们是旅游者吗!在这空旷的草原地带哪里会有什么登山者?!”不行,不能留在岛上了!享福享到头了。我们立即把东西全搬到船上,启航了。虽然是白天,也得尽快离开这里。科利亚躺倒在船底,外面看不见他,远处看去船上只有我一个人。我尽力划,使船走在额尔齐斯河的中流。一个问题是要买到面包。另一个问题是快到人多的地方了,我一定得刮刮脸。我们打算到达鄂木斯克市之后卖掉一套西装,过去几站再乘火车走。傍晚前,我们看到一所浮标工住的小房。我们上岸了。屋里只有一个女人。她很害怕,有点不知所措:“我这就去叫我男人来!”她说着就慌慌张张出去了。我跟在后面,盯着她。忽然,日丹诺克从小房那边不安地喊道:“格奥尔吉!”(见你的鬼!你那舌头是怎么长的!不是商量好叫我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吗!)我只好回到小房旁。这里已有两个人,其中一人端着猎枪。“干什么的?”“旅游的。从鄂木斯克来。想买点吃的。”我为了驱散他们的怀疑,接着说:“咱们进屋去谈吧,为什么这么不热情呢?”这么一说,他们果然有些缓和了:“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或许农庄里会有吧。往下游去,两公里远。”我们回到船上,又往下游走了二十公里。月色清明。我们爬上陡岸,看见一所小房。屋里没有灯光。我们敲敲门。一个哈萨克人开门出来。这是第一个同意卖给我们半个圆面包和四分之一口袋土豆的人。我们买了他一根针和一点线(这大概是我们不够谨慎之处)。我们向他要了刮脸刀,但是刀片不快,刮不掉,这个哈萨克人没有胡子。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好人。我们尝到了一点甜头,便又问:能不能卖一点鱼给我们。哈萨克人的妻子走出去,拿了两条鱼来,她把鱼递给我们时,我听到她说:“勿需钱!”这可是喜出望外了,不需给钱,白送给我们!这两个人可真是好人!我就接过鱼往口袋里装。可是哈萨克人却把鱼往回拉。“她说的‘五许钱’,就是五个卢布的意思!”男主人解释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不,我们不要,太贵。夜里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继续往前航行。次日,第十七天,我们把船藏在树丛里,自己找个草垛睡觉。第十八、十九两天也是这么度过的。尽量避开人。我们什么都有:水、火、肉、土豆、盐、水桶。陡峭的右岸上是一片针叶林,左岸是草地,有很多干草垛。白天,我们藏在树从里点起火来,煮马铃薯肉汤吃、睡觉。但是,快到鄂木斯克了,总得出去见人啊,也就是说,需要一把刮脸刀。简直是束手无策了:没有刮脸刀和剪子怎么能去掉这把胡子呢?一点办法也没有!难道一根一根地拔?月光下,我们看到岸上有个小土岗。我想:这是不是古代的边防哨所?也许是叶尔马克“时代留下的吧?我们上岸去想看个究竟。面前这座由土坯房组成的神秘死城在月光下显得十分阴森可怕。大概它也是三十年代初期造成的吧……烧光了能烧的一切,推倒了土坯墙,人们被绑在马尾巴上拖走了……反正外国旅游者是不会到这里来的……两个星期以来一场雨也没有下过。但是,夜里已经相当冷了。为了赶路,大部时间由我划船。日丹诺克坐在船尾闲着,更觉得冷。到了第二十天的晚上,日丹诺克便开始要求点个火堆,喝点开水暖暖身子。我让他来划船,但是他冷得直打战,一个劲儿地要求点火堆。作为一起逃跑的同志,我无法拒绝他的这个要求,但科利亚自己应该懂得这有多么危险,应该放弃这一要求。但是,日丹诺克有个弱点,他不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就像那次从桌上抓起一块饼吃或者受到家禽的诱惑时那样。他一直在打战,不住口地要求点个火堆。要知道,额尔齐斯河流域一带到处都在警惕地等待着我们的出现呢!其实,我们直到今天还一次也没有遇到过搜捕小队,他们居然没有在月夜的额尔齐斯河中流发现我们,没有拦住我们,这倒是很奇怪的。这时,我们看见高高的河岸上有一处灯光。这回科利亚不要求点火了,而是要求到人家里去暖和暖和。这更加危险。不应该同意。我们忍受了那么多痛苦,走过了那么艰难的道路,为什么呀?但是,我怎么能拒绝他呢,他是不是病了?他又克制不住自己,不放弃这一要求。小屋里一盏油灯,一对哈萨克人老夫妇睡在地板上。他们吃了一惊,立即跳起来。我解释说:“我们这位同志病了,想借您个地方暖和暖和。我们是出差的,出来采办粮食,坐船从对岸过来的。”哈萨克老人说:“那就躺下休息吧!”科利亚一头躺到一块大毛毡上。我也装作躺在一边的样子。这是我们逃跑以来住进的第一间屋子,但是我却好像躺在火盆里似的;不但睡不着,而且躺不住。现在像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出卖了,自己心甘情愿地走进了陷阱。哈萨克老人出去了,他只穿了一件内衣(如果不是这样,我一定会跟出去的)。可是,好半天不见他回来。我侧耳一听,门外有人用哈萨克语在小声说话。是两个年轻人。“你们是作什么的?管理浮标的吗?”我从屋里首先向他们发问了。“不是。我们是共和国第一个国营牧场——一阿拜国营牧场的。”我们找的这个地方可真是最糟糕的了!凡是国营农场所在地,都有苏维埃政权机关,有民警。这是共和国第一个国营牧场,那就是说,是个培养重点,更是积极……我握了握科利亚的手,小声说:“我上船去,你随后赶来,拿着公事包。”然后又大声对他说:“咱们不该把吃的东西都留在岸上。”我走到外间,一推门,门反锁着。这就清楚了。我返回屋里,急急地扯了科利亚一把,又回到外间门前。门做得不很地道,有一块板子底下短一点,我从这里伸出手去,用力往前伸着摸……原来外面是用一根木棍子把门顶住的。我把它推倒了。我出来急忙奔向河岸。船还在原处。我站在明亮的月光下等待科利亚。可是,不见科利亚跟上来。唉呀,真是害人!那就是说,他没有毅力立即站起来,想多暖和一步钟。也许是把他抓住了。应该去救他出来。我又爬上陡岸。迎面走来四个人,其中有日丹诺克。四个人靠得很近。(或者是人们在抓着他?)日丹诺克喊道:“格奥尔吉!(看,他又喊“格奥尔吉”!)快过来吧!他们要看咱们的证件!”我本来叫他把公事包拿着的,可是他空着手。我走到近前。新来的哈萨克人用蹩脚俄语问道:“你们的证件呢?”“您是什么人?”我尽量镇定自若地反问他。“我是管理员。”“噢,好啊,”我用称赞的口吻说,“咱们一起回去吧。证件是随时都可以检查的。在那儿,在屋里。屋里不也亮些吗?”我们一起回到屋里。我从地板上慢慢拿起公事包来,走近油灯,心里盘算着怎样打倒他们,怎样跑出去,同时嘴里自言自语地说:“证件嘛,随时都准备着,请检查吧。检查证件嘛,该检查谁就检查谁。提高点警惕总是好的嘛。我们粮食来办处里就发生过一桩事……”我已经在拉公事包的拉锁,就要打开立了。他们凑在我的身旁。我用肩膀猛地朝管理员一靠,他撞在老头子身上,两个人都倒了。我反手就给另一个年轻人一拳。叫声!喊声!我说一声“玛赫玛杰拉!”,拿起皮包就冲出了内屋、冲到外屋门口。这时我听到科利亚从门过道喊道:“格奥尔吉!抓住我啦!”回头一看,只见他把住门框不放,哈萨克人正在往里拖他。我拉了他的手一把,没拉出来。于是我蹬住门框,猛地用力一扯,把科利亚的身子一下子拉到我的身后去,可我自己却因用力太猛倒下了。立即有两个人扑到我身上。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从他俩的身体下面跳起来的。我们宝贵的手提包只好留在那里了。我直奔岸边石崖,连跑带跳!后面的人用俄语叫喊:“用斧头砍他!用斧头!”看样子是在吓唬人,不然他们就说哈萨克语了。我感到他们的手就要抓到我了。我跌跌撞撞地往前跑,跳下石崖!科利亚已经跑到船旁了。我对他喊道:“把船推进河!你快上去!”幸亏他们没有枪。我跳进水里,水没了膝盖,我追上船,跳上去。哈萨克人不敢下水,他们在岸边跑,一面喊着:“追呀,追!”我对他们喊:“怎么?你们这些混蛋,抓到了吗?”幸亏他们没有枪。我顺流划去。他们大声喊叫着在岸上跑,但不远就有一个小河弯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我脱下两条裤子(一条海军裤和一条西装裤),把水拧干。冻得我浑身打战。“哼!科利亚!你这回暖和过来了吧?”科利亚一声不吭……很明显,必须离开额尔齐斯河。应该在黎明前上岸,尽快搭顺路汽车赶到鄂木斯克。好在已经不远了。“卡秋莎”和盐都在手提包里。到哪里去弄刮脸刀呢,更不用说要把衣服晒干了?眼前岸边有一只小船,一间小房。看样子像是浮标工住的。我们上了岸,叫门。里面并不点灯。一个粗声粗气的男人声音:“难呀?”“让我们进去暖和暖和吧!船翻啦,差一点淹死!”里面的人磨蹭了好久,终于把门打开了。在昏暗的门过道一个粗壮的老头子倚在门旁,是个俄罗斯人,双手举着斧头照准我们。谁敢进去,他会一斧头劈下来的!我急忙对他解释:一您别害怕,我们是从鄂木斯克来的。是出差回来的。刚到阿拜国营牧场去过。我们本想坐小船到下游去一趟,可从您这里往上游去不远有个浅滩,还有人下了鱼网,我们没弄好,把船搞翻了。”老头子还是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们,并不放下斧头。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在什么画上?他像是个壮士歌里的老汉,白发苍苍。他终于答话了:“那么说,你们是往日列坚卡去?”太好了。这样我们就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了。“是啊,去日列坚卡。可主要的是把皮包掉在水里了,里面有一百五十卢布。我们在国营牧场买了肉。现在也顾不得那些肉了,您想不想把我们的肉买下来?”日丹诺克去取肉。老头子把我放进里屋。屋里有一盏煤油灯,墙上挂着猎枪。“现在该看看你们的证件了。”我尽量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说:“证件嘛,总是要随身携带的。幸而放在上衣口袋,没弄湿。我叫斯托里亚罗夫-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本州畜牧业管理局的特派员。”现在应该尽快地掌握主动权。于是我问他:“您呢?”“看管浮标的。”“访问您的名字和父名?”这时候科利亚回来了。老头子也就再没有提证件的事,只说,他买不起肉,但是招待一杯茶喝还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在他这里大约坐了一小时,他用细劈柴点着火,给我们热了一点茶,拿出一块面包,甚至还切了一块炼过的脂油。我们谈论着额尔齐斯河的河道,得用多少钱买只船,在哪里可以卖掉它。大部时间是他一个人在说。他用一双老人的慧眼颇表同情地望着我们。我觉得他好像全都明白,是个真正的人。我甚至想对他吐露真情了。但是,这对我们不会有好处。看样子他不会有刮脸刀,他那满脸的胡须就像林中野草一样。而对他来说,还是不知道真情比较安全,否则,他就有“知情不报”之罪。我们把小牛肉留给他一些,他送给我们一些火柴,领我们到岸边,还告诉我们船走到什么地方要靠哪一边走。我们离岸后急忙划开,想在这最后一夜尽可能走得远些。抓我们的事发生在右岸,所以现在我们尽量靠近左岸走。月亮挂在低空,天气晴朗,我们可以看见右岸的高坡上有一片树林,离岸不远有一只船也正向下游行驶,但是不如我们的小船走得快。那是不是行动人员小组的船?……我们的船和那只船平行了。我决定不顾一切,采取主动。我用力摇桨,把船向那只船靠过去。“老乡,您这是往哪儿去呀?”“去鄂木斯克。”“从哪儿来的?”“巴夫洛达。”“干什么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搬到那儿去住。”听他那“噢”音很重的口音,不像是行动人员。回答问题很痛快,看来是愿意搭个伴儿的。他的妻子睡在舱里,他趁着夜晚打桨赶路。我仔细一看,这原本不是一只船,是一辆大车改装的。里面装满家具什物,大包小包。我迅速地盘算着。这是我们在河上的最后一夜,最后几个小时了,却有这样的巧遇!既然他是搬家的,他船上必定是食物、钱、公民证、衣服、甚至刮脸刀,什么都有。而且哪儿也没有人抓他们。我们是两个人,他是一个人(他妻子根本不在话下)。我可以用他的公民证,科利亚打扮一下可以装成女人,他个子瘦小,脸上没有胡子;至于体型,可以伪装一下。当然,他们也会有皮箱。这对我们装扮成旅行者有用处。这样,任何一个汽车司机都会同意把我们带到鄂木斯克去,今天早晨就能到。俄国的河上哪个时代没有打劫的呀?既然是险恶的命运之神这样安排的、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自从我们在河上留下踪迹之后,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当然,不忍心夺走他用血汗挣来的财富,他是有些可怜,但是,谁可怜过我们呢?或者将来有谁会可怜我们呢?这就是我和日丹诺克一瞬间所想到的。我只轻轻地问了一声:“嗯?”日丹诺克小声回答说:“玛赫玛杰拉。”我使船慢慢靠过去。已经开始把他们的船逼近河岸了,岸上是一片黑压压的树林。我加紧靠过去,尽量不使船走进前面的河曲处,说不定那里就是树林的尽头了。我忽然改用首长的语气命令说:“你听着!我们是内务部的行动小组。你把船靠岸吧,检查一下你的证件!”划船的人把桨扔下了:不知他是害怕还是因为遇到的不是强盗而是内务部行动小组而高兴。“请吧,就在船上检查也行啊!”“告诉你靠岸,你就靠岸!快点!”我们都靠岸了,两只船紧挨着。我们跳上岸,他却好不容易才爬过那些包袱。原来他是跛脚。他妻子醒了,睡意惺松地问道:“还远吗?”小伙子把公民证递给我。“你的服役证呢?”“我是残废。因伤致残,免役了。这是证明……”我看到他的船首有金属的闪光,那是一把斧头。示意科利亚把它拿掉。科利亚猛地扑过去,一把抓起斧头。那个女人尖叫了一声,她感到不对头了。我厉声说:“你喊什么?!别叫!我们是在搜查逃犯。斧头也是凶器嘛!”女人安静下来。我命令科利亚:“中尉,你到哨所去看看,沃罗比约夫大尉应该在那儿。”(姓名、职称都是随口说出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朋友沃罗比约夫大尉也是个逃跑过的人,他现在还蹲在埃克巴斯图兹的加强管制棚里。)科利亚明白了:到上面看看有没有人,可不可以行动。他跑上山坡去。我继续讯问、查看。我仔细看他的公民证和证明,被检查人讨好地不住地划着火柴给我照亮。年龄很合适,这个残废人还不到四十岁。他当过浮标工,现在卖掉自己的房子和奶牛(所有的钱当然都带在身边),想到外地去寻求幸福生活。他觉得只是白天走太慢了,所以晚上也在赶路。这是一个绝好的、难得的机会,因为并没有人追捕他们。但是,我们想干什么?要他们的命?不,我从未杀过人,也不想杀人。侦查员和行动人员折磨和侮辱我的时候,我想过杀人,但对普通的劳苦人民,我下不了手。拿走他们的钱吗?只要拿一点点。嗯,多少算“一点点”?只够买两张去莫斯科的火车票加上吃饭的钱就行了。另外还要一点破旧东西。这不会使他们破产。不拿走他们的证件和船,同他们商量好,不许他们去报告,行吗?很难相信他们。况且,我们自己没有证件怎么行?可是,如果拿走他们的证件,那他们就别无办法,只有去报告。为了不让他去报告,就得委屈他们,把他们绑在这里。要绑得能使我们有两三天的充裕时间才行。这么说来,不是很简单吗?这时科利亚察看回来了,暗示我上面一切正常。他等着我发出“玛赫玛杰拉!”的命令。怎么办?奴役的埃克巴斯图兹营的图景又浮现在我眼前。我原意回到那里去吗?……难道我们就没有权利……?这时,突然,有一个什么东西非常轻柔地抚摩了我的腿一下。我看见一个小小的白东西。我俯身一看:原来是一只小白猫,从船舱里跳出来的。它把尾巴像旗杆一样竖着,鼻子里发出轻轻的呼噜声,用身体蹭我的腿。它并不了解我此刻的想法。由于这小白猫的轻轻触动,我仿佛感到自己的意志有些动摇了。从钻出铁丝网下的小洞以来二十昼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一根弦,似乎一下子断了。我感觉到,现在无论科利亚说什么,我都不仅不会夺取这两人的生命,而且不会夺取他们的一点血汗钱。我保持着严肃的声调说:“好,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们马上就会查清楚的!”我和科利亚登上山坡,我手里拿着他们的证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科利亚。科利亚不作声。他不同意,但是不吭声。世界就是这样安排的:那些家伙能够随意剥夺任何人的自由,他们并不存在良心问题。而如果我们想把天赋予自己的自由取回来,他们就要求我们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要求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人付出生命。那些家伙什么都能作得出,我们则不能。这就是他们之所以强于我们的原因。我和科利亚没有商量出一致意见就走下山坡了。跛脚男人站在靠岸的船旁。“你妻子呢?”“她害怕,跑到树林里去了。”“这是你们的证件,拿去吧!你们可以赶路了。”男人道了谢,冲着树林喊道:“玛——丽娘!回来吧!都是好人!咱们走吧2”两只船划开了。我也尽快地往前划。跛脚男人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从我们身后喊道:“首长同志!我们昨天可看见两个人,简直像土匪一样。我们要知道的话,非把他们抓住不可,两个坏蛋!”“听,怎么样?你可怜他们吗?”科利亚问我。我没有吭声。就从那天晚上起,从我们进屋取暖的时候或者从看到那只小白猫的时候起,我们的整个逃跑计划就被打乱了。我们似乎失掉了某种东西——是信心?果断?分析判断能力?两人和谐的决定?在这里,在即将到达鄂木斯克时,我们开始犯错误,两人开始不往一处想了。而这样的逃跑者就注定逃不远。没等天亮我们就弃舟上岸了。白天睡在草垛上,但很不放心。天黑了,肚子饿,应该煮点肉吃。可是跑的时候把水桶丢了。我决定用火烤。找到了一个拖拉机上用的破座子。就把它支起来烤吧。土豆可以扔到灰里烧。旁边有一个草窝棚,是割草人搭起来休息用的。我这天不知怎么那样糊涂,竟决定在窝棚里点火烤肉,我以为这样别处就看不见火。科利亚根本不想吃晚饭,他说;“咱们赶路吧!”老是意见分歧,合不来。我在窝棚里点起火来。但是,草放多了,火一下子就上了窝棚顶,我好容易才爬出来。火顺着风势,把旁边的草垛(就是我们白天睡觉的那个草垛)也烧着了。我倒忽然心痛起这些干草来:多好的草啊,白天我们还在上面睡觉呢!我急忙把着了火的干草扔开,在地上滚动,企图把火扑灭,不让它蔓延。科利亚坐在一旁,气得鼓鼓的,一点也不想帮忙。我们又留下了一个多么明显的痕迹呀!看,这照得满天通红的火光!几公里之外都能看到。这还要算敌人的破坏行为哩!对逃跑犯还会判原来的刑期二十五年,再加上放火烧农庄草垛的“破坏行为”,高兴的话,可以判你“极刑”了!主要的是,每犯一个错误,它又会引起新的错误,因此也就更失去信心,失去对环境的判断能力。窝棚烧掉了。土豆倒也烧熟了。拿草灰当盐,我们把它吃了。夜里继续走。绕过一个大村子。抬到一把铁锹,我们便拿着它,心想:会有用处的。我们沿着额尔齐斯河走,不久就遇到一个河湾。要绕过去吗?太费劲了。我们在附近找了找,发现一只没有桨的船。没关系,铁锹也可以当桨使。我们渡过河湾。我在这里用皮带把铁锹绑住,背在身后,揪把向上,从远看像是背着一支猎枪。在黑暗中人们会把我们当成猎人的。没走多远,从旁边过来一个人,问了一声:“彼得罗?”“认错人了,不是彼得罗!”我们走了一夜,白天又是睡在草垛里。轮船的汽笛声惊醒了我们,钻出来一看:不远处就是码头。几辆汽车正往码头上运西瓜。鄂木斯克市就在眼前。鄂木斯克就在眼前!该是刮刮胡子,弄一点钱的时候了。科利亚不断折磨我:“这回我们该完蛋了。既然可怜他们,咱们为什么还要逃跑呢?正在决定命运的关头,你却发起慈悲心来!这回我们该完蛋了。”他说得有理。现在想起来那是多么没有意义啊。现在我们没有刮脸刀,没有钱;本来是两者都已经到手了的,可我们却没有拿。我们为了逃跑,想啊,盼啊,多少年。耍了多少花招,作了多少戏。铬铁丝网,随时等待着子弹穿过后背,六天六夜滴水不进口,在草原上挣扎两个星期——而到最后,却没有拿那已经到手的东西!像这样满脸胡子怎么进鄂木斯克?到哪里去弄钱从鄂木斯克坐车到远处去?……白天我们还是躺在干草里。当然,睡不着。下午五点左右日丹诺克说:“现在趁着天还亮的时候出去看看情况吧!”“那可不行!”我说。“跑出来快一个月了。你可真是个保险主义者!我去,我一个人去。”“你敢!我捅你一刀!”当然,我是不会捕他的。日丹诺克不说话了。躺着。突然,他爬起来,钻出去,走了。怎么办?就这样分手?我也只好出去,追上他。我们在大白天顺着额尔齐斯河边的大路走。走到一个草垛旁坐下来商量:如果再遇到一个人,就不能放走他了。天黑之前绝不能让他去报告。科利亚不小心跑出去(想看看路上有没有人),被一个小伙子看见了。只好把小伙子叫过来:“朋友,请过来!来一支烟解解闷儿吧!”“你有什么可发愁的啊?”“这不是嘛2我跟大舅子找个星期天出来划船玩玩。我是鄂木斯克人,他是巴夫洛达造船厂的,是个钳工。你看。夜里船脱了碇,漂走了,我们就这样留在岸上。你是干什么的?”“看管浮标的。”“你看没看见我们的船?说不定漂到芦苇丛里去了?”“没看见。”“你的岗位在哪儿?”“那就是!”小伙子指指附近一间小屋。“那就到你那儿去吧。我们带着肉,咱们煮点吃。我们也刮刮脸。”我们三个人走去。原来这间小屋是另一个浮标工住的,我们这个小伙子住的那间离这里还有三百米。又不是一个人!我们刚进屋,邻居就骑自行车来了,还背着一支猎枪。他用眼睛嚼着我的满脸胡子,问起鄂木斯克的生活来。向我这个政治苦役犯打听鄂木斯克自由人的生活!我只好连猜带编,反正少不了什么住的地方太挤,食品供应不好,工业品质量差之类。我想,这大概不会错吧。谁知这个人不以为然,他撇着嘴反驳我,原来他是个党员。科利亚这时正在煮肉场,我们应该多吃点准备着,也许到达鄂木斯克之前再吃不到东西了。到天黑这一段时间真难熬。这两人一个也不能放走。可是,如果再来第三个呢?天色黑下来,两人都要去点浮标灯。我们也要求跟去帮忙。那个党员拒绝说:“我只要点两个浮标就行了,点完还得进村给家里送柴火去。我还要回来的。”我暗示科利亚盯住这个党员,情况不妙就拉进草丛。并暗示他会面的地方。我自己跟另一个人去点浮标。我从船上留心观察附近岸上的地形,一边向他打听去附近城镇的路程。我看到那个党员和我们同时往回走,有些放心了:他还没有来得及去告密。不一会儿,他果然拉来一车柴火。但他却把车放在屋旁,不往家里送,坐下来喝科利亚煮的肉汤。他不走,有什么办法呢?那就对付他们两个?把一个弄进地窖,另一个塞到床下?……他两人都有证件,其中一人还有猎枪和自行车。是吗?啊!逃犯的生活啊!人家只是接待了你,你还嫌不够,还要强夺他们的……突然,我听到吱拗一声,是桨架的声音。往窗外一看,三个人坐小船来了。这样就是五比二了。小屋的主人出去了一下,立即返回来取小铁桶,一边说:“是班长来送煤油。奇怪,怎么他亲自送来,今天是星期天啊?”星期天!我们都忘记星期见了。对我们来说星期见都一样。我们是星期日晚上逃出来的。那就是说已经过了三个星期。劳改营里怎么样?……猎犬们大概绝望了。认为再也抓不到我们。如果当初坐汽车跑,有这三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大概早在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或者白俄罗斯共和国安顿下来了,已经有了居民证,找到工作了。顺利的话,也许还能往西走得远些……现在,经过三个星期之后,要是再投降可太遗憾了!“喂,科利亚!差不多了吧,该打起精神整理行装了吧?”我们两人出去,蹲在草丛里观察着:小屋的主人从船上取了煤油,他的邻居。那个党员,也凑过去,小声在说什么,我们听不见。送煤油的人走了。为了不给他们单独谈论我们的机会,我叫科利亚赶快回小屋去。我自己悄悄摸到主人的船旁,为了不弄响铁链子,我使了很大力气才把木桩子拔了出来。我估计了一下时间:如果浮标班长去报告,到村里约有七公里的路程,大约需要四十分钟,如果村里有武装人员,他们集合起来乘汽车赶到这里,也还得十五分钟。我回到屋里。邻居还没有去送柴火,两人还在聊天。奇怪。那就不得不对付两个人了。我对日丹诺克说:“喂,科利亚,睡觉前咱们到河里去洗洗罢?”(我们俩总得商量一下呀。)我们刚刚出屋,就听到黑暗中传来皮靴的声音。我们弯下腰,借着灰暗的天空反光看到几个人影鱼贯地从树丛旁跑过去,把小屋围起来。我对科利亚小声说:“上船去!”说着就向岸边跑。我从陡岸上滚滑下去,正好落到船旁边。生命攸关,分秒必争。可是不见科利亚跟上来。唉呀!他到那儿去啦?可我又不能扔下他。终于,看见黑暗中一个人影顺河岸朝这边跑来了。“科利亚,是你?”火光!嗖的一声,子弹迎面打来!我翻身两手向前扑到船上。陡岸上冲锋枪接连打了几梭子子弹。人们喊道:“打死了一个!”有人俯身问:“受伤啦?”我呻吟着。人们把我拉出去,拖着走。我一跛一跛地走(如果受了枪伤,他们会殴打得轻些人黑暗中我偷偷把两把刀子扔在草里。岸上的红肩章士兵问姓什么。我回答:“斯托里亚罗夫。”(还指望着万一能想法混过去。不想说出自己的真姓,因为那就意味着自由的结束呀!)人们狠狠地往脸上打:“报你的姓名!”“斯托里亚罗夫。”他们把我拖进小屋,扒光上身的衣服,用铁丝把两手捆在背后,铁丝直吃到肉里。几把刺刀对着我的肚子。其中一把从刀尖上往下滴着血。抓到我的那个民警中尉萨博塔什尼科夫用那干式手枪往我脸上直捅,我看到手枪的扳机是扳起了的。“报你的姓名!”唉,抵抗已经没有用了。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另一个在哪儿?”眼前的手枪晃动着,对着我的刺刀又往里扎了一下。“另一个在哪儿?”我为科利亚没被抓到而庆幸。我重复说:刚才还在一起,大概被打死了。”来了一个戴蓝箍帽的行动人员,哈萨克人。我的两手倒剪着,被他一把推倒在床上,半躺半卧,他就左右开弓打起嘴巴来,两只胳膊像游泳一样轮流摆动,每一巴掌都打得我的头往墙上撞一下。“武器在哪儿?”“什么武器?”“你是背着武器的!夜间有人看见了!”噢,路上遇见的那个猎人也去报告了……“那是一把铁锹,不是武器。”但他不信,继续打。突然,我觉得轻快了——这是开始失去知觉了。等醒过来的时候,我听到:“好,你等着!要是我们的人受了伤,就地打死你!”(他们像是有预感,科利亚确实弄到了一支枪!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我告诉科利亚“上船去!”可是科利亚却向相反的方向跑去,他钻进了草丛。他后来解释说是没听懂我的话……其实,不是的,他那天一直想要同我分开,这时他就跑开了。他记住了放自行车的地方。听到枪声后他拼命地朝河岸的相反方向跑,后来朝着我们来的那个方向爬了一段路,藏在草里。等天完全黑下来,一群人围着我的时候,他才直起身来又跑。边跑边哭,他以为我被打死了。他一口气跑到原先那间小屋外,踢破窗户,进去就找墙上那支猎枪。他摸到了猎枪,还有子弹袋。把枪上了膛。他说:“我当时想:去报仇?朝他们打一梭子,替格奥尔吉报仇?但是,又想了想,不行!”他找到了自行车,找到了斧头。他从里面破开门,往口袋里装了些盐,(是觉得盐最重要呢?还是没有时间考虑?)然后就骑上自行车顺大路直奔村子,又穿过树林,就从士兵们的旁边骑过去。(士兵们根本没有想到。)我读绑着装上大车。两个士兵坐在我身上,把我送到两公里外的国营牧场。牧场里有电话,方才同送煤油的浮标工班长一起坐在舱里的护林员就是用它通知了红肩章士兵,所以他们来得那么快。我却没有估计到会有电话。同这个护林员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谈这个插曲虽然不愉快,但它对于被捕获的逃犯来说却有典型性。我想解小手,因为我的手被捆在背后。需要别人用手给我一种十分阴私的帮助。拿冲锋枪的士兵当然不屑于做这种事,于是就叫那个护林员陪我出去。我们离开士兵们。当他在黑暗中帮我解手的时候,小声请求我原谅他的出卖行为:”我的职责所在嘛!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没有回答。这里的是非曲直由谁来评判呢?出卖我们的人有的由于职责,有的没有职责也出卖。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出卖我们,只有那个白发老汉例外。在大路旁的一间小屋里,我光着上身被捆绑着。口里干渴得很,但是不给我水喝。红肩章士兵们像一群野兽似地看着我,谁高兴就用枪托给我一下。但是,到了这里就不会那么轻易被打死了:在他们人少的时候,没有证人的时候,他们会打死人。(他们的这种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多少天来一直排着队在河岸上,在芦苇丛里寻找我们,得不到休息,吃不到热饭,只能吃罐头。)这间小屋里住着一家人。小孩子们用好奇的眼光盯着我,但不敢走过来,有的吓得打战。民警中尉坐在椅子上,同主人一起喝着优特加酒,他为这次成功和将会得到的奖赏而高兴。他向主人夸口说:“你知道他是什么人?还是个上校呢,有名的美国特务,大土匪!他想往美国大使馆里逃。他们在路上杀了人,吃人肉。”说不定他自己是真的相信这些话呢。内务部一直在散布关于政治犯的这类谣言,这样可以容易抓到人,大家都会去报告。他们只靠政权、武器、机动迅速这些优越条件还不够,还需要借助于造谣中伤!(就在这个时候,科利亚骑着自行车,背着枪,若无其事地从我们的小屋旁驶过。他看到了照得很亮的小屋,几个坐在门口边抽烟边说笑的士兵和面对着窗户光着身子被绑住的我。他蹬车朝鄂木斯克猛跑。在抓住我的地方,还有士兵们一整夜守在草丛里,等待天亮进行搜索。这时还无人知道邻近的浮标工的枪和自行车都不见了,那个年轻的党员浮标工大概也是喝酒、吹牛去了。)民警中尉充分享受了这猎获物的快乐之后,(对于地方民警来说这可是个不寻常的猎获物啊!)命令把我带进村里。我又被扔进大车。进村后,关进了临时羁押室,(这种地方在苏联到处都有,每个村苏维埃都附设一个临时羁押室!)两个冲锋枪手在走廊警戒,两个守住窗口!美国特务上校嘛!把我的手解开了,但命令我躺在屋中间的地上,不许靠近任何一面墙。就这样,我光着身子躺在地上度过了十月的一个夜晚。第二天早晨,来了一个大尉,他的两眼狠狠地盯着我,把我的一件制服上衣扔给我(别的东西他们都卖掉喝酒了)。他不住地用眼睛嚼着门口,小声地向我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你怎么认识我?”“我不认识你。”“那你怎么知道沃罗比约夫大尉领导搜捕工作?你这个坏蛋!你知道你把我置于何地了吗?!”他也姓沃多比约夫!他也是大尉!那天夜里,当我们装成行动人员小组的时候,我确实提到过一个沃罗比约夫大尉。是我发了善心放掉的那个劳动者去如实报告了。现在这个大尉却遇到了麻烦!如果领导追捕的人和逃跑者有联系,那么,三个星期没抓到人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又来了几个军官,他们大声对我嚷嚷,同时也询问关于沃罗比约夫的事。我告诉他们:这是偶然的巧合。又把我的手用铁丝捆起来,把鞋带抽掉,白天带我到村里的街上去示众。大约有二十名冲锋枪手押着我。全村的人都出来了,女人们不住地摇头,孩子们跟着跑,喊叫着:“他是土匪!是带去枪毙的!”两手被铁丝紧紧勒住,每走一步鞋就要掉。但是,我昂起头来,用骄傲的眼光望着群众,我想让大家都看看:我是个好人!带我出来示众,是为了让这些妇女和孩子们记住。(关于我的神话很可能还要在这里流传二十年!)一直走到村口才把我推进一辆卡车的破旧木板车厢里。五名冲锋枪手靠在驾驶室旁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就这样,我们逃出劳改营后曾经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走过来的全部路程,如今我又得一步一步地往回走了。而这段路程,要顺着弯弯曲曲的汽车路走的话,足有五百公里。给我戴上了手铐,铐得非常紧。两手倒剪着,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脸。我不是像一个人,而是像一口被捆住的猪似的卧在车厢里。他们就是这样惩罚我们的。道路坎坷木牛,雨下个不停,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摇晃。随着车身的摇动,我的头和脸就在车厢底板上来回磨蹭。头和脸被木刺划伤,木刺扎进肉里。手不但护不了脸,而且也随着车子的摇动被手铐咬得剧烈痛疼,像是被锯掉似的。我试图跪起来爬到车帮旁边,靠着车帮坐下。但是,白费力!因为没有东西支着,车一摇晃就又把我摔倒了,我只有在车厢底板上滚来滚去,有时候弹起来又撞到板子上,疼得好像五脏六腑全要震出来似的。仰面朝天,不行,压得背后的手吃不消。侧着身子,不行。趴下,也不行。我想弯着脖子,把头抬起一点来,免得老撞脸,不行,脖子支持不了一会儿,头便倒下去又撞在底板上……五个押解兵看着我的痛苦,丝毫无动于衷。这押解的旅程对他们也将是一次思想教育呀。坐在驾驶室里的中尉亚克夫列夫每当车停下来的时候就往车厢里看一看,咧着嘴说:“嗯!没跑掉吧!”我请求他给我摘掉手铐,他笑笑:“我可不是那个让你钻铁丝网的小伙子。痛?你痛死才好哩!”头一天晚上我还曾高兴过,心想:这次殴打还算轻,倒还不算“按罪受罚”。现在,我才明白:既然有卡车的破车厢会惩罚我,他们何必让自己的拳头受累呢?我身上没有一处不被擦伤撞肿的。两手剧痛,脑袋像是要裂开。满脸撞伤,扎了许多木刺,皮擦破了。车走了一整天和大半夜。当我已经不再同车厢作斗争而只是麻木地听任脑袋往车帮上撞来撞去的时候,一个押解兵实在看不下去了,把一个口袋垫在我的头下,并且偷偷替我松了松手铐,弯腰的时候悄声说:“没关系,快到了,再忍一会儿吧。”(这小伙子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他是什么人教育出来的?大概可以肯定地说不是马克西姆-高尔基教育的,也不是他们连队的政治指导员教育出来的。)埃克巴斯图兹。士兵们把车围起来。“出来!”我站不起来。(即使能站起来,他们也会让我在兴高采烈的士兵们的拳打脚踢下通过的。)打开了车帮,我被拖到地上。看守们集拢来,大家都想看看,嘲弄一番。不知谁喊了一声:“哈!你这个侵略者!”把我拖过岗楼,拖进监狱。没有把我塞进单间,而是立即关进一般牢房,为的是让那些喜欢“争取自由”的人看看我的模样。在牢房里,囚犯们把我小心地抱起来,放到上层铺上。只不过要到明天吃早饭时他们才能给我点吃的东西。那天晚上科利亚骑车走在去鄂木斯克的路上。一看见远处的汽车灯光,他就急忙拐进草原,放倒车,躺下。后来,他看到地里有一家孤零零的农户,宅旁有个鸡窝,又燃起了希望,于是他摸进去,扭断了三只鸡的脖子,装进口袋。别的鸡叫起来,他这才赶紧跑了。自从我们犯了几个大错误之后他就感到缺乏信心,而现在我已被抓回,科利亚心里更没有底了。他不坚定,神经过敏。只凭某种拼命的心情往前跑,已经不能很好地考虑对策了。他已经不能判断一个极简单的道理;自行车和枪支的丢失现在肯定已被发觉,因此这两件东西已经不能再帮他伪装了,他应该无一亮就尽早把这两件过分明显的标志丢掉;同时,他不应该从这面的大路进鄂木斯克,应当远远地绕个大圈,到另一面,从小路进城。枪支和自行车应该尽快卖掉,这样还可以弄到点钱。这些他都没有想到。他在额尔齐斯河边的草丛里藏了大半天,但又没有忍到晚上,就在天不黑时顺着河边小路走去了。十分可能这时已经通过电台把他的特征广播了,在西伯利亚并不像在苏联欧洲部分那样回避公开广播此类事情。他骑车走近一所小房,进去了。家里只有老太婆和她一、三十来岁的女儿。家里有收音机。巧得出奇的是收音机播送的歌曲正是:流浪人逃出了库页岛,沿着野兽走过的小道……科利亚一下子百感交集,眼泪夺眶而出。妇女们问他:“什么事使你这么伤心啊?”听到她们这句同情的问话,科利亚忍不住放声哭起来。两个妇女都尽力安慰他。他解释说:“我现在是孤零零一个人,全把我抛弃了。”“那你就娶个妻子吧,”老太婆不知是开玩笑,还是认真地说:.“我这闺女也是一个人过。”科利亚更是被感动了。不由得朝这个待嫁的姑娘望上几眼。姑娘却一本正经地转过脸来说:“有钱买伏特加酒吗?”科利亚把最后的几个卢布搜了出来,看样子不够。“嗯,我一会儿再添上点。”姑娘说着就出门去了。“对呀!”科利亚想起来了,“我这里还打了几只沙鸡呢。丈母娘,您去把它炖炖,不是一顿节日晚餐吗!”“你这都是母鸡呀!”老太婆抓起鸡来一看,不对头。“那就是我夜里打的时候没看清楚。”“那怎么鸡脖子都拧断啦?……”科利亚想讨支烟抽。老太婆却为了马合烟向新姑爷要钱。这时科利亚把便帽摘了下来。老太婆一看,更是慌了神:“看你这头剃得光光的,该不是个逃犯吧?别找麻烦,赶快给我走开!等我闺女回来,我们给你报告去!”科利亚总是在想:为什么我们在额尔齐斯河上可怜了自由的人们,而自由的人们却一点也不可怜我们呢?他把墙上挂的一件莫斯科式短上衣取下来(天已经凉了,可他身上只有一件衣服),穿上一试,正合身。老太婆在喊:“把你交给民警去!”这时科利亚已经从窗户看见老太婆的闺女回来了,还有一个男人骑自行车跟在后面。她已经去报告了!那就是说——“玛赫玛杰拉!”日丹诺克抓起枪,对老太婆说:“到墙角去!躺下!”他自己侧身靠在墙上。两个人刚一进门,他就厉声命令说:“都躺下!”又对那个男人说:“你把靴子脱下来送给我作结婚礼物吧2一只一只地脱!”男人在对准他的枪口威胁下脱了皮靴。科利亚把靴子穿上,把劳改营的破鞋扔掉。然后警告他们:谁敢出去追,就开枪。日丹诺克骑上自行车跑了。但是男人骑自己的车紧追上来。科利亚跳下车来,举枪瞄准:“站住J放倒自行车!往后退!”科利亚把男人赶开,走过去踩坏车辐条,用刀子割开车带,自己这才骑车走了。他很快就上了大路。眼前就是鄂木斯克,他径直向鄂木斯克骑去!来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旁边菜园里有几个妇女正在刨马铃薯。一辆三轮摩托车从后面跟上来了,上面坐着三个穿棉袄的工人模样的人。走着走着,三轮摩托突然一转,用车斗向科利亚撞过来,把他撞倒了。三个人跳下摩托车,一齐扑向科利亚,掏出手枪,用枪把打他的头。菜园里的妇女们叫起来:“你们干吗打人?他惹你们了吗?!”的确!他惹他们了吗?……但是,谁对谁干了什么并且将要干什么,这是老百姓所不能理解的。三个人的棉袄下面都穿着军装(行动人员小组不分昼夜地守候在进入鄂木斯克的路口)。妇女们听到的回答是:“他是杀人犯!”这样说最简单。于是,相信法律的妇女们就又继续去刨马铃薯了。行动小组首先就问这个乞丐般的逃跑者有没有钱?科利亚诚实地回答说:没有。他们搜他,在他刚刚抢来的新装“莫斯科式上衣”口袋里找到了五十卢布。他们拿了钱,到一家饭馆足吃足喝了一顿。不过,也还给科利亚吃了一顿饱饭。我们就这样被挂在监狱里很长时间,直到第二年的七月才审判。经过九个月的劳改营监狱,我们都患浮肿。这期间时常被揪去审问。负责审讯的是劳改营头目马切霍夫斯基和行动特派员魏因施泰因。他们追问:犯人中间谁帮助我们逃跑的?自由工人中间谁同我们“商量好了”在我们逃跑时把电灯熄灭?(我并没有对他们讲明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电灯熄灭反而妨碍了我们。)鄂木斯克的接头地点在哪里?想从哪里越过国境逃出去?(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人们想留在故土的心情,而是认定人们想往国外跑。)我们回答说。“我们是往莫斯科跑,往党中央跑,去申诉对我们的非法逮捕,没有别的想法。”但是他们不信。审讯没有搞到什么“有趣的”材料,最后也只好给我们每人拼凑一个由下列“花朵”组成的逃跑者的“花束”:刑法第五十八条第14分条;第五十八条第3分条;“六四”指令第1-2条;同一指令第2-2条(暴力抢劫,危及人身安全);第一百八十二条。但是,这一整串吓人的条文也并没有给我们加上比已经戴上的镣铐更沉重的镣铐。早已超越一切合理界限的法律惩罚所能给予我们的也不过就是二十五年苦役吧,而这却是一个浸礼教徒为了一次祈祷就可能受到的刑罚,也是我们在逃跑前已经被判处的刑罚。因此,只不过是今后点名时回答自己的“刑满日期”时不再说“一九七三年”了,要说“一九七五年”,如此而已。难道当时,在一九五一年,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九七三与一九七五之间有什么差别吗!?审讯中只有一点使我们受到威胁;他们说要把我们按经济破坏犯论处。这个看来很普通的名词却比那些司空见惯的“怠工、强盗、抢劫、偷窃”等等危险得多。因为根据这一罪状可以判处死刑,这是一年前才宣布实行的。说我们搞“经济破坏”,是因为我们“破坏了人民国家的经济”。审讯员对我们解释说:为了追捕你们,国家共花费十万零二千卢布;造成其他工地都停工几天(没有放囚犯们出工棚,因为担任警戒的士兵大部调去执行搜捕任务);有二十三辆汽车载着士兵昼夜奔驰在草原上搜寻,三星期就用掉了全年汽油消耗定额;向附近所有的城市和村庄派去了行动人员小组;发出了全苏通缉令,同时向全国分发了我和科利亚的照片各四百张。我们怀着骄傲的心请听完了这一长串数字……结果,我们又各自被判二十五年。当读者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很可能,我们的刑期还没有满呢……”当读者拿到这本书时,格奥尔吉-帕夫洛维奇-腾诺,这个竞技运动家,甚至是竞技运动的理论家,已经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死于突然发现的癌症了。他是在病床上勉强看完这些章节的,并且用那已经开始麻木的手亲自作了一些修改。他绝没有想到会这样死去,他对朋友们所作的誓言也不是要这样死去的!每次盘算逃跑计划时,他都一次又一次地燃起要死于战斗的愿望。他常说:“我死的时候一定要同时带着十来个杀人犯到阴间去,其中第一个就是维亚奇克-卡尔祖贝,另外还一定得有赫瓦特(既负责瓦维洛夫案件的侦查员)。我不是要杀人,我是要处死他们。既然国家法律保护杀人犯,我就得这样做!”腾诺曾说:“在你已经打出头几枪之后,你自己生命的本钱就算已经捞回了,那时你会高高兴兴地超额完成任务。”但是,病魔突然袭来,没有允许他找到武器,转瞬间夺走了他的力气。当腾诺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时J他还曾亲自把我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分别投到莫斯科的许多邮箱里去。他希望把他葬在爱沙尼亚。给他作临终祈祷的牧师也是个老囚犯,是蹲过希特勒和斯大林双方的集中营的。可是,莫洛托夫却安全地活下来了,他正在翻阅旧报纸并撰写他的刽子手回忆录。而赫瓦特呢,他正在高尔基大街第四十一号住宅里安闲地花着他的养老金。在腾诺逃跑事件发生以后,(由于他那不幸的短小喜剧)劳改营文化教育科的文娱小组被解散了一年之久。这是因为;文化固然很好,但是文化应该为压迫服务,而不应该为自由服务。

对于普通劳改营里发生的逃跑事件,假如逃跑者不是逃往什么维也纳或越过白令海峡的话,古拉格群岛的主宰者以及关于古拉格的各项法令倒也还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待。他们把这种逃跑看作自然现象,看成一份非常庞大的产业中不可避免会发生的个别经营管理不善的现象,就像大畜群里丢掉一头牲口,伐木场被水冲走一根原木,砖瓦厂摔碎几块砖瓦一样。但是,对待特种劳改营的逃跑事件就不同了。为了贯彻执行各族人民的慈父的特殊意志,他们把特种劳改营的警戒加强了许多倍,配备上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摩托部队(即在普遍裁军中不应裁掉的那些部队)。关押在特种劳改营的没有社会亲近分子(社会亲近分子逃跑倒不会造成多大损失)。这里也不能再借口冲锋枪手不够或装备不良了。因此,刚建立特种劳改营时就在有关指令中规定:从这些劳改营里应该完全不可能逃跑。从这里逃跑任何一个囚犯,就等于一个大间谍偷越国境,这将是整个劳改营当局的耻辱,是警戒部队指挥机关的政治污点。但是,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根据第五十八条判刑的囚犯的刑期已经不再是十年,而是刑法典的判刑极限——四分之一世纪了。其实,这种毫无意义的一律残酷对待的作法也有其弱点:就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束缚杀人犯不再杀人一样。(因为再杀一个也不过是十年刑期从头算起而已。)现在刑法典再也起不了约束政治犯逃跑的作用了。况且,被赶到这些劳改营来的人,他们并不按照那种为劳改营当局胡作非为进行辩护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思考问题,他们曾在整个战争中奋战疆场,至今那握过手榴弹的手指还没有完全伸直,他们是坚强的健康人。格奥尔吉-腾诺、伊万-沃罗比约夫、瓦西里-布留欣以及他们的同志们和其他劳改营里许多类似的人,即使没有武器也能顶得上正规军队摩托化步兵的新警卫队。特种劳改营里的逃跑尽管数量上比普通劳改营少(特种劳改营建立的时间也较短),但是这些逃跑更加强劲有力,更加坚忍卓绝,更加不可逆转和绝望,因而也更加光荣。谈一谈这些逃跑事件,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这些年来我国人民到底是不是那么忍气吞声,那么俯首贴耳的。请看下面几个例子。在腾诺逃跑的一年前发生过一次逃跑事件,它成了腾诺的借鉴。一九四九年九月,斯捷普特种营第一分部跑了两个政治苦役犯——格里戈里-库德拉和伊万-杜舍奇金。库德拉是乌克兰人,身体壮实,老成持重,头脑清醒,但是一旦发起火来就像查波洛什的哥萨克一样,连刑事犯都怕他。杜舍奇金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安详的白俄罗斯人。他们两人在矿山劳动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度探井。探井上口用铁篦子盖着。他们利用上夜班的时间偷偷把铁蓖子一点一点地摇晃松了。与此同时,他们把面包干。刀子和从卫生所偷来的热水袋悄悄带进探井,藏起来。逃跑那天晚上,他们下井劳动时分别向班长请假,说身体很不舒服,不能劳动,想在下面躺一下。原来夜里井下没有看守人员,班长拥有全权,不过晚上干活时班长也不敢逼得太紧,因为有时候会发现班长的脑袋被敲碎,扔在井下。两个逃跑者把热水袋装满水,带着自己的储备品钻进探井,然后爬到顶上,拆掉铁篦子爬出去了。这个出口离岗楼虽不远,但已经在隔离区之外了。他们悄悄地跑掉了,没有被发现。他们从杰兹卡兹甘通过草原朝西北方向走。白天躺在地上,夜间赶路。哪里也没有找到水。一个星期之后杜舍奇金躺在地上不想再起来了。库德拉用希望鼓舞他,告诉他前面有几个小山丘,那里可能有水。他们总算挣扎到那里了,可是山丘上的坑里只有稀泥,没有水。这时,杜舍奇金对库德拉说:“我反正不能走了。你把我扎死,喝我的血吧!”道德家们!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决定才是正确的呢?库德拉自己也是两眼直冒金星。杜舍奇金反正活不成了。那为什么让库德拉也渴死呢?……可是,假如他很快就能找到水的话,他今后的一生中想到杜舍奇金时将会怎样呢?……库德拉对杜舍奇金说出了自己的决定:我一个人再往前走走看,假如天亮之前找不到水,再回来使你摆脱这痛苦,总比两个人都死好。库德拉又朝前面的小岗爬去。他看到一道小沟,在这里,就像一些十分不可信的小说里所讲的那样,他发现了水!库德拉滚下去,趴在水边喝呀,喝呀!(只是天亮后他才看见那水里有许多蝌蚪和水草。)他用热水袋装了满满一袋水,又爬回杜舍奇金躺的地方:“我给你拿水来了!水!”杜舍奇金不相信。他喝着水,但不相信(因为许多小时以来他一直梦见自己在喝水……)。然后,俩人又一起爬到小沟边,又在那里喝了许久。喝水之后,感到肚子饿了。但是第二天夜里他们爬过一个山岗,前面就是天国般的山谷地带:有河流,有青草、树丛、马群,生气盎然。天黑之后,库德拉悄悄走近马群,刺死一匹马。两人从马的伤口处直接吸吮马血。(保卫和平的卫士们!你们那一年正在维也纳或斯德哥尔摩召开喧嚣的保卫和平大会,正用麦秆吸着鸡尾酒!你们中间有善于作诗的吉洪诺夫,还有擅长新闻特写的爱伦堡,可是,你们当时可曾想到,吉洪诺夫和爱伦堡的祖国同胞正在吸吮死马的尸体?他们是否曾向你们解释:按照苏维埃的方式,和平是应该这样来理解的吗?)库德拉和杜舍奇金点起火来烧马肉吃。这样,走了很久。步行绕过了图尔盖台地的阿曼戈尔德山;但走上大路后,遇到了卡车,上面的哈萨克人曾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并威胁说要把他们送交警察局。再往前走,他们时常遇到小河和小湖。这时库德拉又抓到一只羊,宰吃了。他们逃出来已经一个月了!十月即将过去,天气渐渐冷起来。他们经过第一片大树林时看到一间没人住的土坯屋,就在这里住下了:他们不想再离开这个富足的地方。因为家乡并不吸引他们,并没有给予他们安静生活的希望,所以他们的逃跑没有最终目的地。这种情况下的逃跑是注定要失败的。晚上,他们常常摸到附近村庄里,有时偷一口锅,有时撬开人家仓库的锁拿走一些面粉和盐,偷走一把斧头和几个盘碗之类(逃跑者就像游击队员,在一般和平生活中必然很快地成为窃贼……)。有一次他们从村里偷走一条牛,拉到树林里宰了。可是,这时下了一场雪,他们本应躲在屋里不出来,以免被人发现脚印。但是库德拉想出去弄点干柴。他刚出屋就被护林员发现了,立即开枪打他。“是你们呀,小偷?是你们偷走了牛?”在土屋旁边发现了血迹。他们被带到村子里,锁在屋里。人们叫喊着:马上打死他们!留他们干什么?!但是区里来的检察官带来了全国通缉犯的照片,对村里人宣布说:“你们是好样儿的!你们抓住的不是小偷,是两个大政治土匪!”于是,情景骤然改观了:周围的人谁也不再喊叫。牛的失主是个车臣人,是由高加索迁移来的。他反而给被抓住的人送来了面包、羊肉,甚至还有车臣人大家凑的钱。他说:“唉,真是的!你要是早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车臣人就是这样。)库德拉被感动得哭起来。经过这许多年残酷无情的生活之后,心灵已经受不住这种同情了。两个人被押到库斯塔奈镇,在这里,在铁路局的临时羁押室里,士兵们不仅把车臣人送给犯人的东西全部拿走,而且没有给他们吃饭。(考涅楚克大概也没有在世界和平大会上谈这些事吧?)在上火车之前,把库德拉和杜舍奇金的手反铐在背后,让他们跪在库斯塔奈火车站的月台上,供旅客观看。如果这发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任何一个别的令人满意的城市车站的月台上,旅客们也许会匆匆走过去,谁也不会注意这个像从列宾的画里走出来的、被捆绑着跪在那里的白发老汉。不管是文学书刊出版社的编辑们、进步电影的导演们,还是人道主义的宣讲士们和军队的军官们,都一样,更不必说那些工会工作人员和党务工作人员了——大家都会头也不转地走过去。至于那些普通人,那些丝毫不突出而又不担任什么负责职务的老百姓,也会尽量装作没看见的样子走过去:他们担心警卫人员会盘问,会把他们的姓名记下来。(他们的户口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商店齐全,供应多好啊!可不能拿这个冒险……)(要说在一九四九年,这种现象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难道到了一九六五年不也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今天的青年人和文明的人们会停下脚步在警卫人员面前维护这个戴着手铐跪在地上的白发老人吗?)但是,这不是莫斯科。库斯塔奈镇的人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他们都是受到憎恨的人,或者是被流放到这里来的。他们朝这两个被捕的人围拢上来,把马合烟、香烟、面包扔给跪着的人。库德拉的两手被铐在背后,只好弯下腰用嘴去啃面包。但是,警卫人员却一脚把面包从他嘴上踢掉了。库德拉倒下去,又跪趴着向前.想去咬那块面包,卫兵又把它踢得更远!(喂,你们那些进步的电影导演们,是不是能记住这个老人的镜头呀?)这时,周围的老百姓不答应了,他们开始喧闹:“放开他们!给他们松开!”开来了一队警察。这一队人当然比群众厉害。群众被驱散了。火车开来了。两个逃跑者被押回肯吉尔劳改营监狱。哈卢克斯坦一带发生的逃跑事件,像这里的草原一样千篇一律。但是,或许就在这千篇一律之中更容易理解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吧?一九五一年。又是在杰兹卡兹甘,又是从矿山,有三个人在夜间通过一条废探井爬出来了。他们跑了三个夜晚。渴得受不住。不远处看到几个哈萨克人的蒙古包。两人建议去哈萨克人那里要点水喝,第三个人,斯捷潘,决定不去,他留在土岗子上观察动静。他看到他的两个同志刚进去不久,就被哈萨克人追出来,当场就被抓住。个子不高、身体瘦小的斯捷潘独自顺着小山沟继续逃跑,除了一把刀子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企图往西北方向走。为了躲避人,常常不得不偏离方向。躲避人比躲避野兽还要紧。他用刀削了一根棍子,用它来打黄鼠和跳鼠吃:他先从远处扔石头打它们,等它们跑回洞口抬起前腿叫的时候,就可以用棍子打死它了。他尽量把血都吸出来,然后用干锦鸡儿草点火把肉烤熟吃。正是这烤肉的火堆把他出卖了。有一次,斯捷潘看见一个戴着哈萨克大皮帽子的人骑马朝他这边跑来,他急忙踩灭篝火,用干草把他的“烤肉串”盖住:不能让哈萨克人看见他吃什么。哈,萨克人来到近前问道: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斯捷潘告诉他:原在杰兹达的锰矿上做工(那里确实有自由工人),现在是去找在国营农场工作的妻子,离这里大约有一百五十公里。哈萨克人问国营农场的名称。斯捷潘说出了一个可能性最大的名称:斯大林国营农场。草原的儿子啊!你骑马走你自己的路多好呢!?这个穷小子什么地方妨碍了你?但哈萨克骑手却严厉地用蹩脚的俄语对他说:“你撒谎!你是坐监牢的!跟我走!”斯捷潘骂了一声,不再理他,起身走自己的路。可是哈萨克人骑着马同他并排走,重复着刚才的命令——跟我走!然后,他骑马跑到旁边去,想看看有没有自己人。但是草原上一个人也没有。草原的儿子啊!你就放了他吧,你不是看见他只拿着一根木棍想在草原上走几百里路吗?他没有吃的,反正是会死于饥渴的。也许你是需要那一公斤菜叶的奖赏吗?这一个星期以来斯捷潘在草原上和野兽们过着同样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于倾听草原上微小的沙沙声和呼啸声了,忽然,他感到空中有一种新的呼啸声、他不是根据判断,而是本能地感到某种危险的来临,不由得猛地往旁边一跳。这一跳把他救了!原来是哈萨克骑手扔过一条套马索来,想套住他。斯捷潘及时地跳出了圈套。狩猎两条腿的动物!!要人还是要一公斤菜!?哈萨克人骂了一句,拉回套索。斯捷潘继续往前走,边走边盘算,尽量盯住哈萨克人。那人又催马到近前来了,又准备好了套马索,又掷了出来。就在这一刹那,斯捷潘突然朝他冲去,一棍子把他打下马来。(斯捷潘本来是没有什么力气的,可这是生死关头!)“叫你领赏去,败类!”——斯捷潘的棍子带着无穷的仇恨狠狠地继续打向哈萨克人,就像一只野兽在用牙齿撕裂另一只野兽。直到流出血来,他这才住手。斯捷潘拿了哈萨克人的套马索、鞭子,骑着马走了。马鞍上还挂着一个背包,里面装着食物。他又继续逃了很久,走了两个星期。但他给自己定下一条严格的规定:到处都要坚决地避开主要的敌人——人,他的同胞们。他已经把马放弃了,渡过了一条河(他不会游泳!他是乘着自己用芦苇做的小筏子渡过的。当然,他原先也不会做筏子)。他猎获野物吃。有一次夜晚遇到一只类似熊的大兽,好容易才躲开。有一次他腹饥口渴,疲劳不堪,实在想吃点热东西。他看到一个孤零零的蒙古包,决定进去讨点东西吃。蒙古包前有个土坯墙围起的小院。院外门前拴着两匹备好鞍的马。当他看到一个穿军装、马裤、胸戴勋章的年轻哈萨克人正从门里迎面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躲开了。太晚了。那人已走近围墙。斯捷潘心想:完啦!哈萨克人是出来解手的,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一看到斯捷潘,他很高兴,好像根本没注意斯捷潘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快请进去吧!进去吧!你就来作客人吧!”蒙古包中间坐着一位老父亲,还有另一个戴勋章的年轻哈萨克人。这是两兄弟,上过前线,现在在阿拉木图也算得上两个人物了;这次是来看望父亲的(向农庄要了两匹马,骑马来到这蒙古包)。他俩都经历过战争,因此还是人。而且今天喝得大醉。酒醉后的宽厚心情完全占有了他们(伟大的斯大林一直努力铲除的就是这种宽厚态度,但他终究未能完全根除掉)。使他们高兴的是,酒宴上又多了一位客人,尽管是矿山上的普通工人。这个工人说是往奥尔斯克去的,他妻子在那里很快就要临产了。他们并没有要求客人出示证件,而是给他喝酒、吃菜,让他躺下休息。看,竟有这样的事……(对人来说,酗酒什么时候都是件坏事吗?当酗酒能把人身上的某种优秀品质揭示出来的时候,它也不好吗?)斯捷潘比主人们醒得早;他总担心这里有陷阱。醒后他悄悄溜出来。不,没有陷阱:两匹马仍旧好好地挂在大门口。其实,他满可以骑上其中的一匹逃走,但他也不愿意做这种对不起两个好人的事,还是步行离去了。他又走了好几天,路上有时可以看到汽车。每当汽车过来的时候,他总是及时地躲到一旁去。他走近铁路线,顺着铁路线走,晚上来到奥尔斯克车站。那就坐火车吧!他胜利了!他创造了奇迹:只带着一把自制小刀和一根木棍就独自一人穿过了辽阔的草原地带,前面就是目的地!但是,在车站的灯光下他看到荷枪的士兵在铁路沿线守卫。于是他又沿铁路旁的小道走。第二天早晨他便不再躲躲藏藏了:他已经到了俄罗斯共和国,到了故乡啊!一辆汽车扬着尘土驶来,斯捷潘第一次不再躲避汽车了。从这第一辆没有躲避的故乡的汽车里跳下来一位故乡的民警:“你是干什么的?拿出证件来看看!”斯捷潘解释说他是个拖拉机手,正在找工作。正好这时走过来一位农庄主席,对民警说:“你别找他的麻烦!我们农庄正缺拖拉机手呢!在乡下谁会带什么证件!”斯捷潘同农庄主席坐车走了一天,谈妥了工作条件,一起喝酒、吃菜。但是到了傍晚斯捷潘忍不住了,又想跑到二百米以外的树林里去。但是,民警是很利落的:一枪!两枪!只好停下来。他被绑住了。看来,像是找不到他的踪迹了,人们认为他已经死在草原上。这里的士兵们守候的是另一个人,不是他。民警最初看见他时觉得不像,才同意放他跟农庄主席走的。抓住他之后,把他送到内务部区分局羁押室,起初对他十分客气;给他茶水和夹火腿的面包吃,给他好烟,由分局长亲自审讯而且用“您”称呼他(天知道,这些大间谍明天要被带到莫斯科去,说不定他会告状的)。“您的发报机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小队把您送到这儿来的?”“小队把我送来?”斯捷潘摸不着头脑,“我没有在地质勘察队干过活。我大部分是在矿山上干活的。”但是,斯捷潘逃跑的结果并不是吃什么夹肉面包,它甚至比吸尸体的血还要糟糕:他被押回劳改营后,遭到长期的残酷殴打,后来,这个受尽折磨和损害的斯捷潘竟然堕落了,从他原来的状态一落千丈;他向肯吉尔营的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签名保证帮助当局发现企图逃跑的人。他成了一只“诱猎鸟”。他常常把这次逃跑的全部过程详细地讲给同牢房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听,观察并等待着对方的反映。如果有反映,表现了逃跑的念头,斯捷潘就去向监狱的行动人员汇报。从特种劳改营的逃跑是惨绝人寰的。这个特点在每一次艰难的逃跑中都有所表现。但它突出而集中地表现在一九五一年夏天发生的一次没有理智的、血淋淋的逃跑事件上。此事也是发生在杰兹卡兹甘。六名逃跑者从矿井里开始逃跑的时候,首先把另一个他们认为是眼线的囚犯杀死了。然后六个人从一口废井里爬出去,进入草原。这是六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囚犯。因此,刚逃出来就不想一起跑了。当然,如果他们有一个聪明的计划,分散逃跑也未必不正确。但是,他们没有计划。其中一人立即跑到离劳改营不远的自由工人村里去找他的女相好。他叫开门,但并不是想在她家里暂时躲一躲,藏在地板下面或天花板上面呆些时候避避风(如果这样,那倒是很聪明的),而是想同她作短暂的欢聚(这就使我们一下子看清了他这个刑事犯的面孔)。他在她家鬼混了一夜和一整天。第二天晚上他竟然穿起她从前的丈夫的衣服,同她一起到俱乐部看电影去了!劳改营看守有的也来看电影,认出了他,当场就把他绑走了。另外两个格鲁吉亚人轻率而自信地向火车站走去,想乘火车去卡拉干达。但是,从杰兹卡兹甘通往外界的路,除了牧人和逃犯走的小径之外,只有一条去卡拉干达的铁路,铁路沿线有许多劳改营,每个车站上都有行动人员哨所。因此,他们还没到卡拉干达就被抓住了。其余三人朝西南方向逃走,选了一条最艰苦的路。这里没有人,但也没有水。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乌克兰人,上过前线的普罗科片科,有一张地图,他劝另外二人选择这条路,并且说他能领他们找到水。两个同伴一个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江湖骗子,另一个原先是小偷,瘦小干瘪。三个人走了四天四夜,没吃没喝。实在忍受不住了。于是勒勒人和小偷对普罗科片科说:“我们得和你告别啦!”“怎么啦,哥儿们?你们想分开走?”普罗科片科没有立即听懂他们的话。“不,我们想把你结果掉!反正咱们不能都逃出去。”普罗科片科苦苦哀求他们,他把帽子撒开,从布夹层里取出他妻子和孩子们的一张照片给他们看,想以此感动他们:“哥儿们,哥儿们!咱们可是一起逃出来寻求自由的呀!我一定能把你们领出去。前面不远就应该有一口井!一定会有水!再忍耐一下吧!饶了我吧!可怜可怜我吧!”但是两个人还是把他桶死了,指望着能喝他的血。他们割断了他的血管,但是血不往外流,立即就凝固了!……这又是可以拍进纪念影片的一个镜头:两个人在草原上杀死另一个人,血不往外流……两人彼此像狼一样互相注视着,因为下一回该是他们两人之中的一个要遭殃了。他们互相警惕着向前走去,朝着刚才普罗科片科老头指的方向走去……竟在两个小时之后看到了一口井!……但是,第二天,搜索队从飞机上发现了他们,抓回去了。审讯中他们把认出这件事。后来此事在劳改营里传开了,人们决定捅死他们替普罗科片科报仇。但是,劳改营当局把他们关在单独的牢房里。后来又转押到别处去审判。只好相信命运了。相信你逃跑的成败取决于跑出来时冲了吉星还是凶星。不管你有多么周密而长远的计划,但在关键时刻营区的电灯突然全灭了,因而你就没有弄到汽车以至全部计划落空。而另外的一次逃跑却完全是由于一时冲动开始的,可是偏偏各种情况都像早已有了巧安排似的。一九四八年夏天,也是在杰兹卡兹甘的第一分部(当时这里还没有建立特种劳改营),有一天早晨派出一辆自卸卡车到很远的采沙场去拉沙子,把沙子运到灰浆搅拌场去。采沙场不是固定工地,也就是说那里没有专门的警卫人员。只好让三个装车的囚犯也坐车去,随车回来。这三人都是判了长期刑的,有的十年,有的二十五年。押车的三名士兵中有一名上等兵。司机是个解除看管留营劳动的刑事犯。机会!但是,对于机会必须像它突然到来那样迅速而及时地抓住它。他们要下定决心,要互相商量,而且这一切都不得不在押车士兵的眼前和耳边进行。往车上装沙子的时候士兵们就持枪站在旁边。三个囚犯的经历相同,和当时千百万人的经历一样:先是上前线,然后是德国俘虏营,从德国俘虏营里逃跑,又被敌人抓回去,关进惩戒集中营,战争结束了,他们被从集中营里放出来,接着,为了对这一切表示感谢,苏联当局把他们关进了“自己人的”监狱!既然当年在德国都敢逃跑,为什么今天在自己国家里不敢逃跑呢?一车沙子装好了。上等兵坐到驾驶室的司机旁边的坐位上。两名冲锋枪手坐在车箱前部,背靠驾驶室,面向车后,持枪对准坐在车箱后部沙子上的囚犯。汽车刚开离采沙场,三名囚犯一个暗号同时向两名押解兵的眼里扔沙子,随即扑倒在他们身上,夺下冲锋枪,从驾驶室的后窗口用枪托一下子就把上等兵打昏了。汽车停住了。司机吓得要死。囚犯们对司机说:“别怕!我们不会动你!你不是他们的狗腿子吧!?快卸车!”马达开动了,转眼间一车沙子,比黄金还宝贵的、给三个人带来自由的沙子,卸在地上。就在这个时候,也像几乎所有逃跑中的情况一样(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一点吧!),奴隶们表现得远比押解人员宽宏大量:他们没有枪毙三个士兵,没有殴打他们,只命令他们把衣服和靴子脱下来,就放他们光着脚、穿着内衣走掉了。“你呢,司机?你跟谁走?”“当然跟你们走,那还用说!”司机也立即下了决心。为了迷惑三个光脚押解兵,囚犯们(他们将为这宽宏大量付出代价!)先把车往西开(平坦的草原,随便往哪里开都行!)。路上,一个人穿上等兵的制服,另两人换上普通士兵制服,然后驱车向北方驶去。三人都有武器,司机有驾驶证,有什么可怀疑的!尽管如此,路过电话线的时候还是要把电话线弄断,以便切断他们的联系(把车开到近前,用绳子挂一块小石头扔过去,搭在电线上,拉绳子,把钩子带上去,拉断电线)。这当然要花费时间,但是值得。汽车全速开了一整天,直到跑完三百公里,汽油耗尽才停下来。于是他们注意从对面来的车。一辆“胜利牌”小卧车开过来了。他们把车叫住。“对不起,同志,职务在身嘛,我们得检查一下您的证件。”原来是两位要人!区党委的领导!去农庄检查工作或是去给农庄鼓舞士气的,也许只是想去好好吃上一顿。“喂,出来吧!把衣服脱了!”要人们苦苦哀求,生怕打死他们。把这两个只穿内依的人带进了草原,绑起来,拿了他们的证件、钱和衣服,乘上“胜利牌”轿车,开走了。(上午被扒掉制服的士兵一直到傍晚才走到就近的矿场。矿场的岗楼上对他们喊:“不许靠近!”“我们是自己人!”“只穿一件内衣,什么自己人!”)“胜利牌”汽车的油箱不满,连备用油罐也用上总共走了二百公里就完了。天已经黑下来。他们看到放牧的马群,虽然没有笼头,却也成功地抓住几匹,抓住马鬃,骑上去,继续逃跑。但是,司机却从马背上掉下来摔伤了腿。三人建议他坐到后面,两人骑一匹马,带他走。但是,他拒绝了。他说:“朋友们,你们不必怕。我绝不会去报告!”他们给了他一些钱和“胜利牌”汽车的驾驶证,骑马走了。这位司机就是看到这几个逃犯的最后一个人,从那以后谁也再没有见过他仰而且一直也没有被送回劳改营。他们几个人就这样把自己的“二十五元券”和“十元券”统统留在特别处的保险柜里,没有找零钱,就头也不回地跑掉了。乳臭未干的检察官们向来就喜欢勇敢的人!那个司机确实没有去报告。他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附近的农庄里找到了工作,安静地度过了四年。但是。艺术爱好把他毁了。他会拉俄式手风琴,拉得很好,常在自己农庄的俱乐部里演出。后来他参加了全区文娱会演,后来又去参加全州会演。他自己也几乎忘掉过去的生活了。但是,观众里有一个杰兹卡兹甘的看守,认出了他,当场在后台就把他抓走了。按第五十八条又判了他二十五年,把他押回了杰兹卡兹甘。也还有另外一类逃跑者。这类人不是凭一时冲动和绝望的拚死心情而逃,而是凭技术,凭一双灵巧的手逃跑。肯吉尔营发生过一次有名的利用火车车辆的逃跑。有一个工地上经常开来运水泥和石棉矿石的货车。把货物卸在隔离区,开走空车。于是,有五个囚犯便开始准备一次靠技术的逃跑。他们要在普尔门式货车车辆的车帮里面再装上一层木板车帮,人可以藏在中间。这层车帮要用合叶作成折叠式的,像屏风一样,把它拿上火车时看去像是一块为了卸车用的搭板。一切都计划得十分周密:卸货的时候,担任卸货劳动的囚犯就是车辆的主人了,那时可以把准备好的东西拿进车箱,把它拉开,用卡子固定在硬车帮上,五个人背靠车帮站好,用绳子把假车帮拉起来,固定住。车箱里满是石棉粉,假车帮上也是石棉粉。至于这节普尔门车辆在纵深上会稍微短一点,这从远处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在时间计算上比较复杂:车辆必须在火车开走之前卸空,这时候囚犯们要仍旧留在工地上,不能提前上车,等到确信马上要开车时才能上去。他们就在这最后一刻拿着刀子和食物跑过去了,可是,这时其中一个人的脚给铁路道岔卡住骨折了。这耽误了大家的时间,他们未能在押解人员集合点名之前把假车帮安装好。他们被发现了。后来对这一逃跑事件进行了公审。曾在空军学院学习过的巴塔诺夫也试验过类似的方法,不过他是一个人单独子的。埃克巴斯图兹的木材加工厂制作房门,这些预制的房门从工厂用卡车运到工地去安装。木材加工厂的工作是昼夜不停的,因此,岗楼上始终有警卫。但是工地上只是白天有警卫,晚上就撤掉。巴塔诺夫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被装在一捆门框里,两面用门板钉起来,装上汽车,卸在工地上。在木材加工厂里,趁着交接班时的混乱混过了查点人数这一关。所以当天晚上没有发现有人逃跑。在工地上,他夜间从门框里爬出来,逃跑了。但他在去巴夫洛达的路上又被捉回来。(这次逃跑是在他上次逃跑一年之后,他上次坐汽车逃跑时轮胎被打穿了。)逃跑而被捉回的人和逃跑前被察觉的人;参与过那些使整个劳改营的土地燃烧起来的事件的人;由于行动人员的深思熟虑而受到特别监视的人;拒绝服从命令的人;还有其他各种不驯服的人——所有这些人使得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里的加强管制棚不断地扩大、再扩大。新建的两厢砖房已经容纳不下了,惩戒室(距营部不远的第二号工棚)也容纳不下了。又新开辟了一个惩戒空,它是特别为“班杰拉分子”建立的。每发生一次逃跑,每发生一次骚乱事件,三个惩戒棚的制度都要变得更加严厉一些。(为了忠实地反映刑事惯犯们的历史,这里应该指出:埃克巴斯图兹加强管制棚里的“每狗”们对此是十分不满的,他们经常嘀咕:“坏蛋们!别再逃跑吧!因为你们逃跑,我们都快要被这严厉的制度给卡死啦!……在一般劳改营里,这种事只打几个嘴巴就了事了。”这些话也正是监狱当局希望他们说的。)一九五一年夏天,整个第八号工棚惩戒室在计划集体逃跑。这个工棚距营区障碍地带只有三十米远,所以他们决定挖地道。但是,他们干得太明显,几个小伙子在自己人中间公开议论、商量。他们以为,既然大家都是“班杰拉分子”,就不会有眼线。实际上却早已有人当了眼线。他们那不像样子的地道刚挖了几米,就被出卖了。第二号工棚惩戒室的领袖人物对于八号工棚的吵吵嚷嚷的逃跑计划十分不满。倒不是怕暴露之后加强管制,而是因为自己也离障碍地带三十米,也正在挖一个高质量的地道,而且在八号工棚开挖前就开始了。他们担心:既然两个惩戒室都想到了挖地道,那么猎犬们也会想到这一点并且会开始检查。但埃克巴斯图兹营的主人们最怕的还是抢汽车逃跑,所以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这方面的防范上,决心把所有的工地和生活区全用一米深的地沟围起来,使任何汽车都通不过,就像中世纪嫌城墙不够,还要挖护城河一样。这些日子囚犯们已经在工地和隔离区周围挖出了一条条整齐的地沟。第二号惩戒工棚是在整个埃克巴斯图兹隔离区内部又用铁丝网圈起来的一个小区。铁丝网围墙上的小门经常锁着。除了在石灰场劳动的时间之外,这里的囚犯每天只有二十分钟可以在小区内活动,其余时间全被关在工棚里,只有去上工和回来时才通过大营区;他们不能到大食堂去吃饭,饭由炊事员用木桶给他们送来。惩戒室的囚犯把去石灰场只看作晒太阳和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谁也不去用力铲那有害健康的石灰。一九五一年八月底发生过一起打死人的事件。(刑事惯犯阿斯帕诺合用铁棒打死了阿尼金。阿尼金曾经在暴风雪中利用大风旋起的大雪堆爬过铁丝网逃跑过,但一昼夜后又被捉回来,关进了惩戒室。关于他的事已见第三部第十四章。)从那以后,这里的囚犯更是拒绝当这种“工人”了,因此,整个九月间惩戒室没有人去劳动,实际上等于蹲在监狱里。这些人中间有不少“坚定不移的逃跑者”,从夏天开始,他们逐渐集结到一起,终于组成了一个“十二人逃跑小组”(哈吉耶夫-穆罕默德,他是埃克巴斯图兹地区伊斯兰教徒的领袖;瓦西里-库斯塔尔尼科夫;瓦西里-布留欣;瓦连京-雷日科夫;穆吉亚诺夫;一个喜欢挖地道的波兰军官及其他几个人)。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其中库班的哥萨克人斯捷潘-科带瓦洛夫还是居于主要地位。他们订了盟约:谁要是泄露哪怕一个字,谁就别想活,或者自己自杀,或者别人把他捅死。这时候,整个埃克巴斯图兹营区已经被四米高的围墙围得严严实实。顺着围墙还有一条四米宽的耕翻过的前沿地带,墙外还有一条十五米宽的隔离禁区,最后是一条一米深的沟。逃跑者们决定使地道通过这整个障碍地带,而且要把地道挖得十分可靠,让谁也不能提前发现它。初步调查表明:房子的基础较低,整个工棚的地板下面的空间很小,挖出的上没有地方放。看来,这个困难很难克服。那么,就不逃跑?……于是有人提议:天花板上面有很大的空间,把土弄到天花板上去!通过无法隐蔽的、经常受到检查的工棚的居住空间偷偷把几十立方米的土运到天花板上的顶楼去?每日每时都要这样往上运,还不能掉下来一点点,不能留下痕迹?这似乎不可想象!但是,一旦想出了解决办法,人们欢呼起来了。只有这时才算把逃跑计划最后确定下来。解决办法是在分小组选择住房的同时找到的。这座按芬兰式建筑的工棚原本是为自由工人们建造的宿舍,把它合并到劳改营营区内是个错误,整个营区再没有第二栋这样房子了:工棚里分成一个个小房间,而这种房间又不像其他房间那样可以塞进七个“小车厢”,而只能接三个,也就是说只能住十二个人。十二名逃跑者中有几个人是住在同一房间里的,于是逃跑者也就选中这一间作为基地。他们通过各种手段——通过自愿换床位或者用玩笑或嘲笑来排挤那些碍事的人(“你睡觉打鼾太厉害了……”“你……’”理由多得很呢!),慢慢地把“小组”外的人统统挤到别的房间去了,十二个“‘自己人”终于集中到这间屋里。惩戒室与一般营区隔绝得越是严格,惩戒室里的人受到的惩罚和压迫越是厉害、这些人在整个营区中的精神作用力也就越大。对全营的囚犯来说,惩戒室的人要求定制一件什么东西,那就像是传下一道圣旨。现在,凡是技术上需要的东西都可以订货,这些东西会在某个工地上制作出来,会冒险通过营门口的搜查带进隔离区,然后再留着第二次危险(放在烂菜汤里,面包里,或者放在药品箱里)带进惩戒室里。他们首先定制和得到的是刀子和磨刀石。然后又要来了钉子、小螺丝、油石灰、水泥、白粉子、电线、小滑轮。他们用小刀整齐地锯断了三块地板木条上的阳榫,取下了一块压住这几条地板的护墙板,拔掉这几条木板两端(靠墙的一端和搭在房间中部地板横梁上的一端)的钉子,就把这三块板掀了起来。然后,在它们朝下的一面用小木条把三块板拼起来钉成一个整块托板。在其靠墙的一端,钉小木条的钉子中有一颗大钉子是从L向下钉的,但没有把它钉到底,稍稍留一点钉子帽,把这个钉子帽用地板颜色的灰腻子填腻上,再弄上一点尘土。把这整块托板放回原处,它就仍然非常严密地和整个地板合在一起,没有一点缝和损伤,也没有可以把它拿起来的地方,因为从来没有在板缝处使用过刀斧之类。然后再把护墙板放回原处,压住这块板。取下这块托板的方法是:先把那块活动的护墙板拿掉,用一个铁丝圈套住大钉子帽,把托板拉起来。这就是地道入口。进入地下挖土的人每次换班都要把护墙板取下来再装回去。他们每天要“擦地板”(为的是使地板保持湿润膨胀,不出现干裂缝)。这个进入地下的任务是主要任务之一。总的说来,他们这个房间一直收拾得非常干净整齐,从来没有人穿着鞋躺在床上,也没有人吸烟,个人的东西从不乱放。床头小柜里也没有碎屑残渣之类。因此,每次来检查内务的看守都是在这个房间停留的时间最短。“搞得好,有文化!”看守们一边这样说着,就去检查下一间了。第二个任务是土的提升工作:要把挖出的土提到天花板上面去。这个房间里,也和其他房间一样,有一个砖砌的俄式大火炉,它和墙之间有一条空隙,可以挤进一个人去。想出的办法是:把这个空间封死,把它从居住空间变为坑道的一部分。他们在一间空房里干净彻底地拆卸了一个“小车厢”床,用拆下的木板把这个空间的开口封死,立即钉上灰板条,抹上灰泥,刷成和炉子一样的白色。看守们难道会记住工棚里二十个小房间中哪一间的炉子和墙连在一起,哪一间的炉子稍微离开墙一点吗?空房里的“小车厢”少了一张也没有被发现,因为人们拆得干净利落,毫不露马脚。只是在头一两天中,看守有可能发现墙上的灰泥是湿的。但是,要发现这一点,他就得绕过炉子弯腰到床后去看。这间屋子是清洁整齐的模范呀,何必呢!即使被他看出来,这还不等于全部坑道计划的暴露,可以推说:这是为了使房间整洁美观,那个没有用的空隙经常落灰,又很不好看!灰泥都干了之后,这才用刀子把已经封死的这个空间的地板和天花板剜掉。在这里,又用拆床的木料装了一个梯子。这样,狭小的地板下面的空间就同天花板上宽敞的空间连在一起了,像是一口看守们看不到的竖井。它也是多年来第一口能够使那些刚强的男子汉们心甘情愿地在里面拚命劳动的竖井!劳改营中也会有同梦想结合在一起的工作吗?会有把你的整个身心都吸引住的、使你废寝忘食地去干的工作吗?有。这样的工作只有一件,那就是为了逃跑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下一个任务就是挖土。用刀子挖,磨刀子,这是勿须多说的。但还有不少别的问题。这里还需要进行矿山测量学的计算(这由工程师穆吉亚诺夫担任),既要到达安全深度,但又不要超过需要的深度;要使坑道的走向符合最短距离;要确定坑道的最合理的截面;要随时知道自己处在什么地方;要正确地规划好坑道出口。还有换班的组织工作:每天挖土的时间越多越好,又不能换班太勤;还要毫无破绽地全员按时接受早晚两次点名。这里还有个劳动服装问题,洗手洗脸问题。(总不能带着一身泥土到上面来接受点名吧!)也有照明问题:一条六十米长的坑道怎么能在完全黑暗中挖成呢?他们把电线拉入地下坑道。(还得在不被发觉的情况下接通才行!)也还需要安装信号装置:如果有人突然向工棚这边走来的话,怎样才能及时地从长长的、不透气的坑道里把挖土的人叫上来呢?或者,坑道里的人怎样才能安全而及时地通知上面他们必须立即上来呢?惩戒室的制度很严格,但严格也有它的弱点:看守们不可能悄悄地突然进入工棚,他们必须通过铁丝网之间的唯一道路走近工棚外的栅栏门,打开门上的锁,然后走到工棚的门,再打开锁。拉开门上的铁栓时也要有响声。这一切都可以从小窗户里观察到,不过不是从自己屋里的窗户,而是从门口附近的一间空“单间”的小窗里可以看到;在那里设一个“观察哨”就行了。坑道里使用灯光信号:闪两下——注意,准备退出坑道;连续闪光——紧急警报!火速出来!进入坑道时把衣服全脱光,脱下的衣服放到枕头和床垫下面。进入地板下的地道口之后,要通过一条狭窄的裂缝似的小道,谁也不会想到前面就有一间宽敞的“小屋”,这里的灯经常亮着,备有工作服和裤子。另外四个光着身子沾满泥土的人爬上来,仔细地在这里洗掉身上的泥土(泥土在汗毛上结成小泥球,需要把它泡软,或者就连汗毛一起扯下来)。第八号惩戒棚挖地道的事被发觉时,第二号惩戒棚的上述工作已经进行一些时候了。所以,不难理解这些创造家们当时多么担心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那可太遗憾了,甚至是屈辱。幸而一切都平安地过去了。九月初,腾诺和日丹诺克在监狱里蹲了将近一年之后又被送到这二号惩戒室来。在这里刚刚喘了一口气,腾诺就又开始不安分了;他需要准备新的逃跑!他指责人们说,目前这个最好的逃跑时期很快就会过去,不能总是无所作为地呆着!但是,那些坚定不移、不顾一切的逃跑者们对于他的话却毫无反映(挖地道的人正好十二个,分成三班,不需要第十三个人)。这时腾诺便直接向他们提出了挖地道的建议!但是,人们回答说:考虑过了,但基础太低。(盯着这个久经考验的逃跑者的探索的眼睛硬是摇头说“不”,这自然是冷酷的。简直就像不允许一只受过训练的伶俐的猎犬去搜索猎物一样。)但是,腾诺太了解这些人了,他不能相信他们这种普遍的冷漠态度,他认为这些人不可能全都一样地堕落了!于是腾诺和日丹诺克便开始对他们进行热心而内行的观察,这种内行的观察是看守们办不到的。腾诺发现:他们几个人经常到门口的同一间小屋里去吸烟,而且总是一个出来,另一个再进去,从没有结伴去过;白天他们的房门总是从里面插上的,别人叫门时从不立即开门;屋里总有几个人在熟睡,好像夜晚还睡不够似的;有一次,他看见瓦西里-布留欣从放马桶的地方转出来,全身是湿的。“你怎么啦?”“噢,我刚才洗了洗身子。”他们是在挖掘,很明显,一定在挖掘!但是,在哪儿?为什么不说?……腾诺找这个人谈,找那个人谈,试探他们:“你们太不谨慎啦,朋友们!你们这个招法可不够谨慎!还好,是我看出来了,要是叫眼线发现了呢?!”终于,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接受腾诺带领的四人小组参加进来。首先,他们建议腾诺对房间进行检查,发现痕迹。腾诺检查了每一块地板和墙,竟什么也没有发现!大家都十分满意。于是腾诺就高高兴兴地又开始为自己劳动了。地下的劳动是这样组织的:一个人躺着凿掉工作面上的土;另一人在他后面弯着腰把凿下的土扒进特制的帆布小口袋;第三个人把绳子套在两肩上拉着小口袋往回爬行,通过坑道和地板下面拉到“竖井”下口,在这里把小口袋一个一个地挂在从天花板上系下来的钩子上,第四个人在天花板上把空口袋放下去,把装上的口袋拉上来,轻轻地在天花板上把土撤成薄薄的一层。每次换班之前都要用炉渣把新土盖上,天花板上的顶间里有的是炉渣。每班内部的分工也变动,但不常变,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迅速而高效率地完成最累最重的挖土和运土工作。运土时,起初是一次拉两个口袋,后来从炊事员那里“抄”来一只木托盘,把土口袋放在托盘上,这样就可以一次拉四个口袋了。绳子从颈后绕到胸前经过两腋下拉着身后的托盘。后颈的皮磨破了,两肩两膝酸痛,拉一趟就满身是汗,作完一班下来,简直累死人。挖土时的姿势非常不方便。只有一把短柄铁锹,每天都要磨。先要用它挖出一道一尺左右深的竖沟,然后半躺半卧地背靠着挖出的土,铲下土块来扔到身后。地下有时是石头,有时是粘土。遇到非常大的石头就只好绕过去,使地道拐弯。每八至十小时换一次班,每班控不到两米,有时连一米也挖不到。最困难的是坑道里空气不够:人们头晕、恶心,甚至失去知觉。必须解决通风问题。通风孔只能通向地面,打在障碍地带附近,也就是打在最危险的、经常处于观察下的地带。但是,没有通风孔不行,简直无法呼吸。他们定做了一块“螺旋桨”式的钢片,装上横把,做成像手摇钻似的东西,就用它从下面向上挖出了一个通到地面的垂直孔道。可以通风了,呼吸轻快多了。(地道通过障碍地带之后。他们又在外面挖了第二个通风孔。)哪一项工作怎样作才更好?他们不断总结经验。随时计算着地道的进度。地道,或曰隧道,穿过带状地基之后渐渐向外直伸出去。只是遇到大石头或工作面不准确时稍微出现些弯曲。地道宽半米,高九十公分,顶是拱券形的。根据计划,顶面距地面为一米三、四十公分。地道两旁用木板加固。随着工程的进展,在地道里拉的电线也越来越长,接上的新灯泡已不只一个了。顺着地道看去,它像一条地下铁道。这是劳改营内的“地铁”!……地道已经挖成几十米了,已经挖到了障碍地带以外。头顶上有时可以清楚地听到换岗哨兵的脚步声,军犬的叫声。可是,突然……突然一天早点名之后,他们看到监狱首长、短小精悍的马切霍夫斯基中尉亲自带领一群看守朝惩戒室这边走来了。这时白班的四个人还没有进入地道,屋里倒是没有可指摘的地方。(这是逃跑者严格规定的。)逃跑者们的心一下子就凉了:被发现了吗?被谁出卖了吗?或者只是临时抽查?一声命令;“各自带着自己的东西,全到工棚外边来!一个也不许留!”命令执行了。所有囚犯都被赶出来,集合在放风的小院里,坐在各自的布口袋上。只听见工棚里面一片响声——看守们在扔下“小车箱”上的木板。又听见马切霍夫斯基喊道:“拿工具来!”看守们把铁棍、斧头等拿进去。听见用力拆卸木板的声音。逃跑者的命运就是这样的!用了多少智慧,花了多少劳动,寄托了多少希望和经历了多少兴奋的日夜啊!——一下子,不但全成泡影,还得蹲禁闭,遭毒打、审讯,再判新刑期……但是,不!不论是马切霍夫斯基,还是看守们,谁也没有幸灾乐祸地挥着手高兴地跑出来。他们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掸落着身上的尘土,灰溜溜、气呼呼地从工棚里出来了:搜查毫无结果。“给我一个一个走过来!”——又下达了一个气急败坏的命令。开始一个人一个人地检查个人的物品了。囚犯们经过搜查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是一场大破坏!好几个地方(凡是钉得不牢或者有个小缝的地方)的地板都被撬起来了。各个小房间里的东西扔得乱七八糟,有些床被恶狠狠地翻过来。只是逃跑者这间有文化的房间没有遭到破坏!不了解逃跑情况的人们气愤地说:“这些兔崽子们怎么就坐不住呢?!他们搜什么?”逃跑者们则庆幸自己没有把挖出的土撒在地板下面该是多么正确,否则这次肯定会被发现。看守们并没有到天花板上的顶楼去搜查(只有鸟儿才能够从顶楼上飞走!),何况顶楼上的新上也全都用炉渣盖得好好的。猎犬们没有嗅到!没有嗅到!啊,多么高兴!只要顽强地劳动,严格地谨慎小心,就不可能没有成果。这回一定可以控成功了!距离障碍地带外围的防护壕只有六米到八米了(最后这几米必须挖得十分准确,必须使洞口不高不低正对准壕沟的底部)。然后怎么办?这个问题科诺瓦洛夫、穆吉亚诺夫、哈吉耶夫和睦诺四个人这时已经计划好了,并且已由十六人全体通过。决定晚上十点来钟,在全营晚点名结束之后逃跑。那时看守们都各自回家或回到自己的工棚里去了,岗楼上哨肖兵已经换岗,下岗的哨兵也已经离去了。到那时全员一个一个地进入地道。最后一人要在“小窗口”对营区进行监视。然而他要同倒数第二人把抽掉的那块护墙板对好,钉在那块活动地板上,好使人们进入坑道后盖上地板时护墙板正好安在原来的地方。那个还露出一点的大钉帽要拉下来,固定住,还要在那块地板下面装一个木闩,盖上后从下面关死,好使人们不能再从上面把它拉起来。还有:逃跑前要把走廊里的一个小窗上的铁格子取下来。这样,早上点名时发现缺少十六个人,看守们就不会立即断定是挖地道逃跑的了。必然会到隔离区的其他部分去找,也会以为是蹲惩戒室的人们去找某个眼线算帐去了。也会到特种营的其他分部去找,认为是跳墙跑到其他分部去了。干净利落!地道不会被发现,窗子下面又没有足迹,十六个人像是让天使带到天上去了!从地道进入环营壕沟之后,要一个人一个人地沿着沟底爬到离岗楼较远的地方,再一个一个从沟里爬出来上路。每上去四个人就停一会儿,以免引起怀疑,并且可以借这个时间观察一下。(最后一个人还要采取预防措施:他要把事先准备好的抹了泥的木盖子从外面堵在地道出口上,用身体把它靠进洞口,再从外面扔上一些土!这样,第二天早晨从壕沟里也不会发现地道出口的痕迹。)经过村子的时候,要一组一组地走,还要大声谈笑。如果遇有阻拦,大家合力抵抗,直到动刀子。总集合地点是铁路道口附近,那里常有许多汽车通过。铁路道口比旁边的马路高,大家趴在附近地上,不会被发现。这个道口修得不很好(逃跑者们平时上工经过这里,看见过),只是随便铺了一些厚木板,所以运煤的汽车和空火车车皮经过这里时都开得很慢。等汽车一过路口,便有两个人举起手来要求汽车停下,从两旁走过去,请求司机捎一段路。晚间汽车上大都只有一个司机。这时立即抽力抓住司机,强迫他坐到驾驶室中间去。瓦连京-雷日科夫立即掌握方向盘,其他人迅速跳进车厢,向巴夫洛达全速前进!一百三、四十公里的路程,有几个小时就可以达到。快到渡船渡口时,沿河岸往上游开,那里有灌木丛(押送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留意到了),把司机绑起来,放在灌木丛里,扔掉汽车,坐小船渡过额尔齐斯河,以后就分成小组,各奔前程了。现在正是征购粮食的季节,到处路上都有许多汽车通过。挖掘工作计划在十月六日完成。在这之前两天,十月四日,两名参加者,腾诺和一个小偷瓦洛佳-克里沃舍因,突然被编到另一批犯人中间去,准备押到其他地方。他们原想耍个花招,想法生病,争取留下来。但是行动人员威胁说不服从就给他们戴上手铸,哪怕半死也得押走。他俩担心过分坚持可能引起怀疑,所以也就只好服从了,为了朋友们作出了牺牲。起初,腾诺执意要加入这个挖地道小组,现在他的愿望完全落空了,他没能成为第十三个人。倒是被他拉进来的、他所庇护的、过于散漫和缺乏自制力的日丹诺克成了第十三名。当初是斯捷潘-科诺瓦洛夫和他的朋友们最后向腾诺让了步,才把秘密告诉他的。挖掘完成了。出口恰好:穆吉亚诺夫没有计算错。这时下了一场雪。所以他们把行动时间推迟了两天:等地面干一干。十月九日晚上,一切都按原来的设想准备妥当。第一批四个人是科诺瓦洛夫、雷日科夫、穆吉亚诺夫和他那个经常的技术助手波兰人。接着就是倒霉的小个子科利亚-日丹诺克爬出坑道进入壕沟了。这时,当然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他听到沟上面不远处有脚步声。他本该沉住气,趴下不动,等人们走过去再往前爬。而他却过分机伶了:他探出头去想看看是什么人在走路?俗话说得好:跑得快的虱子总是先被篦子梳掉。但他这个“跑得快的虱子”却毁掉了一组逃跑者,毁掉了一组难能可贵地配合得这么好而又计划得这么周密的逃跑者!毁掉了在这次逃跑中交织在一起的十四条漫长而复杂的生活道路!这次逃跑对其中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特殊的、使过去和将来都具有意义的重要作用,他们中间每人都有另外一些人——一妇女们,子女们以及尚未出世的孩子们——在某个地方等待着他们呢!这个“虱子”一抬头,这些人的一切就全都陷入了十八层地狱!原来,上面走的正是警卫队副队长。他看见了这个“虱子”,喊了一声,开了一枪。于是,他的那些卫兵们,那些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个逃跑计划,因而根本不配同它作斗争的卫兵们,竟然成了抓获这些逃跑者的“大英雄”。而我的读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还在用平尺敲着书页傲然地、一字一顿地对我说:“是啊!……可你们为什么不逃跑呢?……你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这时,所有逃跑者都已经钻进地道,取下了窗上的铁格子,把护墙板钉好在那块活地板上了。现在他们一个个只好向后爬去,向后!向后!谁能真正完全理解这绝望的懊恼?理解这对于自己辛勤努力的蔑视?他们爬回去了,熄灭了地道里的灯,又把走廊窗上的铁格子装上去。不一会儿,整个惩戒工棚里挤满了劳改营的军官,警卫营的军官,卫兵和看守们。开始按档案卡片点名了,然后把所有的囚犯全都赶进了石砌的监狱。小屋里的坑道入口始终没被找到!(如果一切都能按原来的设想实现,看守们还不知道要寻找多久呢!)不过。他们在日丹诺克“露馅儿”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半堵塞的窟窿。但是,即使顺着地道来到工棚下面,也还弄不清人们究竟是从哪里进入地道的?把挖地道的上藏到哪里去了?他们只是发现了那个有文化的房间里少了四个人。现在只好狠狠地殴打剩下来的八个人了——殴打便是蠢人探求真实情况的最简单的办法。现在为什么还要隐瞒它呢?……后来,当局组织了全体警备人员和看守人员到这个地道里来参观。埃克巴斯图兹营的负责人马克西缅柯少校还曾在总局的会议上向其他劳改营的负责人夸耀说:“是啊,我们营里有过地道。是的,那简直是一条地铁!但是,我们呢……我们有高度的警惕性……”其实,只不过是由于一个“虱子”……立即响起了警报。已经逃出的四个人自然不能再逃往铁路道口。计划全打乱了!他们跳过大路对面的围墙,进入无人的工区,穿过工区,又跳墙出去,向草原跑去。他们不敢留在村庄里拦汽车,因为村庄里已经布满哨兵了。就像一年前的腾诺一样,他们立即失去了前进的速度和逃脱的信心。他们朝东南方向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前进。他们既没有路上吃的食物,也没有力气,因为最后几天为了早些挖通地道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一逃跑的第五天,他们进入一个蒙古包想向哈萨克人要点食物。不出所料,哈萨克人拒绝给东西吃,并且用猎枪向要饭的人开枪。(这难道是草原上放牧人民的传统吗?如果这不是他们的旧传统,那么这个传统是从哪儿来的?……)斯捷潘-科诺瓦洛夫用刀子对付了猎枪,刺伤哈萨克人,夺了猎枪和食物。他们继续前进。但是,哈萨克人骑马追寻他们,在他们快到额尔齐斯河岸的时候追上了。哈萨克人叫来了行动人员小组。后来,逃跑者被包围起来,打得血肉模糊。再往后……再往后就不言而喻了。如果现在谁能对我们说,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者们的逃跑也曾遇到过这么多困难,曾是这么缺乏外部支持,曾处在这样敌意的环境中,被捉住之后曾受到过这样非人的惩罚,那么,就请他给我们举出实例来吧!给我们举出这样的实例之后,再指责我们没有进行斗争也不迟!

如今,当格奥尔吉-帕夫洛维奇-腾诺谈到他过去的多次逃跑,谈到他听说过的其他难友的逃跑时,他十分称赞那些倔强而毫不妥协的人,如伊万-沃罗比约夫,米哈伊尔-海达罗夫,格里戈里-库德拉,哈菲兹-哈菲佐夫等人。他说:“这些人才是坚定不移的逃跑者呢!”坚定不移的逃跑者!这是指那些坚信人不能住在笼子里的人,而且对这个信念一分钟也未曾动摇过的人。这种人,不管让他去当个有吃有喝的监狱杂役,把他放在会计科或文教科,还是安排在面包房干活,他都始终想着逃跑。这是那些从被关起来那天起就日夜思念逃跑、梦寐以求逃跑的人。这是铁了心决不妥协的人,而且是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服从于逃跑计划的人。这样的人在集中营里没有一天是随随便便度过的,不管哪一天,他要么是在准备逃跑,要么正在逃跑,或者就是被抓住了,被打得半死躺在劳改营监狱里。坚定的逃跑者!他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他看到过陈列在派工地点“以警效尤”的、被打死的逃跑者尸体,看到”过那些被活捉回来的人——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口吐鲜血,还要拖着他们在各工棚之间走,强迫他们高喊;“囚犯们,看吧!看看我这样子!对你们也会这样!”他也知道,追捕逃犯的人们往往嫌逃跑者的尸体太沉,不愿带回营来,于是就只把他的脑袋(或者,正确地按照规定执行的话)加上他的一只右手装在口袋里带回来。(把肘部以下的右臂截下带回,是为了让特别科验证指纹,以便注销。)确实有这样的坚定的逃跑者!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才迫使当局给窗户装上又粗又密的铁格子,用几十道铁丝网把营区围起来,修建了碉堡、围墙、板墙,布置了潜伏哨、伏击兵,用带血的生肉喂养着军犬。坚定的逃跑者!他们是不顾别人是否责备他们的,因为有些宁愿在劳改营苟且偷生的人总是要责备他们:你们逃跑,会使我们的处境更糟——管制会更加严格!每天要点十次名!烂菜汤变得更稀!坚定的逃跑者还要摆脱那些耳语声:有的囚犯会诚恳地好言相劝。劝他老实些(“不要铤而走险吧,在劳改营也能活下去,何况还有家属给你寄邮包来!”);甚至要拒绝关于提出抗议和实行绝食的劝告,因为他们认为抗议和绝食不是战斗,而是欺骗自己。坚定的逃跑者在所有斗争手段中只承认一种,只相信一种,只为这一种作准备——那就是逃跑!这种人简直就不能不这样做!他们似乎生来就这样。就像候鸟不能不随着季节的变更而迁徙一样,一个坚定的逃跑者不能不逃跑。在两次失败的间歇期间,有些安于劳改营生活的人曾经问过格奥尔吉-腾诺:“你怎么老呆不住呢?你跑什么?你在外界,尤其是在今天的外界,能找到什么好东西?”每听到这类话,腾诺就会惊奇地反问:“什么叫‘能找到什么好东西’?能找到自由!只要不戴脚镣,能在密林里蹲上一天也好嘛!.这就是自由!”像腾诺和沃罗比约夫这样的逃跑者,在古拉格及其机关存在的中期,在胆小的家兔时期,是没有看到过的。这样的囚犯只在古拉格群岛的初建时期有过,后来,到了战后,又出现了。腾诺就是这样的人。每到一处新劳改营,起初他都很压抑、苦闷,因为他还没有考虑好新的逃跑计划。一旦心目中有了这种计划,腾诺就一扫过去的愁容,变得愉快了,嘴角上常挂着胜利的微笑。他回忆说,开始全面复查过去的案件并给人们平反时,他反而感到了沮丧,因为他觉得对平反所抱的希望会消磨他逃跑的意志。腾诺的一生极其复杂,不是本书所能包括得了的。应该说,他的逃跑本领是天生的。孩提时,他就从勃良斯克市的寄宿学校里逃到“美洲”去过,也就是说,坐了小船在杰斯纳河上漂流过;在皮亚季戈尔斯克的孤儿院时,他冬天只穿一件内衣就爬越大铁门跑到姥姥家去过。他的生活道路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航海生活和杂技团的生活这两条线始终互相交织着。从航海学校毕业后,他当过破冰船的水手,扫雷舰的水手长和商船队的领航员。后来又读完了军事外语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北方舰队服役,曾作为苏联的联络军官乘美国护航舰去过冰岛和英国。同时,他自幼就练习杂技;新经济政策时期他还在杂技团表演过。后来,在两次航行之间的空闲时期他曾多次参加演出;他还是扛铃运动的教练,作过“记忆术”的表演,表演快速“记住”许多数字和单词,表演从远距离“猜测”别人的想法等。杂技团的生活和在港口上的生活使他同“流浪者”有了一些接触,因而也就多少沾染了那些人们的作风——冒险性和不顾一切,学会了他们的一些语言。后来,他多次蹲惩戒室,和刑事犯们关在一起,又不断从他们身上吸收了许多东西。对于一个坚定不移的逃跑者来说,这一切都是有用的。做人的全部经验积聚在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个人就是这样形成的。一九四八年,腾诺突然接到命令:立即从海军复员!其实,这件事本身已经是一种不祥之兆了。(他懂得几国语言,在英国舰只上航行过,是爱尼沙亚人,虽然出生地是彼得堡。)但是,人往往都是往好处想的。他也一样。同年圣诞节前夕,他在里加市被捕了。(里加市每年过圣诞节时仍旧使人感到有节日气氛。)他被关进阿玛图大街音乐学院旁边的一间地下室里。当他走进自己生平第一间牢房时,他忍不住了,他不知为什么对那个冷漠无情、一声不吭的看守解释说:“今天我和我妻子有两张《基度山恩仇记》的票,电影正好在这个时间开演。基度山伯爵曾为自由而斗争,我也不会妥协的。”但是,要斗争还早呢!因为我们总是被一种“这是搞错了”之类的设想支配着。心想:我蹲监狱?为什么?这不可能!他们一定会弄清楚的!在把腾诺押往莫斯科之前,还特意派人来安慰他(这是为了押解途中的安全!):部队反间谍处处长莫尔希宁上校特地到火车站来给他送行,还同他握了手,并且告诉他:“您放心去吧!”三个特别护送人员(少校、大尉和一名军士)加上腾诺总共四个人,他们乘软席包厢去莫斯科。在火车上,少校和大尉商量着怎样在莫斯科过一个愉快的新年。(是不是为了捞到一次去莫斯科出差的机会才故意组成了这个特别护送小组呢?)他们商量妥之后就各自躺到上铺去,似乎已经睡着了。军士则躺在对面的下铺上,每当被捕的人一睁开眼睛,这军士必然要动一动。包厢里只有上面的一盏蓝色小灯亮着。腾诺的枕头底下放着妻子最初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送来的东西:她的一绝头发和一大块巧克力。腾诺躺在下铺,陷入沉思。车轮发出有节奏的轻快响声。我们的想象是可以随意使这种声音充满任何一种意义和预言的。脸谱这时使这种声音充满了“希望”。因此,他根本没有认真考虑逃跑。只是随便想了想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后来他不止一次回想起这个夜晚,但那时却只有悔恨和叹息了。今后就永远不会有这么容易逃跑的机会,自由永远不会离他这么近了!)夜里,腾诺曾两次去厕所。车厢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军士跟在他后面。军士的手枪系在一条长长的武装带上(海军军人都是这样戴枪的),他也跟着被捕的人一起挤进了厕所。腾诺会拳击和柔道,要想在这里制服军士,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缴下他的枪,命令他不出声,然后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在一个小站下车跑掉。.第二次去厕所时,那个军士不敢再挤进来了,他留在门外。但门是关上了的,在里面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可以打碎玻璃,跳出去:夜车,一九四八年,车开得不快,而且时常停车。不错,是冬天,腾诺没穿大衣,而且手头只有五卢布现钱,但是,他的手表还没有被没收排。由特别护送组押送的光荣到了莫斯科火车站就结束了。在乘客们全部下车之后,一个戴蓝肩章的准尉从一辆黑色乌鸦车上下来,走进车厢问道:“他在哪儿?”交接,失眠,单人囚室,单人囚室。催促尽快审讯的天真要求。看守们的不耐烦的回答:“有你受审的时候,你还会嫌多哩!”侦查员终于来了。“喂,谈谈你的罪行吧!”“我什么罪行也没有!”“只有罗马教皇才什么罪也没有!”牢房里住两个人,另一个是装成犯人的眼线。就这样,慢慢地把篱笆加高了。其实是怎么回事呢?经过几次审讯后腾诺就完全明白了:他们根本不是想弄清问题,也不想释放他。那就是说:得逃跑!腾诺并没有把这世界闻名的列佛尔托沃监狱看成了不起的困难。也许像刚上前线的新兵似的,由于还没有什么经历,所以也就什么都不怕吃?逃跑计划是由侦查员阿纳托利-列夫申提示的——侦查员用自己的表现(他越来越对腾诺粗暴、凶恶和憎恨)向腾诺提示了这一点。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尺度,在这座建筑物里曾有几百万人忍受过毒打,有人甚至没有胆毒打看作刑罚。但是,对于腾诺来说,单单是想到别人可以任意殴打他而不会受到报复,他就绝对不能忍受了。这是粗暴的侮辱,与其忍受,不如死去。因此,当列夫申在语言威胁之后第一次走近腾诺,要挥动拳头的时候,腾诺霍地站了起来,狂怒地颤动着身子对他喊道;“你敢!我反正活不成!可也要挖出你一只眼睛,或是两只!这个我能作到!”侦查员后退了。他大概认为用自己一只好好的眼睛去换犯人这注定要完蛋的生命是不合算的。于是他就用禁闭室折磨腾诺,好使腾诺的体力衰弱下去。然后他又把在隔壁房间里被刑讯折磨得惨声喊叫的女人说成是腾诺的妻子,并说如果腾诺不招认,他妻子还会受更大的折磨。侦查员这次又看错人了!腾诺不能忍受别人的拳头,同样,他也绝对忍受不了对妻子的审讯。被捕者心里越来越明确:必须把这个侦查员干掉。这可以同逃跑计划结合起来!侦查员列夫申少校也穿海军制服,也是高个子,浅黄头发。膜带完全可以冒充列夫申,瞒过侦讯大楼看守长的眼睛。不错,列夫申的脸肥胖而有光泽,腾诺这些日子消瘦了。(囚犯轻易没有机会照照镜子。甚至在审讯中要求去厕所,厕所洗手处的镜子也是用黑市蒙着的。只是碰巧掀动了一下:终于看到自己的模样了。啊,多么瘦!多么苍白!真心痛自己!)这期间已经从车房里把那个不中用的眼线撤走了。腾诺便开始研究那个人睡过的床。床上的一根根铁棍儿和床腿连接的地方生了锈,锈得比别处细一些,焊接的地方也不很结实。铁棍的长度约七十公分。可是,怎么把它拆下来呢?首先要……训练自已能准确地计算秒数。然后,把每个看守透过门上的窥视孔往牢房里面看的间隔时间都记下来。(当然,还得先弄清是哪个看守值班,应该装作像在床间随便走走的样子。)间隔时间弄清了:四十五秒至六十五秒。在这一段间隔里,用力一板,就能把生锈的那一头折断。另一头是完好的,弄断它要费些力气。要站到上面去用两脚往下跺,但跌断后它会碰到水泥地上,发出响声。那就是说,要在一次间隔时间内完成下列几项动作;把枕头放到水泥地上,站到床上,跺,断铁棍儿,再把枕头放回去,而铁棍呢,哪怕暂时塞到床垫下也行。而且每个动作都要按秒把时间计算好。好,拆断了。作到了!但是,这还不行:人们一进来就会发现,那你就只好死在禁闭室里了。关你二十天禁闭,你不仅会失去逃跑的力气,甚至连侦查员也对付不了了。啊,有了。用指甲把床垫子划破,扯出一点点棉花来。用棉花把铁棍儿的两头包住,再安到原来的地方去。算算几秒钟?好,可以作到!但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每十天要洗一次澡,市犯人洗澡时间要搜查牢房,损坏的地方立即会被发现。那就是说,应该尽快行动。可是,怎么把铁棍带进侦讯室呢?……从牢房里提犯人去审讯时并不搜身,只在审讯后回来时摸摸身体两边和前边有口袋的地方,目的是搜查刀子之类,怕犯人自杀。腾诺身上还穿着海军制服,里面是传统的蓝白条纹水兵内衣,这内衣温暖着腾诺的身体,也温暖着他的心灵。“然后我就出海去——痛苦会少些!”他向看守借了针和线(在规定的时间可以借给针线),装作缝扣子的样子(他自己用面包作的假扣子)。他解开上衣,解开裤子,抽出内衣的底边,把底边从里面折起一小段缝起来,缝成一个小口袋的样子(这是为了把铁条的下端插进去)。在这之前他已经从裤杈带子上扯断了一小段。现在,他又装作缝上衣扣子的样子把这一小段带子缝在内衣前胸的里子上。做成一个小环。好管住铁条的上端。然后,他再把内衣前后反穿上。从现在起就开始日夜加紧练习。铁条放在背后内衣里边,穿过小环,下端插进小口袋里。铁条的上端恰好到脖子的高度,低于上衣衣领。要练习的动作是:要在看守往牢房里窥视一眼之后到他窥视第二眼之前这段时间内,完成下列动作;把手举到脑后,抓住铁条的上端,把身子向后挺直,再向前方略微倾斜,像弓弦那样,同时,抽出铁条,猛地一拍,打向侦查员的头部。然后全都恢复原样!看守又看了一眼;被捕者正在翻着书本看书呢!动作练得越来越快了。抡起的铁条已经在空中发出响声。假如这一击打不死他,至少会把他打昏。既然这些家伙已经把我妻子抓来,那为什么我要可怜这些家伙呢!还要准备好两个棉花球(棉花还是从垫子里掏)。把棉花球放到嘴里的牙齿外侧,可以使脸显得胖一些。当然,在这天之前还要刮好脸。可是,监狱里每星期才用钝刀子给犯人刮一次险。所以,行动的日子不是可以随便选择的。那么,怎样才能使苍白的脸变得红润些呢?可以往脸上稍微擦上一点血,就用他的血!逃跑者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像普通人那样“随随便便地”听或看,他必须抱着逃跑者的特殊目的听和看。他应该对任何细节都作出解释,而不应轻易放过去。不管是提他去审讯,还是去放风或去厕所,他的腿都在计算着步数,在记住台阶的数目(这些并不是全都用得上的,但是他还是要记);他的身体也在记住拐弯的地方;犯人走路时按命令必须低着头,但他的两眼却在记住地面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完好;两个眼珠在可以扫视到的视野内观察着所通过的各个门,记住它们是一扇的还是两扇的,门上是什么把手,什么锁,门往里开还是往外开;而同时头脑还应该判断出每扇门的用途;耳朵也不能休息,它在倾听着并在进行着比较:对,我在牢房里听到过这种响声,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有名的列佛尔托沃监狱大楼是个“K”字型建筑,楼梯护栏之间的空处直通上下各层,金属护栏;指挥哨兵在挥动小旗。拐进侦讯楼了。每次审讯都在不同的侦讯室进行。这样更好!可以了解到侦讯楼的所有走廊和门的位置。侦查人员怎样从外面进到这里来呢?就是从这个小方窗户旁边的门进来的。当然,主要检查他们证件的地方不是这里,是外面的岗楼,但是,他们在这里似乎还要打声招呼或者要出示讲什么东西。刚巧有一个人往楼下走,他边下楼边朝着上面的人喊道:“那我这就到部里去啦!”很好,这句话可能对逃跑者有用。侦查人员从这里出去之后怎样走到外面的岗楼?这就要凭想象来判断了,而且必须毫不犹豫地、正确地走去才行。好在是冬、天,雪地里当然会有人们走出的小路,或者那里的柏油路面会显得更黑、更脏些。可是他们怎样通过岗哨呢?出示自己的证件吗?还是进来时已经把证件留在门口,出去时只须说出自己的姓名,取回证件就行?或者是哨兵认识每个人的面孔?那么,主动报自己的姓名反而会犯错误。或许只伸手去拿就行?许多问题都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只要你不被侦查员提的那些无聊的问题缠住,而能够留心观察他就行。为了削铅笔,列夫申从胸前的衣袋里掏出一个什么证件,取出夹在那里面的一片刮脸刀来。从这里马上就可以看出问题了:“他掏出的不是出入证。那么,出入证在哪儿呢?留在岗楼了吗?”“他掏出的那个小本本很像汽车驾驶执照。那么他是乘自己的汽车来上班吗?那就是说,他身上还应该带着汽车钥匙。他把车停在监狱大门前吗?必须在这里,在离开侦讯室之前,看看他小本上的汽车牌号,出去之后可不能搞错!”“看来监狱里没有衣帽间,因为他每次都把大衣和帽子挂在侦讯室的墙上。这样更好。”不能忘记和漏掉任何一件重要的事,而且要把所有的事都在四、五分钟之内做好。当列夫申被他打倒在地的时候,必须立即按下列顺序行动:l)脱掉自己的上衣,穿上他较新的带肩章的上衣;2)解下他的鞋带,把它穿在自己没有鞋带因而不跟脚的鞋上(这一项就要占不少时间!);3)取出他的刀片,塞进事先在自己鞋后跟上准备好的地方(如果被抓住,被关进牢房后可以用它立即割断自己的血管);4)查看他的全部证件,带走其中必要的;5)记住他的汽车牌号,找到汽车钥匙;6)把有关自己的侦讯材料塞进他的厚厚的公事包,带走;7)摘掉他的手表;8)用血把自己的脸微微抹红;9)把他的尸体拖到桌子后面或厚窗帘后面;如果有人进来,便会以为侦查员已经走了。免得有人追来;10)把棉花揉成团,放到腮下;11)穿上他的大衣,戴上他的帽子;12)把开关上的电线扯断。如果有人很快就进来,屋里漆黑,他去开一下开关,灯不亮,他会想:大概灯泡烧坏了,所以侦查员改在别的房间侦讯了。即使换上灯泡,也不会立即弄清是怎么回事。这样,总共要作十二件事。然后就是逃跑本身了……所有这些事都要在夜间审讯的时候干。如果那个小本本不是驾驶执照,可就糟了;那就是说。他来回都是乘侦查员班车,(会用班车接送他们的,因为是深夜嘛!)那末,别的侦查员就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列夫申今天设审讯到早晨四五点钟,就在半夜里步行回去了呢?对,还有:走过那个小窗户时要把手帕掏出来捂住鼻子,装作擤鼻涕的样子;同时还要往手表上看一眼。另外,为了不使哨兵生疑,还要朝楼上喊一句;“佩罗夫!我这就到部里去!咱们明天再谈吧!”当然,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目前只能说有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五的机会。几乎没有希望,因为对外层的岗楼情况完全不清楚。但是,那也不能像奴隶一样死在这里!不能等到衰弱得人们敢用脚踢你的地步!最后鞋后跟里还有一个刀片可以用嘛!于是,在刮脸之后的一次夜间审讯时腾诺就把铁条藏在背后带出来了。侦查员在讯问、辱骂、威胁,可是腾诺望着他,心里暗自奇怪:他怎么会感觉不到自己没有几分钟可活了呢?已经夜里十一点了。腾诺打算在这里拖到两点左右,因为那时候有的侦查员就该走了,好去过一个“短暂的夜晚”。那时候,就可以找个机会了:或者就像往常一样让侦查员把记录递过来签字。伸手接记录纸时就突然装作不舒服的样子使记录纸掉在地上。他必定会低头往下看,这时就……或者,根本不需要利用什么记录,简直就站起身,摇晃着身子对他说:“很不舒服,请给口水喝!”这时他会把搪瓷缸递过来。把水喝下,使搪瓷缸子掉在地上,同时举右手往脑后抬,这样看来会很自然,像是头晕。侦查员一定会俯身去看掉在地上的缸子,这时就……心脏在猛烈地跳动。这是节目的前夕,或者就是死刑的前夕。但是,实际情况完全出乎意外。将近十二点钟的时候,另一个侦查员急急忙忙走进来,凑到列夫申耳旁小声嘀咕了几句。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列夫申有点着慌了,立即按了按电钮:叫看守来把犯人带回去。一切全完了!……腾诺又回到车房,把铁条放回原处。另一次提审时,腾诺的胡子很长。(这个模样把铁条带去就没何意义了。)再一次是白天审讯。而且审讯经过不同往常:侦查员没有发火,没有咆哮,却用一句预言似的活动摇了腾诺的决心,他说:最多判你五年到七年,没什么可伤心的。这样也就不再想割掉他的脑袋了。腾诺的愤恨没有保持多久。感情的高峰过去了。看来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不能这么干。逃跑者的情绪也许比演员更加变幻莫测。这样,长时期所作的全部准备都等于白费……但是,逃跑者对这种情况也应该经受得住才行。他已经上百次地在空中抡起过铁条,他已经“打死”过上百个侦查员,已经多少次经历过自己逃跑的一切细节了:在审讯室里,通过那个小方窗户,走到岗楼,通过了岗楼……他已被这次逃跑累得疲惫不堪……可是,原来他还根本没有开始呢!不久就换了另一个侦查员,腾诺被转押到卢宾卡监狱。在这里,腾诺没有作逃跑的准备(审讯进程使他产生了较大的希望,下不了逃跑的决心),但他还是时刻观察着,也在制定逃跑练习计划。从卢宾卡监狱逃跑?这可能吗?……可是,要是认真想一想,这也许比从列佛尔托沃监狱逃跑更容易。每次提审时都要穿过很长很长的走廊。他很快就摸清这走廊了。走廊里某些地方有箭头标着“通向二号大门”,“通向三号大门”等字样。(真遗憾,自由的时候怎么竟没有留心观察一下卢宾卡周围呢?怎么没注意立什么地方还有大门呢!)说这里容易跑,是因为这个地方不全是监狱,还有安全部的办公楼。这里有许多侦查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所以警卫不可能全都认识。进出门全凭出入证,证件就在侦查员的衣袋还。既然站岗的人不认识面孔,也就不一定要长得像某个人了,大体上差不多就行。新侦查员不穿海军制服,他穿国防绿军装。那就得换上他的衣服。铁条没有了,但是只要有决心就行。审讯室里总有各种东西吧,比如,石制的吸墨器之类。其实,并不一定要打死他,只要使他失去知觉十分钟,就可以走掉了!但是,他总还是抱着一种模糊的幻想,指望着宽恕和理智,这就使他的决心变得不那么坚定了。只是在被关进市蒂尔卡囚犯营之后,他才摆脱了这种幻想的重担:根据特别庭的一纸公文,他被判:二十五年劳改。他在判决书上签字时反而感到松了一口气,不由得微笑了一下。进入判刑二十五年的犯人牢房时,他觉得自己的脚步反而变得较快了。这一宣判使他摆脱了卑微感,也不再想违背良心进行妥协了;他一扫过去那种俯首听命和巴结逢迎的态度,不再像乞丐一样等待那答应过他的五年到七年刑期了。判你妈的二十五年???那还指望你们什么呢?!当然,要逃跑!!或者,就是死!但是,死亡难道比四分之一世纪的奴役更坏吗?不,单单是把他的头剃光(剃成普普通通的光头,别人有谁会因此苦恼呢?!)腾诺就已经感到莫大的侮辱了,就像往他脸上唾了一口似的。现在该寻找盟友了。还要研究过去其他人逃跑的历史。在这方面腾诺还是个新手呢。但以前总会有人跑过吧!看守带我们去审讯时,经常走过那些用铁栅栏分成一段一段的布蒂尔卡的走廊啊!但是,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留心过腾诺一眼就注意到的问题呢?看,每道门都有两层隔栅,而看守只开一道锁隔栅就全打开了。那就是说:第二道隔栅暂时是不起作用的。第二道隔栅是由三根粗铁条组成的,铁条从墙里伸出来,穿进铁门。在牢房里,囚犯们备找各的事作。腾诺则在寻找过去逃跑过的犯人和有关逃跑的谈话。他发现了一个叫马努埃里-加尔西阿的人,此人曾经由于这走廊里的三根铁条组成的第二道隔栅遭到过意外的麻烦。这事发生在几个月前。一天,一间牢房的犯人出去理发时一哄而起把看守抓了起来。(因为许多年没出过事,看守们都已经习惯于囚犯们的驯顺了。这个看守那天违反条例而单独行动,以致被抓。)犯人们扒下看守的制服,把他捆起来塞进厕所,一个犯人换上看守制服,拿他的钥匙打开了走廊里所有的牢门(这里也有死囚车,这就助长了形势的发展)。人们叫喊、欢呼,闹着要去开其他走廊的牢门,占领整个监狱,失去了警惕和谨慎。本应该由穿制服的人先把走廊里的门全打开,其他人暂时先各自在牢房里准备着。可他们这时却成群地呼叫着涌入了走廊。呼喊声惊动了隔壁走廊的看守,他们从窥视孔望了望(牢房两面都有窥视孔),按动了紧急警报的电钮。中央控制台根据信号立即按动开关,所有走廊的第二道隔栅一下子全都锁上了。一般看守的钥匙是打不开第二道隔栅的。骚乱的走廊被切成许多小段,互不相通。卫兵赶到了。他们列队站成夹道,一个一个地往回——往牢房里放犯人,犯人们边通过边挨打。终于把带头闹事的人找出来,带走了。可这些因犯都是已经判二十五年的。是把他们的刑期从头算起了呢?还是全部枪毙了?后来便是编队押往劳改营。囚犯们熟悉的喀山火车站上的“警卫棚”(当然,那是设在避人耳目的地方的)。用黑乌鸦车把囚犯运到这里,再装进专门的“囚犯车厢”,然后把这些车厢接到列车上。警戒部队排成两行在火车的两边紧张地严密守卫着。军犬不住地扑向囚犯的脖子。口令声:“警卫队,准备战斗!”接着是要命的子弹上膛声。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就这样,带着军犬,把腾诺押送走了。逃跑?军犬立刻会追上你!但是,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逃跑者。因为屡次企图逃跑,他不断地从一个劳改营被转押到另一劳改营,从一所监狱转押到另一监狱。等着吧,他还要见识许多这样警卫森严的火车站和押解部队呢。有时候押解队不带军犬。那么,就装成腿瘸,有病,勉强拖着脚走,吃力地拖着自己的干粮口袋和厚棉衣,这样可以使卫兵比较放心。如果车站上停着很多列火车,那不是就可以在列车中间绕圈子吗?于是,扔掉东西,弯下腰去,往火车下面钻!但是,刚弯下腰,你忽然发现列车那面有两只士兵的脚;那边还有预备的警戒队……他们全都想到了。那你就只好马上装作身体支持不住要跌倒的样子,所以才把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上的。要是很幸运,旁边线路上恰好有一列火车很快地开过来,那就可以在火车即将通过的时候猛地跳过线路去,这时,没有一个押解兵会追你!你是为了自由才冒生命危险。他呢?犯不上。可是等火车开过去之后,他们已经找不到你了!不过,为此需要双倍的幸运:既要过站的列车及时到来,又要你能及时把自己的脚从火车轮前面抽走。从古比雪夫递解站决定用敞篷卡车把囚犯们送往火车站,在车站上要编组一列庞大的红色列车。在递解站时,腾诺从关押在一起的一个“向来尊重逃亡者”的本地小偷那里得到了两个地址,他说是可以在那里得到最初的帮助。腾诺把这些地址也告诉了另外两个想逃跑的人,并且商量好:上卡车时三个人都尽量往后排坐,等车开到拐弯处时必定会减速(腾诺的两个同伙坐乌鸦车往递解站来的时候没有闲呆着,他们已经注意到有这样一个拐弯处,虽然不大容易看出来),那时三个人一起——向左、向右、向后——往下跳!简直从警卫的身旁穿过去。甚至可以顺势撞倒他!即便警卫开枪,总不可能三个都打中的。甚至不一定开枪,因为街上行人很多。卫兵们会追?不,他们不能扔下卡车上别的犯人不管。也就是说,他们将只会喊叫,会向空中鸣枪示警。谁会阻拦呢?老百姓,本国的苏联人民,行人会阻拦。那很简单,吓一吓他们就行了,说是手里有刀!上车前搜身和点名的时候,三个人故意磨磨蹭蹭,尽量在天黑以前不上车,等着上最后一辆车。终于,最后一辆车开来了,可是……这车却不同于前面那些载重三吨的矮车帮卡车,而是一辆高车帮“史蒂倍克”牌美国卡车。甚至腾诺那样的高个子坐下去头也比车帮低。“史蒂倍克”车开得很快。拐弯处!腾诺膘了两个战友一眼:他们都面带恐惧。不,他们不会跳的。不,他们不是坚定的逃跑者!(不过,你自己是否很坚定呢?……)黑暗中,在手电筒的光束中,在各种呼叫声、狂吠声、骂声和金属撞击声中,他们被塞进运牛车厢。这时候腾诺却违背了自己的习惯:他没有来得及看到自己车厢的外形。(坚定不移的逃跑者是应当及时注意到一切细节的,什么也不能漏掉!)每到一个车站,就有人用小锤惶惶不安地敲打车厢的木板。他们把每一块板都敲敲。这就是说,他们不放心……不放心什么呢?怕把木板锯断?这也就是说,应该锯!在一个小偷身上找到了一小段磨过的刀锯。几个人决定锯开下铺下面的一块板。等到火车减速的时候,从这个窟窿钻下去,落到枕木上,伏身等待火车通过。但是,了解情况的人说:凡是挂着“运牛车厢”的列车后面都装有所谓的“采捕器”,这是一种类似铁耙子的东西,它的齿伸得很低,离枕木很近,这些齿会把逃跑者的身体挂住,带着他在枕木上擦过去,人也就会这样被擦死。整个夜晚,他们几个人轮班钻到下铺底下去,用一块布缠住几公分长的一小段刀据,锯车帮上的一块木板。真不容易啊!但还是锯好了第一道据日。木板有些活动了。把板子推开了一个缝。但他们清早却看到车厢外面还装着一层粗糙的白水板。为什么板子是白色的?这是在他们车厢外面又装置了一条不宽的警卫平台。正好在他们锯出的切口上方的平台上就站着一个卫兵。锯木板显然行不通。囚犯的逃亡,也同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有它的历史,有它的理论。在自己开始行动之前,你不妨先把这些了解一下。囚犯逃亡的历史,就是已经发生过的逃跑事件。关于逃跑的技术问题,契卡行动部门是不会出版什么普及小册子的,它们只是自己积累经验。这方面的历史,你可以向那些被捉回的逃跑者去了解。他们的经验非常珍贵:那是用血,用痛苦,几乎是用生命换来的。但是如果你一步一步地去问第一个、第三个、第五个人的详细逃跑经过,那可不是开玩笑,那非常危险。这同公然打听通过谁可以加入地下组织一样危险。你们的长时间谈话可能被眼线听去,给你汇报。主要的是那些讲故事的人本身在逃跑失败后,经过痛苦的折磨和生与死之间的选择,说不定会变得胆小了,也会被雇佣,或许现在已经不是志同道合的人,而是变成了诱饵。而狱中的“教父”——即看守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事先看出谁同情逃跑者,谁对这些事感兴趣。然后他们便抢在那些潜在逃跑者前面,在他的登记卡上做上一个记号,这人就会被转押到加强管制工棚去,逃跑就更困难了。但是,从一座监狱到另一监狱,从一个劳改营到另一劳改营,腾诺一直在热心地打听逃跑者。他一次又一次地逃跑,一次又一次地被抓住。可是在劳改营监狱里他恰巧和一些逃跑者关在一起,所以也就不断地向他们打听。(他也看错过人,犯过错误。例如,曾经英勇地逃跑过的斯捷潘有一次就把腾诺出卖给肯吉尔劳改营的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了。于是别利亚耶夫向腾诺重述了他打听过的所有问题。)至于逃跑的理论,那很简单:各显其能。跑成功了,那就是说,你已弄懂这个理论;被抓住了,那就是说,你还没有掌握好。但它也有一些起码的原则:可以从建设工地跑,也可以从生活区跑。从工地上逃跑比较容易,因为那里的警戒总不像生活区里那么森严,而且逃跑者手里还可以带上工具。可以一个人逃跑,这有很多困难,但这样就无须担心被人出卖。也可以几个人一起跑,这要容易些,但全看所选择的同伙是否合适了。这个理论中还有一条规则:要熟悉地理,对地图要了如指掌才行。可是,在劳改营里你根本看不到地图。(顺便说一句,普通刑事犯们是不懂地理的,他们认为上次呆过的那个速解站比较冷,所以必定是在北方。)还有一条:必须了解你将逃到那里去的群众情况。还有这样一条方法论上的原则:你应该经常按计划作逃跑的各项准备,但你也要每分钟都准备好用另外的方式——伺机逃跑。例如,有过这样一件伺机逃跑的事。它发生在肯吉尔营。有一次,把惩戒室的所有犯人都带出来做土坯。突然,刮起了哈萨克斯坦特有的黄沙风暴:霎时间天昏地暗,看不见太阳了,飞砂走石直向人们脸上打来,谁也不敢睁开眼睛。谁也没有准备好这样突然地逃跑,可是尼古拉-克雷洛夫却跑向隔离区的边界,把棉衣扔到铁丝网上,爬过去了。全身都划破了,但他还是逃了出去,藏起来了。风暴过后,人们看到铁丝网上的棉衣才知道有人跑了。便派人骑马带着军犬追捕。但是风暴把一切痕迹都好掉了。克雷洛夫钻到垃圾堆里躲过了追捕的人。可是,到了第二天总该往前走吧!这时他被派往草原各地的汽车追上了。腾诺住的第一个劳改营是杰兹卡兹甘附近的新鲁德诺耶营。这就是注定使你死亡的地方。你也正是该从这个地方逃跑!周围是无边的沙漠:大片盐碱地和沙丘,有的地方是草根土,有的地方长着些骆驼刺。偶尔可以看到哈萨克牧民的羊群,大部地区荒无人烟。没有河流。想找到一口井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好的逃跑时间是四五月,这时有些地方还可能有融化的雪水形成的小水塘。但是,这个情况警卫人员也很清楚,所以四五月间看管非常严格,上工时搜查得很细:一点点吃的东西,一块多余的市也不许带出营外。那年秋天,三个逃跑者(斯洛博佳纽克、巴季钦科、科任)冒险往南方逃跑了:他们指望沿萨里苏河奔向克齐尔奥尔达。但是,这条河完全干涸了。他们在快要渴死的时候被追捕队抓住。腾诺根据他们的经验断定:秋天是跑不成的。所以他经常规规矩矩到文化教育科夫——本来嘛,他可不是想逃跑的人,也不想搞乱,他属于那些有清醒理智的囚犯,这种人都盼望能在二十五年刑满后重新作人呢!他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文教科工作,他答应演个节目,表演杂技和“记忆术”。但是,眼前,他要充了解一下文教科里的资料,翻翻书看。他翻遍了文教科的书,终于找到一张未被“教父”们撕掉的哈萨克斯坦的旧地图。噢。原来确实有一条商队走的路,通往朱萨雷,全长三百五十公里。这条路上肯定会有井。往北去距伊希姆四百公里,这条路上还可能有牧场。距巴尔喀什湖五百公里,中间是别特巴克达拉沙漠。不过,追捕队不大可能朝这个方向追。距离就是这样。选择也就这样定了……任何东西都可能被爱钻研的逃跑者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时候会有一辆清除污秽的汽车开到这里,车上装着个大储存罐和一条管道,管道的口径相当粗。腾诺完全可以钻进去。在储存罐里可以稍稍弯着身子站立起来。钻进去之后,任凭司机往罐里吸污水好了,只要不装满就行。自己会全身站在脏水里,路上脏水还可能溅到嘴上,也可能倒在污水里,喘不过气来。但是,这一切对腾诺来说都比作为奴隶服满刑期好得多。他反向自己;有决心这么干吗?有!可是,汽车司机肯不肯?他可是个有驾驶执照的刑期不长的普通刑事犯呀。腾诺同他一起吸烟,留心观察着。不,他不是我所需要的人,他不会为了帮助别人而拿自己的驾驶执照冒险。按他的心理状态,完全是个甘心接受劳改的人,他认为帮助别人的是傻瓜。这一冬天腾诺制定了计划并且选好了四个同志。但是,正当他按照逃跑理论的要求耐心地按计划进行准备工作时,突然,他被调到一个新开辟的建设工地上去了。这是一个采石场,位于丘陵地带,从劳改营看不见它。眼下这里还没有修起碉堡和障碍地带,只是埋上了几排木桩,拉起了铁丝网。铁丝网有一处缺口,算是“大门”。铁丝网外面站着六名持枪卫兵,他们站在平地上,并不比地面高。卫兵们背后,那就是芳草如茵、郁金花红(鲜红色的郁金花呀!)的四月草原了!!逃跑者的心可是经受不住这郁金花和四月空气的引诱啊!也许,这就是机会到了吧?……你目前还没有受到怀疑,还没有住到惩戒室去,那么,这不正是逃跑的好时机吗!在这段时间里腾诺已经认识了营里许多人。他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四人小组:米沙-海达罗夫(曾是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北朝鲜驻扎过,为了逃脱军法审判跑到三八线南边去了;但是,美国人不希望损害他们在朝鲜同苏联的牢固的良好关系,所以又把他送回来;他拿到了一张“二十五元券”——刑期四分之一世纪),亚兹季克(他是个波兰人,曾在安德斯的军队里当过汽车司机;他指着自己脚上那两只不成双的靴子形象地、南腔北调地用俄语叙述自己的经历:“这两个[只]靴子,一个[只]是希德[特]勒给的,一个〔只〕是斯达[大]林给的。”),还有一个人原是古比雪夫市的居民,铁路员工,叫谢尔盖。一天,刚好开来一辆大卡车,载着粗大的水泥柱子和一团团的蒺藜铁丝:马上就要在工地周围修建障碍地带了。这时刚好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腾诺这个四人小组因为“热爱”这苦役劳动,又特别“喜欢”加固障碍地带,所以就自告奋勇,要求在休息时间马上卸车。他们立即跳上车去,干起来了。但由于这毕竟是午休时间,所以干起活来也还是慢吞吞的。他们边干边考虑对策。汽车司机到一旁休息去了。其他囚犯也都各自躺在地上休息,晒太阳。咱们跑还是不跑?身上可是什么也没带——刀子。行装、食物、计划,什么都没有呀。不过,如果乘汽车的话,腾诺根据地图知道,可以开往杰兹德,从那里再开往乌卢塔乌。几个人心里燃起了希望:机会,这可是个机会!从这里到“大门’”前的哨兵处这一段恰巧是个斜坡。出去不远,路就拐到山岗后面去了。如果开得快些,也许他们还来不及开枪。哨兵也不会扔下自己的岗位去追!车上的东西卸完了。休息时间还没有完。汽车可以由亚兹季克驾驶。他跳下车去、在车旁磨蹭了一会儿。这时车上的三个人全都疲倦地躺倒在车厢里,让车帮挡住了。也许并不是所有卫兵都看到这几个人到哪里去了。这时,亚兹李克把司机叫来;我们没有耽误你,卸完了车,总该赏支烟抽吧。抽了一支烟。喂,把车发动起来吧!司机坐进了驾驶室。可是,不知为什么老是发动不起来。(车厢里的三个人不了解亚兹季克的计划,暗自捏一把汗:完啦!)这时亚兹季克走过去拿起摇把来用力摇。还是发动不起来。亚兹季克已经摇累了,建议司机和他换换。现在亚兹季克进入驾驶室了。发动机隆隆地响起来,车发动了!可是此刻汽车却朝着大门口的哨兵直冲过去。(后来亚兹季克说:他事先给司机把油门关掉了,他上车前又及时把它打开了。)汽车开动了,但司机并没有急着跳上车去,他以为亚兹季克会把车刹住。一瞬间,汽车已经高速通过了“大门”。_卫兵们喊了两声“站住!”,但汽车继续往前开。哨兵们的一排枪声。起初是朝天放的,因为很像是出了什么差错。也许是朝汽车打的,车厢里的人躺着,当然不知道。转弯。已经转到山岗后面,逃出射程了!车厢里的三个人还没有抬起头来。车开得很快,猛烈的颠簸。突然,车刹住了,亚兹季克绝望地叫起来:他走错了路,开到了矿山的大门口!这还是本劳改营的营区,看,本营的碉堡!一阵枪声。警卫人员奔跑。几个逃跑者急忙跳下车来,趴到地上,用两手捂着自己的头。警卫人员用脚乱踢,专往脸、耳朵、太阳穴踢,往肋骨上踢。人类普通实行的一条宽大原则——“不打躺倒的人”——在斯大林的苦役营里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这里专打已经倒下给人!对站着的人就是开枪。但是,审讯结果判明:根本不是什么逃跑!本来嘛!几个人一口咬定他们正在车厢里打盹,忽然车开了,接着就是枪声,怎么敢往下跳呢?会被枪打死的!那么,亚兹季克呢!他是没有经验呀,控制不了这辆车。但他总是没有往草原上开,而是开到邻近的矿山上来了嘛!就这样,总算是以一顿毒打完事了。米沙-海达罗夫以后还有多次逃跑。甚至到了比较温和的赫鲁晓夫时期,当许多原先想逃跑的人都开始动摇、期待着合法释放的时候、海达罗夫还同那些没有希望的朋友们企图从全苏军人惩戒监狱“安焦巴-307”逃跑过。商量好了,当逃跑者用斧头砍障碍地带的铁丝网时,他们的同伙就朝碉堡扔几个自制手榴弹,以转移卫兵的注意力。可是,自动步枪的火力网还是把他们拦住了。至于他们的计划中的逃跑,还在继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准备。做好了一个方向盘:在一个小塑料盒上刻出罗经方向点,把一小段磁化了的缝衣针装在一小块木头漂子上,往盒里灌上水,就成为一个罗盘了。饮用水最好装在一条汽车内胎里,逃跑时就可以像军大衣似的卷成背卷背着。这些东西要一点一点带到木材加工厂去,藏在那里的电锯房旁边的坑里。按计划就是要从木材加工厂逃出去。他们从一个自由人司机那里买到了一条旧汽车内胎,已经装上永放在坑里了。这里有时候晚上也有列车到达,为此就得在工地留下一些囚犯卸货。这就是逃跑的机会。有个自由人接受了一条从营区偷出来的床单(这就是我国的价值体系!),便同意事先替我们把电锯房对面的铁丝网的最下面两道剪断了。运原木的列车已经开来,眼看晚上就要卸车了!但是,这时有一个囚犯,哈萨克人,发现了他们藏东西的地方,告密了。逮捕、拷打、审讯。对腾诺来说,这种好像是逃跑中的“偶然事件”太多了。当局决定把他们几个人转押到肯吉尔营的监狱去,腾诺奉命面向墙站着,两手倒剪在背后。这时文教科的大尉处长走过腾诺身旁,停下来,对着他感叹地说:“唉,你这小子!可真是的!你白搞文娱活动了!”使大尉感到奇怪的是;这个曾热心于普及劳改营文化的腾诺怎么会想逃跑呢?开晚会那天演出后不是还多给了他一份饭吗?!可他却还想跑1他还需要什么呢?……一九五0年五月九日,战胜德国胜利五周年纪念日,曾在前线英勇作战的海军军官腾诺走进了有名的肯吉尔监狱的牢房。牢房里很黑,只在墙的最高处留了个很小的窗口。透不过气来。有很多臭虫,墙上满是臭虫血。这年夏天特别热,达到四十至五十度。大家都光着身子躺着。床下面凉快些,但是夜里却有两个人从床底下跳起来了,原来是两只避日虫爬到他们身上去了。肯吉尔监狱里关押的都是从各劳改营挑选出来的囚犯。各牢房里都有几个经验丰富的逃跑者。简直是一批精选的雄鹰!腾诺终于找到那些坚定不移的逃跑者了!曾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伊万-沃罗比约夫大尉也关在这里。战争期间他在普斯科夫州打过游击,这是一个性格刚强、决不能忍受压迫的人。他已经逃跑过几次,今后还要逃跑。遗憾的是,他不会采取一点劳改营里的伪装——有点呆气反而对逃跑有好处。他继续保持着前线士兵的直爽。他有一位“参谋长”,两人公开坐在床上划地形图,商量办法。要他改用劳改营里不得不采用的隐蔽和狡猾的办法,他是作不到的,所以他每次都被眼线们出卖。他们俩在盘算着一个计划:要是分发晚饭时只有一个看守,就把他抓起来,用他的钥匙打开所有牢房。冲向监狱门口,占领门口的哨所,打开监狱的大门,冲向劳改营的岗楼,一举擒拿住门岗,天黑前冲出营区……把他们抽调去建设住宅区了。于是他们就盘算怎样通过阴沟跑掉……但是,这些计划都未能付诸实行。同年夏天,不知为什么给所有这些挑选出来的人都戴上手铐,把他们押送到斯帕斯克营去了。在斯帕斯克营,这些人被关在四周隔离的、加强警戒的工棚里。到达后第四天,坚定不移的逃跑者们把窗上的铁栅栏抽掉,从窗户跳到院子里,悄悄打死那里的军犬,打算从房顶跳到大营区去。但是,不料屋顶上装的是铁皮,被人一踩发出了雷鸣般的轰鸣。看守们拉起了警报。可是,当士兵们跑到逃跑者的工棚时,大家都在安静地睡觉,铁栅栏安得好好的。刚才的轰鸣不过是看守的“错觉”罢了。命中注定,命中注定这些人不能长期呆在一个地方!不安定的命运正在把这些坚定的逃跑者像不安定的荷兰人一样往更远的地方驱赶。如果他们自己不逃跑,就把他们押送去。现在又给这伙无孔不入的人铐上手铐,把他们送往埃克巴斯图兹监狱了。到了埃克巴斯图兹,本营的两名失败的逃跑者——布留欣和穆吉亚诺夫——也加入了他们一伙。对于这些再次犯了“罪”的人是要加重惩罚的,所以他们被派到石灰场去劳动——在风里装卸运石灰的汽车。生石灰粉飞进他们的眼里、口里、嗓子里,也就在那里“煮熟”了。他们光着上身装卸熟石灰,身上粘满一层石灰粉。用来改造他们思想的这种日复一日的毒害性劳动,只能迫使他们想方设法尽快地逃跑。逃跑计划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石灰是用汽车运来的,那就利用汽车逃跑吧!这里的营区目前只有铁丝网,可以冲出去,必须找一辆加足了油的车才行。几个逃跑者中间有一位高明的司机,叫科利亚-日丹诺克,商定由他开车,由那个从电锯房逃跑未遂的腾诺配合。已经商量定了,但是伊万-沃罗比约夫过于任性,过于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别人的能力。因此,当汽车已经到手的时候,伊万-沃罗比约夫却代管日丹诺克掌握了方向盘人逃跑者拿出匕首从左右两门同时进入驾驶室,司机吓得脸煞白,只好乖乖地坐在中间跟着一起参加逃跑了。)这是分秒必争的时候1大家应该一齐跳进车厢,开车往外冲。腾诺恳求道:“伊万!让开吧!”但是伊万-沃罗比约夫不让!膝诺和日丹诺克不相信他的驾驶技术,他两人留下来了。现在只剩三个人逃跑了:沃罗比约夫、萨洛帕耶夫和马尔季罗索夫。突然,列季金不知从什么地方跑了出来。他是个数学家,知识分子,怪里怪气的,根本不是个能逃跑的人。他是为了别的事被关进惩戒室的。但是,他现在离得很近,看见了,明白了,他手里不知为什么拿了一块肥皂,而不是面包。他跳进了车厢,一边说:“争取自由?算我一个!”(就像是急急忙忙跳上公共汽车一样,边上边问:“是上逍遥园去的吗?”)汽车转了个小弯,先用慢速前进,头几排铁丝网就被汽车的前保险杠逐步冲断,后面几排就要靠速度和驾驶室的冲力解决了。在障碍地带的内缘,汽车还可以在柱子中间穿行,但一进入障碍地带就势必要把柱子撞倒,因为那里的柱子是互相交错的。于是,汽车用最高速度去撞倒柱子!岗楼上的警卫着慌了。几天前另一处工地上发生过一件事,是喝醉酒的司机撞坏了障碍区的柱子。这个司机是不是也喝醉了?……警卫们大约有十五秒钟犹疑不定。说时迟,那时快,汽车已经把柱子撞倒,继续高速前进,而且轮胎也没有爆炸,压过铁丝网冲了出去。现在,该开枪了!可是,不知道朝哪儿开枪:因为为了保护卫兵们不受哈萨克斯坦的大风袭击,岗楼外侧围了一道板墙,所以,从岗楼上只能朝隔离区内部或者顺着障碍地带开枪。可这时汽车已经冲出区外,看不见了,只看到朝草原去的方向扬起了尘土。所以只有无可奈何地从碉堡上对空射击。路上空空荡荡,草原平平坦坦,再过五分钟,沃罗比约夫的汽车就可以开上地平线了!但是,这时完全偶然地开来了一辆警卫部队的乌鸦车,它是去汽车修理厂检修回来的。警卫人员迅速跳上车,朝沃罗比约夫的车追去。这样,逃跑就……在二十分钟之后结束了,被打得血淋淋的几个逃跑者和数学家列季金总算用自己那流着鲜血的嘴尝到了这温暖的、稍微有点咸味的“自由汁液”的味道,同时东倒西歪地朝劳改营监狱走去。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沃罗比约夫又从劳动工地乘自卸汽车逃跑过一次。他们总共六个人。几天之后他们就被抓到了。听说沃罗比约夫也是一九五三年诺里尔斯克起义的为首闹事者之一。后来他被监禁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央监狱。我想,这个优秀人物的一生,包括战争以前的他的青年时期和后来打游击的年代在内,足以向我们说明这个时代的很多问题。但是,全劳改营都传开了:逃跑干得很漂亮!被抓住完全是偶然的!十天后,原空军学院的学员巴塔诺夫和他的两个朋友又重复了一次同样的行动。他们在另一工地上开车冲出了铁丝网地带,但是他们走错了路,仓皇中向石灰场的方向开去,遭到石灰场岗楼的射击,轮胎打穿了,车停下来。冲锋枪手包围了汽车:“出来!”要出去吗?还是要等待被别人抓着脖领拉出去?三人中间的一个,帕谢奇尼克,服从了命令,从车厢里出来了,狂怒的士兵立即用几梭子弹把他的身体打成了蜂窝。一个月之中埃克巴斯图兹已经发生三起逃跑事件。可是腾诺却没有跑!他感到极端苦闷。恨不得也立刻去仿效别人。旁观者对一切错误往往看得十分清楚,总觉得自己会作得更好些。腾诺认为,比如,要是不叫沃罗比约夫驾驶,由日丹诺克开车的话,本来是能够甩掉那辆乌鸦车的。那里沃罗比约夫的汽车刚刚被追上,这里腾诺和日丹诺克已经坐下来商讨他们自己该怎样逃跑了。日丹诺克是个白俄罗斯人,二十六岁,黝黑的皮肤,个子不高,有点流氓气,十分机伶,很懂世故。战争期间他从白俄罗斯被带到德国去,在那里替德国人当过司机。他的刑期也是一张“二十五元券”只要他一来情绪,他可以把全副精力放在工作上,也可以全力以赴地争论、打架、逃跑。不过,他缺少沉着和毅力。但腾诺是沉着而有毅力的。一切都告诉他们:就是该从石灰场逃跑。如果弄不到汽车,就等逃出营区后劫一辆车。但是,在警卫人员或行动人员干涉他们这个计划之前,惩戒室的犯人班长廖什卡-茨冈却来找麻烦了。他是只“母狗”,人很瘦弱,但所有的人都怕他。他在劳改营已经害死几十个人了,他能够因为人们不愿把寄来的食物分给他吃,甚至因为一包香烟而轻易地置人于死地。现在他把腾诺叫到跟前,警告说;“我自己也是逃跑过的人,我也爱逃跑者。看,我身上还有几个子弹打穿的洞呢,这是在泰加森林逃跑时留下的。我知道,你原来也是要跟沃罗比约夫一起跑的。不过,告诉你,不许你从我的工地上跑,因为工地上由我这个作业班长负责。你跑了,我得被关起来。”这就是说,他爱逃跑者,但是更爱他自己。这个廖什卡-茨冈已经满足于自己目前这种被蹂躏的生活了,他不愿让它受到别人的破坏。这就是一般刑事犯“对于自由的爱”。不过,也许埃克巴斯图兹的逃跑真的过于千篇一律了吧?大家都从工地上逃走,没有一个从生活区跑的。敢试试吗?目前,生活区也是只围了铁丝网,还没有来得及修围墙呢。有一次,石灰场的灰浆搅拌机的电路坏了。叫了一个自由人电工来修理。腾诺帮他修。日丹诺克乘机从他口袋里偷走了老虎钳。电工忽然发现:钳子没了!向警卫人员报告吗?不行,自己会因为疏忽大意被判罪的。他只好哀求那些刑事犯:把钳子给我吧!刑事犯们都说没拿。逃跑者们还在石灰厂里做了两把刀子:用台子从铁锹上砸下两块铁,在锻工车间磨光、淬火。把锡倒在上模子里铸造刀柄。腾诺用的一把还是“土耳其式”的,它不仅能用,而且那弯曲的明晃晃的样子也挺吓人的,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想用它杀人,只想用它恐吓人的。老虎钳和刀子都是藏在裤子里面踝子骨旁边带进生活区去的,塞到工棚的房基底下。逃跑的关键还是文化教育科。在进行准备并运进武器期间,胜诺按计划向文教科提出申请,表示他和日丹诺克两人愿意参加文娱晚会的演出。(埃克巴斯图兹还从来没有组织过文艺演出,这是第一次。所以劳改营长官也急于组织成功:一方面,向上级汇报本营采取的教育改造囚犯措施时报表上可以多一两个项目,同时他们自己也想看看每天经过十一小时的苦役劳动之后囚犯们还会怎样在舞台上装腔作势。)腾诺和日丹诺克的请求被批准了,允许他们每天在管制工棚关门之后到工棚外的文教科来,因为在普通隔离区内还有两个小时可以自由走动。于是他俩便利用这种方便条件走遍了埃克巴斯图兹的几个还不熟悉的地区,注意观察并记住:岗楼上什么时候换岗?怎样换法?从什么地方最容易接近障碍地带?在文教科内,腾诺则细心阅读巴夫洛达州的报纸,尽量记住报上出现的所有地名、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名称,农庄主席、书记和各种先进人物的名字。下一步,他们声称要演出一个短小喜剧,为此,他们需要从储藏室把自己的便服领出来用一下,还需要……一个公事包。(逃跑时带上公事包,可就不简单了!那就会像个首长了!)这个请求也被批准了。腾诺身上还穿着海军衬衣,现在他又领回了自己在冰岛做的西装。(它使他回忆起在海军护航队服役的年月!)日丹诺克从朋友的皮箱里选了一件灰色比利时西装,十分标致,甚至在劳改营里他穿这衣服都显得极不寻常。一个拉脱维亚人囚犯保存的东西里有个公事包。公事包也借来了。还有两项真正的便帽,可以替换下劳改营发的军帽似的便帽。但是,这个短小喜剧需要排练很多次,甚至每天营区停止活动前的两小时还排练不完。因此,有一个晚上,还有另外一次晚上,腾诺和日丹诺克根本没有回到管制工棚去,就睡在文教科工棚里了。(这是为了使管制工棚里的看守习惯于这一点。逃跑时,哪怕能赢得一夜的时间也是好的!)什么时候最适于逃跑?晚上点名的时间。这时工棚前排着长队,看守们忙于往工棚里放人,囚犯们眼巴巴盯着房门,恨不得早一分钟进去躺下休息。谁也不会留心营区的其他地方、秋天,天渐渐短了,要等到日落后点名的时候。要在日落后的黄昏时刻跑,但又要在放出军犬之前。必须抓住这唯一的十来分钟的时间,因为一放出军犬来,就逃不成了。_他们选定了九月十七日,星期天。这样方便些,那是个“大星期天”,不干活,可以养养精神,不慌不忙地为晚上的行动作好最后一些准备工作。逃跑前的最后一个夜晚2你还能睡得着吗?千头万绪,思潮澎湃……是啊,一昼夜之后我还能够活在人间吗?……也许就不在了。可是,留在劳改营里呢?慢慢地干瘦下去,在泔水池旁边慢慢死去吗?……不,不能让自己习惯于当奴隶!问题就是这样摆着:对于死,你有没有准备?有。那就是说,可以逃跑了。星期日。天高气爽。看守为了让他们排练节目,把两个人放出了管制工棚整整一天。突然,腾诺在文教科收到了母亲的来信。是啊,正是在这一天。囚犯的生活里有多少这一类的巧合啊?!……信的内容令人忧伤,但是,也许使你受到锻炼。信中说:妻子还关在监狱里,到现在连劳改营都没进去。弟媳已经表示要同哥哥这个祖国叛徒断绝一切关系。逃跑者在食物问题上是非常困难的。管制工棚里吃饭时要吃得干干净净,存在肚子里,因为自己储存粮食会引起当局怀疑。所以,他们起初的计划是逃出后快速前进,到村庄里去弄一辆汽车。可是,就在这一天妈妈寄来了一个邮包——这简直是母亲给予逃跑者的祝福!邮包里有葡萄糖片、通心粉、燕麦片。这些都要装进公事包带走!要把香烟换成马合烟,还要给卫生所的医士送一包去。日丹诺克已经拿到一天的假条了。这也是安排好的。腾诺先到文教科去报告说:和我一起排练的日丹诺克病了,今天晚上不能排练,我们不到文教科来了。然后他又去向管制工棚的看守和班长廖什卡-茨冈报告说:今天晚上我们要排练,不回工棚来睡了。这样,两处都不会等他们。还必须弄到一个“喀秋莎”,也就是打火石和装在小管子里的火线。在逃跑中它比火柴方便得多。还应该去最后看望一次哈菲兹。这位鞑靼人是个有经验的逃跑者,他本来打算同腾诺一起跑的,但后来改变了主意: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在这样的逃跑中会成为伙伴们的累赘。现在他是全营唯一知道他们逃跑计划的人。他盘腿坐在自己的床上,小声喃喃地说:“愿上帝赐福你们!我将为你们祈祷!”然后他用鞑靼语说了些什么,还用手往腾诺脸上划了划。腾诺在埃克巴斯图兹还有一个朋友,是他在卢宾卡监狱时的同车房的难友伊万-科维尔琴科。他不知道逃跑的事,但他是一个好同志。他现在给看守们当杂役,所以单独住一间小屋。两个逃跑者为表演短小喜剧所用的东西就是寄存在他屋里的。今天可以很自然地同他一道煮点麦片粥吃了,告诉他,这是老妈妈寄来的一点东西。再煮点“契希尔”。他们就这样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宴会”:两个客人,腾诺和日丹诺克,陶醉在未来的想象中,主人则只是为了这个美好的星期天而高兴。忽然,他们从窗子里看到人们正从了望塔处把一具粗糙的棺材抬往停尸房。这是前两天被枪杀的帕谢奇尼克的尸体。“是阿,”科维尔琴科叹了一口气说:“逃跑没有用……”(是不是他已经知道他们?……)科维尔琴科像有什么灵感似的忽地站起身来,把两人的塞得满满的公事包拿在手里,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式在屋里来回踱起来,边走过严厉地说:“侦查当局早已清楚!你们在准备逃跑!”他是在开玩笑。只是想扮演一下侦查员的样子……这个玩笑可非同小可;(也许他这是在婉转地暗示他们;我猜到了,朋友们。但是,我不赞成你们这样作!?)科维尔琴科出去之后,两个逃跑者就换上了西装,外面又罩上劳改营的衣服。并且把衣服上的几块号码布全撕开,只让它连着一点点,以便到时候可以一下子全撕掉。不带号码的便帽塞进了公事包。星期日就要结束了。金色的太阳沉入了地平线。动作缓慢的大个子腾诺和矮小机敏的日丹诺克各自又往肩上披了一件棉袄,拿起手提包(劳改营里的人们都已习惯于他们这种奇怪的样子了),走向自己的出发地点——那是两座工棚之间的一块草地,离障碍地带不远,正对着一个岗楼。在这里,他们被两座工棚挡住,从另外两个岗楼上看不见他们,只有眼前这个可以看见。两人把棉袄铺在地上,趴在上面,下起棋来,为的是让哨兵们习惯于他们这种样子。天色昏暗下来。晚点名的铃声响了。囚犯们纷纷向工棚走去。已经是黄昏时刻了,岗楼上的卫兵已经看不清楚草地上还躺着两个人了。换岗的时间快到了,哨兵的注意力已经不那么专注了。总是在旧哨兵换岗之前最容易跑掉。两人决定不跑到别处去剪铁丝网,而就在这个岗楼下面,就在靠近它的地方剪断。一般地说,哨兵是比较注意障碍地带的远处,反而不大注意e己脚下。两人的头紧贴着地面,加上天色已经昏暗,所以他们看不见自己将要爬出去的那条小道。但是,这是早就目测好了的:障碍区外面,紧靠铁丝网有一个挖好的坑,是准备埋柱子的。可以在坑里面藏一分钟。再往前,有几个炉渣堆,过了炉渣堆就是从警戒部队的营房通向居民村的大路了。他们的计划是。进村之后立刻设法弄到一辆汽车。先把汽车拦住,对司机说:“想搞点外快吗?我们要从埃克巴斯图兹旧城弄两箱伏特加酒到这里来:”哪有司机不喜欢喝酒的?!这时就要讲讲价钱了:“给你半公斤行吗?一公斤?好吧,开车!不过,可不许你对任何人说!”而开车后,既然同他一起坐在驾驶室里,就可以制服他了。把他绑起来扔在草原上就行了。自己则加快速度,一夜之间可以到达额尔齐斯河畔。那时就可以扔掉汽车,坐小船渡过额尔齐斯河。再往前可以直奔鄂木斯克。天色越来越黑。岗楼上的探照灯亮起来了。光柱顺着障碍地带扫射,两个逃跑者这时正处在阴影里。正是时候!很快就要换岗,就要布置警犬了!可以看见工棚里已经点起灯来,说明有的囚犯已经点过名回到工棚睡觉去了。工棚里好吗?温暖、舒适……可是,现在用自动步枪给你来一梭子子弹,躺着、俯着身子被人打死,那才委屈呢!爬到岗楼底下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咳嗽;一声也不能呼出来!好吧,机敏的警犬们,提防着吧!你们是要看住不放;而我们就是要逃跑。以后的事还是请腾诺自己来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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