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在中苏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毛泽东决定取道长江三峡

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正式决定,乘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到汉口,在那里召开华东和中南各省市委书记会议。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些省委书记同他一道去。同时还告田家英通知吴冷西一同游三峡,到武汉。,毛泽东决定取道长江三峡,也想对长江上游做一点实地考察。一九五三年初,他曾经由武汉出发,乘军舰考察过长江中下游,直到南京登岸。就是在那次视察中,他向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谈了综合治理长江的远景设想,首次提出要搞三峡工程。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他又听取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对赞成的和反对的两方面意见都作了认真考虑。在成都会议期间,他认真审阅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稿。意见稿在论述兴建三峡工程之必要与可能时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毛泽东在这后面加了一句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修三峡水利工程,是毛泽东的夙愿,他是多么希望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色,使三峡工程为民造福!他认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对待这个特大水利工程的上马,他慎重地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又认为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水利水电工程之一。从一九五七年算起,经过了四十多年的考察和反复论证,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的条件下,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发动起来了,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毛泽东深信,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人间奇迹都会在群众运动中创造出来。

似乎无须论证,关于1950-60年代的中苏关系,无论是在国际政治学,还是在历史学领域,都是最受各国学者重视的研究课题之一。早在1960年代中期,即中苏同盟最终瓦解之前,西方的政治学家已经对此着书立说了。在此后的20年间,历史学家如滚雪球般加入了中苏关系的研究行列。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的解密并作为史料摆上历史学家的案头,中苏关系史再次成为国际史学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经过1996年1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与香港大学举办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联合举办的”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学者与中苏双方当事人的直接对话,双边乃至多边档案的综合利用–所有这些新的形式和内容,把中苏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

  长江三峡,闻名遐迩。它既秀丽多姿,又奇拔险峻,时而驯服温顺,时而变幻莫测,集险、奇、美于一身,令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为之倾倒。著名的李白诗《早发白帝城》,就是描写三峡奇景的名篇,为毛泽东所赞赏,在成都会议上把它印发了。后来他还手书过此诗。

  一九五八年秋,当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一大堆问题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却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引来不少人参观学习。河南也有这样的试点。毛泽东曾经派人去徐水了解过,发现不少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他决定亲自到河北看一看。

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关于中苏分裂的过程及原因,特别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关的讨论和分析层出不穷。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意识形态,乃至领袖个性,进行了探讨。另一个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具体过程,即由于哪些因素、情况、事件的接替或同时出现,并形成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终于使中苏分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们关心较多的事件,如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中印边界冲突、古巴导弹危机等,基本上都属于中苏在对外方针和政策方面的分歧,或涉及双方的主权和利益冲突。而讨论中苏各自的国内政策,并由此影响双边关系的论着,尚不多见。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成都,次日凌晨一时五十分到达重庆。二十八日上午参观了重庆钢铁厂,下午参观了二九六工厂。二十九日清晨上船,六时十五分开船。在船上,先后与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话。

  十月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们谈话。谈论的话题,都是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

本文将着重分析苏联对195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经济建设方针–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态度,以及因此而引发的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的过程。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在中苏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许多国际关系史论着都有提及,如祖伯克和普列沙科夫提到,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的最初反应是困惑和反省;艾伦·惠廷认为,”大跃进”使得中国对苏联的需求日益增长,而苏联官员对此极为不满,因而加剧了中苏同盟的摩擦;张曙光也强调,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寄予很大期望,但莫斯科担心和提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从而导致双方结怨;陈兼则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毛泽东自鸣得意的”继续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并注意到赫鲁晓夫对此采取的沉默和反对态度使毛泽东颇为不满。不过,大多语焉不详。中国史研究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的历史早已经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把这两者与中苏分裂联系起来考察的人很少,至多是在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的原因时,论述了毛泽东如何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

  关于毛泽东乘船过三峡的情况,当时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里有几段记载:

  十月十六日下午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当徐水县负责人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要河北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些调查,二十一日向他汇报。十七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总之,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究竟中苏之间有什么分歧?苏联对此是否持反对态度?是怎样反对的?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作何反应?这种反应与中苏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比较详细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目前能见到的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以及当时的报道材料,试图重现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并说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分歧的实质究竟在哪里,这一分歧又是怎样成为中苏走向公开冲突的一根导火索的。

  “我们乘坐的是江峡号轮船,柯老、井泉和我与主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十月十九日一清早,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李友久立即去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作调查,为杭州会议①准备意见。并提出到郑州时,最好能请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一同去调查。过了半个小时,又写信给陈伯达,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②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李友久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③陈伯达一行接信后很快就出发了。

竞赛的目标:超英赶美还是赶美超苏

  席住在头等舱。”

  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跃进”期间,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的上海《解放》杂志上发表。毛泽东看了十分欣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为转载这篇文章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因此来到北京,并曾随同毛泽东到河北调查。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亚洲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奠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而波匈事件的”圆满解决”则有赖于中共领导人的出面相助。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毛泽东此时的心态来看待和处理与苏联的关系,自然是斯大林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他已经开始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阵营的问题了。因此,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并认为赫鲁晓夫”捅了娄子”,但中苏关系并未像许多研究者估计的那样受到影响。特别是到1957年夏秋,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做出的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则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援助,中苏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莫斯科会议之前,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一次谈话充分反应了这种状态。对于赫鲁晓夫事前把苏共为莫斯科会议准备的声明草案送交中共征求意见,毛泽东显然感到满意,他坦率地就和平过渡、社会党人和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提法或写法提出了建议。接着,毛泽东谈到了中苏两党的关系:”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日趋接近。我们对于你们解决斯大林问题的做法有过不同意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歧变得很小了。””对于其他问题的不同意见,也已经或者消除了,或者观点接近了”。毛泽东还对赫鲁晓夫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今晚要住万县。主席昨晚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一亩白薯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成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听到这些,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

与1950年访问苏联的情形完全不同,这一次,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尽了风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只有当毛泽东讲话时,全场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按照本党中央通过的讲稿作报告,只有毛泽东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发表讲话。在会下,毛泽东俨然莫斯科半个主人,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如果说过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可替代的当然领导者,那么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将联手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前进。

  现在未睡,想晚上睡觉,以便白天看三峡。看来主席的

  关于浮夸风,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然而,有一件事情却被苏共抢了先机,即赫鲁晓夫在倡导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方针时,提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毛泽东当然不甘落后,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下中国的奋斗目标:”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了这个目标。于是,”超英赶美”就成为发动”大跃进”,特别是工业”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

  精神很愉快。”

  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时,便形成了要加快建设速度,并首先在农业上有所突破的想法。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使用了”大跃进”一词,毛泽东对此非常欣赏,认为是个发明,后来还建议向”这个伟大口号”的发明者颁发”博士头衔”。1957年12月30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批注:”发展工业,加强农业,我们正在作。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又谈到:解放后搞经济建设,”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年春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想,”苏联在1921年产钢400多万吨,1940年增加到1800万吨,20年中增加了1400多万吨”,”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看来,毛泽东不仅早已有跃进的思想,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

  “三月三十日船过三峡,主席、柯庆施、李井泉和

  毛泽东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十分生气,批评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毛泽东曾在私下谈过,他与斯大林打了个平手,但与赫鲁晓夫还略占上风。这当然不是仅就政治而言的。这次从莫斯科回来,毛泽东感到压力很大,性情也显得急噪起来。毕竟,口号是公开喊出去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还困难吗?我不相信!”

  我与船长、见习船长闲谈。主席问船长,三峡这一段

  关于徐水县的“全民所有制”,他认为,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④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似乎还在看,还在研究,没有让他们立即纠正。

回到北京后,在与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困难,”问题在于,你们和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没有先驱者”。毛泽东说,如果在顺利的条件下,苏联可用25-30年的时间走完自己40年的路程。这无疑是在暗示,中国的发展速度将超过苏联。当然,毛泽东在党内的讲话就开放多了。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大谈斯大林压制中国革命,而对未来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充满自信。他认为”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调动一切力量,早晚一、二年,乃至三、五年完成四十条任务,也不算没有面子,不算没有荣誉。有人说我们13年抵苏联的40年,很好,应当如此。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在为3月22日讲话准备的提纲中,毛泽东写了一句很能代表他此刻心态的话:他指责党内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

  开船是不是最危险。船长说,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给“共产风”泼了一点冷水。他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的问题,开始有所察觉,有所思考。

掌握了真理,又懂得发动群众,中国的赶超速度自然应当不断加快。2月3日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向人大五次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时,已经考虑了15年左右赶上英国这一目标。在南宁会议要求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精神鼓舞下,冶金部长王鹤寿3月20日向毛泽东报告,只要”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中国的钢铁工业”苦战3年超过八大指标,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三次表扬王鹤寿的报告,在5月2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称之为”一首抒情诗”。于是,毛泽东在4月15日宣布:”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是那样长的时间了。”又解释说:”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但这个口号很快就改变了。

  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

  十月二十三日,陈伯达到河南以后,毛泽东又写给他一封信,要他们在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调查,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⑤的各项问题。然后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

在5月5日到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发言说,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指标,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王鹤寿则论证了钢产量指标的依据,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5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的情绪立刻上来了,但他的眼光是盯住莫斯科的。他在5月17日发表讲话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是列宁提出的。……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们的口号是高明些,因为是先生教出来的学生,应当高明些,后来者居上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苏联是20年加半年,把钢产量从400万吨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老底子是90万吨,到1962年,13年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是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万吨;或者从今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万吨,再加一年,就可能搞到5100万吨。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个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他们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上而下又发动群众。毛泽东还兴奋地说,林彪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十几二十年就可以赶上世界上一切国家,还可能超过美国。5月18日毛泽东又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明确讲: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同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正式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

  险是很少的。主席说,如果让我开船,我就喜欢走这险

  过了几天,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他选了两个地方。一是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是个小县,十三万人口,以一县一社而闻名。一是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为新乡县的一个乡。

一个月后,赶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1962年,我们要达到6000万吨钢,接近苏联。至于超过英国,那不要多久,不要什么15年,明年就可以了”。”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第二天,毛泽东在薄一波提交的国家经委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并将汇报提要改题为《两年超过英国》。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军委扩大会各小组长开座谈会,直接提出了在钢产量上赶超苏联的目标:”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

  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

  二十八日凌晨四时,毛泽东复信陈伯达,告诉他,如果遂平调查已毕,可以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十一月二号或三号回到郑州即可。

毛泽东需要的不仅是生产力的提高,更要加快改变生产关系。1958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3-4月间,先后同刘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学’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便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在8月初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转眼间全国就开始公社化了。当时全党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更大的跃进,一直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

  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

  这时,中央已经发出在武汉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为了开好这两个会议,毛泽东决定先到郑州,一面听取两个调查组的汇报,一面约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准备有关文件。

到8月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把人民公社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了。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此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

  意思。”①(①王任重日记,1958年3月29日、30日。)

  十月三十一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一月二日到达郑州。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

11月在郑州,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中央领导人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对比中苏的情况,讨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对比苏联,毛泽东则认为,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这种过渡,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38年、39年未说明期限。”这还仅仅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是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只是在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而中国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公社是1958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毛泽东还为这种过渡设计了许多条件,他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述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写了如下批语: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有了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些条件在苏联都是不具备的,所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恐怕中国要抢先一步了。

  过了三十多年以后,也是当年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吴冷西。对这一段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回忆: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甚至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1958年9月,中共徐水县委会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以后在国家计委、中央有关部和河北省委的具体领导下,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修改和充实,于11月提交了规划草案的综合部分,其具体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从1961年到1963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江峡轮’二十九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苍茫.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性质问题,先派陈伯达、张春桥,吴冷西、田家英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就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总之,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不过,此时自视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者的毛泽东,表现出一种颇为大度的领袖风范。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表示,即使中国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也不进去,而要等待苏联。他意气风发地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形势逼人,我们要逼他先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推迟三年,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毛泽东完全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姿态讲这番话的,同样的话,如果由别人嘴里说出来则是不可以的。所以,当赫鲁晓夫后来提出”对表”时,毛泽东一方面批判说,”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一方面又嘲笑说,”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但闻隐隐涛声。三十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

  十一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九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鲁笳、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还有陈伯达等人。主要是听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在交换意见时,他与陈伯达有一个小的思想交锋。

毛泽东认为中共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自然希望得到各同盟国,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果然如此,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塘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

  吴芝圃汇报说:“关于交换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苏联的态度:从热情支持到谨慎反对

  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

  陈伯达:“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百分之七十,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百分之七十。”

在后人的一般印象中,好像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来就是持反对立场的。其实不然。首先,对于”大跃进”运动,苏联开始热情支持和赞扬,后来逐渐冷静下来。其次,对于人民公社,苏联开始表现出极大兴趣,接着一直保持沉默。最后,总体上说,苏联下层社会表现比较积极,上层领导则始终保持谨慎态度。而苏联真正公开表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中苏之间爆发大论战以后的事情。

  话和传说。毛主席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留意从几

  毛泽东:“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就”大跃进”运动而言,从当时苏联社会层面的反应看,基本上是热情支持的,报刊上也是一片赞扬声。同时,对中国宣传的一些具体经济指标,很多人持怀疑态度。

  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

  陈伯达:“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1958年7月26日新华社自莫斯科发出一篇通讯,综合报道了苏联社会对中国”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反应,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总路线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也有人对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表示怀疑,如1962年生产5000万吨钢,试验田亩产小麦7000多斤等。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时,表示出对中国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极大兴趣。如建筑工程师阿尔辛切夫说:”你们现在建筑速度是惊人的,14天的时间就可建筑一所楼房,而且还是用手工,我们用机器还没你们快。”少先队辅导员沙依科说:”上海在4年中有70万人搬进了新的住宅,莫斯科在4年内才有60万人搬进新的住宅,这说明了中国的速度比我们快。”

  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

  毛泽东:“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帐。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从苏联当时的报刊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扩大会议后,苏联加强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报道。《真理报》从8月19日到31日刊登了4篇关于”大跃进”的报道,都是以二栏或三栏标题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标题为”人民首创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创造力无穷无尽”等。在9月1日到7日又刊登了4篇有关”大跃进”的消息,其中包括关于北戴河会议、小高炉、发动群众的报道,以及云南、内蒙古、甘肃等地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工业和文化发展的情况。苏联军方的《红星报》9月4日载文说,”大跃进”这句话表现了中国6亿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况。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使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工业强国的行列。文章指出,刚刚建国9年,中国人民就提出了赶上英国的口号,这种发展速度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想像的。中国不要15年,而只要几年就能够在钢铁生产方面超过英国。文章特别指出,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劳动成就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欣鼓舞的泉源。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更加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国际意义。据新华社统计,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发出了约50条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和文化大跃进的消息”。

  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

  曾希圣:“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粮食生产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对”大跃进”运动提出具体意见最多的是那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如针对不顾条件地强行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做法,冶金部苏联专家坦率地提出:一、土法炼铜不能到处都搞,应具备必要的条件。要有富矿,或者矿石经过选矿后含铜量能达到5-7%。炼铜炉宁可建少一些,但要正规一些,应有鼓风设备。土法炼铜也要过技术关,风量、风温、产品规格都要有规定。二、建工厂应具备国家批准的铜矿储量。贵州铝业公司设计能力为年产铝氧28万吨,像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到现在还没有国家批准的比较确切的矿石储量,建设起来是很危险的。还有的企业,甚至只有几张地质勘探的剖面图就开始设计,也是很不合理的。三、基建工程到处开工,不分轻重缓急,人力物力使用分散,结果必然是哪一个也建不成。如云南省东川铜矿一下子要建设9个选矿厂和12个矿山,显然是力不从心的。苏驻华大使馆参赞、经济总顾问符明参观上海电缆厂时也提出:有很多新建的工厂布局和配置不合理,建议今后一定要先搞设计,先在平面图上进行研究,考虑成熟后再施工;工资制很复杂,应该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调整,有些工厂计件工资是可以促进生产的。

  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

  毛泽东:“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⑥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文件,比较全面地代表了苏联官方当时对”大跃进”的评价。1958年7月26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国内送回一份长篇报告,在这个分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绝密文件中,作者详细介绍了中国1958年上半年经济、政治、外交的状况。报告首先肯定了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认为,”1958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工业和农业领域急剧发展的持续增长,广泛地进行加快国家技术和文化事业发展的运动”。”根据初步资料统计,1958年上半年中国工业部门总产量与1957年的同期相比增长了34.1%”。接着,报告分析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取得的一切新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一年在经济领域里实现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的。这些成绩理所当然地是与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工作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党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社会主义当权派进行了斗争,与富裕中农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农村中原来的地主和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斗争。这些经济文化成就还与党在开展整风和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密切相连。”报告对中共的国内政策持完全赞同的意见:”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在研究制定总路线时,中国朋友根据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非常认真地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尽管报告人认为,对于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应该被看作是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它们的重要意义可归结为:有助于更加广泛地挖掘继续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一切潜力。”报告在结论中不仅肯定,”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一条以最高的速度发展经济、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提高地方的作用并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动精神的路线,从而获得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绩”,而且预言,中国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在钢铁产量方面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至于其他一些指标,”在最近2-3年内就能实现”。在讲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报告评论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在最近几年中的工作,谴责了右倾动摇分子,明确地表述并深刻地论证了党的总路线。党的总路线拟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速度,这样的速度可以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进入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报告人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农业生产中的极大热情和干劲,认为”围绕总路线在居民中的鼓动工作,其范围异常的广泛,总路线的主要思想已经逐字逐句地深入到国内每个人的心中。会议决议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并在党内和人民中激发出巨大的创造热情和主动精神”。

  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

  这是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对商品、货币等问题最早的比较明确的表态。

不久以后,在另一个报告中,大使馆对一些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不注意研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的现象提出了指责。1959年1月27日,安东诺夫又向国内报告说:”有一些苏联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对中国的成功经验缺乏应有的兴趣,不去分析中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出现的成果,而把自己封闭在旧知识和陈旧观念的狭小圈子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处对来华苏联专家的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无限的题材。直至快过完西陵峡,毛主席才回到舱内客

  在汇报家庭问题时,吴芝圃反映:有的干部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他又重复了一遍:“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⑦

对于中国的”大跃进”,苏联领导人总体上是持赞成态度的,尽管没有过多的吹捧。在1958年夏天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曾谈起了”超英赶美”的话题。赫鲁晓夫声称:”10-15年以后,我们可以在一系列产品方面赶上美国的水平”。谈到中国的情况时,他称赞说:”中国同志提出的计划,连我们这些见过世面的俄国人也不能不感到惊讶。虽然我们不懂你们的方块字,但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这个计划的话–对于你们能够完成计划,我们是丝毫也不怀疑的–这对你们亚洲的邻国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或许赫鲁晓夫有些言不由衷,但至少还没有对”大跃进”说三道四。

  厅,同田家英和我闲谈。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马前

  搞一个新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在这次会上定的。毛泽东指定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四日起开始讨论,七日拿出初稿。

甚至在一年后中国人的狂热已经受到挫折时,苏联人对中国人民的建设热情仍然表示钦佩。1959年6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等参观上钢三厂,对该厂只用5个月就建成轧钢车间大加赞扬,并称赞工人干劲大。他说:这样一个车间,在苏联1年建成已经算是快的,但你们只用了5个月。扎夏迪科的助理特卡钦科说:应该派苏联建筑工人来学习。第二天参观上海机床厂,扎夏迪科又对该厂改进苏联图纸后生产的齿轮磨评价很高,说是达到了世界水平。9月13日,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副主席杜伯洛维娜在一次庆祝国庆节的晚会上说,1958年中国人民取得了历史上空前的成就,这一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人民实现的大跃进,全体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

  十一月四日下午,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至少到1959年夏天,除了对一些具体的生产指标和产量数字表示怀疑外,苏联社会从上到下都是支持和肯定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的,特别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大加赞扬。

  而泛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

  在汇报工业、农业时,都提出一些吓人的超高指标,例如,十年内,钢产量达到四亿吨,机床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毛泽东听了,没有反对,采取保留态度。他说:“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三年之后。”并问道:“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最后,毛泽东接受陈伯达的意见,把这个文件的题目改成“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

不少研究者都认为,由于反对中国”大跃进”的做法,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他们急需的技术和经济援助。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存在某种误解。

  命的壮士。”②(②吴冷西《回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饶有兴味。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面否定那个东西。”

据新华社记者当时从莫斯科的报道,”大跃进”初起时,苏联几乎所有经济区都有为中国生产订货的任务,全苏联为中国制造订货的有数以千计的工业企业,帮助中国进行设计工作的有上百的设计机关。”他们为支援中国的大跃进、及时供应机器设备,采取了许多措施。在为中国制造设备的工厂和车间里,常常可以看到’提前为人民中国完成订货’的鼓动标语。工厂行政和党组织也把检查运往中国的机器设备的生产情况作为检查整个生产情况的一项内容。对于中国的另外一些重要建设,如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丰满水电站、北京热电站等,苏联有关的企业也准备提前完成订货。”实际上,苏联在”大跃进”期间同意增加援建的项目,并不少于”一五计划”期间已经投产的项目。1959年4月21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报告说,在”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的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若干项目合并建设,总数改变为166个。这些项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113个。从1959年开始,除了已经签定协议的项目外,根据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的两次协议,苏联还将帮助中国进行125个企业的建设。

  1995年2月版,第66页。)

  史向生在汇报中谈到,讨论公社体制时,遇到了共产主义因素、大集体和小集体、大全民所有制和小全民所有制、商品交换等问题,始终没有讨论清楚,而且越说越糊涂。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这些也都是毛泽东正在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至于苏方有时不愿增加定货或推迟交货,确有许多技术原因,而非出于政治的考虑。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书面发言,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经常随意改变项目计划和合同而给苏方造成的困难。李强说:”过去二、三年内我们国家曾经有过跃进、下马和现在的大跃进,我们的跃进、下马都波及了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要求他们也跟随着我们跃进、下马。例如,1955年冬季,为了提前完成建设和新的建厂要求,先后向苏联提了两个备忘录,之后,在1956年4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55个项目的新协定,1956年5月31日苏联提出了备忘录,同意满足我国部分企业的设计和设备提前交付的要求。后因下马,有若干项目坚决要撤消、推迟或缩小规模,到了1957年12月14日才签订了新的议定书,其中规定:苏联援助我国的全部项目211个,撤消45个,推迟98个,即占全部项目的2/3强,苏联同志在签字时说:’希望墨水干了以后再变动吧!’不出所料,签字后第三天国内就发电报要求变动。在同一时间,东欧各兄弟国家帮助我国建设的150个项目中,我们一次就撤消了8项。现在我们正在大跃进,有些部门又直接要求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跟着我们跃进;过去已撤消的现在又要求重新订货;原来确定推迟的,现在又要求提前一年到二年交货。”因此,一些苏方经济部门拒绝中方的要求,是有正常理由的。照此看来,有些学者提出的下列情况也是真实的:中国当时建设速度如此之快,以至苏方有时无法按时实现中国的全部愿望和要求。

  三月三十一日,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问了一些情况。四月一日晨二时到达武汉。正赶上下雨,天气相当冷。毛泽东到东湖宾馆住下。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1日)

  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毛泽东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的规模,请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东北的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中央分管农业和工业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参加。⑧

至于苏联对人民公社的态度,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苏联社会当时的反应主要是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虽然也支持中国人民的创造性,但更多的是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关于北戴河会议提出人民公社的问题见诸报刊后,1958年8月22日,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向国内建议,”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据北京团市委报告,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代表们于9月访问北京时,就对人民公社问题甚感兴趣。苏中友协积极份子专业旅行组参观上海郊区塘湾公社后,也提出了涉及从生活到生产的许多问题,如公社是否办学校,是否有集市贸易,每个农民有多少自留地,公社管理委员会是如何产生的,公社干部是否脱产,公社有无自己的报纸,等等。

  四月一日至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依次听取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关于本省跃进计划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等。这次会议被称为武汉会议。

  十一月五日,会议继续举行。新增加的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史向生、吴冷西,出席了会议。

1958年9月2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建立人民公社的措施在苏联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注意。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集体农庄。由于苏联报纸对人民公社的介绍还不多,所以很多人都询问人民公社是什么样的组织。《真理报》11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文后,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中国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有人问,人民公社是否就是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否比集体农庄优越等问题。

  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汇报中,各省讲了整顿后的新情况和“大跃进”的新形势,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相互攀比,都不甘落后。

  一上来,毛泽东就问新到会的人:“把你们请来,有什么新闻?”

  四月一日下午,吴芝圃汇报,讲了一年翻一番的根据,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规划的可能性。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第一个发言的是柯庆施,他主要反映城市里有些混乱,抢购商品,提银行存款,购置高档商品,怕废除票子。毛泽东说:“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会上,其他人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他说,纲要里要写这个问题,有个安定人心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对城市办人民公社,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

  二日下午,曾希圣汇报,讲安徽的水利问题,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当史向生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史问:到底是什么所有制?)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这时,毛泽东联想到他在北戴河会议决议上加的那句话。他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三日下午,舒同汇报。讲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没有讲自己的观点。毛泽东说:“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严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五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在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问题上,毛泽东有些犹豫了,似乎感到说冒了,但在农业生产方面,仍坚持他的“少种多收”方针和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即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农作物,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耕。⑨

  当天晚上七时半,毛泽东和与会人员一同到武汉老通成餐馆就餐,调剂一下生活,并亲眼看看武汉市民的生活。

  十一月六日、七日两天晚上,继续开会。开会地点从专列改到河南省委招待所。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都来了,出席这两天的会议。

  四日下午,江渭清汇报,讲了江苏省的一些做法。毛泽东主要讲报纸宣传问题。他说:“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需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强调多快而忽略好省,这是当时报纸宣传中的一种偏向。毛泽东发现了,指出来了,但在“大跃进”、追求高指标的空气下面,这些话似乎效力不大。

  在六日的会上,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最后这个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五日下午,周小舟汇报,讲了湖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现在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冒险”。对山东范县提出的“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半信半疑。毛泽东提出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他说,城市人民公社是可以搞的,问题是要有步骤,基本原则是不降低现有的工资标准,要有优越性。有先有后,北京、上海慢一点。他再一次批评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说法,要求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⑩

  八日下午,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叶飞在汇报中着重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①(①以上根据《毛主席插话摘要》,1958年4月1—9日。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4月2日、8日。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2日、12日。)

  ①信中提到的杭州会议,后来改在郑州举行。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思路,基本上是沿着成都会议的思路下来的,在鼓劲(这是主要的)的同时,继续提醒省委书记们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要压缩空气。毛泽东喜欢高速度发展,但对于当时各地提出的那些太不着边的高指标,他是不信的或者半信半疑,还不时泼一点儿冷水。

  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出版的。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给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理论根据。

  在四月六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他作了如下的基本估计: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含义,同八大决议中所说的基本胜利的含义是不同的。毛泽东认为,八大那个时候只是在经济战线上(即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而现在的基本胜利则是包括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只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

  ③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8年10月19日。

  毛泽东在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在全力抓经济、抓建设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阶级斗争。

  ④毛泽东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同志汇报徐水工作时的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1日。

  武汉会议九日结束。十二日,毛泽东乘专机飞抵长沙。当天晚上,又在长沙李合记饭馆吃湖南菜。此时的毛泽东心情是愉快的。

  ⑤人民公社在建社初期,许多地方采用了军队的建制。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乘专机由长沙到广州。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业已临近,毛泽东准备集中精力抓一下会议的准备工作,同时再讨论一下经济问题,主要是工业问题。

  ⑥西安会议,指1958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

  到广州的第三天,毛泽东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

  ⑦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3日。

  此前,三月二十日,中共河南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一事迹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异常兴奋,欣然命笔。短文于六月一日同时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轰动了全国,把已经鼓起来的群众干劲,推向新的高潮。“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些话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文中有一句话:“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这句话,原来写的是:“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方面意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看了胡乔木的意见,毛泽东作了修改。同时,在写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的信里,解释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等的信,手稿,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预计,十年赶英,二十年赶美,而且认为说二十五年已是留了五至七年的余地。但考虑到此文要公开发表,为慎重起见,所以作了这个修改,并且申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新的预计,在三月成都会议上就说出来了。四月二日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又说了一次:“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①(①毛泽东同波兰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4月2日。)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4日。

  四月二十二日,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到达广州。晚上,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这个报告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5日。

  这时,毛泽东的兴奋点和注意力已集中到他原来过问得比较少、也不很熟悉的工业上来。从四月二十三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的《临时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说:“请你们立即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作成一个表,在五月五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作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四、五、六这三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②(②即前文称的武汉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作了大力安排。”③(③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各同志的信,手稿,1958年4月23日。)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6日、7日。

  二十五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雷春、薄一波,说:“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的信,手稿,1958年4月25日。)信中所邀的这些人,分别为冶金、化工、铁道、煤炭、石油各部部长,地质部副部长和水利电力部的三位副部长。与前几次会议不同,这次广州会议的与会者全部是中央各部门负责人。

  经过两天讨论,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又作了补充修改。八日,送毛泽东审阅,他略有修改,交邓小平阅办。

  从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会议连开三天,讨论工业问题。毛泽东每天都下珠江游泳,又开会,又游泳。比如,二十七日这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下午二时四十分,在住地开会。六时十五分上船,继续开会。六时五十分休息,下水游泳。七时十分上船,七时三十分就餐。八时在船上继续开会。十时二十五分回到住地,会议一直开到十二时半。

  九日上午,会议在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问题发表意见。经过七天的讨论,毛泽东纠“左”的思路越来越明显了。他讲了几个重要问题。

  就在二十七日那天会上,毛泽东对中央两个部提出的十五年赶上美国(比毛泽东刚刚说的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又提前了五年),表示了这样一个态度:认为“十五年赶美看来不是没有可能”,但同时又说,口号超英不变,超美国的口号还是不提,内部谈。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极左做法,他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对于十五年赶上美国,看来毛泽东有些动心,对形势的估计也越来越乐观了。但他又要人们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现在都从正面来讲,十五年赶上美国。从反面来看,这样调动六亿人民的积极性,究竟对不对?资源、资料、设备、协作,能不能办到?设备大的和精密的,能不能解决那么快?赶快了,抽条,但不扎实。科学问题能否赶上去?他特别叮嘱:考虑问题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设想一下可能的灾难,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①(①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插话记录,1958年4月27日。)

  第二,商品问题。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О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又想快,又担心过快了出大乱子,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常常出现的一种矛盾心情。多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大跃进”的列车既被推上了加速的轨道,奔驰向前,事实上已很难使它放慢下来了。

  第三,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自有他的见解。在这次讲话中,他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没有全盘否定。

  五月一日,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机,经武汉,次日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开会,商量有关召开八大二次会议的问题。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一九六七年要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就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钢。)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毛泽东对四十条里的高指标越来越怀疑了。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五月五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二)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三)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第五,工作方法问题。他说:“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会议的第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着重说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今后的任务。报告是刘少奇作的,但基本思想是毛泽东的,它充分表达了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主要是南宁会议以来,在历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讲完了四十条,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强调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①

  刘少奇的报告,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加以概括、提炼,作为总路线的基本点,概述如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才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对其中的三个“并举”.毛泽东最为满意,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在九日这天,毛泽东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提议大家都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他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②

  关于十五年赶英的口号,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在党内小范围里头,掌握的口径是,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但公开讲,还是十五年赶英。不过,工作报告作了一个修改,把过去说的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一“长”一“短”,这一字之差,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估计上发生的变化。

  这次郑州会议起草的另一个文件《郑州会议纪要》,十一月七日形成初稿。毛泽东改过两遍,把文件名称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工作报告突出了建设速度问题,并且说明为什么必须加快建设的速度,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

  决议草案分六个部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公社问题;城市公社问题;要抓农业;工作方法;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工作报告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③(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这样,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这是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为后来发生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个决议草案,尽管肯定了人民公社是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强调要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提高产品国家调拨的比例,但毕竟在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这个问题上,迈出了纠“左”的一步,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作完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非常满意。在他定稿的批语中写道:“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①(①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58年5月24日。)“势如破竹”四个字,恐怕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他认为满意的报告或讲话的最高评价。

  十一月十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两次讲话,谈他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意见,和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