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卷里保存的各类文件和材料,1952年4月公布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一天,北京已有几分寒意。中南海菊香书屋又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夜晚。夜间工作,是毛泽东长期养成的习惯,保健医生曾多次劝他改变这个习惯,他也试过几次,总是改不过来。

六十多年前的案卷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1950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是调整工商业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调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但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利用和国营经济的联系,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图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削弱国营经济。他们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蚀了工人阶级和国家工作人员。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经济建设。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而贪污盗窃又与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紧密相联。因此,党中央在1951年12月1日和8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从此,三反运动在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展开。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一些单位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为此,中共中央于1月5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3月28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联,要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反掉五毒。为此,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2月上旬,五反运动从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3月11日,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5类进行定案处理。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030%;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1952年4月公布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10月党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晚,毛泽东正在批阅一份报告。这是东北局送来的,是东北局书记高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总结了东北地区在这方面的经验,还列举了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丑恶现象。其中提到,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五亿人民币(这里指人民币旧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范国强

  高岗这份报告中讲到的增产节约运动,是毛泽东建议开展起来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当时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正在并肩抗击“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十月五日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朝鲜战局的各项问题。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会议确定从五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即: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简机关,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材;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组训民兵,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由此展开。

小城编写党史二卷,党史部门邀我写“三反”“五反”这一章。“三反”“五反”运动发生在建国初,离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因属保密件,市档案局的一般档案里查不到这方面的内容,经市委办出面,几番周折才得以看到那个年代的案卷。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工作和生产中一些问题,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但在率先开展这一运动的东北地区,会暴露出如此严重的问题,却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吃惊。

档案局的工作确实令人钦佩,尽管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这些案卷却都保存完好,卷宗都是红色硬壳封面,各类文件材料分别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每册前面均有目录,便于查找。档案工作在一些人看来本枯燥乏味,也没有个人功利可图。但档案局的同志却将之做得这么实在,他们是在用行动证明,档案工作图的是党的功利,是国家的长远大计,它给后人留下的是党和国家所走过的历史足迹。

  早在进城前夕,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警告:“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①(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8页。)

这足迹仿佛一下子将我与那段历史拉近了。案卷里保存的各类文件和材料,记录着“三反”“五反”运动的点点滴滴,分明都经过当年那些老前辈们审阅、批示、传看、执行过,它们的时代性和权威性可想而知。这足迹既让我感到历史的斑驳久远,又感到时光的无情易逝,六十多年前波翻浪卷的情景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但分明又触手可摸,似在眼前。

  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一个历史人物总在毛泽东脑海里萦绕,那就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李自成领导农民军推翻了明朝统治,取得巨大胜利,但在进北京后却骄傲起来,犯了致命的错误,使清军长驱入关,自己被迫撤出北京。这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最后以失败告终。在延安时,毛泽东就提醒全党一定要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牢牢记取。他特意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册子,号召全党干部阅读,“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②(②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见同上书第3卷,第948页。)

我静静地翻阅着这些案卷,像穿越时空隧道来到了那个年代。那是人民共和国刚诞生不久的年代,国家本来就一穷二白,战争疮痍还未抚平,抗美援朝烽烟又起。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都不高,这从案卷的纸张和打印质量就可以看出端倪。纸张普遍呈暗黄色,一是时间相隔太久,二是纸的质量太差。有的纸张很薄,正面的字在反面亦可看到;有的还是用的那种马粪纸,颜色已接近深黑。有的文件上用蓝油墨打印的字已挥发成砣状,辨认不清字迹。有的文件材料还是用钢板人工手刻,字体歪歪斜斜。一个地级城市的文件材料竟如此粗糙不堪,实出乎我意料。文字也不规范,言不及义之处甚多,语法修辞更不讲究,许多口语俚语充塞其中,字里行间间或还有骂人的语句,可想而知文件起草者的文字能力也有限,由此亦不难找到几许当年“大老粗坐天下”的感觉。**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主席从西柏坡去北平那一天,就说我们要进京赶考。在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主席还讲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主席又说不要做李自成。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主席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第一顿饭,有胡志明在座,主席吃了。回到住地,主席对我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第二天,他们改过来了,主席很高兴,说这样子蛮好的。又说,胡志明同志是客人,一定要照顾好。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主席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①(①刘宗敏,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一员大将,官至权将军。农民起义军进北京以后,他贪图享乐,到处搜刮钱财。),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②(②访问李家骥谈话记录,1996年9月10日。)

然而,谁也不能否认,这些看似不太符合规范公文的薄薄的几本原始案卷,却蕴藏着世纪风云,记录着人世沧桑,案卷里有一股凛然正气荡漾其间。“三反”“五反”运动是在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执政地位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毛泽东主席也及时告诫全党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在进城后的两年间,各地党和国家机关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时称“三害”)却不断发生,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1951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争发展的趋势及其对策,考虑到1952年全国可能出现财政困难,决定采取精兵简政、压缩开支、厉行节约、禁止浪费、增加生产等开源节流措施,以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需发展”的战略决策。根据中央精神,从1951年11月开始,各地发动了全面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各省市和中央局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的“三害”现象上报中央后,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他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深刻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中央决定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各地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行为和官僚主义现象。12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由此,“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与“三反”运动几乎是同步开展的“五反”运动也如火如荼进行,“五反”运动既是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资产阶级进行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继续,同时又是“三反”运动向纵深发展的结果。1951年底,随着“三反”运动进入高潮,全国各地在清查党政机关内部浪费、贪污、官僚主义“三害”的过程中,发现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贪污腐化行为与资产阶级的腐蚀拉拢直接相关,多数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就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根据“三反”运动揭露出来的线索,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当时称之为“五毒”:一是行贿。二是偷税漏税。三是盗骗国家财产。四是偷工减料。五是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三反”“五反”运动历时分别只有10个月和5个月,但成绩巨大,效果显著,得到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衷心拥护、积极参与和高度评价。据资料表明,“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揭露出了一批严重的贪污盗窃案件,并先后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和公审大会,对于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严惩。最典型的例子是依法判处了大贪污犯、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据统计,全国有共850万到900万人参加了运动,其中总人数的4·5%经最后核实定案给予了各种处分。在黄石,当时参加运动共计533人,贪污亿元以上的1人,千万元以上的35人,百万元以上的173人。百万元以上的贪污赃款总数22·01亿元,造成损失36·7675亿元,退赃2·907亿元。“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并实行了民主改革,对工商业者普遍进行了守法经营教育,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挽救了一批国家干部,起到了清除旧社会污毒和移风易俗的作用,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北,是当时全国各方面工作开展比较早比较好的地区之一,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竞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毛泽东深感事情的严重性。这里反映出来的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十一月二十日,他为中共中央将东北局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重视东北的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高岗关于“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1月20日。)

我静静地翻阅着这些案卷,这些虽然纸张发黄、文字模糊的案卷里面,分明有着厮杀之声,有着人头落地。那时,人们对贪污犯有一个形象的称谓,就是“老虎”,故有“打老虎”之说。中央规定“大老虎”的标准为6条:个人贪污1亿元以上者;个人贪污不满1亿元,但给国家经济造成严重损失者;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0万元,但性质恶劣,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1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吞没国家财产或官僚财产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凡符合以上6条之一者,即为“大老虎”。为防止实际操作过程中混淆政策界限或盲目追求打“虎”数量,湖北省委将“大老虎”的标准直接界定为“直接贪污1亿元以上者”(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新人民币即现在人民币,1元等于旧人民币1万元,1亿元折合今天的人民币1万元)。至于对不同的“老虎”们是如何不同的量刑处分,文件中并没有具体详说,但既然谓之为“老虎”,在必打之列则是必然的了。

  这表明,毛泽东决心通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像集中精力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和镇反运动那样,毛泽东又着手指导一个新的运动。

以史为镜,掩卷遐思,我不能不引发感慨:六十多年前,仅贪污1万元就被定为“大老虎”,由此可知当时我们的党中央对惩治腐败防微杜渐的坚强决心。历史已经昭示,在那种惩腐须用重典的形势下,我们的党风端正,社风清明,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为之焕然一新。联想到今天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类似这样的“大老虎”该是有多少?据近些年来报刊不时披露,在我们一批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中,贪污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竟大有人在,而奢侈浪费与贪污腐败又往往是交叉合流且兼而有之。奢侈浪费和贪污腐败现象的蔓延已严重破坏到我们的党群关系,影响到我们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时下何以要惩治腐败迭出重拳,那分明是在呼应六十多年前“三反五反”运动的警世钟声。

  很快,毛泽东就收到第一批报告。随后,在他的强有力催促下,各地、各部门、各大军区关于“三反”的报告陆续不断地送来。毛泽东及时批阅,发现重要情况和经验,立即以中央或他个人名义转发全党,并加写批语。

六十多年前的案卷,比我们的年龄还长,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时间在不断诠释它们的历史价值,我们应当无比珍惜和善于运用这笔宝贵的执政财富。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这一天,毛泽东转发了两个报告。一个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来的。毛泽东在批语中说:“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1月30日。)


  另一个是来自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报告。他们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毛泽东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市区党委,并在批语中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0、191页。)

  毛泽东转发高岗的报告,是向全党发出进行“三反”斗争的第一个号令,紧接着转发这两个报告,则进一步提出,要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斗争来进行,在全党彻底揭露和惩处一切贪污行为,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他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①(①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12月。)

  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从十二月四日到七日,毛泽东连续转发北京市委和中央几个部的“三反”报告后,觉得问题实在严重,“三反”斗争非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地进行不可。遂于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他甚至估计,“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②(②根据安子文1952年10月25日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的贪污分子共42人(内有杀人犯5人),死缓9人。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86页。),这当然是一种过分严重的估计。但透过这些,看到了毛泽东对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和反腐败的决心,绝不能容忍这类丑恶现象侵蚀党的肌体。同时,他又要求各级领导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

  此时,毛泽东处在思想高度集中、心情异常激愤的精神状态中。他每天批阅大量来自各省市,各大军区,中央各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三反”报告。择其重要的批转全党、全军,把他们的经验及时地加以推广,并对这些经验加以提炼、概括,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借以推动“三反”运动的开展。他愈来愈认定,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已极为严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猛烈的运动,就不足以“使贪污浪费猛澜早日停止”。

  从以下他写的几个批语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当时对党内这一斗争形势的估计。

  “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①(①毛泽东转发华北军区后勤党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11日。)

  “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

  这是完全正确的。”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批语,手稿,1951年12月17日。)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①(①毛泽东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30日。)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中央、大区、省市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手稿,1951年12月30日。)

  不论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还是他写的批语,口气都十分严厉,提出的要求都必须雷厉风行地办到。他要求各大军区都要发“三反”斗争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这些要求是不适当的,很容易造成偏差。

  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除夕之夜。他对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晚上八时写了一个批语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指名批评中南军区:“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③(③毛泽东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31日。)

  毛泽东写完这个批语后,才看到中南军区送来的两份材料,一个是中南军区党委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给所属军内各级党委的指示,提出必须以开展“三反”斗争作为当前中心工作;一个是谭政十二月三十日十五时关于将整编和“三反”结合进行给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又高兴了,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即刻给谭政写了一封信,说:“此件①(①指中南军区党委1951年12月29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及十二月三十日十五时电均阅悉。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最后一句话是:“盼望你们的捷报。”②(②毛泽东给谭政的信,手稿,1952年1月1日。)

  这时,已经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凌晨两点。信封上写着:“尚昆派人飞送。”毛泽东想了一下,又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对他说:“尚昆同志睡了,你直接去办。要谭政同志亲收,要取回他的收条。”一日上午八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乘专机直飞汉口。

  毛泽东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开始工作,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上午七时半才休息,连续工作了二十个小时。

  元旦这一天,下午五时半,毛泽东邀请十几位民主人士和党内几位负责人,在颐年堂聚会。他们是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章伯钧、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张奚若、彭泽民、邵力子、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齐燕铭。六时半,毛泽东同他们一起来到怀仁堂,出席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团拜会。

  团拜会上,毛泽东发表元旦祝词,祝我们国家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当时最令人振奋,而不少人又感觉到巨大压力的,是下面这段祝词:“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1页。)

  团拜会后,有一场晚会。许多部长和副部长早已坐立不安,没有心思再去欣赏精彩节目了。团拜一结束,纷纷离场,赶回机关,连夜部署本系统的“三反”斗争。

  对当时这个情景,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有一段叙述:“中央直属总党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一月一日至一月十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一月十一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一月三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

  就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各大军区到各级军区,“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手稿,1952年1月4日。)

  当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有一段回忆。他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48页。)

  时至一月中旬,毛泽东还认为,很多地方“三反”斗争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和浪费现象远远没有揭露出来。他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②(②毛泽东对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月14日。)

  这些日子,毛泽东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布置“三反”运动,以期把这一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

  一月十五日晚八时半,他在中南海住处召开书记处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三反”运动下一阶段的工作。参加人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杨尚昆、杨立三、安子文、萧华、彭真。当时刘少奇在外地视察和休养,没有参加。十七日晚八时,毛泽东又约朱德、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粟裕(副总参谋长)谈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生产和“三反”问题。十八日晚八时半,召开书记处会议,主要讨论天津“三反”等问题。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彭真、黄敬、刘澜涛,会议至次日凌晨二时结束。

  在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全国“三反”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一下子把运动推到高潮。这一布置,首先是在一月十九日中直总党委召开的有一千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的。“老虎”,这是当时人们对贪污犯的称呼,贪污旧币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一亿元以下一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

  毛泽东要求全党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①(①毛泽东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的电报,手稿,1952年1月23日。)他说,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②(②毛泽东致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电,手稿,1952年1月25日。)“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③(③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复电稿上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2月5日。)

  “打虎”最紧张的阶段,是毛泽东转发各地、各军来报并写批语最多的时候,也是毛泽东工作最紧张的时候。这时,毛泽东表现得很急躁,提出不少缺乏根据的“打虎”指标。他当时的心态是:“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④(④毛泽东转发六十六军党委关于打虎经验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12日。)

  毛泽东工作过于劳累,每天连续工作近二十个小时。三月四日这一天,从头天晚上一直工作到这天下午六时十分才休息,大约二十个小时。晚上十一时五十分起床后又继续工作。

  为了适当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秘书叶子龙嘱咐值班秘书:“军队,军以下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直属机关及地委、专署、县关于‘三反’的报告,均不送给主席看。”二月九日下午一时,身边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安排了一场电影,看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目的是让他在紧张工作之余,稍许松弛一下。这是元旦晚会以来毛泽东参加的第一次文娱活动。

  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一发现这个问题,就立即提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二月九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①(①毛泽东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电,手稿,1952年2月9日。)二月二十二日,他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②(②毛泽东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二月二十六日,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指出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③(③毛泽东转发中直党委关于“打虎”工作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6日。)

  鉴于贪污在旧币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中央曾规定,对其中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有的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这样,大约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以免予刑事处分。毛泽东认为,这个规定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同时,他觉得对很多的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还可以更宽一些,在中央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这四项外,再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①(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行政处分共六项:警告、记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他说,这样,很多小贪污分子(约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林彪、聂荣臻的信,手稿,1952年2月9日。)

  不久,他在给陈毅的电报中说:“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五十万元以下而且是一百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③(③毛泽东致陈毅电,手稿,1952年2月29日。)同日,他告诉周恩来,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发一指示。④(④1952年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的若干规定》,其中对贪污一百万元以下的不作为贪污分子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具体规定。)三月一日,李富春送给毛泽东一个报告,是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的规定。毛泽东当即批示周恩来酌处,说‘‘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还太严了”。⑤(⑤毛泽东写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2年3月1日。)

  一方面,对一般的贪污分子,尽可能地从宽处理,甚至不划为贪污分子,把绝大多数的人尽快解脱出来,以利于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继续要求深挖“老虎”,特别是“大老虎”,这是毛泽东在“三反”运动后期的一个指导思想。

  在“打虎”高潮中,不少机关主要是财政部门,业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已经停顿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在与陈云、薄一波研究后,于二月十五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专搞业务,是完全可能的。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以这样做了。毛泽东阅后立即回复周恩来:“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请速予调整。”①(①毛泽东复周恩来的信,手稿,1952年2月16日。)十七日,毛泽东电告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②(②毛泽东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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