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是透过七贤的稿子创作,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六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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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竹林七贤是谁?竹林七贤介绍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他们常集于山阳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

竹林七贤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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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贤”,指的是魏晋时期以崇尚老庄的嵇康、何晏为代表的七位贤士。他们不求仕途,鄙视官场的阿谀奉承、弄虚作假、勾心斗角和攀比附会,富贵淫欲、远离大道之不正之风。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时期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博爱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竹林七贤是谁?竹林七贤介绍

他们追求心灵的净化和返朴归真,在自然中体会“大道”的真谛,以此见证人原的本性。每日以竹林为伴,以山水为友,以道为母,以自然为极乐;或谈玄论道,或鼓琴饮酒,过着无碍心境,不为物累的恬淡生活。

嵇康等七人相与友善,常一起游于竹林之下,肆意欢宴。后遂用“竹林宴、竹林欢、竹林游、竹林会、竹林兴、竹林狂、竹林笑傲”等指放任不羁的饮宴游乐,或借指莫逆的友情;以“七贤”比喻不同流俗的文人。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

竹林七贤将神仙学术与玄学相结合,著书立论,确立并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魏晋玄学”。这一思想体系为道教的神学、仙学、养生学、处世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竹林七贤”中以山涛年事最长,且“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都是山涛发现的,而向秀也是由山涛发现并介绍给嵇康和阮籍认识,因此,山涛是竹林之游实际的组织者和人事核心。

他们常集于山阳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在政治上,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更因此被杀。相反王戎、山涛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并成为其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向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由是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

中国三国魏7位名士的合称,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魏正始年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7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7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
,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已佚。

七人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籍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氏,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嵇康被害后托付子女于山涛,山涛亦不负旧友。王戎自幼聪慧,功名心较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之乱,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但在当时年代不失为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

竹林七贤:嵇康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各散东西、分崩离析。

嵇康,三国时曹魏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竹林七贤”之一。字叔夜。谯国至人。
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曾任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其罪证之一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
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已佚。

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任过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著有《养生论》。与阮籍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魏氏春秋》:“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
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他的朋友山涛,后来投靠司马氏
当了吏部尚书,曾劝他出去做官,他遂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加以拒绝。因“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集团,遭钟会诬陷,为司马昭所杀。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

嵇康在政治思想上“托好老庄”,排斥“六经”,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决破礼法束缚。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肯定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嵇康自幼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其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山巨源绝交书》、《难自然好学论》等为其代表作。诗长于四言,风度清峻;《幽愤诗》、《赠秀才入军》较有名。所撰《声无哀乐论》,认为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断言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而其目的则在于否定当时统治者推行的礼乐教化思想。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并曾作《琴赋》,对琴的奏法和表现力,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述。

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残酷,导致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但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生命,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竹林七贤”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

在人生哲学上,他的主张是: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

嵇康

有趣的是,嵇康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

嵇康(223-262)三国魏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字叔夜。谯国至(今安徽宿州市西南)人。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任过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著有《养生论》。与阮籍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魏氏春秋》:“(嵇康)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他的朋友山涛(巨源),后来投靠司马氏当了吏部尚书,曾劝他出去做官,他遂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加以拒绝。因“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集团,遭钟会诬陷,为司马昭所杀。

竹林七贤:阮籍

嵇康在政治思想上“托好老庄”,排斥“六经”,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决破礼法束缚。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明胆论》),肯定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嵇康自幼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其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山巨源绝交书》、《难自然好学论》等为其代表作。诗长于四言,风度清峻;《幽愤诗》、《赠秀才入军》较有名。所撰《声无哀乐论》,认为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断言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而其目的则在于否定当时统治者推行的礼乐教化思想。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并曾作《琴赋》,对琴的奏法和表现力,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述。

一、家世出生及早年志尚

阮籍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生於建安15年。父亲阮瑀,是诗人、散文家,「建安七子之一」。为曹操亲随吏员,当时军国书笺多由他和陈琳两人草具
。阮籍三岁的时候父亲过世,但因为曹氏父子及阮瑀友好出於长期共事的情谊,对於阮籍及其母亲深怀同情,并有所照顾。阮籍年少时以好学不倦、不慕荣华富贵、道德高尚的古代读者―颜回、闵子骞微效法的榜样,刻苦攻读。除此之外,他还习武。但是少年的阮籍也沾染上一些浮华公子的作风。当时有一批宗是戚属的豪门公子,颇以浮华相尚,如何晏、李胜,再洛阳互相连结,构煽风气。阮籍与他们年龄接近,难免受了些风气影响,可是阮籍始终未予其流。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阮籍作品今存赋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阮籍非常鄙视礼法之士,所谓礼法之士主要是投靠司马氏父子的一些人物,这些人多是文人,他们为虎作伥,仰承思马氏父子的意旨,鼓吹「唯法是修,唯礼是克」,以礼法、名教为工具,来巩固篡夺来的权利,同时束缚政治反对派的手脚。这种礼法是司马氏集团用以配合其血腥屠杀政策的一种政治打击异己的手段。阮籍在对付这些礼法之士,最有名的就是他的青白眼。

山涛

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稽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斋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

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最年长的一位。他之加入竹林名士,是以其风神气度。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对他的评论是:“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也就是说,他给人一种质素深广的印象。而大器度,正是其时名士之一种风度。虽然山涛与嵇康、阮籍情意甚笃,但是志趣其实并不相同,这从他举嵇康自代以至引出嵇康与之绝交一事,即可说明。他走的是另一条入仕的道路。

据说,他的母亲去世之後,稽康的哥哥稽喜来致哀,但因为稽喜是在朝为官的人,也就是阮籍眼中的礼法之士,於是他也不管守丧期间应有的礼节,就给稽喜一个大白眼;後来稽康带著酒、夹著琴来,他便大喜,马上由白眼转为青眼。从这一段故事中,我们除了可以发现阮籍对於礼法之士的鄙视外,也可以明显看到他不为礼俗所限制,稽康也是一样。他不会因为守丧就将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觉得不喜欢的就清楚的让人家知道,我想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殊现象。阮籍对礼法之士的憎恶,除了表现在青白眼外,还表现在他的赋中。

山涛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他谨慎小心地接近权力。在曹氏与司马氏权力争夺的关键时刻,山涛看出事变在即,“遂隐身不交世务”。这之前他做的是曹爽的官,而曹爽将败,故隐退避嫌。但当大局已定,司马氏掌权的局面已经形成时,他便出来。山涛与司马氏是很近的姻亲,靠着这层关系,他去见司马师。司马师知道他的用意与抱负,便对他说:“吕望欲仕邪?”于是,“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郎中。久之,拜赵相,迁尚书吏部郎。”开始做的当然都是小官,到了任尚书吏部郎的时候,山涛的仕途便一帆风顺了。

二、药与酒

嵇康曾有《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后人因此对山涛颇多鄙夷。虽然山涛并不像嵇康那样是非分明,刚直峻急,但也只是行不违俗而已。譬如他也饮酒,但有一定限度,至八斗而止,与其他人的狂饮至于大醉不同。山涛生活俭约,为时论所崇仰。他在嵇康被杀后二十年,荐举嵇康的儿子嵇绍为秘书丞,他告诉嵇绍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可见他二十年未忘旧友。

阮籍似乎是不服药的,在他的著作里很少提及此事,只在咏怀诗第70首曾写到过:「采药无旋反,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
从这里看,他连对神仙的信仰有时也要动摇,不无迷惑踌躇之感,而对於服药一事更没有稽康那样深信不疑、热心实行。阮籍不服药,却颇有些「为酒事物,焉知其馀」的意思。他是酣饮、痛饮、狂饮,不拘场合,有酒必醉。阮籍嗜酒,其出发点同稽康服药是一样的,都是希望以此为途径来超脱现实、消解矛盾。阮籍曾数次在醉酒掩护下躲过了司马氏集团像他伸来时而拉拢,时而加害的手。从性格上来说,服药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要先采药、调配处方、还有许多规矩,其步骤要求不能稍有错乱,否则便可能中毒甚至丧命之虞。非精细耐心之人,不可随便服用。阮籍性格浑朴旷放,对这种精细而又危险的高级享受是不能适应的,他宁愿去从事简单易行得多的饮酒。从政治上来说,阮籍的态度是比较软弱的,他看到曹魏皇室大势已去,司马氏执政已成为无法更改的现实;他明白服药飞升之事太渺茫,他还得谒抉R氏统治下打发日子,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缺少在政治上向司马氏集团挑战或明确地划清界线的勇气,所以对阮籍来说,醉酒是最好的摆脱政治困境的方法。

至于他投靠司马氏,似也无可非议。因为士人求知的目的是“经世致用”,他们想必也有所谓的“实现自身价值”的问题。但他们拥有的纯知识的地盘却是如此之少,除了天文、历法以外,其他的科学技术几乎都是“医卜星相”、“百工”的贱业。法律、经济和管理也大多是吏胥的专利,琴棋书画之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业余爱好,他们所能做的也就只有读书与做官了。在皇权垄断一切的社会,仅有一技之长以至鸡鸣狗盗者自不必言,就是有经纬天下之术的盖世英才,舍“货与帝王家”之外也少有一展身手的。

这里有几个有关阮籍喝酒的小故事。

向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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